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6日

毛泽东晚年的四宠臣:了解毛泽东晚年政治侧面

是是非非的汪东兴

汪东兴号称警卫毛泽东三十年的内廷唯一行走,而纪登奎素来以毛泽东的"老朋友"为外界所共知,吴德在董必武死后,成为中国人大的实际当家人,朱德死后,他成为中共全国人大党组书记,权摄人大达三年之久,陈锡联是毛泽东晚年在军内非常倚重的"少壮派",这位当年最为年轻的野战军纵队司令员是接替叶剑英的第一备用人选。所以,以上四人都是毛泽东晚年须臾不可离开的宠臣,对他们做以介绍,实有助于了解毛泽东晚年政治的侧面。

先说总管汪东兴: 1955年,汪东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而此前他既没有显赫的军功,也没有出奇的战绩,有的只是在公安、警保战线上的小心翼翼的努力。他作为罗瑞卿的副手,直接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的责任,他除了在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以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央警卫岗位,他除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之外,还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十一大上更是成为华国锋之下炙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而林彪几次拉拢汪东兴、江青几次打击汪东兴都没有最后得逞,毛泽东的话是很说明了一些他和汪东兴的关系的。

汪东兴在庐山妄言设立国家主席,除了感于林彪对自己的不吝提拔和许诺之外,还有就是出于一个警卫人员的"护主"心态,而后者似乎更加纯粹一些,所以,毛泽东对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是"一批二保",目的主要是保,汪东兴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以外,其他的都很泛泛。一旦当毛泽东把对手确立之后,汪东兴总是毫不迟疑的站在毛泽东的一边。1966年打倒刘少奇是如此,1970对林彪动手时也是这样。汪东兴眼中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为了迅速解决林彪集团,汪东兴甚至建议毛泽东清洗温玉成,而此前温玉成是林彪、康生一直看好的军事将领。汪东兴尽管对在九大预备会议上破天荒的给一个少将评功摆好的林彪感恩戴德,但是,当他得知毛泽东准备对林彪采取不同寻常的举动之后,汪东兴甚至愿意担当游泳池派往毛家湾的卧底(当然没有成行)。

长沙告状之后,汪东兴发现毛泽东一度对四人帮开始反感,他立刻布置中办的人学习毛泽东批判四人帮的所谓讲话,就此开罪江青诸人,毛泽东说他不动脑子可能也就在于此。汪东兴有时候也动脑子,这就是在他的老主子宾天之后了。

汪东兴因为长年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中央一专、二专的档案都交由他来管理,所以,他经常代表毛泽东"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老军人,而无一例外的是被看望、被关照者对这位内廷行走都缺乏良好的印象。谭震林后来在"真理大讨论"的时候说起一段往事,他说:"主席已经决定解放我了,汪东兴还是那样颐指气使的对待我,教训我要重新作人,我都七十岁的人,怎么叫重新做人?不是摆老资格,就是这样的语气实在令人难受。"而曾志在回忆陶铸最后的岁月之时,也决不客气的指责汪东兴:"哪里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味道,他多次催促陶铸快走,我说陶铸身体不行了,能不能留在北京治疗,汪东兴虎着脸讲,保皇派嘛,要接受革命的斗争呢。他拒绝为我们向主席传达真实的情况。"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时,汪东兴一个电话赶跑了叶剑英,搞的叶剑英老泪纵横,然而,为了擒获四人帮,叶剑英主动联合汪东兴,并且在后来扩大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汪东兴说话,但是,汪东兴自恃有华国锋撑腰,以致于继续怠慢这位老谋深算的参座,最后终于自己吞下了苦果。

复出之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这种话传到小平的耳朵里,向来结果一定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1977年中央讨论关于陈云的职务的问题时,汪东兴大唱反调,他说:"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过陈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彭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

量变终于发展到质变,197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上,众位领导可谓是万炮齐轰汪东兴,陈云撇开缄默多年的习惯,第一个为汪东兴定了调子:"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他不但不能为继续改造我们的党,发展我们的国家,修正以往错误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议,反而一再干扰中央的决断,这样的同志继续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而会后形成的决议称:"汪东兴等同志已经在新的历史时期犯有重要的错误,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显然是不适合的,也是不允许的,鉴于他们以往曾经做过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中yang决定对他们的问题处理不扩大化。"已经是刀下留人、网开一面的口气了。

汪东兴在听取了中央派陈云、王震找他谈话之后,他唯一的表示就是:"看来,华主席没有为我说一句话。"他一心把华国锋再造成毛泽东第二,但是,他的苦心孤诣没有得到来自华国锋的回应,至少是没有强有力的回应,所以,他对此比较意外。

1976年的怀仁堂事变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全力配合,华国锋、叶剑英是无法解决四人帮的,叶剑英此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警卫人员做了专门的交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准备。可以说,汪东兴在关键时刻,不论是出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罢,客观上为铲除四人帮,开创中国二十年的新局面做了一定的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不容抹杀的,也之所以,其他三人后来完全从中央消失,而汪东兴继续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公开职务,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离休。也算是对他的功劳的基本肯定。

晚年的汪东兴的头脑还是那样一贯性,除了后来经常(在90年代之后)和华国锋见面之外,已经不再和其他人接触,更多的时间是出行游玩,偶尔写了一部回忆录,还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和批评,说他是为文革、毛泽东的错误翻案。国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版商多次邀请汪东兴撰写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而且,出价不菲,但是,一律遭到汪东兴的拒绝,汪东兴说:"写了就是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后我是没脸再见主席他老人家了。"每逢毛泽东的诞辰、忌日,汪东兴一律亲自赶到纪念堂,毕恭毕敬的敬献花圈、花篮,成为纪念堂在这一天固定的早来的常客。

纪登奎

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写的回忆乃父的东西面世以来,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篡改历史和粉饰一个在文革中犯有相当严重错误和一直坚定执行极左路线的重金属,即使不算是罕见,也是十分让人吃惊的。纪登奎在活着的时候,被当时的中央一些领导人称作和王张江姚并列的"五人帮",长年把持专案组工作,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撤销三大专案组(一组:汪东兴;二组:黄永胜;三组:谢富治),合并为一个专案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是(排名有先后顺序)汪东兴、华国锋、纪登奎、吴德。现在,我们再来回放一下历史,看看在关键的历史阶段,胡耀邦同志是怎么评价这位纪登奎前副总理的。

胡耀邦说:"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同志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个方法。纪登奎同志也是难得的金口不常开,上访的同志说这个首长架子大的很呐"

在上述这段讲话中,三次提到纪登奎,显然不是表扬,那时候的胡`耀邦还只是中央组织部部长,而纪登奎的面貌已是跃然纸上。纪登奎的儿子笔下的父亲是一个似乎一直在认认真真办事,老老实实做人的"老干部"形象,那么,真实的纪登奎是这样吗?就让我们一起来还原历史吧。

纪登奎的发迹和华国锋有些相似,他们都是从地市一级领导干部起家的。毛泽东称呼纪登奎为"老朋友"和称呼华国锋为"我的父母官"一样,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涵义,至少在当时不是代表重用他们的先兆。纪登奎的受到提拔和河南第一号造反派刘建勋有直接的关系,正是因为刘建勋的举荐,使得纪登奎得以很快受到毛泽东的关注,而此前,纪登奎是紧紧跟随省委吴芝圃的河南官场红人,吴芝圃被打死之后,纪登奎一度遭到"迫害",但是,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救了他,而后又是刘建勋对纪登奎的多次肯定让毛泽东感到自己的所谓的"知人之明",纪登奎以一个区区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后成为中央
军事委员会办事组成员和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组长是康生),纪登奎当然也没有忘记刘建勋的好处,所以,刘建勋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一直保持优越的政治地位。

纪登奎是毛泽东认定的"旧路线"下的肯于革命或者继续革命的可以改造和团结直到重用的基层干部之一,而且,纪登奎的忠顺一直是毛泽东看好的主因,特别是当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发难之后,纪登奎通过江青传话,表示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九大的路线。下山之后,纪登奎出任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谢富治、李德生、吴忠一道给华北乃至北京林彪集团"掺沙子",而且,纪登奎亲自主抓军队专案工作,不让黄永胜插手,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宣布逮捕黄吴李邱四人的时候,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三人全权负责。可见,当时纪登奎的显赫的地位。而且,稍后,纪登奎出掌郑维山、李雪峰专案组负责人,清洗林彪的余党,出力最多。此后,一路扶摇直上,在十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在1975年当选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之后,排名在李先念之前,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中的第三号人物(邓小平、张春桥、纪登奎)。

长沙告状事件之前,四人帮找到纪登奎商量,纪登奎认为,这次的举动显然很冒险,劝阻江青和张春桥不要前往,但是,张春桥没有听从,而从这一事件来看,纪登奎和江青的关系显然不是现在说的那样,有妥协也有斗争,而是从来就是服从、紧跟、照办的,虽然周恩来也在四人帮面前说过很多违心的话,但是,这点已经被历史揭示了出来,而纪登奎虽死,有人居然还在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作所谓无罪的辩护,实在是唐突历史了。

毛泽东后来在点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了两个人,一个是纪登奎,一个是康生。毛泽东说:"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这是什么性质呢?一个政治局委员要和政治局,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几个人保持一致。"从这段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被称作"五人帮"成员的纪登奎的另一面。但是,毛泽东虽然责备了纪登奎,但是,对他的信任仍然不减少,而后在批邓的战场上,又看见了纪登奎矫健的身影。

纪登奎1976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小平同志是旧病复发,没有吸取1966年的教训,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抓好革命的方方面面,而是继续和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们纠缠不清,以后,小平的问题的升级了,也是由此而来的。"而后,纪登奎按照华国锋、江青的指派多次"帮助"邓小平认识"错误",态度极其积极。这点连他的好友赵紫阳在后来的批判纪登奎的会议上也不得不承认:"纪登奎同志错误的认为邓小平同志的整顿的伟大意义,他不仅没有配合小平同志的工作,反而一再按照江青等人的指派干扰小平同志的工作,造成了1976年工作上的很大被动,我认为,纪登奎同志是要负有相当大的责任的。事实证明,由于纪登奎同志的干扰,我们走了很大的弯路,在平反问题上是这样,在去年的工业指标上也是这样。"

纪登奎虽则紧跟四人帮,但是,他和他们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特别是华国锋确立中央接班人之后,纪登奎表示效忠,在讨论毛远新的去留和江青的具体工作安排上,他一反常态的支持了华国锋,以致于江青等人恨恨的说:"真是人走茶凉,主席尸骨未寒,连纪登奎都敢和我们顶嘴了。"所以,在抓捕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也给予纪登奎足够的信任。

1977年2月,纪登奎讲过:华主席的英明领袖的地位确立了,汪东兴同志的地位也要确立。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下吹捧汪东兴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华主席的好战友。借以自固。然而,令纪登奎倍感失望的是,华主席显然不是什么英明领袖,而是一个比较无能的"幸运儿",所以,后来纪登奎开始逐渐的减少和华国锋、汪东兴的接触,事实证明,这件事也是纪登奎后来相对获咎最少的原因之一。但是,因为纪登奎在文革中以及文革之后的拙劣表演,没有对他后来工作的安排起到很大的决定作用。

而真正保了纪登奎的恰恰是来自对方阵营的赵紫阳,赵紫阳和纪登奎早年曾经一起共事,关键的是,当年张春桥追究赵`紫阳的错误的时候,纪登奎看在当年的情面上给赵紫阳极力开脱,所以,当纪登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基本丧失权力之后,赵紫阳向他伸来一把援手,以所谓的发挥纪登奎一技之长为名,安排他在赵紫阳提议成立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王震代表中央找纪登奎谈话,按照正部级待遇。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犯有严重错误的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在后来的待遇和职务安排上都要比纪登奎强出来很多,臭名昭著的四五事件的镇压者吴德在1982年居然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汪东兴同列,而陈锡联竟然两次当选中顾委常委,按照此前卸任的政治局委员待遇,小平去世之后,陈锡联堂而皇之的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以老部下的身份回忆"邓政委的当年",1999年陈锡联死后的规格和八十年代纪登奎的规格简直无法可比。据此可以看出,纪登奎在极左路线的推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何等的突出。

纪登奎倒是很早就和汪东兴等人预言过:华主席没有魄力,不如毛主席。可能镇不住局面。然而,这并没有挽救他的政治命运。根据纪登奎住院期间的一些身边医护人员反映,纪登奎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经常回首往事,脾气很坏,牢骚很多。用其中一人的话说:"他是自己把自己窝囊死的。"

纪登奎死后,《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发了一个普通的讣告,称呼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没有提及他的错误,也算是给这位一直心态极不平衡的前副总理和毛泽东的"老朋友"留了最后的一点颜面吧。

"双面狐"陈锡联

陈锡联这个人一直以来被党内成为"双面狐",一方面是指他在战争年代是一副模样,在建国后期又是一副模样;另一方面是指他此时对某人这样,彼时对某人又是那样。为人相当圆滑、甚至可以说是狡猾。

陈锡联参军的时候还没枪高,他一生最为露脸的是夜袭阳明堡战斗,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成为国共两党两军当时的风云人物,其时,陈锡联才22岁。在我党创建太行山根据地时,陈锡联可谓是厥功甚伟,所以,年仅三十一岁的陈锡联荣膺解放军最年轻的纵队司令员,担负挺进中原的重任。陈锡联指挥战役时胆大心细,处理人际关系时小心谨慎。他的战友评价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军中很多名将多少都有脾气,而且,有的还是非常暴烈,一语不合,可能就张嘴骂人,至于牢骚满腹的更多,唯独陈锡联等部分人例外,陈锡联在听取上级领导布置工作的时候,除非是事关战局,否则绝少提出异议。因而,不论是上级如刘邓、还是平级如杜义德等都对陈锡联抱有相当好感。

一九五九年,陈锡联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兼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次年,宋任穷在恢复大行政区之后首度出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宋任穷是政工干部出身,一路下来几乎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军功可言,在非常讲究战功的年代里,这是一个缺陷。但是,陈锡联对同是上将军衔的宋任穷大加推崇,他对宋在二机部的所作所为高度评价,这让宋非常受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宋任穷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他推荐了陈锡联接任他的军队职务。然而,好景不长,宋任穷很快被打倒,陈锡联却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因为,陈锡联已经攀附上了黄永胜和谢富治。

一九六六年之后,陈锡联官运亨通,成为东北实际的负责人,兼任沈阳部队一把手、辽宁革委会主任兼军管会主任兼省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发现了毛远新,以一名上将的名节居然不惜屈尊的侍奉一个年轻人,陈锡联的举动虽然不令人感冒,但是,实在受益不浅,他吹捧毛远新的辽宁工作是新的辽沈战役惹火了黄永胜、吴法宪,但是,却是赢得了毛泽东、江青等人的看重。特别是他始终保持着和谢富治的良好关系,让陈锡联的名字多次上达天听。事实证明,他卫护毛远新的功夫没有白下,他后来的政治行情的不断看涨说明他这一宝压对了。

解决林彪之后,陈锡联很快接替谢富治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此前,虽然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十人成员中没有陈锡联,但是,毛泽东没有忘记他,十大上,陈锡联被毛泽东再度提名为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稍后,出任军委常委,主持国防工业工作,四届人大之后,陈锡联又成为副总理,当年谢富治的几样行头都给陈锡联套上了。

邓小平复出主持军委工作之后,陈锡联在四人帮不在场的情况下,多次表示对邓小平的尊重,他说:又能在政委的领导下工作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和人说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的英明决策。显然,陈锡联的表现让小平感到满意,至少陈锡联没有像王力那样小人得志。然而,当陈锡联获悉毛泽东对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把持国务院、军委不满之后,陈锡联立刻投入到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和帮助先念同志端正态度的洪流中去了。

1976年后,毛泽东借口叶剑英"帮倒忙","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提升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陈锡联一时成为军内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了。但是,双面狐的陈锡联就此得罪了叶剑英。毛泽东死后不久,叶剑英不顾中央的文件尚未撤销,立刻出来会见外宾,表态自己仍然主管军队,军委办公厅在问及送文件的规格时,陈锡联苦笑的说:还是给叶帅先看吧。1973年之后,陈锡联秉承毛泽东的意思,整顿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大力清洗原来的部众,其中消除了郑维山、聂荣臻的双重势力,也因此得罪了聂荣臻。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陈锡联的"西山事件"的出笼。在叶剑英等人的压力之下,陈锡联铤而走险,最后把宝压在了华国锋的身上,结果证明,他这次真的错了。

1978年之后,陈锡联请假检讨,1979年分别在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炮兵总部等地给陈锡联提意见,陈锡联到会检查,据说相当沉痛、深刻。当时只有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将军和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将军在会上客观的评价了陈锡联,指出了他的缺点的同时,也说他战功显赫,没有上四人帮的贼船,而这番话的来由则是杨余傅事件之后,傅崇碧被贬沈阳军区时,陈锡联对傅崇碧的照顾和李德生黯然下野之后陈锡联对他的关怀。

宋任穷复出以后,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陈锡联重投门下,所以,在宋任穷的不断关照下,陈锡联恢复了和老领导小平等人的关系,1982年和1987年两度当选中顾委常委,继续享受政治局委员的一切待遇。特别是叶剑英去世之后,陈锡联抛头露面的机会不断增加。特别是得到了军委主要领导对他前半生的高度肯定,这在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小集团中是绝无仅有的。

糊涂虫吴德

吴德是靠着工人运动起家的,而且,也一直在做白区工作,同时,他还是晋察冀的人,一身兼着几重身份。但是,主要的是他为人比较糊涂,所以,上边对他也不很防范,而且,吴德算是忠心耿耿的那种人,一旦得到命令就不顾一切的执行,宁左勿右。因而,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吴德有一些城市的工作经验,因而他对彭真、刘仁他们一直有着共同语言,在去平原省工作的时候,又是刘少奇亲自点将,所以,吴德和刘少奇他们的关系也保持的比较良好,特别是他担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之后。但是,在1966年打倒彭真、刘仁之后,毛泽东提议调任吴德出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很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其实,只要看一下毛泽东用人的准则就知道了,毛泽东一直是避免给外界留下用人喜欢清一色的印象的,特别是文革初起,他更是不想让人感觉这场风雨雷电的大革命只是为了夺回自己业已不太灵便的权力感,所以,他尽量使用了一批中间色彩相对浓厚的人物,像李雪峰、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人。但是,使用这些人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一定要能够忠实的贯彻他的一系列部署,而一旦发现他们并不是得心应手的时候,立刻予以罢黜,比如九届二中会议上的李雪峰。

吴德在进入北京市委之后,江青曾经找他谈话,历数了他的成绩之后,郑重指出他的错误也是相当严重的,因为吴德也是晋察冀的"山头",而且,一直保持着和彭真等人的关系,所以,毛主席尽管对他吴德弃暇录用,但是,很多革命的小将对他仍然存有疑虑。江青对吴德的摊牌对吴德今后十几年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指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吴德为了表示他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开始向左的方向急转。特别是对刘仁之死,吴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给刘仁长年带手铐就是吴德的决定。而后,吴德在清洗所谓旧的北京市委的活动中异常出色,而且,他开始背着李雪峰直接向江青等人汇报北京市的动态。就此保住了自己改组之后的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

吴德一生唯一的一次不糊涂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0年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开始着手对林彪集团采取措施。这时候,吴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吴德说:"这次路线斗争不同于刘少奇那一次,这次是军队方面的,而且,如果处理不及时、不得力可能在人民军队内部产生离心力,所以,必须主席亲自出面,相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统一号召之下,很多人是会觉悟的。"当时,毛泽东也确实在准备在军队内部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手术,但是,一个一直从事地方工作的吴德居然能读懂毛泽东的内心的意图,很让毛泽东刮目相看。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高度的评价了吴德的这个意见,说吴德是"一鸣惊人"。

也果然是一鸣惊人,吴德在随后的十大上一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接替谢富治出任北京市的一把手同时兼任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的一把手。成为名符其实的"直隶总督"。再后来,吴德竟然成为朱德的接班人,接管了一直让王洪文垂涎已久的人大中共党组书记的位置,可见,这一次难得不糊涂给吴德带来的无限的好处。吴德为后人所诟病的就是在1973年11月的"帮助周恩来事件"和1976年四月的"四五事件"。1973年11月,在毛泽东授权之下,由纪登奎、江青、张春桥、吴德、陈锡联、姚文元、李德生、苏振华、李先念等人组成所谓的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吴德在小组成立的三个月中,"勤奋"的工作,就北京市的问题多次向周恩来发难,指责周恩来是"党内的周公",想学习孔老二搞封建的"克己复礼"。最为主要的是他同时还把矛头对准了同为小组成员的李先念,所以,后来吴德被江青他们称作扰乱了斗争对象和方向,受到了江青的当面斥责,而这一次斥责竟是吴德对四人帮产生反感的发仞。

在1976年的四五事件中,吴德被北京市民称作:"无德",他秉承毛泽东等人的意图大肆逮捕群众,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以致于在后来批判吴德的会议上,列席会议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说:"吴德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简直可以编成一本书,许多干部群众对吴德同志非常反感,认为他镇压革命运动的行为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如出一辙。他这样的人继续盘踞在首都的领导岗位上其实和四人帮在位是一样的效果的。"

吴德自己深知他并不是四人帮心目中的亲信,所以,当华国锋和四人帮出现争端的时候,他毫无犹豫的站到了华国锋一边,坚决支持逮捕四人帮,而且,在整个行动中,他和吴忠都是非常卖力气的,这也多少给他后来的结局加了点分数。四人帮被捕之后,吴德再也没有变得聪明起来,他紧跟华国锋的结果是让自己很快的结束了政治生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治局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吴德和汪东兴等人一道成为众矢之的,吴德被勒令请假检讨、退出会场,在他离开会场之后对于他的结论很快出笼,这位前北京市的一把手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被内定罢免了一切职务。陈云说,吴德同志没有什么真正的是非观念。言外之意就是糊涂虫一个。

