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0日

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预测: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惊人预测 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美国的兰德公司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或闻所未闻的。而正是这个公司,在60年前,由于准确预测"一旦美国参与朝鲜战争,中国必将出兵朝鲜",一炮走红,从此确立了兰德公司世界第一智库的显赫地位。它可以说是当今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

声明:此报告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场,只具有其参考价值,思考比评价更重要。

兰德公司报告

(一)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 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

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二)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

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这导致自我泛滥,缺少约束,缺少统一的精神支柱,他们没有通一规范的道德意识和真理意识,每个人只相信他自己,每个人按自己 的意志确立行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行为的道理,这导致中国人在各个行业和生活领域中没有统一意识。

中国是无神论国度,大多数人接受的是无神论者教育,蔑视宗教信仰,把宗教信仰当做迷信,精神领域没有共同的凝聚和约束。大部分人,他们坚持认为自己 是无神论者,其实质行为上却是泛神论者,在中国,拜鬼现象非常普遍。

由于缺乏信仰,中国人没有罪恶感,没有亏欠和内疚感,只要犯罪不被知道,就是无罪,这导致中国人在内部矛盾分歧时,在人性中的残忍和冷漠,纵观中国 整个历史,最残忍的争斗和屠杀都来自于他们内部自己。

(三)中国人所说的政治除了欺骗和背叛没有其它东西。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 牺牲。在中国,人情高于法律,导致一代又一代人在徇私枉法贪赃受贿的社会不公正和法律不公正中互相效法模仿,徇私枉法成为中国人的传统。 在中国,政治斗争是罕见残酷而无情的,政治斗争让中国一代一代人失去人性。

(四)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

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 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 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 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

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 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 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为了掩饰中国目前的失业,贫穷,惊人的资源浪费等现实,中共政府编造出一串数字来把中国打扮成一个经济上欣欣向荣的国家。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 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来填补中国的这个无底洞。所以当人们下次听到中共政府所宣布的经济高增长率等数字时应该想想这些臆想出来的数字是否正常。我们不能忘记 我们不得不为这个中共政府粉饰的表面上繁荣的伪资本主义国家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五)中国人的价值观建立在私欲之中。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他们在青少年 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所带来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 教育水平,实则和其他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 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的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 和无止境的利益纷争。  

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有人曾经做过的一个精彩的比喻可以用来解释这种奇怪 的被称为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的现实,即没有法律约束的资本主义就像不存在地狱这一概念的基督教,最终每个人都堕落,无一幸免。事实上,现在的中国制造已经 成为质量低劣,价格便宜,仿制,侵犯知识产权的代名词。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六)中国人的生活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 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  

中国人追求腐化堕落的生活,满足于自我生理感官需求,他们的文化建立在声色犬马之中:麻将、赌博、色情、吃欲、贪欲、色欲无不渗透在他们生活和文化 中。

(七)失败的中国式教育成为世界的笑柄。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 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国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社会改善总体水平,而是为统制阶层和少数富有阶层服务的。中国的政府部门总是引以为豪的标榜自己是人民的这个,人民的那 个,但没有一个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唯一服务的对象就是他们自身集团的利益。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 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 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 而是勇气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 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2010年9月18日

韩寒:游行的意义

在9月18日这个敏感的时刻,我有的朋友开始研究要不要游行。当然,游的主体可以是反日保钓救船长。终于,在一个很多论坛里连"游行"两个字都打不出来的国家里,我们有行可以游了。那么,要不要参加这次命题一日游呢?

首先,我认为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分为三个阶级,那就是主子,奴才和狗,而我们往往一人饰两角,至于饰演哪两个角色,我想不会有人觉得他在演主子吧。前一阵子,主子需要奴才去附和和伺候,但是现如今,主子需要狗去吼两声,因为在狗的逻辑里,无论主子怎么对待它,只要有外人来犯,狗总是该看家护院的。

当弄明白了这个以后,回头想想就容易多了。但是,在这三个阶级以内,好在我还有选择做花花草草的权力。我的选择依据是,对于相关部门,小事和大事他们的区别就是抗议一次和抗议十一次,有特权有能力的地方尚未出力,除了把人家日本大使变成了应召男郎以外,我们相关部门情绪稳定,并不见什么实际决心,别说武力上,连经济上都不敢有所动作。他们韬光养晦,所以我也韬光养晦。毕竟,我等做狗也罢,但要做一条戏狗,情以何堪。

纵观事态发展,领导的内心似乎并不愤怒,领导只是觉得窝囊,那自然,我们也只能跟着觉得窝囊,你哪有上街去表达窝囊的,那岂不是更窝囊。领导没面子的时候,我们给他们长脸,但领导有面子的时候,我们被他们掌嘴。我被欺负,我不能游,你被欺负,你让我游,我又情以何堪。你也别说这种民族国土大事应该是我们一起被欺负了,就算政府不作为,你活的一塌糊涂,也应该挺身而出。我自然可以挺身而出,但我的第一主题就是要求政府去作为,第二主题才是控诉来犯者,因为领土问题从来都不是老百姓能解决的和该去解决的,尤其是在我国,老百姓自己都没有一寸土地,,所有的一切,都是问政府租的,所以,理论上,这事对我来说,就是我的房东在和别人就一块在地上的瓦而争执,这块瓦的确是风大的时候从房东的房顶上掉下来的,但房东也不敢去捡,因为可能要和隔壁人家打架。那我等租客在里面搅和什么呢。无土地者要去为他人争取土地,无尊严者要去为他人捍卫尊严,这样的人多少钱一斤?一斤多少个?

但毕竟,这样的游行安全,好玩,显得很酷,关键是游完以后还能正常工作学习,甚至还有助于未来发展,毕竟也算不容易,所以大学生和老百姓抱着尝鲜唱黑脸的角度去游一游无妨。到时候政府唱一个白脸,说不定能有所见效。况且现在去游行玩的人相比起以前游行玩的人也有着些许不同,以前是彻底的国政不分,被卖数钱,现如今很多青年终于能够将所谓爱国这件事情想的更明白,他们虽然依然愤怒,但开始反思自己为何每次都是那么窝囊和被动,回头也能更客观的看待国家和政府的关系,这也算是一个进步。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国家就是一个女人,执政者就是占有她的男人,有幸福美满的,有相处和睦的,有家庭暴力的,有关系紧张的,有离婚再嫁的,有不能改嫁的,但无论如何,你爱一个女人总不能连她的男人也一起爱了去。

最后,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如果今天能为唐福珍谢朝平而游行,那么明天我就一定会为钓鱼岛和奥运火炬而游行。但这又是一个悖论,往往你能够为唐福珍谢朝平游行的时候,你往往就不会有钓鱼岛奥运火炬之类的事,而且更不会有唐福珍谢朝平之类的事出现。一个对内不能和平游行的民族,他的对外任何游行是完全没有价值的,那只是一场集体舞。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0lfy8.html

2010年9月14日

周保松:活得好跟活得高尚是一回事

新亚书院有风景。

几排细竹,三两株老榕,一池映天清水。远处是海,是山,是漂移着美丽卷积云的蓝天。

不远处,是唐君毅先生的铜像,再后面,是孔子的。

新亚第3代人周保松在这里行走了近20年。现在,他已从学生变为老师。除了从学生宿舍搬进教师公寓,作息基本不变。每天从深夜到东方露白,他听着古琴或莫扎特,改论文,给学生回信,往师生间的《政治哲学对话录》里增添新内容,或者著书。

他的新著《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告诉读者:"写作于我从来不是轻省的事。我一向将教学放在首位,因此本书大部分文章,都是在繁忙教学之余断续写成,那份吃力不足为外人道。"

学生说,"他的身份认同之一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但不是'士大夫',因为周生不会弹古琴。这样的先生在今天恐怕是绝无仅有了。"

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

周保松出生在化州,广东省茂名市下属的一个县城。8岁前在农村长大,砍柴、放牛、捉鱼,8岁时学会做饭。他出生两年后"文革"才结束,农村经济奄奄一息。他懂得什么叫"贫穷"。

他家里成分是地主,但奶奶1961年死于饥饿;1957年他父亲被划为"右派"。父辈及姐姐们都没有考大学的权利;小时候跟男孩们打架,常常被骂"地主仔"。他懂得什么叫"歧视"。

跟许多成年后走上学术道路的人一样,周保松自小沉迷于书本。识字后先是囫囵吞枣读完《三国演义》、《封神榜》、《水浒传》、《镜花缘》之类的小说传奇。找书不易的年代,镇上惟一的小图书馆、十字街口的新华书店、单位大院里叔叔伯伯的藏书,是他精神食粮的来源。

他很快迷上香港新派武侠小说,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是两天里不眠不休一气读完的。读完他走上平台,眼前一片眩晕(近视也突然加深),心中惆怅,又想放开嗓门吼几声。

常人看金庸、梁羽生,看的是功夫和爱情,少年周保松还看到了一个价值世界:是非善恶,对弱者的同情,对朋友的道义,对承诺的重视,对民族的热爱。学校后山的橡树林里,午后的阳光和蝉声中,或是公厕微黄的灯光下,逃课少年完成了另类的人格教育--当时,他对此毫无知觉。

父亲到香港探望伯父,犹犹豫豫留了下来。11岁随母亲投奔蜗居深水�贫民区的父亲,周保松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他办的是停学而非退学手续,相信总会回到故乡。他带着同学们送的家乡的江水和泥土,在1985年6月30日跨过罗湖桥。

他的生活世界急速转变,那个包括语言、传统、价值、人际关系乃至日常生活的复杂的意义系统,突然由社会主义的乡村折进资本主义的大都会。格格不入,无所适从,因断裂而疏离。他常常看着弥敦道上的车流和人群,感觉再也走不下去了。

就像今天进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后只能入读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一样,周保松在香港的第一批同学大部分是新移民,人人有乡音,纯朴善良,对香港历史文化一无所知,想好好读书、努力融入社会却不知从何做起,只听得教室楼下的五金铺子日日喧哗。他们活在一个隔离的世界里,自生自灭。

他后来听说,这些同学大多念完中学就去打工,最多的是到发型屋当学徒;考上大学的不到3个。"我有幸受到了好的教育,所以深知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读完中二,他考进了何文田官立中学,班上大部分是本港学生,但他最好的朋友,依然是本校占少数的新移民同学。

一直到1988年,他看电视里中国队跟香港队的比赛时总为中国队加油;别人问他是哪里人,他总说广东人。但此后,香港人以每年6万人的速率移民海外,直到1997。

移民香港整20年时,他在报上发了篇《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移民》,收到许多新移民的电话和信件,他们情绪热烈而激动。他知道,他们被这座城市压抑很久了。

2007年,他写下《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再次为那些要么静默地消散在城中、要么成为报端社会惨剧主角的人发出一点声音。

在这个领域,他追求公平和正义。

从工商管理学院到"讨饭系"

中五(相当于内地高二)那年,周保松获选"香港十大杰出学生"。与另9位本港出生、名校出身的同学相比,他是惟一的移民学生。"我才来香港没几年,广东话有口音,英文也不好,突然成为媒体的焦点,压力好大,一点也不开心。"

紧接着的压力来自对大学专业的选择。他想念中文系,但身边所有人都说应读商科,连语文老师也说理想当不得饭吃。他跟自己说:既然以香港为家,就要熟悉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获得竞争力。所以1991年进了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初进中大,有两件事对周保松影响很大。一是选修了陈特先生的《哲学概论》。陈特是唐君毅和钱穆的弟子,一位将问学与生命相连的谦谦君子、诚挚师长。第一课讲的是苏格拉底如何追求智慧,如何被雅典公民审判,如何从容赴死。他从此记住苏格拉底那句名言:"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然后是柏拉图的理念论、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

"我中学跟同学进过基督教教会,也读过佛经,胡思乱想过一些问题,像死亡、灵魂、不朽,现在居然有一个科叫哲学科,可以堂堂正正地讨论这些问题,两边一下子就接轨了。"

二是进了范克廉楼。那是当时思想最活跃、最成熟的中大学生的集中地。周保松初进校给《中大学生报》投稿,很快被吸纳进编委会。

这些编委们开起会来比较可怕。为应当关注校内外哪些事务、社论怎样写、怎样采访写作等等,常常无休止地辩论到凌晨三四点钟。办这份报没有学分没有酬劳,还常因此逃课,但大家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大学
4年,周保松几乎每天都是凌晨3点以后拖着疲惫身躯回到宿舍楼,一脸歉意唤醒工友帮他开门。

周保松说,今天香港公民社会中最活跃的那批人好多都是从范克廉楼走出来的,它是中大精神的摇篮,这精神是:价值批判与社会关怀。

一边主修"Marketing"之类的课程,学习产品该如何包装、销售,接受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一边兼修哲学,晚上为办校报通宵达旦,还要参加许多学生运动。周保松说,这第一年过得"完全人格分裂"。他琢磨着转系,但父亲坚决不同意,他常常败下阵来,一个人躲进洗手间落泪。

又坚持了一年,终于不想忍了,他想好好享受余下两年的大学生活,读喜欢的书。多年之后,他对学生说:你要过自己的人生。

哲学系在香港也叫"揸兜系"(揸,即捧;揸兜,即讨饭),但总有些另类分子放着金饭碗不要,情愿揸兜。

二年级快结束的某一天,周保松站在陈特面前接受面试。黄昏的阳光从西山斜洒下来,为师生间的对话镀上柔光--"会不会后悔?""不会。"

终于成为新亚书院第3代人。周保松的名字如今刻在圆形广场历届毕业生纪念碑倒数某座上。第一座最上方刻着1952年第一届的3位:余英时、陈式、张德民。

几千册藏书中,与周保松牵连最深、深入骨髓的,是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1993年暑假,他跟同学们到广州买书,在北京路新华书店从学长手里接过这本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翻译的厚厚的、满是艰涩术语的书,从此深陷其中。

他后来的导师石元康先生是华人社会最早一批研究罗尔斯的学者。他从选修石先生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开始正式进入政治哲学的世界:为什么正义是社会的首要德性,而自由主义作为一套回应现代处境的思想体系,其内涵是什么。

1995年,余英时先生回中大,参加钱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周保松负迎迓之责。余先生听说周保松对罗尔斯感兴趣,推荐他读罗氏新著《政治自由主义》。

一年后,周保松去有2000多年历史的英国小镇约克,在约克大学以罗尔斯的这本书为题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

他在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生涯受益于英国式的师徒制,导师是约翰・硕维(John
Charvet)--1960年代硕维在牛津求学时导师是以赛亚・伯林。周保松完成了对罗尔斯的研究,以"自由主义和稳定性"为题写成博士论文。

从知到行

硕维常在家中举办home seminar,学生带酒,老师提供小点和奶酪,从卢梭、康德、马克思到罗尔斯,一路谈到微醺。现在周保松也常在家里开这样的读书会,每3周一次,每次3小时,带领学生读原典,按主题讨论。

过去,石元康和硕维都容许周保松在辩论中畅所欲言、据理力争,现在,周保松的学生也沐浴着此种宽容。

"上课讲到兴奋处他会手舞足蹈,讲到母语(中文)不被尊重时,眼里会有泪光。我很感动,我看到的是一个有热诚、有坚持、有追求的人。"一位学生说。

一位深夜跑到他那里诉说生命空虚的学生记得,老师后来提起这事总开玩笑说,有点像维特根斯坦跑到罗素家里。"我不能想象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只睡4小时需要怎样的意志,他在我们身上花的时间远远超出一位老师应做的。"

周保松自知,这是他在践行叮嘱学生的话,"活得好和活得高尚是一回事。"

他将对德性的要求传给学生。他告诉学生应该怎样理解学术:"我们是站在前人肩膀上走下去,继承和被取代是常态。我们做的是搬砖的工作,不要只看见你在搬,其他人都不见了。"

台湾"中研院"钱永祥先生欣赏他治学态度的同时,"更注意到他的强烈道德关怀与社会意识,知道政治哲学于他不仅是知性的探索,也是追求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困勉之旅"。

访问周保松时,正值香港某大法官的侄女掌掴警员事件闹得满城风雨,报端口诛笔伐,毫不手软;也恰好读到他的学生陈家祺以老师"价值论述的累积"为框架在报上分析广州粤语事件--人心所向,令自诩"身在边缘"的周保松看起来不那么孤独。

周保松喜欢瞻仰哲人墓地。他在静寂中默然肃立,在历史中思考自己的位点。从伯林墓地返回的路上,他想起苏轼的一句话: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周保松 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

我移民香港,二十二年了。

我是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跨过罗湖桥的。跨过去的时候,并没想过后来种种。现在回过头来,又显得有点欲说无从。昔日的日记相片书信还在,多年来尘封不动。外面正是十年回归大庆,我却独坐一室,茫然地整理个人的移民史。

八十年代至今,有近百万新移民从中国来港。这百万人一离开罗湖,便好像细流入深海,静默无声,不知那里去了。再出现的时候,往往便是报纸头条的伦常惨剧主角。这并非事出无因。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新移民」一词几乎和社会问题同义,常常和家庭暴力、骗取社会保障援助、贫穷落后等关联在一起,是个不光彩的标记。新移民既是外来者,同时又被视为社会问题制造者,遂背负双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将新移民尽快改造成香港人,洗去他们旧的次等的不文明的价值,接受新的先进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新移民跨过罗湖桥那一刻,便须承认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这份深不见底的自卑,令新移民不愿面对过去,更加没有勇气在公共空间述说自己的历史。而手握权力的主流社会,不仅没兴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无意丑化他们的形象,漠视他们面对的种种困难和承受的诸多不义。于是,新移民这一庞大群体,在据说是自由开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种集体性消声。

新移民明明无处不在,却又彷佛并不存在;明明有话想说,却又无法可说。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因为香港本身是个移民社会,一九四九年以降,历经几波的大移民潮,目前七百万人口中,真正称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这样一个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却甚少在公共领域受到关注。两年前,我在报纸发表了一篇短文《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移民》,结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识的读者的电话和来信,分享他们的移民故事,情绪热切而激动。这教我诧异。那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郁结被这个城市压抑着。他们渴望被聆听被理解,渴望得到别人的肯认和尊重,但往往事与愿违。

在过往大部份的新移民讨论里,经济考虑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对香港人力资源的影响,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压力等。因此,政府最关心的,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令新移民脱胎换骨,成为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并减少他们对社会福利的依赖。至于新移民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过去的独立个体,在新环境中的实存感受和真正需要却往往被忽略。而对于经常发生的新移民家庭惨剧,整个社会也去到近于麻木的地步,无意深究背后的原因。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林婕,一个品学兼优的新移民女生,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在最美好的十八岁,从高楼一跃而下,死后留下这样的问题:「我很费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难道『我来自内地』就是我的罪过吗?」林婕的死,迫使香港社会作了一点道德忏悔。当时的教育署署长罗范椒芬,写了一封信给全港老师,说:「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对林婕和她的母亲,我有无限的歉意;作为教育署署长,我难以想象林婕所遭受的歧视,竟然发生在教育界、在学校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林婕用她宝贵的生命,打破一池死水,让香港社会一瞥新移民的艰难处境。但池水顷刻回复平静,社会并没任何改变,事件很快便被遗忘。人们或会自我安慰说,林婕毕竟只是极少数不能好好适应香港的特殊例子。万万千千的年轻心灵,早已安安份份地完成改造。

我自己也以为是这样,以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够快不够好,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二十年过去,我才开始懂得问,为什么过百万的新移民,会在这个喧哗的城市失去声音?为什么林婕要选择死,来表达她对这个据说是东方之珠的城市的憎恨?我开始意识到,不应只是问如何改造,而要问为何要这样改造,改造的代价是什么,谁去付这些代价。要回答这些问题,我只能从我个人的新移民史谈起。

一九八五年六月下旬的某个傍晚,我放学回家,母亲说过几天便要移民香港。我呆了好一会,然后咬着牙说,我不去,眼泪便跟着流下来。

我不愿意离开故乡,一个广东西部偏远的小县城,因为我活得快乐。活得快乐,并不是因为富有。事实上,我家里一直很穷。我出生在农村,家庭成份是地主,父亲五七年被打为右派,全家备受政治折磨。我小时候在农村放牛打鱼,后来才出到县城读书。我那时正在读中学二年级,既没有考试压力,也未懂得为前途担忧,和一班同学相处融洽,挥霍着人生最无忧无虑的青春岁月。我走的时候,办的是停学手续,而不是退学,因为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回来。离别那天,全班三十多位同学到车站送我,大家都哭了。有同学送我一瓶从江中装来的水,也有同学递我一包泥土,希望我不要忘了故乡的山水。二十年来,我们这班同学仍然保持联络,几乎年年一聚。

我们能够来香港,是因为父亲早在八一年来港探望几十年不见的伯父时留了下来。父亲五一年加入农业银行工作,为人能干正直,在单位受人敬重。他申请探亲时,压根儿没想过留下来,伯父却苦苦劝他。临离开香港前,伯父写了一首诗给父亲:「扁舟飘忽到桃源,车水马龙别有天。凡心未了留不住,他朝徒叹误仙缘。」伯父认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希望父亲不要再回到大陆那样的人间。几经挣扎,父亲终于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后来才体会到,对父亲来说,这是个艰难的抉择。父亲那时正当盛年,工资虽然不高,但事业发展顺利,和同事合作愉快,工作带给他很大的满足感。一旦留下来,便等于放弃几十年的事业,由最低层重新做起。而他探亲期间在布匹公司做职员,一个月工资一千元,除去租金,早已所剩无几。

我出来工作后,父亲有次和我说,考虑职业时,一定要选择有意义,能带给自己满足感的工作。这番说话,说来轻描淡写,却道尽了他的辛酸遗憾。人到中年而选择离开故土,放弃前半生辛苦累积的工作经验、地位、社会关系以至事业追求,在不确定的新环境中由零开始,代价不可谓不大。不少人认为新移民无论吃多少苦,都是值得的,因为即使做最底层的工作,甚至领取社会援助,收入也较国内高。选择是否值得,每个人有不同判断。但财富多寡,和一个人是否活得有价值有尊严,并不总是划上等号。我们习惯以金钱作为判断生活是否美好的标准,却忽略了其它价值的重要性,是对生命的一种曲解。而以这种标准去论断新移民,对他们失去什么和承受什么视而不见,因而缺乏同情和理解,恐怕是一种看不见的伤害。
父亲那一辈其实无路可退。他们既不能回到过去,却又无力在新环境中赋予生活新的意义。他们面对的,是生存问题。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现实,胼手胝足努力工作,并将所有希望寄托于下一代。至于曾经有过的理想和追求,只能压抑于心底深处,并随年月流逝而逐渐淡去。

父亲留下来后,便申请我和妈妈来港。经过二十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家里的经济环境虽已大有改善,父亲却已垂垂老去。即使粗心如我,也常常感受到父亲的寂寞。真正能提起父亲兴致的,是和他谈起旧日国内生活种种,例如年少的轻狂,当年在银行工作的情况以至农村生活种种趣事。即使是反右运动和文革时被批斗的情形,父亲回忆起来也津津有味。但我从来没敢问父亲,香港是否他的桃花源。今年六月三十日,是我来港二十二周年。那天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我问父亲,回首过去,可曾后悔移民来香港。父亲沉默良久,说,看到你们今天活得很好,我不后悔。

香港没有为社会贡献的概念,因为社会只是抽象地指涉个体在其中追逐个人利益的场所,本身没有任何共同目标。人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一切归于个人,和社会无涉。因此,父亲只能说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却不能说为香港付出了多少。在这个城市工作大半生后,这是他唯一的肯定自己生命价值的理由。我无法和父亲说,你不仅为我们付出了许多,更加为香港的发展付出了许多,因为家的概念,延伸不到那么远。或许正因为此,我们对于那些辛苦大半生却老无所依的老人家,往往既没同情之心,亦无亏欠感激之情。

未到香港前,我对香港的认识,来自流行文化。那个年头,香港电视剧刚开始流行,《大地恩情》、《万水千山总是情》一出场,便风靡一时。但真正令我着迷的,还数《大侠霍元甲》。如果没记错,当时这套剧是晚上九点播放,而我们学校的自修课正好到九点结束。八时半过后,所有课室便会出奇地安静,人人收拾好书包文具,蓄势待发。九点钟声一响,全校几百人立即蜂涌而出,以最快速度飞身跳上自行车,在街上横冲直撞,铃声不断,直奔家里。

香港流行曲也开始普及,张明敏、邓丽君、徐小凤、许冠杰、林子祥一一登场。那时候,很多同学都有一本歌薄,将自己喜欢的流行曲歌词抄在上面,彼此交换,下课后一起在走廊引吭高歌,又或躲在课室一角独自吟唱。音乐课上教的那些革命电影歌曲,早已乏人问津。我班上有位同学的哥哥看准时机,开了一家唱片店,专门从香港买回歌星的最新录音带,然后大量翻录转售,几块钱一盒,在小镇大受欢迎。

但我真正受香港文化「荼毒」的,还数武侠小说。我自小沉迷书本,尤其喜欢小说传奇神话,小学三、四年级时已将《三国演义》、《封神榜》、《三侠五义》、《大明英烈传》、《水浒传》、《镜花缘》、《东周列国志》等一大堆囫囵吞枣地读完。那时找书不易。镇上有一间图书馆,但小得可怜,几乎无书可借,唯一有印象的是在那里借过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另一个看书好去处,是镇中心十字街口的新华书店。大概从八二年起,书店将部份书以开架形式摆放,我遂可以在那里「打书钉」。但我大部份的精神食粮,来自父亲的同事。那时单位的人全住在一个大院,家家户户彼此熟悉。叔叔伯伯自小看着我长大,待我很好,我因此常到他们家借书。那时真是有书必读,但有两本却实在啃不下去。一本是《红楼梦》,因为受不了它的情节;另一本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因为受不了那些又长又难记的翻译人名。

