2011年2月21日

千万冤魂――毛时代非正常死亡调查

作者:张敏
来源:凯迪社区

回顾中国毛时代走过的道路,在人们记忆深处,有一份非正常死亡者的名单。据来自多方面的专家研究,这是记载着至少三千二百万无辜者姓名的长长的一份死亡名单。记者就这个题目,采访了对中国当代史一些重大事件作过艰辛调查、专门研究的几位专家。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先生认为,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是对老百姓戕害最深的时期。

阮铭:对老百姓戕害最大的,一个是三年大饥荒,再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在历史上是不可以原谅的。文化大革命不但牺牲了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实际上牺牲的更多的是老百姓,特别是六八年的武斗,牺牲了多少老百姓!大饥荒主要是饿死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中间最根本的祸事就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到现在,有关饿死人的统计数字中共也没有公布,目前估计有两三千万人,当然也有估计到四千多万的。

记者:据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口号与中国》一书披露:"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减少的出生人口共有四千万"。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著有《阳谋》和《人祸》两部书的丁抒博士对于这一问题有专门的研究。丁教授请您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死亡不要再统计下去了"

丁抒:大跃进期间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这个死亡人数很难准确计算,因为当时在死亡数字上弄虚作假是普遍现象。那时候,河北省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询问本地区饿死人的情况,下属向他请示,饿死人的数字是不是可以少报一点?原因是有的地方死了人不报告,结果不但受到了上面的表扬,而且死人的那份口粮还可以继续领,这叫吃空额。而张家口报一个死亡,减一份口粮,报一次死亡,受一次批评,因而各省上报国家统计局的死亡数字,已经是缩了水的。

当时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贾启允曾这样说:"全国各级统计部门都在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下工作,统计数字直接受到各级党政领导人主观随意性影响,计划部门可以修改统计数字,统计数字很难搞得准确。"由此可见,全国各地真实的死亡人数是很难准确计算的。

记者:丁抒教授,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当时几个饿死人较多的省份的情况?

丁抒:安徽作家张万舒曾经这样记述:"一九六零年,虽然风调雨顺,由于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田园荒芜,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据定远,凤阳,嘉山三个县一九六一年的人口统计,共减少了四十多万人。"

一九九零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人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其中有一个人民公社,每三个人中就死了两个。一九五八年九月,毛泽东视察安徽的时候,曾经对无为县最早实行供给制大加夸奖,可是就在一年以后,无为县竟成了人间地狱,该县饿死了约二十万人。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老家全椒县,一九六零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万余人,每六个人中就死了一个。北京大学现在一位教授当时在全椒中学读书,一九九五年他对友人回忆道:"我一九六零年上初中时,是在县城上学,每月有三十斤口粮,而我的养父母在我上初中时都饿死了,我家所在的村是个大村子,村里至少饿死了三分之一。我的同龄伙伴,没在县城上学的,差不多都不在了。"这里要说明一下,当时,凡是在县城里上中学的,都有定量的口粮,所以饿不死,而没有上学在村里的,差不多都饿死了。这位教授还说:"我上中学的时候,路边全是死人,有的还有气,没人管,有的村人都死光了。"

一九八六年时的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三年困难时期,甘肃有很多人死于饥饿,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量调查以后,得出结论说:"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实际上,甘肃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一百三十万,接近二百万。

当时,河南有几个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信阳事件。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在信阳,饿死人信阳也是第一。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数,如今官方公布的是五十万,但这与各县分别披露的数字不符合。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饿死了四千人,六个县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接近了五十万人,而在信阳地区,这样的县、市还有九个。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领工作组到了信阳,调查了五个月以后,陶铸在一次讲话中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山东的情形与河南差不多,饿死人在二百五十万到三百万之间。

遵义是所谓革命圣地,因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遵义开会,毛泽东得到了领导权而闻名。但是,毛泽东革命成功十年以后,遵义地区却成了人间地狱,农民成批成批地饿死,有的地方全家全家地死绝,成堆成堆地埋人。遵义县仅仅在一九六零年内就死了七万一千八百多人。

一九六零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写进简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省委一听说,立即下令收回,可是晚了一步。结果,北京还是知道了遵义事件。四月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帅孟奇曾经打电话,要贵州省委监委汇报遵义死人的情况。七月三日,省委书记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地委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可是,当李景膺亲自去遵义处理遵义事件时,只是将几个县委书记撤职了事,而将遵义党委书记李苏波上调到省里,当了省计委副主任。

⊙坟头多,纸钱多,白鞋多

天府之国四川死人最多。四川是大跃进人祸危害最烈、灾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跃进的时候,曾经兴致勃勃地驱车到莲花村和都江堰参观,毛泽东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清水秀呦。"受益于都江堰的水利设施,灌县两千年来一直旱涝保收,就在这个从来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有四万人饿死,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毛泽东曾经视察过郫县红光合作社。"红光社,开红花,毛主席到了我们的家。"这是当时郫县乃至全四川的学童都得会背诵的歌谣。可是两年以后,就是这个红光社,人口竟减少了一千二百四十五人!占该社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一。多少唱过《毛主席到了我们家》的学童活活被饿死!

一九五九年曾经宣布粮食要平均亩产万斤的富顺县,饿死十万余人,每七个人中就死了一个。长江三峡以巫山神女闻名的巫山县,每六个半人中就饿死一个人。大邑县死亡率更高,每五个人中就死了一个。四川荣县六十多万人口,有四分之一饿死在那场空前的大饥荒中。全国的人口,四川第一,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远远超过任何一个省份,整个大跃进期间,四川饿死的人数高达八百一十万,每九个人中就死了一个。

鱼米之乡一样饿死人。一九五八年曾经放出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全国头号高产卫星的环江县,一九六零年饿死了三万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居然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在街上有人公开卖人肉!从南京往南不到一百公里,在石臼湖与固城湖之间,有一个很富庶的高淳县,从一九五九年上半年起,高淳就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饿死人事件,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亲自赴高澄进行调查,回到南京以后,他谈起高淳的情况说:"农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只剩几个人,何等惨啊。"

江苏长江北边的江都县,就在这个富庶的水乡,三年间饿死了三万八千四百人。江苏北面的高邮县,饿死了三万七千多人,其中一万七千多是儿童。全国到处都饿死了人,哪个省都不例外。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也不例外,当时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原水利部副部长李锐,在虎林县兴华村劳动,据他回忆,一九六零年秋收前后,村中就开始死人:"有一个同我一起驾牛车拉草回来的老汉,第二天没有起来,躺在炕上走了。一个同我很谈得来的老头,去世前只说:'我想喝一碗稀饭。'一九六一年年初,我离开兴华村时,村中已经饿死了二、三十人。"伟大领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郊区农民是被牺牲的一群。从天安门前的长安街向东,出了城就是通县,县委第一书记刘拓事后这样承认说:"当时,通县的大镇永乐店有"三多":坟头多,坟上的白纸钱多,穿白鞋的多。"

记者:丁抒教授,据您所知,历年来学者们公布的中国全国大饥荒死亡的数字是多少?

丁抒:首次提及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数字的是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书上说,当时"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办的学术刊物《社会》刊登了一篇金辉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公布了他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为依据分析的结果:

"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人"。一九九六年英国记者贝克出版的《饿鬼》这本书里说,中国当时"至少有三千万人饥饿致死"。

一九九一年,我曾经估算过中国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两千四百七十万。最近,我又根据中国政府新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重新作了计算,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三年大饥荒中至少饿死了三千万人。

⊙历史、世界上空前的自杀高峰

记者:除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以外,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集中的又一个高峰。根据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友琴博士的研究,一九六六年在以红卫兵制造的以红色恐怖为特征的"红八月"里,仅北京市被活活打死的人超过了一千七百人。王博士您认为,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

王友琴:根据当时内部的报告,八月二十日到九月底,在北京被打死的人是一千七百七十二人。有的人认为,实际数字可能比这个要大。打死人的最高峰的时期是在毛泽东第一次和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之间,也就是在八月十八日和八月三十一日之间。

打死人这样的行为不仅在北京发生,也在外省发生,正是因为这些死者是普通人,是无辜者,所以记住他们的名字,表示我们对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也是为了让我们每一个活着的生命能够得到平等的保护。

巴金先生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可是,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博物馆有实际动工的可能。尽管如此,至少我们现在可以白纸黑字地把这些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写下来。

记者:丁抒博士,您对文革期间发生的大量打死人的情况是怎样看的?丁抒:文革中死人,有几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一九六六年的红色恐怖,从六月份到八月份那一段,伴随着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黑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上,从来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棒和皮带。全国在这场红色恐怖中被杀的,应该不下十万人。

更多的人自杀了。在中国,甚至世界历史上,还从不曾有过如此多的人在那么大的范围内,用那么多的法子结束自己的生命。八月二十四日,作家老舍在太平湖投水自杀,接着,许多人选择在太平湖了结自己。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太平湖竟成为"殉难者的圣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估计文革初期全国自杀的人数在十万到二十万之间。

一九六七至六八年的武斗是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第二波高峰。有的地方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引起当地军队的镇压,造成大批伤亡。武斗需要武器,很多地方是在军队支持下明抢暗送,半送半夺,或者干脆就开放兵器库任意拿龋这一切,毛泽东是知道的,所以,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时候说:"武斗,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

虐待俘虏是文革中武斗的一大特色,武斗中死亡者相当大一部分是被虐杀的战俘。比如,河北雄县三十八军支持的那一派动用大炮攻打对立面,攻克对方据点后,将妇孺用铁丝串起来,游街之后,全部枪杀。

陕西安康县武斗中,乱打乱杀俘虏二百八十六人,包括用长矛杀戮,用刀砍,用石头砸,用枪打,以致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安康县甚至在一次审讯中活埋了十三个人。武斗使人变野蛮,视人命如草芥。四川内江市竟然有人因为与人交换毛主席像章而发生争执,拉响了一颗手榴弹,炸死二人,炸伤四十九人。

两年多的武斗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该在三十万以上。"清理阶级队伍"是毛泽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全国两千多个县,一个县平均有一百多人死于清理阶级队伍。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几个大案子,每个案子都死了相当多的人。

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康生指示在内蒙古抓"内人党"(内蒙古人民党),在整个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军区有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被揪斗,被关押,其中四分之三是蒙古族人。因为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的多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多人,被整死的有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

按照毛泽东"专政是群众专政"的指示,各地都层层建立了所谓"群众专政指挥部"。江西万年县委群众专政指挥部所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杠子、站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坐喷气式、铜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袄、在太阳下曝晒等数十种。大黄公社一位女医生被诬蔑为现行反革命,被揪出来,用电击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据县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整死的人数多于武斗和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粗略估计,死于清队运动的人数应当在五十万以上。

记者:紧接着"清理阶级队伍"的是"一打三反"运动,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一打"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三反"是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丁老师请您谈一下"一打三反"中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割喉管

丁抒: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另一个文革期间死人的高潮,是当局所谓"依法"枪决反革命分子的高潮,也是文革十年间官方杀人的集中期。所以,文革结束后,最高人民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一九七零年代"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的七十人中,一九七零年判处的就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零年判处的就有二十二人。

枪决反革命分子之前,使反革命分子发不出声音的作法在全国大行其道。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为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枪毙,在押往刑场前,他的喉管被割断。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之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的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音来。当局在枪毙辽宁省女干部张志新前,也割断了她的喉管。

据被诬蔑为"里通外国"画家韩美林回忆他当时在安徽淮南市,监狱中一杀人,就清晨四点钟拉铃,然后几个高音喇叭同时播放样板戏,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他们用手一个一个地点:"你!","你!","你!",而后是惊天动人的哭叫,随着是一阵慑人魂魄的枪声。

"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这三场运动,一个连着一个,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群众被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致死。这场运动的非正常死亡数也应当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

以上谈的仅仅是文革中几个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概而论之,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在二百万,也许高达三百万。

记者:丁抒博士以上谈到的仅仅是在毛时代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最集中的几个时期的情况,毛时代各个时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虽然背景不同,但都不会被历史遗忘,其中相当多的人在他们含冤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甚至被剥夺了受到人们公开哀悼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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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裕生:穆巴拉克为什么没了机会?

2月12日晚上,穆巴拉克通过副总统苏莱曼宣布辞去埃及总统职务,把国家权力移交给了埃及军方,结束了他对埃及逾三十年的独家统治。突尼斯人民不仅结束了自己国家的独裁政治,而且启动了中东的民主化浪潮,这是继苏东解体之后又一波更具普世意义的民主化浪潮!

我们知道,直到11日上午,穆巴拉克在电视讲话上还拒绝辞职。不过,我们注意到,一,他同意把部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苏莱曼;二,同意成立有反对派参与的修宪委员会,对涉及总统任期、候选人资格等条款进行修改,以使未来能够进行公平、公正、透明的总统选举;三,承认示威者对民主化改革的诉求是合理的。在这之前,他在政府与党内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月28日,穆巴拉克要求总理纳齐夫领导的政府辞职,次日,任命民航部长沙菲克为新总理并负责组阁,任命情报局长苏莱曼为副总统,这是穆巴拉克1981年上台以来首次任命副总统;2月5日,穆巴拉克让他所在的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总书记与执行委员会集体辞职,任命支持改革的民族民主党成员胡萨姆・巴德拉维为总书记兼政策委员会书记;敦促执政党、政府迅速启动与反对派对话,2月6日,政府与反对派团体就成立修宪委员会、结束紧急状态法等关键问题达成共识。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采取了如此密集的重大举措,想必也是穆巴拉克这个强人在他荣耀的位置上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了。由于目标明确――安抚与平息以要自由、要民主、要公正为诉求的抗议运动,所以,这些措施包含着把埃及带向民主化的实质性安排。穆巴拉克在不到十天作出的这些朝向民主化改革的重大举措,大概要比他在三十年里装模做样作出的所有政治改革举措更具广泛性与实质性。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以为这些"真心实意的"民主化措施能平息民主的要求,能让他在埃及民主化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但是,他失望地发现,他领导了三十余年的埃及人民不再给他机会了!

这很容易让中国人想起清王朝覆灭的命运。自从鸦片战争开始,国际社会与王朝臣民其实一再给大清王朝革新自强的机会,但是,它却一再错失这些机会。甲午海战惨败之后,以立宪为核心的戊戌变法本是忍受了大半个世纪贫穷、腐败与耻辱的国民给大清王朝最后一次革故鼎新的机会,但是,掌握了清王朝最高权力已逾四十年的慈禧太后似乎以为机会还有的是,以致对权力的痴迷最终断送了对最后机会的把握。等到她"真心实意"或"心甘情愿"下旨施行君主立宪时,历史已不再给她机会,不再给清王朝机会。

这里,我们要问,尽管慈禧太后与穆巴拉克在最后"关头"都试图进行各自国民原来强烈要求的政治改革,但是,为什么他们各自的国民都不再给他们机会呢?尽管时代不尽相同,国情也各自有异,但是,他们丧失历史性机会的原因却是一样的,那就是他们都彻底丧失掉了一切信誉资产,首先是担当社会正义的道德信誉资产与承担合法性的政治信誉资产。

实际上,任何来自国民的政治改革呼求,其根本动因都是因为国家权力已不能有效维护社会正义,甚至是严重阻碍乃至损害了社会正义,或者国家权力已明显偏离了合法性,甚至失去了合法性;而所有这些来自民众的改革诉求,其根本目标都无非是通过对制度的合理安排来使国家权力能够运行在合法性的轨道上,以便能够真正担当起维护与实现社会正义的使命。所以,一个政治领导人拒绝国民的政治改革诉求,意味着拒绝社会正义,拒绝合法性。

就近代以来而言,维护与实现社会正义的首要前提是维护与保障公民个体的自由权。自由权是每个人维护自己的其他一切权利的首要前提。而在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制度中,只有代议民主制才有可能在最大限度内维护与保障公民个人的自由权。所以,近代以来,所有来自民众的政治改革诉求,都指向民主化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拒绝民主化改革,也就意味着拒绝社会正义,拒绝合法性。拒绝一次,也就失去一次道德信誉与政治信誉,拒绝的时间越长,失去这些信誉资产也就越彻底。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国家制度不能维护社会正义,对国家意味着积弱,对于国民意味着不公。因为国家不能维护社会正义,在根本上一定是因为这个国家在制度安排上有根本缺陷,以致在这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有效的、盛行的是各种恶法,包括千奇百怪的潜规则,相反,公正的法律与普遍的道德在这个国家的公共领域里竟然失去了有效性,它们或者只停留在纸面上,或者只存在于人们的良知里。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公法失效,恶法流行,都概无例外地集中体现为恶政当头,腐败横行。其结果必然是权势阶层通过各种恶法、恶政、恶规巧取豪夺而富上加富,而绝大多数民众则被这些恶法、恶政、恶规挡在了各种机会、各种利益之外而日益沦落为弱势群体,朝不保夕。这样的国家即使在发展,即使它的国库并不空虚,即使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在扩张,甚至看起来还很庞大,但是,它实际上是在积弱。因为恶政与腐败每时每刻都在腐蚀着这个国家的合法性,都在销蚀着国民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感。而国民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感有多稀少,这个国家就有多脆弱。

"辛亥暴动"就其发生的规模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以至当时有些国际观察家并不认为它是一场革命。清王朝之所以被这样一次规模不大的暴动所终结,恰恰就在于腐败的日益严重与政改的一再拖延,彻底葬送了国民对清王朝的所有认同感,葬送了社会精英对清王朝抱有的一切希望。

实际上,阿里仓惶出走突尼斯,穆巴拉克黯然离开开罗,其缘由也与清皇室颓然逊位并无二致。阿里统治突尼斯23年,穆巴拉克统治埃及30年。他们的政府都曾被称为伊斯兰世界的开明政府:在政治领域与西方世界交好,在经济领域奉行市场经济与私化政策。这些政策层面的安排都是务实的,也是合理的,因此给各自国家带来了较长时段的发展与繁荣。突尼斯甚至曾是非洲竞争力排名最靠前的国家。就个人来说,穆巴拉克与阿里都是治国能人,埃及与突尼斯在他们各自的统治下,也都国力大增。但是,他们的威权统治与所有专制统治一样,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腐败横行无忌,社会正义遽遂退席,社会不公蔓延无边。这些,每天都在消耗着他们执政的合法性,每时都在销蚀着国民对他们执政的认同感。在他们慢长的统治期间,他们各自的国民都一再要求进行民主化改革,但他们都以各种理由、各种手段加以拒绝或变相拒绝。实际上,他们和清皇室,以及所有那些迄今仍以各种借口维护专制统治的人们一样,都没有明白一点的是,国民对民主化改革的每一次诉求,既是在表达国民对现政权合法性的质疑,表达国民对现政权的认同感出现危机,同时也在表达国民仍然对现政权抱有希望,希望现政权能够通过革新获得合法性,通过革新修复国民对它的认同感。对民主化革新的一再拒绝,是所有专制政权为最后葬送自己埋下的最愚蠢的伏笔。

当然,埃及、突尼斯的威权统治与清王朝的帝王统治并不完全一样。帝王统治的专制性质是一目了然的:这里,甚至没有规定国家权力的来源与界限的宪法;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皇权是没有界限的。但是,埃及以及所有现代威权统治,其专制性质并不那么一目了然,它们更隐蔽,更具欺骗性。在所有现代威权统治的国家里,都有一部号称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宪法,都以现代政党的方式进行动员、选举与统治,都设立了人民代表议会与协商会议(如埃及)这类议会式的常设机构。这些政治运作与政治机构在形式上看起来都很"民主",都符合现代代议民主制的形式要求。但是,它们实质上却完全是地地道道的专制统治,甚至是最坏的专制统治。它们通常以下面途径在"形式民主"的表面下行威权专制的实质:一,把某个集团或某个政党在国家中的唯一领导地位作为宪法的最高原则,使宪法在现实生活永远被虚置,永远成了一纸空文;二,颁布某种紧急状态法,以使所有其他个人或反对派问鼎国家政权成为不可能;三,在法律上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不加限制,以使现任统治者总能够高票再次当选而无限期统治下去;四,限制直至取消结社、言论、出版、示威的自由权,以维持一党独大独尊的地位,封杀对执政党的一切批评与质疑;五,以政党运作的方式,在组织上通过渗透国家基层的每个角落达成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在思想上通过意识形态化的教育与宣传达成对国民精神世界的控制。

现代政治实体只要采取上面任何一项措施,它就可能走向专制统治;它采取上面的措施越多,其专制程度也就越高,其反民主的色彩也就越浓;专制程度最高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所谓极权制度,它不一定要采取上面的所有措施,但是它一定采取了上面前后的主要措施。

不过,不管其专制程度有多高,任何专制政权都将被民主化潮流所埋葬。正如中国近代最伟大、最具现代政治品质的政治家孙中山先生如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个世界潮流就是民主化潮流。这个潮流为什么具有如此的力量,如此的不可回避?这不是因为别的,仅仅因为政治上的民主化,实乃社会的正义化,生活的道德化。因为,如果自由权正如康德所论证的那样,实乃每个人的道德权利,即出于道德法则所要求与允许的权利,那么,维护与保障每个人的自由权,也就意味着维护与保障每个人能够按道德法则行动、生活,从而保障与鼓励每个人过道德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最能维护与保障个体自由权的政治制度,民主化诉求,也是对道德生活的诉求;而就自由权是一切社会正义的前提而言,民主化诉求也是对社会正义的诉求。简单说,民主化潮流不可阻挡的力量基于道德与正义,而最根本的,则是基于自由。因为正是自由使道德、权利、正义成为可能。

如果说近代人类有什么最根本的进步或改善,那么,在我看来,就是对人类自身的自由有了真切的认识与觉悟。对自由的这种真正认识与觉悟,使对自由权的诉求成为必然的,从而使政治民主化的诉求成为必然的。尽管对自由的这种认识在世界不同地方的进程是不同的,但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人们都将会认识自身的自由,觉悟自身的自由,因此,对自由权与民主化的诉求,在世界任何地方也都将是必然的,它将穿越山脉与海洋,穿越历史与文化,来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由突尼斯开始的中东民主化浪潮之所以比苏东民主化浪潮更具普世性意义就在于,它表明了民主化浪潮由基督教文化世界大面积地扩展到了伊斯兰文化世界。

在人类民主化历程中,中东不能例外,任何地方也不可能例外。

觉醒者,推动民主化,甚或为民主化准备条件,如蒋经国;迷误者,坐视民主化机会在自己手中流失,如穆巴拉克,甚或阻挡民主化进程,如慈禧太后。

有前贤蒋经国先生借鉴,如果慈禧太后今日再世,又将何为?为迷误者,抑或为觉醒者耶?

2011-2-14
作者:黄裕生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d8095a0100oko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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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7日

六四抗命将军22年首现身:宁杀头,不作历史罪人

2月15日,"六四事件"中,面对中共镇压学生的命令,抗命拒绝屠杀学生的军官徐勤先将军,22年来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表示对当年行为"没什么可后悔"。


现年75岁的徐勤先原籍山东掖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为"抗美援朝"招兵,徐勤先当时要求当兵但年龄不够,他咬破手指写血书要求参军才被接受。之后在解放军38军,从坦克师报务员开始,一路做到38军军长,直至1989年六四抗命被革职和被判监入狱。徐勤先六四期间抗命的事件被中国当局全面封锁,只是在海外有诸多传闻,此番媒体曝光,引海内外关注和热议。

"做了就没什么可后悔"

香港《苹果日报》在偶然的机会下采访到正在李锐家中做客的徐勤先,报道称,谈到对22年前那件事有何想法,是否后悔?徐勤先口气淡定地说:"已经过去的事,就无所谓后悔了。已经做了嘛!要不然就不要做,做了就没甚么后悔的。"

徐勤先还向《苹果日报》介绍了他目前的生活情况。在他刑满出狱后,中国当局安排他在河北省石家庄养老,他称自己"每天读读书,看看报,看看新闻",而且身体也不错。他表示虽然开除党籍但仍享受副军级待遇,现在也有人身的自由,有时候在待在北京,有时候会待在石家庄,并没有受到干扰。

徐勤先抗命--宁杀头 不做历史罪人

香港天地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作品《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中,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新内容,详细记载当年徐勤先拒绝率领部队参与戒严、镇压学生的过程。

德国之声记者电话联系了杨继绳,但他在电话中仍多有顾虑,告知德国之声记者:"我与徐勤先见过多次面,关于见面的经历,我都写在书里,以书中写的为准。"

书中记载:"当时,徐勤先因患肾结石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就医…… 5月17日,徐勤先接到北京军区的开会通知。"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来柱宣�中央军委命令,让军长们当即表态。其他军长没表示不同看法。徐勤先说:'口头命令我无法执行,需要书面命令。'李来柱说:'今天没有书面命令,以后再补。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做的。'徐勤先说:'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口头命令我不能执行!'李来柱说:'那你就给你的政委打电话,传达命令。'"

"徐勤先给政委打了电话,然后说:'我传达了,我不参与,这事和我无关。'说完就回医院。他回来后同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说,他作了杀头的准备。他说:'宁肯杀头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

"为防出现第二个徐勤先,不得不第二次调兵,还对已调进北京的军队的�防重新进行调整。徐勤先回到医院后很快被带走,被关在某地,后被军事法庭判五年徒刑、开除党籍,在秦城监狱服刑(最后一年在公安医院)。"

就徐勤先的抗命义举,徐勤先的挚友--曾任毛泽东秘书的中共开明派人士李锐曾赋诗"怀仁博学真儒将,一代豪雄硬脊梁。甘赴刑廷违上命,但求民主大兴邦。"并逃过审查得以在李锐的诗词对联集中发表。

我们对不愿执行镇压命令的军人充满尊敬

流亡海外的学者吴仁华,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天安门民主运动"中戒严部队和中共如何镇压和平请愿学生的研究工作,著有《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等书。就徐勤先将军当年抗命义举,吴仁华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首先表达了对徐将军的尊敬之情:"我想在当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当中,及后来的"六四"血腥镇压当中,公众最敬佩的人就是当年的38军军长徐勤先将军,在1989年5月19号北京戒严以后,当时在民众当中就广泛传颂的就是徐勤先将军不愿执行镇压命令、不愿向"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开枪这样的事迹,所以这件事情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当中应该是大书特书的事情,我个人和包括当年很多亲历者,对徐将军充满了尊敬。"

吴仁华也向德国之声记者介绍了当时在"天安门民运"中军队镇压及更多的军人抗命情况:"1989年六四中共调动入京「平暴」的军队多达25万人,涉及解放军24个集团军中的14个,其中以38军和27军出动兵力最多;六四大屠杀中,向天安门广场武力挺进的陆军第38军、39、54集团军和空军第
15空降军是四大主力。