1980年之后,国家的政治空气得以逐步好转,在十二大上,胡耀邦、万里提议吴德担任中顾委委员,认为他毕竟在抓捕四人帮的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提议获得通过。吴德松了一口气。他总算没有被一落到底。


--
欢迎订阅搞屁:http://feeds.feedburner.com/gaopi

流氓与无产阶级

什么是流氓?流氓就是违背公序良俗、违法犯罪、作奸犯科的社会底层人员,又称人渣。若要探究流氓的本质,那就是一批彻底的实用主义者,一批不受人间任何宗教、道德、法律观念约束的人。流氓与强盗有何区别?从总体而言,二者可归为一类,但细究起来,强盗主要依靠暴力来违反规则,不以耍赖为荣。也就是说,相比于流氓,强盗还有些光荣感――丛林社会以强壮为荣、为美。而流氓,由于实力不逮,故而根本无荣耀与美德感,只是活一天算一天,欺软怕硬,耍赖欺诈,无所不用其极。

一般说来,流氓都是无产者,无产者中也盛产流氓。中国人一说到无产者、无产阶级,那是要肃然起敬的,因为无产而成为阶级,那就是有了神圣性了。一般的穷人,哪怕你再穷,你根本不配被称为无产阶级的,只有当官当到一定级别,才能配享无产阶级这个光荣称号的。但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笔下,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无产阶级不可避免与道德的堕落相联系。因此,流氓与无产者,二者具有天然的联系,所谓"饥寒起盗心",就是对这一社会现象的经验概括。

无产者中不都是流氓,由于宗教、文化的作用,绝大多数穷人也还是安分守己的,但凡能活下去,他们一般也不会违背公序良俗、作奸犯科的。但无产者中盛产流氓,这也是事实。流氓无产者最具革命性与破坏性,这是古今中外普遍的现象。

流氓而又彻底无产,那革命性、破坏性是非常强的,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天天都盼望着"又运动了"、"又革命了"。因此历朝历代的革命者,都非常依赖流氓无产者。革命导师马克思对流氓无产者非常厌恨,在他看来:"流氓无产阶级在所有的大城市里都是由与工业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一群人构成的。这是盗贼和各式各样犯罪滋生的土壤,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无固定职业的人、游民……能够作出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和狂热的自我牺牲,也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92页)"。

历史上凡能成就一番事业的,都是厚黑的主。列宁与老毛,反马克思之道而行,对流氓无产者青睐有加。列宁与斯大林经常组织手下喽�抢劫银行以筹集革命经费。老毛则为湖南农村的痞子运动高声叫好。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动考察报告》最早刊于中国湖南省委刊物《战士》上面,其中还有一段话:"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这段文字后来发表时被陈独秀删去。但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游民无产者是理直气壮地持肯定态度的。事实上中国早期第一代领导人等,正是来自这一革命时期中的游民无产者。

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催生无产阶级老一辈革命家的摇篮。所以毛泽东当时在文章里称赞他们是"革命先锋"、是"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是完全有道理和事实依据的。因此,中国的特殊在于流氓不仅在下层,而且在中层、高层,都普遍存在,所以中国不仅多流氓无产者,也多流氓有产者、流氓中产者。

老蒋为何背叛革命?你想,老蒋指挥着北伐军在前方革命,老毛却在后方组织流氓吃大户。北伐的军官,大都出身地主富农,他们在前方冲锋陷阵,那些痞子却冲进他家,掳其财物,奸其妻女,这个革命如何革下去?

流氓都是彻底的经验主义与唯物主义者。你若想以神明、来世来规劝他,那叫对牛弹琴。他是活一天算一天,根本不考虑今后、更不相信来世,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老毛曾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话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全世界的流氓无赖,都是无所畏惧的。不信你看鸭绿江对面的那个主,人家那主体思想,说穿了就是唯我主义。

流氓无产者,身上有革命性和反动性两重属性。

革命性:他们是无产者,他们处于社会底层,天然的对现行社会秩序不满。他们好勇斗狠,他们热衷于反抗,热衷于破坏旧制度,对于社会变革,他们是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

反动性:他们也是流氓。他们曾经被剥削,但奴隶一旦哪天成了主人,他是一定要做老爷的,他也一定要有奴隶的。抄了老爷的家,一定是要到小姐的牙床上去滚上几滚的,甚至还不愿意下来。如同李自成打进北京城,"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军队马上成了欺压百姓、烧杀掳掠的兵匪。

鲁迅先生曾写到:中国的良民,在官与贼的夹缝中生存。这个"贼"就是流氓无产者。他们喊着"人人平等"的口号,内心里却向往"有些人更平等"的特权;他们扛着民主的大旗,却干着专制者才有的勾当;他们挥舞着自由的幌子,却试图钳制别人的发言权!

他们与他们所咒骂、反对的对象,在本质上,在对权力的渴望上,对暴力的推崇上,对自由的钳制上,对异己的打击上,并无二致。

倘若这个社会充斥着流氓无产者,就算有了民主,也只会成为多数人的暴政,如专制一样,同样是一种梦魇。

当林彪自认为看清了毛的时候,曾愤愤地跟家人说:"你们不觉得他像个痞子吗?太像了!如果我将来输给他,只会输在我痞子劲不够上。"

赵树理对农村流氓无产者的痛恨更甚于对地主的恨,他认为解放后农民最危险、最该警惕的敌人并非地主阶级,而是掌握了乡村政权的流氓无产者。

地主们,不管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也不管是剥削致富还是"勤俭致富",在减租减息、大清算和土地改革的摧枯拉朽的运动中,统统失去了原来的阶级身份和社会地位,无一幸免。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有2.1万名地主在不到一年内被消灭了。

赵树理在山西的农村里,初次领教流氓手段的可恶与可怕。在土改过程中(包括反奸、反霸、减租、减息历次复查直至平分土地),不少地方每次运动开始,常有贫下中农尚未动步之前,就有流氓无产者趁势捷足先登,捞取便宜的现象。

赵树理在为自己的小说《邪不压正》的主题思想作辩解时说:"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贫农,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一方面也可以。这种人基本上也是穷人,在未改造之前就被任命为乡村干部,使其有发挥流氓性的机会。在群众头上抖威风。"这就是社队干部往往比地主都要坏一万倍的原因。

流氓无产者哪朝哪代都是政治势力手上的工具,而流氓无产者也乐意做工具,反正自己手上抓了一把臭牌,所以,天天盼着停电,等再次来电了可以重新抓牌,等又抓到一把臭牌了,就再次盼望着赶快停电!这就是流氓无产者的内心,不论他们喊得口号如何变化,什么主义了,什么民主自由了,本质上无非是希望停电,好重新抓牌!中国的历史在这点上绝对是独树一帜,成为了一种民族文化传统了!

当今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明显,基尼系数高企,社会矛盾尖锐。在这种形势下,毛左与民粹思潮,在中西部地区与社会金字塔的底部泛滥成灾。河南洛阳毛左公然集会,鼓吹要发动第二次文革。毛左与民粹本是一家,都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旗帜。北京一位历史教师,因为不愿再掩盖历史真相,对学生说了实话,引来毛左民粹的流氓围攻。

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对所有声称信奉它的人来说,几乎都面临着一个现代化的问题。民主主义左派做出的选择是把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去:让共产主义理想从斯大林主义的异化和扭曲中挣脱出来,恢复其鲜明的"人的面孔",让共产主义学说更具有吸引力和号召力,再通过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让人民自己做出选择。而假左派们,则是顽固地拒绝给人民以选择权,甚至不惜网罗流氓无产阶级加入他们的别动队,把一条凶险的、不可琢磨的前途强加给人民。写到这里,我眼前似乎浮现出一幅生动的滑稽场面: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假左派挥舞着他们"封建、专制、革命、镇压"的烂旗,身后跟着一帮由盗贼、惯匪、敲诈勒索者、恶棍、骗子手、职业乞丐、无业游民、娼妓、地痞流氓等各色乌合之众组成的"革命队伍",嚷嚷着《我是流氓我怕谁》之类的"语录歌",正在大街上神气活现地前进咧。

我不否认,如今这个社会极度不公,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的声色犬马、骄奢淫逸;另一方面是劳动者的悲惨无助、艰辛困顿――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坚持不懈地为实现公平和正义而斗争,甚至为此付出代价我们也在所不惜。但是,我们斗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流氓无产者开心,而是为了人类的公正,团结,友爱,而实现这一切的根本手段是非暴力。即使我们在特殊情况下赞成一些暴力手段,也只是对那些作恶者实施"正义的惩罚",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我们都坚决反对并鄙夷那种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和那些籍着"追求正义"的、滥杀无辜的911恐怖分子何异?

--
来源:凯迪社区
欢迎订阅搞屁:http://feeds.feedburner.com/gaopi

2011年1月25日

“偷听敌台”的日子:当时几乎全世界都是敌对国

核心提示:当时似乎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是中国的敌对国。友好国家只有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寥寥几个。"苏修"同"美帝"一样,是主要的敌人,有一度,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到一触即发的地步,据说人家的飞机只需7分钟就可飞临北京,让人感觉"苏修"比"美帝"更危险。如果有人知道了自己在听"苏修"的广播,会意味着什么?陈京生不敢想象,她每次收听"敌台",都是躲在被窝里进行。后来的岁月中,陈京生也听说过有人因"偷听敌台"被捕入狱,比如贵州的李志美后来还被枪毙了。这说明她的小心不是神经过敏。

在那个闭塞的年代,人们对于来自外面的稍有一点新鲜的信息,哪怕只言片语,也抱着巨大的好奇和热情

"敌台"的衰落:

"敌台"是文革时期的一个流行语,泛指中国以外的华语或者英语等广播电台,主要特指当时的"敌对"国家和地区的广播电台,如"美国之音""BBC""自由中国之声"(台湾)等。当时收听这些电台只能通过短波收听,并在夜里进行。如果缺乏耳机这样的设备,人们往往需要把音量调到最小,所以叫"偷听敌台"。一旦这种行为被发现,轻则收缴收音机,被停职、隔离审查、批斗、勒令检讨,给戴上"坏分子"帽子,重则被判刑。

国际广播很多是冷战时期的产物。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了半个多世纪。美国国际广播电台"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对华广播均始于1941年,当时是该国设在亚洲的对抗法西斯轴心的"宣传武器",二战后一度缩小规模。但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西方国家就陆续在社会主义各国周边地区设置几十座广播电台、发射台和转播台,推行反共冷战战略,当时对中国广播的规模和实力仅次于对苏联。为了抓住听众心理,这些"敌台"除意识形态宣传外,也举办了吸引听众的文艺节目。于是,在思想禁锢、文艺刻板的文革岁月,冒着风险"偷听敌台",成为一部分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满足求知欲望,甚至是娱乐渴望的特殊途径。

随着冷战时代的终结,一些担负宣传任务的国际广播开始寻求转型,回归到相对客观、追逐新闻的媒体本质。而在互联网日益普及、信息逐步开放的时代进步中,电台短波已经不再是人们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来源,"敌台"在中国的影响力每况愈下,"偷听敌台"的现象也渐渐销声匿迹。

1990年代以来,"偷听敌台"一词已经从人们的日常口头语言中消失。

1973年,陈京生19岁,在工厂里已经当了两年车工。记忆中,那一年的生活平淡无奇,只出了一件大事:朝鲜的万寿台艺术团来北京演出了,带来了歌剧《卖花姑娘》。

那时的中国人,平日里除了几部样板戏再无其他节目可看,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从境外来的文艺节目都有无比高涨的热情。朝鲜的电影和歌曲,就这样造就出了粉丝无数。此前的一年,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先进入中国大陆,陈京生记得,她认识的所有工友基本都进了影院去看,传说是"男的要带一条手绢,女的要带两条手绢",因为这电影太"苦",去看的人没有不哭的。奇妙的是,大家说起来的时候都兴致勃勃,似乎去电影院哭一场很是过瘾。在这气氛下,陈京生刚进影院坐定,就已经暗暗想哭了。

《卖花姑娘》的歌篇儿,在电影放映不久后很快在民间流传。那都是喜爱音乐又会记谱的人,凭着记忆用简谱记下来的。陈京生记得她也勤奋地转抄了好多份,开始学唱。到今她仍能唱这些歌。

1973年时,人家《卖花姑娘》最正宗的原班人马来了,像陈京生这样的文艺爱好者怎能不激动?但是她搞不到票。听说是在人民大会堂演,但只有最有门路的人才能进得去。不过还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决定,整场歌剧从头到尾全部进行现场转播。

《卖花姑娘》演出的那天晚上,陈京生守在收音机旁,全身心倾听着歌剧,想象着大会堂的盛景,陶醉了一晚上。那时没有收听率调查,她不知道北京有多少人像她一样守着听转播,还有全国的听众呢,更不知有多少。陈京生很感激家里这台红灯牌带短波的收音机,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视,她的业余时间的文娱生活全靠它了。

"中央台""北京台"之外的声音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时,陈京生记得从收音机里可以听到中央台三套节目,北京台两套节目。中央台的节目,每天早上6点半的"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与晚上8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父母每天必听,陈京生小时候,"报摘"节目就是起床哨,每早被它吵醒;"联播"节目是熄灯号,每晚伴着它入眠。不过,当时从广播里面能听到的文艺节目,又少又单调,除了样板戏和"毛主席语录歌",基本听不到别的。

其他的信息来源就是看报纸了。全中国人民都看《人民日报》,不过《人民日报》都是在办公室看的,北京的老百姓在家就看《北京晚报》。一共四个版,全家人每人每天都能从第一版仔仔细细读到最后一版。陈京生还记得常常跟着父亲到院里的传达室去取订阅的《参考消息》,那份16开的小报上,排满密密麻麻译成中文的外电,一点也不讲究版式美观,却还是"内部订阅",不是每人都看得到的。所以即使是美国的"阿波罗"飞船登月了,10亿中国人也压根不知道。

因此,像朝鲜的万寿台艺术团来演出这种事,陈京生无论是从报纸上还是从广播里,都没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她那时也没有录音机,想再听这些歌,只有徒劳地一遍遍地慢慢旋转收音机调钮,希望什么时候能听到广播电台对这场节目的重播。

有一天,她打开了短波的波段。这里的噪音更大,但也可能有些她从来没听过的东西,她克制不住好奇,慢慢搜索――突然,她听到了那熟悉的《卖花姑娘》的歌声!

这是朝鲜的广播电台。声音虽然时大时小,但是能够完整听清,关键是,那绝对是《卖花姑娘》的原版歌声。这一下,陈京生一发不可收,她一有时间就在短波的各个频率间搜索,听过不少熟悉与不熟悉的朝鲜音乐,后来,她又搜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

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宏伟又壮丽。它播送的节目,要么清楚得像是在北京发出的,要么嘈杂得什么也听不出来。每次听到这个台,陈京生的心都紧张得"砰砰"跳,要知道,这可是"敌台"啊。

当时似乎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是中国的敌对国。友好国家只有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寥寥几个。"苏修"同"美帝"一样,是主要的敌人,有一度,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到一触即发的地步,据说人家的飞机只需7分钟就可飞临北京,让人感觉"苏修"比"美帝"更危险。如果有人知道了自己在听"苏修"的广播,会意味着什么?陈京生不敢想象,她每次收听"敌台",都是躲在被窝里进行。后来的岁月中,陈京生也听说过有人因"偷听敌台"被捕入狱,比如贵州的李志美后来还被枪毙了。这说明她的小心不是神经过敏。

陈京生后来知道了有干扰台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对付"敌台",我们的广播电台有办法:建立强大的干扰台针对对方的频率发射巨大的噪音,把他们的节目覆盖掉。可以想见,这事要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但绝对政治上需要。很多年以后,陈京生去看望她的一个住在北京东郊的大学老师时,得知这位老师住在这里是享受"辐射补贴"的,因为附近就建有一个功率强大的干扰发射台。她明白了,为什么"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声音一会儿那么清楚一会儿那么嘈杂――那是干扰台的电波在"发功"呢。陈京生倒是从来没从广播里听到过"美国之音"或英国BBC电台的声音,后来才知道,专门有人还通过听这两个台学英语。当然,听的时候,你同时得忍受巨大的噪音轰炸。

边疆知青的乐园

陈京生一向认为,无论如何,就算文革时自己对外界孤陋寡闻,但也总比在边疆下乡的哥哥强,怎么说自己也在国家的首都嘛。后来过了好多年知道,实际上恰恰相反。哥哥当年在黑龙江下乡,正是因为身在边疆,他可以清楚地听到许多"敌台"――因为国家没那么大力量在边疆也修建那么多的干扰台。

2009年,由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一书出版,书中收录了阿城所写的《偷听敌台》一文,讲的是在云南下乡的知青怎样听境外广播的事情。阿城在云南能听到的"敌台",除了美国之音和莫斯科广播电台、英国BBC,还有澳洲台、香港的宗教台、台湾台――在当年的黑龙江,"敌台"差不多也有这么丰富。

"台湾的电台听得很清楚,他们的政治内容也最多,最'反动',老是报道大陆的负面消息,比如干部怎么霸道欺负人这样的事情,所以对他们的干扰也比较多些。他们常常换频率,换了频率,头几天干扰台跟不上,就听得清楚些。"哥哥说。

相对"美国之音",由于干扰不多,日本的NHK广播电台收听质量则更高一些,"还有澳洲台,这个台的好处是政治性不那么强,常常有好听的文艺节目。"

"苏联的电台,除了'莫斯科广播电台',还能听到那个被批判成'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王明手下人办的一个电台,叫做'红旗广播电台',记得里面的播音员,是一口的北京腔。"

"你们这样听'敌台',难道没人管吗?"陈京生觉得不可思议。

"一开始农场干部也管,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公开听。但后来就越来越放松了,到了1976年以后,就再没人管了。"哥哥说《春节序曲》:一曲难忘

在陈京生哥哥的记忆中,1970年的春节让他终生难忘,那一年,他没有回家,是在黑龙江的农场过的。

"在农场里过年,第一个感觉是冷。绝大多数知青们都回家了,剩下的几个人,集中到一个宿舍里睡觉,食堂一天只供应两顿饭,火炕烧得也半温不热的,记得睡觉时都是戴着皮帽子睡,睡醒了一看,屋里被子上面是一层的霜"。

"所有回不去的人,都是家里落了难,有家难回。可是不回家,在清清冷冷的农场里,到了这种日子,那种凄凉感简直无法排遣。这时也没有农活可干,于是大家白天常常赖在炕上钻在被窝里,心里的盼头,就是能在年三十晚上吃顿实实在在的饺子。年三十没到来之前,干些什么?就听广播――具体说,在那里偷听'敌台'。"

"就这样,我在被窝里戴着耳机听苏联台。那天,他们放的是李焕之的《春节序曲》。播放音乐之前,先对李焕之作一番介绍,他的简历,他的作品,他的成就和艺术特点,然后,《春节序曲》的音乐就倾泄而出。"

"我在北京时听过很多次《春节序曲》,其实那曲子从小就听得耳熟能详,尤其是每到春节的时候都会听到。但到了文革中,基本上这些音乐就都没了,因为这些作曲家都是'有问题'的。而且那时的人们'革命'到什么程度?连过年都是'旧传统',属于该被打倒砸烂的一类。"

"可是这一次,我完全被《春节序曲》给融化了。我从来没觉得《春节序曲》会这样美妙,我甚至觉得从来没听过这样好听的音乐。我不知道我的同伴们捂在被窝里都在干什么,但突然觉得这样美好的音乐应该是让大家共享的。于是,我不顾一切地拔掉了耳机,把我的半导体收音机从被窝中拿出,高高举起……"

"这时,你猜我看到了什么?从不同的被窝里,伸出了三四只手,每只手都举起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它们都同时在放着《春节序曲》……"

当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

陈京生从来就没让父母知道自己曾经偷听过"敌台",省得父母瞎担心。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她发现,父亲竟然对听"敌台"分外热心,而且不管不顾地开足音量,在全家人的注视和巨大的噪音空隙中,几个字几个字地捕捉信息。后来陈京生很快就发现,当时的北京城很多地方都飘荡着"敌台"的声音,你走在小胡同里走到大街上,时不时会有"敌台"那熟悉的语调伴着噪音不期然地钻入你的耳朵――当社会处于动乱之时,人们太需要得到信息了,以至于饥不择食。

当时,陈京生的儿子还没有出生。而他出生以后再听家里大人说起这些往事,觉得像是听外星人的故事。什么是闭塞年代,什么是与世隔绝,他毫无感觉,这个90后的孩子出生后就生活在一个世界日趋全球化的环境中。是的,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开放的观念与生俱来,有了互联网,"敌台"的诱惑就慢慢消失了。如今,你只需要一点互联网知识和一些英语水平――这个,在今天也不难了。

--
欢迎订阅搞屁:http://feeds.feedburner.com/gaopi

毛泽东相信过谁?

毛泽东经常把"相信群众大多数"挂在嘴上,让普通老百姓听来似乎心头热乎。比如他说"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比如他说"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比如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等等。毛泽东真的相信群众大多数?弄清这一点,离不开实践和理论。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相信群众大多数"挂在嘴上?因为他清楚"水可载舟,也可覆舟","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1955、3、31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1页)没有千百万人抛头颅洒热血,毛泽东他能够登上"皇帝宝座"吗?