我第一次读香港的新派武侠小说,是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这本书是当时正在追求我大姐的未来姐夫借我看的,我之前对梁羽生一无所知。谁知书一上手,便放不下来。我不眠不休,一口气在两天内将书读完。我尤其记得,看完书后我走上天台,眼前一片晕眩,心中怅惘,书中主角张丹枫和云蕾的影子在脑中挥之不去,只想尽情大叫。在我的阅读史中,那是一个分水岭。我的近视,也因此突然加深,但当时却无眼镜可配,上课时总看不清楚老师在黑板上写些什么,结果影响了升中学的考试成绩。

接着下来,我发觉一本叫《武林》的月刊,正在连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更把我弄得心痒难熬,每月都心焦地等待它的出版。很可惜,或许因为版权的缘故,连载几个月后便中断了,而我却像吸毒者一样,对武侠小说上了瘾,在镇上四处打探何处有梁羽生和金庸可借。上了中学,我从一位同样是小说迷的高年级同学口中知道,镇上某处真的有武侠小说出租。出租室有点神秘,要熟人介绍才可进去,内里黑沉沉的,书架上排满了金庸、梁羽生、古龙和一些台湾作家的作品,全是繁体字版,封面用牛皮纸包着。那个时代不如今天开放,出租港台图书还相当顾忌。租书除了十元按金,租金要两角一天。这是相当贵了。当时租连环图才两分钱一本,而我一个月也不过几元零用钱。为了省钱,我必须以最快速度每天看完一本。我于是学会繁体字,也学会逃课。在别人专心上课时,我却跑到学校后山的橡树林,在午后阳光和聒耳蝉声中,沉醉在侠骨柔情和刀光剑影的世界;在夜阑人静时,我抱著书偷偷跑到公共厕所,借着昏黄微弱的灯光,与杨过小龙女同悲同喜。

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除了功夫和爱情,同时呈现了一个价值世界。对是非黑白的坚持,对弱者的同情,对朋友的道义,对承诺的重视,对民族的热爱,是这些小说不变的主题。当读者全情投入小说情节时,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背后的价值。可以说,武侠小说除了带给我无穷的阅读乐趣,也无形中影响了我的思想和情感。说来有点好笑,我在逃课中完成了另类的人格教育,而我对此却毫不知情。

我们是受香港文化影响的第一代。当时虽已开放改革几年,整个社会仍颇为封闭落后。历年政治运动磨尽了所有人的理想和热情,九十年代全面资本主义的时代仍未到来,人人处于精神极度饥渴,却不知出路在哪的躁动状态。香港的电视剧、电影、流行曲和文学的传入,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香港文化商品最大的特色,是使人欢愉。它没有什么政治道德说教,却能深深打动我们的情感。邓丽君的中国小调,《大地恩情》的乡土情怀,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甚至张明敏的《我是中国人》,着实滋润了我们的心灵。尽管如此,我对香港并没多大向往。父亲去了香港以后,家里的生活慢慢有了改善,开始有了电风扇,黑白电视和卡式录音机,我间或也会向同学炫耀一下父亲带回来的斑马牌原子笔。但记忆中,我从没想过要成为香港人。那是一个和我没有关系的世界。

抵达香港那天,最初迎接我的,是深水步地铁站的北河街鸭寮街出口。当年的鸭寮街,和今天一样热闹挤拥。旧摊档满地,叫卖声盈耳。我和妈妈紧紧跟着父亲,拖着行李,一步一步在人群中穿过。抬头上望,只能隐隐见到天空的一抹蓝。
我们住的地方,是北河街一个单位的板间房。这是一幢非常残旧的「唐楼」,单位只有四百多平方尺,住了三户人家,大家共享一个厨房和厕所。板间房再分为两层,父母住下层,我住上层,算是个阁楼吧。阁楼没有窗,晦暗局促,人不能站直,得弯着腰才能在茶几上读书写字。躺在床上,天花板好像随时会塌下来。

初来的一年,日子难过。我当时有写日记的习惯。最近重读,发觉八五年七月七日写下这样的感受:「离回家还有358天。今天简直闷得要发疯了,真想偷渡到深圳回故乡去。这几天度日如年,心都快要滴出血了。想起在家里能和同学们一起看书打球,多有意思。可是在这里,一切都是梦。」(当时香港政府规定,必须住满一年才可以领取回乡证返回内地。)然后是七月八日:「我真后悔自己来香港,现在真是要我死都愿意。」这样的情绪,整本日记随处可见。那时打长途电话很不方便,只能和故乡的朋友通信。生活最大的寄托,便是等信和写信。邮差每天派信两次,早上十时一次,下午四时一次。我每天起来,脸未洗牙未擦,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楼下看信箱。如果有信,自然满心欢喜,捧在手中读完又读。没信,心里失落,只好不安地期待下午另一次派信。那一年我写了好几百封信。

新移民最难适应的,也许并非居住环境恶劣,而是「生活世界」的突然转变。生活世界是个复杂的意义系统,包括我们的语言、传统、价值、人际关系,以至日常的生活方式等。在这样的系统里,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理解行动的意义,并肯定生活的价值。如果我们由小至大活在一个稳定的世界,我们甚至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以为一切均理所当然。但当我们由一个世界急速转换到另一个世界,两者又有根本断裂时,人便容易迷失,觉得无所适从。我们会失去那种「在家」的自在感,并和新世界格格不入。

来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活在这种疏离感中。表面上,我很快便适应下来,语言、读书、生活各方面,均没遇到多大困难。但在内心,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香港人,更不知日后的路该如何行。走在街上,觉得所有人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回到家里,躺在黑暗的阁楼,脑里便只有昔日的世界;看到中国和香港的运动员比赛,我会暗暗为中国队打气。来港最初几年,每次返回国内,我都有种着地的感觉。即使去北方旅行,碰到素不相识的人,我也有着难言的亲切。这种割裂,使我长期处于一种孤独状态。伴随这种心境,我沉迷的不再是武侠小说,而是李煜、李清照、柳永那些忧伤的长短句。

读到中四,我的迷惘更甚,变得忧郁孤僻,觉得没人理解自己。为求出路,我开始找老师讨论人生的意义,跟同学去基督教会听福音,甚至胡乱找些佛学书来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天放学后,夕阳斜照,我站在弥敦道和界限街交界的安全岛,看着川流不息的汽车和匆匆的人群,突然有种完全无力行下去的感觉。我软弱地斜靠在栏杆上,看着红灯转绿灯,绿灯转红灯,人动也不动,茫然四顾,不知何去何从。

苦闷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在深水步游荡。深水步是穷人聚居之所,密密麻麻的唐楼又残又旧,街道也乱糟糟的。那时南昌街中间仍是店铺林立(后来拆了,变成现在的休憩公园),石硖尾街的天光墟(在天刚亮时将东西放在地上摆卖,故有此名)也在,黄金商场周围还有无数的流动熟食小贩,再加上福华街、福荣街、长沙湾道的时装批发店,北河街菜市场和鸭寮街的旧物和电器摊档,令深水步成了个无所不包的大市集。在这里,你会见到蛇王在街头当众用口咬断蛇头,随即挑出蛇胆,给客人和着酒一口喝下去;会见到柜台高高,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当铺;当然还有琳琅满目,堆积如山的色情杂志。

我最喜欢的,还是到鸭寮街淘书。鸭寮街并没书店,「收买佬」只是将收回来的书和其它杂物,随意堆在一起。要挑书,便要不怕脏,而且需有耐性。我在那里淘到最多的,是小说散文,但也找到一套三册马克思的《资本论》(译者郭大力、王亚南,民国27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唐君毅的《哲学概论》和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等。后来读大学时,我甚至在那里用十元买到最近逝世的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的成名作《哲学与自然之镜》英文版。

住得久了,我便慢慢感受到深水步的贫穷。我家的居住环境,还不算最恶劣。更差的,是那些住在「笼屋」的人,几十人挤在一个单位,每人只有一个铁笼般大小的床位。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南昌街笼屋大火,导致六人死亡,五十多人受伤,人们才知道香港仍有那么多人居住在那样的非人环境。张之亮当年拍摄的《笼民》,便是以此为题材。深水步也有许多老无所养的独居老人,天一亮便坐满街角的小公园,有的在下棋打牌,有的在发呆。新移民也不少。只要在街上转一圈,什么口音都听得到。我父母后来搬了两次家,却始终没离开过这区,而我每次回家,依然那么喜欢在深水步闹市散步。

一九八五年九月,我入读大角咀福全街的高雷中学。父亲为我读书的事,四处奔走,却一直苦无头绪,最后只好选择这所自己同乡会办的学校,由中学一年级读起。严格来说,这不算一所完整的中学。学校在一幢工厂大厦二楼,楼下是售卖五金钢铁的店铺,噪音不绝于耳。学校除了几个课室,没有任何设施。课程只办到三年级,四年级以后学生便须另选他校。

学校离家不远,步行十五分钟便到。第一天上学,我发觉全班五十多人,有七成是像我这样刚到的新移民,以广东和福建最多,但也有更远的。大家一开口,便发觉人人乡音不同,十分有趣。香港出生的同学,由于是少数派,不敢怎样嘲笑我们。我们很快便混得很熟。从一开始,我便喜欢这班同学。他们纯朴善良,彼此友爱没机心,而且回忆起国内生活种种,易有共鸣。平时下课后,我们会联群结队去踢足球,在游戏中心流连,到桌球室找乐,周末甚至试过一起去大角咀丽华戏院享受三级片早场的刺激。我们有心读书,却不知从何学起。学习环境实在太差,学生程度又参差不齐,老师难以施教。我们渴望融入香港社会,却不知从何做起。我们对香港的历史文化一无所知,父母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又要日以继夜工作,对我们爱莫能助。我们好像活在一个隔离的世界,自生自灭。

开学不久,我们便一起去工厂做兼职。事缘有位同学的父亲,在制衣厂专门负责穿裤绳(俗称裤头带)的工序,方法是用铁针将尼龙绳由短裤一端贯穿到另一端。由于工作多得做不完,同学便叫我们下课后去帮忙。工资按件计,一条一毫。如果熟手,一小时大约可赚到八元左右。工作本身极单调,但几位朋友一起,加上工厂可听收音机,因此不算特别苦闷。

我后来在工厂认识了一位负责牛仔裤包装的判头阿卓。由于他给的工资较高,而且工作较多,于是我和一位外号叫「大只广」的朋友便过去跟他。阿卓和好几间制衣厂有协议,那里要人便去那里,因此我们有时在大角咀,有时在长沙湾和葵涌。包装是整个成衣生产流程最后一道工序,相当复杂,包括贴商标,折迭,入胶袋,开箱封箱,以及用胶带机将箱扎好。由于出口订单有时间性,厂方往往要我们一两天内完成大量包装,非常消耗体力,而且有时要加班到很晚,不是易做的工作。

大只广是恩平人,比我大两岁,人有点侠气也有点流氓气,好抱不平,喜饮酒抽烟,平时三句有两句是粗口,上课常常和老师作对,是我们这群同学的核心人物。我和他性格不同,却很投契。他的数学很好,却对英文完全没兴趣,所以读了半年,已经对读书失去兴趣。有一次我们在葵兴下班,已是晚上十一点,天下着小雨,我俩不知为什么抬起杠来,谁也不让谁,结果决定一起步行回深水步。那一夜,我们没有伞,却不畏雨,一边健行一边笑谈彼此的梦想,回到家时已是深夜一点,吓坏了在家久等的父母。我不记得大家说过什么了,但当晚那份对未来的豪情,却一直长留在心。一九八六年夏天,当我领到回乡证后,便和大只广联袂返回故乡,再会合我的四位好朋友,一同坐火车去桂林。我们在漓江畅泳,在桂林街头放肆高歌追逐,在阳朔回味刘三姐的山歌,快意非常。

大只广读完中三,便辍学回家帮父亲做些中药转口的小生意,中间赚过一些钱,并请我们一班同学去鲤鱼门尝过海鲜。后来听说他生意不景,又迷于赌博,以致欠下巨债而要避走大陆。再后来,便没了音讯。我们的老板阿卓,好几年后听说他原来是个偷渡客,遭警方发现,坐完牢后也被遣返国内。我们曾经工作过的制衣厂,也早已搬上大陆,工厂大厦则被推倒重建为几十层高的住宅大楼。至于我那群新移民同学,绝大部份读完中三或中五后便出来工作,最多是到发型屋做学徒。就我所知,能读上大学的,不足三人。而我读完二年级后,便透过考试转到何文田官立中学做插班生。

一九八七年转校后,我的生活起了变化。最大的不同,是大部份同学都是本地出生,而我的乡音,便间或成了同学的笑柄。那谈不上是歧视,但却时时提醒我和别人的分别。这还只是表面的差异。我很快便发觉,我和我的香港同学,其实活在两个世界,难以沟通,因为彼此的成长经历完全不一样。例如我从不看卡通片,也不喜欢漫画,更不热衷电子游戏。但这三样东西,却是香港大部份男生的至爱。结果一年不到,我最熟络的朋友,又变成学校中的新移民同学。

我们那一届四班同学中,大概有一成多是新移民。这些同学和高雷的有些不同。他们早来几年,很多从小学读起,因此较易适应香港的生活,而且何官是所不错的学校,学生自信心较强,也有较高的自我期望。他们很多喜欢看课外书,较为关心政治时事,甚至会坐下来认真讨论一些人生哲理问题。中四那年,我和几位同学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定期讨论问题,并自资手写出版一本叫《求索》的刊物,取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意。校长有点担心,派了一位老师在我们开会时前来旁听辅导,刊物内容亦须老师过目。我当年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很多人弃香港而移民他国是不应该的,结果被劝谕不要发表。

一九八八年夏天,我和国内一位同学,从广州坐火车去北京旅行。我自小喜欢中国历史,加上受武侠小说影响,对中国名山大川早已向往。旅费是兼职赚回来的,不用父母操心。只是到现在我也不太理解,我当时年纪那么小,为什么父母会放心让我这样去闯荡。我们去天安门看了升旗礼,瞻仰了毛泽东的遗体,还登上了长城。玩完北京,我们再坐火车下江南。印象最深的,是我这个南方人第一次在火车上见到极目无山的华北大平原。我倚在窗口,敞开衣裳吹着风,「随身听」播着齐秦的《狼》,看着夕阳在天边一点一点被地平线吞噬,大地一片苍茫,良久无语。

三个星期后,当我从杭州坐火车回到广州,对中国有了很不同的感受。除了游览名胜古迹,我更近距离观察了不同地方不同老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在长途的硬座火车旅程中,我从其它乘客口中听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了解国内人生活的艰辛。在旅途上,当别人问我从那里来时,我总说广东,却不愿说自己是香港人。这有安全的考虑,但我心底的确希望像他们一样,都是中国人。不同省份的人走在一起,让我有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我喜欢那种感觉,但对别人对自己来说,香港却好像在四海之外。

从北京回来不够一年,六四事件便发生了。八九年五月,在学校默许下,我在课室率先张贴了支持学生运动的标语,接着参加了几次大游行,天天看报纸追新闻,沉浸在大时代的亢奋中。六四那一夜,我一个人坐在漆黑的家中,看着没有画面的电视,听着身在北京的记者电话中传来的密集枪声,一夜未眠。其后十八年,只要在香港,六四夜我都会去维多利亚公园,和几万人一起点亮烛光,悼念那死去的英灵。

六四事件是我的移民史的分水岭。六四前,我没想过要在香港落地生根,总想着终有一天会回去。那几年,我读了不少文学作品,例如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戴厚英的《人啊,人!》、苏晓康的《自由备忘录》等,对四九年后的历史多了一些认识,但对中国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我仍记得,一九八八年国内有一套纪录片叫《河殇》,中央电视台拍摄,探讨的便是中国应往何处去,引起海内外很大争论。教协办了一次播映会,一次过播完六集。我一个人去看了。当看完最后一集《蔚蓝色》,步出教协时,我心内激动,深信中国只要继续改革开放,一定可以告别传统,并与象征西方的蔚蓝色文明融合,振兴中华。六四后,我有种强烈的无家可归的失落。本来那么崇拜的国家,本来那么尊敬信赖的领导人,一夜之间却变得如此狰狞如此陌生,谁还敢认同那是自己的家?!大悲剧过后,政治的残酷和暴力的可怖,在我和我那一代很多人身上,留下一道难以消褪的伤痕。回去已无可能,也无能力再度移民,留在香港,便成了没有选择的选择。要安顿下来,第一件事便是要全心接受香港的价值观,好好做个香港人。

当时我并不十分清楚这种转变的后果。但会考过后,在对于报读大学什么学系一事上,我经历了一次难忘的试炼。我一直的志愿是中文系,因为这是我最喜欢,也读得最好的科目。我那时已试过投稿报纸的文艺版,也参加过一些征文比赛得过奖。我特别崇拜刘宾雁,希望将来也能做个报告文学家。可是家里及老师却主张我报读最热门的工商管理,理由当然是日后的前途考虑。如果我坚持,家里大抵也会尊重我的意愿。但我自己也犹豫了。我当时的成绩,是学校最好的几个,因此并不太担心录取的问题。我的困扰,在于我当时认为这是两种价值观,两种不同人生道路的抉择。如果我选读工商管理,便意味着我日后会在商界工作,以赚钱为人生最高目标,并放弃自己喜欢的文学和历史,当然更不会有时间写作。如果我本身很喜欢商业管理,很崇拜那些亿万富豪,问题倒不大,毕竟人生总要有所取舍。但由小至大的读书熏陶,令我并不向往那种生活。金庸笔下的大侠,中国历史中的英雄,五四时期的作家,才是我欣赏的人物。

我被这个问题深深折磨,以至寝食难安。我请教过不同老师,所有老师都说,理想是当不得饭吃的,人最终要回到现实。然后我又发觉,过去几年校内成绩最好的同学,都进了工商管理学院。他们告诉我,如果我选读了自己喜欢却不热门的学科,很可能会后悔,因为香港是个工商业社会,没有多少选择,毕业后还是要在市场上和人竞争。他们好像很有道理,于是我这样说服自己:既然我以香港为家,便应努力做个成功的香港人,而成功的香港人,当然是像李嘉诚那样能赚很多钱的人。要赚很多钱,便须熟悉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并在激烈的竞争中击败别人,一步一步向上爬。而要有这种竞争力,当然得从大学做起。我被自己说服,最后亦如愿入读中文大学的工商管理学院。

这次抉择,对我是一种挫折,也是一种解脱。我好像放弃了一些自己很珍惜的东西,好像作了某种屈服,另一方面却又安慰自己,以后不用再为这些事烦恼,可以专心朝着目标努力。事实并非如此。入读中大以后,我发觉自己完全不适合读工商管理。这和性格有关,也和大学的经历有关。我一进大学,便参加了中大学生报,整天忙于学生运动,同时选修了哲学系陈特先生的课,有机会有系统地思考一些困惑已久的人生哲学问题。我的大学生活,和工商管理所教所学,格格不入。经过两年相当累人的纠缠,我在三年级时终于决定转读哲学。

如果我的挣扎,纯是个人选择问题,那倒没有什么特别。但这绝非个别例子。在我认识的朋友中,考试成绩最好的一批,当年几乎都选择了工商管理,理由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在今天的香港,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容我武断点说,香港的大学生,很少是为兴趣和梦想而读书的。大部份像我一样,在未开始寻梦之前,已被现实压弯了腰,少年老成,放弃实现理想和活出自我的机会,过早地顺从社会设下的框框,走着一条非常相似的路。如果我们同意英国哲学家穆勒(J.
S. Mill)的观察,人类并不是机器模塑出来的一式一样的东西,而是各有个性的独立生命,并在快乐的来源、对痛苦的感受,以及不同能力对人们所起的作用上有着巨大差异,那么便很难不同意他的结论:「除非在生活方式上有相应的多元性存在,他们便不能公平地得到属于他们的幸福,也不能在精神、道德及审美方面成长到他们的本性所能达到的境界。」(《论自由》)到底是什么力量,令这个城市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年青心灵,即使曾经有过挣扎,最后也不得不妥协,放弃发展自己的个性和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而这对一个城市来说,是健康的吗?

要在香港行一条不那么主流的路,同时又能肯定自己,的确很难。香港表面上是个选择很多的城市,住得久了,便会发觉它的底层有个相当单一强势的价值观。过去几十年,香港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繁华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香港之所以如此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令整个社会接受了其背后根深柢固的意识形态:崇尚市场竞争,拥抱个人消费主义,以追求效率、发展和无止境的财富增长作为个人事业成功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在市场中,决定一个人成败得失和社会地位的,是他的经济竞争力。因此,在一个高扬「小政府大市场」的社会,每个人由一出生开始,便被训练打造成为市场竞争者。竞争的内在逻辑,是优胜劣汰。市场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是对手的关系,是工具性的利益关系,而不是任何休戚与共,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每个人都是孤零零的个体。竞争中的失败者,没有尊严可言,更没资格说应得什么,有的最多只是胜利者给予的有限度施舍和同情。

香港是这样纯粹的一个经济城市,人人以此为傲。君不见,回归十年一片歌功颂德中,经济成就不就是它唯一的卖点?!要令这个神话延续,社会便须更有效地培养出更多更纯粹的经济人,并透过各种方式,强化这种价值观的合理正当。严格而言,香港仍说不上是个现代政治城市,因为现代政治的基石,是肯定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公民,并享有一系列不可侵犯的政治和公民权利。而社会正义的基本原则,是给予平等的公民相同的关怀和尊重,而不是将人单纯地视为有差等优劣的市场竞争者。香港也算不上一个文化城市,因为文化城市的基本要求,是肯定文化生活作为相对独立的领域,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并承认文化活动有其自足的内在价值,而不应只是经济利益的工具。

以上所谈的三种城市性格,是有内在张力的。香港要成为一个政治或文化城市,便必须寻找其它的价值资源,而不能只从经济人的观点看待世间万事。但就我观察,这套市场至上的价值观,近年变本加厉,不断被强化神化,并以各种方式渗透复制到生活其它领域。明乎此,香港很多看来荒诞之事,也变得顺理成章。以母语教育为例。我们应知道,母语教育对学生的心智成长、创造力、人格培养,以至对所属传统文化的认同等,有利而无害。但母语教育在香港,却被视为次等,甚至被很多有识之士大力鞭挞。为什么呢?因为据说母语教育会使学生英文水平下降,而英文水平下降,最大问题不在于学生无法有效学习知识或接触英语文化,而在于影响学生的谋生能力和香港整体的经济竞争力。对学生来说,语言是、也仅仅是谋生的工具;对社会来说,学生是、也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工具。全英文教育会否影响学生的心智成长,削弱他们的求知欲,窒碍他们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打击他们的自信心,以至限制他们日后成为积极的公民,是从来不被考虑的,因为这些价值没有重要性。又例如环境保护。在香港,支持环保最强的理由,是污染会影响营商环境,吓走外国投资者。至于环境污染对大自然及其它物种的伤害,以及导致环境破坏的经济发展主义本身是否合理,却没多少人关心。又例如愈来愈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主流意见认为,只要贫富悬殊不会影响繁荣安定,阻碍经济发展便没问题,至于那些弱势社群作为公民,是否享有公平的平等机会以及经济分配的原则本身是否合理,是甚少在公共讨论中被提及的。这样的例子举之不尽,在在说明香港的主流思维。

无疑,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描述香港的城市性格,以及呈现这种性格的香港人。但在我的生活经历中,体会最深的,便是这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的牢牢控制。它的力量如此强大,影响如此深远,以致成为我们日用而不知的生活各个层面的价值判断标准,以致我们难有空间和资源去想象这个城市和个人生活是否有其它更好的可能。要做一个成功的香港人,首先便须将自己打造成纯粹的经济人。就此而言,界定香港人身份的,不在于一个人的语言文化,又或出生地,而在于你是否真心诚意接受这样一套价值观。

但就其本性而言,人并不只是纯粹的经济人。除了残酷竞争和市场价值,人还有其它需要。人还需要爱,需要家庭和友谊,需要共同的社群生活,需要别人的尊重,需要活得有意义,需要政治参与和文化滋润,还需要自由和公正。这些需要,是活得幸福很重要的条件,但却往往和经济人的理念不相容。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只视所有人为满足自己利益的工具,我们便无法享受到真正的友谊和爱,因为友谊和爱包含了承诺和牺牲;如果生活只是一场无止境的竞争,我们的心灵便永远无法安顿;如果我们视自身只为孤零零的自足的个体,我们便难以感受社群生活的好。

即使一个在香港出生的人,只要你不接受自己是纯粹的经济人,在生命的不同时刻──尤其面对抉择时──
内心一样会烽烟四起,承受难以言状的痛苦,一样会对这个城市有某种生活在他乡的疏离。你爱这个城市,却又觉得并不真正属于自己,因为主宰这个城市的根本价值,和你格格不入。个体如此卑微,既改变不了城市分毫,却又不得不在此生活下去,遂有无力和撕裂。你最后往往别无选择,只有屈服,向这个城市屈服。