"大屠杀后这些军队均论功行赏,军官得到犒赏、提拔。其中徐勤先将军原在的38军,政委王福义升任北京军区副政委授中将;参谋长刘丕训升任副军长授少将;但当时邓小平下达了镇压命令后,实际上很多军人不愿意执行镇压命令,最有名的除了徐勤先将军,还有北京军区第28军的军长何燕然将军、28军军政委张明春将军、以及39集团军师长许峰大校,他们在当年都不愿执行命令,他们最后都受到了处分。"

未来中国民主革命中,军队不再可能执行血腥镇压命令

联系到在埃及民主运动中,军队起到的关键作用,试问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民主运动中,如果执政党依然暴力镇压,军队的立场和二十二年前相比会不会出现变化,会不会再有更多的徐勤先出现?吴仁华认为:"当未来中国再出现象"埃及民主运动"、"八九民运"一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时,确实取决于军队的态度,实际上在东欧、前苏联的很多国家的变局当中,包括在亚洲如菲律宾在革命过程中、及这次的埃及民主运动,军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军队如果不愿镇压甚至转变立场站到民众的一边,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好的结果,今后中国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的态度是比较乐观的。22年过去了,中国军人的成分也改变很多,政治格局也发生很大的变化,象邓小平这样的政治老人不存在了,今天中共当局对军队的掌控并不具有权威性,我想军队也不会再执行血腥镇压命令。"

来源:德国之声
连接: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4845611,00.html
作者:吴雨
责编: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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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独裁不是人民的“永劫”:埃及革命的意义

作者:徐贲

2400年前,希腊哲学家色诺芬(Xenophon c. 430 � 354 BC)在他的《居鲁士的教育》中讲述了古波斯佞主居鲁士(Cyrus
c. 600 BC or 576 BC �530
BC)一生的故事。居鲁士把波斯从一个小小的共和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成为佞主制度,(也称"暴政制度")在历史上最成功的创建者和维持者,但他的专制帝国在他死后,几乎一下子就令人诧异地崩溃了。《居鲁士的教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而是一个"故事",正因为它是一个故事,它让读者看到的并不只是历史人物的居鲁士,而是所有那些很像是居鲁士的专制暴君们。二千多年过去了,暴君专制以许多变化的形式延绵不绝地存在,不断以新的创意和形式得以建立。它们以为可以就此稳定地存在下去,但每一次又都突然地土崩瓦解,动摇和衰败的景象与先前的强梁和稳定形成令人惊诧的对比。

这样的事情于2011年2月11日在埃及又再次发生,独裁者穆巴拉克在人民的和平起义中轰然倒台,应验了色诺芬所说的,世界上所有的政体都希望维持稳定,但没有一种政体能够免受不稳定之苦的,而专制暴政则尤其如此。在突尼斯和埃及剧变之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艾哈米(Fouad
Ajam)在《独裁者们的终结》中问道,"为什么阿拉伯人民的怒火没有爆发出来呢?"[i]
他认为,这是因为,成功的"阿拉伯模式"和它的暴政专制似乎已经把阿拉伯人民引上了一条通往"永劫"(perdition)的不归之路。这个"永劫",艾哈米说,就是"今天人们奋起摧毁的那座大监狱。"但是,在埃及发生的事情,连同这一年1月在突尼斯发生的事情,都让人们看到,无论这个"永劫"的大监狱看上去多么牢固,它都是会崩塌的。专制的"永劫"是可以颠覆的,一旦这个"永劫"被颠覆,独裁也就会随之被终结。

一 人是最难统治的动物

人是最难统治的动物,其他的动物都比较好对付,它们避弃陌生人,喜欢亲近自己的主人,只要主人管它们的食宿之需就行。它们不会阴谋串联为害主人。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当他们察觉到有人要统治自己的时候,就会联合起来对抗,破坏这种企图。人还知道,当统治者比当被统治者舒服,所以都宁愿当统治者。所以,那些当上统治者的,尤其是像暴君那样成为绝对统治者的,也就在成为大多数人眼里成为特别有运气、有能耐、值得羡慕的佼佼者。而那些成为统治者的,他们不仅也这么想,而且还觉得,就该他们成为这样的佼佼者,他们最盼望的便是维持现状,尽可能地保持它的稳定,或者至少是相对稳定。

色诺芬的这一思考,不过是一番铺垫,因为他说,人类的难以统治并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找到做成功这件困难事情的办法。古代波斯帝国的暴君居鲁士就曾将这件难事做得非常成功。色诺芬说,专制困难不困难,全靠事在人为:"当我们考虑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这样以为:由于人的天性,统治人要比统治所有其他的动物都要困难。但是,当我们想到,以前曾经有过一位叫居鲁士的波斯人,他曾经拥有许多人民,许多城池,许多国家,全都顺从听命于他,我们便会不得不改变原先关于人类难以统治的想法,就会相信,统治人类,这本身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只要知道如何去做,甚至不能算是一件难事。"[ii]

历史上的暴政者和现、当代的暴政者有所不同。古代的暴政又称"佞主制"(tyranny),是一种政体。亚里士多德把政体按两种不同的标准各分为三类。第一类标准是以德性的高下分配权力,计有三种,当统治者为一人的时候,叫作"君主政体",当由少数人统治的时候,叫作"贤人政体(贵族政体)",当由多数人统治的时候,叫作"共和政体",前两种是更优秀的政体形式。第二类方式以财富多寡为标准,按统治者的人数,也分为三种,少数人的统治叫"寡头政体",多数人统治叫"平民政体",这两者分别是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的蜕变形式,一人统治叫"佞主政体",这是君主政体的蜕变形式。亚氏认为,在现实中,不宜取君主政体,因为君主政体很难实现,且一旦蜕变则会成为最坏的一种状态形式―佞政。

在西方,到了17世纪,中世纪的一些小共和国失败之后,发展出一种与古代"佞主制"同样具有暴政能力的"绝对君主"(absolute
monarchy),君王不再只是掌有国家大权的人,君王变成了国家,君王就是国家,法国的路易十四是绝对君权的代表,他的名言便是"朕即国家"。

无论是古代的还是17、18世纪的暴君,他们都是有"君主"名分的统治者。居鲁士小的时候,他父亲Cambyses的波斯国是共和国,而他外祖父Astyages的亚述帝国(Assyria)则是佞主制。在波斯,统领国家大军的统帅是长老们选出来的,不是由国王任命的,居鲁士因为他的贤能成为波斯大军的统帅,他同时也是国王的儿子。他战功显赫,又善于权术,后来成为大权独揽的帝国暴君,临死前,将他的高贵王位和权力一起交给了他的长子。

所有的君主,他们最重要的权力资本也都是他们的血统,血统是君王制保持稳定的不二法术。血统使得没有血统的强人,无论如何贤能,都不能名正言顺地与有血统的权力继承者争夺权力。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不稳定,因为一切政体的不稳定,皆由权力争夺而起。作为一种伟大的理念,现代共和彻底颠覆了君主制权力的"血统统治合法性",代之以"人民主权"。但是,血统统治的权力传承仍在以各种不同形式延续:前现代的,现代的,或者这二者的某种混合形式。"文革"时的血统论和现在的某某后代,也都属于此类血统观念。血统使得那些血统纯正、出身高贵的少数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攫取权力和特殊利益,并利用权力维持一种能让他们永远高高在上的等级秩序。

二 二十世纪以来的暴政

每一种政体的建立、设计和调整,都是以保持永久,或者至少长久稳定为目的。处于鼎盛时期的每一种暴政,无论是古代的佞政,还是17、18世纪的绝对君主制,都曾十分有效地保证过大权独揽的暴政专制,但是,它们也都没有能成功地永远维持下去,居鲁士那安定昌盛的波斯帝国,在他死后旋即崩溃,路易十四的孙子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波旁王朝也就此结束。

二十世纪以来,暴政专制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无论是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斯大林的前苏联,还是皮诺切特的智利(1973-90),马科斯的菲律宾(1965-86),苏哈托的印尼(1967-98),蒙博托.塞塞.塞科的扎伊尔(1965-97),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1967-89),米诺塞维奇的塞尔维亚(1989-2000),杜瓦利埃的海地(1971-86),昂立克的东德(1971-89),班阿里的突尼斯(1987-2011),乃至穆巴拉克的埃及(1981-2011),虽然各有特征,但都是现、当代暴政专制的体现。从80年代以来,在中东的阿拉伯世界形成了一种十分成功的暴政专制模式。80年代几乎所有领域中的变化―科学、技术、政治、军事、经济―似乎都是在朝着对这一暴政专制有利的方向发展,使人们似乎有了充分的理由相信,一种固若金汤的稳定专制统治形式已经形成,并将会长期维持下去。色诺芬说过,只要能找到恰当的办法,暴政治理的困难本算不了什么。而且,也像色诺芬评述居鲁士时所说的,暴政只要成功,就会自然而然出现领导英明、路线正确,甚至德性超越的光环。二十世纪以来的中东和别的专制模式,因此也就成为让专制者可以自鸣得意,让御用学者有理由大肆吹捧的"创新发展"。

艾哈米在《独裁者们的终结》中向我们展示了"阿拉伯暴政"模式的一些特征。这个"阿拉伯模式"曾经被宣扬为一种符合民族文化特色,具有独创性的发展模式,它以维稳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成功抵制了西方民主化普世价值的引诱,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以它的成功向世界证明它的合理和非凡"应变能力"。然而,就在这个模式的合理性似乎已经被许多人当作一种"真理"来接受的时候,在实现这种统治的突尼斯和埃及却一下子爆发出惊天动地的人民反叛。这些"动乱"似乎又在重新应验色诺芬的不详预言,无论暴政多么强大,它是一切政制中最不稳定的,最容易顷刻崩溃的一种。

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动乱"爆发之前,这两个国家中的专制都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改变的"永劫"。只要不惜一切代价的手段,只有不害怕流血镇压,只有把坦克开上大街和广场,就一定能能够保证专制维稳,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屡试不爽的铁律。这种铁血维稳形成了一种二十世纪后期以来的新独裁暴政模式。

在中东,这一模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982年的叙利亚。当时,叙利亚的一个逊尼穆斯林集居地区的人民起义反抗哈费兹・阿萨德政府的统治。阿萨德对反抗者进行了血腥镇压,有2万人丧生,而他们居住的哈马(Hama)城内则被夷为平地。阿萨德不仅对残酷的镇压毫无歉意,而且还鼓吹自己的英明决策。
他的蛮横和骄枉打破了传统政治尚能固守的道德文化禁忌底线,把暴政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从此,哈马城便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名词,它的含义是,"那些胆敢挑战权力的人,等待他们的就是这种恐怖的下场","它向全叙利亚,乃至别的阿拉伯国家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造成混乱的街头政治和示威……就此结束。"哈马屠杀20年后,阿萨德寿终正寝,把权力传给儿子,就像安详死去的居鲁士一样。(在历史记载中的居鲁士是被杀死的,头颅被抛进了泥潭里。)暴君不仅安享天年,而且在死时还能太太平平地把权力交给他选定的接班人,这就更证明了暴政的合理性,就叙利亚而言,"暴政和国家恐怖为王朝权力带来了丰厚的收获。"

从此,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异见几乎完全消失,社会中的思想观念呈现出一片和谐的景象,"男男女女都躲藏着寻找安全,为的是逃避统治者的狠毒,秘密警察的残忍,还有那些无处不在的告密者。"人们因为孤单而懦弱,而统治者则因为残暴而强大:"那些脱离臣民的统治者建立了一种极为精巧的政权,足以保障暴政的全面完整。国家电视、报纸、群众政治、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都在帮助加强专制独裁。"人民之间原子孤立,既不能自由交流,又不能结成组织,这使得国家控制的宣传能够更高效地对他们进行洗脑,也使得专制暴政变得加倍地逞强施虐、有持无恐。

现代专制是一种远比古代专制有效的暴政,因为它具有能使它变得无比强大的技术、军事、警察、官僚、政治、经济和文化手段。但是,比起古代专制来,现代专制又有一个天然的弱点,那就是它的统治者缺乏天然合理的血统权威。他们的权威来自他们所依附、所利用的高度组织化的机构,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军队"和"政党"。所有的现代独裁者都在从这样的组织机制中"冒尖"或被"提拔"出来的。艾哈米注意到,"(现代)暴君,无一例外地是从寒微的社会背景中冒出来的"。出身寒微必使他们更亲近人民,却又一定使他们在使用暴力和残忍时更无所顾忌。君王统治是在传统中形成运用权力的方式的,它专制武断,但毕竟还有传统的顾忌,例如害怕史书记载他们的恶行,有辱他们的祖先,或成为遗臭万年的桀纣之君。

三 残忍、腐败的现代专制暴政

现代的暴君没有这些顾忌,他们是第一代的成功人士,没有知名的祖先可以辱没,为了在活着的时候能牢牢掌握权力,他们可以根本不在乎身后的骂名。艾哈米说,像利比亚的卡扎菲、伊拉克的侯赛因、叙利亚的阿萨德这样的人,"都是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因此也就格外凶残。"俗话说,好不与恶斗,未必是因为好者的能力不如恶者,而是因为好者往往被传统的道德顾虑和禁忌束缚住了手脚,而政治的胜负却恰恰总是在这种不平等的禁忌中决斗出来的。现代暴君没有真正的君王名号,但却有一种叫"独裁"的暴君权力。这种"独裁"之权,有的掌握在少数家族和亲信的手里,有的掌握在一党的少数寡头手里,用艾哈米的话来说,"虽然具体细节不同,但讲述的却是同一个故事:一个暴君崛起并随他自己的心意重新布置了权力的宇宙。"

实现暴政的国家一般都有威权政治的传统,"独裁"会使一般比较温和的威权政治转变为艾哈米称之为"苏丹王制度"(Sultanist
system)。威柏将"苏丹王制度"定义为一种极端的权力继承统治(patrimonialism),行政和军事权力成为"主人的私人工具",而统治则"首先是以任意的方式实行。"权力的继承可以在一代一代的权力执掌者之间传承,也可以在父子或其他亲属关系中递交。正如政治家柴甘可夫(Andrei
Tsygankov)所说,虽然"苏丹式统治"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极权主义(如希特勒或斯大林式的统治),但"和极权主义一样,它是压制性的,对反抗不留下丝毫的政治空间,这和(温和)的威权是不同的。和极权主义不同的是,苏丹王统治仅限于个人崇拜,并没有一套精巧的意识形态支撑。正因如此,苏丹王式的统治在运用权力时更少有节制,也更容易腐败。强暴、腐败和鲜有"主义"支撑(包括只是口头说说,其实没有人相信的主义)构成了苏丹王统治式暴政的基本特征。[iii]
现代暴政的创建者都可以说是"天才"人物,他们各自创建了有自己"某国特色"的暴政制度,这样的制度建立在用恐惧来保证所有臣民绝对顺从,或者至少在表面上全体热爱和一致拥护的基础上。在权力传递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面临代代退化的窘境,因为在这种权力近亲繁殖,以奴性顺从为挑选接班人原则的机制中,贤能的素质是被逆淘汰的。在这种情况下,父子或亲属间的血缘相传便体现出它的相对优越性来。儿子对父亲的顺从与奴才对主子的顺从有较大的自由限度,而且,身份特殊的"权二代"还可以到暴政王国之外去接受教育,开阔视野(当然不能被外部的民主思想给腐蚀了),增强能力。古波斯的居鲁士之所以成为一个比其他波斯青年(他们在国内是一起接受同样教育的)更优秀的统帅,是因为他小时候有机会到他外祖父的王国里接受了其他波斯人没有机会接受的额外教育。暴君可以禁止所有的臣民接触外界思想影响,而同时却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却接受教育,让他(们)获得其他同胞所没有的额外见识和能力。所有,现代暴君倾向于把权力传给儿子,其实还有一种单单血缘传承之外的制度维稳考量。

四 警察国家中的"叛民"

当然,暴政的权力王朝并不总需要在父子之间传递。穆巴拉克是从纳赛尔和萨达特的军人统治那里继承来权力的。萨达特亲自挑选了穆巴拉克担任第二把手,看上的是穆巴拉克的忠诚、顺从和低调行事。纳赛尔和萨达特是军人统治制度的创建者,穆巴拉克是第一代和"第二代"之后的第三代领袖,比他们年青许多。纳赛尔和萨达特在1930年后1940年代积极参与国内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纷争,都有过光荣的革命历史和政治资历。

穆巴拉克没有这样的光荣革命历史,他是被很幸运地提拔上去的。纳赛尔和萨达特从来没有想过要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儿子。艾哈米说,这是因为他们"对埃及的政治历史怀有敬畏",而恰恰是继承他们的穆巴拉克对这个政治历史,也对这个国家"不当一回事"。穆巴拉克出生在一个中等富裕的农民家庭里,自己是行伍出身,他
"具有农民的那种精明和鬼祟,渐渐地编织了一个警察国家的罗网。据估计,(在这个人口8千万的国家里)为埃及内务部服务的人有170万。"

警察统治使埃及变成了一个因恐惧而沉默无声的国家,"在一个以人民喜欢聊天、说怪话和幽默而闻名的国家里,人民像那个沉默寡言的掌舵人一样变得阴郁而沉默。"在这个警察国家里,最有权势的是穆巴拉克的夫人和他的儿子加玛尔(Gamal),他的另一个儿子阿拉(Alaa)掌握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穆巴拉克有一张很少有笑容的扑克牌面孔,"和这样少有表情的面孔般配的是一个越来越沉闷的国家"。有思想的埃及人流亡国外,
"老一辈的大作家们要么已经死了,要么快要死了,而再也没有年青人去继承他们"。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末世的犬儒主义,一种以为再也不可能摆脱专制"永劫"
的绝望感。

对抗的双方永远不可能只是一方害怕另一方,一切暴君和独裁者都有很强的危机意识,因为就在人民害怕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害怕人民。色诺芬说,民主政体是由那些想建立任何一种其他政体的人所改变的,而君主、暴政和独裁则是由人民所推翻的。穆巴拉克有许多亲信,但他还嫌自己的独裁王国不够固若金汤,所以他在悄悄准备把权力传给他的儿子。他从来没有明确地表明这一心愿,但他一直在拒绝

任命一位副总统。直到埃及的人民起义形势已经失控,他才将自己的长期盟友、埃及前情治首长苏雷曼任命为副总统,而加玛尔这位"王储"也才宣布退出政坛。叙利亚成功的父位子承曾为穆巴拉克提供了一个诱人的权力王朝模式,他没有成功,不是因为不想这么做,只是因为运气比较差一些罢了。

暴君和独裁者总是在提拔亲信,但最终能够信任的却只有他们的家人。埃及75%的高级军官都是穆巴拉克亲自提拔的,但在关键的时刻,他们并没有全力,更不要说舍命去捍卫穆巴拉克。虽然坦克开上了广场,但是军人并没有对人民开枪。这是埃及革命能够这么快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穆巴拉克最能信任的是他的妻子苏珊(Suzanne
Mubarak),她一个贪图势利的女人。许多内阁成员都听命于她,这在埃及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穆巴拉克小朝廷里有消息说,让加玛尔当王储,也是苏珊的主意。暴君和独裁者总是以"爱国"来强迫国民无条件的服从他们的专制统治,但是,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他们和家人早就在国外秘密置下了产业,当末日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逃生,更是一定不会忘记带上所有能够攫取的国家财富,突尼斯总统和家人席卷了国库,带走1.5吨黄金。穆巴拉克带走的财富和在海外的产业据说有几十亿美元。

自古代的佞政到近、现代的独裁,只能相信裙带关系上的少数亲信,这已经注定要成为一切暴政制度的宿命,即使在专制者的暴君权力最强大的时候,也不例外。居鲁士带着他的波斯子弟兵南征北战,但他并不能把个人的安危信托给这些子弟兵同胞。在他征服了巴比伦,威望和权力如日中天的时刻,他组织了专门保卫他的太监卫队。在他吃喝、洗澡、睡觉,而不是呈现威风的时侯,恰恰是他觉得最不安全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他需要依赖全然可以信任的卫士。居鲁士选择了那些无亲密他人,尤其是无妻无儿的人,来充当他的贴身保镖,他们就是阉人太监。

居鲁士这么做,是因为知道,无论谁,只要他爱任何一个其他人胜过爱他的主子,就不能成为一个可以全然信任的卫士。居鲁士是个精明而富有心计的人,他不会不知道,就是太监,他们爱自己也胜过爱他们的主子。甚至可以这么说,正因为太监们没有亲近的人可以去爱,他们比常人更爱他们自己。但是,这些太监的利益是与他们的主子一致的。如果没有主子的保护,如何一个人都可以欺负这些被鄙视的阉人,所以只有主子安全了,他们自己才能安全,更何况还能分沾主子的威风。然而,只有在独裁的专制制度稳定时,贴身奴才才能成为主子的有效护卫,一旦这个制度崩溃,再强大的私人卫队也不再能保护独裁者。所以,败落后的独裁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只能亡命他乡,逃离他们曾经在那里作威作福的国家。突尼斯的班阿里和埃及的穆巴拉克也都是这个下场。

专制独裁制度一次又一次地被重新设计,重新巩固,但是,最终却无法防止出现反对它的"叛民",并避免在这些叛民的反抗中崩溃的命运。专制制度的崩溃并不是从
"叛民"上街的那一刻开始的,在出现"叛民"和有"叛民"上街之前,专制就已经因为它的腐败、暴力、不公正、非正义而金玉其外、败絮其内了。"叛民"是挣脱了专制桎梏的人。人的奴性顺从是专制制度训练的结果,不是天生的,不存在于人的基因之中,所以并不遗传。人天生是自由的,人不仅要吃饭、住房,还要用头脑自由地思想,用嘴巴自由地说话。不能自由思想和自由说话的人是被阉割过的。

现代的暴政当然已经不可能像居鲁士或其他专制君王那样,只是信任那些身体上的阉人,但它们仍然需要思想上的阉人,而且想迫使尽量多的人成为思想上的阉人。只有当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信仰和尊严,不能与他人结成价值观或道德判断的联系时,他才会按照主子的意图,要他有什么想法就有什么想法,要他怎么说就会怎么说。但思想的阉割和身体的阉割是不同的,专制者永远不能用体验的办法去确定一个人的思想是否真正已被成功阉割,所以他们永远不可能对人的自由进行充分的阉割。阉割人的自由有多么困难,维护专制独裁也就有多么困难,这并不奇怪,因为正如色诺芬在2400年前就说过的,人天生就是一种比其他任何动物都要难以统治的动物。

[i] Fouad Ajami, "Demise of the Dictators," Newsweek, February 14,
2011, pp. 20-27.

[ii] Xenophon, The Education of Cyrus, 1.1.3.

[iii] Andrei Tsygankov "Danger Lurks in
Turkmenistan,"(http://www.atimes.com/atimes/Central_Asia/IA20Ag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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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影评《让子弹飞》

原文标题:老外影评《让子弹飞》
原文链接:http://www.thehypermodern.com/2011/02/10/i-get-it-now-get-me/
原文作者:Fenwick Smith

这些年来,我都苦于被中国的同事、同学甚至朋友因为我对中国及其文化的见解嗤之以鼻。"你是个老外。你不懂!"

每次我听到这句话,我就感觉要像南方公园里的那些人,他们被新泽西州海岸的奇风异俗困扰不已,愤而反抗而不是被"这就是新泽西"这种不合理不正常的解释而糊弄。

我不认为谈到中国就需要什么特别的资格或专业知识。尽管我花了七年的时间深入研究语言,文学,戏剧和电影,还是承认我的洞察力远远不够。我放弃了继续提高的我的中文口语,因为我被太多使用双语的外国人或中国人打击到了,他们一直坚持把这个作为工作技能。我也没有继续阅读中文小说了,因为最喜欢的作家没有新的作品。太多的表演糟糕、老拿"问题"做文章却在真正的问题前止步的片子让我放弃了国产电影,中国电影为了国内票房开始惟利是图。

但是,我对电影热情不减,我还是保持乐观的,不会完全不闻不问,有朋友推荐的话还是愿意看一部中国电影。《让子弹飞》是著名导演姜文的作品,他的作品我还在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包括《鬼子来了》和《阳光灿烂的日子》,我觉得这是中国电影目前视觉上最唯美的作品。我的一个同事一个上午来找我,激动不已地谈到《让》如何微妙地表现了中国政治,说这是姜文的"大师之作",将"重新定义中国电影。"

然后,他声明到:"虽然我不认为你能理解那些政治元素。毕竟,这是关于革命、痛苦和遭遇的。它非常'中国'。"

不管怎样,我尽职尽责地找了张盗版DVD,昨晚上,和我朋友,靠着垫子,期待一场好戏.