虽然毛泽东不把死人当回事,但是,夺取政权却是他极其关心的。所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成为他的战略战术,一直以来予以坚持。通向皇帝宝座的实践让他无法忽视群众大多数。

"相信群众大多数",只是毛泽东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说白了就是利用群众大多数。相信群众大多数并不等于为了群众大多数,更不等于让群众当家作主。

既然群众大多数只是毛泽东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有利于目的实现,我就相信你,不利于目的实现,我就不相信你。最终,能够相信的仅仅毛泽东自己和他的妻子江青。

"群众大多数"不容易一下子说清,我们来看毛泽东身边最"亲密战友",是不是受到毛泽东信任。

众所周知,毛泽东最亲密"战友"有六人,他们是刘少奇、林彪、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其中没有一个是他真正信任的。

刘少奇

1937年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对付张闻天,决定捧刘少奇,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少奇同志对于群众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他在实际工作中,在党内生活中,在华北工作中,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他一生的工作,很少失败。今天我们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中的辩证法。"(
1937年6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1956-1976)第37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10月。)

毛泽东的分化瓦解一着相当灵验,果然赢得刘少奇效忠。刘少奇在七大上大肆吹捧"毛泽东思想",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上刘少奇还说:"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怎么妥当,我想,我是积极地提高某些人的威信的。"(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第31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所以毛泽东一度让刘少奇尝了尝当秦始皇(国家主席)的味道。

刘少奇的效忠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青睐。1962年,刘少奇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大跃进"的人为错误是导致三年饥荒的主要原因,这是"太岁头上动土",毛泽东自然不干,便盘算着疏远刘少奇了;1965年刘少奇不同意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毛泽东便决计要打倒他了。1966年,毛泽东暂时将文化大革命指挥权交由刘少奇,自己跑到滴水洞坐山观虎斗。当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进入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出现指挥失灵时,毛泽东便跳到前台,写大字报抨击刘少奇
"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即使是刘少奇主动承担责任,毛泽东也不为所动。

毛泽东甚至还检讨自己对刘少奇太信任:"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在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43页。)他这是在为不信任他人找由头。

即使是刘少奇投降,毛泽东也不予接受,他从来都是要"痛打落水狗"的。

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承担责任,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共和国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主任职务,和妻子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对刘少奇的要求,毛泽东没有表态,只是建议刘少奇好好学习。……为了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思想上搞臭,1967年2月,毛泽东提出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在对刘少奇进行政治迫害的同时,还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人身摧残。(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1956-1976)第
380-381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10。)

毛泽东不仅把他曾经讲过的话忘记得一干二净,而且把刘少奇的功劳全部抹煞:"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同志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少奇呀,什么彭真、薄一波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
(1969年4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页。)

毛泽东曾经依赖刘少奇是服从于树立个人权威需要,一旦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他就会象丢掉一件旧衣服那样抛开你。

林彪

毛泽东和林彪是如何相互利用的,说到底他们是一丘之貉。

朱德

毛泽东从来没有看得起朱德,这是众所周知的。好在朱德没有野心,所以,毛泽东也就没有在他身上下功夫。1959年庐山会议,朱德多次发言,对大办公共食堂不满。毛泽东将彭德怀引出来以后,用"总司令这回态度好"拉拢安抚朱德,以利于孤立彭德怀。当朱德在常委会上批评彭德怀把大跃进缺点错误说重了时,毛泽东立即打断他,说他"隔靴搔痒"。朱德任凭毛泽东胡作非为,所以他也就安然无恙,然而决不能说毛泽东真正相信朱德。

周恩来

周恩来是协助毛泽东干事的人,可以说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毛泽东信任周恩来吗?1956年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等"反冒进",毛泽东认定他们把矛头对准自己,所以他要"秋后算帐"。1958年元月开始,一直无情批判,迫使周恩来一再检讨,直到周恩来完全妥协为止。

1972年江青抓住"伍豪启事",向周恩来发难,要抓周恩来的叛徒。这是毛泽东自己在江西时就十分清楚的事情,然而他仍然让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讲清楚。

1973年7月毛泽东又当着"四人帮"干将批评周恩来"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

1973年11月毛泽东听信翻译的话,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周恩来在跟基辛格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在毛泽东的心中周恩来还不如一个翻译。

周恩来一直按照"跟着毛泽东才是正确"这个经验,谨慎愚忠一生,才得以生存下来,难道说毛泽东真的相信周恩来?

陈云

陈云富有经济工作经验,建国初期在稳定物价、恢复生产中作出巨大贡献。1956年他也是主张反冒进的常委之一,同样遭到毛泽东严厉批判。大跃进造成比例失调以后,有人提出让陈云挂帅领导经济工作,毛泽东不服气,声嘶力竭地喊:"难道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世界上还有比打仗更困难的事吗?"后果大家知道,毛泽东将中国经济搞得一塌糊涂。虽说毛泽东在庐山说过"国难思良将",有让陈云出来主持经济工作的意思,毕竟陈云一贯"右倾",毛泽东始终没有陈云主导经济工作。

邓小平

邓小平是毛泽东赞扬过少数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56年毛泽东赞扬邓小平"比较公道";1974年赞扬邓小平"人材难得"。但是终究还是打倒了他。说邓小平不抓阶级斗争,不符合事实,根本原因还是要邓小平给江青让路。

六个同一条战壕里同生共死的"战友",毛泽东没有信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其中三个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另外三个对他服服帖帖。毛泽东对他的"战友"都是如此,他对一般群众真的就那么相信?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我们还记忆犹新,一开始毛泽东是利用红卫兵,揪斗走资派,批判反动权威;后来就将矛头对准了红卫兵,逼迫他们上山下乡,把他们打入最底层。仅仅文化大革命一场运动,遭受批斗牵连的人数达到1亿多,每四个成年人就有一个遭到厄运。

事实上,毛泽东也说过,对群众该相信就相信,不该相信就不相信。比如他曾经对他的秘书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包产到户就不能听。"(1962、3听取秘书田家英汇报时的谈话。转自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1956-1976)》第28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10月。)农业合作化,毛泽东没有尊重过农民;大炼钢铁,毛泽东没有尊重过工人;文化艺术,毛泽东从来没有相信过知识分子。尊他为皇帝的,他就相信;反对他的,他就镇压,如此而已。

"人民"这个概念就表明了毛泽东的鲜明立场。毛泽东规定:"什么是人民?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2、27)。《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毛泽东就代表社会主义,毛泽东就是共产党,所以拥护毛泽东的就是人民,反之,就是敌人。

毛泽东为什么把"相信群众大多数"喊得震天响?这仅仅是毛泽东的一个策略。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他的成功经验----不要四面出击,他说:"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为了夺取政权,毛泽东坚持"集中优势兵力";为了维护政权,毛泽东始终注意口头上不"树敌太多"。我们都被毛泽东的策略迷惑,以为他真的是大多数人的代表,以至于将一切寄托在他的身上。

与"相信大多数"相提并论的是"坏人是极少数"。每一次运动,毛泽东都将打击对象限定在百分之一、二、三,最多百分之五,由于运动不断,若干个百分之五,就成了百分之九十九。所以毛泽东在位27年,没有挨整的有几人?我们千万不要再被毛泽东的相信大多数迷惑了!

我们几千年遭受奴役,习惯于被驱使,一旦被某人"相信"或"发动",就有一种受宠若惊、飘飘然的感觉。假如真的承认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人,那就不存在"相信与不相信",若是有意宣扬"相信群众",不断"发动群众",无非是"恩赐",无非是"利用"。

现在,我们揭穿毛泽东"相信群众大多数"谎言,看清他独裁本质,彻底否定他的独裁理论,就是要为建立自由平等民主新社会创造前提。


--
来源:凯迪社区
欢迎订阅搞屁:http://feeds.feedburner.com/gaopi

电力争夺战:中国两任总理家族的生死博杀

温家宝撰文纪念胡耀邦,被海内外高调解读为温曲线表达政改意愿的信号。但知情人透露,温此举实有另番用意:借民间的"六四"记忆树立自己打击李鹏,为在已经开始的电力争夺战中抢得民意先手。

自改革以来,红色家族经30年运作,已成为左右中国政经大局的一股主要力量。高干家庭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瓜分和控制国家重要行业,如江泽民家族控制中国电信行业,曾庆红家族、周永康家族控制石油能源行业,李鹏家族控制了电力行业,朱hanzi_rong基曾一度控制金融行业,温家宝家族控制了珠宝行业。

但据英国《金融时报》分析,随着2002年开始的权力交替,江泽民之子江绵恒和朱hanzi_rong基之子朱云来的影响力在消退,而更为年轻的一代太子党开始呼风唤雨。温云松和他旗下的新天域资本是更为强势的太子党的"红小兵",在中国本土兴起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里占据着主导地位,通过瓜分国家资产和为私有公司提供融资获取暴利。《金融时报》报道,新天域资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正在募集一档10亿美元的私募基金,将投资准备股票上市的大陆龙头型企业。据报这将是新天域资本公司于2007年成立以来,所募集的第三个,而且是规模最大的基金。目前该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达5亿美元,先前曾参与提供资金的外国企业包括孙正义旗下的日本软件银行,以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夫人何晶主掌的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报道认为,温云松作为一个毫无资本运作丰富阅历的年轻人,之所以能吸引国际资本的强势加入,正是因为他手中最重要的资本----其父,当今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中国总理温家宝。

以温云松为代表的新一代太子党"红小兵",完全不同于朱云来等上一代太子党,"以前,这些有背景的人士最好的选择是去高薪的西方投资银行,但是现在经济实力发生了改变,"一位因话题敏感而要求匿名的业内人士向《金融时报》透露,"现在他们跟那些外国人说,嘿,我现在有权了
,生意都在我这儿,所以你们把钱给我,我自己来投资,还要占大头哦"。一些分析人士和业内人士预测,那些权贵家族的子孙们会利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来分享经济利益,牺牲者不但是外国投资者,也包括和中国的革命政权建立者有着血脉关系的"老一辈"太子党。

知情人士透露,《金融时报》的分析可谓一语中的,但"红小兵"们的欲望远不止此,近年来连续的电力改革,正是温家宝争夺电力系统掌控权,觊觎和抢夺李鹏家族掌控下的电力行业的重要手段。现在温家宝与李鹏两大家族已经撕破脸皮,公然开战。

温家宝对电力蛋糕觊觎之久

李鹏家族掌控中国电力行业已非一日,这在中国已经算不得秘密。其子李小鹏,原是华能集团的老总,掌握华能集团多年。自2008年5月后离开华能,商而优则仕,转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2010年6月又升任山西常务副省长,虽然离开电力,但仍然掌握着中国电力的上游命脉----煤炭。其女李小琳,也身为中国电力集团副总经理、中国电力国际发展公司董事长。

除家庭成员外,中国电力系统大大小小的部门、公司,都布满了李鹏的人马。凡数得上的各大电力公司的老总,都与李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温家宝对电力觊觎之心已久。他妻子张蓓莉已实际上掌握了中国的珠宝业,在国际珠宝业也有很高的地位,但这个行业在国民经营中无足轻重,总属微末,虽然可以换得盆满钵溢,家财数亿,但与煤炭、能源一类战略性行业相比,是典型的"边角余料",难以掌握国计民生的命脉。不掌握事关国计民生的命脉产业,在政治上话语权就不强,即上不得台面,又容易授人以柄,更易被人打压。于是温转而迅速插手金融,让自己的儿子,以私募的方式在命脉产业中打入一个楔子。并且借电力改革手段,在李家的地盘上打起了算盘。

这就是2010年2月初电力系统大调整的原因。知情人士讲,目前,中国电力行业正在迎来自2002年电改以来,最为密集的一轮人事变动,首当其冲的就是李鹏人马。

知情人士讲,温对电力系统下手,真可谓高瞻远瞩,步步为营,杀法绝断,手段老道,端得是即稳又准还狠。与之相反,李鹏则节节败退,顾此失彼。

温氏阳谋:步步为营,化整为零,分而治之

温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前期就铺排有方。自十六大上台后,温即策动电力改革。

首先是分而治之。2002年,温以"在发电环节引入竞争机制"为由,借反垄断推动电力改革。推行"厂网分开",将国家电力公司管理的电力资产按照发电和电网两类业务进行划分。发电环节将国家电力公司管理的发电资产直接改组或重组为规模大致相当的5个全国性的独立发电公司。电网环节分别设立国家电网公司和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国家电网公司下设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和西北5个区域电网公司。温为赢得电力行业精英的支持,强调上述新设公司或机构均普遍实行"一把手"管理制度。

虽然李鹏对电力行业一言九鼎,但这一改革得到了电力行业的普遍支持。一则,原来只一家国家电力公司,位置有限,李鹏手下全挤在那儿,得不到升迁,一旦有了宁当鸡头不为牛后的机会,谁不愿意?二则自原国家电力公司老总高严事败出逃后,李鹏深受打击,他也不愿意再犯这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错误,也愿意让自己的手下人多占些山头,多些回旋的余地。虽然心有不甘,也只得同意。

这就为温分治电力行业提供了条件。

其次是内部分权。实现第一步后,温在2007年开始逐步对电力行业进行人事调整。其时,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王炳华被调往刚刚挂牌成立的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担任董事长;原国家电网公司副总经理陆启洲接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2008年4月,国电集团原总经理、党组书记周大兵退休,朱永�接任国电集团总经理,李庆奎任国电集团党组书记。

2008年7月,原国电集团副总经理李庆奎担任华电集团副总经理、党组书记一职;原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乔保平调任国电集团担任党组书记、副总经理职务。

2008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旭东接替尤权出任国家电监会主席。这王旭东也是一波三折的人物,原是"小木匠"李瑞环的人马。1993年由天津市委副书记升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但自此仕途转缓,一干就是7年。直到2000年,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李瑞环一下台,王旭东失去靠山,受政敌攻击被调查,被迫让出诸侯大位,转而到信息产业部降格使用,担任党组书记和副部长。因是内阁成员,有机会与温走得近,在向温表示了效忠之后,得到温的力保,终于摆脱困境,2003年担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党组书记。2008年信息产业部改组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后,温调任他担任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秘密受命为温争夺电力天下服务。

在上述人事调整中,温以"优化企业的治理结构"的名义,推翻自己2002年"普遍实行'一把手'管理制度"的承诺,通过国资委不再让各电力公司的"一把手"身兼多职,而更普遍地设立国企董事会制度,让董事长和总经理"分权"。进一步稀释李鹏马仔的权力。

电力高层换届调整的同时,温家宝也加强了对电力系统的审计。国家审计署重兵进驻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下属的18个网省公司,同时对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和中国华能集团公司进行审计。这招杀威棒,使坐在金钱堆上的李鹏旧部人人胆寒。官僚,在看风向、排班站队上,个个聪明,于是一些见风使舵的人开始向温靠近。

嗅出异常的李鹏震怒,但此时已无人可靠。因为那些经他直接提拔的马仔也都年事已高,被逐步逼向二线,而那些奉行"县官不如现管"的电力新锐们更不把过气的李鹏太当回事,纷纷想尽办法向温示好表忠心。无奈之下,李鹏只好亲自出面,向温提出,要求李小鹏从政。其意是希望通过李小鹏向政坛高位进军,以保李家的未来。温果然同意,2008年6月2日,原华能集团党组书记兼总经理李小鹏告别了华能集团,出任山西省副省长。在华能集团的负责人调整之后,电力行业人事调整已经过半。紧接着温通过人事调整,兵不血刃地得到了华能集团,李家江山失去重要半壁。

再次是全面进攻。进入到2010年1月,温再一次吹响向电力行业进军的号角,对维持了近8年的电力企业格局,借新老交替之际进行电力"掌门人"大换班。此次调整主要集中在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和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其余主要的电力集团也多有涉及。

如,大唐集团总经理、党组书记翟若愚正式退休,大唐集团副总经理刘顺达接任董事长职务;国家电网公司副总经理陈进行调任大唐集团,担任总经理职务。南方电网党组书记、董事长袁懋振退休,原总经理赵建国接任其董事长职务;大唐集团副总经理钟俊调任南方电网总经理职务。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陈飞,也调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任总经理一职。三峡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退休,原副总经理曹广晶升任三峡公司董事长。

温氏阴谋:收降纳叛,入股电力,边攻边固

与此同时,温又通过两手,将电力行业逐渐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是收降纳叛,派出自己的人马掌控各大电力公司,二是通过儿子的私募基金入股电力,化公为私。

先说收降纳叛。比如,借几大国有电力公司大换血之际,温的马仔们纷纷抢滩。如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总裁刘振亚,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王帅廷,新任华能电力集团总裁曹培玺,新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陈飞、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一把手陆启州等人都先后离开原来的主子转投温家宝门下。其中又以刘振亚的风头最为强劲,据传马上将接任电监会主席。

关于刘振亚,后文还有详述,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刘振亚出身于山东电力系统。从技术员一步步"科技兴邦"到山东电力集团公司董事长兼山东鲁能集团董事局主席,开始了他人生的大跃进。刘用手中资源投靠曾庆红,曾提拔他为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十六大曾退休前,刘振亚暗中即弃弱投强,转投到温家宝门下。其时温内心已在盘亘如何抢夺电力这块大蛋糕,当然乐得有人作内应,于是任命其为国家电网公司筹备组副组长,主管电力改革。一时在电力系统权倾朝野。因为替温家宝收降纳叛做了大量工作,温提拔他当上了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十七大时又赏他一个中央候补委员的待遇。

在温的支持下,被称为"另一个三峡"的巨大昂贵工程特高压项目,在刘的主导下终于力排众议,一路绿灯开始启动。2009年首期投资即高达830亿元,成为温营造新电力势力的"新三峡工程"。

王帅廷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是李鹏人马,他走上电力之路也是阴差阳错。王本是江苏省委办公厅的一个秘书,后任徐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由于仕途多阻,1994年徐州成立华润电力有限公司后,他以徐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身份兼任华润总经理、党委书记,后来干脆辞去政府副秘书长职务,专心从商。当时在中国搞电力,不拜李鹏的码头是不行的,于是王千方百计向李家靠拢。但无奈华润刚起步,在中国电力行业中排不上号,李家也对他不冷不热,就算真心投靠,也顶多算个边缘性人物。2001年华润电力成立后,王任华润电力的总经理,7年只前进了一小步,而且只是名头比以前响亮了一些而已,可见其处境。电力改革一启动,王闻得风声知道温用人心切,于是拜温为主,成为温的马仔。现任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任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副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正蓄势待发,成为华润(集团)总裁宋林的备胎。

曹培玺则是跟刘振亚一起投向温家宝的。曹培玺是刘振亚一手提拔起来的。1995年刘任山东省电力工业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后,就把曹从山东青岛发电厂厂长提升为自己的助理,第二年就提曹为自己的副手。刘升迁至国家电力公司主管电力改革后,将原国家电力公司部分企事业单位合并组建成中国华电集团公司,调曹担任该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2006年又提曹担任华电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8年电力人事大调整,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原总裁李小鹏转任山西省副省长,本该由李小鹏的副手黄永达接任集团总裁,但在温授意、刘振亚的运作下,黄在集团对外发布代行集团董事长之职6个月后,转任集团书记虚职,将总经理之职拱手让给空降而来曹培玺。

陈飞虽然年轻,但在电力行业却资历颇深,也曾深得李鹏家族信任,一度担任三峡工程施工指挥部指挥长。但由于电力行业当时呈垄断状态,位置有限,像陈飞这样的电力新锐很难跻身上位,受到排挤。在被迫远走广西,担任龙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不久后,转而从政,挂职到云南,后任云南省计委副主任。2002年电力大改革,经人推荐,作为李鹏电力势力边缘被排挤的人物,进入温的视线。正郁郁不得志的陈飞,突然得到天顾,于是感激涕零,表示誓死效忠温家宝。2003年12月温授意国资委,让其担任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2006年10月至2008年2月还兼任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2010年1月温向电力系统发起总攻后,受温重托担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成员。另外,据知情人透露,陈飞还有另一个秘而不宣的使命,就是利用他担任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中央企业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的身份,为温家寻找、建立和培养青年企业家团队,以确保温家宝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常久影响力,确保温氏家族的政治、经济利益。

陆启洲也是个老电力了。出身于地方电力系统,最终以湖北省电力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的身份,上调国家电力公司担任发输电运营部主任,主管发电和供电这个中心环节,对各大发电公司和电网情况了如指掌。刘振亚到国家电力公司后,两人结成同盟,在刘负责电力改革期间出力不少。刘到国家电网公司后,将其调入,任为副手。并通过刘得到温的赏识,2007年进一入高升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陆启洲这个人工作能力强,而且深谙官场之道,从不得罪上司,是个永远令上司放心的人物。他能到中电投,也是因为其前任王炳华的力荐。2001年9月陆就曾接替王炳华同志担任国家电力公司发输电运营部主任的职务,现再次接替王炳华担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刘振亚为何总是屹立不倒呢?

再说化公为私。说起这事儿,还得提刘振亚。这刘振亚何以得到温的信任呢?

