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31日

纳粹德国在经济危机时是如何保增长,促内需的

权力危机催生国家极端主义

极端主义力量掌握了国家机器之后,一方面自然地会将其极端主义的理念注入国家机器;而另一方面,极端主义的扩张势头会因其至少已经达到国内目的而相对放缓。包括纳粹在内的各种曾经成功掌握国家政权的极端主义力量,在成功确立其统治地位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一般都会转向相对“温和”,更加重视权力的巩固和内部力量的平衡(至少暂时如此)。

2010年12月29日

孙虹杰不会是最后一个被害的记者

1, 十年内,国内一定有记者被杀。上半年和几位相熟的朋友聊天,我顺便说了这句话。我当时的想法是:现在的国内,记者的牌子还在闪光,那些揭黑的对象不得不有所忌惮,不敢贸然下手。但十年内,情况的变化一定朝更不利于记者的方向发展,到时,会有人无所顾忌的。

2, 那么,到时候是谁无所顾忌呢?是那些被忤逆的人。谁是被忤逆的人?那些现在已经敢于利用权力把曝光他们行径的人(比如律师)关起来的人,关和杀其实只差一步而已。再说白一点,是地方的权力机构,或者与地方权力机构(甚至中央机构)有勾结的个人和企业。

南京彭宇案法官用权玩弄女性,致使坠胎三次

大家还记得几年前南京的彭宇案吗?这一案件的判决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以至于它的后遗症现在还在。如今该案件的法官王浩遇到麻烦了,以下为某女网友的自述:

因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法官王浩,利用谈恋爱为名欺骗,玩弄并占有我,在他一个又一个承诺下致使我坠胎三次。2010年4月底5月初,本应该是他承诺和我领证结婚的时间,而他不仅没有兑现他的承诺,反而通过利用他人住在家中,威逼我离开我们共同经营并同居多年的家,逼得我流落街头多日,精神上和身体上备受摧残整天精神恍惚,无法正常工作。2010年6月份,我鼓足勇气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反映了这位思想道德败坏的人民法官的所作所为,该院领导接到反映后也向王浩核实了此事,一切属实,并说就我反映的情况组织上会处理王浩的。但自从这之后,我不断收到威胁恐吓和辱骂短信,我真得被逼上了绝路。

2010年7月底我的家人向市长信箱反映了此事,此后信件转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但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直也没给回复。 2010年8月下询的一天上午,我通过电话询问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纪检处的领导对王浩的处理结果,回答是正在走程序,我说如果您们处理不了此事,我想通 过其他途径来解决。当天下午六点我接到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纪检处领导的电话告之,院领导刚刚开会决定对王浩作停职调离处理,我的回答是对处理结果不满 意。2010年09月08日下午,我接到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纪检处领导的电话,说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领导想找我谈谈,我说可以,时间由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的领导定于2010年09月09日下午四点,地点是在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下午四点我准时到达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后被带至第十八法庭,那不是一场谈话(训话?)……但尽管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纪检处的吴处长用野蛮的态度对我,我还是很尊重他,在得到他的允许之后,我才离开第十八法庭,离开鼓楼法院。
  
他们对此事的处理结果是: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纪检处的吴处长代表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对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法官王浩的处理结果是调离鼓楼法院。
  
首先作为受害人我对这样的处理结果不满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结果谈不上处理,反而是在保护法官王浩。其次我要求看处理的书面文件遭到拒绝。再次我问其调离什么单位,其中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吴处长回答是调离到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的下属企业,经我了解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没有下属企业。最后让我质疑的是,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无权免职有权调离吗?

请求快报的各位老师帮忙关注我以上所述的几个问题。另外此信要求不公开!

来源:http://www.xici.net/#d138849960.htm

温网记者直击钱云会事件

作为一名记者,作为第一个得知并发布钱云会事件的记者,我想,我有责任如实记录下自己在采访中的所看、所知、所想。

一天的采访下来,有太多的话想说,却发现语言是如此的苍白,我想把脑海里的信息梳理一下,却发现只有“热面条”三个字。

外媒正在替中国担忧的10个问题

不管认可与否,我们日常生活的喜与悲,苦与乐,哀与愁都在通过他们的画面和文字传递给其他国家的民众们。当下,我们的社会究竟存在一些什么问题,不妨从外媒的视角来审视一下。

在新闻信息传递过程中,国外媒体在我们和世界人民中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不管认可与否,我们日常生活的喜与悲,苦与乐,哀与愁都在通过他们的画面和文字传递给其他国家的民众们。当下,我们的社会究竟存在一些什么问题,不妨从外媒的视角来审视一下。

2010年12月27日

三个天朝不喜欢的真实故事

在这个世界上,良知是最高的准则,自然法永远高于社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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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政府丑闻 by xccds on 12/23/10

原始来源:http://www.kanzhongguo.com/node/383446


第一个故事:

清末,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等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

评论:大清国人人有病。 什么病? 做了奴隶而不知道自己是奴隶,还以为自由着的病。 林语堂先生曾说过,中国有一类人,身处社会最底层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

第二个故事:

十八个世纪,德国皇帝威廉一世曾在波茨坦建立了一座行宫。一次,他住进了行宫,登高远眺波茨坦市的全景,但他的视线却被一座磨坊挡住了。皇帝大为扫兴。这座磨坊"有碍观瞻"。他派人与磨坊主去协商,打算买下这座磨坊,以便拆除。不想,磨坊主坚决不卖,理由很简单:这是我祖上世代留下来的,不能败在我手里无论多少钱都不卖!皇帝大怒,派出卫队,强行将磨房拆了。

倔犟的磨坊主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让人惊讶的是,法院居然判皇帝败诉。并判决皇帝在原地按原貌重建这座磨坊,并赔偿磨坊主的经济损失。皇帝服从地执行了法院的判决,重建了这座磨坊。

数十年后,威廉一世与磨坊主都相继去世。磨坊主的儿子因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他写信给当时的皇帝威廉二世,自愿将磨坊出卖给他。威廉二世接到这封信后,感慨万千。他认为磨坊之事关系到国家的司法独立和审判公正的形象。它是一座丰碑,成为德国司法独立和裁判公正的象征,应当永远保留。便亲笔回信,劝其保留这座磨坊,以传子孙。并赠给了他6000马克,以偿还其所欠债务。小磨坊主收到回信后,十分感动。决定不再出售这座磨坊,以铭记这段往事。

正如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威廉·皮特所说:"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

评论:人最自由、自主、安全和独立的时候是在被称为家的房子里,如果连这一栖身之地都不是自己所有的,人到哪里去寻求和确保自己的独立自主安全和幸福了?财政权是其它权利的基础和保障,也是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根基。财政权使个人权利具体化,从而在根本上限制了政府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第三个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德国。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XX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评论:在这个世界上,良知是最高的准则,是不允许用任何借口来无视的。自然法永远高于社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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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6日

党校归来,对TG又有新的认识

来源:http://lt.cjdby.net/viewthread.php?tid=927373

入党总归不是件坏事,而且我这个人喜欢搞事情。所以入党而言,以后还可以多个向上反映问题的渠道。国资委安排的入党积极分子学习,早上八点半就到了学校。。。大概有120多位学员,一看表格全部是国企,年轻人居多,居然已经有开BMW3系的。。。女孩子多拿LV包包,看来无产阶级革命小将们的生活质量蒸蒸日上。发了一本《入党须知》,翻了几页,意外地发现第五章节: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 里面居然没有抗日战争的篇幅。。。直接从党的长征跳跃至党的七大。。。

简短的开学仪式后。就开始上第一节课:工人阶级政党发展史。讲师是一个比我还年轻的老师。讲课中很自然的提到了苏共垮台的历史课题。。。很系统的阐述了苏共倒台的缘由。她举例了《南方周末》在“苏共亡党二十年祭”的一句总结,苏共最后是被自己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的,并不是他的敌人。批评苏共中的特权阶级,小到警卫员,大到勃列日涅夫。。。还专门提到了苏共御用作家“高尔基”一个生活在宫殿中的特权,我这时候联想到高尔基的文章应该从我国的教材中剔除了吧。干部终身制度,讲师举例了江泽民(70岁高龄后)在参加某活动时候体力不支需要休息的场景,就说到:可以想象一个政党的领导人都是这样的话,国家还有希望吗?
讲师接着批评朝鲜的个人崇拜主义,当中还联系到了中国十年动乱。说自己亲戚家中一个知识分子被批斗,受不了悬梁自杀了。。。结果人搬下来后,还发现知识分子的手臂上用笔写着:“毛主席万岁”。。。看来对毛主席晚年的个人极端崇拜的行为不满吧。接着批评日本自民党,门阀政治断送了自己的执政道路。。。小姑娘还好没把美国和西方政党一起批评进去。最后她提到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成分在多元化。上次制抵日货的行游中鲜有工人参加,白领居大多数。。。今后白领也将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额。。。原来白领党员就是TG最新的发展方向了)。

吃中饭,学校的食堂不错。


下午上课时候,打瞌睡的人比较多。。。讲的是入党动机。之后开小组会议很多人的入党动机很雷同,基本上都是说TG是中国的先进代表,从小受其影响和单位老党员影响等等。。。。

老师是一个海军专业军人,估计也是搞政工的。。。在讲课中提到了TG作为执政党,我们的政治纲领和主题目标是遥远的,他说等我们80后老了还没有弄懂共产主义是什么,那么我们就是成功的党员。。。党的目标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断地前进和修改(听了以后,感觉TG就是超级万精油啊)。对于入党动机,老师批评现在很多人是为了升职和加薪而入党的,大学生入党太多。(本市每年平均有四万多人入党,其中有接近一万人是大学生)今后要向一线职工增加入党配额(习副主席语录)。

提到了党员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说了些笑话:
批评上级,饭碗不保;批评同事,关系不好;批评下级,选票不保;批评老婆,老婆要跑;批评孩子,无人养老;批评自己,自寻烦恼。
做错事立即检讨,科员级别;做错事尽量解释,科长级别;做错事一身不吭,处长级别;做错事坚决不认,局长级别。

最后提出批评要委婉,不能太直接。。。

听了第一天的课程,发觉搞政工的TG人员并不是很迂腐或者保守,他们并没有和社会脱节,或者说TG的高层并没有对社会脱节。对于社会和政党中的情况十分了解,只是苦于无法解决,毕竟越往基层,领导干部的素质就相对的下降了,尤其是偏远和欠发达地区,政令不出中南海(老师说的)。

TG已经自己开始转变角色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过渡,老师把TG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1.思想建党(老毛时期,符合革命需要;但是解放后,露出弊端,过于注重思想斗争);2.制度建党(小平时期,建立了退休制度,确保党的活力和进步);3.功能建党(江主席时代,三个代表,吸收大量新的元素入党,例如白领)

。。。。。。。。。放学后,也发现不少洋人在党校学习,学校设施还真的不错额。。。一级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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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上午考试合格,拿到了培训证书。下午一起开会谈感想,一个老师又聊了下党的转变过程,笑道:在东欧剧变的那个年代,曾经有人提出建立两个中心;一个是经济建设中心,另外一个是反和平演变中心。当时被老邓直接给否决了。。。正式老邓的英明,才没有让中国倒退。然后又告诉我们:在80年代开放的时候,很多专门搞政工出生的官员(阶级斗争)都被拖去搞生产,搞经济了。对于他们而言简直是苦不堪言,因为不是专业所在。如果在90年代再搞个反和平演变中心,那么这帮人肯定是放弃经济发展,掉头干自己的老本行阶级斗争。。。又要多少人被关啊。。。而且很多年轻人就不会去读大学读经济了,因为搞政工又不要学历,社会大学经历就足以了。

然后举例了上海某企业在80年代的一个案例,一个供销科长很有本事,帮助企业销售了很多滞销产品。。。结果80年代末期风云突变,当时还像是要抓典型。公司里原来几个搞政工的同志一下子活跃了起来,精神抖擞。讲师那时候是搞宣传的,说平时看几个老家伙沉默不语,古板保守。她心里盘算着这些政工怎么笨,怎么可能搞得过供销科长呢。但是政工同志一坐上审判席(当时很多国企都有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用来政审,原话)立马变了样。提出的问题个个要命,供销科长不到十分钟就投降交代了全部受贿好处:总计:手表三个、沙发一套和鸡鸭鱼肉开洋。。。共计4000多元,判了4年。。。

听了我们都汗颜。。。

最后是党校的一个主任讲话,很严厉的:说我们年轻人太不懂事,上课睡觉就算了;居然还有人在考试前用手机拍下复习题的题目,想作弊(汗,怎么简单的题目都有人要作弊)。。。丢不丢脸??又说道:不要以为拿了证书就能入党,即使入了党也是人在曹营身在汉的同学,劝你还是不要入了。。。(有几个年轻人低声道:我也不想的。。。工作需要。。。)最后祝大家工作顺利。

结束了,通过学习也认识了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感觉还是不错的。。。明天拿着证书去党委,然后报销培训费。。。400元啊

第二天早上是关于党章的课题。。。讲师也是个老革命了,专门搞政工的。人很风趣(我对TG政工人员的形象大为改观),老调子:也是先讲了文革的错误,党的政治理论出现了问题。。。进而影响到党组织和党员,从而突出党章的重要性。

TG的党章除了五大(因为在长征)没有修改过意外,每次都要修改的,因为要与时俱进!后来老师讲的就偏题了,说道:中国现在很多砖家令不清,不识相。老是把TG捧得太高调。小平说的永不作出头鸟,都被他们忘光了。要低调,闷声发大财。

阐述TG和MD是战略对手关系,那个所谓的合作伙伴是骗人的。。。尤其是奥黑上台;
和平崛起对外已经不提了,改为和平发展。对内提崛起,因为崛起有点高调,有点血腥;
以前有专家说要建立“大中华经济圈”,现在也不提了。。。搞得像是大东亚共荣圈。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一个劲地抗议,特别是经济被华人主宰的国家;
7500万党员太多,不是好事。。。TG要控制党员人数。第一点:党员一多,党内的非主流思想就活跃。例如:十五大的四份万言书(要求放弃改革开放)和十七大的多份信件(没有听清,也是要求中央放弃邓小平理论)。。。(在这里我很奇怪,讲师只是提到了党内的极左分子的案例;绝没有极右分子的案例)
共产党只进不出也不是好事,党员有来的自由也有去的自由。。。案例:去漕河泾开发区座谈,有两个党员(我看算是胆子大的那种)在会议上就直说自己已经有两年不交党费和参加活动,居然还被要求参加这次党员座谈活动,真是很无奈。。。没法退党。(中组部调查全国317万个党组织有一部分陷于与半瘫痪和瘫痪状态:举例:3860现象,党组织全是女性和60岁以上年龄党员,男的呢?都外出打工了;宗族家规代替了党纪党规,因为偏远地区,喜欢让家族首领加入共产党,这样方便管理。。。但是弊端太大。。。党员老龄化:视察一个党组织,六个党员,五颗牙。)
减少了对“和谐社会”的宣传,因为发现又弊端。。。西部老百姓对和谐社会期望值很高,以此希望拉近与东部地区的生活差距。但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当和谐社会这个气球吹爆的时候,就会产生危机。国家想开发西部,但是西部的党员基层领导不让人放心,对西部开发的投资有一部分资金被挪用,被用作盖楼,堂,馆,高尔夫球场,资金大概在3000亿元左右。。。

接着谈到了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从讲师的口气感觉TG的常委是希望民主更多点,但是一个国民素质问题是个麻烦(举例世博期间的各种陋习),然后党员素质也是层次不齐。。。无法建立一个完善有效的民主制度。这样的党内民主制度的建立保守点要等到习太子之后才能实现。

党内监督,有个对联,上联:贪污腐化成系统,下联:反腐倡廉未见行,横批:大官小官无官正。。。。

群众监督,用不上;民主党派监督,第一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怎么监督?;党内监督,官大一级压死人。。。

TG对于先进制度的学习和变革一直在探索,但是道路曲折。。。三个代表在2000年提出,一直到2003年为止全中国的反应都不强烈,很多党员认为内容太虚太空,没有体会。。。还闹出不少笑话应对三个代表的学习。在山东泰安看到商店门口的对联:贯彻三个代表;商品都打七折。
西部地区某村欢迎县里的人来检查三个代表执行情况,村门口挂着“热烈欢迎县三个代表检查团来访”。。。结果有干部看到县里来的人说:不是来三个代表,你们怎么来了四个?。。。全场大笑

最后老师建议我们看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是本好书

2010年12月24日

林彪惨死内幕

直到此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同林彪这对搭档,合作得颇为顺利,文革四年,林彪为毛提供了军队支持,毛也最大限度的满足了林彪的权力欲望。中共长期以来不准提拔老婆的规矩被打破,叶群同江青一道進入政治局。毛甚至还容忍了对林彪也搞个人崇拜。人们手舞小红书,先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喊:"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在庐山,毛忽然意识到,他给林彪的权力太大了,大得威胁到了自己。一开头是一件似乎无伤大雅的小事,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不想当主席,因为当了就免不了出国访问,免不了做许多礼仪上的杂事,都是他不想干的。但是毛又不愿意要林彪当。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对他是一场恶梦。毛要把这个职位干脆取消。但是林彪要留著这个职位,自己起码当个副主席,否则在政府里他名不正,言不顺,二号人物的身分体现不出来。他只是个国防部长,在总理周恩来之下。政治局五个常委中(毛、林、周、陈伯达、康生),另外三个都赞成林彪,要毛当主席,毛是孤零零一票。三个常委都把林的利益置于毛的意志之上,这阵势本身就是林彪权力的惊人表现。

许知远:领袖的诱惑

还是一九七〇年,毛泽东对再次前来中国的埃德加•斯诺说:“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就像他一九三五年未能洞察延安的真实情况一样,斯诺也没有领会毛泽东此刻的意思。在接下来为《生活》撰写的文章中,他把毛泽东说成“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对于很多西方读者来说,这个比喻充满了东方禅意。中国的封闭与迷狂都增加了毛泽东的魅力。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相信这个国家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实验,摧毁了官僚机制,排斥了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异化,创新了教育与卫生领域,给普通人带来真正的民主与尊严。而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充满哲学意识的领袖的领导下完成的。而另一些权力崇拜者又很容易拜倒在毛泽东无上的权力之下,在一个八亿人口的国家,似乎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力量可以制约他的随心所欲。


2010年12月21日

不能忘记的:文革时期女红卫兵故事

1,孙迪的故事

孙迪,男,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教员,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打死。孙迪被打死时36岁。

孙迪是女子中学的教员。

笔者调查了北京的7所女子中学,发现在1966年夏天,7所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2名教员和3名校长,另有至少有3名教员和一名工友在被毒打后自杀身亡。这些女红卫兵还打死了一批校外居民。

北京第十女子中学位于北京西城区,新街口大街和西直门内大街的交会处。1949年以前是一所基督教教会办的女子中学。1949年以后取消教会学校,改名为第十女子中学。文革中取消了女子中学,这个学校改为男女合校,改名为北京157中学。

1966 年8月,第十女子中学像北京的其他中学一样,建立了红卫兵,对校长、教师实行暴力性"斗争"。第十女子中学的女校长名叫陶浩,被打得非常厉害。在"斗争会"上,陶校长的头发剃去半边,就是当时所称的"阴阳头"。陶浩被毒打。她的几个手指被打断,有一只手完全残废了。

红卫兵不但毒打校长,也"斗争"和毒打一般老师。目击者说,在第十女子中学的操场上,红卫兵包围了孙迪,用棒子和军用铜头皮带打他。当时正是盛夏,天气炎热。孙迪身上的衣服都被打烂打飞了。目击者看到铜头皮带打在孙迪几乎全赤裸的身体上,立刻呈现出一条一条的血印子。她说,她当时感到非常害怕,但是打人的红卫兵却看起来非常兴奋。

当天晚上,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孙迪被关在学校里。学校教学楼对面有一排平房。那里的几个小房间,当时被红卫兵专门用来关押和殴打折磨所谓"牛鬼蛇神"。该校的一名非红卫兵学生说,走过那里,就闻到浓重的血腥气味,很是可怕。

不知道那天夜里孙迪是否继续被打。那天夜里孙迪死在关他的小屋里。目击者说,在第二天上午看到孙迪的尸体被放在一个独轮车里推出来,推到校门外,被装上了一辆收尸体的大卡车,运往火葬场去了。

被访者中没有人记得孙迪被打死的确切日期。这是容易理解的。死亡发生在多年以前,而且,最主要的是,在当时的文革思想卷裹之下,很多人并没有把一个老师被打死当作一个重要的事件来记住。

笔者曾经写信给北京第157中学的校长,请求查阅学校的档案资料以发现孙迪的死亡日期。因为人死以后,要注销户口停发工资,所以学校会有记录。我也曾经得到别的学校的老师的帮助,从学校的档案记录中查到别的死难者的死亡日期。这是一件应该很容易而实际上也可能很困难的事情,取决于能查看学校档案记录的人是否愿意帮忙。在孙迪的案例中发生的是,我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也就是说,被拒绝了,虽然甚至没有人说一声"不行"。

被访者说,孙迪被打死的时间,是在红卫兵抄家打人掀起高潮的那几天。在北京,红卫兵打人高潮发生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这样推算,孙迪是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的,那是文革中最为血腥的时期之一。

孙迪是教师,在文革一开始,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就被毛泽东定义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成为文革的重点打击对象。另外,孙迪的"家庭出身"是"地主"。从这样的家庭出身的人,当时被红卫兵称为"狗崽子"或者"浑蛋",当时被视为理应受到侮辱欺负的人。

据当时该校的学生说,红卫兵毒打孙迪的时候,还说他是"流氓"。至于他究竟犯有什么"流氓行为",并没有人提供过具体的罪证。文革前中学对男女关系方面的事情控制很严,如果孙迪有这方面的过错,应该早已经受到处分并被清除出教师队伍。但是在1966年8月的恐怖气氛中,不但用残酷的手段折磨和处罚文革的对象,而且各种指控也常常相当随意。在打人的狂潮中,某几个红卫兵杀人性起,就可以用"流氓"的罪名把一个教员打死。

当时第十女子中学里有著名的"十三红",是十三个红卫兵,以暴力和凶狠出名。她们的名字里都有个"红"字,其中有"继红""卫红""红虎"等等。她们都是共|产|党老干部的女儿,当时称作"革命干部子弟"。这是1966年夏天最为神气的一类人。这13个人不但把名字改成有"红"在其中以表明"革命性",而且把头发剪得很短,腰里系着军用铜头皮带。这皮带既是军人服装的一部分,解下来就是很具杀伤力的打人凶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对给他献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宋彬彬说了"要武嘛",随后宋彬彬就把她的名字改为"宋要武"。红卫兵中也随此掀起过一阵改名风,改成一些有强烈文革色彩的名字。这十三个红卫兵不但把名字都改成带有"红"字,而且积极参加暴力行动。围绕孙迪毒打他致死的,就有这"十三红"。

当时在红卫兵中,有一些像"十三红"这样的以暴力出名的帮伙。在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现在的北京朝阳区陈经纶中学),有一群女红卫兵当时给自己剃了光头,打人十分凶恶,被称作"光头党",在京城里闻名一时。第四女子中学的生物老师齐惠芹在校中被活活打死。在北京第27中学,有四个初中的女红卫兵,"革命干部子弟",因打人凶狠被称为"四阎王"。她们在学校里打死了初二的一个女同学。死者的姓名尚未查处。另一个应该注意到的事实是,"四阎王"这样的外号,在当时并不是当作贬义的说法所使用的。凶狠和残忍,当时被视作"革命性强"的表现,被视作荣耀。