《让》含义丰富。这部电影表演上乘,制作优良,精心打造。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明星,把预算花在了刀刃上。它的幽默是一种健康的幽默,所用的绝对是那种所指明确而又别有意味的中文,完全不是那种靠漂亮的脸蛋追求票房的片子。

(略去剧情复述)

看到其中精妙的隐喻了吗?张麻子,其实,是毛。他的麻匪就是中共。还有孙中山和蒋介石,所有我们的最爱!毛赢了,蒋输了,中共得到了财产,而且毛仍然不失其清正和高大。尽管他炸了火车,杀了一票人,其中不乏无辜者,但安坐江山。

没看出这部电 影象征意义的外国人,估计对上世纪中国历史一无所知。他们估计也不知道罗宾汉,而我这样的英国人,肯定是都知道的。我的同
事觉得这部影片并没有被官方禁播很奇怪,其实不难理解。它采用的是中共赋以其权力正当性的其中一种解释。蒋介石是完完全全、色迷迷的恶人(黄四郎这个名字听起来和"黄
死 狼"差不多),足智多谋的战斗英雄毛泽东却一身正气。红军是单纯而坚定不疑地效忠领袖的,而国民党军队要么愚蠢(代表是那个秀才型的黄手下走狗)要么神经兮兮(黄的一个打手)要么是变态(小白脸陈坤的成功转型之作)。中国人民(鹅城的居民)是最被丑化的――毫无思想,懦弱的白痴,姜文让所有的村民口音都是山西,河南和东北的,就是一种明显的带有种族偏见的强调,这些人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是傻瓜。

有些外国人可能没有看出地方口音这里的暗示,更喜欢姜的早期作品,或只是喜欢其中的妙语连珠。除了明显的抖包袱和插科打诨,我还体会到了更多的幽默,但
要说一个外国人弄不懂这其中内涵就像对一个中国人说"哦,阿凡达当然是杰作。但你只的欣赏不过流于表面。毕竟,这是一部美国电影。美国人才懂殖民主义和压迫。他们历史里有"

阿凡达在中国的票房成功表明,如果电影要传达的诉求对普通中国观众来说是隐晦的,他们自然会努力去揣摩。

我很感激朋友在我询问时给我的帮助,让我弥补了知识方面的不足。在这一点上他真是不错,但他经常会自以为我对中国历史很无知,特别是那些我没有过问他的部分。他和我一起看《让》时,一直在给我讲解(没有英文字幕)。但是,与别人分享知识和居高临下地给一个你认为对你的文化一无所知的人上课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习性几乎所有中国年轻人都有,他么对世界的认识来自学校的教育,他们的国际主义和CCTV的高度一致,而这种国际主义导致中国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不仅仅指科学或技术。他们以为读过《简爱》和吃过肯德基就了解了欧洲和美国的文化。

谦卑在竞争性的中国是重要而日趋珍稀的品质。自私自然而然取而代之,多年来的社会调节促进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沿袭着旧的思维方式的人们因此总是认为他们的观点正确的,也没有人意思到。美国人,英国人(见鬼),每个人都被"别人不了解我们"这种偏见贻害不浅,其实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他者"。这就是我们无法建设性去分析周围环境,去深入了解不同情境中所见所闻并修正观点。美国人和中国人在这一点上尤为突出,他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国家认同感的,因为它们与其他国家相对隔离,俄国人紧随其后。

在我的家乡英国,我们认为假定别人无知是一种粗鲁的行为,而应该共同讨论,让他们发表见解。由于这种原因,谈到板球,橄榄球联赛,哑剧我都尽量回避。但我还是和我的朋友一起享受这些,虽然我的朋友也才接触板球,他的学习是通过我分享的知识和他自己所见两方面的。当别人需要解答的时候我们欢迎他们提问,而不是先发制人地好为人师。我听一个中国人说,他和一个在中国居住多年的外国女孩相恋多年,老是不加提示地背诵大量的古诗,以为其未来的征服打下"教育"基础。如果一个女孩要听人家朗读一千年前别人写的诗,我相信她会自己提出来的。

这位同事让我特别生气的还在于,这部并不隐晦的电影他却认为我看不懂,而且他还知道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三年时间,其间我向他和别人请教,读新闻,一直在做零星的研究。而且,就算不考虑这些,他起码也考虑到我曾帮助他做政治新闻杂志编辑,多少还是知道一点政治背景的吧。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自我感觉我受益匪浅,而且我敢肯定,我的岳父岳母也这么想的,他们问我,我知不知道谁是毛泽东,还给我说,中国有5000多年的历史。

灌输不是教育。学习不是你强加别人的,无数的中国教师却一直在这么做。知识和观念必须不断地积累和拓展,通过阅读和对各种来源知识的消化。像反刍的牛一样靠背诵那些陈词滥调只会导致自我膨胀和思维狭隘。我不是希望中国人完全同意我对他们文化的了解,我只希望在我提问或者表示有兴趣的时候给出他们的意见,而不是一看到我的肤色就瞬间切换到教育模式。我很高兴有中国朋友问我关于英国文化的问题,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因为在中国,你一走出校园意味着你就什么都知道了。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的书店会倒闭,为什么 iPad
在这里只是拿来玩愤怒的小鸟,为什么没有人听说过Kindle。人们感觉他们要做的只是背诵在学校学到的,而忽略了一个事实,知识是有机的、不断变化的。我接受的教育是要我通过提问来理解,而非填鸭式地吸收别人告诉我的一切。这就是中国教育的失败,也是我的同事(尽管错不在他)的居高临下让我难以忍受而花了两个小时坐下来写了这篇文章。我想起了苏格兰艾尔郡因修建钢铁厂而被驱逐的佃农说的话
"我们了解你,但你不了解我们。"这就是当中国人煞有介事地向我重复中国的一些人尽皆知的鸡毛蒜皮时我脑海中的话,这实际上是一句国际口号。

另一句引语,这次是中国人说的,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吴建民: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后的海禁、清朝康乾盛世后遭受100多年列强欺凌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跃进和文革,都是错误地认识世界的结果.

"The curtailment of Admiral Zheng He's voyages of discovery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decline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subsequent
carving-up of China by foreign powers, he catastrophic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re all consequences of China
misunderstanding the rest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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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6日

安全阀:四清运动的潜功能

作者: 李若建/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政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

一、四清运动及相关研究概述

四清运动的全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常简称为"社教"或"四清"运动。

在四清运动之前,全国各地农村都有一些相关的试点,试点的目的主要是针对基层干部的经济问题。虽然四清运动的起源应该追溯到大跃进后期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整肃,不过一般以1963年5月20日《中央关于印发〈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通知》(简称"前十条",下同)为正式的起点。在"前十条"中,关于四清的定义是: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显然,这时的四清运动大体上是一个矛头指向农村基层干部的经济清查运动。

1963年9月,针对在四清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央又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简称"后十条",下同)。在这一文件中明确规定运动的要点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虽然与"前十条"相比,没有太多新意,但是意识形态内容明显更加突出了。

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中,把四清运动定义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时四清运动已经从经济清查转变为意识形态运动,然而这一转变持续不久就被文化大革命运动所替代,四清运动从此不了了之。

农村的四清运动主要是依靠外部力量,依靠大量工作队,利用农民对农村基层干部的不满,对农村利益格局进行重新分配,其做法与土改非常类似。四清运动以固定的模式进行。首先是由城镇派遣大量的工作队进入农村,工作队进入农村后实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成立贫下中农协会。其次是对干部进行经济和政治上的清理整顿。第三是处理一部分基层干部,同时发展一部分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入党,提拔一部分人当干部。

全国到底有多少人卷入四清运动,没有见到相关数字,但是一些局部数字可以见到当年四清运动的声势浩大。甘肃省张掖地区一共65万人口,四清工作队有1.7万人,另外有1.1万人的农村积极分子与大学生,合计2.8万人,(注:《甘肃省农业合作制重要文献汇编(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5页。)大约相当于每23个人有一个工作队员或者积极分子。广西的武鸣县平均每个大队的四清工作队员为40.6人,规模比土改还多2--3倍。(注:黄如海:"广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初探",《邕宁文史资料(6)》,超星数字图书馆,第55页。)贵州省的晴隆县的试点地区,平均每4户人有1个工作队员,个别地区达到每2户有1个工作队员。(注:《晴隆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页。)

关于四清运动的研究已经不少(注:林小波:"四清运动研究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3期。),大体上有两类:(一)四清运动的成因。这类研究基本上关注到大跃进是导致四清运动的重要原因,同时也特别关注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运动形成及其运动过程中的目标差异。(注:高华:"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也有人认为,运动起因与毛泽东认为相当一部分基层政权不掌握在其手中有关。(注:林小波:"四清运动的起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3期。)(二)局部地区四清运动的描述。

上述研究,忽略了农民对这场运动的参与,很少能够正视农民与基层干部之间的恩怨和农村内部各种矛盾的影响,因此还不能更加准确了解历史事实背后的社会变迁。本文并非全面探讨四清运动,而主要研究农村干部在大跃进时期的行为与农民利用四清运动机会的发泄,以及运动对农村社会稳定产生的作用。对于四清运动的是非功过历来有不同观点,最近有人提出彻底否定一个省的四清运动,(注:戴安林:"湖南四清运动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3期。)本文并不想对运动的政治价值作评论,只是想从运动与社会控制方面的关系作初步的分析。

二、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农村基层干部的行径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干部表现最恶劣的时期,不少农民被直接迫害致死(注: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分析",《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间接迫害致死的数量就更多了。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监委办公厅的一个报告中列举了少数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情况:一是侵犯人权,残害人身,如骂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头发及施用各种肉刑;二是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三是滥用"集训",即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监督劳动,甚至严刑拷打;四是用"辩论"的方法斗争干部群众,甚至侮辱拷打;五是不让吃饭;六是强迫群众拆屋沤肥;七是强迫群众掘坟挖尸,扩大耕地面积。(注:魏明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全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85页。)当年毛泽东对一些基层干部的恶劣行径曾经批示说,"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注:《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422页。)在经济上,基层干部的贪污与侵占群众利益的事情相当普遍,对许多基层干部来说,是程度不同,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这方面的情况在四清运动中揭发出来的相当多,只是可能有所夸大。

关于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的恶劣行为,笔者在一些相关的论文中已经述及(注:李若建:"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行为分析",《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8冬季号。)(注: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分析",《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下面仅仅是全国各地一些被称为"事件"的个案和一些特别恶劣的事例,从空间上遍及全国许多省份,由此可见问题的严重程度。毛泽东本人也意识到,问题不是局部的,他在一个批示中说,有大信阳事件,必有小信阳事件,只是程度不同。(注:章重:"信阳事件揭秘",《党史天地》,2004年第6期。)

山西省寿阳县从1959年10月底到1960年1月间,在435个生产队中,有11159户被抄家搜查,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49人之多。有个公社组织有130人的专业打人队,刑罚多达二十余种,该公社在运动期间受刑摔死4人,斗后死亡24人,斗后自杀19人,畏被斗争而自杀16人。(注:郭志珍:"1959寿阳事件",《沧桑》,1999年第6期。)

江苏省宝应县的5个生产队调查,在95名大队干部中,有贪污行为的30人,吊打过社员的23人,被打农民170人,共逼死23人。(注:周彪:"宝应事件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河南省信阳地区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间,为了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局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监狱,短期拘留10720人,其中667人死在拘留所。(注:楚汉:《中国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长篇记实》,四川人民出版社,第66页。)

湖北省光化县浪河公社的1162名各级干部中,50.7%的人有违法乱纪行为,直接受害民众7千多人,占总人口30%,其中被逼死、打死26人,致残疾47人。1959年7月到1960年6月间,非正常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3.6%。(注:编者:来自二号案卷的报告,《丹江口文史资料》第6期,超星数字图书馆。)

湖南省花垣县的一个公社干部,用所谓的"火烧中游"的酷刑,用柴火熏烤农民,将人活活烧死。(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事记》,超星数字图书馆,第132页。)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份报告,据梧州、玉林、桂林三个地区的不完全统计,871个区委委员中,属于腐化堕落、乱搞男女关系的有326人,占37.4%;属于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有232人,占26.5%;属于革命意志衰退的有215人,占24.5%。(注:王祝光:《广西农村合作经济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第453页。)

贵州省湄潭县在1959年11月开展"反瞒产"、高征购,到1960年4月底开仓发粮的期间,共死亡(包括非正常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亡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的4737人,孤儿4735人。在运动中被活活打死的1324人,关押死的200余人,打伤致残的175
人。(注:《贵州农村合作经济史料(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1-112页。)印江县在1959年12月,搞"反瞒产"斗争。全县计904人被用酷刑批斗,7727户被抄家,1412户被罚款,736人被拷打,107人被关押监禁,14人被迫自杀,46人被吊打致死。(注:《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37页。)

云南省的东川市一些干部,任意"抄家",吊打群众习以为常。有的连产妇的鸡蛋、治肿病的肉、红糖都被干部刮去了。有的干部命令拆了26间房子,家具当柴烧,让民众流离失所。有一个公社社长,1958年以来打了50多人,有一次竟持枪要4个干部跪着汇报,并声言汇报不好就开枪,当即把跪着的一人吓得神经失常。(注:李辉:"东川的'大跃进'运动",东川红土地党建网站,网址:http://dcdj.ccp.org.cn/.

在甘肃省成县,有的干部对农民搞假枪毙、灌稀粪。有两个乡干部捆绑吊打群众45人,其中打死26人,逼迫自杀1人。(注:《成县志》,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4--71页。)据1959年、1960年两个夏收期间不完全统计,甘肃省临夏州严重违法乱纪干部817名,受害群众2500人,其中致死69人、致残25人、重伤64人。(注:《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页。)临夏的一个农村食堂被生产队长和管理员当作利用粮食诱奸与强奸妇女的地方,被侵害妇女达13人,而在这个食堂吃饭的人饿死39人。(注:《甘肃省农业合作制重要文献汇编(一)》,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48页。)静宁县在反"瞒产私分"中,非法斗争1万多人,非法拘留322人,非法轰打逼死1000多人。(注:《静宁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页。)通渭县在农村家搜粮食,召开斗争大会,对一些干部、群众滥用竹签戳指头、站冰块、雪里埋人、打夯、拔胡子、戴纸帽子、游街等刑罚,把群众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搜去,使很多地区的群众几个月未见一粒粮食,出现人人相食。(注:《通渭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第417页。)

青海省湟中县小南川公社一把手指出"挖陈粮要挖地三尺"。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捆绑吊打逼死人命。干部违法乱纪、打人骂人、扣饭罚款、敲诈勒索、强奸诱奸等都有发生。(注:《青海农牧区合作经济史料》,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29页。)

在宁夏有"中宁事件",当年一位农民在写给毛泽东的信里说,"特吹超产,逼购公粮,乡村农库,洗扫一光,迄今三月,讹不供应,蒙欺舞弊,饿杀黎民"。(注:《中宁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页。)其实以人口死亡率为标准,中宁县的情况未必是宁夏最严重的,只是因为县委第一书记喜新厌旧,谋杀妻子,嫁祸于人案发而下台,加剧了问题暴发。

在困难时期,地下经济有所发展,主要体现在所谓的"投机倒把"。由于大部分生活必需品实行凭票证供应,因此票证的黑市市场应运而生,紧接着的问题是黑市的票证从何而来。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可能是从有权力的官员或者办事人员手中,流出一部分票证。1961年有的地方县级官员派人携带公款、布票、粮票到广州市投机倒把,谋取暴利私分。(注:萧一湘:"干部的脚印",《南风窗》,2002年第8期。)

基层干部的恶劣行为,不可避免导致民众的愤怒。在基层干部大权在握的时候,他们是敢怒不敢言,当上层要整顿基层干部时,民众的不满就趁机爆发,这实际上是四清运动的社会基础。今天关于四清运动的一些研究,比较注意到运动过程中的过火行为,运动对基层干部的伤害,往往忽视运动本身是农村社会内部矛盾的一种折射,甚至于是必然结果。

三、大跃进后期对基层干部的清理

在大跃进后期,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清理已经开始,这些清理批斗可以视为四清运动的序曲。大跃进期间不少基层干部害了别人,自己也成为受害者。大跃进过后,已经有一些基层干部因过失而被斗争,甚至于自杀。在笔者所见的资料中,至少有河南省唐河县与贵州省印江县两位县委第一书记自杀(前者是全家集体自杀)。

对于困难时期的悲剧,必须有人来承当责任,同时也要挽回饥荒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在饥荒过后一些地方官员被撤职。为了平息农民的不满情绪,在农村进行了几次运动,农村干部也受到冲击。国外有学者认为,当时采取的策略是把灾难归咎于基层,认为是基层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低造成了灾难(注:M*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34页。)。

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最早清理农村干部应该是从山西省寿阳县开始,1960年2月撤销了县委书记的职务,查处了133名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追究了35名严重违法乱纪人员的法律责任,其中4名罪大恶极的刑事犯罪分子被处以死刑。(注:郭志珍:"1959寿阳事件",《沧桑》,1999年第6期。)1960年9月,河南省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被撤职,撤职和逮捕4个县的县委第一书记,"集训"各级干部50672人,"特训"26433人,"法办"4420人。

在四清以前,全国各地已经不同程度开展了整顿基层干部的运动。1960年一些地区在农村开展了"三反运动","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运动的矛头直接对准农村基层干部。当时有大批农村干部受到处分,北京郊区已开展"三反运动"的68个公社中,被检举揭发有贪污行为的干部达18031人,平均每个公社265人。如此多的干部被检举揭发,一是运动偏激;二是确实有许多农村干部多吃多占、自私贪污;三是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紧张,运动为普通农民发泄不满提供了机会,有的农民说毛主席规定一年反一次、一年反两次,我们都欢迎(注:《国史通鉴(2)》,红旗出版社,1994年,第74页。)。由此可见,农民对基层干部心存怨恨。农民对干部的斗争也不客气,有的地方描述是"像当年斗争地主一样斗坏干部"(注:李自力:"三年暂时困难在永春城关公社",《永春文史》21期,超星数字图书馆。)。

四川省在1960年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仅在大邑县的11414名农村基层干部中有贪污盗窃行为1383人,问题严重的173人被集训,有203人受处理。(注:《大邑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1960年11月,贵州省委将瓮安县列为全省整风整社、反"五风一化"(共产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运动的重点。县委组织800人的整风整社工作团,分赴各公社开展运动。有相当一部分生产队以上干部遭受批判斗争和处理,被定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156人、蜕化变质分子32人、违法乱纪分子42人、贪污盗窃者47人、死官僚主义者15人、其它186人、犯有一般错误441人,被开除党籍41人、留党察看2人、撤销党内职务5人、开除工作籍41人,特别集训(实为拘留)70人、送劳动教养1人、逮捕入狱44人。(注:《瓮安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285页。)

山西省长治市在1962年下达了《关于在农村整风整社中普遍开展"三清"的指示》("三清"指的是清工、清财、清物资)。在清查单位中,清查结果是:有1612个干部有贪污,共贪污工分9.6万个,钱4.5万元,粮食9.38万斤。后来根据上面的任务,长治从"三清"变成"四清"。(注:《长治市农业合作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9--190页。)

一项对安徽农村的研究显示,在大跃进过后的整风中,农民向外来干部进行了报复。(注:王朔柏、陈意新:"从血缘群到公民化",《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上述整顿基层干部,为四清运动作好的经验准备。实际上,中共中央在发动四清运动时,参照的就是这些整顿农村基层干部的做法。而其中的不少内容,在四清运动中不断地被复制。


四、四清中对基层干部的批斗

刘少奇在大跃进后期对大跃进产生了一些批判性的观点,在他看来大跃进产生的问题与基层干部的问题相关,他认为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村基层政权和许多城市企业的领导权已成为的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注:汪春�:"试论四清运动对文革的影响",《学术界》,1996年第2期。)也许可以说,刘少奇对基层干部的判断与基层干部在四清运动中的命运有关联。

山西省阳高县在四清时的手段有代表性。为把农民的情绪鼓起来,先由各村工作队选派串联中发现的贫下中农骨干,在县城召开有1128人参加的代表会议。大会揭发出自1958年以来,村干部一般性责打社员1616人,严重毒打556人,打死29人、致残441人、被逼出外3024人、政治迫害262人。控诉了三年困难时间干部多吃多占,致贫下中农病饿而死者甚多的问题。这一诉苦激起贫下中农对干部的强烈不满情绪。代表一回村,以他们为骨干,对大小干部的斗争迅速展开。(注:《阳高县志》,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第73页。)

民众把大跃进与大饥荒的仇恨记在各级干部身上,因此造成四清运动中一些基层干部自杀,同时也不少人因一些小事而被批斗。这场运动,对于农村基层干部和所谓的阶级敌人来说是相当残忍的。北京市通县发生打人、体罚、亲属陪斗有178个单位,被迫自杀的50多人。(注:赵有福:"彭真与京郊农村社教运动",《学术论坛》,2004年第2期。)江西省瑞金县四个大队的185名干部中,94人被批斗,斗争的方法有罚跪、体罚、游街、软禁,甚至酷刑,有人被逼死。(注:曹力铁:"江西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始末",《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四川省三台县的一个试点公社一夜之间有5名干部自杀。运动结束后,被打为现行反革命的公社和大队、生产队干部13人。(注:唐宏毅:"鲁班'社教'运动",《三台文史资料选辑(8)》,超星数字图书馆,第83--84页。)甘肃省张掖地区在四清运动初期自杀155人,其中社队干部87人。(注:《甘肃省农业合作制重要文献汇编(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8页。)贵州省晴隆县在四清运动中自杀39起(未遂5起)(注:《晴隆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8页。)。甘肃省泾川县四清运动中,232人自杀身亡(脱产干部14人,大队、生产队干部73人,四类分子81人,工作队员3人,社员61人)。(注:《泾川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4页。)

当年一些参加四清运动的人,注意到饥荒与四清之间的因果报应关系。一位参加甘肃省张掖地区四清工作的学者在回忆录中写到:大跃进时张掖饿死那么多人,现在四清死几个人,更没有什么稀罕。(注:李新:"四清记",《中共党史资料(64)》,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98页。)

民众因为大跃进而产生的对干部的仇恨心态是相当强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批斗原甘肃省委书记汪锋时,一位造反派指责汪锋说,1958年你不顾我们的死活,大刮浮夸风,害得好多人没有饭吃,家破人亡。汪锋解释说他是1961年才到甘肃来纠正浮夸风的,这位造反派才作罢。(注:宋政厚:"我在文革中为两位省委书记申冤",《炎黄春秋》,2002年第6期。)

有研究表明,在四清中批判农村干部的人,有过去有困难干部不帮忙的人,有干部不批准其建房地点的人,有与干部在几代之前有仇恨的人。(注:单世联:"从'小四清'到'文革'",《开放时代》,2000年5月号。)不过也有农村干部在四清中趁机整农民的,湖南有位富农嘴巴厉害不饶人,基层干部将其平时骂其长子(小名毛伢仔)的话说成骂毛主席,又拼凑其它罪状,上报县检察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后平反)。(注:《湖南省志--政法志*审判》,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418页。)

根据在四川省达县农村作的回顾性调查,有的农民在四清时期感到和土地改革一样,与干部平等了,可以把干部赶下台,有"当家作主"的感觉。(注:吴毅:"从革命到后革命:一个村庄政治运动的历史轨迹",《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2期。)民众在四清运动中除了出气之外,有些被基层干部诬陷的冤案得到申冤,宁夏永宁县社教工作团就纠正了一起打击陷害造成的"反革命集团案"冤狱。(注:《永宁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0页。)民众在四清中还有一些经济利益。宁夏盐池县有的公社的四清工作队,把干部多吃多占的退赔现金和粮食作为胜利果实分配给社员,平均每户分得现金42.40元,粮食13.3斤(注:《盐池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6页。)。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下,这是不少收入。

虽然当代中国冤冤相报的政治运动模式并非从四清开始,但是在四清运动中得到充分体现。四清中不少干部因为大跃进时期的行径遭到批判,而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往往趁机造反,一些造反团体主要由四清下台干部和政治激进分子组成,并且趁机批斗四清工作队成员(注:王朔柏、陈意新:"从血缘群到公民化",《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1967年湖南省华容县的县委书记在一些主要造反组织要求下,召集开会对"四清"进行复查,先后为1441人改变处分。(注:《华容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46页。)1967年山西省的造反派将一位在四清中被打成反革命的公社书记从监狱中接回省城,并为他平反。(注:《原平县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621页。)有些地区和单位还把四清工作队成员拉来批斗,出一口恶气。

五、以阶级斗争为纲

在四清运动中重新划分成份的做法,在扩大打击面的同时,也消除了一些潜在的反对力量。

天津市蓟县在试点中,对土地改革中划分的阶级成份重新审查,变动成份者占农户的7%。(注:赵康俭:《蕲县农业合作简史》,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0页。)四川省大邑县的四清运动在一个试点大队中的120多户中,重划地主15户,富农8户。(注:《大邑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第68页。)福建省南安县官桥区在四清运动中重点斗争了39名四类分子,占四类分子总数的23.9%,其中6人自杀。(注:江俊伟:"官桥经验的形成、推广及其评价",《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2期。)宁夏试点地区在运动中共补划地主、富农330户,为原划地主、富农总户数的36.3%,原划和补划合计共占土改总户数的7.3%;补划的地、富、反、坏分子414人,为原有四类分子的30%;原划和补划合计,共占总人口的1.56%;摘帽子的93人,占原划四类分子的6.94%。(注:《宁夏农业合作制发展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1页。)

由于在很大程度上说,阶级斗争是外加给农村的一种意识形态,因此不少农村干部阶级意识不强。对于这些干部来说,在四清运动中付出了代价。有一位曾经担任过农村大队书记的党员,因为娶了一位与富农离过婚的女子,并与之生儿育女,居然要在党和老婆之间选一个,最后他选了老婆,丢了党籍。(注:康克清:《康克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467页。)

在四清运动中被清查的一些基层干部,如果在历史上有一点"问题",往往被指责为阶级异己分子,将其经济问题和工作伤风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青海省民和县一个大队华林滩大队支书,用拔断筋、砸骨盖等12种刑罚残害群众,打残废3人,并活埋了1个孤儿,最后归因说书记是一个混入党内的伪警察。(注:《青海农牧区合作经济史料》,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0页。)

在困难时期,由于饥荒和对基层干部作风的不满,社会相对比较动荡。四清运动的矛头除了针对基层干部与阶级敌人之外,也打击了形形色色的"违法犯罪"行为,巩固了国家对农村的控制。

在1963年9月的"后十条"出台后,四清的意识形态内涵突出,针对农村的所谓资本主义倾向的整顿加强,原来一些在饥荒中放松的控制重新收紧。陕西省户县一个村庄,因为村里素来有"合麻绳"的家庭副业,四清时发现,全村110户人有96户有这种副业,四清工作组对其中41户进行罚款和补税处理,由于处理过重,引起民众投诉,结果被认定为对四清运动的反扑,为首者被定罪为反革命,分别判处4--5年的徒刑,导致家破人亡。(注:李百灵:"发生在社教运动中的一大涉税冤案",《税收与社会》,2002年第10期。)

六、讨论:社会控制的困惑

四清运动过去四十年了,虽然这一运动不太起眼,但是和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相比,同样可以给后人一些反思。显然研究为什么有四清运动,四清运动是如何进行的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剖析这一场没有结局的运动,能够给后人一些启迪或许也有价值。如果以四清运动为舞台,从国家、高级与中层官员、基层干部、农民几个层面来分析农村的社会控制,回答本文开始提出的两个问题,也许能够有所启迪。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阶层,必然希望社会安定,但是如何达到安定却有不同手段。也许当年的政治领袖主观上没有意识到,但是客观上,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运动是缓和内部各阶层之间矛盾的途径和巩固政权的手段之一。从这个角度上讲,四清运动在这方面达到了目的,也让农村的农民与基层干部的关系得到短暂的缓和。同时,吏治如何是事关一个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替在许多时候都与吏治的崩溃有关。通过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运动,多多少少能够让基层官员们的行为有所克制,因为他们知道民众是有机会报复他们的,四清运动就是一个榜样。对于中高级官员来说,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运动,绝大多数人是不会被卷入其中的,或许正因如此,才会有一个把他们也拉下马的文化大革命。在这种通过政治运动控制社会的模式下,普通民众中的意见,只有等待机会才能发泄,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他们相信会有机会。

在当年的中国,运动成为主要的社会控制机制,然而这并非是一个好的机制。从前面关于四清运动的描述,可以看出存在着下面一个恶性循环过程:

用政治运动来解决社会控制问题有几点困惑:

困惑之一:官民冲突,一个难解的结。

(一)意识形态的鼓动。在传统的社会中,各级官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高高在上的让老百姓景仰,民众从来也不会有奢望自己能够当家作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意识形态的宣传让民众意识到自己应该当家作主,官员成为人民的"公仆",然而至少在改革开放之前,民众发现自己还是无法真正当家作主,"公仆"与官老爷没有太多区别,因此在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欲望增强的趋势下,官民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二)政府控制的延伸。在中国历史上,基层政权基本上只是到县,县以下是由乡绅控制,广大民众直接与官员冲突的机会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控制的加深,政府通过村庄各级农村干部一直控制到村庄和农户。控制的内涵增加,官员与民众的接触随之增加,官民冲突的机会就急剧增加。