知情人说,在李鹏家族全面掌控电力的时期,刘振亚实际上被视为电力的一个异数,因为他不仅不是李家的人,还与李家不对付,得罪过李小鹏和李鹏。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最终成了中国电力的柱梁,这中间的水可就深了。

2007年1月《财经》杂志曾曝光"山东第一大企业鲁能集团悄然改制,由两家民营企业受让91.6%股权"一事,民间资本以38亿要鲸吞700多亿的国家资产,一时间天下哗然,刘振亚首当其冲。有人爆料说,这笔交易的背后曾庆红家族、俞正声家族和王乐泉家族。但据知情人讲,其实只是曾家公子和温家儿子所为。原因是刘振亚即不想得罪旧主人,又想得到新主子的欢心,于是三人暗中操纵了这笔交易,无奈事关重大,眼红者众,走漏了风声,被捅了出来。

事败之后,中纪委介入调查。由于事关温云松,温家宝强力干涉,在全部事实基本查实的情况下,中纪委暂停了对刘振亚本人的调查,鲁能的私有化也停了下来。然而,据知情人讲,2009年一审计,鲁能资产却又少了两百亿,原来刘振亚既然不能够一次性"批发",就干脆"零售",这三年把鲁能的资产零零星星低价卖给了两位公子的多位代理人,以换得保护伞。中纪委震怒,欲再次对刘启动调查,但受阻于温,温竭力死保。同时温全力运作,欲将刘提拔为电监会主席,以突破中纪委的围剿。此事因为查有实据,温的死保引来中纪委很多人的不满,大家都是靠政绩吃饭,你保住一个,中纪委这边的政绩就少了一块。负责此案的中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是中纪委二把手何勇的嫡系人马。这让何勇十分恼怒,曾私底下气愤地誓言,一定要将刘振亚关入监狱。

但何勇的誓言也顶多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的怨言,早已过了退休年龄的他,十八大肯定要下台,届时温的人马掌控中纪委,刘振亚终会逃出此劫不说,那些得罪了温家的何勇旧部,也将面临被清洗的危险。

另外,据知情人透露,刘振亚还傍上了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刘与贺,从渊源上看,本应是政敌。因为贺国强是李鹏的人马,而刘振亚在在电力公司老总高严的问题上,说了高严很多坏事,有一些涉及到李小鹏,得罪了李鹏家族。为了向贺国强示好,刘振亚正主动提出要调贺的弟弟贺锡强担任自己的副手。贺锡强1959年生,先后担任湘潭电业局局长、湖南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华东电网公司副总经理、浙江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兼党组书记、上海市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兼党组书记,现任华东电网公司总经理兼党组书记。有了贺国强这个靠山,中纪委再想动刘振亚,就更困难了。

温云松私募基金大举入股电力项目

除了刘振亚这一支,温还亲自上阵,为儿子抢夺电力及新能源冲锋陷阵。一方面,温让自己的马仔,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担任能源局局长。张1944年出生,按理早该退休,但温不顾别人反对,强行让他超期服役,就是要让张扶温公子一马。温通过张国宝,让温云松入股大唐电力的煤化工项目,未来上市套利也在数亿之巨。另一方面,温亲自担任新设的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一职。而这个职务此前舆论普遍认为是由副总理李克强担任。海外评论认为,"这个底牌一揭,国内媒体的颂歌之中,也普遍暗含对于权力游戏的惊叹"。凤凰网评论认为,"国家能源委员会简直就是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而这是江泽民当政时,一直想抓在自己手里却没有抓到的。如今温家宝举重若轻,以区区的能源名义,就实际上掌控了国家安全的大权,温以实际行动为自己的"世界权力第一人"做了最好的注脚。

在温主导下,温云松的私募基金频频斩获大单,如先后入股大唐国际在内蒙古赤峰和大连华锐的风电项目等等。其中大唐赤峰克什克腾旗大黑山风电厂首批风机2007年12月并网发电,成功并入东北电网。大连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新增风电装机容量1403MW,行业排名中国第一、全球第七;2009年新增风电装机容量3510MW,行业排名中国第一、全球第三。

温家宝的欲望远不止此。知情人称,新天域还欲收购中国银行(国际)51%的股权,但遭到中银国际董事长肖钢的拒绝。看来,在争夺到电力蛋糕之后,金融业成为温家宝要吸引消化的另一个战略性行业。

电力行业在温手中,或可会演化为中国多党民主制的资本

知情人称,温时常畅谈政治改革,明言普世价值,还撰文纪念耀邦,很多人因此认为温是个民主改革派。其实,温既不是民主派,也不是保守派,就是个投机性极强的人。三个性格迥异的总书记,他都服侍得他们极为舒服,就连帮派心里很强的江泽民,也被温哄得团团转,扶持他当总理。这样一个大内宦官性质的人,不可能有什么主义,理念,唯一的信念就是怎么能当官就怎么做,怎么能获取最大利益就怎么干。如果形势倒退,要他当金正日,他绝不推辞。如果民主大势昭然,要他登高一呼,甚至组党竞争当中国新国父,他也一定会干。

他既可能是叶利钦,也可能是亚纳耶夫(苏联819政变头头,被推为代总统),但他绝对不是戈尔巴乔夫----他既没有戈尔巴乔夫那样坚定的信念,也没有一以贯之的政治追求。

知情人称,此番电力大战,或许会结出另一类果实,假使电力行业到了温家手中,或许以温云松为代表的新一代"海归太子党",会将这部分资源,运用到推动中国民主的事业中。因为温云松才30多岁,比起前代太子党仗恃父辈闹革命打天下的资本,身披革命出身的"根红苗正",温云松他们这代人,少年留洋,身心俱受民主洗礼,继承的却是民主的"根红苗正",知道民主是大势所趋,若用这些资源为中国的多党制培根养基,也是善莫大焉的一件事。


--
来源:http://blog-bo.spaces.live.com/Blog/cns!9CCAF5AA618A533!1525.entry
欢迎订阅搞屁:http://feeds.feedburner.com/gaopi

肖斯塔科维奇:一生都在等待枪决

"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晚年的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向年轻的友人伏尔科夫讲述往事时,忽然沉默良久,然后如是说。伏尔科夫同情的看着这位苏联最负盛名的音乐家,那是一张满是孩子气的脸,圆圆的镜片,蓬松的头发,总是尴尬和手足无措的神情,谨慎得几乎称得上畏惧的眼睛,这张面孔是如此意味深长,一个时代对一颗灵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挤压,在这张脸上纤毫毕现。

当我们脏时爱我们

1934年,肖斯塔科维奇29岁,已经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是苏联音乐界最闪耀夺目的新星。这一年,他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在列宁格勒举行首演,好评如潮,不久开始在欧美各国公演。一时间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隐然已是苏联音乐第一人。

但这部红极一时的歌剧却惹恼了一个人,1936年,斯大林出席观看了该剧在莫斯科的首演,第一幕还没结束便愤然离场。1月28日,一篇题为《不是音乐是混乱》的文章出现在《真理报》上,对这部歌剧及其作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所有人都知道这篇未署名文章的背后是谁,风向一下转变,各大报纸和乐评人纷纷对《真理报》利爪下的猎物口诛笔伐,各省的工人与农民聚集在广场上扬声抗议,转眼之间,肖斯塔科维奇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他是在外省巡回表演的路上读到这篇文章的,愤怒与耻辱令他透不了气,不久他更悲哀的发现,昨日还对他笑脸相迎,赞不绝口的朋友们突然一心要将他拉入地狱,愤怒中他对友人格里克曼说:"如果有一天,我的双手被砍断,我还可以用牙齿咬住笔继续谱写音乐。"

愤怒过后,恐惧如潮水般袭来。这一年苏联的大清洗进入高潮,2000多万知识分子被处决或莫名其妙地失踪,死神的镰刀在每个人的头顶挥舞。他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像当时许多人一样,收拾起一只手提箱,静静的呆在家中,等着某个夜晚克格勃将他带走。他后来描述当时的心情:"我怀着一种有罪的感觉坐着,而事实上我没有犯任何罪。"

但他最终幸免于难,斯大林没有将他投入监狱,这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对他的统治是种有益的装饰。"斯大林喜欢把一个人与死神面对面地放到一起,然后让这个人按着自己的旋律跳舞。"他说。最终他选择了屈服,公开做了检讨。一年后,作为赎罪,他完成了《第五交响乐》,将它献给斯大林。这部作品为他赢回了一度失去的声誉,令他正式成为苏联音乐界第一人。

这场风波使他后半生都惴惴不安,他时常问别人:"如果你处于我的位置,你会怎样?"在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列比亚德金上尉诗四首》中,主人公是一个可怜虫,被人像狗一样杀死,他为这个人配了充满柔情的音乐,他说:"当我们脏时爱我们,别在我们干净时爱我们。干净的时候人人都爱我们。"

做个渺小的提琴手

他本质上是一个蔑视强权的人,却不幸有着小人物般怯懦的性格。他无心成为极权之下的殉道士,于是便只有与当局保持表面的妥协与合作。和俄罗斯历史上许多呆在暴君身边的文艺家一样,他选择成为一个癫僧,这是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族群,类似于中国古代那些佯狂避世的智者,他们用疯癫的行为化解暴君的猜忌,偶尔甩出一两句尖刻锐利的话语,投进黑暗如水的专制体制之中。

在令人窒息的高压环境中,所有人都变得卑微而胆怯。他说:"那个时候,为了说个笑话,你就得把客人带到浴室里去。你得把水龙头开的大大的,然后把这个笑话低声告诉他。甚至笑也得轻轻地笑,用手捂住嘴笑。"他的两位好友兼保护人,苏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与先锋派导演梅耶荷尔德,都在大清洗中被处决了。梅耶荷尔德被逮捕时,后悔自己没有成为一个普通的小提琴手,而44岁的元帅在被捕前居然有着相同的心愿。"这种巧合使我感到惊讶和可怕。一位是名导演,一位是著名的将领――突然都希望做一个渺小的,不受注意的人,只想坐在乐队里拉拉小提琴。"

唯一高高在上的只有斯大林,他热衷干预一切文艺创作,而不是像太阳王路易十四那样,对艺术家们说:"这方面你们优先。"作为苏联音乐界第一人,他多次见过斯大林,"没见他有什么魔力。他是个貌不惊人的普通人,又矮又胖,头发略带红色,满脸的麻子,右手明显比左手瘦小,他总是藏着右手。他的相貌同无数画像上的样子一点也不像"。

他忘不掉30年代中期发生的一场悲剧,300多位乌克兰盲人歌手从各地汇集起来,参加官方组织的民间歌手大会,当这些"乌克兰活的博物馆,活的历史"聚齐之后,几乎全部被枪决了,他说,因为"这些可怜的盲人们,他们唱的是旧调子,但是乌克兰正在进行伟大的事业,而这些盲人,唱着暧昧的旧歌曲,他们的流浪的歌,审查员没有办法去审查。"于是就索性全部杀掉了。

他被斯大林命令与另一位音乐家哈恰图良合作,为新国歌谱曲。"这个主意愚蠢之至,哈恰图良和我风格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同……但是我们不得不服从。"
一共有四首新曲参加了评选,评判专家们认为他与哈恰图良的最好,但副歌需要作少许修改。斯大林问他,需要用多少时间?他想说5分钟,但怕这样会被认为过于草率,于是改口说5个小时。结果斯大林还是皱起了眉头,最终他们的曲子落选了。哈恰图良事后责怪他,"假如你要求至少一个月的时间,也许我们就胜了……"

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

《第七交响乐》是他获得世界性声誉的一部作品。不管是对俄国人还是对美国人来说,二战时苏联的最高象征就是《列宁格勒交响乐》――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

1941年到1944年,是苏联抗击纳粹德国侵略的艰苦岁月。德军将列宁格勒团团围住,声言:"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降,要将列宁格勒从地图上抹去。"在被围困的900天中,城内饥饿倒毙者仅官方统计就有60万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肖斯塔科维奇在被围困的最初几个月里创作了这部作品。

1942年3月5日,他出逃到大后方古比雪夫市,和莫斯科大剧院乐团一起,在空袭警报中完成了《第七交响乐》的首演。5个月以后,乐谱被装入战斗机,飞行员冒着被击落的风险将它投入列宁格勒。此时饿殍满城的列宁格勒已经凑不齐一支完整的乐队,首次排练时只来了20个人,一半的乐手都是被担架抬来的,骨瘦如柴的指挥甚至挥不动指挥棒。仅经过一次15分钟的排练后,《第七交响乐》在列宁格勒大剧场首演了,饥饿的人们从四处聚拢进来,在德军的隆隆炮声中,乐团完美的完成了演出,许多乐手在结束的一刹那晕厥过去。

《第七交响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对苏联军民士气的提升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将它宣传为反法西斯的颂歌,并得到了盟国的好评。1942年7月19
日,数百万美国人在电台里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气势恢弘的音乐,《时代》杂志将作曲家身着消防制服、头戴消防帽的照片登上了封面――在他留守列宁格勒的日子里,他还是一个称职的民兵。

这也是他最富争议的一部作品,苏联官方宣扬这是一部反法西斯的杰作,他自己也曾如此附和,但在他死后发表的自传中,他推翻了这一说法:"《第七交响曲》是战前设计的,所以,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进攻下有感而发。侵犯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我在创作这个主题时,想到的是人类的另一些敌人。""我毫不反对把《第七》称为《列宁格勒交响乐》,但它描写的不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而是被斯大林所破坏、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后毁掉的列宁格勒。"

音乐艺术本身的多义性帮他隐藏了这个秘密,在他一生创作的15部交响乐中,多部作品都埋藏着巨大的悲痛,包括被公认是迎合斯大林的《第五交响乐》。官方对它的定义是充满欢欣与光明,但与他处境近似的作协主席法捷耶夫听出了异声,他在私人日记中写道:"《第五交响曲》的终曲是无可挽回的悲剧。"

他说:"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我愿意为每个受害者写一首乐曲,但是这不可能,因此我把我的音乐献给他们全体。"

俄罗斯的良心

1948年, 政治再一次向他施压。2月,苏共中央对他作了严厉批评,他已写成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被认为含有"形式主义的危害"而未能公演,从此他中断交响乐写作达八年之久。他不得不抹去自我,弯曲着身子顺从权力,除了傀儡样地代表官方露面,就是写像"森林之歌"和"阳光照耀祖国"一类的音乐。

但他怯懦的外表下却不时迸发出锋利的光芒。他和马雅可夫斯基被西方看作是斯大林的两大御用文人,但他嘲笑这位苏联第一诗人:"在他的诗中,他蔑视巴黎和美国,但是他却喜欢去巴黎买衬衫,而且,如果爬到桌子底下去才能拣到一支美国钢笔的话,他也愿意爬的。"

终其一生,他都不愿与来苏联访问的左翼知识分子们交往,不管这人是萧伯纳还是罗曼・罗兰。他不信任这些西方人道主义者,尽管他们宣称喜爱他的音乐。他说:"这些人在苏联好吃好喝一顿,回国后就向世人描绘一个地上的人间天堂,他们真有那么愚蠢吗?"

他真正尊敬的是那些"俄罗斯的良心"。他欣赏斯特拉文斯基,赞美他的傲慢:"斯特拉文斯基对这些伪君子(苏联文化官员)中的一个人,没有伸出手让他去握,而是向他伸出了手杖,这个伪君子只得去握手杖,证明他才是真正的奴才。"演奏家尤金娜是他的朋友,有一天她收到了一个装有两万卢布的封袋,别人告诉她这是斯大林送来的,于是尤金娜给斯大林写了回信:"谢谢你的帮助,约瑟夫。我将日夜为你祈祷,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她把这封自取灭亡的信寄了出去,万幸的是,斯大林在看完这封信后,还没来得及处置,几天后就死去了。

但他始终是斯大林粉饰太平的工具。1949年,他被派到纽约市,以苏联明星代表的身份出席世界和平文化与科学会议。在会场上,一个翻译为他代读发言稿,既攻击美国穷兵黩武,又对苏联的文艺成就大唱颂歌。然后,表演进入高潮部分,一个苏联官员当众问他:"你是否认为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反动透顶?"他的嘴角和面颊开始抽搐,沉默片刻,他说:"是。"

13年后,"帝国主义的走狗"斯特拉文斯基回到阔别五十多年的苏联,立刻来看望他。两人四目相对,却无话可说。好一会儿,斯特拉文斯基打破了沉默:
"我不喜欢普契尼。你呢?""我也不。"他回答。这是谈话的开端,也是终结。就是最没想像力的人也不难揣测他那一刻的心情,那被人逼着向自己所敬佩的无辜者身上泼脏水的痛苦……

回头看,只有尸骨成山

晚年的他,喜欢向友人讲述果戈理的故事。1930年,人们在修建一座纪念碑时,掘开了旁边果戈理的墓,发现他不在棺材里。一具伟大的尸体跑掉了,人们谣传,这个年代太糟糕,连果戈理都受不了逃走了。政府开始调查原因,发现果戈理没跑多远,他就躺在附近,脑袋掉在一边。原来人们在竖起的纪念碑上放的砖头过多,砖头砸破了棺材,也砸掉了死者的脑袋。

这个死人从棺材出逃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晚年的他渐渐感到束缚在自己身上的网越收越紧。站在苏联音乐界荣耀的峰巅,他却禁不住害怕。作为一个时代的幸存者,他不怕死,但他担心死后的行状。他说:"一个人死了,别人就把他端上饭桌喂子孙后代。打个比方,就是把他收拾整齐送上亲爱的后代的饭桌,让他们胸前系着餐巾,手上拿起刀叉割死者的肉吃。你知道,死人有个毛病,就是凉得太慢,他们太烫,所以就给他们浇上纪念的汤汁――最好的胶质,把他们变成肉冻……"

在他生命的最后4年,他与年轻的音乐家伏尔科夫成为密友。在伏尔科夫的鼓励下,一个"从棺材里逃出去"的计划逐渐形成,他决定秘密口述一部回忆录,将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历史告诉大众,从而纠正那个"令人心碎的奴颜卑膝的形象"。他为伏尔科夫提供材料,讲述往事,肆意评价那些曾经的风云人物。在伏尔科夫完成写作后,他通读了全书,并逐章签名确认,同意在他死后将书稿送西方出版。

1975年9月,他死于肺癌,被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如他所料,他被东西方阵营各取所需,大卸八块。苏联宣称他是"国家最忠实的儿子",西方国家则称他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苏维埃政权坚定的信徒。"一切仿佛盖棺论定,但他的幽灵却从强权与意识形态的铜墙铁壁中钻了出来,并顺手打了它们一记响亮的耳光――1976年,他的回忆录被伏尔科夫带到了国外,几年后,回忆录面世,题名《见证》。

这是他一生哀乐的见证,也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往事已然如烟,生灵早已涂炭,回首前尘,他的心中只剩一片怅然,就像他在生前向伏尔科夫讲述往事的时候,时常忍不住说的那样:"回头看,除了一片废墟,我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尸骨成山……"

来源:一五一十
原文: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10b3b7bfb7856bfb

--
欢迎订阅搞屁:http://feeds.feedburner.com/gaopi

四千万饿殍――大跃进“学费”析因

作者:裴毅然

丁抒先生是大饥灾研究的先行者,本文多处引用丁先生的《人祸》,真诚鸣谢!

一、走偏的第一步:合作化

中共建权之初,由于连年战争,农村凋敝,人均年度拥粮仅370斤,1952年增至395斤。

1949年前有的山农一年只能吃十顿白面,1953年每月可吃四五顿。山农多吃这点白面已被薄一波作为"社会主义成绩"汇报给毛泽东。就这点底子,农民刚刚过上一二年太平日子,由意识形态决定的合作化运动便开始了。苏联早就力主土地国有,认定分田到户有害于公有制的建立。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吹响合作化号角:"通过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

1955年,农村合作化进入高潮。

可是,合作化并不如中共想象的那么美妙,农民仅凭直觉就认定合作化之路走不通:失去利益驱动必然导致懈怠刁懒,平均分配更是无法保证公平公正。由于强迫入社,农民入社前砍树杀畜卖牲口,某生产队原有生猪300多口,公社化后只剩下9口,鸡鸭更是几乎全杀光了。归社的大牲口也因饲养不善多多病死,全国锐减200万头以上。一向惜财的农民因共产失去利益驱动,"船漂出去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走出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60%。"
农业副总理邓子恢向周恩来汇报:"出现比较普遍的不利于生产的现象……大批出卖牲畜、宰杀猪羊,有了钱不买生产资料。"

"懒的人一天天多了,勤的人一天天少了。群众在呼喊:'天天困在田里,困死了,困死了!做功做德把我们解开吧!'"

合作化还搞"劫富济贫",富队非要搭配穷队合并,富队不愿意,上面就是不让。极其碎屑的农活一经"统筹",根本无法全面兼顾。农民原本自行安排自动实现效率最大化,现在却要等着干部派活,几个干部的脑袋哪里抵得上每家每户"开动机器"?

乡谚:"秋天分配来了平均主义,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干部们没有主意,老汉们听了唉声叹气;青年人是大不满意,懒汉们是欢天喜地。"

社员年终实际所得越来越少,1958~60年有的队人均年收入从37元降至10元、5元,劳动日值仅5分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农民反映,社队规模大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遭殃';'田种好种坏,反正摊到我头上只几粒谷,怕懒得(湘方言,怕什么)!'"