那么多年来,我目睹父母亲一辈,在没有任何选择下,被迫放下生命其它价值,将自己变成彻底的经济动物,努力抚养我们成人;我目睹很多同辈的新移民朋友,由于欠缺这个社会要求的竞争力,又不能从政府和社会中得到适当支持,被迫过早进入劳动市场,成为社会最低层的劳工;我目睹更多的,是那些有理想有能力对社会有关怀的朋友,大学毕业后虽然多番坚持,最后还是不得不弃守曾经坚持的信念。在繁荣安定纸醉金迷的背后,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一个个独立生命为这幅图像付出的代价。当然,更加悲哀的,是我们看不到这些代价,不愿意承认这些代价,甚至讴歌这些代价。

我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不要说整个社会,即使在个人生活层面,也是困难重重。但我并不过度悲观。在八九年百万人支持北京的民主运动里,在其后年年数万人出席的六四烛光晚会里,在二零零三年五十万人的七一大游行里,在这两年一波接一波要求保护文物古迹,反对发展至上的社会运动里,在很多朋友于每天平凡细微的生活中努力不懈活出自我和坚持某些价值里,我看到力量。我相信,当我们的城市的公民社会愈趋成熟,累积的文化资源愈加丰厚,并对主流制度和价值有更多反思批判时,改变是有可能的。

当我一开始以这种角度,这种心态去理解自身和关心香港的时候,我的新移民史便已告一段落。我是以一个香港公民的身份,关心这个城市以及它的未来。我身在其中,无论站得多么边缘。

林婕死去的时候,才十八岁。她在遗书中,说:「我很累,这五年来我憎恨香港,讨厌香港这个地方,我还是缅怀过去十三年在乡间的岁月,那乡土的日子。」林婕选择离开的时候,已来香港五年,并由最初的乡村小学转读一所一级中学,品学兼优,全班考试名列前茅,家里也住进了公屋。很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林婕会如此憎恨天堂一样的香港,为什么会觉得做一个香港人那么累,以至如此决绝地一死以求解脱。但林婕并非例外。我便曾经走过一条和林婕非常相似的路。我较很多新移民孩子幸运,但也用了差不多二十年时间,历经折曲,才能让自己在这个城市慢慢安顿下来。

香港每天有一百五十个大陆新移民,每年有五万四千七百五十人,十年便有五十四万七千五百人。他们是人,是香港的公民,也是香港的未来。

初稿完于二零零七年七月二日

见周保松:《相遇》,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

来源:思与文
原文:http://www.chinese-thought.org/shgc/007689.htm

孟泽:中国当代所有人的努力就是为获得特权

尽管孔子曾经说"有教无类",表达了足够人性化的教育思想,在中国古代,也不难找到以人的充分发育成长为目标的教育理念,找到开放性的教育尝试,但是,不得不承认,体制内的古代教育,很难不是一种服务于当局者具体功利目标和政治需要的工具性教育,特别是宋以后以科举考试为中心的教育(科举作为文官选拔制度,足以示范于古代世界,它的含义和意义,自然也远不是"教育"可以范围的,但我们不必把围绕《四书五经》的科举教育,想象成"人文主义"的),并不是一种以辅成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教育。"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教育最核心的理念和理想,因此,如果没有启蒙的洗礼,没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正确认知,文化和制度又不能辅成这种认知,教育就很难不盘桓在历史的阴影之下。

事情也确实如此,中国当代教育一个很不好的倾向,就是"考试"从一种手段演变成了目的,而且几乎演变成为新的"科举",让人不免触目惊心。

两件事就可以说明这种情况,第一,这些年来,无论初中、高中,都会有不少家长租房子陪读陪考,升学考试时,还会有更多家长备着提神补脑的灵丹妙药,在宾馆开房子,送考助考。第二,近年来,所有的书店几乎都变成了教材教辅书店,包括大学用书,考研用书,公务员考试用书。分数至上,一切都是为了应试,孩子的前程,家长的脸面,均在考试一举。一考定终身,考试近乎赌博,尤其是高考。即使社会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为"大学生""研究生"提供尽如人意的"终身"前程,人们仍然乐此不疲,以至,读了本科不行,那就考研,读了硕士不行,那就考博。相应地,所有的学校也以升级为重点,升级成本科学校,成有硕士点、博士点的学校为目标,为此上下动员,全力以赴,不惜弄虚作假,乌烟瘴气。

然而,一个社会的美好并不是高学历可以解决的,一个人的幸福也不是因为学历高低一元性地决定的。而且,学历和文凭未必等于文化水平,何况考试?说句笑话,
"神仙都怕考试",一个文盲也可以把博士"烤糊"。很遗憾,应试消耗了我们太多的心力,这对于一个民族的伤害是无形而巨大的,而且,淘汰性质的考试,让大部分年轻人充满失败和绝望,因为优胜者永远只会是个别人,一部分人,而且,这一次考试的优胜也不能保证下一次考试不失败,于是,所有的人都会成为失败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力争上游中充满失败感,充满委屈、怨愤和不平,教育成为讽刺性的"挫折教育"。

湖南教育台曾经播放过一个专题节目,显然是作为好的教育方式的示范:某小学,举行孩子、老师和家长的互动,互相真情告白,以激发孩子的学习热情。教室里家长、孩子、老师哭成一片。一位孩子考试成绩不好,大家一起找原因,孩子哭着说:"妈妈在家打麻将,无法学习。"妈妈于是哭着许诺:"妈妈不打麻将了,那么,你这个学期的成绩要进前十五名",孩子哭着点头答应。另一位沉默的学生,老师当着家长的面指出:"这个孩子,就是太固执,你喜欢打篮球,为什么不把打篮球的劲用在学习上?"这样的节目所暗示的教育目标和教育方法,大可商榷。对于一个小学生,什么是"前十五名"?什么是"太固执"?。

几年前,我在一个职校作演讲,受众就是那些高考不尽人意而勉强读职校的学生,用个不太恰当的词,放眼望去,台下真是"哀鸿遍野",你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他们普遍的失败感和深渊般的绝望,首先就得唤醒他们基本的自信和自我认同,情形令人酸楚。其实,人的智力和能力是多元的,教育必须辅成这种多元,而不是把多元弄成了单一。因此,任何考试和测验其实都只能是权宜性的,包括高考,而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价值观,却让孩子们以为,中考、高考就是对于他们全部智能和未来前途的测验。

问题是,有一些考试内容,完全没有意义,纯粹是一种记忆力测验,甚至是错误的记忆力测验,就譬如今年湖南高考的"文综题",我那天不经意之间在《潇湘晨报》某一页的左上角看到,选择题之30:"19世纪中期,许多与西学相关的'日本新词'来自中国。而在20世纪初年,大量与西学相关的'日本新词',如劳动、方针、政策、理论等迅速传入中国。出现这一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是:A、中国留学日本人数增多。B、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C、日本明治维新成效显著。
D、日本先于中国接触西学。"标准答案是C。可以这样"单选"吗?什么算是"决定性因素"呢?同一大题的27、28、31小题,都有类似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选择的问题,而是为了命题而勉强设计的问题。因为一切为了应试,考试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炙手可热的"技术"行当,考试高手被称为
"状元",考试通过律高的学校被称为"状元的摇篮",善于辅导考试的人成为"名师",考试成为一个捉迷藏一样的游戏,命题者绞尽脑汁,猜题者脑汁绞尽。

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看重考试?重视排名?为什么我们会把原本应该目标多元、层次多样的教育,弄成了"独木桥"?

说到底,仍然是一个与传统,与体制有关的文化问题,与政府在资源上的绝对垄断性有关的问题。获得高学历、高名分、高规格的目的,不论个人,还是作为单位的学校,无非是让自己在事关利益的排名中处于优位,以便在政府垄断的"占有性"的资源分配中,获得超胜,所有的人都不得不奔走在这一"争先恐后"的强迫性的
"竞技场",唯恐自己的手伸得不够长,唯恐自己的腿脚不够勤快,唯恐自己"输在起跑线上"。

简单地看,中国当代教育的问题,其实就是家长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很大,从观念、习惯到作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缺乏性"的状态,从古至今,一部分人的满足,常常意味着对于另一部分人的剥夺,一部分人的"晋级",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淘汰"。或许,我们还习惯了这种被"淘汰"的命运,相信这种"淘汰"的永恒,于是,在这种"淘汰"中取得个人的优胜,成为"人上人",就变成了我们奋斗的动力和成功的标志。常常是这样,一个人的"地位"有多高,就看他拥有多少别人不可企及的"能耐"和特权,这才有"成功者是不受指责的"(也就是"成王败寇"的另一种说法吧)逻辑。

我总感觉,我们这些家长所有的努力和目标,就是让孩子不做普通人,而创造机会做有"特权"的人,让自己的孩子不付出太多劳动就可以"锦衣玉食",就可以成为社会财富的拥有者,而不是告诉孩子,劳动、付出、承担责任有多麽幸福、多麽快乐,不是让孩子去充分地体验原本属于他自己的人生。

意义是通过承担责任来获得的,有产者的子女教育,最大的问题往往就是如何让孩子找到目标和意义,为什么我们这里有"富不过三代"的谚语?我想,简单地说,要么是你"为富不仁",而你所处的社会不能容忍你的"不义之富",要么是你不具备把"富裕"延续下去的基本动力、教养和文明。

罗素在他的自传中说,人的本性中有两种可以唤起的冲动:"创造性冲动"与"占有性冲动",前者是教育应该达到的目标,后者则通常是战争的动力。我们需要强化前者而弱化后者,教育一定要辅成人作为生物的多样性,作为社会有机因子的多样性,作为不可或缺的文化主体的多样性,而不是相反。社会生活的丰富健康有赖于人的个性及其价值理想的多元。只有出自"个性"的兴趣,才可能支撑一个人走远,也只有出自不同个性的多元文化,才能支撑一个群体保持长久的活力和生命力。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原文: http://mengze123.z.infzm.com/2010/08/30/%E6%88%91%E4%BB%AC%E6%89%80%E6%9C%89%E7%9A%84%E5%8A%AA%E5%8A%9B%E5%B0%B1%E6%98%AF%E4%B8%BA%E4%BA%86%E8%8E%B7%E5%BE%97%E7%89%B9%E6%9D%83/

解放后被镇反枪毙的一百多位抗日国军将领名单

1950年,金日成发动了朝鲜战争,联合国军随后将其驱逐到三八线以北,中则派出志愿军赴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双方伤亡惨重。在这场战争进行的同时,毛在中国大陆以"镇反"为名对前民国的官员和军人的镇反,遇害者数以百万计。

对在"镇反"中遇害的国军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一). 戡乱战争末期"起义"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二). 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很多。
(三). 坚持抵抗,打游击而最终在战斗中被俘者,以及属于国统,军统和宪兵系统者,此类人数并不算多。
(四). 其他,如因畏惧而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不完整的遇害国军将领名单:

姓名 曾任最高军职 地点 时间

王旭夫 中央军校学员教导总队长 四川 1951
肖步鹏 中央军校少将代理教育长 1951
刘进 第1兵团副司令 四川 1950
韩起功 第2兵团参谋长、徐州绥靖公署中将高参 1950年
李本一 第3兵团副司令官兼第7军军长 安徽 1951

温怀光 第10兵团副司令 太原 1953
周址 第12集团军参谋长 广东开平 1953
金亦吾 第14兵团参谋长兼第7纵队副司令 1951.1.13
王育成 第17集团军参谋处长 宁夏 1951
陈应龙 第2军副军长兼第9师师长 海南文昌 1951

尹作干 第2军副军长兼宜昌警备司令 河南南阳 1954.4.8
李用章 第3军副军长兼第7师师长 四川邛崃 1952
喻英奇 暂编第5军军长兼粤桂东边区剿匪总指挥 广东汕头 1950年11月28
徐经济 新编第5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 陕西 1951
钟祖培 第7军副军长兼师长 广西 1951

曾宪成 第3兵团暂编第8军副军长 湖北钟祥 1952.10
武庭麟 第15军军长 洛阳 1952
夏炯 第20军副军长 1950
向传义 第24军副军长,四川省参议会议长 四川 1950
曹森 第26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 河南唐河 1952

刘孟廉 第27军军长 四川 1950.9
刘秉哲 第28军军长 苏州 1950.11.17
张治公 第29军军长、军事参议院参议 河南郾师 1951.3
韩步洲 第33军军长 北京 1953
高倬之 第34军军长 太原 1952.12

陈春霖 第44军军长,国大代表 1950
周静吾 第41军副军长、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高参 1950.6
潘峰名 第51军代军长 江西 1950
何绍南 第66军军长 1954
李楚瀛 第85军军长、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 广东曲江 1950.11.14

杨健民 第96军参谋长 安徽宿县 1951
甘清池 第99军副军长,阳江县长 广东信宜 1951.12
尚其悦 东北行营第一战区挺进军第1军军长 哈尔滨 1950.5.30
何绍南 副军长,陕西第2区行署专员,绥德县长 1954
莫树国 第6军第3师师长,联勤总部第3补给区运输司令 湖南东安 1952春

周亚 预8师师长 1951
潘琦 第14军10师师长 江西广昌 1951
危宿钟 第15师师长,江西第5区保安司令 江西 1951
黄芳俊 第29师师长 河南雎县 1952
石建中 第42师师长 1950

何际元 第49军79师师长 湖南 1950.11
刘明夏 第14军94师师长 1951
赖芬荣 第154师参谋长、广东第11区游击副司令 1951
宋士台 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 广东 1953
陈运武 第77师副师长 湖南辰溪 1952

邓献坤 第90师副师长 广东始兴 1952
邓仕富 新38师副师长、新7军暂61师师长 1952
刘培绪 第40师师长, 北京 1954
李传霖 整编第47师参谋长 1952
韩起功 第100师副师长、新编骑兵军军长 甘肃临夏 1950

周伯英 第17补充旅旅长,国防部少将部员 湖南东安 1952
袁峙山 整3师49副旅长,湘鄂赣边区少将高参组长 湖南常宁 1951
梁彩林 整65师187旅旅长 广东鹤山 1952
陆汝群 旅长 广西容县 1951
金亦吾 第6战区挺进军司令 1951年1月13

王英 第12战区骑兵总司令 1951年1月
谢灵石 新疆迪化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 1952年
向光明 宜昌警备司令部处长,国大代表 湖北巴东 1952
叶干武 甘肃河西警备总司令部高参 广东梅县 1950秋
梁顺德 河西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 1952

梁仲西 梧州行政区少将保安司令 广西 1951
陈鹏翥 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议 湖北 1951
彭永年 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秘书长 1951
孙天放 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 安徽怀远 1951
邓子超 江西第九区和第五区保安司令 江西石城 1951秋

陈哲 海南保安2师副师长 1951
关仲志 广东保安4师代师长 广东 1952
列应佳 广东保安第4师少将副师长 广东 1952
廖卓如 江西省保安副司令 江西 1951
陈定平 4战区兵站部办公室主任 海南琼山 1951.12.25

程斌 第53军上校高参 承德 1952.5.12
赵鸿厚 徐州剿总军官教导大队少将副大队长 1952
陈舜统 海南防卫总部第1路军监察官 海南 1950
郭仲容 四川绥靖公署人民服务总队总队长 1950年冬
项丽源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参谋处长 1952

陈俊三 川滇黔边区绥靖司令部少将参议 1952
徐廷瑞 陕南绥靖区少将副司令 河北蠡县 1952
焦达梯 长沙绥靖公署少将高参 1952
谭正纲 川南军政区长官公署少将参议 湖南茶陵 1952
张铁英 第10新兵补训处少将督练官 青浦 1951

林芝云 湘鄂赣清剿区少将司令 湖南湘潭 1952
赵俊图 湖南醴陵师管区少将副司令 湖南 1952
徐余生 四川军管区第7常备师长 四川广安 1951
廖德诚 赣南师管区副司令 江西 1951
符树总 广州行辕外事处少将处长 海南文昌 1952

杨清海 合江省改编支队中将司令 沈阳 1950.8
唐宪尧 国防部川鄂挺进军司令部参谋长 四川 1951冬
马廷贤 甘肃联军陇南路司令 甘肃临夏 1958
龚汝松 川康黔边反共救国军第5纵队副司令 1951
莫致宽 国防部中将高参, 广西苍梧 1952初

沈荃 国防部少将监察官 湖南凤凰 1951秋
李曙 伞兵司令部政工处少将处长 浙江永嘉 1952
戴云林 军统局少将专员 江西江山 1950.8
廖宗泽 军统局兵工署稽查处少将处长 云南 1951年4月15
王春晖 交警东南办事处主任 湖南衡阳 1950.4.8

霍远鹏 内1警第3支队长 湖南 1950春
方涤瑕 西南区宪兵司令 1951
李楚藩 西南宪兵指挥官 1950
戴可雄 少将高参,海丰县长 1952
罗联辉 广州绥靖公署少将高参,新丰县长 广东新丰 1952

糜藕池 川黔公署独立第一师师长,贞丰县长 贵州 1951.7
黄质胜 第19路军少将参议,灵山县长 广西灵山 1951
覃守一 湖北绥靖总司令部长阳总队长兼县长 湖北长阳 1952
詹宝光 广东省干部训练团少将大队长,连山县长 1953
王雄 琼崖守备司令部参谋长,文昌县长,国大代表 海南 1951.3.1

陈少鹏 粤军第2军独立旅长 广东兴宁 1950
唐孟壑 独立第十师师长 湖南东安 1952
何海清 云南北伐军大队长、靖国军师长、建国军军长 1950年11
邓玉麟 北伐军左路军第一路司令 1951年3
夏之时 辛亥起义四川革命军总指挥 1950年10.6

被镇反的国军抗日将士实在无法计数,列出只是一百多位遇害的国军将领。

宋鹤庚,国军上将,1923年随谭延�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曾充任匪军师长、军长、省建设厅长、上将参议等职,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处死刑,实际在1925年宋即脱离军界,1931年后就闲居上海,1949年,宋鹤庚还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
然而,北伐军也是"匪军",参加过北伐就是"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

刘晴初,国军中将,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4年10月,日军陷湘潭,刘晴初被日寇软禁,后被游击队营救。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参与策动湘西"和平解放"。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1950年5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1951年以参议身份赴县开会被扣押,3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杀于岳冲刘家湾。刘晴初的乡邻回忆,当时杀人要完成指标,可枪声响后不到半日,上头就来了文书,后来得知那文书上写的是要刘去参加"湘西和平解放"的"议会"。

唐伯寅,国军少将,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一一0团团长,1935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华中局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为酬答唐伯寅的"起义",在1952年2月21日将他枪决。

宋士台,国军少将,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 1953年被枪决。
宋将军到底做了什么"反革命"的坏事,以至于被枪毙呢?2007年,我们在官方的"广州宣传网"上找到了下面的文字: "
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落成。中国广州网2004年9月21日讯。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73周年纪念日,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1000多民众参加了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区领导麦忠民、黄水记、任耀行、黄富林、汤浩昌等以及宋将军在港、澳、台的亲属、部属应邀出席了揭幕仪式。
宋士台将军是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人,生于1894年,卒于1953年。宋将军系原国民党六十六军一六零师少将师长,后任七战区惠淡守备区中将指挥官。宋将军早年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六期陆军科和陆军大学将校班。抗日战争期间,宋将军参加指挥了多次在正面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其中,奉命指挥了著名的南浔战役,重创日寇侵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饭冢国五郎及其部属官兵500多人,缴获轻重武器一批。叶挺将军致电称:"南浔战役与平行关战役和台儿庄大捷鼎立而三"。1945年日本投降后,宋士台解甲从商,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请他再次出山,并委任高官,被他拒绝。
在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上,将军当年的部下回顾了将军戎马一生,抗击日寇的感人事迹,并告戒当今的人们,日军的侵华历史不能忘记......"

唐伯寅将军和宋士台将军等人在北伐或抗战结束后即懈甲归田,根本没有在1946年后的内战中打过仗,更没有在"建国"后从事"反革命"活动,结果却仍然难逃枪毙。如此对待国军抗日将士,法理何在?

1949年后以"剿匪"、"土改"和"镇反"杀了多少人?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有意地保存一部份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份子将受到镇压"。
五十天后,毛签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对国民政府党政军人员作了"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的承诺,然又加上"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但书,至于"反动行为""严重劣迹"的定义如何,则由中共当局主观界定,径由各级军管会或军事法庭一审判决执行,并无独立机构监察制衡。两个月后毛为纪念中共成立廿八周年,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称要"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这就为此后大规模的屠杀异己埋下了伏笔。一九五零年,根据毛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明确要求有600万人口的上海应该杀3000人,有50万人口的南京应该杀不止两百多人,应该多杀。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虽然中央下达的杀人比例是千分之0.5到千分之一,但下面的执行者显然从中读出了多杀人的信号,很多地方鼓足干劲,力争超额完成指标。大杀国民党军政人员,就是完成指标的之一。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廷钰在其《中国现代史》中指出"国军被害者约三百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一百四十万人"。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间,至少有三百万人被杀害。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万人被毛处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万人被杀。在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则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露的:

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死了一百一十七万六千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死了一百五十万人。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一九四九――一九五二),我们清算了二百多万土匪"。一九九九年九月,总政治部直属的解放军出版社推出《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洋洋洒洒六钜册二百廿万言。其作者根据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档案馆、各大军区政治部、各省委党史研究室、各省市地方志办公室、军事科学院资料室、军事博物馆资料室、全国政协文史办以及解放军档案馆所存档案,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在华东、中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分别歼"匪"(按:成王败寇的定律,便把国军留在大陆的残部、保安部队以及敌后游击队统统视为"土匪"而以大部队围歼之)四十一万六千、一百十五万、八十五万、两万九千、七万九千、六万人,合计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考虑到东北、华北陷共较早,武装相对较弱,且统计数字截止期是一九四七年五月与一九四九年五月;而中南、西南陷共较迟,国民党在南方有较周详的布建,且统计截止期为一九五二年六月与一九五○年二月(华东为一九五二年八月,西北一九五○年一月),所以南方殉难人数数十倍于北方。再者,"歼灭"这个含糊性的动词,泛指的总数,在战犯监狱与遣送回籍监督劳动的国军被俘官兵无一避免历届运动的残酷折磨,死得更惨。所以,公布的歼"匪"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其中绝大多数可归入非正常死亡的类别,这同薄一波所宣布的"清算二百多万土匪"已经比较接近了。同薄一波所承认的数字大体吻合。

疯狂杀人的目的是什么?

从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公安部门破获了"刑事案件"20.4万余件,被杀的人却有数百万,被关被管的不计其数,这些人中有多少现行犯,不是很值得怀疑吗?
其实,毛已经道破了:"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毛xx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策略征询各省市委同志的意见》中说:"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为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两相对照,不难明白,镇反就是借战争为掩护,立威之实(即发动群众),不是什么基于情况危急不得已采取的非常手段。

在大陆,痛心的是,那些曾坚持长期英勇抗战的国民党官兵们,虽然战死者已矣,其中的幸存者和负伤者,其绝大多数竟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成了统治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或被处以极刑,或被判刑、关押、劳改、劳教,或被管押、即在家乡被强迫劳动,并且荫及子孙"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内战的共xx是革命的,打外战的国民党却是反革命的,也许抗战英雄永远也无处诉说了。

但是,历史还是永远地记住了他们。

来源:http://xxxxx.blog.hexun.com/7752327_d.html

信力建:延安打仗不要钱?

作者:信力建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011f0100l7l2.html

在《打一场战争要花多少钱》一文中我指出"不管怎么算,我们能得出的结论都只能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样时代游戏或许日本那样的军国主义国家或美国这样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玩得起,对于刚刚从温饱走向小康的中国而言,这实在是玩不起也不该玩的游戏。"有人对此可能提出这样的疑问:那我们延安时期那么贫穷,为什么又进行了抗日战争?是不是延安打仗不要钱?

的确,因为档案保密的原因,延安时期的抗日战争有很多至今未解的疑点。其中最主要的疑点就是:战争时期我军的后勤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如果说内战时期可以用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财的办法来解决,那么抗战时期呢?那时搞了统一战线,不好打地主土豪了,此其一;根据地大多都很贫瘠,难以想象能够负担得起这么多军队和工作人员,此其二;抗战进入相持以来,我军基本上都是遇鬼子就躲,躲不过去才勉强打几仗,唤为"反扫荡",更谈不上去收复日军侵占的失地,获得可观的物资补充,此其三。而日常消耗还是很大的,据说八路军每个指战员每天要有5分钱的菜金、1斤半粮食,此外每月还有战士1元、干部2元的津贴。到相持阶段,我军在各处扩编已达几十万人,再加上干部、工作员、民兵等等,少说也得百来万吧。即使是最低消费,每个月总得开支人头费不下数百万元,粮食数千万斤吧。这些如何解决?有人说不是搞大生产吗?比如南泥湾......然而,这能解决问题么?据史料:南泥湾1939年陕北留守兵团全年开荒25136亩,收获粮食
38.85万公斤;1940年全年开荒20679亩,收获粮食 36万公斤。每年收获的这点粮食大概仅够留守兵团自己自给一个半月。怎么支持抗战?