(三)基层干部的素质。如果分析一下大跃进时期的人口损失情况,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老解放区一般损失小,沿海文化素质相对高的地区损失相对小。老解放区损失小是否因为这些地区的基层干部经验丰富,对其角色扮演得比较好,在对付上级的同时也能够比较善待民众。文化素质高的地区是否基层干部的素质也高一点。当然这些假设均有待验证,不过基层干部的素质不高,是激发官民冲突的重要原因。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方式更加让一些没民意、低素质者成为干部,这些人应该对大跃进的悲剧负极大的责任。

困惑之二:制造敌人,有弊病的社会控制手段。

从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制造敌人是控制农村的重要方式。黄宗智在其研究中采用法国社会学者布迪厄的"象征资本"概念分析了一些"敌人"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注: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中国乡村研究(2)》,商务印书馆,2003年。)实际上,这种制造敌人的手段在四清运动中再次被广泛使用。通过制造一小批"敌人",并且让大多数与"敌人"处在敌对状态之中,就可以让大多数人感觉到自己只要依靠上级的旨意,不要进入敌对群体就是安全的,由此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在土地改革中,敌人是地主富农,在四清运动中,地主富农是死老虎,而有民愤的基层干部最容易成为"敌人"。虽然这种社会控制手段的效果显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的社会控制程度是空前的,但是后果是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增加。

四川省三台县的一个试点公社,有345户被重新划分成份,占总户数的12.4%。把日子过得好一点的农民,从土改时的贫农成份改变为地主。甚至于有农民对自己从富裕中农被划为富农而表示不满,在复查中进一步以"反攻倒算"的罪名划为地主。重新划分成份已经成为一种惩罚工具了。(注:唐宏毅:"鲁班'社教'运动",《三台文史资料选辑(8)》,超星数字图书馆,第84--86页。)

在1963年9月的"后十条"指导下,四清运动中的阶级意识空前加强,这种阶级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酝酿出,文化大革命中个别地区因传说四类分子要暴乱而发生的残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的悲剧。湖南省的道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残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的中心地区,笔者没有见到具体的被杀人数,但是从两方面可以推测被杀害者为数不少。一是道县周边地区的情况,二是涉案人员数量。道县周边的江华县被杀743人,被迫自杀的45人;其中四类分子343人、子女280人,贫下中农109人,其它56人。(注:《江华瑶族自治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年,第346--347页。)零陵县四类分子及子女被杀二百余人。(注:《零陵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第102页。)蓝山县被杀94人,被吓自杀57人。(注:《蓝山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第24页。)桂阳县有200余人被杀害。(注:《桂阳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116页。)道县在这一事件中,牵连责任人多达7281
人(注:《道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第157页。),由此可见被杀者为数不少。类似的问题,在其它个别省市也不同程度出现过。云南省盐津县在1968年在"杀四类分子无罪"等口号下,出现非法杀人,被非法杀害者337人。(注:《盐津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0页。)

困惑之三:互不信任,上下级之间的权力游戏降低管理效率。

上级不相信下级,下级也欺骗上级,这种上下级之间的权力游戏是司空见惯的,改革开放前的民谣"下级骗上级,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毛主席",正是这种政治游戏的生动写照。从大跃进开始,下级对上级的欺骗达到一个高潮,所以四清运动前,中央领导才会认为有三分之一的基层不可靠。因此在四清运动中,从中央到省、地区、县都有自己的工作队,这种格局的背后是上级对下级的不信任。

一些著名的四清试点单位,都是在政治名人指导下进行的,如陈伯达的"小站四清"、王光美的"桃园四清"。贵州省晴隆县的四清工作团,不受当地县委、地委的领导,直接在省委领导下工作,与省委意见不同的,可直接报告中央。(注:《晴隆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页。)当地方官员与工作队意见相左时,吃亏是地方官员。贵州省毕节县委与上级工作队因为对一位公社书记的成份有不同意见,而犯错误。(注:《毕节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页。)为了避嫌,大多数下级明知上级的工作队有错也不敢指出。

四清运动中,一些冤案往往是在不了解当地情况的上级工作队手中制造出来的。运动过后,大多数的当事人被平反,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四清运动成为浪费人力、物力的闹剧。要强调指出的是,虽然有一部分基层干部确实欺压民众,四清运动中对他们的批判和整肃是罪有应得,但是大多数在四清运动中受批斗处分的干部要么是冤枉,要么多少有些被过分处理。在文化大革命后的落实政策工作中,大部分在四清运动中受处理者得到平反。据笔者所见资料,平反的比重各地不同,有的地区超过90%,有的地区在60%左右。例如湖南省衡山县四清运动中受到各种处分的人员中,有64.9%得到平反。(注:《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1年,第158页。)湖南省汨罗市对四清中受处理者进行复查,65.4%得到平反。(注:《汨罗市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第126页。)四川省中江县在1978--1985年间对四清中受处理的干部人进行复查,纠正了3238人,占66.8%。(注:《中江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44页。)贵州省麻江县1978--1987年落实政策中,对四清运动遗留案件37人复查,改正33人,维持原处理决定的4人。(注:《麻江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5页。)换句话说,大多数人是斗错了,当然也有一些是罪有应得,这也说明评价四清运动并不容易。

困惑之四:运动出人才,非制度化社会流动。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缺乏一种制度化的人才选拔机制,因此各种政治运动成为社会精英更替的主要方式,在每一次运动中,多多少少会有旧的精英下台,也有新的精英登场。运动具有这种功能,是吸引人投身运动,把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年有一个专有名词"四不清干部",专门指在四清中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当年基层干部队伍的替换程度是相当大的,北京市郊的通县在四清运动进行地区,有2047名党员被开除出党,占全部党员的18.03%,同期接收新党员3235人,这些新党员中有116人直接担任党支部正副书记,291人担任大队和生产队等各级领导。(注:张洪林:"通县四清运动和通县地区四清大会战",《北京党史》,2003年第4期。)据一项在河北农村进行的调查,四清运动还产生的一个后果是,老干部们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了沉重打击,为新一代精英的崛起创造了条件。(注:赵力涛:"家族与村庄政治",《二十一世纪》,1999年10月号。)

山西省阳泉市郊区的四清试点农村中,调整的干部占总数的30.2%,被调整的干部中大部分是被调掉(占70.6%),少数是调动(占29.4%)。(注:岳珠明:《阳泉农业合作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第52页。)山西省武乡县在四清运动中,全县411个大队领导权中,被认为全部烂掉的43个,局部烂掉61个;烂掉和基本烂掉的大队干部165人,占大队干部的13%;全县10133名各级干部有四不清问题的7760名,占76.6%;撤换和调整大小队干部2870人,占28.3%;运动中发展党员1131人。(注:魏晋峰:《武乡农业合作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2--54页。)贵州省晴隆县在四清运动中处理党员430人,发展党员696人,其中98人安排领导职务。(注:《睛隆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6页。)甘肃省张掖地区在四清运动后,公社及以上干部中只有54.6%留任,大队和小队干部中留任的占52%,可以说是大换班。(注:《甘肃省农业合作制重要文献汇编(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0页。)宁夏在四清运动中进行了夺权斗争。夺权的公社和大队,分别占18%、29%。(注:《宁夏农业合作制发展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1页。)

虽然上级希望通过运动来物色人才,但是难免存在假公济私。1964年12月,中共福建省委、省人委联合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清洗和补充人员问题的通知》。省委要求各级党委、社教工作团和组织人事部门应坚决贯彻阶级观点、政策观点和群众观点,做到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防止私招乱雇、引用私人,切实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注:《福建省志*大事记》,网址:www.fisq.gov.cn.)

然而用政治运动来达到维护基层干部的纯洁性是做不到的,这种方法的前提是假定有大量的人是纯洁没有缺点的。事实上人总有缺点。当年在山西省定襄县的四清工作队发现,要找到苦大仇深、正派没有缺点的积极分子十分困难。(注:张弘毅:"卫垣指导下的镇安寨四清工作",《文史月刊》,2004年第5期。)在体制没有改革的前提下,新上台的基层干部未必能够洁身自好,甘肃省张掖地区在四清运动刚结束就发现新的"四不清"138起,多数都是新上任的基层干部。(注:《甘肃省农业合作制重要文献汇编(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4页。)

内容提要

四清运动是介于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之间的一场政治运动,其起因与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的恶劣行为有关。在这场运动中,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受到冲击,同时也让饱受疾苦的农民出了怨气,因此降低了文化大革命中农民对基层干部的批判强度,客观上稳定了农村社会。四清运动中重新划分成份的做法,在扩大打击面的同时,也消除了一些潜在的反对力量。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控制是非常有效的,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场巨大的社会动荡之后,依然能够迅速恢复稳定,这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本文通过四清运动之剖析,希望对讨论当代中国的两个问题有所帮助。

第一个问题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特别是研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必须正视一个新阶层的形成,那就是基层干部阶层。在传统中国,并没有所谓基层干部阶层,即便是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虽然他们力图控制社会基层,但是其党组织基本上没有在农村扎根。(注:沈延生:"中国乡治的回顾与展望",《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成了空前的社会控制网络,在这个网络当中,在县以下的各级政府与管理机构当中,直接面对平民百姓的是基层干部。由于基层干部是一个新阶层,因此他们对自己的角色扮演与行为缺乏规范,导致了平民对他们怨气不少。同时因为政府高层对基层干部这一阶层也缺乏选拔与管治经验,使得一部分基层干部素质低下,上级对其行为失控,因此群众运动中对基层干部的批判成为控制基层干部的重要方式之一。1949年以后,大多数政治运动都涉及基层干部,这体现出政府一方面离不开基层干部,另一方面又依靠政治运动整肃基层干部的现实。

第二个问题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农村整体上没有城市社会动荡严重,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斗争没有对城市基层干部的斗争那么残酷。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间,个别地区的农村发生了一些骇人听闻的血腥事件,不过这些事件多是基层干部策划来对付所谓的"阶级敌人",较少针对农村基层干部。出现这种情况,并非是农民比城里人意见少,而是农民的怨气刚刚在四清运动中得到发泄。四清运动的矛头主要是对准农村干部,其目的是加强中央对农村的控制,其潜在的作用是平息农民对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不满,因为文化大革命之前种种不得人心政策的执行者是农村干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领导干部受到冲击,虽然这是错误的行为,但是在这些行为的背后是相当一部分干部并不得人心。与此同时,在四清运动中的重新划分阶级成份,打击了一些潜在的不安定力量,进一步人为制造了一个社会对立面,起到一种警示作用,有助于控制社会。

四清运动开始时主要在农村进行,到运动后期扩展到城市,不过很快就被文化大革命运动所打断。本文主要讨论发生在农村的四清运动。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本文仅仅是从一个角度探讨上述两个问题,并非能够完全回答问题。

名词解释

四清运动,简称四清,是1962年底在中国农村逐步推开得一场政治运动。四清运动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农村的四清运动与城市里的五反运动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会后全国范围内逐渐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包括在城市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等等的增产节约运动和农村开展的"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的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前期,刘少奇之妻王光美带工作队到桃园大队搞试点。她们所总结出的经验即称"桃园经验",而"桃园经验"正是文革中给刘少奇定罪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中共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后来随着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大兵团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人员,斗争中逐渐出现斗争、打人、搜查、重点集训、扣帽子、立罚规等。四清运动由出宣示的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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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

孙立平,男,1955年5月出生。现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83年获学士学位。
1983--1999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转到清华大学工作。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社会结构变迁和口述社会史。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
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
"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轼先生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
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100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期待将30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15.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势。

16.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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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4日

毛泽东及其教训

1、苏区大肃反(参考高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AB团"的历史考察》等):30年代正当满怀崇高理想的共产党人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在湘赣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却发生了数次消灭自己人的大"肃反"(肃清反革命)运动,至少有数万人被屠杀。毛泽东当时是总前委领导,始终处于大肃反的组织者地位。毛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反布尔什维克)团分子,甚至超过1/4.

事发的起因是毛泽东反对李立三中央进攻武汉、长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战略方针。这在中共红一方面军内部有不少争议,出现了"骂前委对抗中央"的言论以及不满前委领导的情绪,毛泽东认为这就是"AB团"的进攻。

打AB团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敢于直批毛泽东的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对其权威的挑战。结果,最先被逮捕的就是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等120余人,以后逐渐株连达到4400到5200人之间,杀了几十个A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打成了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毛泽东在给上海党中央的信中说,一个月的工夫,在他的管辖下,整个"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

老红军萧克回忆道:"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就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被捕的人被"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

当红军中曾经反对毛的人肃清得差不多了,毛泽东便着手对付江西共产党人。1930年12月3日,毛泽东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当时毛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对毛有所不满的人。毛下令要"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12月5日,李韶九带着一连人马日夜兼程,赶往富田,立即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刘万清(原四军政治部主任)等
8人。从7日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处捕人、审讯。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
12月9日,富田肃反人员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规模的捕人狂潮。由于李韶九等人的滥捕、滥杀,终于酿成了揭竿另立的富田事变。

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曾经说:"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好安安稳稳地当皇帝"。

项英、任弼时等人都认为打AB团、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帮派主义,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当时中央派来的三人团之一的顾作霖,严词斥责毛泽东:"毛泽东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

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反AB团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上将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江西肃反后来又扩展到其他红区。贺龙回忆:"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半数以上被杀害,仅1931年5月中旬就逮捕了"社会民主党分子"1670
人,其中700余人被处决。红四军主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中,仅倪志亮、王树声幸免,余皆被杀;仅30团被杀的干部就有500人之多。白雀园大屠杀,杀不过来自己的"同志",就用机枪扫。

薄一波说,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比死在国民党手中的共产党员多得多。

1935年,遵义会议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但是毛泽东反客为主、反臣为君,篡党夺权长达十年,直到1945年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

2、朝鲜战争:在冷战的情况下,美国为了与苏联抗衡,避免毛泽东倒向苏联,一开始极力拉拢即将夺取政权的毛。内战之初,美国就停止了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宋美龄赴美求援空手而归;国民党政权撤出南京,苏联大使馆跟着跑,唯独美国大使馆不动,美外交人员留在炮火连天的南京要"与中共接触";蒋介石逃到台湾,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称国民党是"被中国人民所抛弃",允许共产党军队进攻台湾;美台之间连续9个月断绝了所有的往来,毛泽东积极准备"解放台湾"
的战争;美国发表声明,支持新中国加入联合国;英国开始了与中国的建交谈判,美国还提出以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换取与毛建交(见《作家文摘》)。可是抱着极左思维、一心想倒向苏联的毛泽东却说:"不要急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政治是不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就这样,毛泽东错过了一次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机会。不但如此,此时的斯大林、毛泽东还怂恿金日成率先发动了"解放"朝鲜半岛的朝鲜战争。但随着美军的介入,北朝鲜败回三八线。斯大林于是又怂恿毛泽东与美军作战,想以此削弱苏联的东方强国――中国,并阻止中国统一的大业。斯大林假装许诺为毛的军队提供空中支援和武器装备。果然,毛泽东上当了、决定参与朝鲜战争。本来,中共政治局开会,由于大多数人反对出兵朝鲜,毛泽东一度作罢,可是,后来,毛与彭德怀一席话后,未经政治局讨论,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而斯大林此时却表示不提供空中支援了。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其劣势的装备参战了,牺牲30多万人、后期供给被美军切断而饿死冻死30多万,总共死亡70多万人(见《远东朝鲜战争》),而美军才阵亡5万4千2百46人。不仅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而且朝鲜战争至少造成了两大极其严重的长期后果:一是美国改变了其防守范围绕过台湾的战略,开始阻止两岸统一。朝鲜战争之后,美台更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可以说毛泽东保了朝鲜,丢了台湾。照理说,稍微有战略头脑的人和有民主决策机制的政权都会先解决自己的内政(台湾)问题,然后去管别人的事(反对出兵朝鲜的林彪、聂荣臻等人就是如此的主张),可是毛泽东说:"别人有困难,我们不管,于心不忍啊!"毛的好斗和轻率性格完全蒙蔽了他的战略头脑。二是朝鲜战争后,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封锁,致使中国30年闭关锁国,关起门来搞"超英赶美"的大跃进、窝里斗的纹化大革命。

朝鲜战争中,美军抓获中国战俘2万余人,其中14000人去了台湾,6673人在经历绝食等"斗争"后终于返回大陆。一开始,毛泽东鲜花迎接,后来,全部战俘打成了"投敌叛徒",被开除出党,大部分被折磨致死。

3、文字狱:封建社会文字狱密布,朱元璋杀了数万读书人,雍正、干隆制造了无数的文字狱,死者延颈相望。可是,与毛泽东的文字狱相比,古代统治者也是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

第一文字狱胡风案:胡风因写《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被毛泽东说成是"反革命意见书",共牵连2100多人,许多人被整死,如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被活活打死。胡风被抓10年后才被判刑14年,刑满后又不释放,他上书要求释放,结果被判无期徒刑。

第二文字狱《刘志丹》小说案: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成歌颂刘志丹的小说,结果被毛泽东说成"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副总理习仲勋被打成
"彭(彭德怀)、高(高岗)、习反党联盟",12000人受到迫害,许多人丧命。连习仲勋吃过8次饭的饭馆经理也被诬为"习仲勋的交通员"而被捕,株连烤鸭店、湖南饭店等50几户,逮捕10多人,打死6人。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被害死,一机部副部长白坚被斗致死,湖南劳动局副局长刘宗焕被专政队沉河,活活淹死,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被打死,连为李建彤带过路的陕北贫农王悦贤、刘景华也被打死。

除了"文网",毛泽东同时还给中国人民布下了户籍制度、票证制度、劳动教养制度、劳改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政府垄断资源制度(公有制)、计划经济、管控型社会的天罗地网。

4、反右运动:毛泽东以其自夸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号召老百姓给党"提意见",人们不知是计,畅所欲言,结果一共揪出55万右派分子(加上没有戴右派帽子的右派,为180万人)。按毛泽东的话说:右派分子其实就是反革命!可怜,一个阴谋造成了多少个家破人亡!自此,毛泽东的斗争矛头从"阶级敌人"转向了人民内部。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又有300多万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5、大跃进与大饥荒:毛泽东于1958年南宁会议上批判"反冒进",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责对浮夸风持怀疑批评的人举的是"白旗",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毛提出要"插红旗,拔白旗"。于是,大江南北竞相吹牛,"放卫星"。更要命的是,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提出全民大炼钢铁,满腔热情的农民把锄头、铁锹、秤砣、锅等都扔进土炉里"炼钢",炼钢炉满山遍野,炉火通宵不息。当年本来粮食丰收在望,可9000万人上山炼钢,农民让粮食烂在了地里,无人收割。彭德怀急了,以诗疾呼:"青壮炼钢去,锄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与人民鼓与呼。"
果不其然,大跃进、大炼钢造成了大饥荒。据当时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中国人口减少了2000万。若加上每年本应增加新生人口一二千万,所以,实际的饿死人口在4000万左右(最新的专家研究报告:死亡4120万。杨继绳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数,共计7600万人)。也就是说,三年饥荒的死亡人数是抗日战争中中国人牺牲、被屠杀、饿死的人口总数的2倍,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了四百五十颗广岛原子弹。连历史上从未饿死人的天府之国四川也饿死了八百万人(杨继绳书中确认超过一千万人)。这是毛泽东对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参见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等)

至今一些人不仅不思悔过,反而信口雌黄,把三年饥荒说成是"自然灾害"(对这么大的中国来说,局部的自然灾害没有哪一年断过,但事实是,学者们考证的结论也是,那三年中根本没有大的全局性的自然灾害。其实,毛泽东一辈子最擅长弄虚作假。根据《炎黄春秋》、《百年潮》杂志的报道,《沁园春。雪》是胡乔木原创,毛改动四个字"原驰腊象",就据为己有),甚至乌有之乡的极左学者声称饿死人是捏造的,这是对几千万死去的同胞的极大侮辱,是对中国人民的高度蔑视。

据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河南省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时,信阳一百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明知道大面积饿死人,
毛泽东还大幅增加当年的全国征粮库存额度。

另据报道,大跃进中,河南省委浮夸的粮食产量为实际数字的几倍。省委硬说农民有粮不交。为追逼粮食,仅信阳地区就逮捕和拘留12000多人,其中
703人被打死在拘留所或狱中。后来,信阳地区饿死100多万人,其中息县饿死10万人,村庄减少639个。可省委书记吴芝圃因批判彭德怀有功,易地做官,被毛泽东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而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因如实讲出大跃进中的问题而被打成反党集团。

1959年,中国竟然出口粮食400多万吨,足够2000万人吃一年。可是,毛泽东为了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也顾不上国人饿死了。毛泽东甚至说:
"人总是要死的,孔夫子不死的话还在怀仁堂与我们一起开会呢"。随之大笑。

王稼祥建议在国内困难的情况下减少外援,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毛严厉批判,指责为"修正主义"。

中国在60、70年代共援助阿尔巴尼亚100亿元,该国仅200万人,相当于每家获得中国援助2万多元,而当时中国国内几乎没有万元户,除毛泽东总共违规违法获稿费570万元外(当时全国仅他一人有权获稿费,见后)。

另外,邓小平曾经告诉李光耀,中国援助越南200亿美元。援助红色高棉10亿美元。朝鲜战争中国支付了63亿元费用和560吨物质。另据在日本出版的对朝文件披露: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向北朝鲜总共提供了超过8000亿人民币的援助,相当于现在的一二十万亿元。

大饥荒后,召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因刘少奇要立碑纪念饥荒中死去的人民,还说"喊万岁是封建意识"(毛泽东在1950年的国庆口号中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在党的"八大"时根据彭德怀的提议、刘少奇第一个表态支持,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对刘怀恨在心。江青后来称:直到纹化大革命,才出了七千人大会的恶气。

7、"四清"运动:造成死亡77560人,挨整532万多人。

8、纹化大革命: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等被迫害致死。1967年8月28日,毛泽东下令开枪,打死"反革命"游行群众101人。大兴县杀
"四类分子"325人,22户被杀绝。湖南道县农村纷纷组成"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队干部随意处决人,红色大屠杀致死上万人丧命。屠杀的手段有:刀砍、铳打、铁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钝刀剐、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用火活活熏死,还采用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断肢等种种手段,惨不忍睹。文革中,冀东案迫害8万4千人,死亡2955人;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案致死14000人;内蒙古人民党案致死11622人。广西武斗死亡10万多人,广西武宣县、隆安县、大兴县、上林县、武鸣县、蒲北县、灵山县、贵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煮吃"反革命分子"心、肝、肉的吃人事件。叶剑英曾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汉学家麦诺教授估计,非正常死亡773万人),上亿人受迫害。

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罪名的占总数的71%。

然而,一切的罪恶都被推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头上。他们成了替罪羊。"五人帮"的罪魁祸首可以逍遥法外,不被批判,仍然是极左派爱戴的"伟人"。

可是江青说了实话:"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我们应当重新认识毛泽东。

彭德怀曾斥责毛"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在中南海成立文工团是在"选妃子"。毛泽东对女性见异思迁,道德堕落无人出其右――在夫人杨开慧身陷囹圄时,他与贺子珍合欢;在贺子珍赴苏联养病期间,他与江青同居;在与江青结婚时,他与许多女性"暗渡陈仓"。

毛每次外出,坐专列,警察、军队数千人保护他,一切人、一切车辆皆服从其特权――让路。毛每次外出要花费上百万元。毛去苏联访问,也用专机把木板床运去(毛的朴素只是他的农民习惯而已。当要花很多钱维持他的"朴素"时,他毫不犹豫地折腾)。即使三年饥荒时期,全国到处都在为毛建豪华别墅。除各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其数量之多,古今中外少有。外交部当时的总务司长等人从各地观摩回来后说,有些地方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

有些别墅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除庐山"美庐"旁的一处外,1959年6月毛回韶山时,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说以后可以来此办公、休息。这座别墅,连修公路、美化环境在内,1962年才竣工,耗资1亿2仟万元(那时30元可以够一家人糊口)。有人计算,如果毛泽东用建别墅的钱去买粮赈灾,可供湖南饿死的248万饥民吃一年。

还是在全国到处都饿死人的时候,毛命令把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改成"一一八会议室",里面的装璜、家具、陈设、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而且,中南海的春藕斋也被重新粉饰装修,成为毛的专用舞厅。在饿殍遍野时,毛居然把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可谓莺歌燕舞。

《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记载:三年饥荒期间毛泽东的菜谱(被宣传为饥荒时期"不吃肉"):1961 年4 月26
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作了西菜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其中有: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60
年代初,工作人员为毛制作的鸡类西菜有: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60
年代初毛泽东吃过的猪肉类西菜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毛泽东吃过的西菜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

《党史文苑》载:据汪东兴回忆,1967年10月,毛亲自查了自己的稿费存单,达570多万(相当于现在的三个亿左右),毛是当时中国的首富。而毛的文章却大多为胡乔木、田家英、康生等人所代写("毛选"中的文章90%以上是秘书们所写),《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不是毛的作品,只是冠以毛的名字发表或成为毛的讲话稿,稿费全部归毛。1964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革稿酬制度的请示报告》――废除了印数稿费的制度,只采用字数稿酬,后来全国报刊、出版以及任何创作又取消了稿费制度,全国唯有毛泽东一个人享受特权在拿稿费,而且是按印数稿费拿。毛的着作大多不是人民自己掏腰包购买,而是国家、单位花钱购买,发给人民,结果每个家庭都不止拥有一套两套。着作不断地再版,声称"手不沾钱"的毛泽东不断地违规拿钱。

毛的钱是怎样花的呢?据王彬彬的《为批评正名》叙述:毛的稿费收入首先是用于贴补生活之用。毛泽东每月工资404.8元,江青330
元,他们的收入是当时中国普通工人收入的十倍。但远不够他们开销,于是每年从稿费中拿出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万)用于个人生活,结果毛还被宣传为
"艰苦朴素,粗茶淡饭"。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泽东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了张玉凤,又给了护士吴某2.5万元,给了汪东兴4万元,但没有见过毛拿自己的稿费去做公益事业或者救贫济困――即使是对曾经养育过、乃至成就过他的伟业的"福地"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等长期以来相当贫穷的地区,"伟大领袖"也没有掏过腰包。

毛泽东不但没有感激过贫穷的乡亲,而且多次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叫好。比如日本首相田中访华,田中为日本侵华口头道歉,毛却说:"我们还要感谢日本呢。没有日本的侵略,也就没有我们的胜利"。

毛泽东晚年曾经多次提出自己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毛远新或王洪文。可见,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毛家天下的班子已经形成。

毛泽东创造了中国五大纪录:近代史上国土版图最小的记录(为倒向苏联,毛正式割让了外蒙);非正常死亡最高的记录(共死亡6000万人以上);GDP占世界份额最小的记录(文革结束时中国GDP占世界1.8%,而清末民初占世界6%);国民生活水平排名世界倒数的记录;控制人民精神、思想和私人生活最严密的记录。

看看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林彪是怎样反思毛泽东的:林彪在日记中写道:"主先臣后","主倡臣和","终生不犯错误之法……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叶群记录的林彪讲话还有:"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林彪正是按照这些原则投毛之所好的。

所谓林彪整人,只是对毛泽东想整的人说了几句狠话而已,如对罗瑞卿、贺龙。罗瑞卿因为窃听器的事而被毛欲置之死地,贺龙因为长期不愿奉承毛而被毛怀疑――贺龙家里从来不挂毛泽东的像;全国学毛选时,贺龙却说"应当好好学习刘主席着作";毛泽东接见运动员,贺龙站在门口,10分钟就走了;有一次,运动会上高奏《东方红》,贺龙起身就走;毛泽东摆家宴过生日,贺龙称身体不好没去,可是却在家里打扑克;批判刘、邓,贺龙不发言,毛泽东逼他发言,贺龙却说:"我上不了纲哟"。因此,毛泽东怀疑贺龙是另外一个彭德怀,必欲除之,让人揭发他"二月兵变"、想当主席。

林公开大批彭德怀,私下里却说彭的"万言书是对的,就是急了点。"林彪在纹化大革命中把毛吹成"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但私下里却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林彪个性清高,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个敢顶撞毛主席。林彪反对出兵朝鲜,拒绝率兵入朝;反对大跃进,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推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林彪竟把毛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

毛泽东强迫林彪做接班人,但林彪或许是因为身体不好,他是寡欲的,他多次声明不当国家主席;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但却把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叶剑英。从1967年到1970年,林彪仅一次在住地召见过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约20分钟,谈的仅仅是防止苏联对北京的突然袭击;黄永胜当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过他两次,林彪从未单独接见过吴法宪,对李作鹏也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一次,丘会作在文革期间从来没有面见林彪的机会。林彪甚至在文革数年也没有对军委办事组下达过象样的命令。可就是这样一些零散的人,被毛泽东捏造为"林彪反革命集团"。

原来,林彪与"四人帮"等毛泽东的走狗水火不容。林彪集团的人都是受到毛泽东、四人帮的残酷打击而投靠林彪的。黄永胜直到1980年出庭受审时还大骂江青"大流氓!大坏蛋!"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等人皆是受尽批斗凌辱,后来被林彪暗中保护了起来。林彪他们称江青为"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姚文元为"响尾蛇"。
林彪多次当众大骂江青,还说要"毙了她";一次,陈伯达想辞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可林彪劝他:"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只是因为江是毛的夫人,林彪又要让叶群与江青套关系。1971年,林在苏州大哭一场,提出要"清君侧",搞掉张春桥等几个奸佞,搞掉"三蛇",架空毛,实施"新政","新政第一条就是:中止文革,搞民富国强。"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录:林彪与毛泽东最大的矛盾是在起草中共九大报告中。毛让林彪主持起草该报告,林彪、陈伯达起草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所以应当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应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搞"民富国强。"陈伯达也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泽东看了报告初稿以后大怒,决定另起炉灶,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政治报告。张、姚起草的报告由林彪在大会上宣读,当时林彪面色铁青,肺都要气炸了。念完报告回到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都念错了。"林彪说:"多念错一点才好呢!"