浙江桐庐环二大队,1960年工分值仅0.0302元,社员劳动一年除出口粮仅得2.53元,一个壮劳力还不如一只老母鸡,母鸡下蛋一枚可卖五角,壮劳力出工一天仅三角余。

合作化挫伤了生产积极性最大的富裕中农。薄一波承认:"据1957年估算,全国富裕中农人数在1亿以上。这些人劳动致富的积极性受限制和挫伤,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一亿富裕中农乃中国农村精英,最主要的生产主力军,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自然连带一并摧毁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基础。依照薄一波提供的数据:

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1亿斤减少26%以上;棉花实产2126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35%以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的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年底存栏数8227万头,比1957年的14590万头减少56%;大牲畜年底饲养量7336万头,比1957年的8382万头减少12.5%。这些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产量仅及1951年的一半。

苏联强行推进农业集体化也造成类似恶果:1933年集体化运动结束,苏联农产量和家畜减少一半以上,直至1941年还未恢复1928年集体化以前水平。1953年苏联耕牛数量仍少于1913年。1946年,粮仓乌克兰发生大饥荒,也出现人吃人和父母吃子女的惨事。据《苏联国家经济年鉴》,1913年全俄谷物产量8600万吨,1953年仅8250万吨。

可以说,合作化运动乃是造成大饥灾的第一步原因。

二、反右失去理性过滤层

反右前,党内外对合作化弊端已看得很清楚,反对声浪渐大。1957年初,毛泽东在省委书记会议上说:"1955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

反右反右倾打掉150万精英,社会失去理性过滤层。由于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社会失去纠错必须的制衡力量。1955年后,若再替农民叫苦,再反对统购统销,便是十分危险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河北省委副书记薛迅(女)被毛斥为"社会主义这一关过不去"而撤职。一党专政天然携带的纠错能力低弱,反右前已然绽露。千里驹《自撰年谱》:"'反右'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鸦雀无声,不要说指鹿为马,即说一个蚂蚁比象还大也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了。"

原本搞经济就外行的中共,偏偏打跑了各路经济专家。高层领导犹如盲人摸瞎。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发表着名论断――"冒进是马克思主义"。

9月,刘少奇视察江苏常熟和平公社,公社书记说亩产可打一万斤,农家出身的刘竟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闹出笑话多多。刘少奇说"外行领导是原则";拆卸函谷关城楼、浙江龙泉古寺、江西崇义古塔、蓟县长城,向古迹要砖;毛为一点废钢甚至想拆杭甬线与胶东线。

1960年3月12日,烈属何明渊在天安门广场白日点灯笼,路透社短讯称寓"暗无天日"。何的叔叔与大哥均为红军烈士,何被捕后:"大不了一个死了罢了!我如果不离开家乡,这会儿恐怕也已经饿死了!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彭真向周恩来、刘少奇汇报此案,刘难过得久久不语。

1960年6月,湖南彬县女青工刘桂阳在中南海北门愤贴标语十数张:"为了挽救全国人民,打倒人民公社!铲除人民公社!消灭人民公社!"

1960年底,毛泽东表弟贺晓秋之子闯中南海向毛面诉:"仓里没有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几千斤……鬼都笑落牙齿。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作官受表扬的也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还是那些人。……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

对于民间的反对,中共高层是完全清楚的。

失去了理性隔滤,公开造假的大跃进得以肆虐横行。后来证明,哪儿反右积极,哪儿"白旗"拔得最干净,哪儿灾难就越大。安徽濉溪县是反右积极县,共抓"右派"、"中右"、"反社会主义份子"1600余人,全国2000余县中首屈一指,大饥饿死亡人数也名列前茅。三年中人口锐减1/4以上,仅1960年就减少12万。发烧度较低的省份,饿死人的情况也相对减轻,吉林是少数几个没饿死人的省份,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应记一功。

三、大跃进对社会生态的大破坏

按大跃进理论,乃是生产关系大飞跃。但农村的现实是猛刮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全社范围内一律均产、无偿调拨财物、银行全部收回贷款),搞得鸡飞狗跳。安徽舒城县城北公社古城大队,1958年秋后卖粮24万斤,粮款全被公社拿去支援穷队,古城干部编诗:"累了一头汗,卖粮二十万,分文未得到,傻瓜也不干。"

大跃进另一大折腾是大炼钢铁,6000万壮劳力上山采矿伐木,农田劳力严重不足,稻棉大熟无人收割,丰产无丰收。1962年,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说:"五八年公社成立,男劳动力大批外调,妇女说只是'人民母社'。"

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去密云水库,沿途棉桃随风漫飞,像下大雪一样。山西阳城县潘庄公社,年底粮食还烂在地里,柿子挂在树上。陕西安康大量红薯无人收获,不仅烂在地里,还延误了冬小麦播种。1958年底彭德怀到湖南平江调查,也发现稻子没收红薯没挖。罗荣桓1959年5月说:四川抛撒浪费的粮食占总产量10%,河南50%秋粮毁弃于地。河南1960年农业产值下降1/3。

依照中共官方提供的数据:

受损害最惨重的还应算农业。1957年粮食产量为3900亿斤,1958年的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1959年为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7年下降了26.4%,跌到1954年的水平。棉花产量1960年为2126万担,比1959年下降了37.8%,也和1951年相当。由于许多农田被改种粮食,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更加减少(1959年至1962年间,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下降了35%),1960年为3405万担,比1959年下降50.9%,较之1957年下降了54%,跌到建国以前的水平。猪存栏数下降了43.6%。

另一方面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人民生活困难加剧:

国家财政出现大量赤字,必须用多发钞票来弥补。1957年的货币投放量为53亿元,1959年上升到75亿元,1960年上升到96亿元,1961年更高达125亿元。货币投放过多,国家商品库存又被挖空,结果必然是物价大幅度上涨,人民生活陷入严重困难。

在合作化与大跃进夹击下,大饥饿已不可避免。尤其1960年全国粮产量较之1957年下降26.4%,还能不出现大面积饥荒吗?

至于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不仅没有吃出"共产主义意识",反而吃出乡谚:"放开肚皮吃,藏起力气做。"上海浦东农民在大食堂之初因吃得太饱,撑得难受,只能出工不出力。但毛泽东坚持认为公共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1960年发布一系列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将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公共食堂挖尽农民存粮,秋后短暂的"放肚尽吃"消耗了集体粮储,及至春荒,上下皆空,无粮熬荒。如果农民自己开灶,量入为出,半干半稀,计算着吃,便不会大面积出现不顾一切的"前吃后空",秋后吃得死撑,冬春饥饿毙亡。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极大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国出现大面积消极怠工,粮食产量大幅滑减,此乃大饥饿的第二层致因。1962年2月26日,中央财经小组长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承认:经济遭到这么严重的破坏,要把经济恢复起来,不是一两年就能够做到的事情,尤其是农民的积极性如何能够动员起来。

1962年全国人均拥粮329斤,1965年365斤,还没恢复到时1952年395斤。如以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与前数字不同,列出参考:1949年人均208.9公斤,1950年239.37公斤,1952年285.16公斤,1959年252.47公斤,1960年217.27公斤,1961年人均207.26公斤。持续减产,一目了然。

四、反右倾失去纠错机会

1959年庐山会议本是一次纠错良机,仅仅由于维护毛个人威信,硬从反左转为反右,再唱高调,否定逼到眼前的客观事实。反右使党外闭嘴,反右倾则使党内也闭嘴。1959年春,党内老五陈云私下说:"现在提意见还不是时候,一定要吃亏吃得更大一点,才能转过来……不能说话,我还想保持我这张三十多年的党票子。"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毛虽发出邀请,陈云还是没敢在大会上发言,因为"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1960年下放湖南湘潭的胡耀邦,回京向毛汇报的前一晚,就是否将饿死人的实况告诉毛,思想斗争了一夜,抽烟踱步,最后还是没敢将真相完全告诉毛。1960年陈毅去南方后在会上感叹:"在下面跑了几个省,谁也不敢说老实话。"

杨献珍说了几句:"有些人的想法不对头,想把好事一年办完……客观上是反动的。"遭到毛迎头痛击,很快就被摁下去。有资料表明被打下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达三百几十万。

浮夸风下,官员肿脸硬充胖。1959年中央开会,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对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张仲良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以支援。当周恩来听说甘肃出现饥荒,打电话给甘肃省委询问是否需要中央调拨粮食,省委书记何承华竟答"甘肃农民连大饼油条都吃不完"。如此胆大包天,若非吃准中央心态,若非道德品质恶劣,会这么不顾人民于水火么?河南信阳已出现饿死人,地委书记路宪文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250页)派民兵封锁交通要道,防堵饥民外逃,信阳地区饿死者至少百万(官方承认50万)。

安徽无为县有的干部甚至不准农民采摘野果,理由是野生植物也是地里长的,归属共产党。凤阳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

除了民兵把守要道,邮局奉命截扣告状信件,地方干部成功地把饿死人的信息掩盖了很长时间。各级干部都明白"上下有别"的利害关系:农民的肚子问题远不如上司对自己的印象重要,完成计划远比农民生计重要。柳州地委书记贺亦然放出大卫星――水稻亩产13万斤,公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

五、雪上加霜的"反瞒产"

为防止高征购,一些地区为保口粮,不得不瞒产私分。1958年7~10月,全国粮食征购下降440万吨,城市和工矿区的粮食供应顿时紧张。10月22日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突击收购和调运农产品,在全国农村掀起"反瞒产"运动。1958年实际征购数量高达1175亿斤,比上年增加了22%。

"七千人大会"上,粮食部检讨: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3400亿斤,征购就拿走1200亿斤,伤了农村元气;1960年已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粮食部还以为天下太平,实属见事太迟,征购过头是大饥荒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官方权威史料披露:

由于高估产而高征购,1958年至1959年度(1958年7月1日至1959年6月30日)共征购粮食1123亿斤,比正常年景增购了200亿斤,使农民手中的存粮数急剧下降,1959年有些地区就开始出现粮荒,造成公共食堂停伙,部分社员外出逃荒,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问题也出现了。1959年度征购粮食达到1348亿斤,占了实际数量的33.7%,农村留粮由1957年的2940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2052亿斤。1959年的粮食减产,如此之高的征购量,这是农民难以承受的重担。即使如此高的征购,但在高销售的情况下,国库周转粮还是日益减少。1958年6月底,国库存粮386亿斤;1959年同期下降到343亿斤;1960年6月底仅为127亿斤,连正常情况下铺底粮和运转状态的周转粮数都不足。农村粮食短缺,国库存粮无多,全国大约缺少3000万人一个月的用粮,一些大城市几乎脱销。

还需要多说吗,3000万人缺粮一月,还能存活吗?

经过"反瞒产",山东1600万农民全年人均拥粮只剩142.7斤,每人每天不足4两,还不够两只鸡吃。甘肃定西地区"反瞒产"运动中,干部指挥民兵在农家掘地挖墙找粮食,"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类似兽行,省委工作组统计竟达128种。

据丁抒先生分析:"庐山会议后全国性的'反瞒产'、高征购是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关键一步。譬如广西龙胜县1957年征购975万斤,1958年增至1362万斤,1959年竟增加到3364万斤,是57年的三倍半!……又如广西阳朔县,1959年粮食比1958年减产23%,国家征购数却比1958年高了24%。"
1959年秋,安徽符离区委书记武念慈匆匆进城,向县委报告饿死人并申请救济粮,不料不仅没弄来粮食,还挨了县委一天加半夜的批评,说他谎报灾情,给"大跃进"与社会主义抹黑!非但不给救济粮,还向他要粮食,说符离区秋季征购任务没完成!"反瞒产"挖空了农民的囤底,农民失去维持生存的基本口粮。

城市居民得以存活的前提是"弃乡保城"政策。"七千人大会"之所以召开,起因于中央要从地方征粮150亿斤,各省叫苦连天,无奈之下召集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大区书记在压力下领受任务,但表示困难重重,这才决定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后扩至县委书记),强调顾全大局,反对本位主义与分散主义。

1960年春,当饥馑刚刚蔓延,如果各地县委书记能像旧时知县一样禀报请赈,当年国库里还有粮,准备出口的265万吨粮食尚未运出,至少能抵挡一阵。如山西阳城县委书记赵树理坚请"返销粮",及时分发,救下不少人。有的公社干部秘密动用储备粮,也救了一些人。但这样的干部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干部都怕被扣右倾帽子,既然将农民口粮交了余粮,不愿自打巴掌再要回来。地县一级基层政府由此坐失及时施救的最后机会。

宏观上,1960年12月14日国家统计局提交市场分析报告,标明当年10月粮食收购量下降34%、食油收购量下降42%、生猪收购量下降31%、食糖收购量下降64%、棉花收购量下降23%;全国生活用品供应极其困难,至9月底,各地凭票证供应商品达30多种;据全国42个大中城市统计,11月猪牛羊肉销量比10月减少29.4%,家禽减少51.3%,鲜蛋减少30.4%。警钟已敲得很响很响了。

六、致命的高出口

1959年1月,武汉只剩下一天存粮。情急之下,武汉市委扣下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中央办公厅大发雷霆,要严肃处理武汉市委,幸赖省委书记王任重斡旋化解。

1960年5~6月,中央连续发出京津沪等市粮食供应告急文件,6月6日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内称北京存粮为七天、天津十天、上海已无存粮。

外贸部在"七千人大会"上检讨:1959~60年多出口粮食几十亿斤,饥荒既起仍盲目出口,以致国内经济雪上加霜。大量出口粮食,乃是一系列导致4000万农民饿死的重要因素之一。自己日子都过不下去,还要援助亚非拉。截止1960年6月底,中共向22个国家提供经援,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40.28亿元。

1961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我们掠夺农民比国民党还厉害!"

1959年一方面较之1957年减产1500万吨,但却出口粮食415万吨,比1957年增加223万吨。仅这223万吨,就可供4000万国人吃四个月,足以熬过1960年的春荒。1960年再出口265万吨。成千万国人饿死之时,他们打下来的粮食却在被一船船运走。如能将两年间出口的粮食留下一半,饥民就可全部得救。当时,大管家周恩来对粮食情况的急迫性两眼一抹黑,根据各省虚报数字,还以为粮食堆满囤呢!因此,周恩来犯下致命错误:当外贸部主张向国际市场抛售黄金,拿外汇买粮食,周却认为黄金价位较低,在财政赤字已高达80亿的情况下,不仅不应卖,反而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此后,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因为周说:"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

这一决定,失去了中央一级最后的补救机会。

1960年底,鉴于形势实在严峻,一再拒批进口粮食的毛泽东,只得同意从澳洲进口440万吨粮食(够一亿人吃三月)。粮食部副部长杨少桥说:"吃进口粮,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这些冲破禁区来的粮食在当时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但若1959年、1960年不曾出口680万吨粮食,又可挽救多少万人的性命?粮食一进一出,运来运去拨来调去,又耽误了多少时日。饥民们即便千辛万苦逃到城里,由于城镇居民也吃不饱,"盲流"也很难讨到食物。其时美国粮价最低,因政治敌对不能去买,得"争气"多花钱去买中立的澳加等国粮食。

新闻封锁是中央一级丧失及时赈灾的另一致因。新闻可将一地灾情短时期内成为全国全球的共同问题,大大提高赈饥能力,但硬不让说,奈何?

七、进入"天堂"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报刊上铺天盖地用漫画诗歌向民众描述预约的幸福。只是"天堂"里的材料太多,限于篇幅,撮精稍述:

――1958年10月底,湖北当阳县跑马乡公社书记大会宣布11月7日全乡结束社会主义,8日进入共产主义,一切以共产主义方式来办。群众一哄而散,纷纷上街"共产",先抢空商店,后抢劫私宅,还有人上幼儿园认领孩子当儿子,大呼"不是共产了么?!"

――王任重调查"信阳事件"后:"我到光山(信阳地区辖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
邓力群:"老朋友彭大章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说: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在蔚县西合营村,看到"春播时,前面播上种,后面有人就把种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子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饥饿难忍的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大大超过了对毒药的恐惧,种子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粮食先在土里边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仅此而已。结果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大增加,活着的人甚至没有力气把死人从屋里抬出"

――在食堂工作的生产队长,每次带回米饭都锁藏柜中,独自享用,两个儿子几天粒米未进,嚷叫不停,父亲置之不理,小儿子活活饿死。一位姑娘饿死后,许多村民看到其二伯父以收尸为名割肉煮食。不少饥民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人,以便夜间刨坟掘尸为食,野外常见被剔除皮肉的尸骨。

――1938年入党的宗凤鸣先生说:濮阳梨园乡东韩砦村乃抗日模范村,不仅老人均多饿死,有的家庭商量是饿死孩子还是饿死大人,结论是应先死孩子,留大人挣工分,还有一份口粮,否则大人死了,孩子也活不成。

――饥饿犯人一边拔毛一边连血带肉生啖活鸡。如能从坟堆里挖出死人骨头,算是好运气,"人家就这么随便在衣服上擦一下泥,就放在嘴里细细啃嚼,津津有味,若监视的人来了啃不完,就带到屋里烧坑的火里烤着吃,那香味倒是顶馋人的。"

锦西劳改矿队1200多犯人饿死1001人,还没死的198人骨瘦如柴全身浮肿,卧床不起,另两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才勉强下床走动。

――天津东郊茶淀劳改农场,两名劳教犯各将一根细黄瓜塞藏对方肛门,以躲避下工时的检查,但还是被识破了,扒下裤子拉出黄瓜。燕京毕业生韩大钧(后为中科院研究员),挖出一窝刚出生的幼鼠,众目睽睽之下,将还没睁开眼的幼鼠生吞下肚。

――"七千人大会"上,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明朗给中央写了一封匿名信,描绘重灾区梁平县,"我去看了以后,很难过,跟刚打完淮海战役、双堆集附近那些村庄的情况相仿。门窗都没有了,家具也没有了,屋子一个个是敞开的,屋里都是杂草的灰尘,后边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坟,村里村外看不见一个活人。"

――"七千人大会"也开得抠抠缩缩。"每次吃完饭,桌子上是光光的,不论副食还是主食,都是光光的。""会议吃饭也是一件大事……即使是少奇同志去安徽组开会,吃饭时也和大家一样,凭饭票吃饭。10人一桌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

外宾招待会原本请不到的中方高官,这时凡请必到。冷餐会一端上盘子,一拥而上一抢而光。周恩来不得不轻声提醒那些高官:"注意点吃相!"

――1969年底,学部外文所集体下放至河南息县东岳镇,军宣队号召访贫问苦。一位房东告诉邹荻帆"饿死人那年"如何挖死人吃:"要是你们所长冯至来,我们都会把他吃了。"冯至是个胖子,肉多。

八、到底饿死多少人?

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1955年全国人口61465万,1956年62828万,1957年64653万,1958年65994万,1959年67207万,1960年66207万,1961年65859万,1962年67295万,1963年69172万。通过前后数年对比,1959~61年出现大马鞍型,1960~61年净减人口1348万,再据1955~59年均增长率21‰,每年应递增1400余万,1961年人口应为7006万,缺数4147万,即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4000万以上。

如合计各省市净减数,则达2137.44万:

四川(含重庆�):1958年7053.92万,1959年6960.94万,1960年6667.8万,1961年6458.8万,净减595.12万。

安徽:1959年3427万,1960年3043万,1961年2988万,净减439万。

山东:1958年5422万,1959年5373万,1960年5188万,净减234万。

湖南:1959年3691.95万,1960年3569.37万,1961年3507.98万,净减183.97万。

河南:1958年4979万,1959年4818万,1960年4803万,净减176万。

贵州:1959年1743.96万,1960年1642.99万,1961年1623.53万,净减120.43万。

甘肃:1959年1293万,1960年1244万,1961年1211万,净减82万。

青海:1959年260万,1960年249万,1961年211万,1962年205万,净减55万。

江苏:1959年4289.53万,1960年4245.64万,1961年4243.4万,净减46.13万。

广西:1959年2205万,1960年2172万,1961年2159万,净减46万。

辽宁:1960年2560万,1961年2519万人,净减41万。

内蒙:1960年1191.1万,1961年1163.1万,净减28万。

湖北:1959年3173.14万,1960年3152.17万,净减20.97万。

云南:1959年1911.93万,1960年1894.55万,净减17.38万。

宁夏:1960年213.03万,1961年203.06万,1962年198.81万,净减14.22万。

河北:1959年3791万,1960年3779万人,净减12万。

新疆:1961年710.06万,1962年698.97万,净减11.09万。

北京:1960年739.6万,1961年729.2万,净减10.4万。

黑龙江:1961年1897.1万,1962年1893.5万,净减3.6万。此前三年则分别增长118.3万,125.1万,90万。

上海:1960年1056.3万,1961年1058.99万,1962年1057.86万,1962年比1961年净减1.13万。

晋陕浙赣粤闽吉津等省市人口虽略增,但都大大低于正常增长数,如福建:1961年1597.8万,1962年1602万,仅增2.2万。此前三年则分别增加49.7万、29.5万、25.4万。

1998年中央党校出版的《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

据〈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人口损失总计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军民伤亡总数也才34805896人,其中死亡20620939人,即2062万余。此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自公元前180~公元1949年的2129年之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2991.8万多人。"

(确切数据29918848人)4000万倒逝的饿殍,无声地矗立起一块无字碑。

八、最根本的原因

这场20世纪全球最大灾难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最核心的却是两条:一、意识形态的错误引导;二、暴力专制的不容纠错。对中共和毛泽东来说,最致命的价值内核是:如退回私有制单干,拿什么证明新旧社会的本质差别?如何证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不搞国有化集体化,共产革命还有什么法理基础?对于这一点,中共高层是十分清晰的,也是他们能够形成合力的思想基础。

面对反对合作化的声浪,1955年5月9日,毛泽东对李先念、邓子恢说:"农民对社会主义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

毛认定各级干部中也有"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

1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NikitaS.Khrushchev)说:1949年解放我很高兴,但中国还很穷很落后;以后工商业改造、抗美援朝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毛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周恩来拍着荣毅仁的肩膀:"你还年轻,能够看到共产主义!"

同年,毛泽东对王任重说:"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越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不仅毛求功心切,中共高层集体发烧。显然,只有将中国领入社会主义并实现繁荣富强,才能够真正证明革命的伟大价值。否则,何以证明"就是好"?聚集中共精英的"七千人大会",也一致认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定义――公有制+计划经济。

1961年,党内高层几乎一致认为只有包产到户才能挽救农村经济,但毛泽东一手遮天,"硬着头皮顶住",不肯从"社会主义阵地"撤退。意识形态乃是这场巨灾的第一致因。共产学说才是比毛个人权威更有力量的东西,才是导致全球上亿"共产冤死者"的罪恶之源。仅仅批判个人是不够的,指导人们行为的错误思想才是影响更大作用更深远的祟源。面对合作化、大跃进闯下的巨祸,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大会上仍说:"'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
这样的认识能够纠正错误么?