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地处北京西城区。这个中学不是一个"革命干部子弟"很多的中学。比如,在初中三年级有八个班,"革命干部子弟"单独编班,只是八个班中的一个,也就是说,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五的"革命干部子弟"。在文革前,干部子弟在学校受到优待,但是对他们在学习上和别的学生采用一样的标准,教师们在理论上也认为要平等对待所有的学生。文革开始后,"革命干部子弟"的地位变了。他们公然控诉学校领导给他们的特权不够,他们自称"自来红",把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骂做"狗崽子"。这些"革命干部子弟"是1966年8月暴力迫害的主导力量。

实际上,不但在女十中,在北京的其他中学,在1966年红卫兵运动开始的时候,红卫兵的负责人都是由该校的高干子弟担任的。这种新权力结构表明了红卫兵运动在那一时期的性质。这些人也因此对这一时期的暴行负有责任。但是,在文革的下一个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的身任高位的父亲也受到迫害。有的人被从原来的大住宅里赶出来,全家挤在又小又破的房子里。他们曾经使用于教育工作者身上的残酷迫害手段,有的也被使用到他们自己的身上。最后他们也变得痛恨文革。但是对他们自己在文革早期所作的暴行却很少反省。没有听到有参与打死孙迪老师的红卫兵做过悔罪或者自我检讨。

当年该校的一名"革命干部子弟"学生说,"革命干部子弟"红卫兵在1966年的暴力行为,不但是文革影响的结果,也和他们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有一定关系。因为"革命干部"们一贯不讲究亲情而强调"革命"和"斗争",他们的孩子们因此往往缺乏基本的人性教育而可能变得非常残忍。这是一个相当认真的反省。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红卫兵暴力的事实一直被隐瞒或者忽略,所以关于为什么中学生会成为暴力迫害的兴高采烈的执行者,还没有得到深入的探讨。

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中间的骨干分子,可以当"红卫兵纠察队"成员。 "红卫兵纠察队"
中最早成立也最有影响的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西纠"在红卫兵暴行中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女十中红卫兵是"西城区纠察队"的发起者之一。这个学校初三年级有四个红卫兵当上了"西城区纠察队"的成员。其中之一曾经告诉她的同班同学说:她打人打得她自己"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文革之后,有人问这个打人太多以致"胳膊都抬不起来了"的"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队员,她怎么能打人凶到这个程度。她回答了三条原因。第一,一开始也怕,后来认识到这是革命,需要有革命勇气,就努力打。第二,"西纠"别的人都打得很凶,如果自己要在其中待下去,就得一样打。第三,打人打上瘾了。

打孙迪是大白天在操场当着很多人的面打的。从这样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知道当时红卫兵把这样野蛮残忍的行为当作"革命行动",他们根本不以为需要隐瞒。行凶打人者是在後来才开始隐瞒这些事情的。

一位当时的学生说,虽然她没有上过孙迪的课,但是在文革前见过他。在印象里,是一个圆脸,中等身材,白面书生模样的人。

女十中是女校。学生都是女生。那里的红卫兵也都是女的。一群十多岁的女红卫兵,把一个36岁的男老师,在操场上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活活打死,这是怎样的野蛮下流和残忍!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如果是男学生打死了老师就不是野蛮和下流。只是由于在我们的文明中,女性通常被教育得比较温和,所以,女中学生打死男老师,更加显出了文革的野蛮程度对文明的背离程度。

即使在文革结束后,多少年来一直还有一些红卫兵标榜他们当年的"理想主义",却从来不提这样的暴行。掩盖这样丑恶的暴行,把这样的红卫兵的暴力行为称之为"理想主义",世界上还有更大更明显的谎言吗?还有人把文革时代称之为"激情岁月"。杀人的狂热是否可以称之为"激情"呢?这是犯罪。

孙迪被害,在当时不是孤立事件,也不是偶发事故,不是例外事件,甚至也算不上极端事例。孙迪的死,只是1966年北京红卫兵的大量暴行中的一个事例。当时北京的街上常看到收尸体的卡车。女十中在大街边上。一名当时女十中的学生说,西城区开始大规模抄家打人的第一天,傍晚的时候,她在学校门口看到一辆大卡车驰过,卡车上结结实实堆满了尸体,可能有五六十具。後来,她又看到这样的两辆卡车,装的都是红卫兵在"破四旧"中被打死的北京居民。就在学校门口,她一个人总共看到了大约150具尸体。

不久以后,这个学生自己的母亲,一个医生,也在被"斗争"和关押后,跳楼自杀了。她得知母亲的死讯,悲痛加上愤怒,满头黑发竟然全部脱落,一根都没有剩下,此后几十年也没有再生长出来。

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另一个迫害高潮。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有一名教员自杀。他姓夏,是高中的语文老师。当年的学生已经想不起来他的名字,只记得他姓夏,个子很高,有一米八零的身高,是个老教师,文革前他上课很受学生欢迎。

在文革的前三年,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有两名教员被害死。一个被活活打死,一个自杀。该校的教师不到100人。而且,我们还未能了解哪些人被打伤打残,更不要说人们遭受的心理上的重大创伤。

当年女十中的学生说,他们曾经听说孙迪有妻子和一个孩子,但是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2,北京27中四阎王

无名氏,女,15岁,北京第27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1966年8月被该校红卫兵打死。

北京第27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百货大楼和东安市场很近。1949年以前名叫"孔德中学"。孔德是法国哲学家的名字。这个中学原来是中法大学的附中。所以用法国人的名字命名。

这个女学生是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的。是在8月18日以后的一天,离8月18日不会隔多久。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这个日子那时的中学生都记得。第27中的学生说,在8月18日以前,校园里还没有大规模的暴力行为,虽然也"斗争"老师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第27中,打人的风潮是在红卫兵去天安门广场见到毛泽东以后兴起的。

这个女学生是第27中学校园里一个被打死的人。当时,第27中的红卫兵不但打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还把学校附近的居民拉进来,说是"逃亡地主""富农份子"等等,在校园里打。打死了,用草席卷一卷就拉走了。别的学校也在这样打人。满城都一样。人们看得多了,不再觉得触目惊心,也不记得第27中校园里打死了多少人。但是第一个被打死在校园里的人,而且是本校的学生,当年的学生记得这件事。

第27中学当年的学生说,记得被打死的学生是一个挺老实的女生,不是出风头的人。据说是"家庭出身不好",当时到处贴着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些出身在所谓"坏家庭"的学生,随时可能被他们的当了红卫兵的同学侮辱和殴打,全凭那些红卫兵高兴不高兴那样作。

也有人听说,这个女学生被打死,是因为在什么地方席地而坐开会的时候(那时候常常开会),她把那时人人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坐在屁股底下。红卫兵指此为大罪,就把她打死。

一位目击者说,那天上午,他听到在初二的一间教室里正在打人。教室里传出红卫兵大声的叱骂和被打者的惨叫。是一间平房教室,是初二的教室。当时这个学校男女分班。那是一个女生班的教室。他在窗外,看到这个女学生的衣服已经被打得破破烂烂的了。

打了一阵,这个女学生被拉到院子里。红卫兵罚她在院子里扫地。在院子里,她扫地的时候,继续被打。这时大约是吃午饭的时候。

后来,这个女学生被打昏过去,倒在地上,失去知觉。红卫兵说她是"装死"。说要试试她是否真死。他们把一块玻璃砸碎,拿起碎玻璃往她的眼睛里揉。眼睛流出血来。她醒过来。

她满脸浑身都是血。红卫兵用盆端来水浇她。他们先浇了脚,又浇头。血水流了一地。

她是在傍晚时死亡的。她死于长时间的殴打和折磨。

当时第27中的红卫兵中,四个女红卫兵,被叫作"四阎王"。因为她们打人特别凶恶残忍,所以得到这样的外号。她们都是所谓"革命干部子弟"。这样的家庭出身的学生,是当时北京红卫兵的主力。他们打人甚至打死人,没有任何顾忌,因为他们得到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热情支持。"四阎王"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当时14岁。这个女学生也不是唯一的"四阎王"在1966年夏天打死的人。

据曾经和"四阎王"在小学里同学的人说,记得她们在小学里好象还是有点害羞的小女孩,怎么进了中学一年,文革开始,她们就变成了虐待狂和杀人狂。是她们本性中就有这样的种子,还是红卫兵运动把她们改变成这样?

从早上打到傍晚,很多人来打这个女学生,打得时间最长也打得最凶的,是"四阎王"。她们用铜头军用皮带抽她。

在打她的过程中,红卫兵的铜头皮带都打碎了一个。有人听到打人的红卫兵在喊,要叫她家的人赔皮带。

傍晚时分,她被打死了。她的尸体被用草席子卷起来,拉走烧掉了。她是初二的学生,她的年龄应为15岁左右。

第二天上午,学生到学校来,看到院子里乱七八糟。红卫兵端水来冲掉她身上的鲜血的脸盆仍然丢在地上。地上飞着一些破纸片,纸片上都有血迹。地上还有一片片的碎玻璃,是昨天用来揉进她的眼睛试其死活的。

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第27中学,还有一个女老师,是个班主任,被毒打,被关起来。她用自己的眼镜片割开动脉血管自杀。

有被访者在2000年见到"四阎王"中的人。没有听到她们讲她们曾经打死过人,也没有听到她们为此忏悔。那些被她们打死的人,特别是和她们年龄相仿的初二的那个女学生,是应该和她们一样活到今天的,是应该有她的生活和理想的。可是她在34年前就被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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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光:体制内转型还有希望吗?

主持人:体制内转型还有希望吗?

吴国光:我认为,希望很渺茫。

我过去也是做体制内改革的,那么为什么现在这样看呢?我感觉,1989年这个事情使得中国整个政治生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都是不利于体制内再次出现转型这种可能的。

第一个大变化就是,在文革结束以后一直到1989年,中国社会中精英和大众之间有一个共识,就是改革。当时从邓小平这样共产党的体制的创造者之一到一般的农民,他们所想的事情差得不是太大,想做的事情差别不是很大。一直到1989年,围绕政治改革这个事情,这个共识破裂了。精英要的是稳定,大众要的是政治改革。从1989年一直到现在,共识破裂这个状况不仅没有改变,只能说是更加深了。现在,凡是和现体制有密切利益联系的人基本上不希望有什么大的变化发生,就按照现在的制度搞下去。就像张五常讲的,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他们就是这么一个评价,那么一般的大众就感觉到状况非常的差。这么一个社会高度分裂的情况下,体制内转型就是精英推动的转型嘛,很难想象体制内的精英还愿意从内部再去推动这种变革。这是第一个,从精英和大众有没有共识这个角度来讲。

毛江婚事轶闻:江青才一到延安,毛泽东就看上了她

卢沟事起,乱世更加是乱世。老蒋已无退路,把吴钩看了,光头摸了,说了声娘希匹,就上了庐山,昭告全民抗战。而老毛端坐窑洞,神闲气定,把辣子吃了,电报看了,说:"好么,天下大乱,将来乱出一个新中国!"(《叶子龙回忆录》,页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果然是乱得好。僻处一隅的延安,安静而又端庄,好像是自外于乱世的桃花源,又仿佛是滔滔洪水中的诺亚方舟。怀着各种想法和欲望的年轻人,纯洁的革命者,爱国的愤青,压抑的贵族青年,还有失意穷愁的文人,失学无路的学生,以及形形色色的失业流浪者,一时间络绎于道,涌向古老而破败的延安城。此时的延安,固然是"革命的圣地",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冒险家的乐园"。

这个艺名"蓝苹"或"蓝?"的李云鹤,出了"冒险家乐园"的大上海,又一头撞进了延安城。信仰革命,民族大义,压抑失意,苦闷彷徨,穷愁潦倒,这个小明星身上都有一点。这一点又一点,汇聚成一种巨大的欲望,配合着天性里的不安分,驱策着这匹小烈马上路了。向西,向西。延河在呼唤,宝塔在眺望。心口啊,不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啊,莫把我眼睛挡住了。到了,到了。1937年8月下旬,李云鹤到了延安城。

8月的延安城,估计还在围绕毛的风流韵事飞短流长。贺子珍正在谋划出走,吴丽丽则正在收拾行装。稍后,她们就要各自走路。两个女人,一片过时的风景,李云鹤来了,仿佛是又一个吴丽丽从天而降。张国焘回忆说,李云鹤的到来,"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关注"(《江青同志》,页148)。此是比较客观的描述。而江青日后对维特克说,中央领导同志,"全体都出来和我打招呼","我和他们都握了手"(同上,页145)。自然是在自我吹嘘,却也有些许事实的影子。还是在西安办事处,李云鹤结识了朱仲芷,遂结伴而行。(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页7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到了洛川,朱仲芷见到了丈夫萧劲光。萧已是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属于高级首长,正出席著名的"洛川会议"。小影星蓝苹见了萧劲光,似乎是颇逗萧司令喜欢,他逢人就介绍,蓝苹也就顺便见了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洛川会议结束了,江青一行,同更多的"中央领导同志"一道,乘卡车回到延安。(《叶子龙回忆录》,页64--65)据江青回忆,她乘坐的卡车的前面就是毛的卡车。多少年后,她向维特克说起这个巧合,仍然很陶醉的样子。(《江青同志》,页146)

毛的秘书叶子龙,也被萧劲光介绍给了蓝苹。他清楚地记得,返回延安的那一天,蓝苹坐在车厢前边,"穿一件浅蓝色旗袍,很显眼"(《叶子龙回忆录》,页65)。叶子龙还回忆起蓝苹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第二天,朱仲芷和江青一起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走到屋外,与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并没有进屋。"(同上,页65)朱仲芷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的姐姐,朱氏姐妹的父亲,与青年毛泽东有着深厚的交情。来延安之前,朱家做好了湖南腊肉,叫朱仲芷捎给毛泽东。朱仲芷前去给毛送腊肉,蓝苹要求一块去。据朱仲丽转述的朱仲芷回忆:

江青跟我一块儿去的,也真见到了毛主席。可那天毛主席正好谈完话,在院子里踱步想问题,只和我们谈了几句话,没有请我和江青进窑洞里坐。我不敢多打扰,就把江青带回来了。(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页74)

朱仲芷还没有忘记补充一句:"好精干的人。"精干的江青,就这样轻易地走向了毛泽东。毛江的首次碰面,表面看去,并未碰出什么大火花,但较起真来,没准儿毛心里会咯噔一下,或许还会默念一句:"这妹妹,我在哪里见过?"

为了与延安的新世界相般配,蓝苹改了名曰"江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新的命名,意味着这个小女子又要超越自我,在广阔的红色天地里大干一场了。命名即新生,新生了的江青同志还没怎么动作开来,便很快发现处处掣肘。首先的一关是审查,江青就不好过关。扔掉了"蓝苹",却扔不掉上海滩的复杂历史。革命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表面上说上就上,大家一哄而上,实则革命讲究资格,要不,怎么连老阿Q都会说一句"不准革命"呢?眼下的革命延安,全中国都在大动乱,它却秩序井然,一点也不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那全延安唯一的小车给谁坐,谁的窑洞可以点蜡烛,谁可以用心培养自己的"八字胡",谁可以蹬皮靴使文明棍放狼狗,谁进什么学校的哪一班,谁的什么情趣要克服,这些都是革命规定好了的,一点都不能乱。

江青好不容易过了革命的审查关,进了为延安人所不齿的党校12班,那里充满了待改造分子。熬了几个月,秋去冬来,鲁艺要在来年春天正式成立了,江青看到机会来了,便去争取上鲁艺。这一次,她豁出去了,提了铺盖卷,去找组织部部长陈云,陈看她一个演戏的,就顺手开了绿灯。可是,革命又找上门来了,中央保卫委员会相中了这个小女子,由该委员会三巨头之一的许建国出面,单独找了江青密谈,要她做他们的网员,也就是秘密情报工作者。她的革命任务主要不是演戏,而是在鲁艺潜伏下来,密查学院中混入的各色"坏人"。由于身份特殊,江青只与许建国单线联系,并要求她定期汇报。到了鲁艺,江青如鱼得水,大演其戏,潜伏工作几乎没有怎么做。许建国大怒,江青充分发挥了她的演员本色,一边痛哭流涕,一边检讨错误,保证以后坚决把潜伏工作放在首位。(杜超《许建国:一个调查江青的人的悲剧》,《文史精华》2007年第8期)

江青能演戏了,在革命的延安继续搞昔日"蓝苹"的勾当。江青这才理顺了自己与革命的关系。与革命的关系顺了,与革命领袖的关系也随之一天天近了。那些日子,江青很出风头,直把爱看戏的罗曼蒂克的毛泽东吸引得流连忘返。

在延安窑洞孤寂地思考、写作的毛泽东,不得不注意上了江青。海伦・斯诺的延安一游,对毛的女人观有一番真切的体悟,她写道:"毛泽东是一个特别喜欢女人的男人,但不是普通的女人。他欣赏美丽、漂亮和才智以及对他本人和他的思想的忠贞。他不畏惧有独立头脑的人,不拒绝口红和卷发。"(见《江青同志》,页162)海伦?斯诺并未见过江青,她的这个体悟,明显从吴丽丽故事提炼而来。现在,忘掉吴小姐,把江青放进去,谁敢说不是不大不小、严丝合缝呢?

所以,维特克说:"蓝苹一到延安,毛泽东就看上她了。"(同上,页163)按照江青自己的讲述,抵达延安后不久,毛发现她就是女演员蓝苹,然后给了她一张他在马列学院演讲的票。出于震惊和敬畏,她不敢要,但很快就战胜了自己的胆怯,收下了票,去听他讲演。(同上,页152)张国焘夫人杨子烈到延安后,也曾听同伴议论道:"蓝苹很漂亮,而且会演戏。她到延安后,毛泽东对她非常着迷,为她的表演大声鼓掌"(同上,页163)

那些深入红区的洋人,一般都能一睹江青的风采。若干年后,毛夫人的惊采绝艳,还让他们回味不已。斯诺眼里,江青是一个身材修长且吸引人的年青女人,会打一手好桥牌。苏联塔斯社驻延安记者弗拉基米洛夫,尽管对延安颇有不满,但他的日记仍旧记下了江青特有的美好:身材削瘦,举止优雅,一双乌黑的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发现,江青和外国人一起抽烟,而且热爱美国的舞蹈音乐,于是惊诧莫名,称在江青的身上,"能找到杰出中国美女的品质"。美国"迪克西使团"的巴大维上校这样写道,"她的举手投足带有一个女演员应有的所有优雅","她看起来比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要漂亮优雅得多"。"迪克西使团"的另一位外交官谢伟思,索性一言以蔽之曰:江青"不是美人,但很迷人"。罗伯特。佩恩于1945年才造访延安,见了毛夫人,他感到她"比蒋介石的太太更美丽,表情更丰富"。日后,他还很诗意地记了一笔:"她的身上还带着在山地采集的野花的香味"。(《江青同志》170--174)

研究了有关江青的中西资料,罗斯・特里尔得出结论:"不是普通女子蓝苹选中了毛泽东,而是这座小城最有威望的人毛泽东在孤单的时候选中了蓝苹。"(《江青传》,页114)这个结论,许多人会不以为然。他们辩称,江青那样一个戏子,那样一个声名狼藉的"骚货",从来以勾引男人为天职,毛必是在被动的状态下拉下了水。江青前夫唐纳就曾经说过:"我不认为是毛泽东主动,我想蓝苹是用对我的办法对付他。她有吸引力,而且把自己装扮成革命者,两方面一结合就欺骗了毛泽东。"(同上,页114)杨子烈甚至说:"蓝苹是个放荡女人!""她就是没有男人活不成。"(同上,页109)还有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一天,编在党校12班的江青,在教室里等候"领导同志"讲话。那天的"领导同志"正是毛,他走上讲台,大家都站起来欢呼鼓掌。江青为引起毛的注意,特意对着他大声指点,并且比别人多鼓了几秒钟的掌。接下来,事情更进一步。当夜,江青给毛写信,谈了对他的印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还诉说自己理论水平太差,必须当面求教。毛尚未回信,江青就闯进毛的窑洞,跟警卫就像老朋友一样开玩笑,不获允许就大声向毛问好。据说,那一次毛对她很冷淡,一面看文件,一面听她提问题,而且只就她"理论水平太差"说出了几本书名和文章题目。(同上,页110)

类似的故事,还有一些。像叶子龙的回忆,在讲述了毛江首次碰面之后,紧接着写道:"此后有一天,江青找到我,把两张戏票塞到我手里,说是请主席看戏,要我也去......我把票交给毛泽东,他真的去看了,是江青主演的平剧《打渔杀家》。"(《叶子龙回忆录》,页65)也似是在暗示江青勾引在先。毛为江青的《打渔杀家》高声鼓掌,是延安人所共知的事实,江青主动邀请,也很可能是事实,但事情发生的时间链条,却是很难说清楚。

毛江情事,谁比谁更加主动一点点,这其实是一个无聊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毛江二人,都是多情多欲之人,都是罗曼蒂克的革命者,都喜欢打破常规,最大限度实现自我。烈马对烈马,当是互为主动吧。

1938年8月,江青得到调令,从鲁艺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而且是与毛住在一起了。既已同居,就要张罗结婚。众所周知,毛江要结婚,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

原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同志,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很不合适。信上签名的人一大串。根据地也有打电报、写信来的。意见都集中到闻天这里,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也向闻天反映,希望闻天劝说。闻天觉得这种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他也了解毛主席个性很强,认准了的事很难回头。但是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在供销社摆酒两桌,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刘英自述》,页123,人民出版社,2005)

杨尚昆也有近似的回忆:"洛甫那个态度很坚决的,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以后不是经常毛主席开会就骂么,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我看他最忌恨的是这件事。"陈云当时也是毛江婚事的"反对派"之一,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说毛有老婆,并未离婚,提请江青注意。江青告诉了毛,毛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张培森整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毛如此一意孤行,冲破阻力,毅然决然与江青结婚,也足可反过来证明:江青确真是迷倒了毛泽东。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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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毛泽东发明"文化专政"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几句话,是毛泽东加上的。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毛泽东的发明,以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名义,清算排斥外来文化、摧毁古代文化。西方的叫"资",古代的叫"封",共产党国家的叫"修":苏联是"苏修",外蒙古是"蒙修",朝鲜是"朝修"等等。那"封、资、修"便是毛泽东"文化专政"的对象。

不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毕竟有点深奥,所以八月初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用一个"旧"字替代了"封、资、修":"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那"四旧"真是通俗易懂:"封、资、修"都属"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要对它"专政"。

其实,共产党里嗅觉灵敏的人已经抢先行动起来了。譬如山西省会太原,四月间中共新派去一个市委书记。他从北京刮来的风里嗅出味道,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是砸古迹:"决定把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祗保留十几处,其馀通通毁掉。"据作家慕湘记述:"芳林寺,一个上午全砸毁了。省文物馆的高馆长闻讯赶去,拾回一包泥塑人头,含着眼泪送给我看。晋祠本来是国务院重点保护单位……几座殿堂的塑像也砸掉了。当初为了陈列东方艺术而集中起来的大批木雕像,也都劈成厨房的柴薪。我见了急忙跑回住处,拉来同住的山西省副省长郑林同志,才把一个明代雕刻的全身贴金的台骀(流经山西的主要河流汾水之神)像从斧头下抢救出来。"(1)

中学生发起"破四旧"运动

共产党领导的学校,目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一九**年八月毛泽东与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侄子毛远新的谈话纪要,作为文件传到各地后,毛的指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2)广为流传。中学生里对政治最敏感的一批人,特别是以"革命接班人"自居的中共干部子弟们,从小喝党的奶水长大,不曾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自一九六六年春起,他们便用"阶级斗争"的眼光观察四周,寻找革命对象。从六月开始,学校停课,中学生们先在校园里革老师的命。老师打腻了,便杀出校园去革"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命。毛泽东的"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更为他们提供了行动的灵感:

"破四旧,立四新。"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红卫兵破四旧",不过毛泽东"文化专政"的一次实践而已。

八月十七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谍――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3)

次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百万来自全国各地、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共产党的干部子弟们荣登天安门。集会到下午才散,除干部子弟云集的北京第一○一中学将美术教师陈宝坤围殴至死外,当天红卫兵们没做什么大事。惊天动地的"砸烂旧世界"的行动是第二天清晨开始的。

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八月二十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导北京红卫兵的伟大功勋。次日,全国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报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人民日报更以社论《好得很!》大肆煽风点火。于是,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迅速燃遍了全国城乡。

惨过八国联军的洗劫

一九○○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而今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没有一个幸免。

当年英、法侵略军焚毁圆明园是为了洗灭其抢劫中华国宝的罪证。八国联军的兵痞枪击万寿山琉璃佛像纯为取乐,并不存心毁灭中华文化。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则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他们砸佛像,目的是铲除"旧文化",园内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就这样被摧毁了。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皆反动派。

北京体育学院就在颐和园附近。两派学生中的一派因保工作组而弄得灰头土脸,决计到颐和园去显示其革命决心。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无数亭台楼阁,几乎每一个雕梁画栋都有精细的画,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虫鸟。人物画都有典故出处,譬如"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四个人皆属反动派,必须消灭。他们在颐和园内仔细搜索,凡是画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涂刷覆盖,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红八月"过后,笔者到颐和园试图寻找幸存的人物画,发现一个不剩,连昆明湖西边游人鲜至的亭台都没逃脱一"破"。

用油漆或者黄泥浆涂抹壁画,是"破四旧"一大特色。譬如四川什邡县建于唐代的慧剑寺,寺内有宋代画像和明代高手画的五百罗汉像。在"红八月"中,那些珍贵的古代壁画均被灰浆涂抹而彻底毁掉。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国等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他们是强盗,重的是一个"钱"字。那壁画流失到国外,是中国的重大损失。但毕竟还珍藏在博物馆里,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他们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所以文学家阿英(钱杏村)说:"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4)

一千万户被抄家

北京市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家。(5)上海市,按周恩来的说法,"抄了十万户资本家。"(6)全国各地城乡从无如此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县五十多万人,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7)浙江嵊县,八千馀户被抄。(8)连僻远的人口不多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户被抄家。(9)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三百○八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件,毁坏书籍无数。(10)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户被抄,毁字画二百二十七幅,书刊六千馀册。(11)

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上海首富、永安百货公司【后改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公司】原老板郭琳爽,是上海"爱国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届时他正在香港为父亲做九十大寿,接到上海市委统战部回沪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电话通知,匆匆赶回,却被中学生抄了家。郭氏爱好玉器,珍藏百馀件名贵玉器。在红卫兵眼里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玉器被砸毁无遗。郭氏夫妇在家门张贴署名大字报,表示"愿将本人家私全部献出",但还是被斗了无数次。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居所收藏有中国画院画家惠孝同作的画。但此时国画家几乎全部是"牛鬼蛇神",惠孝同也不例外。红卫兵抄他的家时发现一只木雕小象,全身通黑、唯象牙是用真象牙雕刻的。那是作家老舍访问印度时印度友人的赠品,老舍转赠给惠孝同的。"看你们这些反动文人还张牙舞爪的!"抄家者举起小象就朝地上砸,将象牙砸得粉碎。他们将画室砸得一塌胡涂,勒令惠孝同自书一幅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贴于门窗,才扬长而去。

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却认为刻瓷艺术品也是"四旧",把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帐拿出来展览……"(12)于是,全国大抄家之馀,又有了个"大展览"。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吴文藻是"大右派",自然是抄家对象。他与妻子、女作家谢冰心夫妇的家被抄后,中央民族学院办了个"修正主义生活展览",将从他们家抄出的物件,以及从别人家抄出的东西,一并算在他们二人的名下,对全校开放展览。他们家既无金银财宝,又无杀人武器、变天帐,只好拿皮鞋、料子衣服、进口手表,各种"封、资、修"的书籍等,凑足了一个展览厅。(13)

焚书烧画远甚于日寇

二十世纪初,商务印书馆费时十馀年在全国搜购,曾徵得四十六万册珍贵书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闸北,日机炸毁商务印书馆,并纵火焚烧其东方图书馆,该馆珍藏的那四十六万册书籍毁于一旦。该馆董事长、名学者张元济痛心疾首,说:"工厂及其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几十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避免了这场浩劫!"(14)

被日寇焚毁的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可是张元济哪里会知道,倘若那几十万册书当年不曾被他搜购起来中,仍散存在全国各地,能避过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场浩劫的恐怕不会很多!"破四旧"远甚于日本人制造的那场浩劫百倍!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他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15)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以及他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后,被赶回到了安徽老家。

杭州名学者马一浮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他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八十四岁的马老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16)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17)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

前国务院交通部长章伯钧是大右派。他一生喜欢藏书,曾对周恩来说:"一生别无所好,就是喜欢买书藏书。我死后,这些书就归国家。"到六六年时,他的藏书已逾万册。附近一个中学征用他的家作红卫兵总部,他的书便成了红卫兵头头夜里烤火取暖的燃料。后来,除少数善本书被北京图书馆收去之外,他的藏书全被送到造纸厂打成了纸浆。(18)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工夫,收集到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乾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馀,作品被焚烧。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要他供认那些山水花鸟的"反动内容"。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普陀区委、上海市委,要求派人制止。在焚烧被止住前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江青点名咒骂名画家齐白石后,北京红卫兵砸了齐白石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题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画家朱屺瞻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他保存的七十馀方齐白石为他刻的印章被抄得一个不剩。朱屺瞻进"牛棚"时已七十五岁,能活下来已属万幸。其他上海画院画家,如白蕉、钱瘦铁、陈小翠、吴湖帆则不如他幸运,都做了文革的屈死鬼。(19)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红卫兵焚书,无远弗届。当年诸葛亮病死葬身的陕西勉县,"珍藏于人民群众中数以万计的古字、古画和玉石珍品,大部丢失或毁坏。"(20)四川蒲山县鹤山镇仅五千人,抄家销毁的古书也多达两千多本,古画二百馀张。(21)广西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书籍、文物、资料和档案全部被烧毁。"(22)

边疆也不例外。远在天边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和老挝为邻,离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后:"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23)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被搬到大街上一把火通通烧掉。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份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24)

改名字比赛席卷全国

商店字号不是"封",就是"资":"王府井"百货大楼,"东来顺"涮羊肉,"全聚德"烤鸭,"瑞蚨祥"绸布,店名都属"封"。还有前门外小饭馆"都一处",那门匾是前清乾隆皇帝微服光顾后,题制遣人送去的,当然也是"四旧"。卸下门匾,送进柴火堆,革命便告成功。"亨得利"眼镜店是"资",上海迁京的
"波纬服装店"也是"资"。红卫兵不知道除不穿西服的毛泽东以外的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在那里裁制过西服,仅周恩来一人就做过七套。他们砸烂商店的招牌,将店名改成"红都",抄了服装大师余元芳的家,将他押送回了浙江老家。(25)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有幸给毛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代表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毛听到她的名字后说道:"要武嘛!"自此宋彬彬就变成了"宋要武"。一时间,改名字比赛立即席卷全国。上海某工厂有个人,早先是资本家,名字叫"养民"。说资本家养活了人民,反动透顶。全厂日批夜斗他,并勒令他将名字改成了"民养"。有位中学教师名"念修","想念修正主义!"全校大会批斗后,学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东"。本意是"敬仰毛泽东",但其实念起来是"养东","养活毛泽东"。幸亏无人追究,否则死路一条。

街道名字中的四旧更是多得数不清。"仁、义、礼、智、信"是国民党的信条,所以哈尔滨市的五条街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改成了光明、光辉、光芒、光耀、光华。

中性的、不属封资修却不够革命的,也在铲除之列。北京苏州着着小学的"革命师生"张贴《紧急通知》:"我们学校过去的校名苏州着着小学没有革命的含义,我们坚决要求……改名为'长征小学'……"(26)四川宣汉县第一中学被改成了"天兵战校"。校长庞伟烈被天兵们打成重伤后,自戕而死。(27)

朱元璋时代避讳不得说"猪",这"避讳"本是不折不扣的"四旧"。如今江青却拾起"避讳",把它变成了"四新"。她替出身"黑五类"的钢琴家殷承宗改名为殷诚忠,从"继承祖宗"改成"对党忠诚"。京剧演员钱浩粱,姓氏上粘了铜臭的"钱"字,江青乾脆把它改成了没有姓氏的浩亮。革命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有个土匪,因脸上有撮毛,人皆称他"一撮毛"。江青从那个"毛"字联想到夫家毛泽东,一声令下,"一撮毛"便改成了不伦不类的"野狼嚎"。

抄收少数民族服饰

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汉人的特权。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否反动、是否需革命,以汉人的文化为唯一的判定标准。所以少数民族的文化整个成了革命对象。譬如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金银首饰、银币也被列为'四旧'没收。凡是花纹、图案、绘画没有革命内容的器皿、刺绣、服饰、家具等等,都算为'四旧',一概捣毁。""强迫少数民族妇女改变民族服装,交出首饰和服装上的银饰佩物,仅哈播一个乡就收交了首饰、银元八十多斤。"(28)

革命从头革到脚

马、恩、列、斯、毛,胡须一个比一个少。所以蓄胡子的人也遭了殃。宁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党外人士黄治中的一尺馀长的银须已蓄留了几十年,现在突然发现那是"四旧",祗得忍痛割爱。

女人的长辫也是革命对象。宁夏固原县设了一个剪辫子站,赶集路过的姑娘凡留有长辫的一律强行剪掉。(29)

一些头发留得稍长的海外华人、港澳同胞归国访问,一到广州就挨了一剪子。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接见他们时说:"不要见怪,你们看到我们这样好的后代应当高兴"。(30)曾三次蝉联世界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说了一句"红卫兵剪人家头发,怎么不去剪毛主席的?"算是攻击伟大领袖,被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斗争。(31)

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声援红卫兵,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32)尖头皮鞋并不多见,于是凡头部略呈尖型的皮鞋都遭了殃。高跟鞋早在市面消声匿迹。一般人也没有。曾经出国演出的女演员、歌手、钢琴家演出时穿的高跟鞋,如今都扔进了垃圾堆。驻外使领馆的青年革命意气风发,干得一点不比国内差:"他们不准穿西装、旗袍,不准坐进口小汽车,不准挂宫灯……"
(33)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曾在回忆录里记载了在天津见到的"破四旧"的场面:"我们遇到了红卫兵设的路卡,正在检查过往行人的着装。……只见那些红卫兵的手里拿着剪子、榔头等工具,对那些着装打扮不'革命'的人,采取着非常'革命'的行动:有的长辫子被剪没了,有的'怪发形'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锯掉了,有的'火箭鞋'被砸扁了……尽管这些人在和红卫兵讲理、央求,反抗,可是在'这是革命行动'一词的压力下,无一幸免。"(34)

龙、凤皆属"四旧"

共产党是马克思的传人,自从共产党上台,"龙的传人"的说法就在中国消声匿迹。吉林省延吉县龙井镇,真有一眼"龙井"。那块写着"龙井地名起源之井泉"的碑石被学生砸毁。河南安阳县自明代完好保存至今的九龙壁,被砸成了一堵颓壁。(35)

龙是"四旧",凤亦受累。广西南宁市邕江大桥的栏杆有凤凰浮雕,皆被砸毁。浙江建德县审查各类商品,凡商标上印有龙和凤图样的,一概没收。大批商品因而被堆放焚烧,恰如当年林则徐焚烧鸦片。

当年十月,毛泽东表弟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从湖南到北京向毛泽东告御状,告诉他湖南农村怎样砸"老祖宗积攒下来的古董":"毁了好多值钱的东西。接新娘子的花轿砸烂了,凌波床也打烂了,龙凤朝阳、百鸟朝凤的图案打烂了,崭新的双凤朝阳的丝绸被面放火烧掉……绣花鞋裹脚布也当四旧之物展览。注滋口还把花露水、雪花膏当资产阶级用品倒在河里……""打烂了人家的神龛,撕下天地君师父母的神位……换上毛主席像,供上毛泽东选集……"(36)

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把舞台上牛鬼蛇神穿的龙袍戏衣、凤冠、玉带、朝靴等戏装和各式道具集中到孔庙大院中,堆成一座大山,点起大火,烧了个一乾二净。

焚烧戏装道具之风刮遍全国。各地方剧团的戏装道具均在被"破"之列,如湖南宁乡县花鼓戏剧团的戏装道具,"绝大部份被毁。"(37)连僻远的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文化馆的戏装也中学生搬到街上,一一焚烧了事。

全国的狮子都遭殃

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对保护文物出过不少力,一九六○、六一年间曾发布一系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各省、市、县亦循例将当地主要历史文物纳入重点保护的名单。但如今周恩来却也赶起革命时髦来。他对北京"革命师生"说:"狮子非搬掉不可,对狮子来一个最后通谍,连我们这个(包括新华门在内)狮子统统搬掉了。对狮子下最后通谍,我是同意的,因为那狮子是封建产物。"(38)

这一来,全国的狮子都遭了殃。大连星海公园一对汉白玉狮子被砸得腿断身残。沈阳辽宁省博物馆门前的一对彩陶狮子被砸烂。湖南宁乡县乡间,桥头多有石狮子为饰物。那些石狮子"在破四旧中绝大部份被毁。"(39)江西安远县宗祠,门前多立石狮,屋脊正中安放小石狮,门楼镶嵌石雕门额。"红卫兵扫四旧,视石刻为封、资、修的产物,肆意毁坏,今存甚少。"(40)

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存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母狮身上还有五只幼狮,是一件艺术珍品。如今,那对狮子成了周恩来所说的"封建产物",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当夜,省城太原发去电报,说是要执行周总理的指示保护文物古迹。但是太迟了,残破的狮子已被拉走,扔进了臭水坑。(41)

"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

早在一九**年,毛泽东就说过:"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做的人,才有闲工夫养花摆花。"(42)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张文才回忆: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某日,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诧异室内室外都见不到花,毛回答周,他不喜欢养花,叫花工都搬走了。头脑机灵的周恩来马上表示赞成毛的意见,回家后立即通知下属,将两间花房的花全部送到了植物园。

中共打天下时的总司令朱德不认为有必要像周恩来那样迎合毛泽东。他照样伺弄他的兰花。可是"红八月"中的一天,他从外面回到家里,发现他心爱的几盆兰花被孙子砸了,气得举起拐杖打去:"你们这些不肖子孙!"但这时举国都在"破四旧",他没有办法保住他的兰花,便将剩下的兰花悉数送给了北京花木公司。(43)

成都唐代古寺文殊院,栽有名贵兰草。该寺的兰草全被毁掉,包括几年前朱德访问故乡时赠送的兰草。与朱交流过兰草栽培技艺的和尚仅从红卫兵手中夺回一只花钵。(44)

长春不少人养植君子兰,全城的君子兰都被拔,毁成泥。仅少数人养植能手将君子兰藏于下水道、废品库,甚至藏进动物园的老虎圈中,方使君子兰未得绝种。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每座楼前都有个花圃。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人各占了一个楼的南区,花草还得为这些无产阶级新贵服务。而北区的花草就都成了"资产阶级的玩意儿",被革了命。两年后北区要重新接待外宾时,两座楼前的花圃里却分别是无产阶级的菠菜和玉米。紧急调动一个班的战士一一铲掉,然后再到处找花。偌大的北京城竟然无一处能找得到花。幸亏天坛公园一位老花匠藏了一些盆花,方着救了急。

花草是资产阶级,树木也不够革命。杭州郊区望江山疗养院院长热心种树,全院都是浓密的树荫。他不爱革命,就爱种树,被指为"种树院长",关押批斗。不久尸体从富春江里捞起,无人知道他被打死还是自杀。

各地孔庙无不遭殃

还在文革之前,"四旧"已属被破之列。王阳明【公元1472―1528】在世时,曾委托江西崇义县县丞建了一所文庙。一五一八年建成后,屡经修建,成一组古建筑群,占地阔二十九丈,长四十丈。王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在文庙东侧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历史。几百年来,王阳明一直是当地人的骄傲。但他巡抚江南时曾镇压过福建、江西的农民起义,是为"反动派",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一九**年被当局平毁无遗。(45)

安徽霍邱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46)山东莱阳县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成殿被拆除。"(47)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大小宝塔被炸毁

唐代高僧褒禅结庐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48)

浙江三门县文峰塔被炸毁。(49)山东莱阳县文笔峰塔,"塔身总高约二十五米左右,文化大革命中毁没。"(50)江西崇义县文峰塔,当地《县志》形容为"高耸插天",如今被指为"四旧"而拆毁。(51)

意大利有个"比萨斜塔",湖南武冈县也有个斜塔。该塔由砖砌成,七级呈八面角锥状,各级檐下均画有精细的飞禽走兽、亭台楼阁、树木花草。古《武冈州志》记载:"泗洲塔……在东门外,宋元丰元年建。"算来已有九百年历史。该塔不仅历史比比萨斜塔更古老,塔身倾斜度也大于比萨斜塔。如今人们祗用了一百公斤烈性炸药,就一下子轰倒了它。从此再也没人为武冈斜塔为什么斜而不倒而费脑筋。(52)

被毁的文物古迹数不清

全国人民一起来革命,毁坏的古迹多得如芦沟桥的狮子――数不清!

浙江人砸了徐文长的故居。明代文学家、画家兼书法家徐文长(徐渭)在绍兴的故居"青藤书屋"四百年来不废修缮,完好如初。一九五五年,陈姓书屋主人将它捐给国家,以求永远保存此一重要文化古迹。徐氏一生除做过一阵浙闽总督的幕僚,为荡平倭寇出谋划策外,不曾当过官。如今也被指为"反动封建文人","青藤书屋"被砸。青藤砍去,"天池"用土填平,石栏则被砸碎。只因文物工作者闻讯先转移了一批文物,日后方得以修复。

绍兴还有个兰亭。"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因东晋书圣王羲之这篇《兰亭集序》,兰亭成为文化人心中的圣地,也是国家重要的文化古迹。景仰者去兰亭流连凭吊,一千六百年间从未断绝。如今因王生时曾任右军将军,名列"帝王将相",王墓被砸不说,兰亭亦被殃及而毁坏。

江苏人砸了文学巨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故居。吴氏诞生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是"四旧",因此吴氏故居"被毁为一片废墟"。(53)

安徽人砸了《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故居。吴是全椒县人,一九五九年,当地政府建立了吴敬梓纪念馆。如今文化要革命,吴敬梓故居也没逃得脱。(54)后来有人到全椒,向县委书记打听吴敬梓故居访问,县委书记竟然问:"吴敬梓?哪个公社的?"

安徽滁县琅琊山脚有个醉翁亭。"环滁皆山也。"这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的首句。这篇文章经另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琅琊山脚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红卫兵认定欧、苏都是封建文人,前去革命。他们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山东人革了《儒林外史》作者蒲松龄的命。蒲氏神鬼狐仙五百篇,篇篇不讲毛泽东思想,可知是个反动权威。红卫兵找不到什么"四旧"来破,只好鞭他的尸。可是掘开蒲氏古墓,除了一管旱烟筒、一迭书外,只发现四枚私章,白忙了一场。(55)

古建筑惨遭扒拆

唐诗"渔阳鼙鼓动地来"中的"渔阳"即今河北蓟县。县城中心鼓楼有个"古渔阳"匾。地名本无新旧,但该匾是清代官员书写的,因而被卸下焚烧。广州越秀山顶的五羊石雕,出自五位仙人驾祥云到广州下凡的古老传说,当然是宣传迷信,也该砸。只因石头太硬,红卫兵砸断几根羊角后就没再砸下去。

清高宗乾隆下江南时,对无锡惠山寄畅园喜爱有加,命在清漪园即今颐和园内仿建,这就是今颐和园内的谐趣园。寄畅园内乾隆手书"雨中游惠山园"碑被砸毁。(文革后依旧着片重刻此碑)

来源:凯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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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习惯的50个异常现象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原文:http://focus.news.163.com/10/0720/11/6C1JBPRF00011SM9.html

王家岭矿难悲剧、张悟本养生神话、学术腐败丑闻、电视娱乐怪相......媒体在一轮轮的新闻盛宴中端出这些五味杂陈的菜肴。我们曾欢欣,曾悲伤,曾愤怒,曾无助。我们茫然地发出诘问,又忍不住随之裹挟着东奔西走,还没来得及忘却,更新的正剧、悲剧或闹剧又已轮番上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2010年上半年刚过,我们关注习惯,那些正在或已经让我们麻木的习惯。

王家岭矿难悲剧、张悟本养生神话、学术腐败丑闻、电视娱乐怪相......我们处在一个异彩纷呈同时又问题丛生的年代,媒体在一轮轮的新闻盛宴中端出这些五味杂陈的菜肴。我们曾经欢欣,曾经悲伤,曾经愤怒,曾经无助。我们茫然地发出诘问,又忍不住随之裹挟着东奔西走,还没来得及忘却,更新的正剧、悲剧或闹剧又已轮番上场。

这个年代,让我们习惯的事情似乎正越来越多。许多原本异常的事情和现象,不再如一开始时那样刺激着我们的神经,撞击着我们的心弦。我们可能就在这种不知不觉中,变得习惯,变得淡然。

没错,这个年代的确正在一天比一天可爱,人们的观念一天比一天开放,经济发展的数字总是在更上一层楼。可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略那些原本不该习惯、甚至值得我们警醒的现象,这些现象正在败坏着自然环境,麻痹着人的良知,噬咬着社会肌体......对此,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态度漠然。

所以,今天,我们关注习惯。

【社会篇】

1、矿难频发

3月28日13时40分左右,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煤矿发生特别重大透水事故,事发时除108人顺利升井外,153人被困井下。一时间,媒体开足马力,全力聚焦救援工作。几天后,115人被抢救安全升井,38人遇难。

其实,王家岭矿难只是众多矿难中最具特点的一场矿难。整个今年上半年,中国矿难继续着过去的高发态势,从江西新余到湖南湘潭,从河南伊川到河北承德,从新疆塔城到山西晋城,矿难的版图涵盖大半个中国。媒体的反思却已经陷入茫然。看到矿难,担忧、悲伤、愤怒是人之常情,不过当你看到矿难循环往复地不断发生后,你会感觉如何?但愿我们上上下下不会由此变得麻木,变得习惯矿难的不断上演。

2、百姓跪访

大连庄河市市长大概是第一个被村民"跪掉"的官员。4月13日,该市龙王庙村1000多名村民到市政府门口想见市长反映村干部腐败问题,大家面朝市政府下跪,直到最后也没见到市长。11天后,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明被大连市委责令辞职。

4月22日,广东化州梅子坑移民新村近百村民在化州市政府门前长跪一小时,反映耕地被侵占问题,但无人理会。

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在《中国农民调查》中曾介绍,面对农民的长跪不起,时任中纪委执法监察室的曾晓东主任泪流满面。他说,试想,如果不是巨大的悲苦,过久的压抑,一个阅尽人间沧桑的老者,怎么会不顾屈辱和难堪地双膝触地,给一个可以做自己儿孙的调查人员施此大礼?

十年前的采访让读者不胜唏嘘,十年后,跪访却已在各地政府门前已不再鲜见。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还是我们的信访制度走了弯路?