据最近开禁的《林彪工作札记》:林对毛"文革"中的阴谋了如指掌,如林彪札记中记载: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已决意要除刘、邓。刘邓提议,六一年八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陆肆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陆肆年是排斥毛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毛泽东)授权眼镜蛇(张春桥)、婆娘(江青)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局势继续乱,二十五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双方都坚持忠于同一个神,同一个魂,同一个旨。

九大之后,毛决心除掉林(毛最终逼死林彪,出于三大原因:林彪的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思想与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严重冲突,为了自己身后不被否定,毛必须在打倒刘少奇之后乘胜追击,打倒林彪,甚至后来试图打倒周恩来;当初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秘令林彪坐镇中央军委,为他掌握军队,结果军委办事组都是林彪的人;毛认为批判张春桥的"二月逆流"是林彪推动的,当时以林彪为代表的"枪杆子"与以张春桥为代表的"笔杆子"水火不容),林多次求见毛而不得,林彪甚至为此大哭了一场。一次,江青让林彪到钓鱼台,林以为毛要接见,匆匆赶去,结果只是跟江青照了相,没有见到毛泽东,林彪气愤填膺。毛始终不给林彪任何解释的机会。庐山会议上,本来是康生首先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林彪从未提出,而且多次表态:如果设立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我林彪绝对不当。但毛泽东要借机打倒林彪,他跑到南方大肆进行非组织活动,到处声称:有人想分裂中央,想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逼迫林彪出逃,林彪不想认罪,认罪了必然是刘少奇、彭德怀的下场。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以上均见林彪秘书的回忆录)中央本可以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当时全国的飞机都禁止升空,唯独允许林彪的飞机起飞,毛泽东还十分潇洒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文革中,一份批判文革的信――《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传到林彪处,林听讲后一言不发,但随后又把信要了去,说"再看看",可见,这封信引起了林彪的共鸣。林彪曾说:"纹化大革命,要变成'武化'大革命喽!"林彪儿子林立果等人在《571工程纪要》中写道:"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以上参见〈毛家湾记实〉,中央党史出版社)

毛泽东折腾中国几十年,把陈独秀创立的具有民主、自由、平等理念的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一度引向了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歧途,直到改革开放,中国才逐渐地回到了文明的正轨,其教训是深刻的、悲惨的,也是多方面的。

教训之一:天堂与地狱――天堂与地狱是可以辨证转换的,人民急于进入天堂,必然堕入地狱;当人们兴高采烈奔赴乌托邦后,才发现这里是炼狱;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叫他疯狂。

教训之二:目标与手段――中国文化往往把目标与手段分离,只要目标是崇高的,手段可以是卑鄙的,"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中国人容忍暴力,崇尚阴谋主义;毛泽东为了建立理想社会,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专政与镇压。现在我们认识到:目标的合理性与手段的合法性必须统一。

教训之三:人治与法治――中国文化是人治文化,毛泽东继承了人治的传统,声称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砸烂公检法,批评资产阶级法权,推崇法家的重刑主义,只把法律作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手段;宪法不能保护国家主席,更不能保护普通民众;毛泽东摈弃法治,等于让中国与现代文明分道扬镳、背道而驰。

教训之四:革命与改良――清末新政进行了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改革,1978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也是成功的,但是100多年来,中国的大部分时间盛行激进主义与暴力革命,和平年代也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结果欲速而不达,酿成大跃进、纹化大革命等重大人祸。事实说明,激进与革命只是社会的临时态,渐进与改良或改革才是社会的常态。

教训之五:主权与人权――古代中国没有国家主权观念,近代以来则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泛滥成灾,似乎只要祭起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大旗,卑鄙的可以瞬间转变为崇高的,非法的可以转变为合法的,反动的可以转变为进步的。毛泽东也正是高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大旗,进行闭关锁国、暴力专政、肆意侵犯人权的。现在我们明白:只有保护人权,才会有真正的人民主权;只有尊重人格,才会有国格。

教训之六:人民与敌人――为了实行独裁,消灭异己,进行阶级斗争,毛泽东制造出大规模的敌人;他不需要经过选举或者任何法定的程序,就能声称代表国民,是"人民公仆",然后消灭另一部分国民。人民,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教训之七:国有与私有――毛泽东以建立国有、消灭私有为己任;名义上"国有"是全体人民所有,实际上是官员控制国民的工具,是专制政治的基础,是
"通往奴役之路";只有资源、财富归民间所有,才能够建立起民主社会;国有必然造成官本位和特权,造成严重的权力掠夺与剥削。

教训之八: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对数以百万计的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进行管制是建立在信息对称(官员能够全面了解企业、消费者、经济各部门的所有信息)、官员的智能无限的基础上的,由于这一基础不可能存在,所以计划经济必然是低效率的,而且,计划经济成为毛泽东控制整个社会、控制每个国民的经济基础;而真正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民有的基础上的,它与民主政治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

教训之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弄成了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把资本主义看作万恶之源,但是实际上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才是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潮流的,宪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可以与资本主义有效互补。

教训之十: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一味地宣称集体主义,强制集体化,反而会导致损公肥私、怠工懒政的道德堕落,整个社会走向极端个人主义;崇尚个人主义,保护个人权利,反而会形成"自由人的联合",走向新的集体主义,如北欧国家。

教训之十一:道德之国与无德之国――不以法治国,而片面地以德治国、以领袖的思想治国,最终会成为无德之国,道德终究只是阴谋与暴力的遮羞布;如果假设统治者、官员是人性本善、是明君、好官、君子,不需要对之进行权力制约、制度监督,那么君子终将变成小人,君子国终将成为小人国。相反,先假设统治者、官员人性本恶、可能做坏事,必须对之制约、监督,那么小人才能变成君子。

教训之十二:宗教神与人间神――西方人崇拜上帝,认为人都是犯有原罪的、存在缺点的,不能崇拜任何个人;而中国文化中没有上帝的位置,往往在世俗中寻找救世主与人间神,毛泽东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大搞个人崇拜。汉民族也是基本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天不怕地不怕,不相信神的监督、上帝的惩罚,因此做事不择手段。中国人缺少除了世俗利益之外的纯粹信仰。

如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没有对毛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革造成的,毛泽东以其计划经济体制、资源垄断体制、话语垄断体制、文字狱体制、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通过剥夺农民进行工业化的制度、票证制度、等级供给与保障制度、劳改制度、劳教制度、领袖崇拜及黑箱治国方式等把人民都变成了他的奴隶,而今中国的特权、腐败、两极分化、弱势群体、道德沦丧无一不是其产物,只不过,计划经济时期这些问题被压制或者通过毛的运动被整肃,而市场经济时期问题被放大了而已。市场经济时期不可能再以运动的方式整肃腐败,而只能通过法治、制度来解决,这也是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的社会进步。

我们主张公平、正义、共富的"好的改革",主张宪政社会主义的中派,支持既反极右、也反极左的立场;我们反对维护特权、进行掠夺、贫富分化的"坏的改革",同时我们反对复辟倒退的极左思潮。

2009-1-7

作者:胡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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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姓的财富去哪了?

根据联合国的标准,联合国规定每天收入在1.25美元以下的人属于赤贫的人口;联合国的标准贫困人口,是一天收入2美元以下。中国大陆在2010年
12月份公布一个民政部的数据,说是要提高中国的贫困标准线,即每人年收入1千1百80元。也就说,中国大陆的贫困线是1个月不到1百人民币,十几美元。中国大陆为什么不按联合国赤贫标准划定贫困线?结果在中国政府发言人的解释中:按照中国式贫困(即每人年收入1千1百80元),大陆就只有4千万了。但是,如果大陆贫困线提高到年收入1千5百元人民币,贫困人口就是8千万。一旦提高到每天收入在1.25美元标准线的时候,中国大陆则有2.5亿赤贫人口!如果按照2美元收入计算,全中国有9亿人口是属于联合国规定的贫困人口。

这个数据是一个官方公布数据,这个数据非常可怕。可怕之处在于,如果现在按照官方公布的13亿人口,居然有9亿人口属于联合国规定的全球的贫困人口。只有4亿人口在小康和非常富裕中。而且,按照这个数据,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人占了全球的贫困人口中85%的比例。中国人常想像非洲很穷,对照此比例,就发现非洲低于2美金的贫困人口非常小。

2011年的1月12日,中国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也公布了一个数据。他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要大家不要害怕通货膨胀,因为中国现在通货膨胀不高。他说按照历史上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通货膨胀率是5.6%;比如在1988年跟1994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分别达到18%跟24%,而2010年通货膨胀还没有达到平均数。然而,根据经济学国际上的标准,一个国家通货膨胀如果超过4%的时候,它就意味这个国家进入恶性通货膨胀了。姚景源公布这个数据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在一种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发展,他的中国30年来的通货膨胀率是5.6%,就已经说明。

最近,中国央行副行长马德伦写了一篇文章,说人民币遇到五大困境,其中最大的困境是人民币现钞供应与印刷能力的严重矛盾。他介绍中国现在有6家印钞厂,三家铸币厂。纸钞厂6家,总共3万多人,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印钞厂。但是他说由于人民币现钞发行量不可预测,由于金融原因,政策原因而不可预测,所以造成了建国以来除个别年份以外,每年都是以20%的速度增长现钞供应量,造成了中国人民币的印刷厂整个工程的建设速度赶不上发钞速度,造成了现在遇到了严重的印钞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造成了市场上人民币现钞短缺,而造成人民的恐慌。这段话讲了两个问题:第一,说的是中央央行跟中央政府对人民币的印钞量是不可预测,他们不可掌控、难以控制,是可以随便印钞票的;第二,透过20%的印钞的递增的速度,而这个递增速度现在还在增长,造成了生产能力、印刷钞票的能力不够。当然他解释有很多原因,技术人员的培训,还有工厂安装,厂房建设都需要周期,所以造成现在难以满足。但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大量印钞票造成中国通货膨胀。

中国央行副行长吴晓灵也承认,其实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增长,是因为央行发行了过多的钞票把整个中国推动起来了。

在海外,中国很有钱。中国现在有2万8千亿的外汇储备,很快就要突破3万亿了。全世界的外汇储备加起来也就刚刚跟中国一样,中国是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但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是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不是中国政府拥有的财富,它实际上是笔负债。

按照西方的观点,一个政府拥有的外汇储备是真正政府所拥有的财政。比如人们用美元换日元、换台币的时候,不是跟政府换,是跟银行换;银行只做一个交易的中间体,银行卖出美元买进台币,在交易中台币没有增发,美元也没有增发。但是中国大陆不一样,中国大陆外汇制度中间是个人民银行,当人们把美元进入中国大陆时,是卖给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印钞票发给人们以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出口的东西越多,中国银行的外汇储备越多,但是同时印出的人民币钞票也是越多。就如一个家庭,妻子儿女每个人挣钱把美元都交给父亲,父亲给他们写纸条,在家吃饭都用纸条,所有的金钱都集中在父亲手里,父亲就成为最有钱的一个富翁。中国政府就象这个专制的父亲,利用外汇制度就变相把全中国的生产财富,尤其出口的财富都集中在手里了,就握有全球最大、最高的外汇储备。但当美元被政府拿到手的时候,这个钱就被政府拿来任意去花销了。这个美元,就相当于过去黄金本位时候的储备黄金。但人民币一旦发出去之后就没办法去收回了。一旦外资撤出,就会把人民币交回,中国要给付美元,于是当外资要撤出的时候,中国手中美元就会越来越少,即等于黄金储备减少了。所以,中国经济的陷阱,就是当它经济增长越快,出口越多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就越多(全国的出口外汇都集中到政府手里);同时,中国由于出口大量的物资到海外,资源越来越少,但是印的钞票却越来越多,因之造成中国的经济越发展,通货膨胀会越严重。

如今中国经济看似很好,是因为把全国百姓的财富都被集中在政府手里;但实际上内部是靠通货膨胀维持,对全国老百姓负债。而且政府的钞票印得越来越多,物资越来越少,早就一个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现在人们看到,美国的物价相反要比中国便宜。中国很多物资被廉价出口之后,在中国同样的产品反倒物价非常的高;在中国不管买鞋、买衣服什么都比美国要贵。

试想,比如这个世界上美元只1万块钱,中国大陆拿走了3千块;拿得越多,手里的人民币相对就要升值起来。所以,中国大陆很明显的知道西方各国逼人民币升值的渠道来赚中国政府的钱。但中国政府还就故意让它去赚,实际上从2007年至今已经升值26%了。26%是什么概念?按照2010年2万4千亿的外汇储备计算,26%升值等于是中国损失掉了5千亿美元。5千亿什么概念?1997年是中国外贸净利润140亿,到了2009年时候净利将近1千4百亿,5千亿就意味着至少损失了中国5年的外贸出口的利润,也就是说中国5年的出口白干了。美国政府为什么要中国政府去人民币升值?一方面中国政府去买更多的美国国债,同时逼人民币升值,因为买1百美元国债,一年后美国只要还94美元了。就这么简单。

中国政府当然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不敢让人民币快速升值。相反还预期海外的热钱到中国去。当人民币升值6%时,把美元放到中国不做任何事情,1
百块钱就有六块钱的利润。中国政府害怕美元撤出来,故意制造一个升值的预期:"缓慢升值"。但美元在中国赚钱,赚的谁的钱?是中国百姓创造的利益,中国劳工的利益,中国百姓的税收。所以,中国政府无形中用中国百姓的财富去供养西方发达国家,所以,人们在西方可买到很便宜的中国产品。

但做为美国人来讲却很简单,希望人民币一次升值,升值之后其政府的负债就稀释了,一次升值20%,1万4千亿的美国国债就锐减了3千亿。。3千亿,要向老百姓收多少税?!但是中国政府害怕这样,要"缓慢升值",宁可损失更多的钱,让西方国家都赚中国人的钱;从而维持中国经济表面上的"强大"。

在美国政府眼中,美国人的利益远远高于中国人的利益。这种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尽管人权、政治制度的改变是最符合中国百姓的利益和中国长期的利益。但对于美国来说,如何改善美国人民的利益,才是第一位的。在改善美国百姓利益之后,第二步才是改善中国的利益、中国的人权。中国政府就是利用这种心态,跟美国政府做交易,诱使美国政府放弃人权方面的要求,而让美国政府在经济上占尽便宜,享受巨利。

然而,人们都知道,凡事都有一个临界点。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百姓就承受不住了。百姓不可能永远的承受在赤贫的标准线下。中国大陆9亿人口在联合国的贫困线以下,有2.5亿人在联合国赤贫线下。而政府总是掏钱送人,以前送给俄国,现在送给美国。但总有掏空的时候。

中国大陆以前维持经济的绝招,是先让工人下岗然后它把国营企业卖掉,之后卖矿山、卖土地。现在矿山、土地卖差不多了,就要征房地产税了。在逐渐逐渐变方式掠夺的时候,百姓的愤怒就会被引爆。从前让工人下岗,政府可以让刘欢高喊"只不过是从头再来",而且那时还有一些"从头再来"的机会;后来卖国有企业,人们会觉得可能跟自己没关系,卖掉就卖掉了;如果你觉得矿山国有卖掉就卖掉了;如今卖土地、逼老百姓没房子就高价买房子,遭到的反弹就比当年工人下岗、卖企业矿山要猛烈得多;若买高价房子住之后,还要付出每月高额的房地产税的时候,老百姓就可能再也忍受不住了。民众没有办法忍受。

以前中国经济在往上升,因为有资源可卖。但现在印钞票的速度跟建印钞厂的速度不相匹配了,越来越高的印钞票的速度进行通货膨胀。当政者明知道通货膨胀,也不想控制,因为政府大量的国债,可以靠通货膨胀而变相的债务稀释。美国政府对待中国政府的招数,被当政者原封不动地应用于中国老百姓。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看到中国一年23万起的群体事件。但23万起星散的群体事件,还可以用1万亿的维稳费给抹平。只有当中国经济出现崩溃,特别房地产泡沫爆裂的时候,中国老百姓几家人、祖孙三代的积累化为零了,百姓的承受能力一下子就会破灭,届时再多的维稳费也无济于事,因为很大部分的维稳人群,本身也成了不稳定份子。

据悉2010年12月份,一些专家学者包括政府官员开了个内部经济会议,会后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的经济已经走上了最困难的一个阶段,在未来的两、三年将会遇上很大的麻烦。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甚至提出建议,把外汇储备都平分给老百姓,要不农民分两份,城市人分一份;穷人分两份,富人分一份,否则中国将出大问题。另外其它的一些学者也提出问题,说房地产问题现在不能不解决,但也不能解决;长期发展下去房地产崩溃,可要解决,中国财政就崩溃了,所以早解决不行,晚解决也不行;快解决不行,慢解决不行,而且他们承认现在地方上的势力非常强大,中央政府没办法控制了。讨论汇率制度时也说,升值太快的话政府就垮掉了,因为热钱一看中国没钱可赚就会撤回去,外来热钱撤回去就光剩人民币了,人民币就只有大幅度的贬值,中国经济就崩溃了。不让外资撤的办法就是缓慢的升值,给外国人有个预期让他能赚钱,都让海外的热钱到我们中国赚钱来。这个时候美国的热钱都跑中国来了,美国就没有钱去建设了,所以美国经济发展缓慢,中国就显得"很强大"。宁可让西方资本赚钱,"宁与外邦不与家奴"。所以,最后一致的意见就是: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问题是,中国经济上崩溃的临界点已经近了,已经越来越近。而民众经济上的承受能力,更是越来越难以承受。中国经济问题最终矛盾激化之后,就会转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这个政治问题,将要求制度的变革。

来源:http://blog.ifeng.com/article/9910436.html
作者:颜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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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然:一个被颠倒了六十年的政治常识

最近有一官员指责一部分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或公民是"吃共骂共",这并不奇怪,很多官员建国后就这么说。这一说法是党是亲爱的妈妈的逻辑结果组成部分。党是亲爱的妈妈,妈妈是不能骂的。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他是为人民谋幸福的,谋幸福的不能骂。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党与毛泽东是一体的,骂党就是骂毛泽东,骂毛泽东就是骂党,骂就是反革命。人民的幸福是毛泽东和党恩赐的,人民的吃穿住行是党和毛泽东恩赐的,所以得感谢毛泽东感谢共产党。改革开放后,这一用法已经成为很多官员的潜意识,动辄用这一传统说法宰制人民的思想。这一说法讲了六十年,违背常识也违背了六十年。具体地说,"吃共骂共"的说法违反了如下常识。

第一,违反了先有社会后有国家的常识。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证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不论是人与人处在战争状态还是人与人处于和平状态,人与人之间都有解决不了的矛盾,所以才需要国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认为国家从社会中产生,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把部分权利交由国家,国家合法垄断暴力并维持和平、秩序,到了近现代又具有保护生命、财产、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国家从社会中产生,也就意味着国家要从社会提取税收,否则国家就难以运转。也就是说,社会养活了国家。有了现代意义的国家才有了现代意义的政党。

西方政党筹集经费主要通过四种渠道:党员缴纳的党费、社会捐助、党产经营所得以及国家提供的公共补贴。20世纪60年代之前,党费和社会捐助是政党经费的主要来源,此后公共补贴的比重逐渐上升,在某些国家甚至成为政党最重要的经费来源。公共补贴可分两种:一是直接补贴,一是间接补贴。直接补贴即现金补贴,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补贴政党的竞选花费。所谓间接补贴是指国家为政党竞选及日常运转提供一定物质支持,其中主要在邮寄、公共建筑的使用、媒体及税收等领域为政党提供便利。(谢峰:《公共补贴:西方政党财政的重要来源》,《学习时报》2006年第357期)这四种渠道都充分说明是党员、社会养活了西方政党,而不是西方政党养活了党员,公共补贴来源于国家的财政税收,换句话说,也是社会养活了政党。

对于中国政党来说,中国政党没有竞选,所以也就不需要相应的竞选费用,但并不等于说中国政党就没有费用,费用反而更多。因为中国政党是党国体制的一部分,所以中国政党的费用主要是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党员交纳的党费,但据曹思源先生的研究,这部分费用不足以让政党正常运转,党员的费用仅占政党运作的一半左右,另一半的费用就全靠财政支出,而财政支出当然是来自于纳税人。政党的费用不是政党自身生出来的,而是来自于党员和社会,是党员和纳税人养活政党而不是政党养活了党员和社会。更由于党国体制,使得中国官员队伍极为庞大,使国家的税负更加沉重。只要看各地方的建筑就一目了然,有市委办公大楼,就有市政府办公大楼。西方同样的税收只养一套人马,一套班子,而中国却养两套人马,两套班子,且两套班子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相互扯皮,吃着纳税人的饭,用着纳税人的钱,靠纳税人养活着。

社会――国家――政党是一个逻辑和经验线索,这一线索表明所有的政党,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无论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无论是资本主义政党还是社会主义政党,都需要社会来养活而不是相反。

第二,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常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首先满足自己的吃穿住行,满足吃穿住行的主体是劳动人民。在满足吃穿住行之后,人们才能从事其它的活动,文学、艺术、政治等。吃穿住行构成生产力的组成部分,由吃穿住行而形成的关系叫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国家。无论社会如何变化,由吃穿住行组成的生产力都是社会的最终决定力量,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使国家机器运转的公务员都离不开吃穿住行。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基本道理就是吃穿住行的主体――劳动群众养活了官员。

第三,违反了劳动创造价值的常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活着的时代,农民、工人是体力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是简单劳动,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是复杂劳动,脑力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不劳动,并把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把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资本家的不劳而获也就在于用工人的剩余劳动榨取剩余价值。工人的钱一部分交给国家税收,资本家的钱也有一部分交给国家税收部门,两者的钱都变成了国家财政的一部分。现在的西方国家还有一个高额累进税,把资本家、有钱人的大部分钱都交了税,有的甚至达到其收入的50%、60%甚至更多。按着马克思的观点,国家公务员是不创造价值的,国家的财政收入转化成公务员的工资,让公务员生存。

在毛泽东时代,公有制一统天下,计划经济大行其道,搞得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民不聊生。改革开放三十年,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占尽三分之二江山,套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说明的是资本主义已经说明的事情,拿着马克思这张旧船票仍然可以登上中国经济这艘大船,农民、工人的劳动支撑着国家的正常运转,农民工人用他们的劳动美化着城市,给公务员提供营养,为公务员补血。用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说,知识分子是工人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主力军,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党员干部是靠工资吃饭的,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变成了党员干部的工资。

在封建专制社会可以说吃"皇粮",不能"吃皇骂皇",道理很简单,封建专制社会从来都是家国不分,皇帝把家当国把国当家的。现在虽然是党国体制,但也不是封建专制社会家国不分,就算是党与国不分,党和国的官员、党员干部也是由人民来养活的。衣食父母是民众而不是党,某些官员为所欲为,"吃民骂民"更接近事实。党员干部作为公务员的组成部分,不能经商,所以不能创收,不能创收就不可能有收入,没有收入就不可能养活别人,不能养活别人何谈"吃共骂共"?