那么,延安时期,到底是靠什么来支持抗战的呢?难道真有打仗不要钱的事儿?根据现在一些材料披露,钱是要的,这钱就来自大生产运动中种出来的 "土特产"----大烟!
实际上,我军对大烟的使用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例如在土地革命时期,就经常将黄金、烟土这些体小易藏而价值大的东西作为地下活动的经费;红军在长征途中,一路上都是把大烟土当现金使用,随时用烟土与所经之地的老百姓或国民党地方军队交换生活物资或枪炮弹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讲过:
"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等等。不过,在抗战时期在边区种植和贩卖鸦片则知道的人较少。

披露此事的有两个材料,一个《延安日记》。其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是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彼得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到了延安。他以日记形式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形。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接触和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也有评述。此书的中文版由东方出版社初版于上世纪80年代。

《延安日记》中写到:"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做对外市场)至少提供120万两鸦片。鸦片的......种植与加工,大部份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166页)彼得和任弼时谈话结束时,任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167页)任弼时并"要苏联记者理解这个决定"。尤任曾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46
页)"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硷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46页)4月28日,彼得在日记中写道:"外国记者即将来访。毛看到机会来了,想借此同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他推想,记者们会造舆论,而政界人士就会着手认真办事。不料,中共领导在这件事情上遇到困难了。......大片土地都种上了罂粟,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情。......怎么能掩盖得了呢?......著名的359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第一旅也同样在干这个差事。"(243页)

此外,在中共元老《谢觉哉日记》中也有记载。在日记中有"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如果这"特货"真是花马池盐,何必隐讳?谢觉哉更写道:"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缺乏仁政观点的人,则认为这是直截有利的办法,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这
"某物"显然就是指鸦片。

作为旁证,新华网《民主革命时期的镇原县边区政府》一文直接在"特货"后打了一个括号,标注"大烟"。《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中的《南泥湾调查》一文里亦在"特产地"下标注"收烟数",文中更总结起了种鸦片的经验:"第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六百亩只出八十亩。其他施肥割烟皆不熟悉;第三,种子不好也有关系,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种子。"

事实上,不仅是延安在大种鸦片,其它根据地也有类似举动。例如《湖南省大庸县志》里记载:"在大青山一年能收两万多两干板子大烟,作为军饷的主要来源。"
《包头文史资料选编》里的《回忆大青山抗日战争与绥中地区财经工作》一文中更是干脆赤裸裸的歌颂起鸦片来了:"大烟!大烟!支援抗日救国的经费。"台湾教授陈永发发表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文,通过国内史料分析了"特货"对边区经济的重要性。1941年的时候共产党在延安基本是山穷水尽入不敷出,因征粮数太高导致农民大批出逃,就在这时"特货出口"横空出世,迅速扭转了局势。尤其是后来这鸦片种得越来越熟练,对走私的打击越来越严格,1943年还入超20多亿元,1944年则通过"特货"200多亿的出口额,瞬间转变为出超150亿,小日子越过越滋润,"特货"俨然成了支柱产业中的支柱产业,这就是所谓"延安奇迹"的真相。

总而言之,延安时期,打仗照样要用钱,而且要用很多钱。没钱怎么办?当然就只好种赚钱的鸦片了----很无奈,但也是事实。

秦晓:追问中国的现代性方案

作者:秦晓
来源:经济观察报

更新、制度变革才能实现现代性的转型。

思索日渐深入,历史的线索也日渐清晰:晚清严复对西学(价值观层面)的引入转向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之用",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
(器物层面),20世纪初由陈独秀、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转向以救亡为主调的"五四"运动,这不就是李泽厚在八十年代提出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吗?于是,八十年代也进入思考的视野。

在秦晓的记忆里,八十年代有许多历史片断依然清晰闪亮:星星画展、朦胧诗、《走向未来》丛书、文化热……但是,和热衷于思想启蒙的人们不同,秦晓尽管和其中许多人都熟识,甚至参与了一些活动,但是他更关注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关注经济体制改革的和关注文化的是两群人,基本不搭的"。直到近年来,在他翻阅资料时才惊觉,八十年代曾经发生过一场启蒙运动,"我们当时怎么对这些事一点不关注呢?"他追问道。这时他才意识到,"20世纪八十年代
'文革'结束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思想领域兴起的'新启蒙'运动转变为政府主导的以批判'文革'、建立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
'四个现代化'已经是政治化的一套话语,而前者是民间启蒙的话语。"不知不觉间,现代性已经被置换成了现代化。

难道这次启蒙运动也逃不脱历史的宿命吗?他感到惶恐,找朋友谈对现代性的看法,"谈了一圈,我觉得打击很大,这些人都不关心这些事"。

哈贝马斯把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主张称为"现代性方案",他认为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西方形成的现代文明秩序是一个需要医治和修补的制度。秦晓认为,中国现代性转型已跨越了三个世纪,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也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是一个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认定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是一个可能对人类"现代性方案"做出贡献的愿景。

于是,一向主张"对时尚和主流永远保持清醒的批判态度"的秦晓,开始了对中国"现代性方案"的追问。

"不能让现代化取代现代性"

马国川

制度不是目的

经济观察报:作为一个企业家,你为什么关注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毕竟是一个价值层面的问题。

秦晓:我的思想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文革"前,我接受的是"接班人教育",有很强的治理意识,或者说是统治意识。这种意识的背后,是国家利益,希望国家强大,民族兴盛。那时毛主席并没有讲造反,他讲内部要"阶级斗争为纲",国际上要"反修防修",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
"文化大革命"把"阶级斗争"引向全社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出来了,"造反有理",天下大乱,颠覆了自己建立的秩序,我们就不太能接受了。所以我们就开始质疑它、抵制它、反思它。当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始步入正轨,国家强大、民族兴盛的梦想又成为时代的追求。那时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有一条,我们这个制度有问题。我们认识到,具体的治理要有一套制度,原来的制度不行,所以要进行体制变革。当时笼统地认为制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没有深入思考:制度是为了什么?

但是在进行了三十年的变革以后,我发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贫富、地区差距拉大,官商勾结、腐败滋生,道德失范、信用破坏,环境生态恶化、资源浪费等社会问题,也出现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孤独和异化、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冲突等社会病态。我就想,看来,制度不是目的,它是一个手段,是一个保障,制度根本上是为了保障实现一套核心价值观,这套核心价值观的核心是个人的权利。正是由于我们缺乏这样的一套核心价值观,才导致我们社会出现诸多问题。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你是从制度层面的关注逐步走到价值层面的思考的。今天很多人仍然停留在制度上,认为制度高于一切。

秦晓:实际上这也是代表现在主流的一个观点,很少再往前走一步,从制度层面再跨越到价值层面上去。为什么?原因很多,一个原因就是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现实问题。

经济观察报:关键是能不能正视现实问题。

秦晓:在正视的同时,还要深入思考。这种思考既要有历史眼光,也要有全球视野。另外也需要学习。"文化大革命"给我们这一代带来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一种学习的、批判的态度,我认为,要对时尚和主流永远保持清醒的批判态度。

最早我关注中国经济改革,很注意研究日本的通产省、韩国的青瓦台等经济机构,包括我最早写的文章,都有点新权威主义的思想意识,希望动用国家的力量去发展经济。这可能跟我的经历也有关系,我当时比较喜欢这个东西。后来我系统地读了一些书,发现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有很多问题,我就转过来了,比较赞同吴敬琏老师的主张,认为政府应该有政府的功能,"权力不能搅和买卖"。

经济观察报: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要功能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

秦晓:政府当然还有其他功能,但是最主要的功能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进行二次分配,解决公平问题。但我们目前不是这样,它实际上是全能政府,它拥有国有企业,控制主要要素,土地、劳动力、能源、货币等都不能市场化,都是组织配置,人也组织配置,定价也是组织定价,这都有重大问题。

经济观察报:这些制度安排似乎都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现实合理性,中国经济增长无疑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许多学者都在试图证明这一点。

秦晓:谁也无法否认中国的奇迹,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做实证研究,还应该追问:这样的制度完善吗?第一,衡量制度好不好,经济增长不是唯一的指标。因为在国家的功能中,经济增长仅仅是其中一个,不能说经济增长就是好;第二,它可持续吗?事实上,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有很多问题,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也出现了西方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弊端和现代西方社会的病态。我认为,现在的发展模式无法持续,必须抛弃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这是中国改革的瓶颈。正是在研究和思考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了现代化在中国的异化。

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双重变奏

经济观察报:改革开放三十年就是中国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在近现代史上,这并非第一次。

秦晓:不是。从19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先后发起了三次现代化社会变革运动。第一次是洋务运动,大约三十多年,甲午海战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第二次是戊戌变法到20世纪二十年代,大约也是三十年,没有成功。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第三次现代化运动,目前正在行进之中。这三次,中国都是现代化压倒了现代性。

经济观察报:什么是现代性?

秦晓:"现代"、"现代性"、"现代化",是环绕"现代"概念的语义丛中三个最重要的词。"现代性"发源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从
17世纪流行,其概念在18、19世纪之交基本形成。现代性的核心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言的"祛魅"的过程,是摆脱愚味、迷信、专制,而追求理性、科学、自由的过程。而"现代化"一词则出现得更晚,大致确立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从狭义上讲,它更侧重经济和物质层面。

如果按照现代性来考察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就会发现在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过程中,中国曾有过几次影响颇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最早是严复对"西学"(价值观层面)的引入;然后是20世纪初由陈独秀、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最近的一次则是20世纪八十年代文革结束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思想领域兴起的"新启蒙"运动。这几次思想启蒙运动都具有现代性追求,但是由于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中西交冲、山河破碎、新旧转折,使得独立、富强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无可辩驳的时代主题。几次思想启蒙运动都中途而止,转到了强国富民的道路上,追求经济和物质层面,也就是追求现代化。从严复的启蒙转向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之用"、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从新文化运动转向以救亡为主调的"五四"运动。

经济观察报:李泽厚在八十年代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命题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概括吧?他认为近代史上总是救亡压倒启蒙。

秦晓:对。但是他当时没有想到,八十年代也出现了
"救亡压倒启蒙",八十年代的民间启蒙运动很快就转变为政府主导的,以批判"文革"、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以,如果从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角度考察,我更愿意说,中国近现代史是"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双重变奏",现代性总是被异化为现代化。中国的近现代史说明,器的层面只是一个结果,只有通过理念更新、制度变革才能实现现代性的转型。

经济观察报:不能让现代化取代现代性。

秦晓:不能。如果说前两次现代性的中断是不得已,那么今天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社会转型的中国就不能以现代化取代现代性。事实上,今天中国面对的许多问题,就是现代性被异化、被简单化为现代化的结果。

转型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观察报:西方主流理论认为现代性社会只有一个模式,即以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倡导的自由、理性为核心价值观,以现代民主政体、自由市场经济等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秩序。

秦晓:如果以这个标准来判定,中国模式所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必然诱发民众对自由、民主的诉求,这就需要一个对现代理念予以认同、对各种主张有较大包容性、对各种利益群体有较强协调能力的政体。这一政体的正当性就是现代民主制度。在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过程中,从传统的集权政体向现代民主政体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其转型的路径无非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自下而上的解体。因此,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存在一个区别于欧洲、北美模式的所谓中国模式。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否能够持续,社会转型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与主流观点不同,还有一种思想认为,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或者说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唯一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选择首先要基于本土的文化、历史传统,同时还受到不同历史时期外部环境、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约束。他们认为中国选择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现代化模式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它不仅适用中国国情,而且可以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出现的种种弊端和病态。因而它不仅是"另类现代性",而且表现出对"新的现代性"的追求。

经济观察报:人们一般把这种主张称为"新左派"。在"新左派"与西方主流理论两者之间,你更认同哪一个?

秦晓:对中国模式及其未来走向的认识,在中国和全球是一个未解的迷,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就我而言,我以为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自由是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因而它具有普世的意义,西方建立的现代化模式或现代文明秩序也属于全人类。但中国又有其特殊性。

经济观察报:你把自由、理性作为普世的核心价值观,在一些人看来就意味着你完全认同西方主流派。

秦晓:我们把自由、理性作为普世的核心价值观,并不意味着完全认同西方主流派对这两个概念的认识和理解。首先,自由与秩序是不可分离的,两者互为依存、互为约束。没有秩序的自由不仅自身难以存在,也不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其次,个人自由也要与集体(家庭、组织、社会、民族)、与大自然相和谐,因为人不可能独立于集体和大自然而存在。西方文明中更加注重个人自由,东方文明则更加注重社会秩序,以及人与集体、大自然的和谐。同理,理性与理想
(信仰)、民主与法治、权利与义务、制衡与效率也同样是互为依存、互为约束,对上述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上东西方也存在着差异。中国在建立现代性核心价值观时应充分吸取传统文化的养分。

西方建立的现代化模式或现代文明秩序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尽管它存在种种弊端和病态,但把它冠以资本主义的属性并将其妖魔化是愚昧、落后、思想僵化的表现。邓小平说:"计划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方式,不能说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搞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这句话为中国冲破意识形态束缚、走向市场经济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说西方现代文明秩序是人类文明的成果,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可以采用?

经济观察报:现代政治文明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使民众监督、约束执政者,以实现他们的诉求,保障他们的权益。

秦晓:其实,这就是民主的含义。但是民众中不同群体、阶层的利益和诉求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对立、冲突的,民众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也往往不一致,政府的角色就是依据法律和民主程序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平衡民众的短期和长期利益。因此,政体模式的制衡和效率也是互为依存的,互为约束的,只能在两者中寻求平衡点。中国作为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凸显,需要一个比较强势的政府去协调、解决,在制衡和效率两者之间,应略侧重效率。当然,目前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制衡问题。

经济观察报:你所说的中国的特殊性是什么?

秦晓:特殊性在于具体道路的选择上。在现代核心价值观、现代文明秩序两个问题上,中国与西方是普遍性基础上的特殊性差异;在路径选择上,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具备普遍性,中国只有另辟蹊径。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选择先经济后政治改革的策略,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它首先解决了人民基本生活的改善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方式也证明是成功的。但如果由此就认为中国可以实现现代性转型,则是错误的。我以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考虑四个问题:一是要有一次比较彻底的思想洗礼,以解除意识形态的束缚,真正建立起现代核心价值观;二是克服利益集团的干扰,政治家和社会精英应承担起推动民族现代性转型的重任;三是中国已形成二元结构,即内地贫穷、落后的9亿人与沿海有较高教育水平、有较高收入和国际联系的3亿多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诉求有较大差异,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推进要兼顾到这两个群体,进程过快会偏离9亿人的现实利益,过慢则会引发3亿人的不满;四是应充分吸取经济体制改革中
"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尽可能地避免大的动荡,力求实现软着陆。

中国的"现代性方案"

经济观察报:哈贝马斯把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主张称为"现代性方案",他认为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西方形成的现代文明秩序是一个需要医治和修补的制度。"新左派"也从这一点出发,质疑现代性价值和制度体系的普世性:一个病态的西方现代社会是否应该成为我们转型的目标?

秦晓:我认为不同民族和文明在价值认同和制度形态选择上会存在差异,在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并不等同西方化,而是"多元现代性"的构建。但将这种差异视为具有本质上区别或对立"另类",则缺乏令人信服的阐释,也没有实践的支持。当代西方社会呈现的病态反映了现代性社会本身的问题和危机,也是全人类在现代性进程中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但这些问题和危机尚不能构成现代文明秩序的瓦解,更不应由此而完全抛弃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价值观。消解性的批判和解构是虚无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的表现,它只能宣告死亡,不能医治疾病。在问题和危机面前所需要的是理性的批判和建设性的思维,使现代文明秩序在自我扬弃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对于处于现代性社会转型的中国,不是要不要学习、借鉴的问题,而是怎么学、学什么的问题,即何该扬,何该弃。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否意味着已找到了适用于中国且可以超越西方现代社会弊端的现代性目标模式?显然没有。对中国来说现代性转型已跨越了三个世纪,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现代性方案"也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是一个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识、定位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是一个可能对人类"现代性方案"做出贡献的愿景。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如何实现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社会。

秦晓:这一转型自晚清始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在此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有序地推进这一进程关乎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对政治家、社会精英和民众社会历史责任感的呼唤。

中国一百多年来所经历的社会变迁是一个现代性转向的进程,这一进程的目标是构建现代文明秩序。而现代化、工业化、小康社会等都不能准确、完整地反映这一进程的实质和目标。"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提出是理念上和政策上的重大突破。作为理念,需要更深入的挖掘和阐释,使之成为与现代性价值观相融合的体系。"以人为本"不应简约为"民生",首先要以个人的权利为本,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秩序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作为基本的政策,要有制度的支撑,这主要体现为对私权的保护和对公权的制约,否则要么变成空泛的口号,要么沦为利益集团获取权力"正当性"(韦伯)的工具。

经济观察报:这个转型绝非易事。

秦晓:不是易事,将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是很值得关注的。它们的产生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其破坏力很大,和现代性是不相容的。

经济观察报:研究中国的"现代性方案"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

秦晓:研究应秉承科学精神,倡导开放、包容的学术文化。科学精神如陈寅恪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将
"士"与"大夫"合为一体,没有真正形成独立、自由的学者群体。八十年代,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精英和政治精英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达成共识,学者由此进入体制,研究也趋于政策导向。近年来许多学者抱怨被排除在体制外,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时没有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我认为八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在常态下政府和学术界应既相互独立又能产生良性互动,学者应有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政府应遵循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式和更大的包容性。开放和包容是学术研究应倡导的文化。开放即是解放思想,解除各种意识形态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包容即不以一己之见而障目,理性对待不同的观点。研究的过程也是学习、交流、比较、思考的过程,只有开放和包容的文化才能使科学精神得以发扬。

中国在近三十年中通过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经济发展并不是现代性转型的主要标志。在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政治体制改革、社会进步、法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经济发展而言,我们也不应掩盖、漠视成就之下存在的问题和付出的代价。我期望,现代性的探索在未来将成为中国学界研究和讨论的核心问题。当然,在中国,现代性的价值和制度体系也应具有中国特色,因为只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和当代文化元素相融合,它才能根植于中国本土。我们不能通过"宏大叙事"构建理想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移植别人的模式,因为离开了人和文化的因素,任何制度都难以建立和运行,种桔成枳就是这个道理。为了实现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我们应该寻求比现实中的制度安排更优、更好的可替代方案。只要我们坚持开放、勇于竞争,转型的进程就不会终止,转型的目标就一定会实现。

野夫:戏谈左右

��从故乡的两个朋友谈起

建始是我故乡鄂西山区的一个县治,因山多田少,以出玉米著称。一方玉米也养一方人,除开我所熟悉和敬重的一些朋辈之外,数得出来的前辈高人,国军方面有吴国祯,共军方面有韦君宜。前者是精忠报国素推民主的文官,后者是迷途悔悟终讲真话的文人。一个穷荒小县,能在国共两方走出来这样两位读书明理的男女,建始乃至鄂西的后学我辈,皆与有荣焉。

一个地方出不出人物,端赖一个地方文化之传承和文风之养成。吴韦两君皆少小离家,老大未回,不敢说该乡的道统与他们有何牵连,但流风余韵往往则埋存在大地之上,无形的滋养着代代苍生。

文革结束三十年来,我与建始的写作者,有过千丝万缕的关系。按下其他的不表,这儿先说说"二龙"��两位姓龙的朋友。之所以拿他们来破题,一是因为有些夙缘,二是因为偶然看了他们的博客和他们在自个故乡网站的发言。由他们的文章和跟帖,我看见了我内心深处真正感到惊觫的东西。我在想,是什么样的土地和文化形成了这样两个可谓优秀却又截然不同的人呢?他们于我,曾经那么熟悉,但睽隔许久之后,仿佛又完全陌生。想到他们分别代表的是我的故乡甚至祖国冰火难容的两种青年,念及我与他们曾经的因缘,遂决定也来探讨一下他们正在关注的话题。

先按时间顺序说说大龙。大约是1983年吧,那时我们的剥枣诗社正有些轰轰烈烈。一日,我的师兄邱来信,很郑重地对我说,他的建始老家乡下,有个穷孩子非常喜欢文学,天赋在他看来不错,只是母亲去世,父亲再娶,家道贫寒,有些不容于后母。邱兄说这个青年要拜他为师学写诗,他实在教不了诗歌,只好转托我帮忙带带。我说相去甚遥,如何来带,邱兄说他可以到你那里去打工学习。我心生悲悯,就说那就来吧。

那时我是利川教研室刚刚工作两年的新人,每月工资好像是57元,有一间单独的寝室。没过几天,就见一个比我略显粗壮的农村青年背着一个破旧的被子敲门进来。他要叫老师,我说人之大患在好为人师,你还是叫我哥吧。于是,此后我就又多了这一位异姓兄弟。

那时的就业打工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机会,我准备不足,无从介绍,只好先留下他和我同吃同住。初出乡野的他,很纯朴也很木讷,读书写作都十分勤奋。那时我的藏书很多,诗社又频繁活动讨论,我也都要他列席参加旁听。是否于他曾经有过裨益,我却未尝问过。他特别喜欢写诗,我倒是确曾奇怪过��一个乡下刚刚毕业的中学生,何以会喜欢上这种百无一用的东西?

他在利川大约呆了一年,诗歌我看是渐入佳境,人也在苦难中变得成熟起来。后来他回了建始,偶有音问。待我进入武大时,他来信告诉我,他已经因为写诗、发表作品,被文化馆聘用了。还参加了少数民族笔会,获得好评等等。我记得清楚的一句是��谢谢你当初教我作诗先做人,在会上没有人能够看出我是一个贫苦的农村青年。

他能因为诗歌而改变命运,我自然感到高兴。我相信他的草根身份和底层经历,能够使他写出更有深度和力感的作品。家乡的诗歌精神,能够代代相承,至少不负我辈的努力。

离开恩施二十多年来,虽然偶尔还乡,但基本与本地的文坛失去联系。只是听说当年的一批朋友,大多成了州县的文官。在那片仍然遥远和贫困的土地上,是否还有人在写作抑或行吟,我却完全无知。我只是清楚当年诗社的同仁,多已搁笔。

我常常以为在21世纪的物资主义运动中,诗歌精神已然绝迹。连我等当年的诗疯子,都已经学殖荒芜,新生代的网络青年,还会去热衷和思考这些无补于世的玩艺吗?在我有限的视野中,那些年看见的似乎只是苏家桥孤独的背影,神经病一般飘荡在恩施的花街柳巷;还在酒杯和书丛中独立思考和梦呓般写作��而他几乎是从来不投稿的。

完全是一种偶然,我在2004年发现了清江社区和杀手龙。他刺进我眼球的是一系列针砭故乡文坛的嘻哈文章,因着一些朋辈的名字,我开始重新关注起恩施的人文来。

我得承认这条龙的出现,令我当时有些惊异��恣意狂放的文笔,腹笥不空的学养,剑走偏锋的思索,刻薄阴冷的幽默,都让我耳目一新。当然随他一起出现的还有许多名字,都让我大吃一惊。我确确乎没有想到,原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在我的家山,竟然悄悄生长着许多远远超过当年我辈的读书种子,默默无闻地自开自谢着。

我是一个好奇而又喜欢结交的人,以后的回山得以和这批网友喝酒,成了我这几年隐秘的乐趣。而杀手龙的活体展示,则与纸本上的形象大异其趣��在现实中他反而寡言,偏激而缺乏幽默,但为人分寸得体,并非咄咄逼人那样的狂飙青年。

我渐渐知道他原来出身于建始的官宦人家,名校毕业,且身在法院。散淡的天性和执着的理想,使得他在现实中感到郁闷。我仿佛看见当年的我在利川县委大院时的愤怒和彷徨��一代一代相似的梦啊,驱赶着我们去改变命途。

他说他想辞职,想出来打工,还想考研。已然被生活搞得近乎世故的我,只能说��你自己想清楚,公务员在今天并非一个易得的饭碗,轻易打碎你是否会后悔。你只有把今后想到最坏之后,再来做决定。我也只能在你自己的决定之后帮你。

之后他毅然递上了辞呈,来到京城,也许从此踏上的也是一条不归路。

我是因为清江社区才开始成为网络中年的。在某种程度说,也是故乡的这些青年才俊,重新使我开始从厌倦的商海回归文学。我学着使用电脑,学着上网阅读浏览搜索,学着重新关注社情民心。我为这种奇特的民间媒体感到激动,为终于可以越过封锁看见一些人间的悲苦和嚎叫而兴奋。但是,很快我又失望而内心悲凉了。

我倒不是因为网警,因为删贴,因为词汇忌禁而失望,对于这样的国家管理手段,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我向来不惜以最坏的恶意来猜度。我是在国内一些颇具影响的论坛上,看见了太多恶心的争吵,双方往往彼此对骂左粪和右粪��这是对所谓愤青的简称。我在一些宏大主题的叙说中,看见的是一代【部分】人的恐怖内心。我试着分析他们的年龄和教养,我感到某种透心的冰凉。

前年我向余世存讲述我的担心��为何当今的青年会有那么多的人,成为原教旨一般的民族主义分子?而这样的思想和情绪,纵观全世界,都是恐怖主义的温床。从希特勒到本拉登,无不是产自于这样的思潮和土壤。我们这个国家究竟是怎么了?89以来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稳定大于一切的实用主义教育,难道就是为了给人类提供这样一批未来的主宰?