3、冤狱案一出再出

佘祥林的风波还没被忘却,赵作海冤狱案又在2010年震惊中国。

从"死者"赵振晌回到村里,到"犯人"赵作海被释放,一共用了6天时间。此前,赵作海在监狱里已经服刑11年。经历了刑讯逼供和牢狱之灾,赵作海被形容为"乡村冤案样本"。6月21日,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来到赵作海的新家,向赵作海鞠躬致歉。

无论如何,赵作海的人生已经不可能重来。而是否还有更多的佘祥林、赵作海,才是中国司法之痛。

4、拆迁暴力与暗箱操作

一方扛着煤气罐,房子上插着标语旗帜;另一方雇佣社会闲散人员深夜扔砖头,在大门上喷恐吓性文字。这就是当下的中国式拆迁。拆迁引发的民众不满甚至社会治安案件,已成为导致社会不稳的重要因素。中央要求的"阳光拆迁",到了很多地方成了"黑箱拆迁",不仅不告诉被拆迁人土地真实用途,还强行签署保密协议,不同家庭的拆迁补偿数字可能天壤之别,有人一夜暴富,有人一夜赤贫。

什么是和谐社会的障碍?众多答案中,暴力拆迁绝对可列其中。

5、官员有话不好好说

2010年全国两会,各地官员表现不一。有的部长被录音笔堵到下巴仍微笑作答,有的地方官员反问女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

在这片土地上,既诞生过"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的雷人官语,也出现过官腔十足"研究研究"的敷衍塞责,当然,还有国际场合官员的集体"鸦雀无声"。有话不好好说,不是高高在上打官腔,就是沉默不语,要么就是乱说一气,已经是中国部分官员的通病。

6、慈善捐款入财政

"5・12"大地震,中国慈善事业曾迎来前所未有的"井喷"。而公众抗震捐款的流向问题,却引发了同样前所未有的质疑。《中国青年报》在今年4月的一篇报道中质问:中国式慈善,被财政"收编"?

对此,民政部前官员王振耀回应说,公众把资金捐给慈善组织,但最后还是由政府来执行项目,这是个很现实的体制问题。

"体制问题"背后,捐款人有理由心灰意冷:入了财政的捐款,会不会被官员用来买轿车?

7、人才流失海外

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葛优和冯小刚都知道的道理,却是今天中国面临的难题。一份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中承认: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居于首位。

大批人才何时回归,一留学机构总裁的结论很简单:"当中国超过美国的时候,人才自然回归。"

8、冒名顶替上大学

2004年9月,时任湖南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的王峥嵘从女儿的班主任处获取了罗彩霞的高考信息,伪造了罗彩霞的户口迁移证等证件。并让女儿冒用罗彩霞之名,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罗彩霞事件"曝光后,王峥嵘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刑4年。

此后,众多版本的"罗彩霞"在各地频现。本该严谨的高考招生录取流程,在手眼通天的权力面前形同摆设。媒体近日披露的案例是,河南一高校清退300多名"罗彩霞"。

9、官员问责后"带病"复出

曾经造成国有资产损失5.5亿美元并在新加坡锒铛入狱的陈久霖,近日悄然复出。2010年6月底,陈久霖出现在央企葛洲坝集团下属二级子公司的高管名单上。《南方周末》报道称,国资委的问责制度和央企高管任命方式,令人生疑。

陈久霖只是被问责者复出的最新样本。此前,"带病复出"、异地任职的被问责官员,已经让老百姓见识了太多的"问责现形记"。有人说,问责官员不是不能复出,人们反对的是胡乱复出和悄悄复出。

10、两会雷人雷语

两会雷人雷语已不新鲜,但今年全国两会仍有"突破"----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严琦首倡"两会营销"。严琦的雷人提案是,建议取缔社会网吧,由政府办公共网吧。消息一出,舆论哗然,陶然居网站被黑。

3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韩方明在微博上曝料:"昨晚一众人马应邀去严琦委员的陶然居晚宴,席间她对关闭网吧的提案颇为沾沾自喜,并称是今年两会第一雷人雷语。又称她的陶然居品牌由此话题增值五个亿。"

两会雷人语录正式迈上新台阶。对此,韩方明表示,委员不能代表利益集团、私人商业机构到国家最高议政场所来为自己或小集团谋利。

11、富豪榜成为"杀猪榜"

5月18日,备受关注的黄光裕案作出一审判决。内地首富黄光裕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黄光裕落马,再次印证了"富豪榜=杀猪榜"的规律。

去年年底,胡润研究院称,从1999年至2008年间,登上《胡润百富榜》的亿万富豪中,共有49人出事。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归纳了中国富豪更容易落马的原因:中国的官僚权限过大且权力界定不明;中国的民间企业运作的空间有限而边界也不定;中国的市场和诱惑非常巨大,因此即使落马的风险大,铤而走险者依然前赴后继。

12、全民争当公务员

被称为"国考"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正呈爆炸式增长。继2009年飙升至百万以上(105万)后,2010年报考人数历史性地达到了146万,而2003年仅为8.7万人,7年时间增加了将近16倍!

全民争当公务员,看中的无外乎是工作的稳定和良好的待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和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坦承,逐年推高的报考热与目前我国的社会分配制度有较大关系,"目前的社会利益分配仍然集中在少数一些部门和职业上"。

13、河流鱼虾消失

还记得小学时写过的作文吗?家门口的那条小河,还有小河里的鱼虾,曾经成就了几代人的童年乐趣。而今,这样的美好回忆却成了现在孩子们的一种奢侈,因为鱼虾早已消失,河流不是已干涸,就可能成了臭水沟。

我们其实只是这片土地暂居的过客,有什么理由去败坏子孙后代仍要享用的土地、河流和生存环境?N

14、公务员呵斥纳税人

如果不是广州市民王先生将自己与当地法制办公室公务人员的争吵过程放到网上,更多遭遇"咆哮办事"态度的群众可能依旧在忍气吞声(事实上,即使这个问题解决了,更多人依然也在忍受"咆哮"式办事态度)。

中午12点下班,11点半就不再接待办事群众,广州市法制办工作人员的理直气壮,相信每个到过政府机关办事的人都感同身受。纳税人的钱供养着公务员,后者却对前来办事的"主人"颐指气使。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已经解体快100年,一些地方机关部门的"衙门作风"依旧不减当年。

15、"公费旅游"比着来

香港《明报》报道称,去年一年赴台的大陆省市地方团体只有5个,但今年3月以来,已经有11个大陆省市参访团抵台,而且规模更为庞大,动辄数百上千人。

如果说访台多少还有些"走亲戚"的味道,还带着很多项目前往的话,那么很多前往西方国家和境外旅游胜地的团组就纯粹属于"公费旅游"了。虽然这些团组都会挂着"某某考察团"、"某某项目组"的鲜亮招牌,但他们考察的无非是名胜古迹,每天展开的项目也就是吃喝玩乐。这样的出访团组还是越少越好。

16、小偷偷出贪官

七年前的一天凌晨,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胡方瑜一家正在熟睡之时,小偷从窗外将胡方瑜的裤子挑走。搜走现金后,裤子被扔在县医院后门外。两个小学生将拾到的裤子交给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发现皮带的夹层里,竟还藏有4张大额存单。纪检部门展开调查,胡方瑜随即被"双规"。

这是《广州日报》总结出的"最雷人的贪官暴露经历"之一,其他雷人方式还有:被骗出来的贪官,劣质水管"漏"出来的贪官,拆房拆除来的贪官......

【民生篇】

17、铁路春运一票难求

新铁路年年在建,车速日日在提,春运火车票"一票难求"问题却成了不变的铁律。每到春节前,求得一张回家的车票看上去比登天还难。这里当然有中国人口众多的原因,也脱不掉"回家过年"习俗的干系,但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从中作祟。要不,在车站前晃荡的黄牛党为何总能在春节前大赚一笔。

今年两会期间,铁道部表示解决"一票难求"的日子不会太远。据说到是到2012年,依据是届时铁路网营业总里程将达到11万公里以上。但愿一年多以后我们不会在春节前的车站看到太多沮丧的脸。

18、老少皆为买房狂

我为房狂!从2007年前后至今,全民买房的热潮蔓延华夏大地。准备结婚的年轻人要买房,年过半百的老人要换房,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想买房。年轻人不愿"蜗居",投资客忙着"抄底",开发商一边利用各种概念推波助澜,一边忙着数钱。

究竟谁最需要房子?花费父母、岳父母甚至祖父母数代人的积蓄成就的一套住宅,到底值不值?有人说不该为房子牺牲幸福,有人则认为有了房子才叫真幸福。幸福究竟有多远?全看你心里的期望与现实的距离。

19、油价涨多跌少

涨价时总选择深夜偷偷摸摸宣布,跌价时却缓缓慢慢步履蹒跚,这就是中国油价调整时的怪现象。更有意思的是,目前22个工作日的调价间隔,往往出现"国际油价动、国内成品油价不动"、"国际油价下跌,国内成品油价却上涨"的尴尬局面。

6月1日,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做客人民网,称"中国油价涨得快跌得慢"属片面理解。至于后一种情况,曾传出缩短间隔日期的消息,但至今未果。

20、医生收红包

"靠山吃山"的职务受贿,不是什么新话题。这种习惯在医院的直接后果,就是病人觉得"不送红包,心里不踏实"。一份调查数据显示,九成被调查者觉得在家人患重病需要手术或住院时,应该给医生送红包。

从今年7月1日起,北京市出台新规,凡是向患者索取红包的医生,都将在考核中定为不合格。医生收红包的现象甚至惊动了中纪委。5月7日,在卫生部召开的纠风联席会议上,中纪委副书记马�指出,当前老百姓特别是对于药价虚高和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回扣等问题仍然意见很大。

21、上幼儿园比上大学难

幼儿园收费比大学还贵!《新京报》近日报道,北京一民办学校学前班学费上涨70%,一年收费20480元。不仅学费贵,入园更是难上难。有消息称,北京幼儿园15年减少1790所,仅能满足一半需求。幼儿园成了稀缺资源,以至于很多准妈妈,孩子还在肚子里,就开始为入园问题操心。

从6月21日到28日,《人民日报》连发5篇文章分析上幼儿园难的问题。教育资源如何平衡分配,影响的绝不只是当下。

22、神医轮流转

成也媒体,败也媒体。"养生大师"张悟本恐怕此刻对这句话最感同身受。今年上半年,张通过媒体迅速走红,2000元一个号的门诊一度排到2011年。但随着后来媒体的质疑,张悟本一夕败落,其行医坐堂的"悟本堂",也被北京市有关部门以"违章建筑"为名强行拆除。

"神医"被拉下神坛,"养生专家"成了伪科学代言人。张悟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之前自称"盖世华佗"的胡万林,用一把芒硝包治百病,与张悟本生吃茄子、喝绿豆汤没什么区别。神医轮流转,究竟是谁病了?

23、黑心食品泛滥

张悟本说,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这句话现已成过街老鼠,但中国人常常"吃出病来"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夏天,三聚氰胺再出江湖,青海、吉林等地"问题奶粉"事件,目前仍在调查中。自从出了"苏丹红"以及它的弟弟妹妹之后,食品安全就成了老大难。百度百科介绍说,虽然世界各国都有不法商人生产黑心食品,但由于严重程度及(黑心食品)比例上的差异,目前中国制造已成为黑心产品代名词。头发酱油,红心鸭蛋,大头奶粉,洗衣粉馒头......当商人没有了良知,当执法者只知头痛医头,就只剩下老百姓自认倒霉,每天盯着电视报纸网络,苦苦修炼发现黑心食品的火眼金睛。

24、开车不如走着快

连二三线城市长春、北戴河,也开始按照车牌尾号限制汽车上路了!放眼望去,凡主要城市的主要街道,经常是道路变成停车场;走路反比开车(坐车)快,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中国城市的交通,真的到了让人崩溃的地步吗?

7月1日,IBM发布全球各大城市上班之旅的痛苦指数排名,北京独占鳌头。据财新网报道,此前2月的"世界各国人民上班路上花多长时间"的调查,中国亦是当仁不让占据老大地位。

25、银行乱收费

到银行存上千枚硬币,645元竟被收了18元手续费。重庆一市民在遭遇莫名收费后,方得知银行收取的是"零钞清点费"。银行说,点钞费用来支付银行的人力成本。

排队等待的客户永远那么拥挤,办理一笔业务的时间永远那么漫长,服务被指相当于"初级阶段"的中国商业银行,在收费问题上却一直紧跟国际潮流,且不断有发明和创新。6月初,国家发改委、中国银监会联合发文叫停"零钞清点费",但商业银行的更换存折费、短信提醒费、打印凭证费等乱收费仍多如牛毛。

26、农民工为工钱爬塔吊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逢年过节,总会有农民工为讨工钱爬塔吊的新闻曝光。塔吊,正成为众多农民工维护权益的最后一根稻草。

人们习惯了农民工和塔吊的关联,甚至有无良媒体将农民工讨薪比作"跳楼秀",对此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直言:"那你秀一个给我看看!"

27、卖肾救子

因2周岁的儿子得了罕见的病----戈谢氏病(肚大如皮球),37岁的母亲马女士开始在广东惠阳各地贴卖肾救子的小广告,筹钱给儿子治病。

这样的新闻,媒体上已经见惯不怪。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卖肾救子",3.5万条信息跃然眼前。主人公几乎都是因孩子或父母生病无钱医治,才想出如此对策。

面对要靠卖肾才能拯救亲人生命的现实,最该反思的是医疗管理和社会保障部门。什么时候,这样令人心酸的悲剧不再重演?

28、"被"涨工资

将"被"字的意义发扬光大的网民"酱里合酱"绝对是个人才,虽然他当时正在"被就业"。为追求就业率,一些高校将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强行描述为"已经就业",至此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正式诞生。

而这一年来,从"被就业"到"被涨工资"、"被代表",太多的身不由己"被安排",效果可能如GDP的数字一样看起来很美,其中的弯弯绕却不知有多少九曲回肠?

29、收费站天罗地网

两年前,一幅山西省内公路收费站地图在网上热传,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山西省几个县市的收费站点,仿佛满天的星星,又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天罗地网。媒体人封新城说,"在这里,读懂山西。"

其实,收费站比服务站多,过路费比燃油费贵,早已是很多车主的感受。根据公开的资料,全世界收费公路不过14万公里,竟有10万公里在中国。实行燃油税后,按说普通公路所有的收费站都要取消,但现实情况却是,变相收费、非法收费的公路收费站仍横行各地。

30、国庆节成了旅游节

从1999年起,春节、"五一""十一"开始了7天的长假。

十几年后,除五一黄金周取消、春节以探亲为主外,国庆节作为旅游盛典的味道依旧如火如荼。国庆节就是放长假,商家为争夺市场铺天盖地搞促销,节日本身的意义反而退居次席。

31、听证会成"涨价会"

6月,备受关注的世界文化遗产"三孔"门票价格最终以涨价告终。此前的5月30日,山东省物价局已就此在曲阜召开了价格调整听证会。

景点门票涨价,我们习惯了;采用听证会的方式为涨价披上民意的外衣,我们也正在习惯着。不仅旅游景点门票如此,其他诸如水、电、煤气等民生价格在各地的历次调整,无一不是按照"听证-涨价"的程序一路走来。

【文化篇】

32、电视节目台湾化

台湾艺人西进,歌手来了,演员来了,主持人和电视制作人也来了。随便克隆一下对岸的节目,再加上夸张的掌声欢呼声尖叫声,收视率就可能如打了鸡血般猛窜。一时间,众多卫视黄金时段嗲声不断,全民娱乐,"国语"腔席卷大陆荧屏。

早年香港影视剧也曾风靡内地,如今已是明日黄花。这一拨电视节目台湾化风潮,不知会吹到几时?

33、拜金女争比不要脸

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年上半年最火的电视节目都非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莫属。一群或真或假的"拜金女",在台上极尽刻薄奚落"穷男人"之能事,语不惊人死不休。马诺、马伊咪,甚至连主持人和点评嘉宾,都因撩拨大众道德底线的"技巧"火得一塌糊涂。

可惜,"火"不代表口碑好,赢得了收视率却可能失却了美誉度。孟非曾辩称"不要老拿一句话说事"(马诺名言: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北京电视台主持人田歌则在微博上回应:别忘了,你们节目就是靠这一句话大红大紫的。

34、大学行政化

华中科技大学2010届毕业典礼上,校长李培根短短16分钟的演讲,被掌声打断了30次。"根叔"的演讲稿中,"俯卧撑""躲猫猫""打酱油"等网络用语一应俱全。

我们习惯了高校被各种"工程"划分不同等级,校长也往往摇身一变成了副部级、正局级官员,此后便不苟言笑,不怒自威。让教授治校,恢复学术至上,虽老生常谈,但曙光已现。近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35、用"XX后"标签一代人

用出生年代来划分并标签一代人,是看似讨巧的提法。但"80后""90后"等笼统的划分在涉及具体个案时,却往往以偏概全。"80后"在汶川地震和奥运火炬海外传递风波后终于获得了正名,而精明的商家则用商业的手段向90后献媚:"你不了解90后!"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对此撰文,呼吁"慎用代际用语"。在陶教授看来,随便使用代际术语,还反映了我们的文化、思维的弊端:对个人价值的不尊重。

36、盗版有理

早在2001年,王小东就发表文章《盗版有理》,认为在知识产权领域,没有到底是谁欠谁的绝对的"理"。"要讲绝对的理,人类的知识和智慧是高度关联的,很难讲清楚到底是谁欠谁的。"

十年之后,如果有人批评盗版,想必仍有很多人会气愤难平:"你要是卖得和盗版一样便宜,哪怕是盗版二倍的价格,我们也会买!"有评论曰:看来,造假有理,只要便宜。

37、山寨名牌满天飞

每天深夜打开电视机,各大卫视的广告几乎都被山寨品牌占据,其中尤以电子产品为最。你有苹果iphone,我就有Hiphone,你有iPad,我就造一个iPed。

事实上,中国厂家山寨的对象已不仅限于电子产品。美国《时代》周刊近期也凑了把热闹,评出中国的十大山寨,内容涵盖电子产品、街道建筑(如"白宫")、文化产品等方面。有简单的模仿,也有加入自己智慧的创造,既满足底层人民大众之需,又娱乐了世界人民。

38、戏说历史成风

新《三国》开机前,高希希曾表示"绝不戏说历史"。但上映后,却被网友猛烈揭批为"伪《三国》"。

从《宰相刘罗锅》到《康熙微服私访记》,从新《三国》到《杨贵妃秘史》,影视文学戏说历史之风由来已久。对此有人不解,指斥戏说让严肃真实的史学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断层越来越深,有人则认为这不过是特殊的文化现象,"四大名著里面三部都是演绎的历史",老百姓看历史,"全凭戏说"。

戏说有理乎?答案缺席,只有戏说依旧。

39、艳照门

始于香港明星陈冠希的专有名词,正在内地网络上发扬光大。"兽兽"、"闫凤娇",一批又一批豪放女在网络上曝光令人咂舌的艳照,尺度之大让陈冠希的艳照风波相形见绌。

出名才是硬道理。在此背景下,一些女大学生、空姐开始分享自己的艳照甚至是洗澡视频。让见惯了大世面的中国网民也手足无措。

40、争抢名人故里

李白、曹操、西门庆、孙悟空、观音菩萨......如果有足够的版面,这串名字可以列出更多。哪里才是他们的家乡?7月,这股争抢名人故里的风潮中又添新丁:国学大师陈寅恪。7月3日是陈寅恪120周年诞辰,随着"陈学"在海内外华人地区炙手可热,湖南凤凰古城与广东中山也掀起了"陈寅恪故里"之争。

拉名人虎皮,举地方经济大旗,各地政府的司马昭之心早已路人皆知。

41、学术腐败丢脸到国外

7月7日,《中国青年报》刊发数十名学者联名公开信,就清华教授汪晖涉嫌剽窃事件敦促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给予回复。

汪晖之后,唐骏、朱学勤等名人,纷纷被指学历或毕业论文有问题。江西井冈山大学两位教师更牛,不到两年的时间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上发表70篇论文,直到去年年底,上述论文被一次性撤销,"科研成果"才成为"学术丑闻"。

学术腐败各国皆有,中国学人一枝独秀委实不易。

42、体育界丑闻

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因董芳霄涉嫌伪造年龄参加2000年悉尼奥运会,十年后(2010)的2月27日,中国体操女队当年获得的团体铜牌被取消,这是中国奥运史上第一块被收回的奖牌。

"年龄门"还没结束,新消息又传来。国际柔道联合会查明,中国选手佟文在2009年柔道世锦赛后的尿检呈阳性,并宣布对其禁赛两年,世锦赛所获金牌被取消。据说,佟文是"被中国的猪放倒的"----赛前吃了排骨。

如果算上足球界的假球黑哨,中国体育信誉危矣。

【城市篇】

43、雨后城市习惯性瘫痪

一下雨就成汪洋,正在成为中国城市的普遍顽症。今夏多雨,城市中的水乡泽国也就格外多。

台湾作家龙应台早年曾这样描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交通虽慢但不堵塞,城市虽滑却不积水的,多半是发达国家,反之,大概就是发展中国家。原因很简单,后者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

未雨绸缪,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古训,可惜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领会它的本意。

44、盲道"失明"

人行道上那一溜长长的特殊凹凸路面,你曾发现过什么问题?在即将举办亚运会的广州,《羊城晚报》记者前几天闭着眼睛走了几步,在七拐八拐之间,不时要躲避停在上面的自行车、机动车,记者感叹"如练九宫步"。

200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有盲人500万,占全世界盲人总数的18%。如此多的盲人群体却很少出门,原因自然是生活的不便。而盲道上的错落"风景",也让其违背了设计初衷。

45、城市马路开膛破肚

不是在修路,就是在准备修路。《兰州晨报》曾报道,为了净化黄河,兰州市从2009年开始展开为期三年的污水全收集官网配套工程,该工程的特点就是对主次干道动"大手术"。《重庆晚报》对此类现象的描述更形象:今天姓"电"的部门刚刚开挖完,明天姓"水"的部门可能又来挖。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中国多数城市却因马路隔三差五开膛破肚,让居民无法感觉到"美好"。

46、耕地变厂房

几个月前还是绿意浓浓的田野,再去时却发现已经竖起了高高的塔吊。如果有空到城市周边转转,城市建设的步伐是多么迅速,就能略知一二。

数据显示,1996年10月31日,我国耕地面积为19.5亿亩;到2006年10月31日,这个数字已经锐减为18.27亿亩,平均每年净减少1240万亩。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正面临严峻考验。

47、办假证广告随处见

这绝对是"中国特色"的景观:电线杆上,地铁车厢内,旅游景区的建筑表面,到处都可见到歪歪扭扭的"办证"两个字,后面是一长串11个数字的电话号码。

殊途同归的,还有"收药"广告、"中奖喜讯",通过原始的、电子的方式考验你的承受力。

48、城管扫荡小贩

从当年北京烤串小贩刺死城管队员,到后来流传于网络的《城管执法手册》,城管与城市建设和市民的关系一直含糊不清(表述上很清晰,共识总是很有限)。

城管扫荡小贩,已是中国城市雷打不动的街头闹剧,演出场次随机,演出地点随意,演出结果唯一:罚款,没收小贩谋生的工具。

49、物业只知道收费

潘石屹在瑟瑟的办公室里冻得发抖,建外SOHO物业公司停暖,令这位中国地产巨头一筹莫展。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让中国众多业主看到了物业公司的超强能量。潘石屹尚且瑟缩一团,普通人又能如何?