第四,违反了纳税人的相关常识。最近,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公告》的权利有知情权、保密权、税收监督权、纳税申报方式选择权、申请延期申报权、申请延期缴纳税款权、申请退还多缴税款权、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权、委托税务代理权、陈述与申辩权、对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拒绝检查权、税收法律救济权、依法要求听证的权利、索取有关税收凭证的权利等十四项权利。《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公告》初步肯定了纳税人的基本权利,而权利的第一项就是纳税人的知情权,就是要知道税收的基本用途。

从纳税人与政治、与政党的关系来说,知情才能有效监督。纳税人纳税,理应获得服务,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也是纳税人,也理应获得相应的服务。如果政府官员、党员干部服务不到位,贪污受贿,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把自己的儿女移民到国外并花纳税人的钱生活,"吃民宰民"那就是违背了纳税人的意志,就必然受到纳税人的批评,受到法律的惩罚。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这句社会谚语用在政府身上倒也贴切,吃了纳税人的,就应该为纳税人服务,不为纳税人服务,批评就成了纳税人的权利。

第五,违反了公民权利的常识。《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美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
"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纳税人、知识分子是公民,不是臣民,更不是贱民,言论自由是所有人的基本权利,这个权利任何政党、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得侵犯。

第六,违反了党是工具的常识。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就是工具的政治。对此,邓小平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说过,政党只是个工具,政党这个工具也会犯错误,如官僚主义的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允许别人批评,让党外人士监督,让人民群众监督。实践表明,政党犯错误远不止是官僚主义的问题,其错误的危害也远远超过官僚主义,一个政党,尤其是一党独大、党国体制下的政党,必须加强监督,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政党只是个工具的观点仍具有现实意义,这有利于防止政党的权力滥用。

政党是个工具的观点表明,政党经费来自于税收,来自于中国社会,是社会养育了党,社会才是党亲爱的妈妈,人民才是党亲爱的妈妈,而党不是人民亲爱的妈妈,党只是社会用来为其服务的工具,如果党犯了错误,必须受到社会的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吃民、民骂党"是天经地义。

最后要奉劝官员的是:说话要讲常识,离开了常识的道理不是道理。不讲常识就会引来围观,围观就是力量。如果官员鬼话连篇,满嘴跑飞机,下场一定很不幸,可能如苏联的党员干部受人唾弃,如突尼斯总统出逃,如埃及总统交权,更惨一点的如齐奥赛斯库被人枪毙。讲常识饿不死人,丢不了官,不讲常识,什么可能性都有。

来源:共识网
链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10211296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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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媒体时代的终结

中国大陆媒体界过去一年遭受愈发严苛的舆论管制《潇湘晨报》副总编龚晓跃因辛亥革命策划被离职,《时代周报》评论部主编彭晓芸因"时代一百人"评选
"被休息",《成都商报》调查记者龙灿因涉及官员"报道失实"被辞退,系列事件令媒体人发出"最冷的冬天"之感慨。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国大陆着名时评人长平,被其所供职、一向以敢言与开放闻名的南方报业集团辞退,更引发大陆舆论界心灵震荡,冬天进入"极度深寒"。传统媒体在中国大陆社会与政治转型中扮演的角色会否发生变化?长平的出局,或将成为一个转折点。

由张平到长平

曾经名叫"张平"的调查记者,与后来以"长平"闻名的时评作者――若把他们的经历串联起来,会是一篇有意思的新闻断代史。

和许多今天的大陆媒体掌门人一样,七零后出生的张平,成长于理想光辉照耀的八十年代,在四川大学中文系经历了从理想到幻灭的八九学运;九十年代市场化媒体初创,他加入《成都商报》,并成为该报创刊时四名主力之一(其他三人是李承鹏、唐建光、余刘文);而后《南方周末》的黄金年代,张平从记者做到新闻部主任,带出了一批今天仍活跃在一线的着名新闻人;二零零一年之后,南方周末被宣传部"整肃",张平出走至《外滩画报》,然后出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访问,二零零六年,重回南方报系,主理《南都周刊》。

这期间,张平一直以"长平"为笔名,坚持个人时评写作。与韩寒的轻盈和鄢烈山的老辣不同;长平的时评风格,抽丝剥茧,娓娓道来,在价值混战的泥潭里,恪守普世价值底线,又深具人文关怀。

二零零八年西藏事件,时任《南都周刊》副总编的长平则在FT中文网发表评论,在举国批判CNN不公正报道西藏事件时,将思考引向舆论管制的深水区:"如果真的站在新闻价值的立场,那么他们就不会仅仅揭露西方媒体的虚假报道,而且应该质疑中国政府对消息源和国内媒体的双重控制。""虚假报道和偏见并不是最可怕的,只要有一个开放的舆论环境,允许充分的揭示和讨论,它们就有走向真相和公义的机会。"

这篇名为《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的评论,强烈地触痛了当局与民族主义者的神经。批判的檄文潮水一样涌来,其中,北京日报社社长、宣传部官员出身的梅宁华更亲自撰文《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把斗争对象直接瞄准了长平个人。

在宣传系统不间断的整肃压力下,长平被《南都周刊》撤职,调任报业集团旗下的"南都传播研究所"任研究员的闲职;二零一零年七月,再次被南方报业集团勒令停止一切专栏;一周之前,终被南方报系以"劳动合同到期,不再续聘"的理由,"名正言顺"地解聘。

媒体同行称他"倒霉",比他批评猛烈的有人,比他行动英勇的也有人,为什么"霉运"偏偏笼罩在他头上,声望如他,在内地相对自由的南方报系,仍会被迫离职?

新价值共同体平台

近年当局舆论管制逐渐收紧,"大环境"变得恶劣当然是重要原因。也有传言点出某位中宣部副部长的名字,认为这个"极厌恶"长平的官员,是屡次给报社施加巨大压力,促使长平离职的"幕后黑手"。

然而了解文章背后的长平,会明白,无论舆论管制松或者紧,无论长平的观点是不是一贯温和,只要言论警察存在,而只要作者坚持个人写作不妥协,出局的命运都几乎是必然。

许多人曾试图拉拢他,方式相当温暖:比如某报业请他去做总编辑,"你可以主导一份报纸,只是你别再写时评了";比如自己的领导和他商量,如果停止写作,可以让他重回采编部门,薪高、权重;比如旧日好友高薪邀请……一个写作者可以给自己一万个理由,告诉自己这是可以接受的,这并不是出卖,也不是交换,这只是权宜之计――"曲线救国",正如文人们最喜欢的说辞。

长平不声张这些,他说正是自己的"怯懦和无能",让自己无法这样做:"当年和我一起出道的许多人,大部分人选择了不写文章,好好的做了主编。也许当初的想法是真的,但是他们低估了个人与社会的抗衡。我自己没有这个信心,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所以宁可保持距离。""中国不缺乏和体制的合作者,缺乏体制的反对者。"他说。

长平的离开,引起了大陆传媒人心深处的震荡。在《南方周末》时,由他执笔的新年献辞"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曾被许多大陆新闻人视作精神原乡;到后来,他引用《费加罗报》的"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更被众多评论人视作座右铭。

许多人在说,告别长平,好像告别一个时代。

那是"南方报系一纸风行"、一个传媒集团成为一个价值观载体的时代。抱团取暖很美好,用一张报纸启蒙一个民族的理想很美好。但是当多年的好友不得不站在领导一边,对长平说:"对不起,没能保护你。"这样一种时代的美好,似乎也该结束了。

长平这样回答:我不是为了让你自惭形秽,也不是为了让你难堪,坚持个人写作,这只是我的个人选择。

因言治罪的恶从没有减少。但个体在今天能够获得的力量,却远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

长平被辞职的消息传出不到24个小时,他的微博粉丝人数增加了整整一万人,至今已有近五万人。朋友在微博上发起向长平的电子支付账户捐款(每个人五毛钱)的行动,不到20小时,长平的支付宝已经收到三千元人民币,整整六千多份捐款。

"在这个时代,哪里都可以是媒体"。长平说。

以前业界喜欢称南方报业集团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意为人可以常换,围绕一个组织的共同体却历久弥新。然而当自媒体时代为真正的个人写作呈现了可能性,当越来越多个体从"体制"里出局,借助变换的新平台,搭建起隐性却持久的"价值共同体"――以传统媒体为重要支点,进行社会乃至政治转型的时代,可能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谁自由了

"南都长平"告别,长平仍在。这个内敛的写作者说,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会一直写下去"。"不会妥协",而且,也"绝不会迎合读者来写作"。

"不党不群,不偏不倚",长平认为,这也是个体写作的核心要义。他开玩笑说,自己被"组织"清理,现在最容易的做法,恐怕是顺势做一个"反对派的中宣部长":"可以肯定的是,支持我的人里有人有这样的期待。但我只能说,我个人的性格和观念无法承担这个历史责任。我的写作不会仅仅是为了任何一支队伍呐喊。我坚持个人写作。"

"写得好的时候,我假想读者和我坐在一起聊天。当然,我也经常感觉到,面前空空荡荡,听众都跑光了。"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状态。

"我批评政府,他们说我叛变祖国。"他笑着说。

感谢国家,现在,你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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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世纪版
作者:艾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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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春节辛子陵在上海与朋友座谈时的讲话

有机会跟上海各界朋友们见面非常荣幸。正值春节,先给大家拜年。

宋朝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说过两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我关心百姓的疾苦;作为退休老干部,我关心党的兴亡。这是我今天谈话的立场。后面我揭露的党的阴暗面可能是骇人听闻的,但我是为了救党。帮助党走出改革共识破裂,社会危机加深,执政合法性丧失的困局。

政府崛起,人民没有崛起

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GDP已超日本成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20国首脑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扬眉吐气。法国总统萨克齐说:"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增加到2009年的33.5万亿,翻了几十倍,这个成绩怎么来的?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官话,是假话。实情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已改弦更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社会主义旗帜不丢,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原来是计划经济,在冷战时期属于社会主义市场,没有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搅到一起,或者说陷入不深,所以,世界经济危机一来,中国受到的牵连较小,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乐观一下是可以的,但要清醒。1840年中国的GDP是英国的六倍,天下第一,但中国开始走下坡路。所以今天天下第二也不值得骄傲,不标志崛起。不管中国经济总量处在第几位,我们的人均GDP仍居世界百位以后,按联合国'一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约1.5亿贫困人口。1
我们的人民是世界最穷的,连拉美、非洲都不如。把国民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占国家的GDP的比重,欧美最高,大约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国是8%。2
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3 中国的崛起是政府崛起,人民并没有崛起。

中国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才进入情况。经济危机并不像台风一样在沿海登一下陆,就转头走了。世界经济危机后劲大得很。目前对中国最大的打击是外贸出口萎缩了,急剧减少。中国的经济增长,74%
依赖出口。4 去年出口对GDP的贡献是-3.9%。我们的商品卖不出去了。许多民营企业,一些制衣厂、制鞋厂、玩具厂就倒闭了。所以我们的经济要转型,由外向型转为内向型,要在国内找到市场。

从朱�基当总理时就说经济要转型,要由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但一直转不过来。为什么?百姓穷,没有购买力。像我们深圳那些玩具厂、服装厂,广交会上没订货了,就只能倒闭。2008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仅纺织企业就有2000万工人失业。向内向型经济转变成为空谈,在政策上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用大搞基本建设的办法,去保8%的经济增长率。如果农民家庭有能力给孩子买几十元、上百元的玩具,有能力过年时人人都买套新衣服穿,就有了汪洋大海般的玩具市场和服装市场。6.7万家民营企业一家也不用倒闭。在中国,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让农民富起来。

现在中国经济的瓶颈是找不到市场。一个欧洲市场,一个美国市场,原来是我们的大户。人家不买我们的东西了,我们急得团团转,在世界面前充阔佬,派出采购团到欧盟买东西,出手就是130亿美元。实际上是希望人家投桃报李,是去找市场。我们去买过东西的国家,像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并没有回报,并没有派采购团到中国来。我们九亿农民如果富起来,等于欧盟(4亿多人口)那样两个世界市场,等于美国(不到3亿)那样三个世界市场。我们自己有这样大的市场,不知道培育利用,到国外拉关系说好话,满世界找市场。

看看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是怎样为自己开辟和创造市场的,会对我们有启发。

福特在1913年引入新的装配线,极大地提高了汽车产量。1914年他主动地把工人的工资翻了一番,由每天二至三美元提高到五美元。九十多年前日工资五美元是很高的工资,累积起来工人的年薪是1825美元,而1913年,一部福特T型车的售价是440美元。工人一年的工薪可买四辆汽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86年,福特公司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12倍以上。福特的经营理念是:"汽车不应该只属于少数富人,而应该让每个人都买得起"。福特没有依赖出口,没有向欧洲的王室贵族,亚洲的军阀官僚,南美的部落酋长,推销他的汽车。他的一双眼睛,盯着自己的工人,盯着美国的老百姓。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特的这一套政策被称为财富革命。要想找到市场,先要人民富起来。

政府好像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保8",国家投资4万亿救市,10万亿信贷,不是扶持那些倒闭的或将要倒闭的民企,都给了国企,给了铁路、公路、机场,还有给了房地产业。于是,上项目,铺摊子,搞基本建设,当年的GDP就上去了。靠钢筋水泥创造GDP,2008年是57%,2009年是70%。
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90%。现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了。据1月份统计,有10个行业产能过剩。中国粗钢过剩率达到43%,过剩量约为2.5亿吨;水泥过剩率达到24%,过剩量为4.8亿吨;在粗钢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76%;在水泥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63%。到
2013年初,新投资的项目如果有40%形成生产能力,中国的产能过剩率将达到200%。因为形成生产能力不等于产品有了销路,产品没销路就是生产经济危机。像安徽阜阳市,修了个飞机场,但没有飞机起落,没有客流,成了赔钱货,因为运营要养一大批职工,还有各种行政开支,只好关闭。湖南省长沙为了利用中央政府给"铁、公、机"的拨款,拆除2英里的现代飞行跑道重建。内蒙古新建的鄂尔多斯城仍然是一座空城。截至2008年12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率达
60%,面积达2亿平方米。国务院提出2012年以前要新造1530万套平民房子卖给老百姓。还是钢筋水泥开路创造GDP。不解决让人民买得起的问题,盖的房越多经济危机越重。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是生产过剩。上项目铺摊子是增加过剩,雪上加霜,是走不出经济危机的。国家投给房地产业9000亿救市。一旦国家托不住底,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企业停工,大量烂尾楼出现,将出现非常可怕的景象。2009年底全国失业工人4000万,失业率是5%。如果楼市崩盘,全国约有5000万建筑工人,将出现大量失业者。如果有一半人失业就是2500万人。估计2013年将有6500~7500万的工人失业。按每个失业者是四口之家计算,有三亿人口要靠政府救济生活。政府减收增支入不敷出时,就要多印钞票,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接着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们到银行排队提款挤兑,银根吃紧。更多的工厂、商店倒闭。更多的人失业,更低的购买力。一切靠高压掩盖的社会问题就会凸显出来。那时中国才进入了真正的经济危机。那才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要出现罗斯福那样的国家领导人,才能领导国家走出危机。

中国政府,从毛时代留下的传统,就是舍不得让老百姓富起来。老百姓手里有点钱了,政府就想办法叫你交出来。过去我们是短缺经济,没有经历过以生产过剩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以为就这样轻松地过去了,这是个天大的错觉。我劝政府未雨绸缪,留点后备,留点钱,应对两三年后的可能出现的大萧条。

经济问题说多了太枯燥。这个问题打个结挂起来。至于怎么开辟内需市场,怎么才能让农民富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放在后面谈。

中国政治危机比经济危机严重

经济出现危机,政治也出现危机,是不是改革开放搞坏了,搞错了?不是。改革开放纵有一万条缺点也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多,起码没有饿死一个人,在比毛时代人口多了一倍的情况下,取消了票证配给制,保证人人吃饱穿暖,生活达到了小康。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功不可没。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实践,一种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掉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只要能保证公平和正义,还是社会主义;如果丢了公平和正义,就从根本上变质了。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谋发展,不丢社会主义旗帜,是要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公平和正义,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问题,导致了权贵集团的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反面。

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是:或者是党内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权贵集团制服改革派,在中国建立比现在还要厉害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剥夺压榨人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引发一场暴力革命。

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官倒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权贵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第一桶金。

二、包揽大型工程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1998年以来,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支付1亿200多万元,而实际仅需7000万元,权贵们每公里攫取了3200万元。这样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仅此一项,承包工程的权贵就掠夺5120亿元以上。

三、国企改制时期。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问题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的国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是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权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报》2002
年8月7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位董事长的自述,可知"新百万富翁"是怎样"一夜之间"产生的:

具体确定为国家保留22.5%的国有股;董事长占22.5%的股份,即1125万元;职工持股会占20%;外来法人股占35%。这样,我就成为了名义上的"千万富翁"。我的1125万元股份,除自己积累50万、向亲朋好友借200万以外,第一块是经营者才能奖金100万元,第二块是技术奖励150万元,第三块是职务配股250万元,第四块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375万元,而这375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分红的钱还。这几年我经常受邀请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作报告,反复讲经营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万年才有一次机会。5

这位董事长交了好运,市政府给了他875万。主事的官员能够统一认识把这笔钱给他而不是给别人,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他当然要通过巧妙的方式给官员们送钱,把这个人情还回去。国企改制因为没有民主监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官员黑箱作业,导致腐败丛生。通常是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寻找经营者,为国企资产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很难洁身自好。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政府、人大和党委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
"利益集团" 。在这种体制下个别人洁身自好是很难的。假定班子里成员每人200万股份,十个人九个人拿了,就一个人坚持原则不拿,这个人就很难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他就成了异类。
"怎么,你准备揭发吗?你准备将来上级查处时当坚持原则的代表吗?"先找个理由把他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逆淘汰制,在整个风气坏了的时候,当清官很难,许多不是很坏甚至比较好的干部是这样下水的。在处理权贵集团的时候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

现在权贵集团坐大,成了党的心腹之患。他和共产党搞在一起了,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邓、三、科这一本经,你很难分清谁是共产党的改革派,谁是权贵集团成员。

四、买官卖官时期。这是权贵集团的恶性发展。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了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案件。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开了买官卖官的先河,有人写成纪实文学《新官场现形记》。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马案中,涉及16个人是"第一把手",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等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纷纷落马,新华社记者描述说,"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从而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的潜规则。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曝。6
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7
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等。8
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明码标价出卖。9
依靠这些党棍官僚治国安民,建设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

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身上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人或国家干部的正气,而且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赃官徐其耀,有"教子书"一封,深刻揭示了权贵集团的世界观: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10

现在揭露出来敛财最多的贪官是广东省政协主席、前公安厅长陈绍基,双规后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折,涉案金额总计人民币20亿元。11
据揭发,最近被双规的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亲口讲过:"现在没有关系根本上不去,我到这个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钱呀!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当上这个市长(据说为了当这个市长他花了3000万),我已经投了不少资了,现在已经豁出去了。好多企业家为了我当市长,都愿意豁出老本。这些人出钱帮我当官,我得还债呀。"
为了还债,他卖官开出的价格是:"一名区的正职不低于1000万;大集团(企业)正职不低于800万;一般局长在500~600 万之间。"

清末卖官,最大是候补道,地司一级官员,是个社会身份,无俸禄,很少有人能补到实缺。现在卖官是实职,有人花3000万买市长、省长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抚这一级官员花多少银子也买不到的。共产党的天下,腐败是没有底线的。

脏官们道貌岸然的背后,除了敛财,就是搞女人。

新华社报导,贪官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好事者根据真人真事制作"全国二奶排行榜"在网上传播,有九个"奖项",揭露了这些赃官的惊人的腐败:

"数量奖"授予包养146奶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就是写"教子书",把贪污作为当官唯一目的的那位;

"素质奖"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

"学术奖"授予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载性爱日记 95本,制作标本236份;

"青春奖"授予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

"管理奖"为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

"挥金奖"得主深圳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给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挥霍1840万元,平均每天23000元;

"团结奖"得主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团结"事迹是与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

"和谐奖"得主是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 6个情人,生了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干劲奖"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上这些极坏的典型已不是个别现象。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贪腐官员已经占了多数。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12

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两级党委已经变质,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不合格,这是吴官正讲的呀!省市两级党委班子,人数可能就是几千人,但这就是操纵我们国家运转的那只看得见的大手呀!十个指头坏了八九个,这双手还能依靠吗?还能信赖吗?

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温将领导干部公示财产的阳光法案提交全会,竟然被否决了。这件事给了我极大地震动。阳光法案反映了党心民心,如果全党公决,或全民公决,都会通过的。被否决的事说明,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准确地说是他的多数,不能反映党心民心,跟全党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跟全国人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这些反对阳光法案的中央委员还是我们的人吗?还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吗?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动议:十八大选举,凡拒绝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者,不能当十八大代表,不能当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纪委委员的候选人。省、市、县换届选举也应该如此。

走笔至此,我这个老党员不由得仰天长叹,为国家腐败至此一哭!为党堕落至此一哭!现在的县委书记们不是焦裕禄了!试问吴邦国委员长,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领导下,这个县怎样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制衡监督,就统一成了周宁县那样一种"三光"的局面,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党都这样子了,还奢谈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优越性,还奢谈政治体制改革是党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着被人民推翻了。

权贵资产阶级的人数,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如果放大一些他们的社会基础,家有千万(人民币)以上的权贵集团人数约有500万人。13
但在13亿中国人民面前,他们是微末的小数。在7000万党员面前,约占7%。

问题积累到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权贵集团的矛盾。权贵集团造成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贫富两级分化使社会矛盾尖锐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基础;第二是借助政治权力强势垄断,以发展壮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掩护,实行"国进民退",蚕食和鲸吞民间财富;第三是反对"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垄断在自己手里,成为压迫、剥削农民的"红色地主";第四是形成了一个拼命反对民主宪政的特权利益集团,以批判普世价值和两个"绝对"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权贵集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掘墓人。

实行三大新政,完成拉动内需的战略转变

迎接三年内必将深化的经济危机

以胡温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亮明旗帜,表明与权贵集团决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才能知所趋处,知所依归。要发动党内93%的健康力量,发动
13亿人民的力量,形成绝对的政治优势,治服权贵集团的反抗,用经济和法制手段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蒋介石败退台湾,政治上第一个大动作是甩掉官僚资产阶级,启用党内和本地才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蒋经国开启报禁和党禁,走民主宪政的道路,为国民党中兴奠定了基础。不摆脱权贵集团的挟制,共产党只能在33万亿GDP的陶醉中灭亡。

一年12万起所谓"群体性事件",这就是列宁说的那种人民大起义临近的标志。上层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下层广大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面对烽烟遍地的政治局势,集训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准备镇压是下下策。上策是平息民愤、化解民怨、挽回民心。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难以承受的革命。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现在常提康乾盛世,我们看看这两位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是怎样治国安民,使一个满族政权赢得合法性的,就知道共产党的政权怎样才能够重新取得合法性,得到民心的认可。康熙在位的62年间,不同程度地减免全国的租赋有
500多次,折合白银达1.5亿两,相当于清朝四年多的财政收入。乾隆在位60年,曾先后五次免除过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执政期间免除的赋银超过3
亿两。康乾时代的个人税赋只有当时英国个人税赋的三十分之一。14
康乾两朝向人民让利多少呢?朝廷12年的财政收入。如果比照一下,我们一年的财政收入是6万亿,12年就是72万亿的概念。不让百姓富起来,老百姓不会承认你是盛世的。胡温新政有过免除农业税的创举。为了重建政权的合法性,胡温新政的手面要宽些再宽些,小恩小惠,救济性的惠民政策是不够的,要有大手笔,要敢于让全国人民富起来。干了这件事,你们就超过了毛泽东,也超过了邓小平。

对此,子陵贡献三条建议,也可以叫救党三策:

第一、兑现"耕者有其田",稳住农村,稳住农民。

由于实行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空前紧张。所谓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已经完全变质。它为地方诸侯掠夺农民的土地提供了法律保障。卖地的钱,各级政府得90%以上,农民只得5~10%。在土地问题上政府与民争利,已经闹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2010年1月7日,江苏省邳州市(县级)河湾村,镇政府派出党支部书记带领200多人手持棍棒、砍刀,强行征用该村耕地,与前来护地的百余村民发生冲突,护地村民一个被打死、一人被打成重伤。镇政府用"以租代征"的方式,导致河湾村3000多亩耕地中2500多亩被占用。镇政府要将这块地卖给邳州海天石化公司,这家公司有邳州市政府、人大、政协、财政局、国土局等单位领导的大量股份。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地方国企的发展,是建立在掠夺农民耕地、损害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的。

反对耕者有其田,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人,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止农民失地,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是为地方官员霸占农民土地制造理由。在这种名义下已剥夺了四千多万农民的耕地。据民主建国会调查预测,2020年将有一亿农民失去土地。地方政府新领导人一上台,首先要打农民集体所有制耕地的主意,这里头出地方财政�出建设资金�出个人政绩,出官员别墅�出灰色收入,而且阻力最小,成本最少,效益最大。所以,中央政府如不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征地会愈演愈烈,直到逼出李自成、张献忠来为止。

我们听听农民的声音。2007年岁末,黑龙江富锦市72个村4万多农民向全国发表的《公告》说:"中共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应本着当年实现农民'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和承诺,像当年带领农民土改和像改革初期支持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一样,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支持和保护农民对土地的各项权利。中央多年来关心农村、关心农民的优惠政策为什么总落不实?为什么总不能让农民的处境有大的改观?根子就在'惠而不政'。把土地彻底给农民,才是最见效、最真实的惠民政策。"
"长期以来的所谓集体所有,实际上架空了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权利。富锦市各级官员和豪强以国家名义和集体名义不断大肆侵占和私分农民土地,成了实际的'地主',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却被迫成为租种'地主'土地的农奴。"15

陕西农民由七十多岁的马连宝领衔,于2007年12月12日发出的《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的公告说:"我们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再争取到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会被推翻,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自己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16
农民是通情达理的,不逼急了他们不愿意铤而走险。为了几十万地方诸侯的私利和九亿农民对着干,待到他们像火山爆发一般地起来"给你个说法"的时候,党就真的没有退路了。

把地分给农民,给农民完整的产权,不是要农民在一亩地上致富,主要是制止地方诸侯抢地卖地的狂潮。实行耕者有其田,简便易行的办法是以农民承包地为基础,把产权给农民。农户分得土地后,可以像承包时那样继续单干,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卖自己的份地,可以自愿联合起来组织土地私有�入股分红的家庭农场,都是合法的,都是光荣的。党和政府在宣传上不要带倾向性,在政策上要一视同仁。

当然,解决地块细碎和机械化矛盾的最好办法是组建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要走好这条道路,关键是政府放开政策,让农民自发地搞,自己去搞,像私营企业那样,自己推举领头人,自己选举董事会,政府只给政策,不派干部。这种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与合作化、公社化根本不同之处是把私有制原则坚持到底,任何时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许"动员教育"农民放弃土地私有权。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受《宪法》和《物权法》的保护。凭这个私有权,农民每年可以获取25%至37.5%的地租收入。必须防止的更坏的结果是,在实现土地私有化的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的官商勾结,兼并鲸吞大片土地,一方面造成巧取豪夺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一方面造成数量庞大的赤贫阶层,这将导致农村社会极大的不稳定,甚至引发土地革命。要允许组织农民协会掌握分配土地的实权。干部的任务是掌握政策,保证分配的公平,只当裁判,不下场踢球。在土改辖区有家族亲友的干部,实行回避制度。这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一定要万无一失。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1996年以来,中央曾两次提出必守的耕地总量红线,又两次失守。地方和中央博弈的结果总是地方胜利,红线被突破。守住18亿亩红线最根本的办法,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三门峡库区失地农民说得好:"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到农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坏势力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因为你侵占的不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拚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17