当然,毛的个人品质也是必须予以谴责的。何方先生揭发:"那些造神者和造假者们……说的和写的毛泽东如何艰苦朴素,多半是片面和伪造的。例如关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几个月不吃肉,就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也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制订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

1959年,江青在上海宴请赵丹与郑君里夫妇,黄宗英回忆说:"这些美味珍肴令我们既开眼界,又感惊异。……许多农村此时已经出现严重的非正常死亡,而他们的家宴却奢华依旧。"

此外,杭州西湖刘庄,建于"自然灾害"期间。

1962年,毛入住占地千亩的上海西郊宾馆(柯庆施专为毛新建的"马屁工程"),不仅没有斥责柯于饿殍遍野之际大兴土木,此后也没有为百余人为他长年看守这所别墅而内疚。韶山滴水洞宾馆是毛亲自要求兴建的,1960年下半年开工,1962年底建成,毛仅于1966年入住12天,长期空关,一连士兵长期守卫。邓小平后来说:"影响极坏!"周恩来一面为工程拨款,一面只能批评下面的省委领导:"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脱离群众的工程,很不好。人民会怎么看?对我们的党不利啊!"

即便从最善良的角度,大饥饿前还可宽宥毛泽东,也许毛真的是"好心办坏事",敢叫日月换新天,以为替国人谋了大福利行了大仁政,根本没想到竟是领着他们走进这样的"天堂"。但当大饥饿实实在在逼到眼前,已支付了巨额"学费",当人民利益与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仍不下"罪己诏",这还能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李锐指出:"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无所谓。"

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毛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

大饥饿使共产设计失去道义性,成为中共由盛转衰的历史拐点。一个标榜解放工农的政党,一个自称为绝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的政党,居然弄得还不如"万恶的旧社会",饿死这么多自己的"社会基础",言行不一的荒谬性无可避免地凸现出来。同时,面对这场巨大人祸,党内对毛的领导能力产生质疑,从而引发毛刘分裂,埋下文革根苗。

1999年12月,普京(VladimirPutin)称共产主义尝试已经失败。只是人类为证明这一学说的荒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呵!令人沉重的是:中共至今仍未真正检讨大饥饿发生的原因,仍为毛的罪责东遮西掩。但真实评价历史是理性安排未来的前提,阻碍真实只能说明虚假的存在。

--
欢迎订阅搞屁:http://feeds.feedburner.com/gaopi

被极左派否认而写在历史耻辱柱上的

被极左派否认而写在历史耻辱柱上的:

最近一个时期,极左派在对当前国策、国情全面发难之际,全面祭起了晚年毛泽东的大旗,充分肯定晚年毛泽东祸国殃民的大跃进.苦日子以及"文革"时代,言之凿凿地声称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是为了亿万中国人的幸福美好万年长。他们声称:所谓大饥荒中饿死几千万人,所谓大饥荒中人相食的惨案,完全是别有用心者骗人的鬼话!并有文章指名道姓地要我拿出可信的证据来!

为还历史的真相,我已经付出了30年的努力了。在此,我再次翻出自己的一篇老文章,予以还击。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吗?

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经常给我们一些小伙伴惊心动魄、夜来恶梦搅魂的恐怖感,和夜间一见迎面过来长得凶神恶煞者,就有被害的恐怖,扭头就跑的心里障碍。

刘家远是澧县如东人。如东靠近洞庭湖区,是个风景如画、富甲澧洲的好地方!

洞庭湖虽早已失去了曾经八百里烟波浩渺的气魄,但一片片淤积平原养育着一代代拓荒的洞庭儿女。澧东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田里出产粮、棉、油、丝、麻,湖中盛产鱼、藕、莲、芡、菱。偶有田土歉收,则湖中的出产尽可让人们得温饱而有余金。如东人的富足,着实让澧州人为之艳羡。

然而,在苦日子年代中,刘家远杀害亲子食子案,却又着实让惨案频仍、业已见多不怪的澧州人民,也为之震撼和悲哀。

刘家远是一个老实人。他出身贫寒,自小在饥寒交迫、缺衣少食和受人欺凌中长成,养成了软弱自卑、沉默寡言的性格。1948年他被国民党抓壮丁,押上炮火连天的东北战场。不久,他所在的部队全军覆没,刘家远也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在部队,战友们对他的评价还好,说他话不多说,事不少做,领导上喊往哪里打,他就拼着性命哪里冲,大小也立过几次战功。但人老实到没多少出息,几棍子也打不出个屁来,因此不大讨干部喜欢。1950年,他复员回乡。

刘家远回乡后,分了土地还分了房子,老老实实地干活种田,渐渐生活也有了些起色,娶妻生子,小日子也还过得有些兴旺。乡亲们都说他娶了个能干泼辣的女人,刘家远家旺人兴有了指望。

无论是互助组,还是合作化,运动一来,干部一号召,大会、小会一开,一说不加入就是思想落后、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拿他是复员军人说事,要他"起带头作用"。刘家远胆小怕事,吓得战战兢兢,回家就要拿土地证,牵牲口。他老婆死活不同意,两口子每每都要大吵大闹一番。但刘家远总是带头入组、入社。合作社生活一年不如一年,两口子意见也越来越大。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澧县的"共产风"在全地区都是有名的厉害。而庐山会议后,全县再一次刮起了十二级"共产台风"。

1961年4月整风整社运动中,县委书记张琢,在中共澧县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中说:"这股'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从五八年公社化后起,到这次整风整社运动开始止,才平息下来。据初步统计,公社化以来,全县各级刮的'共产风',折合金额达到3812万元,相当于三年农副业总产值(15732万元)的23%;其中光是刮的社员个人的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246万元,相当于五九、六0年两年分配给社员部分的30%。其中包括集体土地29563亩,社员自留地24307亩,房屋123960间,各种农具3823837件,现金2699000元等,每户平均90.4元,人平24.77
元。

特别是拆房屋,挖祖坟,叫社员餐风露宿,几代同房,公公和儿媳妇住一起,三五家人家挤一间房,最使社员伤心和恼火。社员形容那种情况是:"公媳同房,帐子做墙,说话为难,洗澡过关。"

如东公社的"共产风"越来越大,"一平二调"刮得树倒屋毁,家破人亡。土地、自留地、房屋、耕牛、牲猪、羊、鸡、鸭、鹅、锅、坛子、桶、刀、铲、火钳、钵、碗、菜盆、鼎锅、撑架、箱子、床、柜、桌椅板凳、犁、锄头、锹、粪桶、扁担、箩筐……

全社"一平二调" 社员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72076元,每户平均106.8元。刘家远家中被搜得一干二净,就连桌、椅、板凳、刀、铲、钵、碗也没留下半点。

如东公社各级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也非常严重。据张琢在一次整风运动的县委扩大会议上说:如东公社的干部对人民群众采取了法西斯统治,随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扣粮、斗争、"辩论"、罚吹西北风、吃草、吃泥巴、喝尿、吃牛屎、灌大粪、儿打娘、敲牙齿、针缝口等。公社成立劳改队,有的大队还成立了改造队。开辩论会的时候,先把积极分子教好,让他们起带头作用,然后干部吹哨子为号,一起涌上去打,哨子控制节奏,吹得快,打得要快,吹慢就慢打,吹得声音大就打重,吹得轻,就打轻点等等。

1958年9月,干部带头从刘家远家中,抄出他老婆私藏在床下的家中全部现金25元钱不交公。

常言说得好,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骑。别人挨打,家族中有人的,或者本人刚强的,下手者还有些手下留情。而刘家远人菘货馕,平时就被人欺负惯了,这回两口子更遭了大罪。那年月,对老实人,不打白不打,打了也白打。他被人打得口吐白沫,他老婆被打得一头栽倒在地,就连两岁多的儿子也被人一脚踢得半天没哭出声。别人老婆挨打,做丈夫的无论如何也会跳起来拼命;他老婆挨打,刘家远缩在墙角不敢吱声。干部们走后,他老婆又哭又闹,口口声声骂他是个废物,没得本事,连老婆都护不住。

家里分文无有,两口子连看这场伤病的钱也没有。还是邻居好心,去扯了些治伤的草药来,两口子过了好些天才慢慢恢复。

1959年9月,如东公社各大队搞起"反偷风"运动。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级开大会,要社员老实坦白交待从1959年春荒以偷盗集体庄稼的罪行,说是"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己积极交待、交待退回的,既往不咎。抗拒不交的,罪加三等。"

审到刘家远时,干部硬逼他老实交待。他在惊恐之下,承认说偷过一次苞谷。其实当时苞谷在地里还刚刚结穗,显然是强逼屈招。结果干部们硬说他偷了一次有二次,有二次就有三次。前前后后给他算成偷盗集体粮食20斤,硬是逼他交出来,并带民兵到他家抄家。干部们把他老婆在收割中稻时从收割后的田里捡的5斤多谷子全都抄走,公共食堂又罚他一家三口人停伙两天。

是年冬,因家中断粮断炊,他老婆实在饿得受不住了,于是丢下刘家远和儿子,跟着一个男人跑到外乡了。

1960年春节前后,家里粒米不剩,刘家远父子常常连清水煮野菜也吃不上。别人家为了救命,也顾不得人民公社的种种禁令,不少人偷偷私自跑到湖区捕鱼、挖藕,搞点吃的。刘家远胆小怕事,坐在家里干挨饿。大人都受不住,孩子饿得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围着他要妈妈、要吃的。刘家远心烦意乱但又一筹莫展,常常坐在屋里独自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大年三十晚上,邻居见他家实在是太可怜了,便给他端过来一小碗野菜粥,父子俩这次总算吃了顿年夜饭。

这时,公共食堂一天开一顿伙,大人一人一碗见不到米星子的野菜粥,小孩子才给一勺子。刘家远的"饭",常常被孩子吃了还不够,整天围着他哭闹喊饿。这时刘家远自己也饿出了浮肿病。

不久,公共食堂停伙断炊。刘家远父子俩已经几天没吃饭了。这天,孩子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家里声息皆无。据刘家远后来自己交代,这些天里,他自己一听到孩子的哭声就烦躁不安,还经常出现幻觉,就连做梦也是梦见白米饭、红烧肉和红烧鲤鱼,还常常把走在路上的人,看成是在动的猪,想吃肉都快要想疯了。

当天夜里,他看到躺在铺上的儿子饿得就快要断气了,恶念顿生。心想,与其让儿子受罪,还不如把他杀吃了,吃个饱肚子自己再死也好。于是他找来一把破菜刀,几刀就把他儿子杀死了,并肢解成几大块,用水洗干净。又偷偷跑到地里,偷了一些生产队的胡罗卜,洗干净后,放到破鼎锅里,和儿子的尸体一起煮。

那天晚上,刘家远说他几年来第一次吃了餐过瘾的肉!

第二天,邻居没见他家小孩子哭闹,"连人影子也没照过面,感到有些奇怪,就到他家里看看。"这一看可把人吓坏了。只见几块砖头搭起的灶上放个破鼎锅,鼎锅里还煮着小孩的头、胳膊和腿脚!于是赶紧跑到公社去报案。

刘家远被捕后,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的罪行。说就是不想让他儿子再受罪了。还说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儿子自己也死了算了。

刘家远被枪毙前一天晚上,监狱破天荒给他端来了一碗大米饭。据同号的犯人说,刘家远竟把米饭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儿子,嘴巴里不知道念念叨叨些什么,然后几大口就把一碗饭吃了个精光。

刘家远案在澧县影响很大。大概直到1964年初,随着人们的兴奋点转移到"四清"运动对干部"四不清"问题上去,刘家远案才逐渐淡化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对我们这些小孩子而言,刘家远案是我们永远的恐惧和心痛!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人们从大字报和批斗大会上,经常可以听到和看到对当年"四大公案"的控诉。可以想见,澧县的"文化大革命"会有多么激烈、多么残酷……

来源:凯迪社区

学者告诉你怎样划分中国真正的朋友和敌人

作者:秦晖

对华人最坏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敌对的国家

我讲两个最极端的例子,大家知道东南亚地区这两三百年经常排华,但是东南亚国家中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排华事件的国家,也就是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应该是泰国。历史上东南亚这些国家几乎都发生过大规模排华事件,就是泰国没有发生过。可是泰国在东南亚这些国家中,70年代曾经我们认为是最坏的国家,那个时候官方对泰国的说法是美国等反动统治集团统治的国家,而且我们当时支持泰国共产党在他们那里搞革命,我们的昆明曾经设过泰国共产党的电台,在那里天天骂泰国,而且骂得很厉害。那个时候越南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很多,可是越南对华侨、对华人、对华商都很坏,基本上是对他们实行剥夺政策的。而且老实说,这个剥夺政策也不是1978年中国和越南翻脸了以后才有的,在这之前就已经剥夺了,可那个时候中国跟越南的官方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越南并不是最坏的,那个时候最坏的是……

听众:印度尼西亚。

秦晖:不是印度尼西亚,老实说印度尼西亚是不是比越南更坏都是一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比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要坏得多的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对华人已经不是剥夺的问题了。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但是华人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二,死了三分之二。红色高棉屠杀华人,不光是屠杀所谓的富有的华人,甚至连侨共也杀。什么是侨共呢?就是华侨中的共产党,当时不属于红色高棉,而是属于中共系统的。侨共在红色高棉时期几乎全部被杀光,死亡率比一般华侨还要大。但是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红色高棉是我们中国的铁哥们,为了红色高棉,我们不仅敢得罪泰国,也敢得罪越南。为了拯救红色高棉,我们跟越南打了一仗。也就是说对华人最坏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敌对的国家。

现在其实也是一样,比如说在工业化国家中,我们知道如果要说对华人、华侨、华商最开放、最友好的国家,其实大家都知道不管喜不喜欢,这是一个事实,毫无疑问就是美国。哪怕就是民主国家,像欧洲,对华人当然也不能说坏,但是老实说在欧洲华人要像美国那样的融入主流社会仍然是不可能的。欧洲的华人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很多人成为高官,很多人成为教授,很多人成为大科学家,进入主流社会。欧洲的华人基本说只能做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开餐馆,一件就是做皮鞋那种手工作坊,别的事情很难做。我们的很多朋友都是在欧洲获得了学位,他们的导师在学术界有很高的评价,但是他们要在大学中谋职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要比美国困难得多。

但是欧洲毫无疑问也不是最差的,俄罗斯要比西欧对华人、华侨、华商糟得太多,现在中俄关系很密切,到过俄罗斯的人很多,他们是怎么对待华人的?当然了,其实华人自己也有很多毛病,这个我们应该承认,包括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但是这些东西西欧的华人也有,西欧却为什么没有这样对付华人?包括去年发生的那个.新星号事件.就不是虐待华人的问题,还公开打死了几个华人海员,像这样的事情在其他工业化的国家中都不可能发生。但是现在又是俄罗斯跟我们关系最好,欧洲次之,美国是我们的敌人。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外交,只要你拍.皇上.的马屁就是友好国家,哪怕把我们的公民、我们的同胞杀得再多还是友好国家。假如你不讨我们.皇上.的喜欢就是敌对国家,哪怕对我们的同胞再友好都没用,我觉得这样的外交是很奇怪的。如果这样,我们国家所谓的.
再崛起.对一般的国民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可以想像,如果我们国家进一步崛起了,像那种现在和我们友好的那些国家越来越多,比如说和我们友好的国家有缅甸等,那些国家如果多起来,还有我们中国人的活路吗?

我前不久去了一趟东南亚,有人告诉我一件事。大家知道缅甸也是我们的铁哥们,因为它跟西方不好,就跟我们很好。我们在缅甸搞了一座桥,我方建议要把它命名为.缅中友谊大桥.,但缅甸军政府不同意,要把它命名为他们将军的一个名字,我印象中好像叫金友大桥(音)(注:我没找到这座桥)。当时中方也就同意了,但是这个大桥落成之后给当地华人社区发了邀请,结果大桥落成的时候这些人都不来,为什么呢?后来一了解才知道,原来那个将军就是在
1964年缅甸排华的时候屠杀华人的罪魁祸首,当地的华人对他痛恨得不得了,但就是这样的人是友好人士.。所以我觉得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在缅甸这样的国家中国人站起来了吗?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不想涉及那么敏感的问题,我只是说就算我们把这些问题
――也就是国家的地位到底是皇上的地位还是国民的地位――先放在一边,仅仅就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权益而言,1949年这场变化到底带来了什么改变?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就不说公民权利了,我只说所谓的主权,――至于人权和主权谁大,我姑且不说。那么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权益,或者说所谓的主权,到底有哪些增进?哪一个不平等条约是1949年废除的?哪一块领土是1949年收复的?哪一点经济权益,包括海关权益,各种权益在内是1949年获得的?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出来!的确是找不到!

我们都知道近代中国损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包括不平等条约,租界、外国在华特权,包括领土的丧失。为了改变这一点,中国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平心而论,绝大部分的进步都发生在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也取得了进步,比如说收回香港和澳门,但是与1949
年本身有很远的距离。我觉得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权益的收复,平心而论最早的一个进步应该是在1954年,斯大林死了以后,赫鲁晓夫上来,他的地位比较脆弱,他当时对中国是最友好的。不过我这里要讲,对中国最友好的人往往都不得好报,这个人后来就成为被中国骂得很厉害的人。是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从中国夺走了的那些东西都还给了中国,像旅顺、大连和新疆的很多所谓的苏资公司,这些都是1954年以后赫鲁晓夫归还给中国的。但是在这之前,从1949年到
1954年,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提出中国的国家权益在这五年中有什么增进。中国的国家权益的恢复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我前面有一段话,虽然大家都说
1949年的革命变化很大,的确这个革命是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的一场斗争,国共两党的确有很多不同,这应该承认。但是我前面曾经提到,国共两党的不同,与国共两党和中国其他势力的不同相比,应该是要小得多。我们以前经常把国共两党之外的那些势力叫作中间势力,或者叫作第三势力。

2011年1月13日

网络让“爱国”愤青变得獐头鼠目

仅仅在五六年前,很多思想者还在为中国的那股民族主义邪火忧心忡忡。而且,很多人认为兴起的互联网是在为这股邪火不停的浇油。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的,像乌有之乡以及各种军事论坛确实为“爱国”愤青们提供了一个个精神会所,方便他们即使在网吧吃着泡面,也能模拟参与国际风云际会,网络上的意淫放大了他们常被查暂住证的人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络确实是给民族主义邪火浇了油,为“爱国”愤青的交流与宣传提供了平台,而 且只有互联网能提供这个平台,因为我们传统的纸媒体是不太方便直接宣扬这些反文明的东西的,毕竟,愤青们宣扬的丛林法则,拿出去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东西,何况咱总说要做负责任的大国的。

这世界变化实在太快。几年前民族主义靠网络助了威,但仅仅几年的光景,它又吃了网络的亏,网络让民族主义的荒谬现了形。愤青们的自信和遭遇,在这几年可谓急转直下,不但群众拥护度大降,而且自我底气也越来越不足了。这一切都因为网络是一个开放的信息平台,信息越开放,越能让认识接近真相。

以前,愤青们之所以相信那一套荒谬的“爱国”逻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从小接受的是一边倒的错误信息和理论,他们就像柏拉图笔下被关在洞穴里的囚徒,靠变型的影子来错误地想象洞外的世界。

而现在,网络让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了这个洞穴,看到了真实的世界。在网络上,有开放的信息,有开放的理论,有开放的争论。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完全脑残的愤青毕竟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只是因为接受了错误的信息。随着互联网文化的发展,信息越来越无法封闭之后,真相也逐渐显露。愤青们发现,他们所持的那一套逻辑,自相矛盾日益显露,漏洞与谬误日益明显。

这些年愤青们在网上的所见所闻,也使得他们对之前所持的价值观与分析逻辑,产生了巨大的怀疑,不自洽越来越多,这实在不是一种舒服的感觉。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自相矛盾,自己都无法说服自己时,愤青们也由昔日的气宇轩昂落魄成今天的獐头鼠目。

到网上随便逛逛吧!你会看到这一两年,在舆论中挑战愤青的,不再仅仅是思想精英了。我们看看帖子,愤青们每喊出一个流行的愤青口号,马上就可以见到与他唱反调的留言,几乎如影随形,这在5、6年前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来看几个PK:

愤青:打美国,我捐一个月工资;打台湾,我捐全部家产;打日本,我捐一条命。
反愤青:一个连街头的小偷都不敢呵斥的民族,却有勇气高呼灭了小日本。这个连活着同胞的苦痛都漠不关心的民族,却有脸说不忘死去的同胞。

愤青:灭了小日本,收回钓鱼岛!
反愤青:你连自己的房子都保不住被拆迁,你要钓鱼岛何用?

愤青:抵制日货!
反愤青:我只抵制烂货,你去喝三聚氰胺奶吧!

愤青:买日本车的都是汉奸,我见一辆砸一辆!
反愤青:恩,满街军牌的日本豪车,动辄就是上百万的腐败,你给我砸一辆看看?或者,哪怕对着丰田陆地巡洋舰的警车,吐口唾沫?

愤青:你不爱国!
反愤青:屁民的国在哪里?