2月11日,国务院参事室网站发表署名文章,直言"不能让物业矛盾影响了和谐社区的建设"。业主与物业公司的矛盾相当普遍,物业被指责为只知收钱,而几年前北京朝阳区业主因拒交物业费遭法院强行从被窝里带走的场面更是历历在目。

50、国际名牌中国最贵

一条Levi's牛仔裤在美国的折扣店卖15~30美元,可在国内的专卖店却要卖700元人民币。一双耐克鞋,美国卖60美元,在中国的专卖店里可能要800元人民币。尤其让中国人郁闷的是,其中很多国际名牌都还是中国造。

一样的商品,一样的出身,美国人消费就是比中国人便宜,这种价格倒挂现象由来已久。与此类似的还有,国外名牌汽车全球召回,唯独中国消费者很难获得同等待遇等。

危险习惯暴露转型期社会问题

【作者】夏学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虽然人均GDP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但我们却一方面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另一方面又处于矛盾的凸显期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中国人正在习惯的50个异常现象中,我们首先能归纳出的是"矿难频发"、"百姓跪访"等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这些现象实质上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体现,至少反映出两个矛盾:一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二是官民隔阂、甚至对立。

消除矛盾需照顾各阶层利益

虽然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但我们却一方面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另一方面又处于矛盾的凸显期。民众对贫富悬殊的不满、对腐败的深恶痛绝,往往使得一些个别事件,迅速发酵扩大,最终形成某种程度的群体行为和事件。当然,对矛盾的宣泄可能是心理上的,比如上网发发牢骚;也可能是行为上的,比如频发的群体性风波等,后一种类型自然对社会公共安全产生了极大的危害。

我最近正在进行有关"两极分化"问题的调查研究。有91%的人认为中国出现了两极分化,近四成的民众认为两极分化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只会加剧和扩大。这其中有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本身的问题,也有先富政策的原因,已使我们在上个世纪末提前出现了两极分化。

既然分化已经形成,完全消除它须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且不能采取过去"打土豪、分田地、均贫富"的政策。在避免社会因矛盾加剧而出现不稳定因素时,我们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提高底层民众的收入,让底层民众看到生活的希望。第二,壮大中产阶级队伍,使中产阶级个体坚强、整体成熟。上世纪的中国中产阶级心态比较优越和自豪,但现今由于过高的房价,变成了一个个"苦奴"心态,比如成为"房奴、卡奴、车奴、孩奴"等。所以,如何培养和加强中产阶级队伍建设,如何扩大他们的收入,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是当务之急。第三,要限制高管和富人的收入,保护富裕阶层靠正当合法途径获取的合理收入。当然,这方面工作怎样不触及社会敏感的神经,需要高超的艺术。

感性文化要向理性文化转型

除了上述提及的"社会矛盾",我们也发现生活中有一些令人感到无可奈何的现象,包括"铁路春运一票难求"、"油价涨多跌少"等在内。虽然"一票难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农民工、学生等流动人口过多,社会运力不够,但不能否认特权垄断和部门"潜规则"加剧了这种状况。因此,改变或防止这些现象继续出现需要国家能够及时治理住官僚部门的不正之风。

这又回到了官民矛盾的话题。改革的对象有行政部门、有垄断部门,还应该包括国有垄断企业。有些中国的事情可能老百姓看不懂,因为它们不符合市场供求规律。例如,油价涨多跌少肯定不符合规律,因此包括我也会怀疑,是否背后还有人为操纵的迹象?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追求利益是企业的既定目标,但如果这一目标也同样适用于地方政府,就会带来新的问题。

我们看到"雨后城市习惯性瘫痪"、"不是在修路,就是在准备修路",这说明城市建设缺乏规划,不少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和人为的城市化水平,不断盲目进行扩张。为了领导政绩而不考虑子孙后代是否有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这暴露出当下地方政府喧嚣浮躁、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弊病。

而这种"喧嚣"的氛围浮现在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们追求金钱拜物教,追求感官刺激,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信仰了。

最好的例子来自各类相亲节目中的"拜金女"宣言,来自不尊重历史的戏说剧成风,来自学术腐败、"艳照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化都属于感性文化,追求娱乐化。所以,现在迫切需要向理性文化转型。我们要重视价值体系建设,特别是古代的文化价值体系,譬如礼仪廉耻,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只有这么做,才能引导人们去找寻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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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那三年“死了多少人”的权威说法

邓小平、薄一波、万里、田纪云及中外学者论1959――1961三年困难


邓小平在1961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三年来……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史》1994年第3期第219页。)

1985年又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 (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5页)


前人大副委员长万里说: "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


前国务院副总理、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说:"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十五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14页。)

"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873页)


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原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三年困难死了多少人

据中科院的报告:"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1989)

原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现任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教授在1986年的计算是1700万(1697万)(蒋正华、李楠:《中国出生率与死亡率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对科尔和蒋正华的数字进行比较研究,他发现科尔多算了约500万,蒋正华少算了约500万。他认为应该是2200万
(《中共党史研究》1997.2)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在《炎黄春秋》杂志第2000年第3期著文透露,在'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人之巨。而安徽省则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茆家升:
《曾希圣的功过是非要分清――读后》《南方周末》2003年7月10日)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曹树基的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见《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

国防大学教授丛进:"据测算,中国的人口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
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
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丛进:《曲折的岁月》第272页)

前中国社科院院长、历史学家胡绳说:"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千分之一百,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1页)

学者金辉计算结论:"1959年至1961年三年灾难中,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 (《"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1993《社会》杂志第四、五期合期)。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1958年―1960年间的大跃进,这场国家的灾难,是直接由毛主席造成的。最后大约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的灾荒而丧生"(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353页)

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和哈佛大学拉蒙特荣誉教授、世界著名的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迪亚?森在《民主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观》中说:
"尽管在许多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印度好得多,但中国仍然发生过饥荒,而且确实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中国1958至1961年的饥荒饿死近三千万人,而在整整三年内,中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一直得不到纠正"。

美国人口学家科尔在1984年出版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估计我国在1958到1963年超线性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2680)。学者杰勒德?卡罗特认为三年中有2900万婴儿没有出生,2700万人过量死亡(彭尼?凯恩《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1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特别是1961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只有75?2亿斤,征购则达到21?4亿斤,购后农村每人留粮321?6斤,是新中国建立后最低的一年。就连关中地区一些主要产粮县的群众也难以避免挨饿,据当年礼泉、乾县、咸阳、泾阳、三原、高陵、富平、蒲城、澄城、合阳、大荔、华阴、临潼等关中13个主要产粮县的调查,从1月到5月上半月,每人平均只有口粮50多斤,无粮吃的就有20多万人,家家都在搞'瓜菜代'。到年底,外出换粮的达10?4万人,逃荒的约有7000
人。许多地方发生了浮肿、干瘦病,全省浮肿病人达4万多人,安康地区饿死5000多人"(《陕西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第113页。)

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总有一天,历史的伟人们,必须承受历史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评价"

作者:刘源
来源:《中华儿女》199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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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不相信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

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

通常那循循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

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

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

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

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

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

指鹿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

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

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

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

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分子、

自信的政治领袖、替天行道的王师,

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

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

曾经相信过正义,后来知道,

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冰火不容。

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着不正义。

而且,你绝对看不出,

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

其中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不正义。

曾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后来知道,

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

一掌有权力,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邪恶",

或者,他在现实的场域里不堪一击,

一下就被弄权者拉下马来,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

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

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

可是理想主义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几希。

曾经相信过爱情,后来知道,

原来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

但是转化为亲情的爱情,

犹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块──它还是冰块吗?

曾经相信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

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

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

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毁灭。

海枯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

譬如国也许不可爱,但是土地和人可以爱。

譬如史也许不能信,但是对于真相的追求可以无止尽。

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

譬如正义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

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

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但是萤火虫在夜里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

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

一刹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

有的,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

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相信了。

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相信了。

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

曾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

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

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相信与不相信之间,彷佛还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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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没有户籍管理为什么不乱套?

我是1997年认识劳伦斯的,11年来他搬了5次家,平均2年多点时间就搬一次家,真是够频的。

美国人就是这样,随意搬家,不在乎搬家,甚至热爱搬家。

美国人刚参加工作时,由于收入不高,一般是租住小房子;收入高点了,就换租大点的房子;有条件供房了,再搬到自己买的房子里;收入再增加了,把买的小房子卖掉再买大房子;再发达了,换到更好的社区更好的房子里去;到老了,房子不会留给子女的,卖掉,再搬到老人公寓里去颐养天年,去天堂以前把信用卡里的美元都花光,没准还透支呢。

美国人换工作也比较频,到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州去,甚至从西海岸到东海岸去工作,在美国人看来是很简单的事情。美国人的祖先最先从欧洲移民到北美时,就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现代美国人继承了这个精神,哪里生活好,哪里就是家园。美国有的企业招聘外地员工时,甚至给支付搬家费。

美国人搬家的理由还多呢,哪个地方环境好哪个地方税收少哪个地方学校好哪个地方本族裔人口多哪个地方称心的餐馆多,都会成为搬家的理由。据说美国人平均一生要搬十几次家。

美国人热爱生活,热爱家庭。人到了哪里,家就必须迁移到哪里。绝对不可能两地生活,绝对不可以为了事业而不顾家庭的。房子可以换,家可以搬,就是夫妻不能分居,未成年的孩子不能分离。美国人绝对不理解中国民工一年只回一次家的境况,他们认为那样太不人道了。

可以肯定,如果有哪个威权总统敢发一个命令剥夺了美国人的迁徙自由,把类似中国的户籍制度强塞给他们,美国人一定会弹劾他的,如果弹劾不成,一定会再打一次独立战争或解放战争。

问题是,美国没有户籍制度,美国人没有户口,也没有派 出所村委会居委会这样的管理机构,他们这样搬来搬去的,那社会不乱套了吗?政 府怎么管理呀?

我把这个问题提给劳伦斯。

劳伦斯对"政 府管理"这个概念很反感。他说,谁管理谁呀?政 府不是管理公民的,是要为公民服务的,应当是公民管理政
府。我每次搬家到一个新地方,都是政 府或想进入政 府的政客(竞选议员或政
府官员的人)上门来请我,一个新到来的公民,去管理他们,而不是他们来管理我。

说的也是。在美国,没有哪个政治家或官员敢认为自己是公民的领导、上级、管理者,也没有哪个公民会买有这种意识的人的帐,想领导人民管理人民的人绝对没有任何机会涉足政治领域,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为选民服务才有机会。

美国公民每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自动成为了那里的居民,自动地拥有了该地的管理地方政
府的权利��选举权和其他政治参与权利,自动的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待遇。不需要申请或批准,不需要办理什么户籍手续。你只要在那个地方居住,即使时租住的房子,当地政
府也会主动找到你,请你行使权利。比如做选民登记,做陪审团候选资格登记等。选举时,候选人的竞选班子会主动向你寄送竞选资料,寻求你的支持和"管理"。

问题是没有户籍制度,没有户口的转入转出,原居住地政 府怎么知道你这个"管理者"走了,新居住地的政 府又怎么知道有新"管理者"来了。特别是新政
府怎么知道你住在那里,如何了解你的基本情况。你不去政 府报到, 政 府怎么找到你呀。

劳伦斯告诉我,美国的各级政 府是从DMV(机动车辆处)那里获得公民信息的。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公民都有驾驶执照,美国关于驾驶执照的规定是,驾驶人员每到一个地方超过15天,就必须到DMV登记,否则会被视为持无效证件驾驶。所以,每个公民搬家了,会到DMV登记变更住所的信息,这样,DMV就有了有驾照人员流入流出的详细信息,当地政
府也由此得到了本地居民的流入流出情况。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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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百年祭:历史在他的预言和渴望中运行

2010年11月,列夫*托尔斯泰必将再"被隆重"一次。

100年前的10月28日凌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这位俄罗斯大文豪突然决定离家出走。慌慌张张备车,急急忙忙逃走,在黎明前的夜色中,白须冉冉的老人离开了自己生活了80多年的故乡,美丽的雅斯纳亚*波良纳。

翁去何方?托尔斯泰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有一个念头,离开家,离开坐拥几百公顷土地的家庭,离开可以保有无限创作版权的书斋,离开私有制,离开罪恶......

毕竟是八十二高龄,毕竟是俄罗斯的冬天,出走第三天,在开往乌拉尔方向的火车上,"狮子"托尔斯泰肺部感染,体温猛然升高,不得不在一个小火车站下车。7天以后,托尔斯泰就在这个叫做"阿斯塔波沃"的火车站结束了辉煌的生命。

这一天,是1910年11月7日,这是俄国旧历的时日,公历为11月20日。

100年过去了,为了纪念这个时刻,俄罗斯多个部门联合行动,举办"纪念列*尼*托尔斯泰去世100周年"论坛,并利用各种渠道,向全世界发布邀请。届时,列夫*托尔斯泰一定会再一次隆重地占据世界舆论。

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百年之后,托尔斯泰死亡百年之后,似乎又回到了俄国,又回到了这个世界,继续向人们发布他在文学、在所有言论中揭示的真理。
回首百年:对托翁盛名的七大贬抑

托尔斯泰全名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列夫"在俄语里,在整个印欧语系里都有"狮子"的含义,"尼古拉"是圣人的名字,"托尔斯泰"是强壮硕大的意思,这姓名"三位一体"似乎全意味着"隆重"。

事实上并不如此,这个名字至少遭受过七次较大的"贬抑"。

先说说最近的"贬抑"。二战之后,世界文学现代主义大盛,另一位俄国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推举"为现代主义鼻祖,半个世纪的文学品味隐约有一种崇扬陀思妥耶夫斯基,贬抑托尔斯泰的倾向。当代中国,这一倾向似乎更为明显。这是一"抑"。

1950年代苏联解冻时期,东正教潜回;19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东正教荣归。于是,服膺东正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声望大大超过了托尔斯泰。这是二"抑"。

1963 年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出版,这是他本人1929年发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的修订版。巴赫金在修订本中,更尖锐地提出"复调小
说"、"对话文体"的理论,经过上世纪70至80年代欧美批评界的推广,巴赫金的这个理论可以说已征服了全球,并渗透到哲学、教育、传播、艺术等领域。应
该说,巴赫金的理论的确具有广泛性、普遍性,但问题在于巴赫金在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论"复调小说"的时候,又以托尔斯泰为例说了"独白小说"。巴赫金虽
没有明确褒"陀"贬"托",但褒"复调"、贬"独白"是极其明确的。这是三"抑"。

1908年托尔斯泰诞辰80周年,俄国围绕托尔斯泰掀起浩大争
论,以至于社会革命家也纷纷卷入这场文学争论。一批社会革命激进派很自然地反对托尔斯泰主义----勿以暴力抗恶,当时这种批判性的贬抑,相当凶猛。另一种观
点似乎不忍心这位伟大作家被彻底否定,提出著名的一分为二的观点,认为文学家的托尔斯泰是"无与伦比"的天才;宗教家、社会说教家的托尔斯泰则"最卑鄙龌
龊"。这又是两"抑"。

1901年2月22日,东正教主教公会将托尔斯泰开除教籍,因为托尔斯泰"傲慢的反对上帝和他的基督"。1901年2月
25日,俄国各报刊载这项公告。于是教会所控制的领域,出现大规模贬抑托尔斯泰的活动。一些公共图书馆把他的著作下架,各报不准报道因此事而出现的民众示
威活动,教堂布道先要诅咒托尔斯泰一番,甚至有人威胁:暗杀托尔斯泰。据说,公告第二天,托尔斯泰在莫斯科行走,有人喊道:"瞧,那就是装扮成人形的魔
鬼!"当然,这一次贬抑同时引发了对托尔斯泰更高的崇拜。

一百年后的今天,有人极力"恢复"托尔斯泰东正教的本质,似乎只有挖掘出托尔斯泰对东正教的忠心信仰,才可以把他从种种"贬抑"中拯救出来。这会不会是对托尔斯泰之名的一次新贬抑?
文学"大哥":临终留给他一张便条

看一看今年俄国举办的托尔斯泰百年祭的论题,似乎也凸显这种褒贬倾向。

百年祭"论坛"总题目是"托尔斯泰和时代运动:思想家和作家的哲
学,宗教--道德遗产"。虽然提到"作家",但是,论坛是要讨论这个"作家"的"哲学,宗教--道德遗产"。再看具体题目,前几个是"在历史-文化和当代精神
体验语境中的列*尼*托尔斯泰哲学、道德-宗教观"、"列*尼*托尔斯泰与社会及哲学思想"、"托尔斯泰的非暴力哲学和在现代社会中的宽容的问题"......可
以说这些论题与我们印象中的文学家的托尔斯泰"大相径庭"。不过事实上,这些社会、哲学、宗教、道德论题于托尔斯泰最为合适。托尔斯泰从来就不是象牙塔里
的作家,他一生几次放弃文学,选择教育,选择社会批判,选择宗教说教。

如果要评出对"托尔斯泰"这个名字的最烈"贬抑",恐怕要数托尔斯泰对自己
的猛烈批判了。1898年,经过20多年的反复修改,他终于发表了震撼艺术界的长篇论文《什么是艺术》,其中对自己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
全面否定,对自己作为一名贵族艺术家的所有成果全面否定。

托尔斯泰否定自己的艺术创作,不止一次。他的这种古怪,让俄罗斯另一位大文学家屠格涅夫
深怀遗恨。屠格涅夫年长托尔斯泰十岁,他早就觉得托尔斯泰热衷社会问题是天大的浪费。1883年6月底,屠格涅夫深知自己已处在"死亡的边缘",于是,这
位文学"大哥"尽管浑身无力,还是勉强拿起铅笔,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言辞哀婉的便条,以垂死的口吻劝说托尔斯泰:"我的朋友,回到文学事业上来吧!须知您
这种才华只能用在这方面,用在别的地方那就另一回事了。"

托尔斯泰呢?收到便条,毫无悔改之意,继续他的社会关注。

比如,托尔斯泰与俄国沙皇之间的"争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屠格涅夫劝说托尔斯泰"改邪归正"之时,托尔斯泰刚刚规劝过当时的沙皇放弃专制暴力。托尔斯泰与沙皇的政治争论可以说一直到了2008年还在进行中。
帝俄末世:不理会"小说家"的良言

2008年10月1日,俄罗斯最高法院十分"庄重"地为90年前被革命军人处决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平反。最高法院发言人奥金佐夫说:"本院主席团
宣布,对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的镇压毫无理由,并恢复他们的名誉。"最高法院的结论是最后的结论吗?恐怕在2010年冬天托尔斯泰百年祭的时候,还会讨
论。

早在1881年,托尔斯泰就试图以自己的"善言"影响沙皇和革命者之间的仇恨。1881年3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俄国民意党暗杀,五位
参与谋杀案的同谋者被捕,面临刑罚。就在处罚的决定还没有发出之际,列夫*托尔斯泰焦虑万分,彻夜梦魇,他已经清楚地估计到沙皇的报复性判决,但依然"妄
想"以自己微薄的笔力,劝说新沙皇放弃处决革命者的意图。托尔斯泰给继位的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写信,劝沙皇宽恕这五位暗杀者:"如果你不宽恕这些罪犯,而
处死他们,你不过在成百的罪犯里连根拔除了三四个,可是罪恶繁殖罪恶,代替那三四个的,将是三十个或四十个,而你则永远失去一个价值大于百年的时刻----你
本来可以实行上帝的旨意,可是你没有这样做的时刻----你将永远离开你本来可以在那里选择善,而不选择恶的十字路口,永远陷入为那叫做'国家利益'的罪恶服
务之中。"当然,新沙皇听不进托尔斯泰的嗦:"假如那次攻击是向我自己而发的,我愿意赦免这几个阴谋犯,可是我没有权利赦免杀死了父亲的罪犯。"
时 隔十几年,沙皇亚历山大病死,儿子尼古拉二世继位。加冕礼极为宏大奢华,中国清政府派李鸿章率团参加庆典。就是这个沙皇,1900年派兵参与八国联军镇压
中国义和团,入侵北京,然后又独自一国派军队大面积侵占了中国东北。就在这个时候,"幼稚"的托尔斯泰又给沙皇写了一封信,再次劝说这个新沙皇放弃专制皇
权。托尔斯泰写道:"即使目前的骚乱被镇压了下去,它也不会熄灭,而将在暗中越来越猛烈地燃烧,迟早将会不可避免的以更大的力量爆发出来,造成更大的痛苦
和罪恶......如果政府只忙于镇压这些骚动,而不触及产生它们的原因,双方将不可避免地遭到苦难和犯罪。"尼古拉二世在1901年的时候不过33岁,正是气盛
之时,当然没有听从托尔斯泰的劝告。1904年这个沙皇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动日俄战争,年底,俄国惨败。托尔斯泰对这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胡作妄为怒不可
遏,他在"给一个中国人的信"(这个中国人是辜鸿铭)中说,"一些强盗的得逞引起了别的强盗的垂涎,赃物成了纷争的对象,并将毁灭强盗自身。狗是这样,堕
落到动物水准的人也是这样"。

思索俄国的惨败,托尔斯泰已经估计到一场新的革命将要到来:"俄国政府的垮台,这不只是陆海军的覆灭和俄国政府的垮
台,而是俄国国家开始崩溃的征兆。而俄国国家的崩溃,我以为,就是整个伪基督教文明开始崩溃的征兆。这是旧世界的结束,新世界的开始。"1905年的俄国
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再度实施暴力镇压,在自己的都城彼得堡酿成"流血星期日"事件。这期间,托尔斯泰写下《到底怎么办》、《论俄国革命的意义》等政论,
态度激烈,但是观点依然是托尔斯泰主义的"非暴力"。沙皇呢,依然没有听从这位"小说家"的良言。

十几年之后的结果是沙皇全家七口,惨遭灭门,而且连带了四位无辜随从。
又一百年:预言都在他的作品里

英国传记作家艾尔默*默德在叙写托尔斯泰致沙皇呼吁信时说,看看后来的俄国革命,再读托尔斯泰的警告,就会看到他是真正有预见的人。

一百年过去了,说来也漫长,说来也短暂。

这 一百年,我们的地球经历了多少"战争与和平"!俄国经历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1918年的沙皇罗曼诺夫王朝覆灭;经历了1920年代的国内战
争,193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1940年代的卫国战争,1950年代的思想"解冻";经历了1980年代的新思维,1990年代苏维埃联盟的解
体;经历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悲剧,并且继续经历着车臣的动荡。而整个世界也经历了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东欧的两次巨变,经历亚
洲、拉丁美洲、非洲的独立运动。这一切,似乎都被托尔斯泰审视过,预言过。还有很多其他事情,将要证实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预言家的预言。托尔
斯泰早就预言过现代科学技术的悲剧,他也早在最初的《袭击》、《伐林》、《高加索俘虏》小说中和最后的《哈吉*穆拉特》小说中写过高加索山民的故事。

是的,托尔斯泰的遗产并不仅仅限于文学。如果联系印度甘地的成功,如果考虑到南非曼德拉的胜利,那么一生主张"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与沙皇之间的争论,恐怕就不能以2008年俄罗斯最高法院的判决做最后的判定。

1910 年10月28日,托尔斯泰离家出走,就是用身体行为写下的最后的预言。当时的人们大多以为是"家庭纠纷",以为是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娅的吵闹迫使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的确,托尔斯泰突然决定出走,直接原因就是前一天晚上妻子索菲娅的监视。托尔斯泰出走路上曾写日记:"睡到两点多钟。醒来之后,同前几夜一样,
又听见开门声和脚步声......不管白天黑夜,我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必须让她知道,受她监视......憎恶和愤怒越来越强烈,使我喘不过气来。我数了数脉搏,九
十七下。不能再睡,我突然做出了出走的最后决定......"