余世存笑道��你不用忧虑,事实上更多的青年不是这样,只是许多人不愿站出来和那些极端分子对搏而已。而那些人除开兼职打工的外,真正冥顽的也不多。就是西方也有新纳粹分子,这个不足为奇。倒是你的平辈中人,即使是那些并未享受到社会福利甚至还颇受制度之苦的人,他们也是专制的拥护者,这才是可谓怪哉的现象。

世存的身边有不少的年轻朋友,我想他比我更接近社会,他的说法应该不无道理。果然我回头来和我的一些多年老友,故意交流对当今中国、社会、人物和制度的看法时,我感到了更大的悲哀。我发现许多可以割头换颈的哥们,其实你并未深入他的内心。一旦话题触及政治,往往可能当下翻脸,割袍断交。政治观念真是一个可怕的问题。为了不让故交反目,我后来在老友中规定,酒场不谈政治。如果要结交新友,先试探三个问题��对毛邓、对美日、对台湾的评价和态度;如果没有共识,那就当个熟人,不得以友道论之。

人类社会假设从直立人开始算起,能够走向今天的文明,大抵是经过了这样一些阶段的��从采集到渔猎到游牧到农耕再到工业时代,再然后进入今天的所谓信息时代。老毛曾经说【大意】��但凡有人群的地方,必定有左中右。我想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属于废话似的真理。

假设按照左右的最初定义��左代表激进,右代表保守。那么我相信在初民那里,左派是人类得以进步的一个主要群体。试想我们的老祖宗都还爬在树上依靠野果生存的年代,其中几个激进的说��老子们不能完全望天收地过日子了,得下去搞一点肉食��走向渔猎,是一件危险的赌博,一定有右派出来反对说��还是呆在树上安全,虽然吃不饱好歹还是社会稳定。【让全国吃饱是至今我们的领导都唯一感到满足和自豪的事情】很显然,激进的左翼初民最终改变了人类的走向,否则我们还像非洲某些土著一样,至今还依靠香蕉在生活。

但是要到人类学会开圆桌会议来议事的时代,才真正有了左派右派的名称。这两个名词的诞生,绝不仅仅是为了对两百年世界史的叙述方便,几乎除了革命、战争这些动词之外,这两个名词所隐含的血腥,几乎超过了一切。从法国大革命到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我们看见无数左右的屠杀镇压和整肃,大地上白骨如林,血沃劲草,却总难看见开出人性中和的花朵。即使是官方钦定的党史,也无法回避和掩盖这些惨烈的往事;如果不许使用这两个名词,我看这个党史是难以成书的。

政党有左右之别,党内有左右之分,这似乎都不是怪事。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被世人目为左翼运动,因为它提倡激烈的革命,希望通过斗争和暴烈的手段打破人类数千年来累积形成的旧制度��这种理论和号召,毫无疑问会被保守的人们视为激进的左翼。

左翼有问题吗?为何鲁迅的时代,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会加入左联?为何罗曼罗兰访问苏联会大加赞许?为何萨特也会一度成为左翼阵营的领袖?我相信,在一个极端不公的时代,左翼代表了一种人类理想和激情;左翼渴望在尘世建立天堂,渴望强权干涉世道用以抵达公正平等的社会。这,似乎没有错;我们人类如果不是在一种理想的引导下,如果不是一直有梦,我们能够获得今天的文明吗?

那么右翼呢?那些珍视生命酷爱自由的人们,他们坚守天赋人权,坚守人类自然形成的价值观体系,他们反对一切暴力和侵犯,完全敬畏甚至听凭星空和良知的引领。他们难道有错吗?

如果人类没有这样一些分子在为我们坚守底线,那这个世界又将变成什么模样呢?

建党以来,中共几乎都没有停歇过路线斗争,时而反左,时而反右。在他们过去的辞典里,左倾代表冒进,右倾代表投降,似乎都不是什么好事。但是人类有中间道路可走吗?综观历史,那些所谓的第三种人,那些折中主义者,那些中庸调和派,几乎无不是左右不逢源,两头不讨好,最后首鼠两端进退维谷,死得更惨。

人生在世,无法不选择一个基本的立场;所有临歧彷徨的人,最终只会无路可逃。世间难有左右兼顾的好事,那么对此歧途,我们终该何去何从呢?于是我们需要重新来检讨一下今日社会的左右之别,重新来厘清左右是怎样演化出今天的怪胎的。

左翼的所谓革命运动在中国近八十年的历史,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撇开前三十年的战争不谈,后五十年我们人民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呢?涉及这种评价的时候,我相信多数人立刻会出现巨大分野,观点之间相去霄壤,冰火难容。

左派会说��我们得到了国家强盛,民族独立,社会稳定,人民安康。

右派会说��国家强盛仅在兵戎,与民争利造成国富民穷;民族独立而个人被奴役,人权仅只强调生存权;社会稳定依靠军警宪特高压维持,乱象频仍;人民安康只是少数分赃者的福禄,底层百姓的幸福指数跌至低谷。

在中共的政治话语谱系里,左,一向代表革命和正确,除非极左;右,从来代表反动和落后,如果极右,更是敌人。所以历来的干部群众会说��宁左勿右。

有趣的是,关于左右的分际和定义以及评价,在近二十年的官方辞典中,竟然出现了颇资玩味的变化。邓公南巡时强调��我们今后仍然要反右,但主要是要反左【大意】。左不是代表革命和进步吗?为何还要被主要提防和反对呢?

尤为搞笑的是,在今天的大众语系中,右,代表了激进派,左,反而成为了保守派。右主张激进的改革,迅速融入国际社会,顺应民主潮流,实行多党政治,结束专制社会。左则拥护一党独大,政权集中,民权限制,贫富均匀。右翼的主张里暗含了革命的本意��非暴力的对政体进行更换;左翼的主张里,却隐含的是反革命【反对革命】的意愿,是要继续维持这种国家、民族、权力和财富的大一统。

左右两派的存在,不仅在政坛,也不仅在民间,连我们素来认为是在担当社会道义和良知的知识分子阵营,也一样沟壑井然。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已经成为学界十几年来的一道奇特景观,彼此的攻讦也不免上到人身。究竟是什么使得我们要如此分化呢?

就像右翼有温和右派和激进右派之别一样,左翼也有这样的分类;没有一个阵营是清一色的同志。比如一个人对你大骂腐败政府,痛恨单位领导,你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他就不是极左分子��要看他的思想谱系。

一个左派【或者右派】是怎样产生的呢?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何会迷路于一些常识教育,成为一个极端主张分子��这是我多年以来一直感到迷惑的问题。对于那些体制的受益者,他们渴望维护某些原教旨的什么基本原则,这我不难理解。但是对身边我所熟悉的一些朋友,他们自己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何以也会产生一些奇怪得离谱的理念呢?这里,我就试图对一个前面所说的��大龙,来作为一个个案分析,看是否能找到答案。

首先得说,在此之前,我已经二十几年没有读到过他的作品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远远谈不上有什么左右倾向。前几年偶然听说他的诗歌业绩,也无暇找来拜读。最近更偶然的在网站看见他的名字,跟着进了他的博客,首次被一首诗歌吸引,然后跌破了眼镜。

这是一首悼念萨达姆的诗歌,主题是仇美,连带歌颂本拉登。我不忍心引用那些诗句。之后我抱着不相信的态度,再翻阅了他几篇文章��建议何时攻打台湾的高见以及赞扬邓小平理论的时评。

坦率的说,类似的东西在网上很多,我常常都是一笑而过;但他也在这样写作,确实让我感到了一种刺痛。我一直以为诗歌是神圣的事业,诗人要代表社会的良知和人类的理想,即使做不到这样,你就只愿当一个爱情的夜莺,天天为儿女私情哭泣也行。但是,如果你去赞美恶魔,这,多少让我感到不可理喻。

我何以这样说?他为何这样写?此中的原则和原因何在?兹事体大,只能慢慢道来。

首先说他为何要这样写��沉痛悼念萨达姆��这是连中共都不敢也不好意思做的事儿。那么一个远在鄂西山里的所谓诗人,何以要怀念和惋惜这样一个中东的独裁者呢?难道他真的了解那个老头吗?真的感受过他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福利吗?不,我不相信。

事实上,我可以说他对这个人的平生恶迹几乎毫无了解��从他的诗句说,你仅仅因为反击谋杀,而杀了百十来个什叶派人。就可以看出他对老萨的"丰功伟绩"太缺乏认识。那么,他之所以在不明真相的时候还是要选择赞美,其实是因为他仇美��这样一种情绪使得他要去歌颂这个世界任何一个敢于出头反美的人,不管这个人本身是个什么东西。

那么我们要继续问��你为什么要仇美呢?是谁告诉你美国是个造成你痛苦的国家?你的房地产被侵占【他另外的投诉】难道是美国人的阴谋诡计?我不知道他如何回答。遥远的美国跟你前世无怨后世无仇,你为何要诅咒他而不惜选择赞美一个多数健康人都反感的恶魔呢?

我知道多数如他的中国人,其实诞生这样的好恶,是来自于若干年来党的宣传的潜移默化��几乎从我们成长开始,政府就用一种天天耳语的方式在告诉我们
��美国是我们潜在的敌人。于是我们慢慢就习惯了这样的思维,即使连政府现在都转向不公开骂美国了,人民的记忆还暂时转不过弯来。关于如何认识美国,话题太大,回头再说。

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信息不对称也不公开的时代,我们能够获得的绝大多数信息,都是国家通过唯一的官方媒体,给我们实施的新闻配餐��执政党认为这样的配餐有利于人民的身心健康。你不要认为现在有了网络,我们获得的信息就是公正公开的了,我们依旧获取的是被过滤后的消息,只是聊胜于过去的完全封锁而已。

具体负责配餐的部门叫宣传部,宣传部是哪个发明的呢?是希特勒。全世界目前仍然保留这一伟大发明的国家还有哪些呢?还有中国,朝鲜等。民主国家是不敢袭用这个部门的。比如说美军打进伊拉克,这一事件太大,不能不报道,如何报道呢?那就是宣传部要配餐的了。鉴于我们和美国的官方关系和反恐的一致立场,以及我们需要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原则和斡旋,我们不能公然在官方媒体上去谴责美国是"入侵"。但是,美国的口号是反恐反独裁和解放伊拉克人民,理论依据是人权大于主权,我们的媒体如果认可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就意味着同意民主阵线可以跨国干预别国独裁��那我们的处境就有问题了。

反对不妥,赞美不行,于是我们就只好貌似公平地选择性地播放一些别国电视台拍摄的镜头。这个选择就是宣传部的学问所在。比如说伊拉克人民夹道欢迎美军入城的镜头,那是肯定不采用的,伊拉克人民为掩护美军被炸死,那更不能播放。当然,直接把那些成天爆炸自己人民的游击队当正面英雄来歌颂的镜头,也不会拿来播放。于是,我们看到的就多是伊拉克的人民,因为外力的干预,民不聊生的镜头,还有英美联军虐俘的镜头。产生的效果就是,我们无数血气方刚的青年,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更加反对美国的干预。于是,我的大龙兄弟,即使在故乡受政府欺负,他仍然觉得比假想中的美国人来欺负要好,要容易接受。

近年来由于陈水扁的台独腔调很高,大陆青年呼吁攻台的人群也日渐风起云涌了。道理不外乎我们政府的口气也很强硬��你即使说一点过头话,政府反正也不会追究。不信你反过来去天天说攻打朝鲜试试。

在这样一种极端的爱国主义情绪裹挟之下,我看见无数个大龙兄弟,以民间军事专家的眼光,开始为政府献计献策��何时打,如何打,动不动用核武,如何利用美国内忧外患的时候开打等等。我看见这样的言论,就想起一位前辈写过他小时候认识的一个爱国老文青,每天在酒馆里研究,中国强盛的政府配套人员应该是
��他开了个方子��总统是尧舜,总理是诸葛亮,陆军总长是林冲,水军总长是李俊等等。呵呵,幸好我们的政府还没愚蠢到真正采信这样一些药方的地步。

打台湾的逻辑是什么呢?是因为阿扁和几乎过半的台湾人民要独立;独立为何要打呢?是因为那块地方是我们认为的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那人家为何要独立,为何不愿回到所谓祖国的怀抱呢?多数攻台的口头英雄可能会觉得那就是阿扁在发疯。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是英国的殖民地,也曾有人号召独立,经过全民公决,结果是人民愿意选择继续留在英联邦,于是至今他们的领导还是个总督,自愿接受女王的封赠。台湾和咱们还真是同文同种的兄弟,人家咋就不愿回到娘家来和你大哥一起过呢?

要统一,大家都自愿,当然是好事。但大家要清楚,国家和土地是人民的,任何一个党派和政府,法理上都只是人民委托的一个物业管理公司,你不能要求物管公司命令我们住户去攻打隔壁的小区��你说那个小区也是我们这个开发商开发的。

统一难道就没有文统,只有武统了吗?假设下一届台湾政府是国民党组阁,小马哥提出可以统一,但是我们回到国共重庆谈判的起点来谈统一,不知贵党和那些主战勇士如何回答。重庆谈判的时候,中共处于弱势,那时的老毛还是热爱和平的,希望老蒋能答应搞一个联合政府。当年那种主张多么美好啊��政治协商,多党共存,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这都是你们共党老祖宗的理想,我们现在重返重庆谈判来统一,你们为何不愿呢?

政府不愿自然有他的隐私,那么你作为一个文人,一个你自认的读书人,你为何不愿呢?如果这样统一了,房产局还敢欺负你吗?你的写作还需要写那种粉饰现实的作品才能发表吗?你还会用半生的努力去要争取一个城镇户口或者一个文化馆编制吗?

且不谈武统的法理依据,单说做人的常识。一个房产局依仗政府强权来欺负了你一个公民,你都深感不悦;那么一个政府凭借武力去杀另外一些不想和你搭伙过日子的同胞,你就觉得快乐吗?

所幸我们的政府暂时还真不敢采纳你的锦囊妙计,如果开打的话,假设政府跟人民商量��支持武统的人,每家加五万税负,献出一个儿子,我不知道诸位愿不愿意,反正我是不愿的。

当年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针对国民党杀不杀陈水扁吕秀莲的问题时,向蒋经国进言说��血流进土地,再也收不回来,而我们还将在这片大地上继续生存下去、、、、、、

是啊,我们子子孙孙还将在我们的祖国生存下去,这个祖国,并非一党一姓之天下,她是我们所有人民的土地。

十一

以前有人问我,如何看待阿扁,我得说��我也不太喜欢那种喳喳哇哇的样子,假设在生活中遇见类似的人,我一般也不会和他成为朋友。但这,仅仅是个人的爱憎和好恶而已。如果论及观念,我也顶多觉得这哥们作为一个华人政治家,太狭隘,太本土意识,缺乏伟大的胸襟【后来证明,还太贪墨】。

问题是这样一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民进党可不是一年两年诞生的,早在台湾还是一党专制的时代,他们就成为了反独裁的英雄。而且更可笑的是,当年的大陆政府,是把他们当作国民党的敌人而曾经引为自己的朋友的,甚至还有过一些秘密的支援。

他们为了推进台湾的民主运动,随时坐牢,随时面对被镇压的危险。蒋经国和国民党的雅量容忍了他们,台湾人民能够结束所谓的剿匪戡乱的军政时代,要感谢他们。所以,当李登辉时代终于决定和平改变台湾政体的时候,人民出于对国民党过去的积怨,立即选择了民进党,选择了陈水扁。

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选总统诞生了。这是必将刻进历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那一刻,所有的"蒋家军"全体宣誓从此之后效忠"国家",不再是一党一姓的武器;整个台湾没放一枪一炮就进入了民主时代,这样的政权递交,我们的历史何曾有过。

民主播下的是龙种,但头胎可能收获的是跳蚤��这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儿。只要民主这个体制形成了,它就会自然产生纠错功能。但我们不能因为初生的不完美,就直接扼杀这个母亲。我们应该尊重台湾人民自己的选择,他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信息多样化的自由时代,政客的一切优劣对错,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相反倒是我们还处在一个信息配餐的年代,我们怎么好意思根据我们的媒体提供的那些资讯,就去天天诅咒别人呢?

我反对台独,是因为他完全不想推进和影响大陆的民主进步��同为中华民族,他懒得管你的闲事,你们爱独裁爱民主都与我台湾没什么关系。对此,我也只能认为他们没有一个民族的伟大政治情怀。不过,万一要独甚至已独,我仍然反对武统��我不愿看见无辜百姓子弟的血,成为一党天下的牺牲品。更不愿看见武统的硕果是让更多的炎黄子孙,走向被奴役之路。你是一个天大的爱国青年,我也只是想问一下��你是愿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在广场上演讲和咒骂总统而不获罪的地方,还是想生活在根本不许你在广场演讲的地方?就算是你要反台独要武统这样的"爱国"演讲,你有本事到天安门广场去吼一嗓子试试。

我总认为,这些东西常识就能判断是非,为何我的很多弟兄朋友却是另外的选择呢?

十二

党内历来也有左右之分,当然历来主要是右派吃亏。涉及路线斗争的那些大人物此处不表,先说说近些年我们所熟知的一些人物。

文革结束以来,极左的"红旗五哥"应该要算邓力群这个老头。他是80年代的中宣部部长,领导过"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大运动,国外媒体戏称他为"左王"或者"棍王"。延安时期他当过老毛的秘书,私受过一些独传心法。

就是这个主儿,终于90年代下课了,因为看不惯改革开放,于是邀约了几个他的得意哥们��著名中学语文课文作者刘白羽、魏巍等,主办了一个唤作《中流》的杂志��顾名思义,他们想当中国历史的中流砥柱。

这个杂志我曾经戏称为"唯一可以代表中国还有出版言论自由的象征"��因为他们一伙退休党棍,天天在那里骂当朝领袖,时时怀念先帝爷的恩德。按说这样一个符合很大一部分基层民众愤世情绪的刊物,应该有很大的发行量吧,但是我看到的仍然是门可罗雀。由于他已经无权像当初可以拨款赔钱办《红旗》杂志,于是一群爷们也只好自己解囊。又因为几位爷的资历级别,虽然话语难听,上面还是只好容忍。

我是这个怪胎杂志的读者,我像阅读一本幽默漫画刊物一样,时常被他们逗得愁眉顿开。我抱着好玩的心态试看当朝对这个极左阵地宽容到什么时候为止��
我知道要是谁来办一个类似这样的极右的杂志,那肯定是要去吃"牢饭"的。果然,前些年,这个老邓看见他们的清言无法影响当局,干脆写了个致中央的万言书,也学社会上的"危险分子"要发动一批老干部搞签名运动��整个手法简直和民运如出一辙。这下当局实在崩不住了,干脆把他们的杂志封了。可怜的邓老四处游走,强烈要求言论出版自由��仿佛刘少奇当年举着宪法要求人权的样子��他们都忘记了,这一套棍法,他们正是始作俑者。

更为搞笑的是,前年我听说邓老终于费时多年闭门发愤写了个自述,到处投稿,竟然没有一家出版社敢采用。他终于知道自己创立和维护多年的"管制"的滋味了,一气之下,只好自费印刷,到处营销送人。如果按现行法规,他这叫非法出版,也是可以被捕至少也要罚款的。好在现在他所反对的中央,确实在追求所谓和谐的趣味,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跟他较真。

什么叫作茧自缚,什么叫自作自受,我在这个前宣传部长的身上,有趣地看见了极左人物的炎凉身世。

十三

至于当朝人物的左右鉴别,事关政局和宦途,不是我辈草民可以言说的。我这儿可以举例的仍只能是拿离开神坛的老干部说话了。

我们尊崇的前辈有"二李"��一曰李锐,一曰李慎之。李锐先生曾经是毛的秘书之一,在庐山会议时被清君侧,文革结束后当过中组部副部长,在耀邦先生手下,为千万个蒙冤的人们平反,可谓积德深厚。这样一位年轻时投身革命后来也位极人臣的干部,在晚年奋笔疾书,不仅写出了《庐山会议实录》这样名垂千秋的史著,还不断以文觉世,上书建言,挑战着集权政治的铁幕,并力所能及的保护着无数后生忠良。

李慎之先生曾经是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后来是社科院的院长,89因为反对当局而辞职。1999年以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让中外朝野震惊。

这几位前辈都是高干,是追随共党一生的忠烈之士。他们爱党,更爱这个我们叫着祖国的土地和人民。在一个真话缺失的年代,是他们站出来在向民众揭示真实。正如《茶馆》的台词��他们爱大清朝,他们怕大清朝垮了,他们才秉笔直书。

迅翁在《中国的脊梁》一文中曾说��我们历代并不缺乏这样一些舍身请命杀生求仁的勇士,正是这样一些人构成了中国的脊梁。

毫无疑义,他们是党内的右翼代表。即使在反右运动结束五十年之后,这些右倾的老人,依旧要受到压制。只是在一个后极权时代,他们不再有流放之虞了。

十四

真正的民主社会,一定是左中右并存不悖的,我并不认为今日之左派,就一定是愚妄不堪的。就是在大致可以划到左翼阵营里的人,其中也良莠不齐,甚至泾渭分明。反之,右翼群落也一样不免自相矛盾。

这是因为现实中的人,都充满了各种自我冲突,甚至人格分裂。比如我在政治思想上,有可能偏向右翼,但是我在文化方面,又可能趋于保守主义。人是矛盾的统一体,人的思想也都在进化之中,一个昨天的左派,他可能在今天成了极右。还有更多当年打成右派的人,晚年反而变成了极左��这都是我司空见惯的事。

我把左翼分为三类��权贵左派,新左派和草根左派。权贵左派是指那些过去和现在都曾经或者正在享受专制制度之恩荫的一伙,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受益者,他们拥护并尽量要维护这样的特色社会,自然是事出有因的。无利不起早,这是可以想象的人性之常。

草根左派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一般由80后的青年组成,但也不乏比如大龙这样的中老年群众。其中的多数在我的考察中,往往还是生活在底层抑或边缘社会的。他们并未真正享受到权力阶层的分赃和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但是他们却是最极端的"爱国者"。他们似乎并不在意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却对许多抽象的比如民族、国家等概念充满神往。你还不能说他们是在讨好当朝,因为他们的许多说法,是连当局都不敢甚至也畏惧的。30年代的德国也曾有一批这样的"理想主义"
战士,后来构成了盖世太保的冲锋队。

新左派是由左翼之中一批还算读书讲理的人构成,我素来保持几分敬意。他们也对这个社会不满,看到许多不公的社会现象和人间悲剧,但他们多数时候认为是自由主义经济带来的。他们是关心底层民众的,但是他们似乎也认为国情不适合民主,甚至需要更强权的中央控制和计划经济。他们渴望在这个制度之下改良社会,比如要通过国家强制手段来调整贫富差距等等。无论动机和主张本身,我都相信他们是心怀善意的,因此他们往往也两头不讨好。

眼前的政府并非真正的喜欢左派��老邓说过,这是要主要预防的对象。因为很多左派的主张实际陷政府于为难��比如你天天闹着要打富济贫,要解决农民的医疗教育和国民资格等等,当朝也不好办。谁是富人,他们比你心里更清楚。又比如你天天嚷着要去收回钓鱼岛,要去抵制日货,政府就更头疼。你哪里知道我们跟人家日本的"友谊"渊源,没有日本能有今日之天下吗?