“爱国”愤青们就这样被这些反问给噎住了,只能灰溜溜的走开。

除了这些公开的辩论,网络让愤青们看到了更多的铁的事实。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给愤青的打击不小。愤青们力挺的民族品牌,并没有对自己的同胞有多仁慈,一时间,没有洋奶粉,中国的婴儿几乎没有奶可吃。

愤青们以为强大的政府等于强大的国家,可这两年他们看到了国进民退的后果。

愤青们以为民族企业强大就是他们的福利,可这两年他们看到了最恶的不是外企,而是我们自己的垄断巨头。

愤青们一直在骂洋企业心黑,国外卖18万的车,在中国卖36万,但网上的信息告诉他们,不是洋企业,而是咱们的有关部门拿了大头。

在今年保钓反日的游行当中,有人打出了抗议高房价的牌子,着实让“爱国”愤青们有点尴尬。

这两年,网上呈现的类似这样让愤青们陷入迷茫、纠结、矛盾的事实太多了。这些都使得“爱国”愤青们实在难以重拾昔日的自信。

愤青们气宇轩昂的黄金时代已经停留在几年之前,那时候愤青们在网上骂谁汉奸,呼吁一下抵制某国货,都是相当理直气壮的。这还能有错么?打击敌人、爱自己的国 家,就等于为全体国民谋福利,这是多么高尚正确的事情!那时候不仅愤青自己理直气壮,其余人对此也很少说个不字。可怜现在他们连自己都已经无法说服自己,他们已经变得獐头鼠目。即便他们中有人比唐骏、禹晋永等人的脸皮还厚,在互联网上,他们已经活得很无趣。

愤青们的逻辑是一种小农时代的逻辑加上错误的想象:以为世界财富就是一个你有我无,你多我少的零和游戏;以为世界秩序就是一种你抢我,我抢你的丛林。愤青们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根本否定有文明的存在。

互联网让我们逐渐融入了世界,融入了现代商业文明的进程中,在越来越开放的信息指导之下,中国人将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中国繁荣与崛起的最大障碍,并不是世界其他国家,而是自己的不文明。文明之间没有冲突,只有竞争,文明与野蛮才有冲突。全世界需要一个共同的文明秩序,现代商业文明与合作使得人类财富总量获得 了爆炸式的增长。一个国家的富裕靠的是文明,而不是相反。

2011年1月12日

罗宁:中国社会应忏悔周期性发生的人口大灭杀

转载自《共识网》2010年12月29日
作者:罗宁

人们可以在互联网中搜索到曾经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14次大规模的人口灭杀事件。尽管,关于这些事件的记载并不完整。但是,记载中所述说的在战争、革命与社会动荡中被虐杀、杀戮、屠杀及其被饿死的人类数量之巨大、情景之惨烈,已经足以让所有的读到这些历史记载的人们惊心动魄,肝胆俱寒。

为了使人们能够有一个清晰的印象,笔者对在互联网上搜索到的14次大规模人口灭杀事件中被灭杀的人类数量复述如下:

1.秦末农民战争

秦朝末年全国有2000多万人口,到汉初,损失了原来人口的70%.

2.汉武帝伐匈奴

汉武帝在位50多年(前140-前87),几度讨伐匈奴,海内虚耗,人口减半,50%的人死亡。

3.西汉末年混战

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只剩下2100万,损失率达65%

4.三国鏖战

公元156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

5.西晋八王之乱

从公元291年开始,先后有八王为争夺皇位,在洛阳相互攻杀,战乱历时16年之久,死亡人口达数十万,许多城镇均被焚毁。

6.南北朝混战

北朝的北齐,辖有2000万人口,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刘宋辖有469万人口,到南陈灭亡时只剩200万人,损失率达60%.

7.隋朝役民

隋末至唐初,从公元611到628年18年间,兵变、民变和宫廷政变共136次,有50多位称帝称王者,均统兵15万人以上,各据一方,相互混战。全国户数由890万减至290万,人口由公元606年的4602万人,减到639年的1235万人,损失率73%.

8.安史之乱

公元755年至公元763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历时8年。历时8年的残杀,使黄河流域萧条凄惨,人烟断绝,兽游鬼哭。中国人口从900万户锐减至200万户,3/4的人惨死于变乱之中。公元755年,全国有5292万人口,到760年,全国人口仅余1699万。损失率68%.

9.黄巢起义及唐末之乱

黄巢所过之地,百姓净尽、赤地千里。

唐末到五代十国,前后历时80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唐武宗时,全国有496万户,后周世宗时,仅余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

10.金、元灭两宋

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损失率高达91%.

11.元末混战

12.明末混战

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明末清初国内混战54年。明末全国人口为1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13.清代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

白莲教起义历时9年多。至干隆五十一年(1786年),全国人口为3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全国人口为2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1亿人口。

14.太平天国起义

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为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人口只剩下2.3亿人。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2亿人,其中只有4000万人直接死于战争,以后直到1911年,全国人口才恢复到3.4亿人。

人们应该知道,以上各次人口大规模灭杀事件,除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外,完全都是在运用冷兵器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人类运用冷兵器对人类进行杀戮、屠杀,都是需要在人与人面面相对的情况下,用刀枪一个一个进行的。只是到了热兵器时代,人类对人类的杀戮、屠杀,才达到了人类不必面面相对的更为残酷的境界。如美国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瞬间就致使数十万人痛苦无比的丧失了生命,而飞行员却不过是坐在高空中的飞机里,轻轻的按动了按钮。因此,在冷兵器时代,人类对人类的杀戮、屠杀,决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何况对于数量多达数十万、数百万人类的杀戮与屠杀。并且,对于必然愿意维持生存,却只能有一次生命的每一个被灭杀的人类而言,还有什么比被灭杀更为痛苦、悲惨的事情呢?但是,在以往中国社会及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进程中,人类对人类的大规模杀戮、屠杀,却依然在循环往复的不断发生。

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因为拥有了生命,才得以在世界上生存的。但是,在人类当中,却总是有那么一部分人,会突破来自人类内心的阻碍和人类社会的压力,只是基于获取生存利益的动机或某种观念,就执意要对同为人类的鲜活生命,冷酷无情、残忍无比的进行杀戮和大规模屠杀。因此,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在中国社会及人类社会生存发展历史的另一面,每一页上都写着血腥的"吃人"二字。

我在《再谈除了人类,没有动物会相互大屠杀》一文中指出:"任何一个人都是会恐惧、厌恶、仇视并拒绝被杀戮、被屠杀的;都是渴望稳定幸福的生活,并愿意在和平的社会环境当中持久的生存发展的。但是,人类社会现实生活当中,人类对人类的相互杀戮与大规模屠杀,却总是在循环往复的不断发生!人类为什么总是要做自己反对、他人也反对,全体人类都在反对的事情呢?所有的人类,所有那些惧怕被屠杀并不愿意自己被杀戮,却愿意去屠杀他人的人类成员,难道不应该扪心自问吗?你为什么要去杀人?你为什么要去屠杀那些你根本就不认识的人?仅仅就因为他们是人类吗?仅仅就因为他们正在或者可能妨碍你获取可以维持生存发展的利益吗?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利益就去剥夺他人的生命,难道就是正当和必要的吗?"

我在《社会动荡是比社会溃败更大的威胁》一文中指出:"对于在最近的一百多年来,已经饱受过社会动荡与革命之苦的中国社会成员而言,又有什么样的损害可以比曾经导致了数百万、甚至是上千万的人头落地的社会动荡与革命所带来的伤害更为严重呢?我以为,没有了。所以,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讲,能够给当今十几亿中国社会成员带来毁灭性打击和摧残的社会动荡及其革命,才是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大威胁。"

我在《改革与革命的优劣比对》一文中指出:"建立在人类对人类的剥夺、征服,甚至是杀戮基础之上的所有生命存在及其所获取的成功和胜利,都是反对人类文明的,都是践踏人类道德的,都是背叛人类的,都是以人类的恐惧、痛苦、不幸为内涵的。人类对人类的征服及为成功征服所进行的杀戮,永远都是人类的失败与耻辱。"

然而,对于以上的观点,有不少的网友不以为然。一些网友相当直率表达了自己对爆发暴力革命的渴望;对社会动荡的呼求;对杀戮、屠杀所仇恨人群的期盼;对不惜用核武器大规模毁灭敌方甚至是同胞的热切。有的网友还直言不讳的指出:只有以血还血、以眼还眼,才是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和办法。应该指出,不少网友在言论中所表现出的对于施用暴力的渴求;对于杀戮、屠杀被认为是敌对方人类的热衷与狂热,实在是令人心惊胆颤,不寒而栗。试想,如果由这些网友来主宰中国社会或者人类社会,包括渴求暴力的网友们在内,人类社会除了只能在遭受到极其惨重摧残的腥风血雨当中走向毁灭之外,还能有怎样的前景?

有史以来,在人类社会持续生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之间相互虐杀、杀戮乃至大规模屠杀的记载不绝于史书。血腥残暴、惨绝人寰、生灵涂炭、赤地千里、人烟断绝、百姓净尽的悲惨场景,总是会不断的反复出现,并由此构成了人类社会不堪回首,却又真实而惨烈的生活内容。尤其是在最近的一百多年间,借助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人类之间相互虐杀、饿杀、屠杀的人类数量,已经比前数千年之内,惨死于人类暴力之下的人类合计总数还要多很多。

事实上,呼求和渴望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不过是人类缺乏自信、理性、智慧、能力、勇气、远见和自制力的自卑、自私、怯懦表现;是对人类的生命、命运、安全、福祉、利益、前程极端不负责任的轻率、粗暴和不计后果的做法。尤其是在当代热兵器已经升级为核武及远程导弹层级的现阶段,更是如此。并且,凡是热切的呼求和渴望暴力的人们,从来都是不会率先去投身于暴力的。他们的努力,只是要鼓动、激励更多的他人去冲锋陷阵、去出生入死、去刀光剑影、去尸山血海的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梦想。因此,正如"玩火者自焚"的预言所表明的那样,呼求和渴望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者,如果获得成功,那么,人类社会除了在暴力施虐的过程中付出巨大生命代价之外,必将一无所得。尤其是因为施虐暴力或者遭受暴力损害,而丧失生命的无数人类,他们在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中获得的只能是死亡。而那些曾经热切的呼求和渴望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爆发的人们,则除了会被自己所唤醒的暴力恶魔吓破胆之余,必然也会在失去控制的暴力施虐的狂风暴雨当中,灭亡于暴力。

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对于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从来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中国社会从秦末农民战争到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周期性爆发的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当中,痛苦、悲惨的死亡人类不计其数,但是,中国社会却并没有因此而发生积极意义的根本变化,也没有因此而摆脱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会周期性惨重摧残的厄运。在周期性的反复付出了无与伦比的惨重生命、财富代价之后,中国社会所换回的只不过是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必定会在一定年限之后的再次爆发。所以,尽管时间在不断推移,但是,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会循环往复的毁灭中国社会的周期律却始终没有改变。因此,作为中国社会成员的后人,我们不能不痛苦发出苍天之问:难道周期性的遭受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的毁灭性惨重摧残,就应该是中国社会生存发展的历史宿命吗?难道循环往复的遭受人口大灭杀苦难惨重摧残的中国社会,还不应该对人口大灭杀的屡屡发生进行忏悔,并从以往的悲哀中警醒吗?难道那些缺乏远见并热衷于呼求、渴望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爆发的怯懦之辈,还不应该良心发现,并早日改弦易辙吗?

包括中国社会的人类成员在内,人类总是愿意不厌其烦的,无止境的不断赞美人类的善良与温情。这显然没有错。然而,在更多的时候,人类这种并非真诚的赞美,只不过是为了粉饰、掩盖人类对人类及其其他动物的暴虐与残酷。并且,出于自尊与自卑混合并存的心态,人类总是愿意用掩耳盗铃、以叶障目的方式,来遗忘、回避和否认自己暴虐、残酷的秉性。所以,在人类自欺欺人的不能有效遏制、消解人类的暴虐、残酷秉性之际,人类所发起的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所造成的惨重损害,就只能是不可避免、不可逆转的。而这一点,应该正是人类不得不循环往复的遭受到人类的虐杀、杀戮及大规模屠杀的重要原因之所在。所以,尤其是曾经遭受过不止14次人口大灭杀的中国社会,更应当对人类暴虐、残酷的秉性,进行更为深刻的认识、反思与忏悔。由此,在中国社会及其人类世界,人类在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中,对人类暴虐、残酷的进行虐杀、杀戮与大屠杀的历史,才有可能真正走向终结。

--
欢迎订阅搞屁:http://feeds.feedburner.com/gaopi

“不关心政治”能过好“小日子”吗?

来源:博客中国
作者:熊飞骏

特色中国的很多现象真的很滑稽。你几乎每天都能碰到某个同事相识来到你面前慷慨激昂骂美国,当你说美国人其实离他很遥远没贪他占他骗他侮辱他,也没侵占中国一寸土地;同时提醒平时对他伤害最大的是些什么人时,他们又义愤填膺骂起贪官来,并颇为极端地发泄"把村级以上的一把手全部枪毙也不会有一起冤案,要是再来一次纹化大革命就好了"。你若再向他提示"贪官也是沉默的多数宠成的",民众在面对腐败应该努力抗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你听得最多的回答居然是:

"我不关心政治,我只是个普通人,我只在意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按这些人的逻辑,他们的"小日子"与"政治"没有关系?

"政治"难道真的与他们的"小日子"没有关系吗?

"不关心政治"能过好"小日子"吗?

说上面那话的同胞们过好了"小日子"吗?当然没有,否则他们也不会有哪么多的愤恨不平,那么期待再来一次文革好痛杀一回贪官。幸福生活的第一标志是心平气和怡然自乐,终日愤愤不平哪有幸福可言?

可他们把"不关心政治"当成座右铭啊?说明"不关心政治"与"过好小日子"并没有相成关系。

很多同胞把"政治"简单理解为"当官从政"。

"政治"可不是"当官从政"那么简单。

"不想当官从政"不等于你可以"不关心政治"。

"政治"一词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和技术"。

公共事务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科学文明的现代"政治"的终极目标就是"谋求多数守法公民利益最大化,协调公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

每个公民的"小日子"都离不开公共事务。

首先谁来管理公共事务?是公民选举公共事务管理人?还是官僚集团"任命"?

通常情况下,公务人员只效忠于公权力的来源方。民众选举他就为人民服务;上司任命他就为官僚服务。道理就这么简单。

如果普通公民"不关心政治",听任官僚集团剥夺他的选举权,强行"代表"他们"任命"只会疯狂搜括民脂民膏贿赂上司的贪官恶警以权谋私为非做歹,他的"小日子"还能过好吗?

其次管理公共事务需要很大一笔钱。这笔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靠公民纳税。你要交多少税?凭什么交?税收用来作什么?用途是否合理?用了你的钱后向不向你报帐?这些都与你的"小日子"紧密相关吧?

再次…………

如果政治腐败官吏公权私用为所欲为,普通公民还能过好"小日子"吗?

对于一个普通公民来说,"不关心政治"不但不能过好"小日子";而且要想过好"小日子"还必须关心政治。

中国有太多只关心自家的"孩子、房子、车子、票子"而不关心"政治"的国民,可他们没有一个能够逃避腐败政治的伤害。

汶川大地震蒙难的家庭,多数应该是"不关心政治"的,可他家的孩子却被"豆腐渣校舍"砸死压死?"豆腐渣校舍"可是腐败政治的产物。如果当初那些家长肯"关心政治",面对腐败勇于抗争,勇于站出来对"工程回扣"和"偷工减料"说"不",他家的孩子也许能够活下来。就算在专制体制下,一个人站出来说"不"贪官会我行我素甚至打击报复;但一百个人站出来说"不"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腐败政治体现在经济上是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必然造成生态大破坏。生态破坏的恶果会危害绝大多数普通家庭,让绝大多数普通家庭都无法过好"小日子"。

腐败政治体现在司法方面必然是冤假错案和刑讯逼供。赵作海在入狱前应该是"不关心政治"的,结果蹲了十一年冤狱,如果不是空前的好运气还会冤死狱中。在新闻不自由习惯暗箱操作的政治背景下,中国监狱还有多少个赵作海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个赵作海在刑场上倒下更没人知道。那些"不关心政治"的普通人,谁能保证你不会成为下一个赵作海?谁能保证你的儿女不会沦为"躲猫猫死"?"做梦吓死"?"洗澡死"?"喝开水死"等离奇死法的一员?

山西"黑砖窑"和新疆"黑工厂"也是腐败政治的产物。那些"不关心政治"的父母,谁能保证你的儿女将来不被人拐进"黑砖窑"、"黑工厂"象奴隶一样在皮鞭下服苦役?

中国有几人没有吃过"地沟油"?有几人没喝过"毒奶粉"?有几人没吃过"毒食品"?大面积蔓延的"地沟油"、"毒奶粉"、"毒食品"一样是腐败政治的产物,腐败政治能不影响到你的"小日子"吗?

国有土地是每个公民的共同财富,你也有一份,可那些卖土地的地方官事先征求过你的意见没有?属于你的一份你拿到手没有?卖地钱的去向告知你没有?腐败地方官以"国家""公有"的名义高价炒卖属于你的地皮,然后把住房炒成天价,让你终其一生辛苦劳作节衣宿食也买不起一套房子,让你的儿女蜗居在城市病菌丛生的
"胶囊公寓"……你能过好"小日子"吗?

在腐败政治背景下,特权阶层霸占了绝大多数体面职业体面岗位。你的儿女就算象诸葛亮一样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如果不善跑关系连"扫大街"之类的公职也轮不到他。你的儿女本来是应该拥有一个好职业的大学高才生,可因没关系沦为到处找工作到处碰壁的无业游民,连找个丑小鸭做媳妇都没门。那位门门功课都要靠给老师送礼才能及格但有一个李刚爸爸的缺德同学,一出校门就"五子登科"美女争相投怀送抱……你难道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这不都是你当初"不关心政治"的结果吗?

现行教育体制已被一千次证明扼杀学生想象力创造力,只能造就"奴才"和"偏执狂"。那些有权力制定和改革这一体制的特权官僚多把儿女送到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培养想象力创造力造就成"人才"了;你的儿女则只能"被奴才"、"被偏执狂"?自己没房住未婚妻被"裸官"纳为"二奶""N奶";还跟着"裸官"指挥棒热血沸腾"唱红歌"歇斯底里咒骂"裸官"儿女的的首选留学移民地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如果你继续"不关心政治"去努力抗争变更这一奴化教育体制,你的孙子也一样给扼杀了想象力创造力,脑袋一样"被格式化";只会"被奴才"、"被偏执狂",充当"裸官"自欺欺人危害国家民族的"五毛左愤"。你的"小日子"永远也无法过好。

…………

那些习惯"不关心政治"的群体,常常是腐败政治的最大牺牲品,在腐败政治背景下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我相信多数普通中国公民都是"不关心政治"只关心自家"小日子"的,因此多数普通公民是腐败政治的最大牺牲群体。

在腐败政治背景下,连国家主席,国防部长,总书记这样的元首级政要都蒙受沉渊受尽非人迫害;连国家总理都没有言论自由?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连高官显贵都在劫难逃,你一个草民百姓能长期过好"小日子"?

"关心政治"不等于"喊政治口号",文革期间不是哑巴的中国公民都会高呼"政治口号",但没有几个人真正"关心政治"。亿万工农兵"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当他们争先恐后把国家主席"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时,有几人想过"叛徒、内奸、工贼"究竟犯了什么大罪?值得全国人民长期放下手头的工作大批特批吗?这种群众性大批斗于国于民到底有什么益处?

所以文革式全民"政治挂帅"并非人民"关心政治";而是人民"不关心政治"结出的政治怪胎!

…………

对于一个国家公民来说,要想过好自家的"小日子",你还必须关心政治不可!

政治清明是公民过好"小日子"的必要条件!

--
欢迎订阅搞屁:http://feeds.feedburner.com/gaopi

草云:火烧圆明园被遮蔽的背景

作者:草云
发表于:博客中国

孤立地考察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就是包括火烧圆明园这个至今牵动我们神经的庚申事件在内的那段国家经历,许多情节令人费解:

1、1856年5月,美英法三国使节,先后对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修约照会,不得要领。1856年10月8日发生亚罗号事件,叶名琛不赔偿、不道歉,只答应放人,此举令英国极为不�,后英国要求修改《南京条约》亦遭拒绝。10月23日起3天内,英军连占虎门口内各炮台,27日英舰炮击督署。29日英军攻入城内,抢掠督署后退出。12月洋行夷馆被毁,一艘自广州开往香港的英国邮船遭劫。1857年1月,英军焚烧洋行附近民宅数千家,后退出省河。看这过程,清朝封疆大吏怎么像是无脑儿?

法国掺和进来是因为西林教案,广西知县在�有告知法��事馆的情�下处死法国神父马�,直到�在人们也无法确定吗赖犯了哪些罪。英法虽然联合了美国,但美国仅以外交支持。俄国外交代表以东正教团监护的身份早先混入北京,后来�以调停人的面目出现,借机渔利。英法联军很混蛋,但沙俄则是王八蛋!进关时生气勃勃的满洲贵胄怎么退化成了十足的软蛋?

2、英军攻进广州后又转道海上,北上攻陷大沽炮台,攻取天津,长驱直入北京城。这些洋鬼子真的是以一当十、当千、当万?坚船利炮威力再大,也不至于双方力量悬殊到如此地步。清军难道是稻草人?

3、英法要求"北京驻使,内地旅行,长江通商",也就是要和清朝建立外交关系,互设使领馆,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旅游以及和中国通商。这很符合现在的国际通行规则。但是,满清皇帝认为中国自古就是世界的中心,皇帝为天下共主,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有人见到皇帝都必须磕头。满清的传统外交主题就是让夷狄们前来磕头,并由此建立了一套"朝贡体系"。麻烦在于,人家拒绝磕头,要长驻北京。为什么不能变通一下呢?这个王朝怎么这么不懂事的呢?

4、1860年9月,英国公使巴夏礼和全权专使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洛奇打着停战白旗前往通县和清政府谈判,被载垣、僧格林沁逮捕。和此前在伏击中被活捉的一队英法联军士兵一起押到北京,监禁了一个多月。监禁期间这些人被百般拷打,肆意凌辱,39名囚犯有20人死去,包括《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包尔比。自古就有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规则,彼时大清怎么会这么乱来的呢?