妻子索菲娅之所以如此"监视"托尔斯泰,是因为害怕托尔斯泰把所有财产"裸捐"出去。夫妻之间的争吵,有更为久远的原因。展开托尔斯泰最后一年的日记,或者他后半生的日记,就会看到,托尔斯泰早已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自己所批判的罪恶中。
1910年1月2日,托尔斯泰生命最后一年的第一则日记,就写了这种深陷罪恶而不能自拔的"羞愧"。1881年,托尔斯泰决定放弃财产,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1910年10月底,几十年的内心斗争,终于促使他走出了私有制的罪恶。可能托尔斯泰已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所剩无几,如果再不出走,就会成为最大的谎
言家。只有出走,只有死在无罪的路上,才可以"复活"。

一百年了,托翁早已不知"去向何处",历史却依然在"战争与和平"的预言中、在"复活"的渴望中继续运行。

来源:http://www.lxlp.org/guancha/22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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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我们在今日谈宪政,谈民主,谈国共问题,谈结束训政,谈美苏对峙的两个世界,似乎都应该先认清世界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在三十年前,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但在这最近三十年之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政党」的名称,性质和英、美、西欧所谓政党完全不相同。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主张虽有左右的大不同,但在党的组织纪律上是很相同的,都属于后一类。

为便利起见,我们可以把英、美、西欧式的政党叫做甲式政党,把这三十年来苏俄、意、德诸国后起的政党叫做乙式政党。

甲式政党的性质有这几点特色:

(一)甲式政党的党员没有确定的人数,没有党籍可以查考。人人可以自由登记为某党党员,人人可以自由脱离本党。如英国丘吉尔从前是自由党,后来是保守党。如美国威尔逊本是民主党,后来竟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二)党员投票是无记名的、秘密的。党员言论是自由的,没有党的纪律可以约束党员的投票,也没有特务侦探可以干涉党员的言论行动。最近美国民主党的华莱士在国内国外批评本党的政策,是最明显的例子。英国工党的议员也有严重批评本党的政策的。这种行动,本党固然无法制裁,社会也往往允许,称为「独立」,称为「不党不偏。」

(三)甲式政党的原则是在两个或多个政党之中争取多数党的地位。每个政党总希望成为多数党,但每个政党总得容忍并且尊重少数党的权利,因为今年的少数党也许明年要成多数党,今年在朝的多数党也许明年下野成为少数党。最后的决定是人民的选举票。在选举之前,没有一个政党可以确知全国人民的最后决定,也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操纵把持全国人民的投票。例如美国一九二八年的大选举,共和党胡佛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四年之后,民主党罗斯福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这都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

(四)选举结果确定之后,在法定的日期,胜利的党从失败的党手里依法接收政权。失败的党决不敢用警察军队的力量来霸占政权,或毁灭得胜的反对党。因为他们知道几年之后他们又可以有竞选的机会,所以他们都努力培养「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的雅量。试看英国丘吉尔在一九四五年负着何等威望,然而那年选举的结果,保守党惨败了,丘吉尔只能坦然交出政权,退居反对党领袖的地位。

以上所说的是甲式政党的组织与作风。至于乙式的政党,便完全不同了。乙式政党的性质也可以分作几点来说:

(一)乙式政党是一种严密的组织,有确定的人数,有详细精密的党籍。党员入党必须经过审慎的调查察看。入党之后,党员可以受惩戒,被开除,但不能自由脱党。

(二)乙式政党的党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党员没有自由,也没有秘密。乙式政党必须有严密的特务侦察机关,他们的作用不但是侦查防范党外的人,还须监视党员的言论、思想、行动。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命令,思想言论必须依照党的路线。

(三)乙式政党的目的是一党专政。未取政权之时,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取得政权;既得政权之后,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巩固政权,霸住政权。乙式政党本身是少数党,但因为组织的严密坚强,往往能利用政治的特殊权威,压服大多数人民,以少数党统治全国。

(四)乙式政党绝对不承认,也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一切反对力量,都是反动,都必须澈底肃清铲除,才可以巩固一党永久专政的权力。

以上列举甲乙两式的政党的性质,都是很浅近的政治常识,不值得政治学者的一笑。可是这些区别,正因为很浅近,所以往往为一般人所忽略,甚至于高明的学者所忽略。例如前些日子有人讨论美国与苏俄对峙的两个世界的区别。曾说:「美国给人民一张选举票,苏俄给人民一块面包。」这似乎不是公允的比较论。美国人民未尝没有面包,苏俄人民也未尝没有一张选举票,但这两个世界的根本不同,正在那两张选举票的使用方式的根本不同。

苏俄因为没有反对党,故一九三六年新宪法之下的选举结果认为百分之一百,或是百分之九十九。美国因为容许反对党自由竞争,所以罗斯福最大的胜利总不过人民投票总数之百分之六十。(此指一九三六年大选的结果。一九三二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七,一九四○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四。)这百分之六十的大胜利,代表自由的政治,代表独立的思想与行动,代表容忍异党的雅量。所谓「两个世界」的划分正在这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的划分。

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本是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从甲式的政党变成乙式的政党。但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想还是那甲式的宪政政治。

近年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进行宪政,这个转变可以说是应付现实局势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纲领的必然趋势。一个握有政权的政党自动的让出一部分政权,请别的政党来参加,这是近世政治史上希有的事。所以无论党内或党外的人,似乎都应该仔细想想这种转变的意义。依我个人的看法,这个转变应该是从乙式的政党政治变到甲式的政党政治,这里面似乎应该包括党的内容与作风的根本改革,而不仅仅是几个政党分配各种选举名额或分派中央与地方的官职地位。如果训政的结束能够引起一个爱自由的、提倡独立思想的、容忍异己的政治新作风,那才可算是中国政治大革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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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0日

“你他妈其实就是一个演员!”

被叫去当演员前,她根本不知道何谓演技。她没看过话剧、电影或者戏曲,只看过流浪剧团在村头表演的杂耍。那些表演,每场值五碗打卤面,于是也谈不到模仿。她只记得二叔带她去看杂耍时,有几个年轻人一直在翻跟斗。戏台上有香菇和青蒜香,那是年轻人们的长辈在吃打卤面。

来叫她当演员的是位年轻干部。干部用清脆明亮的声音说:
救了你也有两个月了;你和大家感情是不错的;现在需要你给大家帮个忙,你当然是肯的;你还记得以前你二叔怎么被地主抽打吗?你还记得地主怎么放狗咬你二叔吗?你恨地主们吗?

年轻干部在每个标点符号处都将声音略略一扬,她于是在每个标点符号处点头。

年轻干部说:
现在,我们要揭发许多地主,要让人民讨厌他们。你就要负责去揭发他们,让人民觉得他们罪大恶极。你想那些地主多可恨,揭发他们,让他们没法再骗人,再害人,你是在做大好事啊。

她继续点头。

如果用演员标准看,她不漂亮。但以她演的角色来衡量,她细眉小眼五官柔和,很招人同情,天造地设。她揭发了几个地主。第一个她还磕磕巴巴,还好那地主已经被打晕了,而台下众人看她羞怯怯的,以为她的发抖是因为紧张和愤怒。何况,上台前,年轻干部教过她:"觉得不行了,就装晕。"
到第二、三个地主,她已经摸到辙了。揭发了五个地主后,一个中年领导请她吃了碗三鲜面,表扬她揭发得好:
"你喊几声,胜过我们宣传一年呢!"

一开始,年轻干部还会跟她念叨些,比如演技,比如感情的迸发,比如和观众的交流与反馈,比如如何动作才有张力,比如戏剧的真实。但后来他就没什么空了。她无师自通。偶尔,她无聊起来,也会做一些小调整。比如,对赵地主时,她可以虚构出自己的爹被赵地主活埋的故事,连哭带说;对钱地主时,她可以用惊恐的声调描述钱地主如何企图非礼她,声音断断续续,引得观众鸦雀无声,忘了抽旱烟;对孙地主时,她就用暴风雨般的声调控诉对方的无恶不作;对李地主时,她就用打油诗般的语言和说相声的调子讽刺李地主的吝啬,让大家哈哈发笑。

每次批斗完一个地主,她都会立刻被转移到其他区域。人民没什么旅游的机会,所以走得不太远。他们被挑起了情绪,批斗完地主,也不太会记住那个揭发地主的女子。他们记住的只是那女子或凄厉或雄辩的发言,以及该地主被干掉后,分发给大家的田产和钞票。

当然,她也遇到过顽固的地主。她遇到过一些儒雅的、冷静的、傲慢的地主。他们中有些人冷眼旁观,静听不认识的她表演出各种悲欢离合。有一个戴眼镜的老地主,听完她"这老东西如何如何盘剥我爹逼死我娘勒死我妹妹还收了我的屋"的控诉之后,赶在自己被枪毙之前,对她冷冷的吐了两个字:
"婊子。"

这一天,中年领导告诉她,这次要批斗的人比以往多,需要她自己构思人物关系。"怎么才能把这些坏人都描述得坑害过你,而且又真实呢?你想一想。"

到上台时,她吓了一跳。她扑通一声跪倒在第一个被五花大绑的男人面前:"二叔!"这一声惊醒了二叔身旁跪着的另一个血流满面的半晕男人,那个男人抬头看了她一眼。她喊不出声,嗓子梗住了:是那个年轻干部。

她于是装晕,被抬下了台。

中年干部抽着烟,对她说:
你不了解我们的策略吗?
中年干部说:
我们起义军,没钱,没钱怎么让底层人起来跟我们起义呢?那就只有吃大户。吃大户就是靠你,把那些大户描写得无恶不作,这样才能煽动大伙打死他们,把财产瓜分了。
中年干部用烟指着台上说:
他们有些是大户,有些只是中户小户。但你知道,我们要团结的是小户。大户吃得差不多了,偶尔也要吃吃中户嘛。我们有些年轻干部对这个策略不了解,所以也要批斗一下。
中年干部说:
反正你只要演就好了。你演得好,你想要保的人我们可以不打死――关两天就放了。

她盯着中年干部说:
可是他们明明不是坏人啊。你不是说,我以前揭发的都是坏人吗?!

中年干部眯着眼说:
谁他妈没干过坏事啊,你也没做错嘛,你只是把他们的坏稍微扩张了一点……有钱本身就是一种坏,尤其在我们眼里看来。你不知道吗?

她说:
可是好人不该被打啊,坏人才该打啊!

中年干部吐了口烟说:
你他妈以为自己是谁啊,你其实就是一演员!

被中年干部的子弹击穿咽喉时,她很天真的相信,自己要死了,就再也不用当演员了。可她还是天真了。两天后,她、她二叔和年轻干部的尸体被运到了另一个山坳里的乡,另一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孩子抚着她的尸体哭叫"我的姐姐!"抚着年轻干部的尸体哭叫"我的姐夫!"然后声泪俱下的编织了一个美好的故事:她生前如何深爱那个年轻干部,如何被地主压迫,如何生不能聚首只好死则同穴,引得许多乡民又流下了感动的热泪。她的尸体到死后依然被当作演员陈列。中年干部也认为她实在出色:
"死了之后,表情依然栩栩如生,很有控诉性。真是他妈不折不扣的天才演员!!"

来源:张佳玮写东西的地方
链接: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38484&PostID=2908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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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事实:这是你认识的日本么?

当提到日本,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历史教科书?靖国神社?丰田轿车?佳能相机?灌篮高手?村上春树?W-inds?还是苍井空?它们代表日本,但是它们也不能完全代表日本,因为这只是日本的一面,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你所不了解的那个日本。

1996年,日本东京主办世界博览会,大兴土木,这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政治家青岛幸男因承诺停办世博会,当选为东京都知事。然后他发现如果工程停建,要蒙受巨大损失,但是青岛幸男仍然决定履行承诺,停办世博会――仅仅是因为,这种面子上的形象工程,不会让民众受益。

你认识这个日本吗????

惨痛而纠结的历史让很多国人不能或者不愿睁开眼睛去认识这个邻国。很多人甚至没有怀疑过,或许自己厌恶的是一个根本不了解的对象。很多人讥笑日本人是"政治小国"。可是,就是这个所谓的"政治小国",这个昔日的敌国,今天依然有很多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学习的地方。

在日本的小学校,伙食由政府提供,这种制度叫给食。无论校长,老师还是学生,吃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饭菜。但校长也搞特殊化――校长总是第一个吃。那么校长为何要有如此特权呢――实际上这是制度,校长必须要在所有的学生吃饭之前,第一个品尝试吃,以免食物质量靠不住,到时候校长第一个送医院。

在日本,人们对黑社会的认知没有那么坏,其文化水平很高,很礼貌,不会对普通人行使暴力。黑社会与政治本质上没什么差别,前者以温和方式协调社会个角色之间的利害关系,后者则是用暴力的。黑社会就是协调人,创造缓冲地带。

在日本,荒井聪,一个日本15年资历的老议员,国家战略、经济财政和消费者行政担当大臣。被媒体报料,说他用公款买《天堂之吻》,《神之水滴》等少女漫画
37本,此外还有一张音乐CD。荒井聪驳斥说,漫画书是他自掏腰包买的――公民时代,需要的不是政治家的智商,而是制度的约束,防止他们沦落为盗取库府的贼。

首相菅直人与15名内阁成员的平均资产为6021万日元(478万人民币),这与政权更迭前的麻生政府的1.06亿日元资产相比少了约4600万日元。不过,菅直人能在上任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让其资产飙升4~5倍,变成"亿元户"。

日本首相的资产在广州只能买两套100平方米的房子。

抛却了恨,仅仅作为作为一个邻国,我们应该像日本学习什么?

1. 做事认真严谨,讲求规律!日本的工作效率在世界上都有目共睹!

2. 礼仪上!日本人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游客!(而中国是倒数第3)他们真的很有礼貌!尊老爱幼! (暂且除去他们是不是虚伪的因素,毕竟别人做到了)

3. 节能。环保日本本身能源匮乏,所以在日本对资源一定重复利用再重复!保证不会浪费!另外日本的人口比利虽然高,但仍有35%的绿地!

对于日本我们是不是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呢?说说你们对日本的看法吧,我们是不是该,面对事实呢?

来源:http://dzh.mop.com/#/topic/readSub_12986929_0_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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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8日

冰点特稿:人民会用脚投票

从陈秉安家位于14楼的阳台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深圳蛇口的深港西部大桥。这座由深港两地合作兴建、于2007年投入使用的白色大桥,是连接深圳与香港的重要通道,在大多数时间里,桥上车流滚滚,一片繁忙景象。

但在碧水白桥背后,却有着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惨痛历史――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港西部大桥所在的深圳湾,便是当年逃港者的一条主要路线。

为了弄清这段历史,陈秉安前后用了22年时间,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物,收集了大量资料。今年10月,其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公开出版。

在一些历史研究者看来,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这部30多万字作品的问世,有着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这段此起彼伏规模宏大的逃港风潮,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一个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垫"。

也正因为此,每当有记者来访,陈秉安都会不断重复深圳宝安的一个农民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

后来发生的所有故事,都要从一家酒店的开业庆典说起。

1987年,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其总经理邀请深圳特区报派记者出席。这个任务落到了刚刚到报社工作的陈秉安身上。

庆典的开头很寻常,可到了主人致辞的时候,情况却起了变化。台上的总经理,在念了一半欢迎词后,居然捧着演讲稿嚎啕大哭起来。

台下一片寂静,人们都望着这个失态的总经理。他稍微冷静了一下,突然用脚蹬了蹬铺着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说:"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他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

"不瞒大家。"他擦去眼泪,说道,"正是为了他当年对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开在了这个地方。"

就像台下的许多人一样,刚刚辞去湖南老家的工作,孤身来深圳"闯天下"的陈秉安,并不清楚在这片土地上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他赶紧询问一个在场的当地居民,才得知,"原来这个老板,是逃港过去的呀"。

"逃港?什么是逃港?"他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总经理的身上,在这座看起来热火朝天的城市背后,似乎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不久之后,类似的事情又一次发生。

陈秉安去一家港资工厂采访,邱姓厂主在接受完采访后,突然把他拉到了一个无人之处,问道:"有一段发生在我身上的历史,你敢写吗?敢的话,请你跟我来。"

好奇的陈秉安,坐上了这个厂主的汽车。公路崎岖蜿蜒,进入深圳东部的闸门山。两人在一处河岸边下了车,河对岸便是香港。厂主指着对面的一处小树林说:"请你仔细看。"

陈秉安顺着对方指的方向望去,在小树林的边上,有一丘小小的坟墓。

"那是我的哥哥。"这个厂主的眼睛里,突然蒙上了一层白花花的东西。

在随后的聊天儿中,陈秉安才知道,20多年前,邱姓厂主和哥哥一起从这个地方逃往香港,途中遭遇边防部队的追捕,哥哥背上中枪,他眼睁睁地看着哥哥倒在河里,却没有一点办法。

后来,他在香港打拼出了一番事业,还把厂子设到了深圳。在来内地之前,他在河的那边堆了一座空坟,立了一块墓碑。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这对我个人,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民族,都是一笔财富。"他这么恳求陈记者。

从那一刻起,陈秉安突然意识到一种使命感,"就如同已经被掩埋了许多年的宝藏,突然无意中露出了一丝缝隙"。

他开始寻访这段此前少有人知的历史。工作一有空隙,他便奔波于宝安县农村的山中小径、旧村瓦舍,采访那些逃港的亲历者,听他们倾诉当年藏在心底的种种怨气,以及对香港天堂般的幻想。

11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62岁的陈秉安坐在家中书房的椅子上。当年风华正茂的记者,如今已是两鬓花白的老人。在他身旁,有几个装得满满的编织袋,里面都是这些年来的采访笔记。

"如果我不写下它,历史,或许将留下一页空白。"他缓缓说道,"能给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间的穷困的偷渡者和他们的亲人以一点慰藉,是我最大的心愿。"

偷渡者下水后,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

这是一部跨度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

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在民谣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有一份来自深圳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
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上述物件都属于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为边防部队发现,甚至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为救生工具。

泅渡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为"扑网"。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便不敢追踪。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

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强行冲关的情况。

据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记录,1962年,广东出现严重饥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

这些偷渡者成群结队,每人持一根4尺多长的木棒。带头的偷渡者公开说:"谁阻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当地政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

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广州番禺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外逃之时,甚至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为其饯行。惠阳澳头公社的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委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陈秉安曾遇到过一个逃港者中的传奇人物,这个人先后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创下了一个记录。到第13次,边防战士看了他都脸熟,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

殊死争夺的阵地、社会主义教育堡垒、反偷渡的"红旗村",结果逃掉了一大半

为什么要逃港?这个问题,陈秉安曾经问过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样。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

1957年,农村集体化进一步升级。宝安县委通过《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农民家中如果有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收为国有。

到了1959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一份资料显示,当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少收了61.25亿斤粮食,这相当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

一个逃港者告诉陈秉安,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他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铤而走险,乘船逃往香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

陈秉安曾经采访过一个民兵队长,他逃港的原因,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

这个民兵队长在山里发现了一个从台湾飘来的气球,气球下方的篮子里,有许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的那个年代,广东一带经常发现这样的气球。这个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实在舍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来。

几天后,他穿着白背心参加了一场篮球赛。围观的人们发现,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湿之后,背上出现了"反攻大陆"的字样。结果,这个原本"根正苗红"的农民,被打成了"美蒋特务",受到严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当地政府还曾想过这样一个办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宝安县决心在这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

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但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

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泪创造出来的

对待逃港者,港英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开始,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绝。逃港者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楼天台上搭建,这也形成了一个后来香港报刊常用的名词:"天台木屋"。

逃港者们从事较多的工作,是最为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粘纸盒、缝袜子、勾纱等。因为他们工作卖力,要求又低,正好为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这样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在陈秉安搜集到的许多香港报纸里,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1962年5月,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据香港媒体的统计,平均一个逃港者,能与10名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发生联系,这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在香港当时的300万人口中,平均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要为华山山头的情况担心。

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

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在陈秉安采访的数十名后来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里,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艰难时刻。他们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受尽白眼,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而且创造了许多"财富神话"。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在这些人中,陈秉安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叫叶小明的企业家的故事。

叶小明是1962年逃到香港的,当时他还只有11岁。5月的一个深夜,母亲背着他,随着逃港的人群,扒开铁丝网,由沙头角向香港新界方向逃去。

但当晚深圳突降暴雨,数千名逃港者身处的山间,正是山洪下泄的必经之路,在狂流急浪之中,仅有200余人侥幸脱险,其余尽为洪水吞噬。

叶的母亲便是遇难者中的一个。在被洪水包围的时候,这对母子发现了一棵大树,母亲先把儿子推到了树上,然后再往树上爬。由于树上的人太多,有人担心树干断掉,便在这个女人的肩上蹬了一脚,她摔进了洪流中。

两天之后,水退了。侥幸逃生的儿子又回到这里,寻找自己的母亲。在离那棵大树一里多远的地方,他找到了母亲的遗体。她被卡在两棵小树之间,手指紧紧地抠住一截树干,树干上都被抠出了一个小洞。

儿子含泪掩埋了母亲,然后朝香港走去。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叶争气,"发誓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母亲"。他从底层做起,奋斗了数十年,如今已经是大型物业公司的老总,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

"我们不是总在讨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政策,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在采访中,叶小明流着眼泪,这样告诉陈秉安,"我告诉你,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

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应该拿逃港者怎么办?这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1962年,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受上级委派,来到深圳。他想搞清楚,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当时负责接待这个记者的当地官员向陈秉安回忆,他为这个记者办理了一张过境耕作证,派一位会粤语的公安科长陪同,随着逃港的群众,前往香港九龙。

当时,内地对香港进行丑化宣传。官方发过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其中是这样描述的:

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二、香港黑社会横行三、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四、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但这个记者在香港看到的,并非如此。他和逃港者聊天,对方哭着说:"我们也是党员啊,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

他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并非像宣传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生活,比内地高出了许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内地还吃不饱饭的时候,香港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回到深圳后,这个记者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闭门不出。他先后写了4篇内参,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希望执政者能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半年以后,原本铁板一块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据说,有国家领导人指示,对逃港者放宽不究,并且禁止边防部队向逃港者开枪。与此同时,内地开始通过香港购买粮食,饥荒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这样的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此后的十余年里,依然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逃港浪潮,各级政府对此似乎也束手无策。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

随后,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很快,他们便迎来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

据说,在他们忐忑不安地汇报了逃港情况后,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一个宝安当地的村干部也告诉陈秉安,在深圳特区建立以后,他心里依旧不太放心。在农民每天出工前,他都拿着一本花名册,让人们依次在自己的名字后面打上红勾,每天收工后,再打一个勾。

很快,这个村干部发现,这样的检查实属多余,每天出工多少人,回来还是多少人。不仅如此,许多已经逃到香港的当地居民,在听说深圳设立经济特区、政策放宽后,又都回来了。

1997年香港回归后,偷渡基本绝迹。近年来,大量的香港人拥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潮流。200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发布"香港居民在中国内地居住情况及意向"调查结果,数据表明,到内地定居的香港居民,2001年为4.1万余人,2003年为6万余人,而2005年为9.18万人,4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另外还有8.02万人打算未来移居内地。

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的1990年,陈秉安采访到了前来深圳参加庆典的习仲勋。当聊起那段历史时,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如果不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在30年后的今天,"逃港"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让陈秉安感到不安的是,这段历史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市,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很多当事人对这段历史都讳莫如深,毕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许多档案管理部门,也以各种理由,拒绝了陈秉安的查阅请求。

当然,也有一些人的态度与此相反。不少当年的广东执政者们,以各种方式表示了对陈秉安的支持。他们不仅为他提供了大量口述,还在一些"要害部门"的领导那里"做工作",使他得以查阅一些"机密文件"。

2007年4月1日,对于陈秉安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天,广东省档案馆解密了1949年~1974年的一万两千多件档案,其中就有大量与"大逃港"有关的资料。

2009年年底,已经担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的陈秉安终于完成了30多万字的《大逃港》书稿。

书问世后不久,陈秉安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深圳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位市领导打来的。他惊讶地告诉陈秉安:"原来深圳经济特区是这么来的啊!我还在那儿呆了那么多年,却一点都不知道。"

据陈秉安透露,深圳市有关方面对这部作品也甚为重视。在特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在许多当地官员眼中,这部作品被视为对这座城市的一种"献礼"。

曾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份在许多人看来不太友好的礼物?"