国家建设需用农民的土地,地价形成要靠市场机制。农民要成为有法人资格的卖方,行使参与权�要价权和谈判权。除法定的税收外,卖地的钱全部归农民。政府要考虑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安置失地农民为前置原则。

土地私有化会使农民富起来。如果一亩地能卖100万元,一家有七亩地的农户就有了700万元财产。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
问题,让农民富起来,建立起中国的内需市场。对此,城里人要多想想农民的牺牲和贡献,不应该有意见。经过土地私有制改革,农民会找回土改后合作化前那种翻身解放的喜悦。

第二、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资、住房、医疗、教育及各项社会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要占到财政总开支的60%。

2007年中国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
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而在美国,2006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财政总开支的61%。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三分之一就是33%,也比我国高一倍。

既然标榜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资本主义美国。它占财政支出的61%,我们也应当占到。前年我们是60%就是36000
亿,而不是6000亿元。有了上规模的全民福利,失业农民工、失业工人、低收入者和贫困农民的窘迫境遇可立竿见影地缓解。

据2007年4月5日南方某媒体报导,湖北的一对农民夫妻因负担不起万余元的医疗费投长江自尽。不久,福建的一对农民夫妻也因1859元的医疗费,在闽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悲剧。这两起事件代表性的反映出包括大多数农民工在内的底层人民悲惨的生存境况。外电评论:触目惊心的现实,宣告当局所鼓吹的农村合作医疗阶段性的失败。其条件之苛刻和保额之低,不具备社会保障功能。就像地方政府为显示政绩一样,这是中国当局为应付舆论和国际社会所搞得世界级形象工程。18

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真实反映了该国的意识形态。领导人到底信奉什么?到底是人民的政府,还是特权阶层的政府,看看财政支出,可以一目了然。6万亿财政收入怎么切割?是先切下60%留给人民,再安排其它支出?还是倒过来?拿官员用车来说,10年前开支3000亿元,说要试点改革,试点了10年,车更多了,现在的开支是5000亿元了。我们对官员的管理,就缺少意大利法律那个狠劲。意大利法律规定,禁止公务员公车私用。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
・ 布赞卡,曾经让公务车司机开车将他和妻子送到巴里市港口,回来时又让司机接他们回家。2002年2月,当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处布赞卡13个月徒刑。布赞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费为由,提出上诉。2003年10月21日,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布赞卡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车,被判六个月监禁,即日起在狱中服刑。19
人家的司法很公正,你付了费了,减刑七个月,但公车私用就犯法,还得判半年。共产党这也能,那也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就是管不住公务车。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不能再搞形象工程,必须动真的了。如果立下规矩,形成传统,用在百姓工资福利方面的财政开支占到60%,那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那才有真正的和谐社会。人民会对共产党刮目相看。

第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和十七大精神,全民所有制企业要落实实名股份制。

必须从理论上统一认识,公民没有股权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是公有制经济,是打着公有制旗号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大骗局。名为公有制、国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一较真,一落实,实际上蜕化成一种"官有制"。在这种体制下就产生了前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那样的官员。作为中国第一大企业的掌门人,他自命为"共和国长子",贪污2个亿,生活极尽奢华,每日挥霍4万元,他每月的交际费是200万元。公然说:"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从贪污劣迹、生活方式和精神理念来观察,他都是个权贵集团的典型人物。

我非常赞赏陈志武先生的主张,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不是政府所有的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差别在于,以前没有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的名字具体落实,所有者是虚的、缺位的,通过设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个人手里,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体落实。20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是非常好的政策,但需要落实。把国有资产通过公民权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就是落实十七大的政策主张,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建议从2008年国企总资产的42.55万亿元
21 中划出20万亿为公民权益基金,分期分批地进行股权改革,将股票分发给约 4亿城镇居民。

第一批发给国有企事业单位在职和退休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正处级(含)以下的党政干部,每人5万元股票。未分地的农民工享受城镇工人同等待遇。

第二批发给党政机关在职和离退休正处级(含)以下干部,教育文化机关在职和退休副教授(含)、副研究员以下人员,每人5万元股票。

第三批发给在役和复转的军队正团级(含)以下官兵,每人5万元股票。

第四批发给未参加过工作的城镇居民,每人3万元股票。

地方副市级(原地委专区一级副职,含)、军队副师级以上干部暂不参加全民所有制股权改革,以缩小中高级干部与广大群众的收入差距。

经过国企股权制度改革,城镇居民每个家庭有了二三十万元的固定资产,每年可有三五千元的红利收入,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会真正找到当家做主的感觉。

将国有企业通过股票形式量化给个人,资本主义美国又走在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面。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在1968年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这带来了一笔巨大的公共财富。在公众的推动下,1977年议会设立阿拉斯加州的资源权益基金,全名叫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政府建立经营石油和天然气的企业,企业的收入给所有阿拉斯加州居民发放等额的现金分红。1982年,全州40多万居民每人都收到了第一张价值
1000美元支票的社会分红。从那时起直到2005年,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24年给全州公民分红了。22美国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做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事情。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理应比美国做得更好。

实行这三项新政,将从根本上改善广大工农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重建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重建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如果胡锦涛、温家宝有胆略、有魄力实行之,他们就占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道义的制高点,在中共执政史上做出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贡献。他们就一定能够走出困局,改变形象,得到
13亿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国的内需马上会出现汪洋大海般的市场,漂亮地、稳当地渡过世界经济危机。"胡温新政"将要与"罗斯福新政"一样青史留名,胡锦涛、温家宝会成为中国的罗斯福。

这种改变利益格局的大兴大革,必然会遇到城乡权贵集团的强烈抵抗。胡温如果下决心挽救党、挽救国家,要制定一个团结多数干部的政策,向社会公布,这是消解权贵集团的关键性一着。除买官卖官者坚决打击外,由于经济政策界限不清渎职者,说清问题一律宽大处理。子女打着父母的名义在社会得到的好处,要和他们父母本人划开。一位CEO,他掌控的资产与他贪污的资产不是一回事,这是两个容易混淆但必须分清的概念。只要他们不化公为私,不向国外和境外转移财产,守护好、经营好所掌控的资产,一律宽大处理,承认他们的经营能力,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各级领导干部,只要把自己和家庭问题说清楚,带头执行阳光法案,拥护和执行三项新政,一律团结使用。

三项新政必须在公开、透明,接受群众和媒体监督的情况下实施。要防止权贵集团在推行新政中谋私,防止各级领导人成为权贵集团的工具,办法只有一条:民主。落实宪法第35条,把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给公民社会,开放报禁,给群众结社自由,执行三大新政的中央及地方领导人和人民的结合才有互动的途径和纽带,才具有可操作性,这是推行新政的关键。中央权力和权威的强化取决于新政的得人心和支持新政的社会力量的强大。推行新政的领导人对这一点要看明白,想清楚。作为一名老军人,以我对人民解放军的传统和素质的了解,这支军队人民子弟兵的本质没有变,他们在抗洪、抗震救灾中为黎民百姓的献身精神证明了这一点。在关键时刻,他们会站在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一边的,绝不会去为权贵集团看家护院。

赵紫阳生前提出对权贵资本主义必须有一种政策来进行遏制,三大新政就是遏制权贵资本主义,和平地化解权贵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的最好的办法。赵紫阳用
"遏制"这个词,而不用"打倒"、"消灭"一类的词,表现了他主张用解决党内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

权贵集团应该看明白,想清楚,三大新政不动你们先富的这一块,不动由于政策界限不清,你们半合法、半非法得到的财富,将来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弄清是非解决问题,条件是你们不能反对、抗拒新政,一反对就由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了,谁跳出来反对,先解决谁的问题。我建议实行这样的政策,是希望达到赵紫阳设想的结局:"官僚资本家暴发了,但广大人民生活也还改善了,生活过得去,于是人民容忍了,以后这矛盾淡化了。"23

但是,买官卖官这一块要从严,这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要以毒蛇噬手壮士断腕的精神,把买官卖官分子从党和政府的机体中剥离出去。一个镇长10万,一个县医院院长30万,这个风不刹住,这一条潜规则不破,这样的人不清除,党就死定了。

重新建党建政,向民主化转型

胡温如果做了前述三件大事,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会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在党的威信极大地提高中,就可以放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用不着顾虑普选,多少个党出来竞选,多数选民还是会投共产党的票。随着报禁、党禁的开放,贪污腐败会得到根治,这是一种自然的良性互动。在全民皆大欢喜的政治气氛中,妥善解决重新评毛、为"**"平反、为"**功"平反等问题,实现全民大和解。在民主宪政中,党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政绩,像瑞典社会民主党那样,连选连任,出现在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当然,也要有由于政策失误出现政党轮替的思想准备,更要有修改政策重新赢得大选的信心。无论在朝在野,这个在转型中新生的政党都是民主宪政的支柱,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中国共产党还清历史旧债,卸掉了历史包袱,必须改变党的名称,对党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入了党做了官的,许多人成了贪官。追求入党的人们,很多是为了做官发财。共产党这个名称,已经完全失去了道义的含量。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代表民主、自由、平等,吸引了全国追求解放的民众和要求进步的青年。建国以后,党逐渐变质了,前30年是专制独裁,饿死3755万人,后30年经济搞上去了,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的、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它不代表工人农民,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成为权贵集团自利性的组织,可以说已经人心丧尽。要坚决清理开除腐败分子。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理论,恩格斯晚年已明确否定。共产党的名称在理论上也失去了根据。邓小平提出改名人民党或社会党,我支持邓公的意见。改变名称是党自救,自赎。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与空想社会主义告别,与暴力社会主义告别,与封建社会主义告别,与权贵社会主义告别,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在党的改造过程中,可以允许毛派分裂出去单独组党。保留一个左翼政党,对照顾弱势群体利益,保持社会利益的相对平衡和稳定有好处。中国的两党制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只有像毛派这样的在野党才能对执政党起监督和制衡作用。要相信毛派会进步成熟起来,使自己在民主宪政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即使有了上台执政的机会,也不会胡来;如果真的胡来,很快会被选民抛弃。赵紫阳曾提出建立反对党的问题。这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建设。有了反对党,执政党发生重大错误时,才有替补队员,不会出现不管犯多大错误还得让它执政下去的无可奈何状态。

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附注

1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数据。

2 郎咸平:《中国人为什么收入低》。

3 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非洲32个国家最低收入超中国》。

4 谢国忠数据。谢国忠,1960年出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198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硕士,199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同年加入世界银行,担任经济分析员。在华尔街大牌投资银行里具有大陆背景的亚洲分析师中,谢国忠属佼佼者。谢国忠是亚洲地区被媒体引用最频繁的分析师。他是摩根士丹利公司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小组的领头人。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在多次关于中国经济的演讲中引用谢国忠计算出来的数据--
在中国近8%的经济增长率中,出口占了74%的比重。

5 据《�望》2003年3月31日报导。

6 邵道生:《权力监督缺失下的"第一把手"腐败》,乌有之乡2007年4月2日�参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
/Class4/200704/16789.html

7 国家审计署令狐安:《我国反腐败斗争面临的问题、原因和对策》,《香港传真》2007年第91期。

8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list_68_0_0_0_1.html

9 罗宗华:《这些县委书记为何这样牛气冲天?》http://bbs.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848099

10 《从一个贪官的教子之道说起》2009年02月20日《中国改革报》。

11 2009年"双规"风暴_财经_凤凰网2009年08月10日 22:03中国报道

12 摘自中纪委2006年10月12日《简报》。转引自《中央大动作地方负责人被请上京"摊牌"》(中部经济网)发布日期:2006/11/20 9:39:05

13 据2004年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披露:城市人口中的0.9~1%(不到全民人口0.4%)即480万至500万人,拥有上千万元以上财富。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含亿万富翁),其背景基本来自三个方面:1、党、政、军高干子女亲属,占90%以上;2、依靠港、澳或国外亲属资助,约5.5%;3、自身经营有方又遇到良好机遇者仅约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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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ea108c010179w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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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柠:一个日共党员眼中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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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3月,一个日本人携眷来到中国,从此一住18载,其间无法回国。夫妇更名改姓,乔装成中国人,以"国家干部"的身份,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史上前所未见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实验中,改造思想。从整风、反右、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直到在文革中,自己也被打倒。中日建交后的1973年12月,才辗转回到自己的祖国——整个壮年时代都留在了中国。如此传奇不是传说中的日共"延安派"或日籍八路军,而是发生在战后中日间的一段真实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川口孝夫(Yoshio
Kawaguchi),1921年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士别村(现士别市)的一个农家,高小毕业后在家乡务农;1943年,应征入伍,服役于帝国海军横须贺部队。1945年8月,日本战败,川口在香港成为英军战俘,被短暂收容于战俘营。11月,复员,回乡继续务农,同时参与农民运动和日共策动的武装斗争。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村上国治(日共札幌地区委员会委员长),并由村上介绍,于1947年(或1948年)加入日共。1951年,在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机关军事部门工作。1953年8月,调到日共东京都委员会,因"白鸟事件"的关系,被分配到党的非公开部门。[1]1955年7月,日共召开六中全会,两派(国际派和所感派)统一,党的活动全面公开化(此前为半合法、半公开化状态)。1956年3月,应组织上要求,离开日本,赴中国——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流放。

缘起:"白鸟事件"

1952年1月21日,晚7时30分许,在北海道札幌市南六条西十六丁目的马路上,札幌市警察署白鸟一雄警部骑自行车回家途中,遭另一辆从身后追赶上来又并行一段的自行车的骑车者射杀。白鸟警部当场倒地死亡,犯人骑车逃遁。这就是日本当代史上的"白鸟事件"。

如果是一起普通刑事案的话,也许根本构不成"事件"。而"白鸟事件"作为发生于美国对日军事占领后期的一桩典型的政治谋杀,具有多重背景,背后有复杂交错的利益纠葛。被暗杀的白鸟一雄其人,战时曾从事过以镇压左翼社运为目的的"特高警察"[2]活动,战后作为札幌警署的警备科长,负责半合法化的日共的对策,对赤色分子镇压没商量,被日共看成是"凶恶的敌人"。同时,作为治安警察,白鸟还负责治理管片的"风纪"问题,工作上与一些色情营业场所联系频密,颇吃得开。遇害的那天下午,还曾去过一间叫做"紫浪"的酒吧,然后又去了两家窑子。[3]

1949年至1950年,日本政府根据美占领当局(GHQ)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大搞"赤色整肃"(Red
Purge),将大批日共分子及其同情者开除公职,日共面临空前的压力。1951年10月,日共召开五中全会,通过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五一纲领"(即"军事方针")并付诸实施。在日共的策动下,各地革命风起云涌,以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山村工作队"遍布全国,一时间日本列岛"武装蜂起",不无燎原之势。仅在北海道一地,就发生过以红色信号灯迫使运煤车停车,然后唆使市民哄抢车载煤炭的"红灯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门前,一群非固定雇佣劳动者一边静坐,一边高呼"我们要年糕"的示威等事件,均遭警方的严酷弹压,被认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党员多数被捕。对此,北海道地区的日共组织给包括白鸟一雄在内的"侩子手"们寄送了数以百计的写有威胁性字句的明信片,以"恐怖反制"的方式展开了营救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白鸟事件",日共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嫌疑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美占领当局,还是日本政府,对日共其实都有种除之而后快的心理,而"白鸟事件"刚好为当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镇压口实。受事件的牵连,逾50名日共党员及其外围分子被逮捕;被捕者中至少有3人自杀,或出狱后离奇死亡;超过三分之二[4]的人承认与事件的关联,并在成为检方证人后脱党;10名党员虽然幸免于被捕,但被认为与事件有关,因而被迫流亡中国。

被认为是"主谋"的村上国治,于1952年10月被捕。尽管本人始终宣称无罪,但1963年10月,仍被最高法院以谋杀罪判决有期徒刑20年。村上于1977年刑满出狱后,要求重审此案,但被司法当局驳回。1994年11月,在位于琦玉县的家中被烧死。关于起火的原因,警方至今未给出确切的说法。

在逃亡中国的10人中,2人客死大陆;7人在中日恢复邦交后回到了日本;而事发时系北海道大学学生的鹤田伦也至少在20世纪末仍滞留在北京(近况不详);[5]川口孝夫夫妇也是其中的两位。

川口本人开始本无意去中国,他认为自己既与"白鸟事件"并无"直接关系",则"根本没有理由流亡中国"。但被组织上(日共中央统制委员尾田茂穗)告知:"你不去中国也行,作为代价,必须脱离党组织,如果这样的话,即使以后你被逮捕,也与党组织无关。"川口为了能在呆在日本国内,曾打算脱党,但表示
"不过纵然退党,我也打算在日本的革命运动、群众斗争中战斗下去"。不料,一段时间后,组织上又向他提出去中国的问题。但由于此前已经明确过"没有流亡的理由","所以此次不以流亡作口实",而是改口说:"你去北京工作。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工作结束后就回国。此外,因为是去工作,带上你的夫人一块去。"于是,夫妇俩信以为真。1956年3月,在组织的一手安排下,从烧津港[6]乘小型渔轮"第一胜渔丸"赴中国。[7]此次行动也是"人民舰队"计划的一环。所谓"人民舰队",系指1950年代日共基于武装斗争路线,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有计划地组织日共党员向中国和朝鲜偷渡,偷渡用船(多为渔船)统一编队调度。[8]据资料显示,以这种形式偷渡到中国的日共方面人士达数千人,其中包括野坂参三、伊藤律等党的领导人。

近60年来,围绕"白鸟事件"的背景和"真凶"问题,日本国内始终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大量的书籍、材料(如著名作家松本清张的非虚构作品《日本的黑雾》等)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被认为是"当事者"的日共分子的自然减员和站在党的立场上的守口如瓶,尤其是日共中央始终固守事件之初的"公式表态",除此之外便三缄其口,不置一词,更拒绝公开有关的历史档案,使这一历史悬案更加扑朔迷离。虽然在司法层面,案件已然"审结",但疑点颇多,问题重重,作为历史事件,还远未到"揭盖子"的时候。

五一庆典和"人民大学分校"

刚到中国的时候,川口孝夫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日本,搞了6年反政府的地下活动。来到解放的新中国以后,我切身体会到一种仿佛头顶的石头被搬掉的解脱感,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差异"。

抵京不久,正赶上1956年的五一劳动节,"这是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里度过的五一劳动节,我心中涌起由衷的喜悦"。当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来宾莅临天安门城楼的时候,站在广场上的川口一边"听"着城楼上面宣读的庆祝大会祝词,"由于没有翻译在身旁,我听不懂内容。然而,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流贯全身,泪水涌了出来。把解放后举国欢庆的中国的五一劳动节同象征着'血腥的五一'[9]的日本的五一劳动节相比较,我感慨万千"。[10]

就在川口为社会主义中国五一节的盛况而感动不已的同时,日共开始了对他的审查。审查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与"白鸟事件"的关系,二是与志田派(以志田重男、德田球一、野坂参三为代表,又称所感派、主流派)的关系。随着1956年1月,前日共军事委员长、被看成是"极左冒险主义"代表人物的志田重男的下台,志田派受到清洗。当时作为日共代表驻北京的袴田里见在1950年日共分裂时,属于国际派(由宫本显治、志贺义雄为代表,又称反主流派)。对他来说,川口是反对派的人,需要"抢救"。审查的方式,是袴田的部下、中国籍日共党员罗明一周一次来川口下榻的中联部招待所,在反复听取川口的陈述后,再让他写成报告。报告内容与前一次陈述稍有出入,"便会受到喋喋不休的责难"。川口觉得,如此审查,实无异于"侮辱",后悔不该来中国。审查虽然持续了两个半月之久,但对方(审查方)几乎一无所获。[11]

6月,川口被罗明告知要去北京郊外的"学校"。甫一抵校,就被校长连贯告之:"形势没有根本的变化,不能回国。"川口确认何谓"形势的根本变化",连回答说,即"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形势变化"。至此,川口才明白,驻北京的日共机关对自己做出如此命运攸关的决定,却不直接告之本人,而是通过中方来知会。而所谓"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云云,纯属欺骗。在京期间,连袴田的影子都没见过。"此时,我想索性豁出去了,心中充满被党所算计而产生的满腔怒火。"[12]

学校位于北京西郊,名义上叫"中国人民大学分校",实际上是由中共、苏共和日共合作开设的旨在培养日本革命干部的培训机构。行使管理之责的是中方,校长由中联部副部长连贯兼任;教学和科研由中方教师和日方助教来担当;而教学的实权则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川口进校后发现,学校里有很多穿中山装的日本人,不少人还认识。后来才知道,这里的日本人大致有几类:1、抗战期间参加过八路军的人;2、在满铁公司呆过的战前左翼人士;3、1950年以后由日共从日本国内遣送过来的人;4、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解放军的人;5、解放后留在中国的人。

校舍建在一片由围墙隔开的田地上,门口有士兵站岗,完全与中国社会现实隔绝,宛如"桃花源"。生活很奢侈,餐桌上每餐必有上乘的鱼、肉,红肠、咸鱼籽等也常见,各种酒都有卖的。"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校园里到处聚集着醉醺醺的人们。"川口刚来时,对中国的实情还懵懂无知。后来接触到中国社会基层的情况,便"痛感这段学校生活是在坐享中国人民的血汗成果","不能想象,在一个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地方学习教条,能够培养出真正的革命家"。好在川口夫妇实际上只见识了这所特殊学校的"强弩之末",一年后,学校被关闭。日本人学员或为回国而先期分散至内地各处,部分人则按组织上的命令被疏散到四川。川口夫妇属于后者。

从"七党校"到"省党校"

蜀道难。1957年盛夏,川口夫妇一行北京出发,经过7天的行程,抵达重庆火车站,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简称"七党校")的人前来接站。然后又换乘汽车,奔赴目的地——位于重庆郊外歇子台的"七党校"。在学校里,川口夫妇被起了中文名字,理由是"在共产党的机关学校里,让社会上知道有那么些外国人呆在里面影响不好",川口取名田一民,其妻川口荣子被称为李莲英。从此,这两个名字一直用到1973年这对患难夫妇回国之前。

"七党校"的校长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逢春。副校长、党委书记都是抗战初期的干部,各处处长、教研室主任及各科科长大多是三八式干部。校园内有数幢建筑,巨大的坡地被竹林和树丛包围,上坡上有很大的池塘,宛如公园一般。校园东侧有高级招待所,建在远离公路的一块开阔地上。
1958年春,毛泽东曾下榻此处,但当时消息是绝密的。彼时,川口夜里出来小解,见党校干部们正沿着与招待所临近的墙根一字排开,警戒森严,不觉大吃一惊。[13]

至此,川口明白自己不可能轻易回国。而在远离故国的中国,今后漫长的岁月将如何度过,无疑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川口决心"既来之,则安之"——"积极地投身于正在兴起的社会运动……在同中国人共同生活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中文"。

川口夫妇在歇子台生活了一年,亲身经历了整风、反右和除四害运动。眼瞅着身边的高级干部,一个个被打成'右派'",他感到困惑,"我完全没有料到,党内会有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即使是作为一个日本人、旁观者,这时也多少看透了"引蛇出洞"游戏背后的机关:"'整风'初期宣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而等到让人们充分发表意见后,负责此项运动的人就将当事人所发表的意见整理成材料,并将其定为'右派'。无论如何,当事者无法抹去蒙受欺骗而遭暗算的感觉。以后的运动大都蹈袭这种方法,并且愈演愈烈……从这时候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民主制度开始逐步丧失。"[14]

1958年,因中共西南局建制取消,歇子台的"七党校"被迁往成都,与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合并,统称"省党校"。这里本来是四川省内各县委书记和县长、地委书记和地委各部部长等中层干部理论学习的机构,但干部们都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工作队员已前往农村,学校处于闲散状态。川口觉得既然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国,便不能孤立于中国社会,而应该尽可能地深入下去。为此,"除了同中国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外别无他法"。他还要求工资待遇与中国同事
"一视同仁"。因此,老田(川口)被定为行政17级,每月工资是92元;妻子李莲英被定为19级,月薪78元。俩人月薪合计170元,"过普通生活绰绰有余,还能存钱"。同时,老田还能享受专门对外宾的肉类特供。这种干部待遇一直保持到夫妇离开中国回国时。

川口夫妇在"省党校"一直待到1969年,度过了11年的岁月。从1958年到1960年的3年间,以省委党校工作组的名义下基层,参加劳动,亲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目睹大量严酷的社会现实,"思想上充满巨大的矛盾"。1960年以后,粮食短缺问题更趋严重。在乡下,一只鹅卖到10元钱。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物资供给严重匮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以至于在城里,"黄牛"[15]开始在暗地里活跃起来。为了解决通货膨胀,回收流通在市面上的人民币,在物资供应极度短缺的情况下,高级糖果、香肠、点心以高于普通市价10倍的价格出售。在成都,解放前就很有名气的耀华餐厅,居然推出了100元一桌的超豪华宴席。"然而,货币回笼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就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川口认为:"不管毛泽东如何强调'天灾',在四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灾'的因素,'人祸'乃无可争辩。何以言之?川西平原当时并无水灾,在被称为'蜀犬吠日'的四川,尽管阴天颇多,但那时日照比较充足,晴天持续出现。由于有充足的岷江之水从灌县的都江堰中引来灌溉川西平原的田畴,绝未发生过干旱。按照古老的说法,日照之年若有水,则必定丰收。在全国范围内,'天灾'掩盖了'人祸',然而在天府之国,没有人能接受'天灾'的结论。"[16]

尽管川口已基本掌握了中文并深度融入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但他仍没忘记自己是一个日本人及日共党员的政治身份。虽然拥有日共党籍,但长期无法开展组织活动的"散养"状态令川口感到痛苦。在从1961年由成都转移到北京的前辈横川次郎那里获悉党的组织生活已经恢复的消息后,川口给日共驻京代表罗明写信,提出恢复组织生活和回一趟北京的要求,获北京批准。于是,1962年7月,经三峡到武汉,再从武汉转乘京汉线,回到了阔别5年的北京。在北京会晤罗明,虽然得到了恢复生活的承诺,但前提条件是不许

进行公开的组织活动,活动仅限于自身组织内部。当时北京有很多日本人,川口被禁止与他们接触,"完全从日本人的圈子里被隔离出来"。再次确认了近期回国无望的现实,只好"怀着某种惆怅的心情离开北京,返回成都"。