哪朝哪代都怕太爱国的青年,但又不能不要爱国主义,这就是个两难。

十五

无论左右思想倾向,在我看来,多数还是与人品无关,但是多少与所受教育和生活道路相关。左翼人群中的个体【比如我的老朋友中的多数】,在生活中可能是一个很朴实的人,也讲究基本的公义和道德。他们对专制的拥戴,对大一统国家的膜拜,仔细看来,近似一种宗教。类似宗教的情怀,你是没法用逻辑和道理去改变的。就像一个藏民,他要把一生的血汗积累,拿去捐献给寺庙,在一个外道中人看来,确实是难以理喻的。

而右翼群体中的多数,还有可能是这个社会中的中低层受益者��也就是说,他们并非在这个制度下难以生存,才要求改变制度。甚至还有少数人,是今天右翼经济政策的权贵合伙人,是20年改革开放的分赃者。但是他们一样要主张变法��这让多数草根左派不理解��你们凭什么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的解释只是,因为他们和我一样,相信个人的权力和自由,远远高于所谓的生存权。他们也许因为阅读,因为交际,多知道了一点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他们还残存一点正义感和理想,不满足于自己的吃饱喝足,还渴望所有那些不知名姓的穷苦百姓也能不被奴役。

近代以来的各国变法和革命,鲜有真正意义上的陈胜吴广似的草民来发起;多数时候是在旧制度下仍能优裕生存的人在引领。就拿中共来说,最初的所谓领袖,哪位是穷人和读书甚少的流民。再往前说,戊戌变法的主张者都是上层,倒是那时的草民最拥护皇帝,最爱大清朝,最怕朝廷倒了吃不上皇粮【虽然恍同隔世,又仿佛就在今日】。俄国的十二月党人革命,全是贵族子弟,甚至皇亲国戚。我只能说,人类中总有一群儒家所谓的君子,永远在"忧道不忧贫",永远在追寻天赋人权。

十六

行文至此,秋气渐深,而我的内心也已开始呈现某种悲凉��我们这一代人也正在步入各自的秋天了,而我们这个无法选择的祖国,却依旧未能走出"历史的三峡"。甚至江河横流,还无法确知其左右走向。

现实的状况是经济政策向右��权力和黑金勾结,一场末世的分赃盛宴早已开始,而更多的农民背井离乡,成为新的奴工。政治方针向左��一家通吃的局面坐大,公民权力的钳制在暗中收紧,意识形态的掌控日渐森严。

这些还不是我真正感到惊觫的,因为每一个王朝的更迭,都不免有类似的末日狂欢。但是假若某一天所谓的民主真正降临,假若我的弟妹子侄还多是大龙似的思想和主张,那我确实担心,未来的中国式"民主",带来的竟然是一种"暴民政治"。那才是历史给我们民族,又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不过我多数时候依旧还是一个乐观的人,我相信许多人今天所秉持的"专制迷信",只不过是当今这种宣传配餐制的后果��他只知道这么多。就像当初多数人对老毛和斯大林的崇拜,如果你渐渐给他还原真相,他难道完全没有是非善恶的鉴别能力吗?我不相信我的大龙兄弟,假设某日也成为了黑窑的奴工,他还会向总参天天写信,建议何时攻打台湾��除非他希望让台湾同胞来替他当黑窑工��假设是这样,我只能认为这是一种人性的恶了。

另外我同样感到乐观的是,还有无数杀手龙这样的青年,哪怕他们从嘻哈疯癫开始,他们至少知道了什么是应该被嘲弄的对象��而这一切,不过只是需要读书明理而已。

在我以戏谈方式开始探讨这个左右分野之时,这个世界正在继续为这个问题动乱和挣扎。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还将为左右的前方,付出多少生命。小到一个酒桌上的反目,大到一次街头的巷战,都可能是在朋友兄弟之间展开的肉搏。

而我,也只知道一点心灵的方向而已。就像加缪所说��在月光下,世界始终是我们最初和最终的爱;在痛苦的大地上,它是不知疲倦的麦草、苦涩的食物,是大海边吹来的寒风,是古老而新鲜的曙光。在长期的争斗中,我们必将和这些事物一起,重造这个时代的灵魂。

作者:野夫
来源:http://www.bullock.cn/blogs/yefu/archives/123833.aspx

帮我买个单

同学聚会,自从毕业后,好多同学都混得有模有样,我却默默无闻,在一家工厂当制图员,每月和丈夫一起靠着不多的收入共同撑着这个家。我本不打算去,可禁不起同学们的一片盛情,只好答应。

丈夫正在帮儿子复习功课,儿子就要上初中了,为了上一所好中学,这段时间丈夫没少操心,东奔西走,至今还没着落呢。看了儿子一眼,我走出了家门。

长安酒店是高级酒店,我走进包房的时候,同学们都已到齐。还没坐稳,一张张名片就飞了过来,一看一个个不是总经理就是带长的,就连以前成绩总是甩尾的阿辉也当上了派出所所长。望着服务小姐端上眼花缭乱的菜肴,我真感叹自己孤陋寡闻,光这一桌就足以抵我三个月的收入了。

阿辉像宴席的主人一样不停地招呼大家吃,不时地为这个斟酒、为那个夹菜,嘴里还说:"只管吃,算我的。"大伙也没任何拘束,一
轮接一轮地交杯把盏、海阔天空地闲聊。酒足饭饱之后,天色已不早,此次聚会该结束了。可究竟谁埋单,我看大伙好像都没有要慷慨解囊的意思。

这时候阿辉掏出手机,按了一串号码,然后说:"小李,今晚所里扫黄抓到人没有?哦!刚抓到―――好!好!
随便送一个到天安酒店来给我埋单。"说完,他得意地把手机放进了口袋,一旁的同学跟着哄笑起来。

十五分钟不到,一个中年人就进来了,他看了账单,不禁皱了皱眉头,看来他身上的现钞也不足。他随即也拿出手机,拨了一串号码,说:"廖工吗?我是马校长呀!你儿子要转学读我们学校的事,我今天就给你拍板定下来了……不过我今晚请朋友吃饭,你过来埋单好吗?在长安酒店503包厢……"

二十分钟后,有人敲了敲包厢的门,门被打开了。当我见到戴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丈夫站在门口时,我晕倒了……

(本故事荣获2008年度最佳故事情节奖,作者只写了一页纸,己将中国社会的整个"结构"写了出来)

论资本主义的倒掉!!《看飞屋环游记》有感

男主角作为一个摆摊卖气球的小贩,在当地卖了一辈子气球,片中却从未出现一个城管的正义身影,这充分证明,当地政府部门对小商小贩的控制和管理是十分失败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已经处于混乱状态,出现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男主角作为一个摆摊卖气球的小贩,居然就能娶上漂亮的媳妇,住上前边有花园后面有游泳池的三层别墅。这不但错误地宣扬了这种腐朽的西方生活方式,更误导广大准备公务员考试的有志青年,让他们以为,不用努力托关系走后门潜规则当干部,仅靠做一个小贩就能过上这样的腐朽生活。以一个成熟的成年人的眼光来看,这真是太幼稚了。

同时,这也给我们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我朝广大80后青年们为了一套5环外80平的房子,都要掏空父母毕生积蓄付首付还要节衣缩食吃泡面啃萝卜干苦熬20年房奴期,或是被迫离开青梅竹马的穷恋人嫁给一个有钱的死老头,而男主角这么年轻,又做着小贩这样不起眼的工作,就能买的起这样的豪华别墅,还娶得到漂亮的女主角,还每天都有新衣服穿新领带打,在后来失去房子时还可以若无其事地说"it's
just a house",其中必然有蹊跷。建议当地纪委介入,查查男主角父母是哪个单位的,是不是党员,对他们的廉洁性作出严肃的调查。

众所周知,经多位权威主流经济学家鉴定,房地产业是支持我朝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作为房地产业的主角之一,开发商们无疑是当代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令人感动的是,与此同时,我朝的房地产开发商是最识大体顾大局的。由于不想让政府在70年承租期到后为房子产权为难,不惜搭上自己的行业声誉,纷纷把房子建成30年不到就必然倒塌,甚至还有爱国开发商主动把把期房建成危房,为政府解忧于未然。反观片中男主角这个钉子户,自建的小产权房住了50年还不愿意配合政府的拆迁工作,对参与重建的开发商善意提供的安置房挑3拣4,严重了影响工程进度和城市整体规划,甚至还打伤正当执法的工作人员。这严重地误导了舆论导向,造成了不良的舆论影响。

在收到法院正义的制裁后,男主角居然一错再错,把房子绑上气球飞上天空,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错误,理由如下。

第一,造成了极坏的榜样效应。假如大家都纷纷模仿,以后房子都在天上灰来灰去,那下面的地皮还有谁买?这必然给政府财政和他们的小弟开发商的利润带来极为严重的负面效应。特别对于我们天朝来说,土地就是政治。纵观60年我朝历史,打土豪分田地建了国,把土地从农民手里收回实现了社会主义,包产到户吹响了改革开放,卖地财政保证了每年的gdp。这下你房子上天了,不用土地了,以后政府怎么执政?这种做法必须严厉查处。

第二,随着科技的发展,将来的天空必然像现在的马路堆满了私家车般堆满了私家灰机。在我天朝交通部门空中钓鱼执法时,空中有房子不是给黑灰机司机提供逃窜掩护么?虽说现在钓鱼执法还仅仅停留在地面,但是为了未雨绸缪起见,这种做法必须查处。

第三,俗话说得好,站得高看得远。就我天朝而言,房子在空中灰得那么高,万一看到资本主义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一些思想防线比较薄弱的群众是会经不起诱惑偷渡过去的,甚至还会回来告诉地面的其他群众这些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化,造成群体效应,对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不安定因素。因此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有鉴于此,有关部门已经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对策:一方面,在空中国界线安装一道看不见的城墙,以防止偷渡和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糟粕;另一方面,在每栋房子开始建造时,都在地基上强制安装一把绿x牌电子房屋锁,及时阻止房子试图飞离地面的行为,不安装的房子不予批准建造。双管齐下,可有效地控制这种不法行为。对已经出现这种思想苗头的房屋业主,除了由相关部门派出干部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之外,必要时,还可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网瘾治疗所使用临床上行之有效的醒脑电击疗法进行辅助治疗。

片中十分想要一个孩子的男女主人公最终因为身体上的原因未能得子,笔者认为主要可能是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主人公所在国家的医术不足以治好此类疾病;第二,作为一个靠卖气球谋生的小贩,主人公无力支付该国昂贵的医药费。作为一个长在红旗下的天朝子民,我对他们的遭遇感到深深的同情,因为这种小事在我天朝早已有了解决办法。

第一个事实给了标榜先进的资本主义医学科技一个响亮的耳光,居然连不孕不育这种小病也束手无策。在我朝医务工作人员孜孜不倦的努力下,这类小病早已变得像感冒般不足挂齿。打开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互联网,你随处可见"北京新兴医院,专治不孕不育,治愈率高达120%;一个疗程即可见效,买就送价值xxxx元的无痛人流梦幻套餐"类的广告,还有像糖果强老师等正派人士出任形象代言,在治愈率,公信力等方面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片中那样因为这点小病就终身无子的情况决不会在我朝出现。

第二个,昂贵的医药费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在疾病面前无力抗拒,而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爱护下,我朝的医疗保障早已覆盖全民。久经考验的白衣战士曾副局长早已断言,他公费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只要你需要,嫖妓都可以给你报成医药费,这点小病,毛毛雨了。(什么,你不是干部?那你还看什么病?)

在看到这一段帝国主义国家人民水深火热的悲惨遭遇时,我心中油然而生作为一个天朝子民的自豪感。片中主人公在为不育发愁,我们却在为结扎苦恼。这也从一个侧面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正日薄西山,社会主义正冉冉升起,并必将取而代之。试看未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要做的就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

作者:bozy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3c2b7c0100hbn6.html

警惕商鞅主义的幽灵

警惕商鞅主义的幽灵

常有朋友问,中国上下两千年,主流的经济理论是什么?我常拿商鞅来举例。公元前四世纪,商鞅在偏远弱小的秦国主持变法,前后长达二十年,造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的治国思想中有强烈的反智、愚民和好战的特征。

商鞅对商人阶层不但毫无感情,而且视之为仇雠。在他当国之时,国家管制了"山泽之利"(矿山开发)、粮食买卖和旅店经营,自由商人几乎被消灭。同时,他对知识分子也非常仇视,他认为国有"五害",分别是儒家学者、商贾、隐士、手工业者和勇士,在《农战》一文中,他毫不客气地说,"有这些人存在,敌人来到,一定打败仗,敌人不来,则一定很贫穷。把这些人赶走,敌人不敢来,来了也会被打败。去讨伐别国,一定能战胜,不去讨伐,则一定能富足。"

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不过在他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的状态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很显然,商鞅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在商鞅看来,打仗是第一要义,战争是让国家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这是检验变法成功的唯一标准。在《靳令》一文中,他说,"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总之,穷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正是在这种"备战备荒为打仗"、"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战略支配下,秦国成为战国列强中最可怕的国家。

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残酷和严厉的一种,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试验,在经济模式上则体现为"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在他的治下,秦国成为了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虎狼之国",举国上下蔓延着极端功利主义的进取氛围,每个秦国人其实都成了国家的工具,宛若后世出土的那些兵马俑,人人面无表情而无比强悍。

后世将商鞅归为法家,他的名声似乎一直就不太好,长期被视为"异端"。在知识阶层,甚至以谈论商鞅为耻,宋代的苏轼就声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甚至讲出这个人的名字都是脏了口舌、写出这个人的名字则是污了纸张??"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但是,商鞅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生态,甚至,以两千年的历史跨度而论,商鞅的基本治国理念被顽强地延续了下来,他的核心经济理念被众多的独裁者所沿袭,在很多朝代,实际上呈现出
"半法半儒"、"儒表法里"的景象。也因此,苏轼又曾经很叹息地说,对于商鞅主义,"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

商鞅的那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后来的治国者们,尽管再不敢象商鞅如此说的直白、干的决绝,却也并非没有效尤者,至少有两个理念顽强地留存了下来。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却一直存在了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

"商鞅主义"的幽灵在中国是否真的已经消散而尽了?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强国",以及怎样成为一个符合现代精神的"强国"?这些问题,我们是否真的已经可以回答?

"先富移民"破坏了改革共识

陈永苗

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移民输出国。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分别出现两次移民热潮,一次是混杂偷渡客;一次是"洋插队"(留学)。21世纪以来的第3波移民潮,不同于前2次,新富中产阶层和知识精英已成为主力军。更可怕的是,根据《凤凰网》1月10号报道,还有二百多万的贪官和他们的家属,也转移走了4000多个亿的财富。他们不但掠夺走了改革的成果,更把底层民众推向贫困。

"先富"起来的贪官和精英走了,起来代替的他们的,只会更贪婪。例如农民会认为用新村长换掉吃饱的村长,更糟更坏,吃相更难看。而且底层民众首先要有饭吃,必须足够的资源在。当资源很少,底层民众之间就会惨烈的内斗。如此表明共同富裕已经不可能了,已经无力通过"分配改革",再为人民找回分配正义。

"先富移民"破坏了改革共识,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一是对穷人的心理影响。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大量移民,在底层民众看来,带来了一种"遭到抛弃的感觉"。
"先富们"已经不承认改革早期国家给其好处,如今享受了特权,而不愿承担义务,总以蛋糕没有做大为由推却。"后富们"等了三十年。一个人有多少个三十年可以等?所以"后富们"也等得不耐烦了,流露出对"先富们"的种种不满,加上公权力的窒息,于是"先富们"拍拍屁股走了。他们的移民行为会让人觉得
"抛弃"甚至"逃离"国家。第三波移民潮,不同以往之处,在于逃离体制风险。

二是对开放政策的影响。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全民富裕,先富带动后富,二者之间具有连带关系。先富带后富的安排,首先需要假设一个封闭的国门,可是这项安排与开放政策之间存在矛盾。一旦国门为
"先富们"大规模打开,先富带后富的安排就会失败。这样预设中的一丝缝隙,改革早期看起来微不足道,如今成为巨大的黑洞与深渊。让改革早期的信心,如今成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如今看起来,似乎有一点需要关闭国门,才能遏制大规模地"鱼烂陆沉"。可是一旦关闭国门拒绝开放,把自己从全球体系中摘出来,三十年的改革成就立即化为乌有。

三是对社会稳定的影响。90年代之后"先富们"推动改革目的很明确:改革圈钱,然后投奔自由,去美赴加。如今处境就像圣经中大洪水来临,"先富们"极力维护着崩溃前的稳定,自己却暗渡陈仓,随时准备登上"诺亚方舟"逃生。正是因为有外逃的后路,"先富们"对于搜刮百姓才特别肆无忌惮,不像古代的士大夫,还特别注意社会稳定,给自己及其子孙留条后路。

他们享受了太平日子和太多的特权,产生了人身傲慢。长期的优势,让他们消除了幽暗意识,有着过分的安全感。他们也不担心子孙遭到清算,家族被连根拔,因为现代社会已经放弃了株连。他们的子孙不准备在中国生活,骂不到,清算不到。

长期以来通婚在社会等级流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底层民众的子弟只要有才华有本事,"高干"和"中干"的女儿还是青睐的。现在甚至连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子,很大部分只想孔雀海外飞,破坏了底层民众子弟上升的一个重要传统渠道,影响了社会稳定。

这是一个已经不是潜在,而是比较尖锐的社会问题,且有转化为政治问题的倾向。但是孔雀海外飞的问题,政治立法不能解决,也未必可行。白俄罗斯美女如今被视为"国家战略资源",
受到"特别商业保护",遭遇到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另类战争:参加集训、查收赋税、无法再被外国公司聘用,每个想出国的年轻姑娘都必须得到政府书面批准。简而言之,尽可能禁止美女出国。白俄罗斯的方法效果如何,不得而知。

四是对改革政策能否执行的影响。一位网络上爆红,网友热搜的18年前西湖边漂亮校花老照片"夏雨荷"真名叫殷珊。西湖最美女子身在日本已为人母,如此"流失海外",也算对这种浪漫回忆,构成反讽。大部分国人关于美好社会的想象物,也是仅仅在于国外,例如美国的美好,之于贪官和中产阶级。而底层民众处于生存底线上挣扎的,无法移居国外,国内翻身的概率很低,其自由的出路,就是放弃维持生存的沉重,放弃生命存在的重负,自杀或者奔赴死亡。

"人上人"的自由,在于外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他们的祖国。"人下人"的自由在于死亡,在于解脱。还有一部分人,不上不下"人中人",他们的自由在于做梦,内心移民,做一个在私人领域有限放荡的"动物"。

能否外逃,这个已经成为各个阶层考虑自己政治方案的的决定因素,国人因此可以区分为"动物人"和"植物人"。
"动物人"看到危险,立即奔跑外逃。"植物人"扎根于土地,逃无可逃。

移民因素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极为重要的参考系数,已成为急迫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必须看到,改革时代出现的重大政治方案和政治思潮,对此毫无考虑。移民因素可以消解任何有力推动改革的因素。因为贪官可以跑路,可以跑到国外,无需承担动荡的任何后果,任何强有力的政治力量都也推动不了改革。只要贪官外逃和中产移民的因素在考量进来,一点改革动力都没有。

来源: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74061&PostID=26553775

陈行之: 亵渎历史的人终将会被历史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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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央电视台作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影片展播"在黄金时间播放了电影《地道战》,这部即使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没有丧失身价的宣传教育影片,几十年来几乎把中国人看到呕吐的程度,没想到在21世纪的今天仍旧被祭为矫正人民思想的武器,拿出来在民众面前晃来晃去。

时代毕竟不同了,民众的视野和眼光都比过去宽广深刻了,民众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好欺骗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如指掌的民众知道,伟大的中国卫国战争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争之一,它并不是靠小米加步枪,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的方式打赢的,它是中国军队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才打赢的,相对于由上百上千万吨钢铁以及动不动由几十、几百个师参与的大规模现代化战争,《地雷战》、《地道战》之类近乎于过家家式的所谓"抗日战争",不过是一种用低级智慧和粗糙艺术手段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幻象,与主要的、真实的历史图景风马牛不相及。

当然,国家媒体还播放了其他抗日题材影片,但这些影片同样没有从整体上反映抗日战争全貌,除《血战台儿庄》之外,我们甚至很难了解中国当时唯一合法政府国民政府和唯一合法领袖蒋介石委员长指挥和抵御这场侵略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很难看到中国数百万正规军对日本侵略者全面坚决的抵抗,很难看到中国军队将士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浴血征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在位于中国主战场之外某个山沟里领袖人物拿腔拿调的装腔作势(这里有艺术失败的原因),是把小型战役夸张为抗日战争主战场(平型关战役之类)的肆无忌惮的历史虚构,是把血与火的残酷战争娱乐化为把一泡屎埋到地下当做地雷(《地雷战》中的情节)的弱智游戏,是傻瓜一样的民众学习了毛主席著作,被"毛主席的光辉"沐浴(《地道战》中的情节)以后,才突然从傻瓜变成聪明人的对人民的公然侮辱。所有这些与历史真实相距十万八千里的影片,都是为了某种国家目标编造出来的,它们绝非艺术,而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虚意识形态幻象。

那么,权力者为什么要制造这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幻象呢?为什么非得用这种与民众智力水平相差甚远的意识形态幻象自取其辱呢?是高烧三十九度二出现了谵语症状,还是被毒品之类的物质弄得精神系统出了问题?

这事很值得说道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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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是任由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历史的权力。"(《汤因比论汤因比・历史-胜利者的宣传》,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汤因比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就在他说这句话(1972年)的时候,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正酣,以苏联为首的极权主义国家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理念及其形态"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创建,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运动已经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之类的妄想者之妄想,它在其演进中获得了切实的国家形态,这种被称之为"极权主义"的国家形态,表现为一种完全独立于人类理性和经验之外的特殊的社会过程,这个社会过程就是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概括的由极权主义宣传和极权主义组织拼合而成的"极权主义运动"――

"在极权主义国家,宣传和恐怖相辅相成,……然而这只是部分事实。凡是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往往用灌输来替代宣传。他们使用暴力,但是他们对暴力的使用与其说是恐吓民众,毋宁说是为了推行意识形态教条和散布意识形态谎言。"阿伦他反复强调,极权主义"运动本身实际上并不宣传,而是灌输。""它的真正恐怖在于统治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

为了做到这一点,极权主义必须依仗严密的组织,"组织和宣传时相辅相成的"。阿伦特所说的"前锋组织"或许会有很多种类别和名称(冲锋队、党卫军、秘密警察、意识形态专家组成的精英阶层、党组织和党组织周围的其它政治团体),但万变不离其宗,形形色色前锋组织产生和存在的实质都是为了使宣传和灌输成为(维护国家政治运行的)民众日常生活。阿伦特指出:"运动制造的疯狂谎言更能被普遍接受,这是因为,他们善于用比较温和的和令人容易接受的方式来散布宣传,直到(社会)的总体气氛(完全)被极权主义毒化。"

读到这里,读者对历史为什么会被曲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与真实的历史图景风马牛不相及的所谓"作品"面世,应当能够有所领悟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说汤因比表达的只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忧虑,那么,我们遇到的就是某种政治力量对历史和现实的活生生扭曲和野蛮强奸。

我已经说过,在极权主义状态下,没有本真意义上的文学、戏剧、电影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精神创造。正如此,我们才会看到,充斥在出版物、舞台和银幕上的全部是意识形态载体,全部是与权力者在精神上相通的帝王将相的励精图治,全部是不对意识形态构成侵犯的才子佳人的狎昵讨巧,原因很简单:只有这些东西才会被国家力量承认为"艺术",只有这些东西才能够被国家力量允许存在,只有这种东西才能够被国家力量纵容,这也是六十年来中国没有给世界贡献一个具有独立哲学意识的文学家、戏剧家和艺术家的主要原因之一。

《地雷战》、《地道战》之类所谓的"电影",从精神智力上来说,大概只相当于幼儿园水平,就是这样水平的东西,竟然横亘在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民面前达数十年之久,如果没有需要它的政治力量的政治需要,它能在如此长时间里如此残暴地欺辱中国人民的智力吗?它不能。

这里似乎宣示出一个真理:在一个完全被国家权力操控的社会,在一个民族的精神体被极度压制和扭曲的社会,真正的艺术是没有生存空间的,被国家力量称之为艺术的东西往往与艺术毫不相干,原因很简单,它必须承担和彰显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

3

那么,《地雷战》、《地雷战》之类的电影又具体承担着哪些意识形态功能呢?

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发生的事情。

中国官方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胜利65周年纪念日。在纪念活动上,中共领导的讲话以及《人民日报》的社论,说中国战胜日本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志,领导和推动抗战,这篇社论没有提及国民政府军队对抗战的贡献。

这件事引起台湾媒体广泛关注。台湾总统府发言人转述马英九的话说,抗战八年是在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导下获得最后胜利,当时由国民党执政,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唯一的历史真相,《人民日报》所称"中共领导全民抗战",与史实不符。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指出,中华民国国军用生命捍卫国家生存、民族血脉,这些历史都不应遗忘,也不应擅改。他强调,忠于历史,应是两岸当局的公约数。因为抗战八年,是中华民族的一页血泪历史,任何对这一页历史的缅怀,都必须立足在真实无偏的历史事实上。

台湾国防部也就此发布新闻稿,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国国军与全国同胞用鲜血所写下的历史,历经八年赢得的战争,这段史实不容许任何人窜改或任意曲解,相关报道内容与史实不符,国防部"严正驳斥"。台湾国防部指出,中华民国国军自芦沟桥事变起至抗战胜利,八年期间,中华民国国军与日军激战,计有会战22次,大型战役1117次,小型战斗38931次,伤亡官兵高达322万余人,获致最后光荣胜利,绝非中共所宣称参与之"平型关战役"相关战果所能比拟。抗战期间中华民国政府频频参与各项国际会议,与抗战胜利后接受日军降书,皆是国民政府种种领导抗战历史之铁证。

看了上述消息,说实在的,就像吹嘘自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好生了得的人,突然被人揭发说"丫昨儿晚上为了免打给东京泼皮牛二洗脚来着",感觉很尴尬,非常期盼《人民日报》像陕北人形容猛人那样"日一回天",再发表一篇社论,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马英九和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等一干人全是欺世盗名的骗子,那时候我们将会多么振奋呀!

遗憾的是《人民日报》再什么也没说。

莫非马英九和台湾总统府发言人说的是真的?

4

说实在的,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蒋介石动用70万国民党军队发动了淞沪会战,在会战中,国民党空军炸毁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炸沉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国民党陆军为补充战损,曾经五次发布动员令,超过半数团职以上高级将领以身殉国。淞沪会战未能阻止日军占领上海,却改变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部署,为上海资本向重庆转移赢得了三个月宝贵时间。

我们不知道,最让国际上刮目相看的不是叶挺的新四军,而是孙立人的国民党新一军。新一军远征缅甸,以伤亡1.7万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10.9万人。在新一军攻占缅甸重镇于邦的时候,下属请示孙立人如何处理日军战俘,孙将军的回答是:"你去问问那些狗杂种谁到过中国,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

我们不知道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只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平型关战役又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我们不知道被我们大肆渲染的"平型关大捷"不过是消灭了一支日军运输队。

我们不知道,李向阳和他的游击队是虚构出来的,真正让日军闻风丧胆的是国民党的委员长卫队,这支军队使用德军装备,甚至有德军教官亲手指导,战斗力极强。在南京雨花台,委员长卫队两个营独自阻击日军一个甲种师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一共有六个甲种师团),胜利者依然是中国人。

我们不知道,在我们的影视作品中恶贯满盈的张灵甫其实是抗战英雄,在长沙会战中为国民党成功阻击日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张灵甫甚至为抗战丢了一条腿。

我们不知道,在湖南常德保卫战中,国民党74军57师的8000名官兵,阻击10万日军15天之久,最后只剩有200人还能够战斗,57师师长发出最后一封电报是这样的:"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各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74军万岁!"