"献礼,并非只有歌颂一种方式。有时候,真实才是最重要的。"陈秉安这样阐述道,"大逃港,无疑是历史的大悲剧,但同时,它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如果不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如今,从陈秉安家中的阳台望去,蛇口深圳湾,这个原本荒凉偏僻的逃港之处,已是一片大工地,起重机与挖掘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这里正在兴建一处海滨公园,周边许多楼盘的价格也水涨船高。购买者中,有许多香港人。

但历史依然会顽强地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这处工地里,时常会挖出一些逃港死难者的遗骨。不久前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陈秉安,他们在滩涂中挖出了两具逃港者的遗体。从尸骨的大小形态上判断,应该是一对男女,他们的手腕,用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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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

带着泪的笑话

实验室一个德国同学和我聊天,问我对二战以后的德国知道些什么。我想了很久,回答说,德国足球,柏林墙。当这家伙发现德国足球我确实知道不少以后,就问,你对柏林墙知道些什么?

柏林墙?我努力回忆着,恩,柏林墙是苏联和东德秘密计划修起来的,一夜之间,柏林墙就树立在柏林中心。此后,肯尼迪总统在柏林发表了着名的讲话。"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今天,我们都是柏林人"

"其它呢?"

差不多了吧,柏林墙作为冷战的象征,意义不就在这里么?

德国同学摇头,你不了解柏林墙,你不知道柏林墙真正的故事和意义。对于德国人来说,柏林墙所代表的不是肯尼迪,冷战这样的大字眼,而是数以万计小人物的故事,这些小人物在这堵墙边,用自己的生命,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传说,这个传说的名字,叫做"自由"。

仅在此记录他所讲述的,自己在柏林墙博物馆主页读到的一些故事。常觉得,我国和西方的历史,记录很不一样。在我国的历史记录里,少有这样详尽,乃至繁琐的小人物的记录。所以读西方的历史,经常觉得过于平淡,过于拘泥细节而不见大方向。然而,却自有一种力量在。

柏林墙的故事,在西方的历史里,感觉不但不惊天动地,或者剑拔弩张,反而竟然多有幽默。当然,是黑色幽默。

一、"中国长城"

万没有想到,在柏林墙纪念馆会读到我们中国的名字。柏林墙工程的代号,就是"中国长城第二"。

1961年8月,一个沉闷的夏天。对于大量东德人经柏林逃往西方已经忍无可忍的东德人和苏联人搞了一个漂亮的偷袭。8月12日凌晨1点,2万多军队突然开到东西柏林边境,立刻开始了修筑柏林墙的工程。应该说,这个以我国长城命名的工程,准备还是很充分的,绝对不是豆腐渣,仅仅到13日凌晨,第一期工程全部完工,整个东西柏林被铁丝网全部分割,再加路障。柏林墙正式树立了起来。

然而上帝实在会开玩笑,就在柏林墙的修筑过程中,东德人就开始了翻越柏林墙,逃亡西德的"柏林墙传说"。东德人的争分夺秒,只争朝夕的精神,给柏林墙的历史研究留下了千古之迷,到底是先有柏林墙,再有翻越行动,还是未等墙树起来,就已经开始了翻越,竟然永远无法得到一个答案了。

历史记载,柏林墙初步完成,即东西柏林正式分割,在13日中午12点37分,最后一个路口宣布封锁为标志。但就在13日,最早明白过来的东德人已经开始用生命搏击柏林墙,当天,一位技工跨过正在树立的铁丝网跳进了西柏林,有人跳进运河游到了西柏林。然而,天意弄人,谁也没想到记录他们踏上西德领土的时间。

13日上午,西德人涌向柏林墙,向墙那边的同胞投掷自己的通行证,身份证件。到苏联军队能够阻止这一举动前,数以千计的证件已经被扔到了东德同胞的手里。大批东德人借机混在返回西柏林的西德人中间偷渡逾越了柏林墙。

13日下午,柏林墙树立以后,第一个逾越柏林墙的人出现了。一个青年在光天化日之下,用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向铁丝网。但是,叁名警察追上了他,将他打倒在地,谁也没有想到,被打倒的他竟奇迹般又站了起来,夺过警察的枪,一边与警察对峙一边继续向西柏林飞奔。警察是尽职的,他们不顾这个年轻人的枪,冲上去和他又一次扭打成一团,并且一刀刺进青年人的膝盖。这次这个年轻人失去了奔跑的能力,面对叁个警察,结局已经注定。

然而,上天决心要给大家看一幕喜剧而不是悲剧。就在此刻,西柏林群众雷鸣般的怒吼惊醒了叁名警察,他们已经越过了柏林墙,现在是在西德的土地上,他们不再是警察,而成了违法者。他们扔下青年跑回柏林墙的另一侧。这个青年拖着残废的腿,一边拼命呼救一边爬到了西柏林。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大大的误会。事实上柏林墙并不是沿东德西德的边境修筑的,而是偏东德一侧,这是为了保证,即使你越过了柏林墙,你仍然在东德土地上,警察和军队仍然有权力和能力开枪将你击毙。当时那叁位警察并没有越界,他们大可以合法将那个青年绑回东德。然而,面对这柏林墙上的第一次交锋,他们误会了,害怕了,那个青年简直是奇迹般的竟然这样逃脱了已经笼罩住了自己的厄运。

这是第一个通过柏林墙的逃亡者。也许这第一个人就定下了逃亡柏林墙故事的基调。在柏林墙传说里,有眼泪,有悲壮,有无奈,但同样也有幽默,滑稽和令人含泪微笑的故事。

二、最可爱和最悲惨的(上)

要说最可爱的逃亡者,颇有几个竞争者,首先是两位大情圣,一个是阿根廷人,一个是澳大利亚人。大家看看他们逃亡的手段就可以知道,也就是他们能做出来,死脑筋的德国人就是再有几百万人逃亡,也做不出这么幽默的计划来。

柏林墙并不是铁板一块,总有那么几个门,几个交通站。于是情人被困在东柏林的两位哥哥就打起了交通站的主意。经调查研究,交通站是靠栏杆来封锁交通的,虽然栏杆结实,撞不断,但是栏杆比较高,如果汽车足够矮,可以从栏杆底下直接钻过去。

于是计划诞生了,把自己的美美放在行李箱里,趁警察不注意,开足马力,一下从栏杆下面钻到西柏林就行了。

说干就干,澳大利亚哥哥就这么把自己的新娘子接到了西柏林。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那就不存在什么幽默了。但是这时候,阿根廷哥哥出场了,他充分表现了南美人民热血沸腾,但不爱动脑子的特点,他认为这个计划不错,决定自己也照办煮碗。所谓照办,真的是照办,他居然连车子都是直接找澳大利亚人借的同一辆车!

说来也是,这么矮的车本来就不好找。问题是,他一点伪装都没有做,连车牌都不换,就这么开了去。

阿根廷哥哥开着这辆已经被报纸报道得详细得不能再详细的车,大摇大摆开进东柏林。东德警察一看,这车怎么这么眼熟,但是谁也猜不到天下还真有这么大胆的人。警察问"这车,以前是不是来过东德?"阿根廷哥哥脸不红心不跳的回答,"当然没有啦"。警察自己也糊涂了,大手一挥,放行了!

结果是,在一个星期以后,同一辆车,把另一对情侣,用同样的方式带到了西柏林。在他们举行婚礼之际,悲愤的东德警察把栏杆下面装了无数垂直的铁条,别说是车,就是条蛇也休想从栏杆下面再钻出去!

另一位竞争者是五岁的小男孩。他家经过地道从柏林墙的下面钻到了西柏林。这个地道挖了整整6个月。而且因为东柏林警察便衣密布,地道不得不从西柏林挖掘。要求是绝对不许做地面测量,还必须正好挖到被接应者的厕所里。为了不被地面人员发现,地道深入地下12
米!

这样庞大的工程,这样长的时间,真不知道逃亡者是如何承受这样的心理压力如此之久的。但这个孩子什么也不知道。当他从地道口出现在西柏林的时候,面对记者和救援者发表感想如下:

"这个大洞洞怪吓人的,不过没有野兽"

那一刻,我想到了法国着名的影片《美丽人生》。

二、最可爱和最悲惨的(下)

写可爱是容易的,面对冷酷的现实,人类用自己的信心,幽默来反抗,说起来即使是最大的冷酷,也压不下那希望和温暖。然而要写悲惨,实在有些下不了笔。

在柏林墙的逃亡者中,那些"功败垂成"者无疑是悲惨的。1961年,18岁的彼得。菲西特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已经爬到了柏林墙的顶部,只需要再加最后一把劲,就可以达成目标,就在这个时候,枪声响了......

彼得滑落回柏林墙东侧。

悲剧还没有完,身中数弹的彼得倒在柏林墙下,血流如注,我不知道东德的警察是一时不敢承担责任,跑去请示上级,还是真的就已经下了杀心(我宁愿相信是前者)。彼得就这样在墙下躺了50分钟,没有一个东德警察前来管他。

彼得的呼喊声一点一点的低下去了,低下去了。西柏林的人群爆发出愤怒的抗议声。
"你们是杀人犯""你们是法西斯!"上千群众怒吼着。西德的警察冒险跑到柏林墙边(前面已经说过,这是极其危险的,柏林墙西侧依然是东德的土地,警察已经
"越界",完全可能被枪击)把急救包扔向彼得。但是太晚了,彼得已经失去了自救的能力。

彼得终于停止了呼吸。他的血已经流尽了,在他蓝眼睛里最后映出的,依然是东柏林。50分钟以后,东德警察抬走了他的尸体。

如果说彼得最大的不幸在于他最终没有成功,我不知道下面这个最后"成功"的例子,是不是算幸运。

在柏林墙刚完成的那一年,由于墙还不是很坚固,有人就想出了办法,开重型车辆直接撞墙!直接冲开柏林墙进入西德。

1961年,这类事件多达14起。

逃亡者要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坚固的高墙,还有来自军队和警察的密集射击。

有军事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对于穿透力极强的子弹,民用的车壁,车门根本就是nothing,香港电影里躲到小轿车后面就可以逃开对方射击的镜头完全是搞笑。所以,用这个办法冲击柏林墙的人,实际上等于完全不设防的穿行在枪林弹雨中,去争取一次严重交通事故的机会!

这里的故事太多,最悲惨的,一是在离墙最后一米处熄火的那辆装有数十人的大客车。二就是布鲁希克的故事。

布鲁希克和他的同夥同样是利用大客车冲击柏林墙,但是他们的行动从一开始就被发现了。军队和警察从多个方向向客车密集射击,客车起火燃烧,弹痕累累!还好,客车质量过硬,不但没有熄火,还在布鲁希克良好的驾驶下奋勇加速,一声巨响,柏林墙被撞开了一个大缺口,整个客车冲进了西柏林!

欢呼的人群拥上来迎接,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驾驶座上的布鲁希克身中19弹,他是用生命的最后意志坚持加速,冲向柏林墙的。当客车冲进西柏林的那一刻,布鲁希克停止了呼吸。

柏林人展开了一场争论,布鲁希克究竟有没有看到他梦想看到的西柏林?最后是一个现场镜头宽慰了大家,从镜头上看,客车驾驶座位于西柏林之后,布鲁希克还有一个抬头的动作。是的,那时候他还活着!他的眼睛最后映出的,是他梦想中的迦南--西柏林!

他是一个成功者。

这个镜头我也看了,说实话,在那样的动荡,混乱,和快速行使中,每个人都被颠簸得相当厉害,硬要说那个几乎无法注意到的动作是布鲁希克自己作出来的而不是别的原因,我感觉实在是勉强。但是,谁又愿意继续辩论下去呢?谁又不希望这个年轻人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是快乐呢?

德国人如此不严谨的结论很少,却少得可爱,少得美丽。

柏林墙倒塌以后,新建成的文化宫,专门采用了很特殊的设计。建筑之间均用伞状结构连接,整个原来的柏林墙东侧"死亡开阔地"被全部笼罩在保护伞下。成为了伞下的广场。

我的德国同学说,这是因为,在这个广场上,无数逃亡者因为没有任何隐蔽物,只好强行穿越在火力控制下的广场而失去生命。现在,德国终于可以为自己的公民提供隐蔽物了,尽管,已经太迟,太迟....

三、咱们德国人都是工程师

上面那篇太沉重了,来一点轻快的。

德国人的机械设计,制造能力举世闻名,在柏林墙逃亡中,那也是充份体现了德国人民的技术水平。要按现在流行的歌来唱,那就是:

"咱们这嘎都是德国人,咱们这嘎特产工程师,咱们这嘎香肠配啤酒,咱们这嘎都是活奔茨"(奔茨,即奔茨汽车创始人,德国工程师)。

1968年,一位东德青年利用河流潜水到达西德。大家心目中的潜水是什么样的?潜水服?潜水镜?总之他一个人能有多大本事,还一切都必须自己造,最多是一点粗糙的个人潜水工具罢?

非也,这位青年自己造的是--潜-水-艇!

他用的是摩托车马达,配上自己组装的钢板,还有导航,压缩气体等系统。硬是在家造出了一个个人用的小潜水艇。质量如何?我看可以通过ISO9002国际认证。这潜水艇在水下航行了超过5个小时,才从西德那边冒出来,其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有同学说了,5个小时是不是太长了一点,那是没办法的事情,你试试拿个小摩托的马达去潜水看。

这小潜水艇当然是一个奇迹,该青年的逃亡过程使他立刻在西德找到了工作,各大机械公司竞相聘用该青年为设计师。听说后来他还真在机械设计上大有成就。

不过小潜水艇也就算了,后面来了个更狠的,逃亡中一不小心,楞搞了个吉尼斯记录出来。

1979年某夜晚,从东德一个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装着两个家庭----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这个气球完全由这两个家庭手工制成,花了数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两个家庭自学成才,从材料学,工程学,气体动力学,气象学热气球!

经调查,此热气球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热气球,被记入吉尼斯世界记录!

这个热气球在通过柏林墙的时候,被警察发现了。警察目瞪口呆之余,还算记得开枪射击。这一射击,该气球良好的工艺水准就发挥了出来。逃亡者操纵热气球一下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不但枪打不到,连探照灯都照不到!警察只好紧急呼叫空军支援:

"长江,我是黄河,你们赶快出动,寻找一个热气球,把它打下来,对,没错,是热气球,重复一遍,热--气--球!"

苏联空军"苏","米"战机立刻出动,但是热气球在28分钟的飞行以后,已经完成了使命,安全落地。

问题是,当气球被发现以后,两家人决定立刻降落,以避免被战机击落。这一"紧急降落",就谁也摸不准方向了,降落的地点无法确定。到底是已经到了西德,还是被迫降在东德,谁也不知道。

估计在他们数年的学习中没有心理学的功课,面对未知的前景,8个人都失去了验证的勇气。他们根本不敢走出这个气球,就这样躲在吊篮里长达24小时之久。他们已经没有勇气亲自揭晓自己的命运了。他们唯一能作的,就是祈祷。

降落整整24小时以后,军人来了,揭开了气球。他们对这8个逃亡者说出了他们盼望了多少年的话。

"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领土。"

四、世上无难事,只要肯钻研

下面这个故事,证明了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些事情,你是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

把一个人藏在小汽车里偷越柏林墙,你会把他藏在哪里?后箱?底盘?座位下面?

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想象得出来,把人藏在汽车的引擎部份。不要说那里因为发动机的缘故温度高,废气多,人放那里多半不烫死也憋死,就算没这些问题,您随便掀开哪辆车的引擎盖看看,怎么可能放得下人?

然而事实证明,那里可以放下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可以在引擎旁边至少呆2个小时以上,还保持清醒。9个从引擎中逃亡柏林墙的东德人可以作证。他们的故事甚至连金庸先生描写的什么'缩骨功"也相形见绌。据资料显示,他们都是把自己扭曲成,成,很难说他们把自己扭曲成什么形状了。

总之他们就好象没有骨头,可以随便变形的橡皮泥一样,把自己一点一点的塞进了引擎与盖子之间的缝隙里。然后就这样逾越了柏林墙。到达西柏林以后,他们要用1-2小时的时间,再一点一点把自己"还原"。先出来一条腿,再伸出一个头,逐渐的,一个人的形状硬是从引擎里升了起来。在录像上,一大群西德的热心人在旁边帮忙。但是很快,"不许帮忙"就成了规矩。因为逃亡者的姿势实在太古怪,只能由本人来逐渐恢复。

没有经验的人只能是越帮越忙。

在香港电影里,警察,或者匪徒,经常从人行天桥上一跃而下,正好落在驶过的汽车顶上。这对于我们来说是电影,对于柏林人却是生活的一部份。

凡靠近柏林墙的高楼,都成了东德人"跳楼"的场所。不必担心,这里的跳楼可不是求死,而是求生。只要你爬到楼上,表现出逃亡的意图,西柏林的同胞们就抬着床单蜂拥前来接应。鼓足勇气,一跃而下,只要把握了方向,就可以在空中逾越柏林墙,落到床单上。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高的运动天份的。曾经有一家叁口一起跳楼。6岁的孩子成功了,父亲和母亲却摔到了地面,一个伤了内脏,一个伤了脊椎。在短短的跳楼时代,有4个人因跳楼而死亡。

年纪最大的跳楼者是一位77岁的老太太。她在跳下来之前,把自己吓得瘫倒在了地板上。无论大家怎么鼓励,怎么哀求也无法跳下来。就在西柏林人准备失望的散去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东柏林的警察发现了情况,冲进了大楼。警察破门的声音给了老太太无穷的动力,她冲向窗口,果断的一跃而下......

再后来,由于柏林墙西侧仍属于东德,接应的西德人算侵犯了东德领土,跳楼者又改用汽车接应。顶部预先布置的汽车突然冲向柏林墙,跳楼者就把握这一刹那裹着被子飞跃而下,直扑汽车顶部。汽车又马上退回西柏林内部。

直到东德下了决心,把柏林墙东德一侧的高楼全部推平,空出一片几百米的"恐怖区"以后,居然还有人延续了这个跳楼逃亡法。这位德国工程师设计了一个强力弹射装置,从东柏林市内的高楼起跳,"弹"了数百米到达西柏林,然后利用自己制造的降落伞缓缓落地。

五、俱往矣

在30年的柏林墙前面,我只看见过柏林人两次泪水。

一是在1961年,柏林墙正在竖起,那个时候,柏林墙还是"透明"的铁丝网,就隔着那一道铁丝网,千万德国人交谈着,互相安慰着。我注意到很多这样的镜头,一对衣冠整洁的中年夫妇,镇定的安慰着对面的年轻人,而那青年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问德国同学,回答是,那是一个个家庭,那一天,儿女或者因为工作,或者因为上学,或者只是一时的游玩,从东柏林走到了西柏林。而父母还在东柏林。

他们走到柏林墙边,来见对方最后一面。那对镇定的父母一定是在告诉儿女,从此你就要靠自己了,千万不要回东德来,你要在西德坚定的生活下去!

这样的父母一眼望去,竟然有那么多。

再后来,是1989年11月9日,东德宣布开放整个柏林墙。一时间,德国人疯狂的涌向柏林墙。两德的居民拥抱在一起,哭泣在一起。我首次看见德国人这样的失控。人那么多,有的奏起音乐,于是人们一起跳舞,欢歌,欢呼和笑声响彻云霄,仅仅片刻之后,也许,不知道是谁,为了什么,忽然哭泣起来,也许,正为了28年以前送别自己的父母,永远不能再回到柏林墙,再告诉自己一次,"你要坚强的活下去"。

于是哭泣声越来越大,千万人一起哭泣起来。每个人都有充份的理由。有充份的理由笑多少,也就有充份的理由哭多少。在这堵墙下面,掩埋了一个德国的传说。

德国人毕竟是幸运的,柏林墙见证了德国人的痛苦,全世界分享了他们的痛苦。他们被关注着。然而,还有那么多的人,他们的痛苦竟然是完全默然的。

就在德国人面对柏林墙之后数年,以百万计的越南船民逃向大海。没有录像,没有文字,更没有如德国那样,西部同胞的援助。他们抱着和德国人一样的梦想,以一样悲壮的方式逃亡。而他们的死亡比例,高过德国人不知多少倍!

他们在哪里?他们的"柏林墙"何在?今天,我已经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看到了柏林墙,但是,谁曾经为那些越南船民记录过什么?

到今天,我们就看不见还存在的"柏林墙"和类似的悲剧了么?