5、额尔金决意报复――可以理解。额尔金准备烧毁紫禁城,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圆明园。额尔金认为紫禁城是中国政府所在地(正与清政府方谈判《北京条约》);而圆明园是皇家园林。额尔金要传递一个信息:应该为逮捕公使和虐待俘虏等暴行负责的是中国皇帝和他的走卒,而不是中国老百姓。事前额尔金命令在北京全城张贴公告:"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60年10月)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虽然是强盗,额尔金还是没有突破原则底线。据说,当时的牛人龚自珍的儿子龚孝拱为报杀父(被内务府一名贝勒指使人毒死)之仇,自告奋勇带领联军进入圆明园,很专业地进行抢掠。当地居民随之入园哄抢,破坏的严重性更甚于外来强盗。

圆明园是皇帝私家园林,连额尔金都知道它的属性,为什么后世一代代中国人为它的烧毁痛心疾首?不爱朝廷难道有什么不对?皇帝的私产被搞掉值得全体人民痛惜吗?平心而论,后来的中国人的价值观还不如一个19世纪的英国强盗来得健康!但可以原谅的是,后来中国人价值观的病态是被洗脑造成的,仇视资本主义,也就仇视英美,因而历史的本质被抽去,只剩下一堆空洞孤立的素材,再加以割裂和扭曲,就制成了爱国主义的构建,砌就了流氓最后的庇护所。

如果把发生在1851年-1864年期间的太平天国运动考虑在内,一切就豁然开朗了。那时满清正处在万分危险的形势下,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都是个问题。请看看在上述事件发生的同时,另外发生的更惨烈、更可怕,在广大范围内发生的事件吧:

1、1853年太平军攻陷并占领定都南京,改南京为天京。也就是说,此刻的清朝已经对大片领土失控,一个不共戴天的政权正在发誓消灭它。

2、1856年6月太平军攻破清军向荣的江南大营,解天京3年之围。向荣在8月9日死后,其死讯不久便传入天京,东王杨秀清见当时太平天国形势大好,另有图谋,假装"天父下凡"迫天王封他为"万岁"。韦昌辉在9月1日到天京,与秦日纲在夜间入城,2日凌晨突袭东王府,杨秀清及其家人被杀,东王部属、他们的家人及其他军民共2万多人被杀,史称"天京事变"。

3、1859年12月22日,浦口江边营垒、隘卡尽被江南大营攻陷,第二天,保卫天京北岸及水上交通的九�洲要塞又失陷,天京再被合围。

4、1860年2月,太平天国定计先以轻兵袭破江南大营的饷源杭州,迫使江南大营调动精兵去救,后迅速回师,在安徽建平集中大军,3月26日,一战而粉碎了江南大营,天京解围。天京既解围,太平天国又制定了先东进、后西上的战略。于是乘胜东进,4月16日克常州。23日克苏州。5月初六克浙江嘉兴。于是以苏州为省会建立苏福省,建成天京的东南屏障和物资供应基地,同月破江北大营。6月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局",美国人华尔建"洋枪队"。李秀成帅军在青浦大败洋枪队。这是太平天国取得辉煌胜利的一年。

请注意,火烧圆明园事件就在这年的10月发生的。

只有维基百科比较准确地概述了这段史实:第二次�片战争是1856年至1860年间发生于中国本土,英国与法国趁中国太平天国起义之际,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为借口,联手进攻清朝政府的战争,又被英国人称为"亚罗号战争"、"英法联军之役"。因为这场战争可以看作是第一次�片战争的延续,所以称"第二次�片��"。战争中沙俄出兵后以"调停有功"自居,胁迫清政府割让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至今,从而成为最大的赢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先后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俄《��条约》等。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得以全力镇压了太平天国,维持了统治,史称同治中兴。

对满清王朝来说,那是一个艰难时世,自入关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能在大规模内乱及外部强力干扰的双重打击下挺下来延续下去实属不易。用今天的话来说,对付群体性事件,对付太平天国这种超级群体性事件,维稳是天字第一号的大事;几千武装洋人来讨还公道的外交冲突只能说是不急之务。在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压力下,就这个王朝可能拥有的智商,做得不算好,也不能说不及格。把平息太平天国的颠覆政府的超级群体性事件当做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无卡奈何的唯一选择。

于是,与英法联军战争算不上标准意义上的战争,因而以泱泱大国竟然搞不过一支外来的5000多人的军队,以太平军的军事装备可以击败由美国人拉起来的洋枪队,就不奇怪了。这样看来,圆明园被火烧事件在王朝的存亡继绝上不过是一场比较严重的外交冲突而已,而太平军才是致命的敌人,那可是要命的一把刀子。后人只因为圆明园的美轮美奂被一把火烧掉而感到万分痛惜,却不理会那不过是皇帝的私产,全是民脂民膏,再精美、再珍贵,老百姓也享受不到一分一毫。我们是因为后来皇帝必然被打倒,他的一切必然会被没收来倒推历史过程,好像那些都应该是公有的,可是你要生在当时,你就没有丝毫公有的概念,谁抢到手就是谁的。按当下对金钱迷恋到入骨入随的世风来假设,你要是在现场,也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哄抢行动。

奇怪的是,1860年发生的火烧圆明园事件被有意放大了,同时有意忽略掉那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超级群体性事件这个背景。事实上,后者的破坏力要超过前者千百倍。一座圆明园哪怕充满了天下奇珍异宝,一把火烧了,能比大半个中国陷于战火的损失大吗?这个不用脑子,用脚趾头想一想,也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同样,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社会走向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火烧圆明园,为什么我们老盯着圆明园的废墟,而不提那场超级群体性事件对中国造成的浩劫呢?

由此可见,只接受当下主流历史解读,我们的头脑里就会是一盆浆糊。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无可奈何演进的。关键在于,作为一个民族你必须赶上世界文明,你不能满足强盗和侠客那样简单有限的思维:以为拥有绝世武功或超级致命武器就可以称霸江湖。就是在江湖,最终也是PK境界,PK文明水准,一旦落伍了,就不可避免地被淘汰、被消灭。清王朝整体上的不合时宜,无法更新的意识已经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仿佛封闭的原始部落面对现代文明人,除了消亡没有别的选择。

这样的历史先例,如今已被朝鲜和伊朗之类的国家重演。他们不相信,野蛮敌不过文明,他们还深陷在对古老政治阴谋和权术的迷恋中。在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上,所有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这样的社会在本质上拒绝民主和自由,不及而且拒绝承认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文明高度,就必然摆脱不掉落后野蛮的统治方式,必然迷信专权和暴力。再不改弦易辙,就难免太平军式的超级动乱以及恶性外交事件火烧圆明园的惨剧的再度上演。这就是本国发生在150年前的所谓第二次鸦片战争――很怪异的一个命名――给我们的启示。

2011年1月10日

订阅

订阅本站:

http://feeds.feedburner.com/gaopi

红军绑票手册—— 中共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政治部《筹款须知》

中共在初创阶段的财政状况一直是一个谜团,我们可以从“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政治部”主编的《筹款须知》的小册子中,窥见冰山之一角。宣传手册中《筹款》部份长达两万多字,现节录其中“筹款技术”部份,供读者参考。

《筹款须知》

有关筹款的技术问题

筹款技术是能否筹得更多,筹得更快的实际问题及有效的技术。若徒有正确的策略而没有好的技术,是不能得到好的结果的。十二军的筹款成功,技术好也是个很大原因。故筹款技术的要求是非常必要的。主持筹款工作必须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形与政治常识,还要把交际手腕和筹款的实际经验相结合。筹款技术很多,总的说起来可分为:

1.一网散开,精密调查

筹款部队的布置,与筹款的成败有直接关系。在决定筹款的时候,就要计划到经济的中心地在哪裏,筹款的指挥中心就设在那裏(师有师的中心地,团有团的中心地)。在敌情许可下,所属部队应尽量以连或排为单位,散布在周围地区。(如果有敌情,便要以主力位置於近敌接近的那一面设立。)这样如网打开,越收越拢,易散易收,既便於指挥督促,土豪一个也跑不脱身,而且敌人赶来也可以应付自如。部队已经布置,便立即精密调查一切情况。进行的办法要靠自己调查,绝勿依赖商会或土豪代表。调查人员要具备耐烦(即热心)、精密(即细心)两个条件,能耐烦,才能在豪绅、地主压迫欺骗之下,话语不通的白色地区群众中有所获得;能精密细心,方能查得准确,百筹百中,不要听“有”“大”“多”而高兴马虎,或听“无” “小”“少”而丧气算了。要能在群众的无意闲谈中、言语矛盾中和行动中有所查得。

调查内容:A、地主、商家姓名;B、所有田地、财产、资本、做甚麼生意及此地现有情形;C、所在地点,本人家属现在地方,以及房屋的大小、方向、前后形式,门头远近;D、平日在群众中有无恶感、好感、剥削手段等。

进行调查的时候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A、先由普通的说话闲谈入门去宣传(能用宣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为最上策),不要问:这里有土豪没有,姓甚名谁……(这最呆笨),只要从侧面:表面是普通的说话,在群众无意中去侦察判断。如问:“你忙得很,禾插完了麼?作了几亩田?每年吃谷够不够?不够到哪裏买谷?某家有几多谷卖出?”或装著买米的样子去问,或帮著他做事,在说家常话中组织些特别痛苦的去处)去探讨;B、找些土豪的财物或鸦丄片烟、酒肉等,秘密分给那些贫苦工农、小孩或流氓份子,甚至许诺事成后赏他们金钱以引诱他们说实话;C、在红区的街上、巷头、部队驻地附近设意见箱,宣传广泛的徵求秘密揭发豪绅地主财产、罪恶、丑行、及对红军的批评、要求与一切工作意见。(这次总政治部在黎川城设意见箱取得了很多成绩。除达到调查目的外,还将有些群众意见书照原文公布,一方面能扩大意见箱的影响,更藉此扩充革命宣传,一方面可得到群众意见为工作借鉴。)D、一方面的调查若不准确,要有几方面的调查,尤其是要发动部队官兵全体动员,深入群众,有组织的(分出区域、部门)进行调查,直至准确为止。

2.迅速捉人,适当待遇

人是活宝,只有捉到人,筹款就容易。在周密调查结束后就要迅速捉人。捉人的方法要注意运用便衣队,而部队中要注意找本地人参加组织。队员出发时要化装成各色土民(每次化装要不同),暗藏手丄枪,分途出发。特别注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晓、黄昏这两个时候。要不怕路远,不怕困难,要非常迅速以免被捉之人逃避,有些虽逃,但走不太远。(如果是地主、富农,最舍不得出远门多用钱,而且部队网散开了,那些人必走不远。)要做个里应外合,就是说要埋伏二个以上的人拿手丄枪在土豪屋内,其余的都出来,做个没找到人失望的样子,再埋伏几个人在屋外面,等土豪回时(要注意土豪常先派走狗打探然后才回家,这个情况便不要行动),外面围著,并派人进去协同里面的人捉人,如果这样已为土豪知道,便可以完全撤回来,暗中侦探,以便回头再捉。捉了本人当然好,就是当家的独生子甚至家属以及走狗也都可以。(在行动了,必须迅速的捉其余的人,以免惊动而逃跑。)如果许多土豪潜伏城乡附近,经细密调查后,必须尽可能的先准备相当的群众条件。(有工农会、纠察队、游击队等组织更好,如没有,也要组织少数工农份子或利用流氓组织密缉队),实行有计划、规定日期时间,由所驻各地部队骤然戒丄严(要以肃反为名出布告),城内城外,街前街后……到处把守。除群众有革命团体的符号外,一律禁止活动。然后挨户检查,不单“活宝”可捉到,即一切反动首领都可一网打尽。对於已捉到的人要有相适应的待遇,同时要利用他们报告土豪的情况。特别对其走狗(雇的工人、邻人等)、小孩、老人、妇女,按当地人情风俗及其家庭情形,分别被捉人的轻重,普通以当家的、父母、独生子以及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为最重要,同时未嫁的女子,且只有一个,或媳妇怀孕,娘家又厉害的,也为重要对像。
轻的可以放回办款,重的必须收押分别筹款(即来了好多款才放某人,最重要的要最后放)。收押的人必须常用宣传与恐吓的手段分轻重对付。并让其与代表及其家属见面,使他们能共商筹款及使悲伤情绪影响家属以便紧急筹措(但在特别情况下,没开始交涉,未缴分文时,也不许见面。)

3.多贴条子,少写数目

地主、商人本人虽逃走了,但他走不远,并有走狗随时在打听消息。这时必须用贴条子的办法,指出捉人的理由、要款的数目,限期接头缴款。条子要贴得多,不管地主、大商人、富农,凡在政策允许下可以筹得的,都要贴,以免漏网。但出款的人,一来出款痛心,二来也难办到,故在写条子时要充分估计到出款人的整个财产,以及此地现有财产所值,特别是动产,按照他的能力,只要靠得住,聚少成多,比较实际而容易筹到。故每张条子要少开数目,即留有交涉余地。在自己判断的实际要求上略加一点是可以而需要的,如果数目太大,把他吓翻,或他此地所有动产还不过如此数目,他则索性不理,只要有一个不缴,就会形成困难,即或再减,也失去了威信,这是立三路线的筹款办法,表面要得很多,实得其反。去年一军团在醴陵开价十万,实得四万,三军团在萍乡开价三十万,实得不过二万,这次黎川也是一样犯了同种错误,写四十万,将来八万恐也难收到,这是主要原因之一,以后筹款同志望注意。

4.有软有硬,加紧催款

条子既贴,绝对不要听任土豪延抗不交,或只派代表交涉,企图延期不缴,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的派人分头加紧催款。催的手段贵乎厉辣,催了一次又一次,要不使其态度冷淡,而且在必要时,没收一家的财物,烧一家的房子,或杀一个土豪(都是出於筹款无望而又有政治意义且能为大多数群众所认同的,而不宜以杀人烧屋为催款的唯一办法),以及用要烧要杀的形式恐吓(烧房经过宣传,拆开大门,倒洋油)等的阶段,每阶段中都可利用恐吓催缴。杀人也要经宣传,拟罪状,捆绑,写罪状,盖官印的几个阶段。有时为使代表不困难,有余地筹措,催款手段也要有软有硬,特别是对缴款快的要有相当减少,以鼓励其余,而讨好代表(但在软化对方时要能巩固自己原拟实数,或相差不远,特别严防劣绅的代表用酒肉——不吃为好——花言来包围你)。此外,为了更加紧催款,也可以当著代表面用主持筹款人的上级名义下命令严密督促,以便主持筹款人与土豪代表更好地运用软硬手段来周旋,只有这样有软有硬,有声有色,催起来才有效果。

5.做好做歹,雷厉风行

当贴了条子派人催款的时候,还须布置一些人(当地人更好,部队中的也可以)向富豪代表宣传,帮做转弯(实心在要钱)子工作,以探听代表与出款人的意见,并向土豪家属以及群众(群众中有土豪走狗在打听)报凶报吉(时而说这个缴纳到几成就可以了事,时而又说那个一定要缴到某数才了事,不然,到某时要烧屋、杀人;时而说已开始磨刀了,要杀土豪某某),做好做歹(即张言某人不出钱就不帮其转弯疏通,其人是可以并实际上也如此进行,打土豪,拿洋油,磨马刀等等),以包围土豪及其家属(特别是妇女)和代表,搅乱他原来心裏的把握程度。总之,到了筹款时候,必须动员群众,调查的调查,贴布告条子的贴布告条子,以及向群众宣传的,向代表交涉的和催款的,散布凶吉消息的,做转弯工作的,提洋油的,磨马刀的,打土豪的,没收财物的,散发东西的,督促的,各种工作人员都要雷厉风行,积极去做,只有这样才能动摇土豪及其代表与家属讲价的主要反抗心理,服从我们的罚捐,才能使财宝滚滚而来。

6.优待土豪代表

无论我们筹款如何有理由,无论宣传以及纪律如何好,但是站在其阶级利益上的地主、商人、富农,总把我们当做他们的阶级敌人,不敢当面就同意缴款,而是要旁人,工农份子、亲属或走狗来交涉缴送。又或地主商人不愿缴款,我们单凭硬要,不利用第三者——土豪家属、朋友等去劝说,则筹款更是难有希望。故此,中间人 ——土豪代表,在筹款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当代表的都是些会交际,惯投机的人;一部是工农份子,敢来接近,优待土豪代表更不宜忽视了。如何优待呢?不外乎:A、与土豪代表来往要有专人,而且要有所谓“官”(筹款主任、政治部主任等)接洽宣传,招待膳宿,言语要吹牛皮,饮食招待都要相当客气,对代表要有尊重的表现,即对不缴款的土豪发脾气,严厉催款,也要注意勿妨害代表。对缴款快的多的,减了款子,要当代表及其家属面前说到:有碍某某代表面子等(如果代表是工农份子还要特别说到),以提高代表的地位,而促其更努力奔走;B、对代表,特别是真能努力缴款工作的,我们要相当的许以金钱酬谢,并可用累进的方法,凡缴款越多的酬谢也越多,所筹得实数百分之几为酬谢费(当然在酬谢时要计算总数於我们有益无损的),而且要注意到由我们直接分发酬谢,每个代表均要分到,另外担负缴款较大的数目的代表中的主要代表,还要相当加谢;C、有些小的问题,在政治筹款上我们要无损失的能相当满足代表的请求(如保人等,如已有群众革命团体,革命团体才能保人);D、不单对代表如此,即对送款的一切人(挑款的等)都要有相当的优待与宣传准备工作,以引起他们乐於接头交款的兴趣。
这样使当代表的既有钱得,又显得有本事,且能与威风凛凛的红军来往而受优待尊敬,自己以为地位提高,很有味道,他便热心而且想多做几回代表。我们同时更可利用他调查土豪,再当代表,扩大筹款工作。

7.挖地窖

封建地主是守财奴,有了钱,放债怕对方没有能力还,营商怕亏本,故无论城乡土豪都喜欢埋窖,只要有好的技术热心挖窖,对於筹款当有绝大帮助。窖常埋伏在人不注意处的厕所、粪缸下、猪池下、隔楼板、瓦罐里、烟囱中,总之凡可以埋藏处都会埋藏,而这些地方都须详详细细地寻找,要检审首先要有精密的调查,特别要找土豪守家的说话,找普通人暗中观察他的行动;在那裏睡觉,在那裏吃饭,常到那裏去,他的眼睛注意到那裏,特别当你或别人进去东找西看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在那裏。如果你有了相当把握时,便一面继续宣传侦察,一面便可以正式挖地找窖。(这时可以酌情拘押守家者,恐吓,或不拘捕,暗中监视之,看他著急不著急,看他会守在那裏不动。)但主要靠自己用各种方法,如泼水於埋款地上,看水透快慢(快的土松的就有货),挖土看色气,看松紧(新色土松的有),用心量房内外的宽窄,墙壁的厚薄,是否有夹墙,量了楼下要量楼上(有的在楼板以下起隔墙),看了屋檐要开天花板,拆出看是一层还是两层,总之不妨翻天覆地大找一场。万一没找到也不要放弃,还必须按屋大小,派便衣侦探潜伏周围,看白日里有甚麼人进去,都在那裏看了某处有好久时间?神色如何?看了出来之后又怎样了,这时绝勿露形,只报告负责人,到晚上再派侦探,看他准备何时动手挖窖。因为他已挖动了,必定要趁夜里取的,你便在他挖掘时暗中派人监视,只把人围好(防他的外面侦探知道)捉人,再强迫他完全挖出就是了。而且这种取挖人必是土豪亲信走狗甚至是儿子或本人,绝对勿轻易放掉,必要时趁夜迅速找到那些藏起来的肥土豪。

8.拍卖

在政策允许下没收的财物,有时为筹款子,可以廉价拍卖,但要注意:A、能卖到相当钱数的,钱太少不要卖,宁可不取分文散发,以争取更有价值的群众;B、谷子特别是义仓等谷,因谷子是群众迫切需要而不可得的(虽名义仓,实豪绅霸占),绝勿拍卖,要尽数散发给当地工农贫苦群众(最好能有计划的由群众革命团体去散发,以扩大革命团体影响,以便他们对我们的革命动机有认识,因为工农贫民得到了利益)。C、拍卖快时,须按货物分开来,要不零卖,须告诉群众几家一联;D、货物太多,时间不够,要计算到后几天再减价发卖,以及零卖与散发,绝不要等走了还有留给豪绅的。

9.最后一著

有时各家所罚捐款都缴齐了,而我们还嫌不够,土豪商人还出得起,而时间还来得及,便要来个最后一著,加捐,或加以“重利剥削,高抬时价”的罪名,或以曾控告过革命份子、摧残过工农运动等之政治上所不容的罪名强迫,在必要时,虽以前已罚或捐过款,也可以再杀一个。要杀的必须更加重罚款,但这不是简单的为著筹款来个最后一著,还有政治上的重大意义。

你怀疑过雷锋的真实性吗?

雷锋1960年参军,至1962年牺牲,一年多时间里共拍下200多幅照片。有那么多活生生的照片,总可以说是铁证如山了吧!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1980年代之前,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拍照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许多人一辈子只拍过一、两张照,毕业照或是结婚照。 60-62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老百姓饿得生浮肿病,中南海都要吃窝窝头,全国一共饿死了3700万人。雷锋一年多时间居然能拍下200多照片,不但有工作照和学习照,甚至还有生活照。拍那么多照片,比买一辆自行车还贵。要知道,那时候的老百姓必须积攒好几年才能买得起一辆自行车的。当然,不需要他自己掏腰包,就算他想自掏腰包,凭他当小兵那每月几元钱的津贴,他也付不起。是有公家替他出钱的,可是,按照他自己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忍心用公家的钱和如此珍贵的胶卷,替自己大拍特拍生活照吗?一个小兵腊子得到如此的青睐,就连当年的师长、团长都未必有此高规格待遇,简直像是军区司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