我们不知道,在武汉上空爆发过持续时间仅次于不列颠空战的武汉空战,在那场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击落日军飞机78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在那个时候,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很多武汉市民不是钻进防空洞,而是爬上房顶,为的是能看到日军飞机被击落的场景。

我们不知道,在重庆有17家军工厂在敌机轰炸下坚持24小时不间断生产,金陵军工厂在整个抗战期间共生产迫击炮7000门、重机枪1.8万挺、步枪28万支、手榴弹30万枚、炸药包20万个。

我们只知道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了侵华战争,我们却不知道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的详细情况,不知道日军投降书是什么样子,这是因为,日军投降书文中多次出现"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向蒋委员长投降"之类的字眼,受降方落款签署的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

我们不知道,抗日战争期间,"国军"与日本激烈会战达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其他战斗3万8千多次,英勇殉国的将领,少将以上
200多位,民众死亡至少2千万人,官兵殉职322万人,其中包括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国民党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民党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地雷战》、《地道战》。

5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哪一个党派的。

党派可以消亡,中国却将永存。

中华民族共处于历史大潮之中,迫切需要大智慧,超越党派和族群,以大视野看待过去,谋划现在,构筑未来。要做到这一点,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是尊重历史和还原历史。我听说一部描述国民党军队奋力抗日的电影《喋血孤城》最近开始在大陆放映,但愿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我们非常不希望汉娜・阿伦特的描述一一对应为现实,然而这又谈何容易?六十年来,借助国家力量对民众的"宣传"和"灌输"制造了太多太多的意识形态谎言,这些谎言不但覆盖了六十年前的历史,更覆盖了全部六十年历史和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我们几乎被谎言埋葬了,在如此严酷的社会情境之中,你怎么能期望在一个早晨突然天晴日朗,所有的谎言都远离我们而去呢?

如果谎言关乎江山的颜色,如果谎言关乎某种政治力量的政治命运,如果谎言关乎某些人是否还可以继续巧取豪夺,那么,任何对历史真实的求索都会遇到谎言制造者和维护者的殊死抵抗,借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毛泽东很可能是对的。

(2010-9-9)

来源:http://www.blogchina.com/201009111005208.html

2010年9月8日

晚清中国首富为什么想移民美国

日前,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家,海外侨胞数量已超过4500万,中国正掀起自上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以来的第三波移民浪潮,这次移民潮的主体是知识精英和新富阶层。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潮,引起国人的反思与警惕。在中国古代,中国人认为自己居于"天朝",此外皆是不屑生活的蛮夷之地,背井离乡的移民更是以之为耻。现下这种以去国为荣的现象在历史上起于何时?又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心态?
――晚清中国首富伍秉鉴大概可以给出答案。

1842年12月23日,一个中国人在广州写信给他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朋友库欣(J. P.
Cushing)说,如果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飘扬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同一天,他在写给另一位美国朋友罗伯特・福布斯(Robert
Forbes)的信中也表示:"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这个写信的人非同一般――他是中国首富,甚至被美国《华尔街日报》视为世界首富;他是19世纪国际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这个人就是伍秉鉴
(1769―1843)。其资产,1834年估计为2600万银元,相当于银子1872万两。这个数字,将近当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而2008年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中中国大陆第一富豪刘永行,总资产估计是204亿元,不到逾6万亿的年度国家财政收入的0.4%,由此可知当年伍秉鉴财富之巨。

中国首富伍秉鉴为何想移居美国?要知道,1842年的美国绝非今日之美国,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中,美国根本不是值得向往的乐土,移民美国是远走异乡,天涯漂泊,绝不像如今,视之为理想的选择,以之为荣。

伍秉鉴是"广东十三行"商人,其财富主要来自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容易发财,但经营的风险也不小。研究显示,十三行商人不断变换,洋行平均寿命不到10年。从
1760―1843年的84年中,先后共有47家洋行开张营业,而在1771―1839年间停业、倒闭的则有37家,平均不到两年即有一家关门。许多行商,因为积欠官方税银或外国商人债务而倒闭,破产、抄家、下狱、充军司空见惯。十三行商人中真正成功的,其实只有两家,一家是潘氏的同文行(后改同孚行),一家就是伍氏的怡和行。怡和行的创始人伍国莹曾是同文行的账房,早期经营也不顺利,不过后来终于发展壮大,在伍秉鉴的经营下达到巅峰,成为行商之首。

伍秉鉴经营的成功,显示他是一个商业奇才,远超同时代的中国人。现有的一些材料,如美国哈佛大学贝克尔图书馆等处收藏的伍秉鉴与美国、印度等国朋友的商业信函显示,伍秉鉴不是普通的十三行商人,他在欧洲、美国、印度有广泛的投资,投资领域涉及铁路、证券、保险等行业,看起来更像是当代的投资家。

伍秉鉴在海外的投资都是委托外国朋友进行的,他与外国朋友的相互信赖,也超出常人的想象。在外国人看来,伍秉鉴个人充满人格魅力,"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始终被看作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但这样一位商业精英,能够获得外国朋友的尊敬,在中国却难以获得应有的尊重。

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身处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尽管他们发财之后也可以花钱捐官戴上"红顶子",但实际上命运还是不由自己掌控的。十三行商人的破产,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商业利润被官方抽空。

在官方看来,行商是一块肥肉,可以随便找个理由甚至制造理由罚款。一旦发现外商违反规定,负有担保责任的行商就要受50倍甚至100倍货税的罚款。比如
1800年,怡和行承保的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休・英格利斯"号,船上会计员私人的物品(两对表)因放入铁箱保管,未及取出而被携带上岸,海关官吏认为其偷税漏税,怡和行提出缴付180银元了事,结果被海关罚税50倍。另一位行商则更惨,其承保的"西里塞斯特"号被怀疑与被缉获的48匹羽纱走私有关,结果被罚缴税款100倍,每匹羽税原税银为14两,48匹共需缴税672两,罚款高达67200银元。

官方还动辄要求行商捐献财产,如遇到战争、水旱灾害或皇帝生日,行商要主动捐款,时称"捐输"或"报效"。据统计,1773―1835年间,见于官方档案材料记载的行商向朝廷捐款就达508.5万两银子,实际捐数当远不止此数。有些材料给伍氏捐款算了一笔账,说:"计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冠"。千万不过是个约数,不可坐实,但以百万计则无可怀疑,如仅1833年一年,怡和行捐款据说就达50万两。

行商们还经常受到官吏个人的勒索,稍不遂意,大祸立至。伍氏曾被比喻成"一只容易被剥光的肥鹅"或"肥羊"。行商中的另一成功者潘氏则说:
"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行商的资格获得有时候也不是完全自愿的,一旦入了行就不能退出。伍秉鉴要求退休而不得,花了90万银元(或两)的代价才将位置改由他儿子顶替,但官方仍要他负担所有行商一切的责任,他又表示愿意捐献2600万银元中的80%给官方以求安享余下的20%财富仍不可得。

除了大清官方,外国人也不是善碴。大清官方让行商代为"管理"外国商人,但外国商人与行商不过是贸易伙伴,哪里受其管制?由于大清帝国的外贸制度不合现代国际贸易要求,外国商人一直反对和抗议,行商就成了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伍秉鉴曾经想充当调停人,避免战祸的发生。但是盛怒的林则徐大人是不会听从他的建议的。作为行商之首,他的继承人、儿子伍绍荣被逮捕人狱,他则被套上锁链,押往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创办的宝顺洋行,成为催促颠地接受传讯的筹码,林则徐扬言,如果颠地拒绝前往,伍秉鉴将被处死。颠地则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而置这种威胁于不顾。

鸦片战争,也是伍氏破财之时。1841年5月,清军战败,被迫向英军交纳600万银元的赎城(广州)费,伍氏交了110万元。《南京条约》签订,要求赔款2100万银元,其中300万是商欠,伍氏交了100万元。在民族危难之际,伍氏作为富人,即便出多少钱我们都认为是应该的,毕竟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何况伍氏有那样的财力。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即在大清帝国的统治之下,商人不过是官吏敛财的对象,其生命和财产安全都是完全没有保障的,个人尊严就更不用说了,这样的社会,对商人是否公平?对国家、民族是否有利?

对于商人伍秉鉴来说,既然无法改变现实,逃避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耄耋之年的伍秉鉴看来已经看透了世局,所以他想到了移居美国。伍秉鉴信中流露的心态,台湾学者陈国栋的评论是恰当的:"看来鼎鼎大名的伍浩官(浩官是伍氏怡和行的商名)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

2010年9月7日

1950:朝鲜战争是如何发生的

作者:沈志华
作者系文史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教授

从严格意义上讲,对朝鲜战争全面的学术研究是从本世纪初才着手进行的。这是因为苏联有关这方面的档案是在1993年解密,而中国方面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才陆续公之于众,一直持续到现在。从朝鲜战争停战到冷战结束的40年间,反映这场战争的书籍林林总总,但由于档案资料的缺乏,各方只能站在各自的政治立场去解释、去理解,内容基本局限于政治宣传,谈不上学术研究。随着中苏朝、美韩档案的逐渐公布和资料搜集工作的不断深入,可以肯定地说,迄今为止,有关朝鲜战争的全貌变得越来越清晰。

近年来,笔者查阅了几乎所有能够收集到的档案资料,自信对这方面的情况把握得比较全面细致。至于对这场战争的解释和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肯定有所不同。借此机会,笔者谈谈自己的想法。

斯大林吃了哑巴亏

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起因源于朝鲜半岛的分裂,这与二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采取的半岛政策有很大关系。早在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召开时,各大国设想的太平洋战争应这样结束:由美国全歼太平洋地区和日本本土的日军,由苏联对付驻扎在中国东三省的关东军,由中国军队歼灭除东三省以外驻扎在中国大陆的其他日军。会议对各国军事行动区域大体作了上述划分,但究竟由谁来解决朝鲜半岛的日军问题没有提及。另外,在行政区划上,朝鲜已被日本列为日本版图的一个行省,而朝鲜半岛上的日军又隶属于驻扎在东三省的关东军,于是朝鲜半岛出现了行动空白和模糊区域,为以后战争的全面爆发埋下了伏笔。

苏联出兵东北和美国在日本本土投放原子弹迫使日本最终投降。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凭借距离较近的地缘优势,很快进入朝鲜半岛,此举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觉和强烈反应。此前,美国从未有过在朝鲜半岛驻军的意图和打算。在苏联红军抵近汉城之际,美国总统杜鲁门急忙致信斯大林,说我们也要在朝鲜半岛接受日军投降,这样好不好:以北纬38度线为界,大家一人一半。实际上,这个提议构思得匆忙而粗糙,是在致信的头天晚上,由美军参谋部的几个参谋拿着地图向杜鲁门划一划,杜鲁门就将该提议递交给斯大林。依照他们的想法,苏联红军已经到达三八线,而美国军队还在冲绳,距离半岛还有几百海里,这个时候提出以三八线为界,斯大林绝对不会接受,估计他可能会提出一些谈判条件,比如三七线、三六线,甚至将汉江以北的地区都给他,为苏联争取更大的利益。但出人意料,斯大林没提任何条件,收到信的第二天就给杜鲁门回信,表示同意。消息传来,美国国防部非常惊讶,认为斯大林脑子出了问题――本来明摆着让他讨价还价的。事实上,斯大林非常精明,他在信的末尾写了一句话:以三八线为界的建议他接受,但这个三八线应继续延长。三八线延长意味着什么?往东延长,就把日本的北海道划到三八线以北。斯大林的想法是,我让你在朝鲜半岛登陆,你让我在日本本土登陆。杜鲁门当然明白其中的含义,于是给斯大林回信说你的想法不错,但这事我管不了,你要征询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意见。结果,斯大林找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坚决反对。斯大林又说,我的命令已经下达,怎么办?麦克阿瑟答复,苏联敢有一兵一卒登陆日本本土,我就把苏联派驻远东委员会的全部委员都撤掉。斯大林吃了哑巴亏,就将军队撤回了三八线。

南北朝鲜的四个人选

从战后有关斯大林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设想来分析,斯大林最初有与美国合作的意愿,苏美都不想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生冲突。这个判断同以往,特别是同当今美国学术界主流思想大相径庭。美国学术界认为,正是战后苏联采取不断扩张的全球战略,从而引发了与美国的对抗,直接导致了冷战的发生。对此,我认为没有任何根据。

朝鲜原本是个独立国家,后被日本吞并。日本战败,朝鲜将恢复独立国家的面目。但美苏两国认为,战后各民族寻求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朝鲜既没有政府,又缺乏选举的经验,因此,雅尔塔会议决定对朝鲜实施托管。这样,朝鲜就成为由联合国托管的单位。由谁管理呢?美国、苏联、中国还是英国?英国不行,二战期间被炸得七零八落,战后重建工作繁重,而且远隔万里;中国也不行,此时蒋介石的军队深入后方,在国内与共产党的关系还没理顺,精力有限,无暇顾及。最终,这副担子落在美苏两国身上。

1946年,美苏共同筹备成立的朝鲜问题联合委员会正式启动运转,到1947年,共召开了三次会议,没有达成一致,其原因来自朝鲜内部。按照美苏及其联合委员会的最初设想,三八线只是一个受降的分界线,不是一个政治分界线,朝鲜应该是统一的,要搞统一选举,要重建一个政府,南北朝鲜应当各自推选一个政治精英参与竞选。人选的标准,当然在意识形态、政治立场方面趋同为好。在北朝鲜,斯大林支持曹晚植(有"朝鲜的甘地"之称)。曹晚植不是共产党人,他的政治风格有点像孙中山。1945年12月莫斯科会议召开,曹晚植主张朝鲜有能力管理自身的事务,坚决反对托管。会后,这个人消失了,杳无音信。下一个人选是金日成,戈夫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上说,这个人有能力又听话。金日成那时在哈巴罗夫斯克,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他所在的抗联一部被日军打败后,跑到苏联。笔者曾查阅苏联的档案,上面记载,金日成学习俄语非常快,同志关系融洽,威望很高。这是北朝鲜方面的情况。

南朝鲜方面,有金九和李承晚两个人,他们都曾在中国生活过。在中国期间,两派就矛盾重重,派系斗争激烈。后来李承晚跑到美国,同麦克阿瑟相处甚好,取得了麦克阿瑟的支持,而蒋介石和当时美国在朝鲜的驻军又支持金九。金九知识分子意识浓厚,遇到什么手腕都使得出的李承晚,最终被杀。就这样,在人选问题上,双方一直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1947年底,冷战爆发,美苏双方不再积极促成统一选举,相反,甚至鼓动各自支持的人打压对方。到1948年,美苏联合委员会的工作无法继续开展下去。此时,美国认为谈判已无实际意义,就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由联合国成立的朝鲜问题委员会着手组织朝鲜大选。金日成得知这一消息后,阻止了联合国官员入境。因此,联合国决定,在联合国力所能及的地方举行选举,这就是说,选举工作只在南朝鲜进行。针对联合国的反应,金日成采取的策略是从南朝鲜邀请一批代表,先行一步,在北朝鲜抢先举行选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由此成立;继而,由联合国组织推选的大韩民国成立。至1948年底,朝鲜半岛最终分裂成两个国家。

毛泽东没有参与最初的决策

许多人认为,在战后美国一直奉行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其实,社会主义国家也在阻止美国势力的增长。

可以肯定地说,苏美双方最初都不想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生正面冲突。北朝鲜政府刚成立,苏联就在未照会美国的情况下,于1948年底实施单方面全部撤军。这种境况,使得美国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日军已投降,苏军已撤离,美军没有任何理由滞留在朝鲜半岛。因此,美国国防部下达了撤军命令。李承晚极力挽留,流露出在美军撤离后对金日成可能组织军事进攻的担忧。最后,经麦克阿瑟同意,美军将撤军时间延迟半年,并帮助李承晚训练了约5万人的部队。

李承晚、金日成都梦想统一全国,而且都有采用军事手段达到目的的强烈愿望。为此,双方展开了争取外援的较量。苏军撤离后,最早作出反应的是金日成。
1949年3月,他以签订经济文化协定的名义访问了莫斯科。在同斯大林的谈话中,金日成问:将来统一了怎么办?我是否应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半岛统一问题?斯大林答,绝对不能采取军事行动,你要多搞点宣传,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多在舆论上作些文章。同时,要做好军事准备,除非李承晚首先进攻,如果你反击过去,将他打败,这样的统一是可以接受的。

斯大林从内心深处不想由苏联来承担挑起这场战争冲突的责任。事实也是如此,苏军撤离时,仅给北朝鲜留下巡逻艇、机枪等轻武器,用于维护社会治安,而将飞机、坦克、大型军舰等重型武器全部带走。美国方面亦然。在莫斯科,金日成没有如愿,悻悻返回,后来他又派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金一悄悄来到中国,时间大概在4月底。那时,毛泽东还没有进北平,住在香山别墅。在香山,金一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他说,据我们掌握,解放军东北部队中有很多朝鲜族战士,你们的仗打得也差不多了,人民军缺员严重,能否让他们回去?毛泽东回答没问题,我们现在有3个由朝鲜族战士充实的整编师,都是林彪四野的部队,它们是164师、166师,分别驻扎在东北的沈阳、长春;另外一个师随林彪南下,正在打仗。你们可把东北的两个师先带回去,待中国战事结束,再把另一个师带走。你们想运用军事手段解放南朝鲜,解决统一问题,这个原则没错,我也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现在,我们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等我统一了,再去帮你统一。

金日成对此当然不高兴,但中共讲的也有道理,中国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10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金日成又给毛泽东拍电报,说你们战事结束,下面该轮到我了。毛泽东感觉很难答复,因为四川、云南、广州、台湾、西藏等地尚未收复。于是,毛泽东给斯大林发电报,说明情况,请斯大林出面帮助解释。11月
5日,斯大林复电,答应金日成的工作由他来做。笔者曾查看过那年11月至12月间的苏联档案,来来往往的大批电报,名义不是斯大林本人,就是外交部、葛罗米柯、苏联军事专家和军事顾问的。电报内容大多反映在三八线附近不断发生军事摩擦和小规模武装冲突的事情。

对于三八线附近发生的情况,苏联顾问们已习以为常,他们认为一场战争是早晚的事。笔者翻阅的几个电文显示,斯大林对三八线经常发生军事摩擦非常生气。在这里,还不能不提及此前发生的一件事。大约7月份,美军刚刚撤离时,金日成就给斯大林拍电报,提出在瓮津半岛实施作战的计划。瓮津位于朝鲜半岛西部探出的一个小角,半岛的三分之一处于三八线以南。金日成意在投石问路:在此地先打一仗,看看各方的反应,如果美国没有动作,他就可将部队投放在三八线,一线排开,全线推进,争取一个星期内攻占南朝鲜。苏联驻朝鲜大使捷科夫看了电报,感到很满意,认为这样做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就将计划报到莫斯科。斯大林考虑再三,前后用了两个月时间,于9月24日主持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题会议,否决了这个计划,理由是:瓮津作战势必引发一场战争,况且现在也没有做好任何军事斗争准备,希望北朝鲜要一如既往地抓好宣传,和平统一朝鲜半岛。

金日成非常苦闷。1月17日,朝鲜驻华大使李某即将赴任,金日成摆了一桌酒席为他饯行,同时,邀请了什特科夫等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酒过三巡,金日成大醉,席间又哭又闹,说毛泽东言而无信,答应帮我统一,现在没人管,南朝鲜几千万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我去解救,我拿什么解救;金日成又埋怨起斯大林,说非要等李承晚进攻才反击,那要等到什么时候。酒宴散后,什特科夫就给斯大林发了电报,把过程叙述了一遍,最后做出判断,认为金日成打仗的念头不灭。1月19日,斯大林收到电报,过了11天,即1月30日,斯大林回电什特科夫:请转告金日成同志,我同意他的作战方案,但要做得非常缜密,不能冒险,通知他来莫斯科,我要亲自同他谈。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斯大林改变态度后最早的一封电报。

2月2日,斯大林再次电告:前天(1月30日)我说的那个事情非常重要,不得告诉任何人,特别是不要告诉中国同志。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发动战争的计划是毛泽东、金日成、斯大林在莫斯科一同商量决定的。这个判断可以说是在缺少档案材料的基础上做出的,与事实严重不符。毛泽东于2月17日离开莫斯科,而金日成到达莫斯科的时间却在4月10日,他俩不可能相遇,更没有商量的机会。从斯大林电报内容看,斯大林已叮嘱驻朝大使不要向中国同志透露这个信息,我想他也不会同毛泽东商量。以后发生的事情进一步说明,毛泽东对此一无所知。

金日成确定的6月25日

2月17日,毛泽东离开莫斯科返回中国,斯大林随后就告诉什特科夫,可以通知金日成赴俄访问。4月10日,金日成抵达莫斯科,逗留长达半个月之久。这期间他同斯大林到底谈了什么,至今没有发现任何记录,只能根据每天斯大林几点到,几点几分有谁进他的办公室,几点几分谁出去的斯大林日志进行推测。那本日志显示,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同金日成仅会谈过一次。笔者认为主要的大量的工作都是私下进行的。

现代学者研究历史事实绝大多数把回忆录作为依据来源。上世纪80、90年代,当时给金日成当翻译的人叛逃,叛逃后他写了回忆录,依据此回忆录的记载和后来的一些电报综合判断,斯大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北朝鲜发动进攻,美国人干涉怎么办。金日成是和朴勇外相一同会见斯大林的。金日成当时说:斯大林同志,我向你保证,我们发动的是一场闪电战,有完全获胜的把握。第一,如果发动突然袭击,美国人来不及做出反应;第二,只要我们一进攻,朝鲜劳动党在南方的
20万党员会立刻起义,里应外合;第三,美军在远东只有四个师的兵力,而且全部驻扎在日本,来不及调动。我们四天内就可攻占汉城,美军未到,战事就已结束。

斯大林当然不会仅仅听信金日成的单方说辞而做出决定。一年前,麦克阿瑟发表了一个公开讲话,宣布美国在远东的战略防御并不包括南朝鲜。而一年后的1月
12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在公开场合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讲话。艾奇逊是无心的,他针对的只是中国而非韩国。因此,斯大林认为美国的防御政策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另外,苏联截获了美国国防部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是一旦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美国大使馆、美国侨民全部撤离,只坚守日本海,放弃朝鲜半岛。以上情况使斯大林坚信美国绝不会武力干涉朝鲜半岛的统一。这是问题之一。

第二个问题是,当时毛泽东还不知道斯大林与金日成交谈的内容。原因在于,2月份米高扬到西柏坡拜访毛泽东,曾提到苏联在欧洲设有共产党情报局的事情。毛泽东当时建议,中国革命马上胜利了,这么大一个地方,情报局没有一个亚洲国家参加,不太合适。米高扬随后答复,你们可以组织亚洲情报局,日常工作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对此,毛泽东很高兴。1949年7月,刘少奇奉毛泽东之命到莫斯科,又向斯大林提及此事。斯大林明确表态,中国共产党是个非常成熟的党,毛泽东同志也很会闹革命,今后你们领导亚洲革命,我们管理欧洲事务,中苏兄弟合作,共同促进世界革命大业。既然苏联让中共负责亚洲事务,而现在却私下偷偷摸摸地同金日成商量这样大的事情,不告诉毛泽东实在说不过去。因此,斯大林嘱咐金日成,回去后要马上到北京,向毛泽东作个通报。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同意,你就不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其实,金日成在内心深处不想同毛泽东商量。他知道毛泽东不会同意,原因在于中国的台湾问题还未解决。

金日成迟迟不去北京。5月3日,斯大林坐不住了,给毛泽东发电报,告知金日成来了苏联,谈了一些问题,具体谈话内容由他当面向你汇报。5月12日,斯大林又致电什特科夫,催促金日成尽快赶赴北京。5月13日,金日成秘密抵达北京,与毛泽东一见面,两人就产生了分歧。金日成非常兴奋,说:毛泽东同志,斯大林同志同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我刚从莫斯科回来。毛泽东说,我怎么不知道,我也刚从莫斯科回来。金日成辩解,你走了以后,我才去的。至此,会谈不欢而散,到底此事是否经过斯大林同意,有待进一步核实。晚11点半,周恩来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根据罗申的回忆,他给斯大林拍了电报,说周恩来同志转达了毛泽东要求斯大林对此事给予证实的意见,并要求苏方迅速回电。

5月14日上午,斯大林答复:请转告毛泽东同志,鉴于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苏联同意了朝鲜方面的意见,但此事一定要经过毛泽东同意。如中共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朝鲜的统一事业和南朝鲜人民的解放就要推迟。到底怎么办由你们共同商定。5月15日,毛泽东、金日成再次举行会谈,此时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向金日成解释说,中共并非不支持解放南朝鲜,只是想待台湾、西藏解放后再把部队调到北方,施以援手。既然你们同斯大林同志商量好了,可以先打,需要什么就说句话。金日成一拍胸脯,需要的一切斯大林同志都给了,说罢扬长而去。场面有点尴尬,当着苏联大使的面,毛泽东没有发作。