当我告诉那个德国同学这些的时候,他沉默了,然后说,"也许,总会一点点的好起来 "

我不知道。

无论如何,柏林墙的故事已经结束了。而且,是喜剧性的结束。人间的故事,如柏林墙这般悲惨的并不少,能够最终这样收场的,已经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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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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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西藏问题真相与洗脑

一、中国人怎样被洗脑

二、西藏问题的真相

三、怎样消除藏汉两族的仇恨

西藏问题,不仅是一个少数民族政策问
题,也不仅仅是西藏是否独立的问题,它关系到以什么价值作为建立将来民主中国的根本原则。如果不把人的自由视为最高价值,中国人无法建立起一个真正民主自
由的国家,也不会圆满解决民族冲突和领土争端。

一、中国人怎样被洗脑

为什么很多中国人谈到西藏问题时有这么强烈的民族情
绪和大国沙文主义意识?主要是因为在共产党长期单一性的灌输中,人们对西藏的思维已和共产党的宣传机器转向了同一个轨道。在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中国
大陆,政府统治着出版,即统治着对历史的解释。

这样的专制社会,历史真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历史的解释是否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连
中共西藏问题权威牙含章都直言,他写书是"为了斗争的需要,"是
"组织上"安排他写。牙含章的表白,说出了中共建政后出版的所有关于西藏问题书籍的基本特征:历史事实要服从政府宣传。

即使近年大陆出版 的西藏书籍,仍然延续着这种宣传企图。1993年5月,北京华侨出版社出版了三十多万字的《西藏风云纪实》,该书极力歌颂中共给藏人带来了"人间天堂"。
例如,对一九五四年康藏、青藏公路的通车,该书夸张道:"整个世界都震惊了,整个人类都发生了某种意义上的倾斜,整个世界都把目光骤然投向古老世界的东方
之巅。"[3]而对1959年中共所谓"平乱",屠杀了八万多藏人的暴行,该书却称为"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间天堂出现在西藏人的眼前。"
"西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真是人间奇迹。"[4]

恐惧不同声音

中国人就是在这样单一的具有强烈宣传企图的书籍中,得
到关于西藏的知识。而西方学者和流亡藏人学者对西藏的研究,只要不符合北京政府的观点,在中国出版都是极为困难的。唯一的例外是美国作家艾夫唐(John
F. Avedon)的著作《雪域境外流亡记》,1988年3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5]艾夫唐曾是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他用了四年时间,在美国和
印度采访了一百多名藏人,包括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见证人,以及达赖喇嘛本人,写成了三十万字的专著。该书受到广泛好评。《洛杉矶时报》称"艾夫唐详细叙述
的真实故事令人目瞪口呆,他所传递的双重资讯----被中共镇压的西藏以及流亡在雪域之外的无畏的自由西藏----造就出近年来最具意义的报导文学。"《华盛顿邮
报》评论这是"一本掷地有声的书,如果你有一颗关切这个时代的正在挣扎的灵魂,此书不可不读。"

据后来台湾慧炬出版社重印此书的说明,该
书在拉萨被抢购一空,其内容成为大街小巷人们议论的话题,拉萨的几乎所有大学生都读了这本书,他们认为从此书得知了西藏的真实历史。但该书出版不久,就被
当局强令停止发行,并收缴已售出的版本。中共当局在"紧急通知"中说,此书的公开发行是"工作中的失误"。[6]

如果中国政府出版的关于 西藏的书籍是真实的,应该不恐惧不同声音的挑战。而中共当局封锁一切非官方观点的书籍,包括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只能说明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宣传是
谎言,因为真实是不怕比较的。经过长达四十年的洗脑,中国人头脑里关于西藏的知识,全是政府灌输的观点。而中国人历史性的"大一统"情结,又为接受这样的
西藏观提供了土壤。

制度化的谎言

这种政府宣传在中国人的头脑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例如我的一位朋友,是中共中央某部的干
部,最近来纽约办事时顺便来看我。我将一本十四世达赖喇嘛谈人生的书《慈悲与个人》中译本送给了她。她惊讶地指著书的封面上的达赖喇嘛头像说,"他的微笑
是多么真诚、慈爱!"她说以前从未见过达赖喇嘛的头像,听到的政府宣传都是"达赖分裂叛国"等等,她脑中能想像到的达赖喇嘛是一个凶狠的坏人形象。达赖喇
嘛的这本书所阐述的爱、慈悲和承担人类责任的哲学使她读后非常感动。她回国时向我又要了一本《慈悲与个人》,带回北京送给她最好的朋友。

而 我个人对西藏问题看法的转变也有着与她几近相同的经验。我大学毕业后在中国一直做新闻记者,但我头脑中的西藏知识全是官方灌输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西藏的
真实。虽然对我来说西藏是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但我从未怀疑过她是中国的一部份。来到美国后,阅读到一些西方学者和藏人的著作,才感到中共对西藏的看ㄊ
瞧?娴模??泻芏嗍遣徽媸档摹N蘼凼嵌晕鞑氐睦?罚?故窍质担?泄???枷袼?谄渌?煊蛞谎?圃炝撕芏嗷蜒浴?br />

在美国生活的几 年中,我了解到中共不仅在西藏问题上歪曲事实,在其他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上也是编织谎言。这里仅举几例:

中共向以"西安事变"做宣传,抨
击国民党和蒋介石,炫耀共产党才是真心抗日。但我1991年在纽约访问到了"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了解到历史并非中共宣传的那样。而张学良不想去大陆
的主要原因是他不同意北京当局把他视为"西安事变"大功臣的看法,他视自己为"一个鲁莽从事的历史罪人";[7]中共操纵的史籍和文学作品都宣扬共产党军
队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主角。但海外的历史书籍记载的是,国民党的军队担负了百分之八十的主战场。

对于朝鲜战争,中共长期宣传是"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但我1992年在夏威夷的韩战阵亡美军墓地看到这场战争的详细示意图,标示的是北朝鲜军队率先使用武力攻占南朝鲜。后来从历史书籍中了解到,
北朝鲜军队用武力统一南朝鲜的举动,受到世界多数国家谴责,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案,组成以美军为首,包括其他十几个国家的联合国部队,在朝鲜仁川登陆,
制止了北朝鲜的侵略。但中国政府一向宣传是美国人要打中国,只字不提是联合国的部队,在执行联合国决议案。

中共政权对历史事件随意编织的 事例不胜枚举,包括邓小平主导的"中越自卫反击战",真相也不是当局向人们交代的那样。而中共党史书上记载的十几次所谓"路线斗争",更没有客观真实可
言。读一读海外研究中共党史的书籍,包括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写的回忆录,都可以了解到中共是怎样玩弄历史于股掌。

洗掉"共产软件"

因 此我总是对刚刚从国内出来的朋友讲,要警惕自己头脑中被中共灌输的"知识"。要视自己的大脑如同一台电脑,有意识地将中共输入的宣传"软件"一件一件地洗
掉,然后重新输入新的软件,输入真实。但遗憾的是,许多中国人对这项必须做的事没有给予十分重视。有的人以为来到了西方,就自然知道了真实,其实人的头脑
与电脑一样,如果不是有意识地进行清洗和再输入的程式,一台电脑即使从中国搬到美国,放了多少年,那里面的"共产软件"也不会自动发生变化。

这 种"共产软件"的可怕性可以从徐明旭近来发表的几篇谈西藏的文章中看出。徐明旭已旅居美国多年,但他的文章仍充满共产党的逻辑。例如他在"藏独是民主中国
的末日"一文中,不仅重复中共"西藏人权白皮书"中的观点,为中共杀害一百多万藏人辩护,还用武断的中共口吻说:"任何去过西藏的人都会发现,如今藏人已
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这不是与中共宣传部一样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从中共占领西藏至今,藏人什么时候享受过"充分的宗教自由"?在中国人的宗教自由被
普遍剥夺和侵犯的情况下,共产党怎么会单单给藏人"充分的宗教自由"?这不仅经不起调查,都不符合一般的逻辑常识。而且说"任何去过西藏的人都会发现,"
更是毫不负责任的信口胡言。至少我读过的一些西方学者去过西藏后写的文章,就明确指出藏人的宗教自由被严重侵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员、汉学家
司马晋(James D. Seymour)不久前去过西藏,他最近写的关于西藏的文章,仍然指出藏人的宗教自由怎样被侵犯。而且徐明旭的文章是自相矛盾的。他在说"藏人已享有充分
的宗教自由"之前,又说"毫无疑问,目前藏人也与汉人一样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在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一个地方,人们没有言论、出版、集
会、结社的自由,却"享受着充分的宗教自由"吗?这符合逻辑常识吗?而且在这篇文章中,徐明旭还荒唐地把中共一九八九年春天在拉萨对藏人的武力镇压(据当
时在场的原《北京青年报》记者唐达献后来写的报导,有四百多藏人被屠杀)等同于美国警方一九九二年春天在洛杉矶制止"黑人骚乱",认为两者都是必须的。这
种毫无正义和是非原则的混帐逻辑只有满脑袋"共产软件"的人才想得出来!

以徐明旭为代表的这种"大中国至上"的沙文主义情绪,和为中共专
制政权辩护的愚昧,根本原因是中共长期宣传洗脑而输入的"共产软件"还在顽固地继续运转着。对这些人来说,与其绞尽脑汁在"谎言的软件"里挣扎,不如换几
块清新、真实的软盘。在真实资讯可以自由流通的世界,死驮着谎言是很累的。

二、西藏的真相

对于西藏的真相,中共最为强调 的是,西藏从元朝时就和中国在一块版图内。但今人以当年蒙古帝国对西藏和中国的同时兼并与统治,作为中国从此就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依据,逻辑上是不通的。退
一步讲,即使当年被成吉思汗兼并后的版图被认为是今天这块土地应该统一的理由,这个理由也应由成吉思汗的子孙蒙古人提出,而不应是当时同样被兼并的中国人
提出。再退一步讲,如果今天的中国人认为西藏曾是蒙古帝国建立的元朝的一部份,西藏就是中国领土的法理根据,那么中国人就应该对当时蒙古帝国辖下的越南、
朝鲜和俄罗斯的大片土地都相应地提出主权要求,单独提出西藏也是逻辑不通的。

在1992年9月发表的"西藏人权白皮书"中,中共引证了清
朝时期西藏与中原密切往来的很多历史资料来证明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这些史料确实是有所记载的。但西藏流亡政府1993年出版的《西藏的真相》一书,也引证
了大量历史资料证明西藏一直是独立的。这些资料在史书上也是存在的。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西藏的特殊历史地位。西藏与清朝的关系实际上一直是一种"和
藩"的关系:即名义上西藏归属中国管辖,实际上藏人独立管理自己的一切内部事务。这种情形或叫
"高度自治",或叫"事实独立"。在清王朝的260多年间,基本都是这样的和平关系。

从辛亥革命到1950年中共占领西藏这近四十年间,
西藏"事实独立"的特征更为明显。清朝末年清军曾一度攻占了拉萨,但两年后被击败驱除。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3年初宣布西藏为独立的国家后,蒋介石的国
民政府虽然两次派特使去西藏规劝,但并没有采用武力解决西藏问题。[8]因此连本文前面提到的北京出版的《西藏风云纪实》一书,也承认"从一九一一年起,
西藏开始享有了事实上的独立和国际承认。"[9]即使毛泽东当年也没有视西藏为中国的一个行省。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了红军长征时藏人给予食
物和给他们借宿的帮助,毛泽东在接受斯诺访问时对此感激地说:"这是我们对外国的唯一欠债。"[10]
据中国法学学者于浩成的研究,毛泽东在1945年春所做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认为西藏应实行"民族自决"。但后来的《论联合政府》文本将这段话删掉
了。在香港仍可看到《论联合政府》的原始文本,上面有这样的话。[11]

为什么中共建政前的历代中国统治者都没有采用武力占领的方式直接
统治西藏呢?可能他们都做过这样的权衡:汉人不习惯于西藏的高原气候,也不习惯于那里成为日常生活的宗教氛围,而且西藏是一块不毛之地,直接军事统治需要
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用"册封"的方式,取得名义上的管辖,显然更为合算。即使康熙年间,清王朝处于鼎盛阶段,康熙大帝也没有像后来毛泽东那样用军事占领方
式,直接统治西藏。

同时西藏作为宗教社会,也没有谋求成为一个典型的独立国家。因为西藏众多男子是僧侣,佛教主张不杀生,在这样的宗教文
化背景下建立一个独立国家所需要的庞大军队是困难的;而且西藏的高原内陆地理条件使那里的经济发展迟缓,物质缺乏。他们也需要中国提供的军事保护和物质援
助。既然中国人不到他们的土地上直接管辖西藏内部事务,又提供保护和援助,那么对保持这种"和藩"关系,藏人也认为是可行的。所以也没有强烈感觉到有宣称
独立的必要。

应该说,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中最傻瓜、最狂妄的是中共政权。它打破了历代中国政府与西藏的这种互相得益的关系,以军事占领方
式,对西藏进行直接统治,还强行社会主义改造。结果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还制造了深深的种族仇恨。今天西藏问题愈演愈烈,已经说明中共这种直接统治的失
败。而中共的强权镇压,更唤出和加强了西藏人民要求独立的声音。

刺刀下的"十七条协议"

当然,中共认为它的占领是合法 的,根据是西藏代表于1950年签署了同意解放军和平进藏的"十七条协议"。但稍有这段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在大军压境下藏人被迫做的选择。当时中共
军队数量达到520万,比西藏的全部人口还多。藏人无论如何是打不过中共的。而且四万解放军已渡过金沙江,攻占了康区首府昌都。西藏政府不得以派出代表到
北京谈判,谋求和平。"十七条协议"是北京方面草拟的,胁迫西藏代表签字后,加盖的西藏代表印章是北京方面刻制的。[12]
而远在拉萨的达赖喇嘛等通过北京电台发布的新闻才得知条款内容。[13]它起码说明"十七条"并不是双方充分协商的结果。

但后来西藏政府 接受了"十七条协议",因在大军威逼下除此没有别的选择。"十七条"主要条款是:解放军和平进藏;西藏为中国的一部份;西藏实行民族自治;现有的政治制度
不变;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地位与职权不变;实行宗教自由政策;西藏的改革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中央不加强迫。[14]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共对藏人
的许诺一条也没有遵守。这就是为什么1959年西藏爆发了全民抗暴起义。该起义迅速被中共镇压。据中共档说,八万多藏人被"消灭"。近十万藏民随达赖喇嘛
越过喜马拉雅山,逃亡到印度。

但中共"西藏人权白皮书"却说共产党给西藏带来"繁荣和进步"。说西藏"人民行使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权
利,""当家作主人"。共十二章的"白皮书"中多至八章是介绍西藏被"解放"之后的巨大变化,八章中引述的炫耀共产党功绩的统计数字多达269处。
[15]全部数字力图说明北京政府给了西藏巨大经济援助,使西藏变为了"人间天堂"。且不说这些数字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监督的国家是否可信,即使数
字是准确的,经济援助再大,也不能证明中共用武力恫吓的方式强迫藏人签署协议,然后军事占领西藏的合法性。因为一切"条约"的法律依据都是"签约各方必须
自主、自愿。"而"十七条协议"是威逼下的产物。这就如同中国大陆人熟悉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样,恶霸地主黄世仁强抢喜儿成婚,按照黄世仁的逻辑,也是合
法的,因为喜儿的父亲杨白劳在"同意书"上按了手印。但这纸"协议书"是杨白劳在威逼下被迫签署的。当然,黄世仁可以辩解说,他后来向喜儿一家提供了很多
物质援助,补修了她家的漏风墙,送了很多粮食,还给喜儿买了几吨"红头绳儿",喜儿自从到了他的手里,经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可谓"没有黄世仁,就没有
新喜儿。"但这一切经济援助和补偿能证明喜儿被强娶到黄家的合法性吗?不能!因为这场婚姻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是喜儿的自由意愿!只要喜儿不是发自内心自愿选
择的,这场婚姻就没有法理根据。当然,使用强权和武力,黄世仁可以把喜二抢到家里强暴,但他无法征服喜儿那时刻准备反抗的心。这就是为什么喜儿宁肯逃到深
山吃野果当"白毛女",也不忍受强权下的富裕。对自由的追求是人存在的规定性。在强权暴政之下,人是会低头。但内心深处那颗渴望自由的灵魂是永远不会屈服
的,它会找任何机会向强权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在邓小平的统治下,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比毛泽东时代已有很大提高,仍然发生了八九民主运动。

从 另一个角度说,正如中共无法证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样,中国政府也无法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西藏这一切"。与共产党的说辞正相反,显
见的事实是,在香港和台湾,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那里反而更繁荣,更民主。即使在蒙古共和国,结束了共党统治,外蒙古的人民比中共统治下的"内蒙古人"活得
更开心。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那里的藏人活得丰衣足食,还有自由。这就是为什么至今还有大量藏人翻越喜马拉雅山,逃离西藏。据西
藏流亡政府的统计,自1979至1992年间,仅逃到印度的藏族青少年就达四千多人。[16]

三、怎样消除藏汉两族的仇恨

面 对西藏的这些事实,主张"大一统"的中国人,包括相当一些民运人士会辩解说,他们并不是为中共辩护,因为他们也是中共专制统治的受害者。尤其是持沙文主义
观点的徐明旭先生,多次在文章中提到他"曾因发表小说暴露中共腐败而被流放到西藏多年,"也是受害者。但是,一个人受过迫害,是不是就一定比他们的迫害者
正确?对共产文化有精细观察的捷克作家昆德拉对此做过研究。他在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中借主人翁的口说:"我要告诉你我一生最悲哀的发现:那些受害者并
不比他们的迫害者更好。我很容易想像他们的角色调换一下的样子。"[17]从中国的现实也可以看到这一点。邓小平当年受过毛泽东的三度迫害,但他主导的
"六四屠杀",显示他并不比毛泽东更有人性。一个人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他是受害者还是迫害者,而是两者的价值观念是否不同。从徐明旭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尽
管他受过中共的迫害,但他的价值观与共产党是一样的,那就是视国家、群体、边界等价值高于人的自由,为了国家利益,可以剥夺个人自由,摧残个体。而全世界
所有共产党的最根本的错误就在于,强调国家群体价值,而剥夺个人选择自由的权利。结果是不仅个人自由丧尽,国家也没有强大。而西方文明所以能够战胜共产主
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视人的自由为最高原则。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今年三月,我在纽约参加了藏人庆祝新年的晚会。在那
个约有三百名藏人聚集(纽约总共只有350多名藏人)的新年之夜,他们身着藏族传统服装,在雪山狮子旗(西藏国旗)下用藏文祈祷,唱西藏国歌;他们在传统
的藏族音乐中跳着豪放的藏族舞;他们饮着米酒倾诉着中国政府对他们的迫害,表达他们一定要争回自己家园的坚定信念。看着他们那众志成城的神态,听着他们男
女老少手挽手狂舞时"海哟!海哟!"的呼声,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无法征服的民族。不管是现在的中共政权,还是将来任何形式的中国政府,都无法用武力
征服这个民族的心。

当晚我曾和十几个藏人交谈。由于多年受中共迫害和汉人的种族歧视,他们谈起中国人,充满愤怒。年轻一代藏人,这种情绪
更为严重。流亡在印度的青年藏人,要求武装反抗中国人的呼声日益强烈。达赖喇嘛不得不几次公开表示,如果藏人要采用暴力方式,他将辞去在西藏流亡政府的职
务。每年三月十日,是藏人纪念1959年反抗中共的抗暴纪念日。今年,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许多激进的年轻藏人要举办步行到拉萨的大游行,不顾被中共边防军射
杀的危险。在达赖喇嘛的劝导下,最后才改为徒步游行到新德里。一位年轻的藏人对我说,"如果没有什么原因,我们藏人凭什么无缘无故地恨中国人?我们遇到的
中国人绝大部份都支持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占领,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怎么把中共政权与中国人区分开?"他的话使我想到毛泽东那句名言: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作为中国人,我们是否应该认真思考一下,藏人为什么这么恨中国人?如果不是中共政府和中国人对西藏人民
欺辱太甚,他们能产生这样深深的怨恨吗?我们谁有过毫无理由地恨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经验?那些徐明旭们那么热衷而顽固地为中共已经十分强大的宣传增加分贝,
怎么让藏人把中共政权和中国人分开?不管徐明旭们怎么强调"大一统情结已经成为大多数汉人的集体无意识,"错误都不能由于大多数人都错它就变成了正确。如
果徐明旭的"大多数"是有根据的话,那就更证明大多数中国人对今天西藏人民的悲惨处境是负有责任的。在一个资讯能够自由流通的中国,我坚信,绝大多数中国
人会尊重西藏人民的选择权利,因为中国人民的心与西藏人民的心是一样的,他们最终的呼唤都是自由!

今天,任何人都看到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
即将结束。未来民主中国的领导人是否能够解决西藏问题,消除藏人对中国人的怨恨,关键是看这些领导人有没有现代文明意识----那就是尊重民族自决,尊重藏人
自由选择的权利,将人的自由视为处理一切争端和矛盾的最高原则。而在这一进程中,非常关键的因素是中国能否产生一大批崇尚自由主义的知识份子,他们能够对
徐明旭似的心存"大一统"情结、歧视少数民族的愚昧民众进行启蒙教育。如果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和知识份子一面主张民主自由,一面坚持对藏人权利和自由的
剥夺,那就是对自由的亵渎,他们追求的也绝不会是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正如藏人旦真洛布在接受我采访时说的,"当我与天安们的学生领袖们谈起六四屠杀时,我
们一起谴责北京政权,但当我提起西藏问题时,他们马上又附和起中国政府。他们这是争取的哪一门子的民主自由......"

注释:

1、 徐明旭:"藏独是民主中国的末日",纽约《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三月号

2、读者投书,《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四月号,第一零 四页

3、4、《西藏风云纪实》,华侨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北京)

5、《雪域境外流亡记》,(美)约翰*F*艾夫唐 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拉萨)

6、台湾重印此书的说明

7、曹长青:"张学良纽约忆往", 美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七日

8、孔庆宗:"黄慕松入藏纪实",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西藏自治区文史资 料研究委员会编,一九八五年,北京。

9、同3

10、埃德华*斯诺:《西行漫记》,英文版(New York,Grove,1961)第九十六页

11、于浩成先生与笔者的谈话,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七日于纽约

12、13、 《西藏的真相》,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1993年编辑出版(印度,达兰萨拉)

14、"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一九九二年九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见香港《大公报》,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第八版

15、对中共"西藏白皮书"中二百六十九处统计 数字的说明

16、同12

17、米兰*昆德拉:《为了告别的宴会》,英文版(New York,Penguin,1977),第七十页

(原载纽约《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六月号)

1961年 毛泽东对来访者说:中国没有饥荒

作者:周宇新

1961年,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许多西方人对毛的这番话信以为真。

那么,当时的中国究竟有没有发生大饥荒呢?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可以说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不但发生了大饥荒,而且还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大饥荒!

刘少奇在1961年初曾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说,"大跃进"期间共中国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事实上比这还多。专家根据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测算的结果表明,当时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大约有三千八百万,其中主要是饿死、累死的。

当年饿死人最多的是四川、安徽、河南、山东、甘肃这几个省。

在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所著的《大跃进亲历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959~1961年大饥荒时安徽省凤阳县情形的文字:"凤阳全县死绝8404户,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村民严俊冒告诉记者:"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
'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桦是河南省信阳人。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
"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着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叫着"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

四川的赖思强生于1942年,"闹饥荒"时17岁,在四川省南部县盘龙镇的农村长大,21岁离家参军,退伍转业就职于国家事业单位,现居四川省南充市。退休的赖先生喜欢摆"龙门阵",他说:"在当时,饿死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死者包括我身边的亲人邻里。长期的饥饿,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我的大伯娘(赖王氏)和堂兄(赖思孝)母子饿得'三肿三消',最后仍然痛苦地死去。我的父亲(赖崇玉)同样也是因为饥饿,导致水肿过世。当时民间流传一句俗语'三肿三消,锄头铁锹',意思就是说某人一旦'三肿三消',基本上就没救了,亲人们就可以拿上锄头铁锹,送他上山安葬了。

"那个年月,就是眼睁睁看着亲人饿死也无能为力。家中更小的弟弟妹妹们,饿得整天无精打采地呆坐在院坝里晒太阳,一动不动,只要听到食堂开饭的钟声,就都猛地跳起来蹿向食堂。"

"那时还有一种东西叫做'观音土',实际就是地里的一种白色粘土。很多人为一时充饥,不顾后果吃下这种白泥,堵塞了消化道,无法大便,不少人因此被活活憋死。当时我们家属于南部县盘龙人民公社十五大队,以我所在的大队为例,1958年统计共有625入,到1961年公共食堂撤销以后统计为421人,减少约
200人,其中死亡约150人,其余的人,基本都逃往新疆去找饭吃了。"

赖思强熬过了那段饥饿的日子,可能是因为年轻,他说,"1958年我16岁,身高1米6,体重90来斤,到了1961年,剩下60斤。我的二弟,水肿病一消就只剩下皮包骨。当时每人每天配给口粮只有2两5钱,一家人从公共食堂舀一大桶有少许米粒的清水汤回家喝下,家中的长辈都是尽量让自己的孩子们多吃点,可以说,父母是牺牲自己来保全我们的性命的。

湖南全省的饥荒状况不难想像,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姐姐的儿子,就是饿死的。刘少奇主席在1961年4月曾回湖南宁乡老家做调查,当地干部在被饥民剥掉树皮的树干上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掩盖实情。

连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也不例外。譬如黑龙江望奎县在1959年有1000人非正常死亡。1962年,黑龙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粮食定量减到二十四斤。农村粮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灾地区,入春以后几乎没有粮食吃,人们主要靠野菜、野果、树叶、植物的根茎充饥。

三年大饥荒前夜,中国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1958年,全国各地"高产卫星"不断升空,老百姓们以为"共产主义天堂"已经近在咫尺,转眼之间,中国百姓面对的竟然是噩梦一场。

但事情到了毛泽东嘴里却成了:"中国没有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