四清及"小四清"运动

1963年秋天,川口被下放到彭县(现彭州市)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及后来的"小四清"运动。先是漫长的学习,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大会,领会中央精神和运动的意义。学习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严酷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状况",此乃发动四清运动的前提。会议对毛泽东所谓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手中,在党和政府中,也存在他们的代理人的讨论,令川口联想起1951年日共讨论"新纲领"时的往事。该纲领认定,日本农村依然存在着封建地主制度。但川口作为出身于北海道农村的人,凭自己的经验和直觉认为"其他地方不太清楚,不过我所在的地方已不存在地主制度",却遭到日共领导层的批判,被斥为"只看到表面而看不到本质的右倾观点"。虽然此一时彼一时,从国度、政党,到历史、现实都不同,但某种思维方式上的教条主义和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令川口觉得"一旦'左'起来,中国和日本没有两样"。[17]

在九尺公社,川口还参加了被四清运动指挥部定性为"丧失党员立场的变质分子"的批斗会。虽然参加过党校的批斗会,但直接参加基层的运动还是头一次。对人们争先恐后用四川彭县方言的发言,中文水平有限的老田听得一头雾水,即使由工作队的干部翻译成普通话,也只能勉强听懂一半。结果,老田只有从早到晚,一个劲地吸烟。但他懂得中国人以香烟代替寒暄的习惯,于是在会上给大家敬烟,同时也接受别人递的烟。老田抽的是"大重九",一次就发光两包,而接受的则是
"叶子烟"。所谓"叶子烟"是将干燥后烟叶卷成筒状,然后塞进手工制作的竹烟筒中来吸的烟,劲很大,老田抽不惯,觉得自己"在递烟的交往中便首先败下阵来"。

党组织生活既已恢复,川口进一步为自己确立了"融入中国社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但是在中国社会,为了在一个地方长期呆下去,如果不找点事做,不挂个一官半职,则工作难以开展。而且,根据所任职务的高低,其相应的工作范围也被确定。"基于这种理由,1964年1月,通过相应的组织程序,川口被任命为彭县农业局副局长,分管农业技术方面的工作。在农业局,知道老田是日本人的,只有正局长一个人。当了官,待遇也相应得到改善:县政府为他提供了一套两间的用房,10平米的一间是办公室,8平米的一间是寝室。同一个院里,还住着县长和副县长。

在彭县的"小四清"运动中,其他4名正副局长一个个被打倒,只有川口幸免于难。原因是他上任伊始,县委曾发出一条指示:田副局长不属于批判对象。老田一边参加运动,一边勉力维持机关里的日常工作。曾解救了一对在同一机关工作的、因所谓"历史问题"而遭轮番批斗,乃至精神崩溃至自杀边缘的职员夫妇。

四清运动后期,鉴于运动的扩大化给地方,尤其是农村工作所带来的混乱局面,1964年底至翌年初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决议(即《二十三条》),纠正了一些运动中过激的地方,机关和农村的秩序暂时得以恢复。局长被解放后,泪流满面地对老田说:"是毛主席救了我的命。"可包括老田在内的基层干部们谁会料到:"通过《二十三条》被毛泽东救了命的干部们一年后又被毛泽东打倒。正是这个'小四清'
运动,确实成为翌年发动的'文革'的预演。"[18]

[1] 彼时的日共处于半地下状态,党内机关分公开部门和非公开部门。

[2] 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系从战前到战时设置于日本主要府县警察署中的政治警察组织。与接受县知事和警察部长指挥的普通治安警察不同,特高警察受内务省直接管辖。

[3] 见《日本的黑雾》(作家出版社,1965年9月版。(日)松本清张 著,文洁若 译)第128页。

[4] 按原日共札幌地委成员、事发脱党后被捕、后又转向成为检方证人的追平雍喜在其著作《白鸟事件》(日本周报社版)中的说法,截至1959年,在因事件而被捕的人中,脱党者有36名,未脱党者有19名。

[5] 鹤田伦也在北京曾接受过日本时事通信社的独家采访。

[6] 位于静冈县中部的小渔港。

[7] 见《蜀国漂流记》(川口孝夫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57页。

[8] 见《日本共産党の戦後秘史》(兵本达吉 著,新潮文库,2005年11月版)第231页。

[9] 1952年5月1日,美军事占领结束3天后的五一劳动节,由日共及亲日共的左翼青年团体组织的大规模无产者示威游行,在向目的地皇居广场行进的途中,与警察部队发生混战。事件造成警察方面重轻伤者750名;示威者方面死亡1名,重轻伤者200名;除此之外,还有11名外国人负伤。共有由1232名示威者被警方逮捕,其中261名被以骚扰罪起诉,最终16人被判决有罪。该事件被称为"血腥的五一"事件。受事件的负面影响,在事发5个月后举行的众议院总选举中,日共一举失掉在众院中的全部席位。直到1970年,众院席位才恢复到与事件前相当的水平。

[10] 见《蜀国漂流记》第2页。

[11] 见《蜀国漂流记》第5页。

[12] 见《蜀国漂流记》第5页。

[13] 见《蜀国漂流记》第13页。

[14] 见《蜀国漂流记》第16页。

[15] 指投机倒把者。

[16] 见《蜀国漂流记》第42页。

[17] 见《蜀国漂流记》第63页。

[18] 见《蜀国漂流记》第79页。

在"文革"的激流中

1966年5月,川口被从彭县召回成都的省党校,因为"文革"开始了。旋即又被在北京的日共代表砂间一良叫去北京。到了北京才知道,日共已经与中共对立。在上海,日共领导人宫本显治与毛泽东的会谈破裂。因此,原定由刘少奇和宫本发表的共同声明也胎死腹中。作为日共代表砂间当然与宫本持相同立场。而此前的党代表罗明此时则因赞成中共观点被解除了代表职务。川口被要求表态、站队。

中日两党的分歧主要在两点:第一,是哲学上的"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其次是在政治上,对暴力革命必要性的态度和对苏联的评价及政策。日共的立场是"合二为一",否定暴力革命并同苏联修正主义妥协。虽然当时川口对"文革"的极左路线抱有一定的疑问,可是在两党的对立问题上,仍然选择挺中共、反日共。认为日共是修正主义的堕落。这种站队非同小可,意味着要同自己所属的党的中央作对。但川口的态度很坚决,回成都后,又联系了其他的日共党员,大家一致反对日共,并研究、确立了斗争方针:会见驻北京的党代表砂间,阐明日共的错误。但是,对于川口们的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联部态度比较暧昧,并未给予明确的支持,显然还是顾虑到与兄弟党的关系问题。

川口来华后,虽然积极参加了从大跃进到四清等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但那基本上是为了让自己融入中国社会,更深地了解中国的国情。而此次到北京来实际参与了对日共的斗争之后,觉得可以此为契机,谋求回国的可能性。抱着这样的想法,自然从意识上跟以前有了一定的"温差","无论如何,我都避免不了采取旁观者的态度"。8月初,再次来到北京,住在中联部招待所。但却不能随意走动,甚至无法看中联部的大字报。8月18日,毛泽东接见了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升温。9月,好像是住在北京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据说得到了毛的批准。后来,由陈毅外长在怀仁堂在京外国人及其所在单位的干部会议上做了传达,从此老外参加"文革"便具备了政治正确性。

1966年10月1日,川口有幸被邀请出席了国庆节庆典,就坐于城楼下方西侧的观礼台上,亲眼目睹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盛大场面。毛还未出现,从长安街东侧进入广场准备接受检阅的红卫兵队伍就开始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边喊口号边缓慢向前挪动。周总理声嘶力竭地反复喊话:"同志们,不要停下,往前走!不要停下,往前走!"但当毛出现在城楼上的一刻,已经走过中心线的队伍又逆人潮而返,狂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周恩来拼死呼吁队伍前进,队伍才稍稍往前移动些许。川口被"民众对毛的信仰、崇拜的能量所压倒的同时,在观礼台上深深感受到了毛泽东拥有的使民众如此狂热的神奇魔力"。[①]

晚上,川口等人被安排与劳动模范们一起观看焰火晚会,川口刚好与"铁人"王进喜同桌而坐。王给川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朴素,从谈话中可以知道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王大约听出他的中文有点别扭,问他"是外国人?"川口答道:"不是。"但宴会结束后,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正好陈永贵也步出会堂。几位日本贵宾觉得,"如果王进喜是中国工人的代表的话,那么陈永贵就是中国农民的代表",于是纷纷奔上去握手。"但在握手的刹那间,我感到有些困惑。之后,不知谁嘀咕道:'他的手怎么软乎乎的?'"川口是北海道农家出身的日共党员,基于过去的经验,对农民有着固定的想象。"这种感觉与头戴白头巾,耕田犁地的纯粹农民的手相去甚远。见面的印象远不如和王进喜见面时那样令人激动,只给我留下某种难以言喻的不太愉快的感觉。"[②]

1967年3月,上海刚刚发生过被称为"一月风暴"的夺权革命,包括川口在内的外宾参观团赴上海视察"文革"现状。当时,一行人被置于大权在握的中联部"造反总部"的管辖之下。为了视察活动的方便,成行前特意索要了"造反总部"后台老板康生的墨迹。据说到地方,只要康老打了招呼,便会受到热情款待。抵上海翌日,便受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副主任姚文元、常委徐景贤的接见。张春桥致了欢迎辞后便匆匆离去,川口觉得他是个"待人冷淡的男人"。姚文元则花一天的时间为一行人介绍了上海"文革"的情况。姚的报告非常详实,充满激情。但每一句话都要通过译员翻译成英语和日语两种语言,影响了效率。而且日语翻译水平不敢恭维,川口听起来感觉别扭。接下来,一行人赴上海港参观。出面负责为外宾介绍情况的是一位年仅17岁的红卫兵,这也是姚津津乐道的"成果"。红卫兵得意地为一行人介绍他们如何从"保皇派"那里夺权后克服了"经济挂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等等。但川口怀疑:"这样一个孩子真能够领导这么大的港区么?"

1967年1月27日,在北京的日共左派发表了同宫本显治所主导的日共的决裂声明。日共迅速作出反应,在机关刊物《赤旗》上刊发了对这些造反派成员开除出党的决定。2月,在北京的日共造反组织内又有人起来造罗明的反,发展到召开批罗大会。罗被中联部弄到"十八处"保护起来。

8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日共定性为"现代修正主义",中日两共产党的对立升级。在这种情况下,日共决定将在北京的党代表砂间良一和《赤旗报》特派员绀野纯一调回日本。二人预定于8月4日乘朝鲜航班离京经平壤回国,中方在前一天安排绀野在北京机场住了一宿。但3日晚,北京方面突然决定批判绀野,正在接受批判的川口也被要求参加了绀野的批斗会。但绀野本人毫不示弱,针锋相对,结果批斗会无果而终。

翌日,在首都机场又召开了以"人大三红"(人民大学第三红卫兵司令部)为核心的各大学红卫兵组织的批斗大会,规模很大。为此,川口等人将砂间从"十八处"带到机场。快到机场的时候,与正往这边赶来的日本"山口左派"一干人遭遇,砂间被抢走,押到机场候机厅开始批判。川口亲眼目睹了暴力批斗的一幕:
"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人身侮辱。中国红卫兵和日本各左派成员从砂间的口袋里掏出翡翠,搁在他的头上,反复批判砂间和日共。最初计划是批判大会进行一小时左右,之后让砂间等乘飞机去朝鲜。但是朝鲜的飞行员对中国的这一野蛮的批判方式表示抗议,拒绝起飞,因此,批判大会竟持续了三小时以上。砂间不断被人们推推搡搡,终于挺不住了……时间一长,批判的方式开始升级,从推搡进而发展为拳打脚踢。"中联部日本处的人着了慌,周总理对事态也很忧虑,严厉指示:"开大会可以,但时间要短,不能用暴力。"中联部的人要求保护砂间不要受伤,不能出人命。于是,川口等人设法靠近砂间,将他围在中间。"然而这样一来,我们则必须忍受周围红卫兵的推挤和敲打。"

批判大会终于快挨到了尾声,砂间好不容易开始向飞机舷梯移动,接着又是一阵骚动。"他从机场大厅出来时,就被两旁排列的红卫兵殴打,挪向飞机舷梯时,连老太太都在敲打他,小孩子们骂道:'你是狗,爬着走!'砂间被孩子们敲打着,被逼得最终在地上爬行……好不容易到达朝鲜平壤,据说绀野和砂间的肋骨都受了伤。"[③]

对这种赤裸裸的滥用暴力,即使在北京的日共左派中,也不乏质疑的声音。但这些人往往被批判、被孤立。就连川口自己,虽然"也认为那种批判大会太过无情,但嘴里没敢说出来"。

从"三线"疏散到返回成都

1969年10月,林彪在苏州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经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所谓"一号命令")的形式正式下达,引起各方震动。全国党政干部及其家属开始疏散,外国人也不例外。川口等长期生活在成都的外国人,被疏散到乐至县。

乐至离成都虽然只有不到140公里,却是四川盆地的一个特困县,也是极左路线的重灾区。川口等日共党员,加上几名柬埔寨人、缅甸人,被分配到了县农机厂。厂里没有正式的宿舍,一座巨大的建筑被一分为二,一半为厂区,一半作宿舍。说是"宿舍",不过是用席子隔成的临时隔间。床是在凸凹不平的泥土地上搁块木板,板上垫着稻草,稻草上铺着席子而已。由于房间之间只有一席之隔,即使轻声说话,也会传遍各个房间。入夜,"不时传来嘁嘁喳喳的日语、汉语、柬埔寨语、缅甸语的交谈声"。

1970年,关于宪法修正草案的讨论在全国展开。围绕在宪法中保有人民的示威游行权之"必要性"的问题,引发了一番讨论。对草案中"工人有游行示威的权利"一节,多数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是主人翁。主人翁对谁游行示威?无此必要"云云。对此,周总理说:"毛主席认为,如果中国将来变色了,工人们可以用游行示威权与之进行斗争。因此,游行示威权是必要的。"[④]而与此同时,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围绕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暗斗走向公开化。对于当时在县农机厂劳动的川口来说,尽管有权参加关于宪法修正案的讨论,但中共高层内部的斗争,则是无从知晓的。后来在回忆录中有所涉及,想必是他后来自己反思、学习的结果。

在乐至期间,川口的妻子李莲英患感冒,遂转成肺炎。由于她早年在日本患肺结核,曾接受过胸部成型手术,肺功能只相当于常人的一半,抵抗力低下。一时间高烧不退,呼吸困难,情况危笃。川口一面在病房里照料,一面暗下决心,一定要设法让妻子回国,"与'白鸟事件'毫无关系的她没有留在中国的理由……如果就这样回不了故乡,实在是太可悲了"。也许是他的祈祷起了作用,一个多月后,李莲英竟病愈出院了。

妻子的病倒让川口加紧对未来生活做打算,首先是要尽快离开乐至回成都:"林彪的'一号令'已经作废,我们再没有呆在这里的理由。此地卫生条件差,妻子要是再度发病,恐怕就是灭顶之灾了。况且,呆在这样偏僻的乡下,作回国的准备也不现实。"同时,在乐至期间川口着手进行的两项理论研究(一是日共传统的战略理论"对美从属论"与毛泽东的"反美爱国统一战线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关于现阶段在日本还存在的所谓"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观点的错误)也亟待回成都后完成。

"天遂人愿"——1971年4月,川口夫妇终于离开乐至返回成都,落户于红旗柴油机厂。这是一家有5000多名干部和工人的国企,加上家属,有一万多人生活在厂区,俨然一个小镇。川口被分配在工具车间钳工夹具班,主要工作是修理气锤。他一边在厂里劳动,一边着手与有关方面商讨回国的问题。

进厂不久,关于林彪事件的各种小道消息便不胫而走,川口自然多少有所耳闻。随后,层层传达了中央《关于林彪叛国投敌的通知》。接着,又下发了《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学习材料,由此展开了全国性的学习和批判运动。但不知为什么,从这以后,外国人不再被允许参加学习讨论会。

1972年2月,尼克松闪电访华,举世震惊,也在全国的工厂、学校、农村中掀起了舆论的波澜,多数群众对中央的"脑筋急转弯"持有疑问。于是,上方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以消除群众的疑虑。谈话内容大致有两点:一是利用美苏间的矛盾,使其相互牵制,从而缓解中国的压力;二是通过与美建交,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往来,加深友好。

殊不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访华激起了更大的舆论反响。川口的同事、一位女师傅情绪激动地说:"田中是侵略者的代表,是反动的。日本鬼子在我们村焚烧房屋,强奸妇女,用刺刀刺死婴儿后抛向空中,杀人掠货。邀请那么反动的现行当权者田中,我要对毛主席、周总理讲,我反对!"对此,再次传达了周总理讲话,大意无非是说利用美日矛盾,对削弱敌人力量、增强人民的团结有力云云。1972年9月底,田中来华,中日两国正式复交。不久,工厂放电影,放映"正片"之前加映田中访华的新闻记录片。川口也搬把椅子坐在露天球场上观看。当银幕上出现田中在北京机场检阅解放军仪仗队,接着军乐团奏起日本国歌《君之代》,"日之丸"旗徐徐升起的画面的时候,"突然,放映场内人声鼎沸,被一种异样的气氛所笼罩。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气氛。我感到了某种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的仇视、怨恨的巨大压力"。[⑤]

踏上归国之旅

1972年,随着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川口夫妇的回国事宜突然开始峰回路转。1973年11月,中联部通知川口夫妇进京。在北京见到了受日共委托来华协调有关工作的日中友好协会秘书长三好一。在三好的带领下,川口向日本驻华大使馆领事部提交了赴日签证申请书。这是川口自1951年后(即"白鸟事件"发生后)22年来第一次使用自己的原名川口孝夫,"我当时与其说感慨万千,毋宁说涌起一股奇妙的心绪"。使馆的签证官问道:"何时,从何处来到中国的?"川口自然无法作答,便反问道:"难道不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让我回国吗?"官员沉默了……如此简单就拿到了签证,川口甚至有些扫兴。

1973年12月11日,川口夫妇从天津港乘"圣山丸"启程回国,中联部干部段元培特来送行。少小离家老大回,"我把壮年时代的18年岁月留在了中国,53岁时终于重返故乡,当时心中真是无限感伤","对我而言,回国并不单纯是返回故乡,而意味着从人为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川口对自己从1950年起从事反政府地下活动,乃至"全部的生活完全从属于党"这点,始终无怨无悔,但却对流放中国18载的事实难以释然,因为"绝非我的意愿,而是被党所欺骗,几近被强迫的结果"。[⑥]尤其是日中两党当初达成的除非日本革命成功,否则一生不许回国的无形协议,完全是基于组织高于一切的"原则",对党员个人生活的粗暴绑架。

川口夫妇被流放的18年,恰好是日本完成了战后复兴,经济高度增长,一路坐大到经济大国的时期,也与日共放弃武装夺权路线,走议会斗争道路,从"革命党"转型为"生活党"的时间大致重合。川口作为一名日共党员,信仰真诚,党性纯洁,具浓烈的理想主义气质,仅仅因为早年被卷入一个真相至今仍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白鸟事件")而蒙受不白之冤,为维护所谓"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被组织上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放逐海外,在中国最动荡的"革命"岁月里,隐姓埋名,颠沛流离,随波逐流,以至于后半生的轨迹完全被改写,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既是川口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中日两个社会的悲剧和政治的悲剧。

回国后的反思

1973年12月13日,川口夫妇搭乘的"圣山丸"抵达九州的若松港。在船上,川口曾做好了入关时会被日本警方逮捕的心理准备。但一切都很顺利,出乎意料地和谐,仿佛在梦中。夫妇俩不禁在心里感叹道:真的回来了。

在东京三好一的家里借宿一晚,翌日便拿着三好代购的车票回到了久违的故乡——北海道士别市。18年前,日共党员川口孝夫还处于半地下状态,为武装革命付出代价;而18年后,日本议会民主的制度框架已然定型,川口所隶属的政党早已放弃了武装夺权的幻想,转而谋求"资本主义框架内可能的民主改革",最高目标也从单独执政置换为树立"民主联合政府",正所谓"瑟缩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回国后,川口三十余年如一日,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为两国的民间交流而奔波。他长期担任四川省彭州市经济顾问,为日资企业在中国内地合资建厂等事宜牵线搭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抱有超乎国籍的热忱。1981年,与友人共同创设了北海道中国研究会,并亲任会长,不懈地推动两国民间社会的深层沟通。与此同时,对自己在中国的18年流放生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日共历史及自身的社会主义信仰本身,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脱胎换骨式的反思,撰写了相当数量的论文、随笔和书信,内容涉及唯物论、共产主义运动、民主集中制、人道主义、人权及民主主义等方方面面。而川口自己从被卷入"白鸟事件",到被迫流亡中国,直到以一名"外来者"的身份深度介入反右到"文革"的一连串政治运动的罕见经历,恰恰构成了这种反思的起点和动力。反过来说,惟其有如此惨痛的经历,才使他在观察中国、思考过去的历史时,获得了某种虽融入却不至主观,客观却不失"体温"的视角。这种看待中国的视角本身,某种意义上,正是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所稀缺的品质。

199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川口接触到了李锐的著作《庐山会议实录》。展读之下,激动不已,当即决定与妻子一起翻译成日文,争取在日本出版,时值夫人荣子刚做过乳腺癌的手术。夫妇俩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迻译,当年底即携译稿赴北京拜会作者李锐。在北京,与李锐两次长谈,"仿佛回到了1958年至
1959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三面红旗'时代","茅塞顿开"。[⑦]李锐也非常同情川口夫妇的遭遇,称其为"过来人"。第二次谈话时,荣子夫人不揣冒昧地问李锐:"中国也有不少像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那样优秀的革命领导人和元帅、将军,这些人为什么没能阻止毛泽东像皇帝一样的独裁?"李锐回答说:"不行。毛泽东是皇帝,其他领导人是臣子,是皇帝的驯服工具。"李锐的话,使这对"过来人"夫妇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临别时,李锐把自己的旧著《毛泽东的壮年与晚年》赠与川口夫妇。翌年夫妇将其中的《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一文译成日文,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共产皇帝"支配现象,成了川口解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共党史真相的一把钥匙。更通过李锐的介绍,川口第一次听说1974年不幸离世的中共党内思想家顾准的名字,并开始了对顾准思想的研读。顾准的《科学与民主》、《民主与"终极目的"》[⑧]等文章对川口的思想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川口比李锐小4岁,比顾准小6岁,同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在20世纪末与这两位中共党内精英知识分子的邂逅,对川口晚年的思想蜕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把李、顾二人看作是自己的"恩师":"我在回顾、检讨20世纪及其中自己所活过的这80年历史的时候,如果说多少有点进步的话,那端赖李锐先生和顾准先生的教诲和引导……我虽然与二位算是同代人,但水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是我尊敬的前辈,思想和理论上的师长。我以在人生行将结束的时候,得以认识如此杰出的先生而感到喜悦、骄傲。两位是我人生最后的恩师。只要我一息尚存,也会追随他们。"[⑨]

进入21世纪,川口已届暮年。从1945年秋天,在香港英军战俘营中第一次了解"社会主义"的真实含义那天算起,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把"社会主义"当做人生的至高理想,并为之不懈奋斗,全然不顾代价。因卷入日共内部斗争而被流放到社会主义中国,历经18年艰辛,终于辗转回到祖国,但日本已变成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发展走向离日共的政治目标渐行渐远。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开始转型。紧接着,"苏东波"袭来,传统社会主义体系崩溃,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体转向,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致力于经济发展。"那么,我们当初不懈追求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呢?"[⑩]痛定思痛,耄耋之年的川口曾写下过这样一段痛切的思考:

我迎来了人生的80岁。在面向21世纪之际,尽管姗姗来迟,但我终于发觉原来自己曾信仰的共产主义不过是小布尔乔亚农民式的乌托邦空想。我自己是农民,我是抱着为农民伙伴求解放的想法参加了革命运动。但是,小布尔乔亚的立场和狭隘的视野容易接受毛泽东式的平均主义——农民的乌托邦。我不得不说,自己
80岁的人生是追求空想的愚蠢的人生。但是,经过漫长艰苦的斗争,可以说好不容易接近了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只有经过实践才有可能接近正确的认识。以打倒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斗争实践的结果,是让我们再次认识到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并且还在发展的事实。[⑪]

经过如此刮骨疗毒般的反思,深知自己时间已经不多了的川口,越发痛感对历史和人民的责任,晚年在日本自费出版了回忆录《蜀国漂流记》,后被翻译成中文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⑫]但碍于种种原因,对作为川口流亡中国的直接起因的"白鸟事件"的背景,书中仅在最后一章做了极其简单的介绍。[⑬]据说作为"绝笔",川口另撰有专文,详谈事件的背景。但川口殁后,文章由一位夫妇晚年生活上承蒙关照的至交继承管理,何时面世,尚在未定之天。无论如何,这几乎是可望揭开"白鸟事件"这一尘封近一甲子的历史悬案真相的唯一线索。

魂归"第二故乡"

2001年9月18日,川口荣子夫人病逝。2004年11月10日,川口也因病在北海道去世,享年83岁。夫妇一生未生养儿女,晚年生活由一位仰慕川口老人的友人照料。川口孝夫其人虽然在日共党内的地位并不显赫,但因"白鸟事件"的关系,却是在日本战后史上留下名字的人。所以,对川口之死,当地报纸《北海道新闻》刊发了消息。但耐人寻味的是,大约是出于某种事关党史的讳莫如深的考虑,日共机关报《赤旗》则只字未予报道。

按川口夫妇的遗愿,两人的骨灰合在一起,然后将其一半撒到"第二故乡"四川的河川大地。2004年12月22日,川口夫妇的遗骨在两位日本朋友的专程护送下,魂兮归来。在川口夫妇流放蜀地的岁月,与之一起工作生活过的同事、友人,彭州市各界人士60余人为两位老人举办了一个追思会,然后把骨灰撒向了汩汩流过成都郊外的著名生态旅游区龙门山回龙沟的白水河里。

[①] 见《蜀国漂流记》第92页。

[②] 见《蜀国漂流记》第93页。

[③] 见《蜀国漂流记》第108页。

[④] 见《蜀国漂流记》第124页。

[⑤] 见《蜀国漂流记》第143页。

[⑥] 见《蜀国漂流记》第153页。

[⑦] 见川口孝夫致日本学者及川淳子书信。

[⑧] 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

[⑨] 见川口孝夫《八十岁人生与20世纪的总结——关于李锐先生与顾准先生》一文。

[⑩] 见川口孝夫《关于中国的回忆》一文。

[⑪] 同上。

[⑫] 即 《蜀国漂流记》。

[⑬] 见《蜀国漂流记》第十章:《我与"白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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