这里还有很多细节,比如计划是怎么制订的,苏联顾问又怎样同朝鲜人民军协商,等等,这些情况在北朝鲜一些叛逃人员写的回忆录中有记载。

按照苏联顾问的原定计划,攻击于7月份开始。后来金日成不同意,坚持将时间提前到6月25日,一则考虑到这是个周末,对方处于松懈状态,可达到突袭的效果;二则考虑恐天气有变,再拖进入雨季,不利部队的展开。这样,朝鲜战争就于6月25日拂晓爆发了。

美国的参战改变了局面

战争的进展确如金日成最初设计的那样,人民军仅用了4天就攻占了汉城。金日成非常得意,因为在此之前,朝鲜人民军还未有过打仗的经历。在给斯大林发的电报中,金日成说,汉城已被占领,我准备把总部搬到那里,同时也希望苏联顾问团随我进驻,并在那里庆功。斯大林看到电报十分生气:只是占领了一个小小城市,而南朝鲜军队正在向南逃窜,当务之急是追击,开什么庆功会?金日成如梦方醒,赶快组织部队实施两线追击,但为时已晚――美国开始参战了。

美国在参战的头两天就将朝鲜人民军空军彻底摧毁,取得了制空权。人民军本身就没有打仗的经验,依靠的是苏联顾问,在人民军部队中,苏联顾问是从排长、连长直至司令逐级配备的,人民军士兵从齐步走直至实弹演练,也全由苏联顾问负责训练。但在战争爆发的前夕,斯大林却命令苏联顾问不得越过三八线。因此,人民军在突破三八线特别是向南追敌,遭到空中猛烈轰炸的时候,团长找不着师长,师长找不着军长,指挥系统失灵,全军大乱。在笔者翻阅的电报中,就有金日成发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他希望斯大林能够允许苏联顾问越过三八线,下到人民军部队。斯大林起初没有同意,但什特科夫答应了金日成的请求,并表示愿意为此承担责任,因为他身在朝鲜,深知前线的实际状况。从笔者找到的一封电报看,斯大林对什特科夫做出的许诺非常不悦,他责备什特科夫,你是苏联的大使,不是金日成的大使,既然你已经答应,我也就勉强同意了,军事顾问可以越过三八线。但要记住一条,全部脱掉军装,以记者身份过去,打死概不负责。随后,斯大林又补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什特科夫必须保证不能有一个人被俘,即使被打死,尸体也要弄回来。类似内容的电报特别多。

战前,斯大林无偿援助了北朝鲜一批军舰,苏联水兵在将舰只开到朝鲜港口作了交接后,就准备走人。金日成不同意,说你们走了谁开船?于是给斯大林拍电报,请求把水兵留下。斯大林答复:绝对不行,我们可以训练你的水兵,但我们不能留下一个人。同样,苏联援助了北朝鲜几千辆汽车,由于司机严重缺乏,在战争开始后,周恩来也是先向苏联要驾驶员,苏联不管,说办驾校没问题,派司机没门。无奈,周恩来就紧急动员东北的司机赶快过去,以解燃眉之急。

上述情况其实就反映一个问题:斯大林不想与美国直接对阵。他在私下可以提供任何帮助,要枪给枪要炮给炮,但就是不能出面。但金日成顶不住美军的攻击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请中国出兵。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的一封拍发于7月2日的电报体现了这方面情况。电报内容很简单,罗申问周恩来,美军已出动,你们有什么打算?周恩来答复,我们已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现已集结三个军在东北,随时可以出击。但我们出动陆军,苏联必须给予空中掩护。7月5日,斯大林回电,可以。不过,附加了一个条件,即如果敌军越过三八线,那么中国军队必须出动,苏联方面出动空军进行掩护。在档案解密以前,中俄学者为此争吵不休。中国人认为斯大林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原本答应出动空军,后来又不给了。俄国学者反驳,斯大林从来就没有答应过。现在看来此事是存在的,但这个背景比较复杂,斯大林说得也很含糊。出动空军掩护是什么意思?此后,斯大林也有自己的解释。7月5日,中苏双方就出兵问题初步达成了一致。随后的情况出乎人们的预料――
毛泽东急于出兵。

毛泽东告诉斯大林中国暂不出兵

毛泽东要求军队立即做好随时出击准备这一点,已被《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军事文集、2008年出版的周恩来文稿以及苏联的档案所证明。在相关档案解密以前,人们往往存在着这样的误解:认为赴朝作战是毛泽东主动提出的,只是中国的一厢情愿,而金日成本人却没有让中国提供帮助的任何想法。事实却相反。当战争进行到7月底8月初的时候,金日成遇到了巨大的军事困难,急盼中国出兵参战。苏联档案的解密和苏联大使馆、外交部往来电报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金日成是这样跟什特科夫大使说的:为什么美国可以出兵援助李承晚,而毛泽东怎么就不能援助我们呢?你能不能向斯大林同志反映一下,请中国赴朝参战。过了几天,金日成再次找到什特科夫,说现在情况有些不妙,恳请中国同志能够出兵。8月20日,朝鲜人民军打到洛东江,抵近釜山。此时,双方对峙相持,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毛泽东给苏联和北朝鲜同时发了电报,指出战争到了十分危险的时刻,人民军的后方供给线拉长达几百公里,存在着美军在后方登陆的极大可能,登陆的地点不是在仁川就是在元山。仁川、元山均处于三八线附近。毛泽东预测得非常准确。最初,毛泽东主张,人民军要大踏步地向南进攻,中国军队负责坚守后防线。几天后,毛泽东再次电告,战事发生了新的变化,人民军应该全线撤退,否则就要落入敌人的陷阱,难以自拔。如欲坚持,中国可以帮助防守三八线。金日成不敢自作主张,找到什特科夫。此时,斯大林对战况毫无进展感到急不可耐,来电鼓劲,金日成同志,干革命最需要的就是坚持精神,你们遇到的困难与20年代苏维埃遭受
14个国家武装干涉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你们要挺住……

战事紧急,金日成终于明白斯大林不想帮忙。于是,他紧急召见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亲笔写信,请中国出兵援助,并派专人直接送到北京。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接到了斯大林要求中国援助的电报,他于10月2日凌晨3点,连夜起草了回电文稿,内容非常详细而且特别长,大概有八九页之多。这个回电内容在以后出版的毛泽东文稿上作了刊登,大致意思是,我们已做好最充分的准备,随时可以出动三个军,第二批次还可以出动三个军的兵力,且部队可于10月15日集结进发。在回电中,他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部队的武器装备较差,亟须苏联给予补充;第二,鉴于中国尚无空军,中方只能调动陆军参战,苏方必须将空军组织到位。鉴于事情重大,毛泽东在文稿起草后没有立刻发出,必须等到天亮,由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在扩大会议上,绝大多数人认为出兵参战没有道理,我们没有战胜美军的把握,去了再被打回来,何必!

毛泽东看到大家提出了反对意见,就把同意出兵的草稿收了起来。但秘书们对毛的举动毫不知晓,在归档整理文件时,以为是已发出的电报,遂送到档案馆留存备查。于是,在此后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就出现了中国于1950年10月2日决定出兵的信息。1995年12月25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突然刊登消息,说在俄国发现了一封毛泽东于1950年10月2日发给斯大林中国不能出兵的电报。当时,史学界已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即在1950年的10月2
日,中国就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这则消息的刊登和俄国档案的出现,在史学界掀起了一场波澜。俄国学者认为,中国方面的档案纯系编造,与事实严重不符。现在看来,真实的情况是,毛泽东将尚未审议通过的出兵草稿收了起来,并未发出,1950年的10月2日,中国也没有作出出兵参战的决定。10月2日晚,毛泽东召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他说了这样一番话:中共中央召开了会议,集体讨论了朝鲜问题,多数中央领导同志认为,基于我国面临着战后恢复重建的任务,在部队中还存在消极厌战情绪,军队武器装备落后,加之各民主党派对出兵朝鲜存有异议,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出兵的条件。不过,毛泽东还有一句话:但这还不是最后决定,中共中央还要开会讨论。他说的是实话,因为毛泽东本人始终有出兵朝鲜的想法,只不过在当时,他没有想到其他领导人居然提出了反对意见。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政治局决定于10月4日到10月5日,召集由各大军区负责同志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

时任西北军政主任的彭德怀接到通知后,还不知道会议的议题,就立即乘机赶赴北京。此时,他还抱了一大堆图纸,以为中央是同他商量西北大开发的事。由于天气恶劣,飞机难以正常降落,彭德怀10月4日下午才赶到中南海。推开会议室的门,他才发现气氛不对:原先政治局开会,大家都是有说有笑,今天却都低头沉闷不语。据彭德怀后来回忆,他在会上没说什么,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晚上,他住北京饭店,大约九点钟,邓小平到了住处,说:老彭,出事了!朝鲜要打仗,主席坚持出兵,大家都表示反对,你说怎么办?明天上午九点,主席在丰泽园,要单独见你。这一夜,彭德怀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思考着问题,如果毛主席要点将,自己到底承不承担这个责任?第二天上午九点,彭德怀在丰泽园见到了毛泽东。交谈间,毛泽东问彭德怀:老彭,你说该不该出兵?彭德怀已经思考了一夜,回答:主席,如果苏联完全撒手不管,咱们就不出兵;如果苏联是半撒手,能帮一把,那中苏联合起来跟美国人还有一拼。毛泽东很激动:等的就是你这句话。10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出兵朝鲜的决议,前奏来自于毛泽东同彭德怀的这番谈话。对话的具体内容在《彭德怀自述》中有详细记载。而在政治局会议上,与会人员到底讨论些什么,至今尚未发现任何记录。杨尚昆、聂荣臻的回忆录只反映了一些出兵前的情况。

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任司令员的决定。

毛泽东为什么坚持出兵朝鲜

毛泽东为什么坚持出兵朝鲜?对此,史学界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这可分两个阶段来阐述。9月15日,美军成功登陆仁川以前,毛泽东坚持出兵完全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原因在于,在那个时间出兵较为容易,只要占领了半岛两侧的海岸线,美军就失去了向内地进发的滩头堡,加上苏联空军的力量,就会把美国人赶下大海,战斗彻底结束。问题是在9月15日,美军登陆仁川以后,特别是在10月份,美军越过三八线、天时地利均对中国不利且遭到众人的反对情况下,毛泽东还要坚持出兵,原因又是什么?可以这样看:毛泽东牵挂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前途命运,而且在他的心中装着亚洲革命事业,乃至于世界革命的利益。他认为对此责无旁贷,应当承担起这个重任。既然同苏联有了分工,由毛泽东负责亚洲革命,那么亚洲出现了情况一定要由毛本人承担责任,而且必须以切实的行动解决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则是来自于对中国根本利益的考量。毛泽东极为注重与苏联的关系。1950年1月14日,中苏能够签约是毛泽东顶着巨大压力同斯大林斗智斗勇的结果,如果此时毛泽东不出兵,斯大林肯定对毛泽东有看法,中苏关系很有可能破裂。在斯大林看来,中国如果不出兵,毛泽东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同蒋介石、铁托一样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毛泽东自视为世界革命的领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最不想戴上这顶帽子。因此,毛泽东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打败也得打。在他看来,发动这场战争不是为了争胜败、斗输赢,而是要向斯大林证明,中国人是敢打的,是有大局意识的,是照顾世界革命利益的。

就当时的情况看,中共离开苏联的支持,没有中苏同盟条约的保证,管理一个偌大的国家,确实存在不少的困难。以中共干部结构为例,笔者查阅的大量资料表明,中共当时严重缺乏有管理城市经验的干部。上海战役围而不打,长达数月之久,究其原因,在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给出了答案。毛泽东说,打上海很容易,可那是我们没见过的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打下来怎么管?此后的谈判也都是围绕干部问题、请求援助的问题展开。如,1949年1月,解放军马上占领西安、南京几个大城市,军队进了城从没见过这么宽的马路、高高的楼房,比照山沟间、窑洞里有很大的反差,国民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信不过,依靠西方也不行,只有依靠苏联这一条路。陈云就曾同苏联大使讲过,弄金融,金融不懂;弄交通,交通不懂;下水道也不懂。什么都不行。因此,通过签订中苏同盟条约,建立稳固的中苏关系,对于巩固中共政权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始终予以关注的大问题。

违背斯大林的意愿,中苏关系就会走向解体,中苏同盟条约就会变成一纸空文,这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中国出兵朝鲜,也就不难理解了。

冯骥才: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一百个人的十年》新版序言

我们常常会感到,文革已成为历史――

在当今中国,已经看不到任何文革的景象。再没人去穿那种炫耀暴力的文革服装;曾经铺天盖地的小小红宝书已然了无痕迹;充满了荒唐感的光怪陆离的领袖像章也只有在古董市场里才能见到;文革话语几乎成了一种笑料。连那些面孔肃杀的"阶级斗争脸儿"和一直盘踞到八十年代的"左爷"们,今儿一个都见不到了。而曾经千千万万的受难者呢,是不是正在笑容满面地享受着日益充裕的生活?

如果生活是公平的,理应补偿他们。

然而,文革真的消失得这么无影无踪?

如果悲剧真的结束得如此干净彻底,我们应该无比庆幸。

可是历史的大河在地面消失,往往会转为精神的暗流;思想的阴云扩散之后,渐渐化为心中的迷雾。

我们不是常常感到,当今中国社会一切难解的症结,都与文革深刻地联系着,甚至互为因果。比如,我们缺乏历史精神,不是与文革灭绝传统有关?我们轻贱自己的文化,不正是文革践踏文化的直接结果?为此,至今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仍然缺乏光荣感与自信。至于人本精神的低靡辄由於文革把封建主义发挥到了极致。更别提文革对中国人朴素的人性本质的破坏!文革将猜疑与敌意注射到人们的血液里,如果我们没有将它彻底地清除出去,在当今充满现实功利的市场中,它必然会恶性地发酵。

应该说,我们缺乏对文革的彻底的思想批评。故然,权力阶层表示不再搞任何破坏性的政治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知识界来说,这仅仅是个先提。它不能代替知识界对文革进行全面的、毫不留情的、清醒而透彻的思想清算。在废墟上很难建立坚实可靠的大厦,只有对它掘地三尺。

从历史学角度看,文革已经成为上个世纪的"过去";从文化学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因为文革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它有着深远的封建文化的背景。而且,它活着――不仅因为它依靠一种惯性,还因为它有生存土壤。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对这块土壤彻底清除。尤其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全民的注意力还在文革上。那时如果对文革进行割皮抽筋般的反省与批评,必然会深入人心,积极地影响整个社会。如今文革的一代都已离开生活的中流。文革早已不在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内了。本来,彻底批评文革是使中国社会良性化的必不可少与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我们把这大好的历史时机耽误过去了。时至今日,做为政治文革的一页已然翻过去,再不复生;但做为一种精神文化――文革却无形地潜入我们的血液里。

恶魔一旦化为幽灵,就更难于应付。

因为文革仍然作祟于我们,但我们并不知它缘自文革。
也许这正是本书再版的意义。本书写于1986年至1996年,即从文革结束10年到20年间。由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社会学著作。作者使用社会学家进行社会调查的方式来写作的。只不过作家更关注被调查者的心灵。本书的目的,是想以口述史的方式,将一代中国人的心灵记忆载录史册,同时,也给思想理论界提供思考与研究的第一手和依据性的人本资料。为此,很感谢时代文艺出版社理解作者的本意。特别是这次出版,将把本书带给二十一世纪新的一代读者。此亦作者之愿望,是为记。(2003.6.6.维也纳)

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这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凡是这两大劫难的亲身经历者,都在努力忘却它,又无法忘却它。文学家与史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偏重于受难者的心灵。本书作者试图以100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的真相。

在延绵不绝的历史时间里,10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中国人有如熬度整整一个世纪。如今30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命运不受其恶性的支配。在这10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迹般地消失,人间演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善与美转入地下,丑与恶肆意宣泄;千千万万家庭被轰毁,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无论压在这狂浪下边的还是掀动这狂浪的,都是它的牺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强制性的重新塑造。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虽然这不是大动干戈的战争,再惨烈的战争也难以达到如此残酷――灵魂的虐杀。如果说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血淋淋的尸体,文革浩劫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看不见的创伤累累的灵魂。

尽管灾难已经过去,谁对这些无辜的受难者负责�无论活人还是死者,对他们最好的偿还方式,莫过于深究这场灾难根由,铲除培植灾难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理应换取不再重蹈覆辙的真正保证。这保证首先来自透彻的认识。不管时代曾经陷入怎样地荒唐狂乱,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活着,也为下一代死。如果后世之人因此警醒,永远再不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我们虽然大不幸也是活得最有价值的一代。

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们的民族过于健忘。文革不过10年,已经很少再见提及。那些曾经笼罩人人脸上的阴影如今在哪里�也许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但是,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长,或许是种可爱的愚昧。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在本书写作中,我却获得新的发现。

这些向我诉说文革经历者,都与我素不相识。他们听说我要为他们记载文革经历,急渴渴设法找到我。这急迫感不断给我以猛烈的撞击。我记载的要求只有一条,是肯于向我袒露心中的秘密。我想要实现这想法并非易事。以我的人生经验,每人心中都有一块天地绝对属于他自己的,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可是当这些人淌着泪水向我吐露压在心底的隐私时,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还是人的心。但他们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围栏,他们无法永远沉默,也不会永远沉默。这是为了寻求一种摆脱,一种慰藉,一种发泄,一种报复,更是寻求真正的理解。在那场人间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后,我为得到这样无戒备无保留的信赖而深感欣慰。

为了保护这些人的隐私,也为了使他们不再为可能的麻烦所纠缠,本书不得不隐去一切有关的地名和人名。但对他们的口述照实记录,不做任何渲染和虚构。我只想使读者知道如今世上一些人曾经这样或那样度过文革走到今天;也想使后人知道,地球上曾经有一些人这样难以置信地活过。他们不是小说家创造的人物,而是文革生活创造的一个个活生生真实的人。

我时时想过,那场灾难过后,曾经作恶的人躲到哪里去了�在法西斯祸乱中的不少作恶者,德国人或日本人,事过之后,由于抵抗不住发自心底的内疚去寻短见。难道文革中的作恶者却能活得若无其事,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我们民族的神经竟然这样强硬,以致使我感到阵阵冰冷。但这一次,我有幸听到一些良心的不安,听到我期待已久的沉重的忏悔。这是恶的坚冰化为善的春水流潺的清音。我从中获知,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妒嫉、怯弱、自私、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虔诚,全部被调动出来,成为可怕的动力。它使我更加确认,政治一旦离开人道精神,社会悲剧的重演则不可避免。

文革是我们政治、文化、民族痼疾的总爆发,要理清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时代不因某一事件的结束而割断,昨天与今天是非利害的经纬横竖纠缠,究明这一切依然需要勇气,更需要时间,也许只有后人才能完成。因此本书不奢望给读者任何聪明的结论,只想让这些实实在在的事实说话,在重新回顾文革经历者心灵的画面时,引起更深的思索。没有一层深于一层的不浅尝辄止的思索,就无法接近真理性的答案。没有答案的历史是永无平静的。

尽管我力图以一百个人各不相同的经历,尽可能反映这一历经十年、全社会大劫难异常复杂的全貌,实际上难以如愿;若要对这数亿人经验过的生活做出宏观的概括,任何个人都力不能及。我努力做的,只能在我所能接触到的人中间,进行心灵体验上所具独特性的选择。至于经历本身的独特,无需我去寻找。在无比强大的社会破坏力面前,各种命运的奇迹都会呈现,再大胆的想象也会相形见绌。但我不想收集各种苦难的奇观,只想寻求受难者心灵的真实。我有意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因为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只有爱惜每一根无名小草,每一棵碧绿的生命,才能紧紧拥抱住整个草原,才能深深感受到它的精神气质,它惊人的忍受力,它求生的渴望,它对美好的不懈追求,它深沉的忧虑,以及它对大地永无猜疑、近似于愚者的赤诚。

我相信文革的受难者们都能从本书感受到这种东西以使内心获得宁静;那些文革的制造者们将从中受到人类良知的提醒而引起终生的不安。我永远感谢为这本书向我倾诉衷肠而再一次感受心灵苦痛的陌生朋友们。是他们和我一同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纪念过去和永示未来。

今年,我们面对着两个纪念日:一个是文革发端的30周年,一个是文革崩溃的20周年。这两个纪念日给我们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个有如死亡,沉重、压抑、苦涩,充满着哀悼的气息;后一个纪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并不轻松。前一个纪念日是理性的、警觉的、反省和追究的;后一个纪念日则是情感的,但这又是一种百感交集。就在这两个纪念日之间,中国人走过一条比蜀道还要艰难百倍的心灵历程。

在这个日子里,我将文革受难者的心灵史――《一百个人的十年》最后的篇章完成,划上了终结的句号。这是一束带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经埋葬了一代人理想与幸福的文革坟墓上,并站在冷冰冰的墓前沉默不语,耳朵里却响着我采访过的那些人如泣如诉的述说,这声音愈来愈响,顷刻变成那时代如潮一般巨大而悲凉的轰鸣。

大约8年前,我说我要为普通中国人记载他们的文革经历,直到今日,大约有4000人通过写信和电话方式要求我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一个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享受不到自我宣泄的快乐,却能感受到引天下为己任的高尚与庄严。在写作中,我一直遵循真实至高无上的原则,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记录文革"的使命。

无情的岁月表明,文革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但灾难性的历史从来就有两个含义,即死去的历史和活着的历史。死去的历史徒具残骸而不能复生,活着的历史则遗害犹存。活着的历史属于现实,死去的历史才是一种永远的终结。但终结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却,不是佯装不知;而是冷静的反省与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灾难的句号化为一片良药时,我们才有权利说文革已然终结了。

本书附录了20名非文革经历者――即1976年以后出生的人――对文革印象和看法的短语。它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悲剧总是在无知中反复,但不会在觉醒者中间重演。这也是我坚持要把这本书完成的深刻的缘故。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还要留出数页篇幅,以寻求一位忏悔者的自白。尽管我说过"一个没有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还说过"纯洁的人生从忏悔开始,丑恶的人生自负疚结束";尽管我也倾听过一些良心难安的忏悔内容,但是我真正期望的那种不折不扣勇敢的忏悔者,还没有碰到。何日何时,一个被良心驱动的人来叩响我的门板?我想,只有这种时候到来,我才深信不疑良知与文明已经全然返回――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

当然,我不是责怪无辜的人民。歌德在谈起他的德国民族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想起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做为个人来说,个个可爱,做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恰恰相反,做为个人来说,人人都有弱点和缺陷,但做为整个中华民族却是那么可爱!

而文革,不仅调动了人性的弱点,如人的自私、贪欲、怯弱、妒嫉、虚荣,连人的优点,如忠诚、善良、纯朴、勇敢,也化为文革的力量。人性的两极都被利用,才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然而,这样忠勇善良的人民,如果良性地发挥起来,会焕发多么宏大的创造力?这样的希望不是已经从今天的现实中看到了吗?因此,在终结文革的日子里,我们不是唤醒仇恨,展示悲苦,揪住历史的辫子去和一个政治的尸体较量,而是勇敢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过去,去从廓清的晨昏中,托出没有云翳的属于明天的太阳来。

一句话,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

写于《五・一六通知》发表30周年的深夜

野夫:绑赴刑场的青春

死刑――这两个字,在键盘上敲打的时候,手就突然开始颤抖。十指似乎如溺水者的慌乱,在虚空中挣扎。我在人世间讲述时代的故事,却一直不自觉又仿佛在刻意地回避着这两个透着血腥的字眼;仿佛要到血已冷却的阴间,才适合此类残酷的讲述。

问题是四九鼎革以来,这一词汇以接近粮食的频率,紧贴我们的生活。每一次死刑的发生,在民间都类似饥饿年代的一道盛宴――我可以在暗夜听见那些欢呼和鼓噪。我们的红色时代也许太缺少白色的盐分,以至于我们的官民都变得如此嗜血。我们不得不依赖咸腥的血,来饮鸩止渴般地维系这早已衰朽的社会。

近来,关于死刑的存废问题,又突然变成了大众的热门话题。我们的人民一般不怎么关心十八大,以及未来的国家领导,但是却会热衷于讨论杀人。因为死亡并不发生在他们身边,他们无须直面汩汩冒血的弹洞;他们的袖管不曾沾染上血痕,便觉得今生不会发生噩梦。无论主杀主赦,多数人并无与具体生死者面对探讨的经验。也因此这些形而上的争论,会显得无关乎个人的痛痒。

二十年前,与我同床共枕的人,有六个被绑赴刑场。他们的故事我烂熟于胸,每个人临刑前的挣扎,至今犹历历在目。去年我与法学家贺卫方先生出游,我曾经边开车边向他讨教这一问题――他是主张废除死刑的学者。他说没有任何一种调研数据支持――死刑可以恐吓犯罪,废除死刑将要增加犯罪率。

他是我敬重的同辈学人,于是我在漫游的路上,开始首次给人讲述下面这个故事。

武汉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在汉口宝丰路的背街里面。这是一个令湖北所有的刑事犯闻之色变的地方,只要听说是送到"一所",就知道最好的结果可能将是无期徒刑了。江湖行话称这里是――死、缓、无的码头,不死也要脱一层皮。政治犯也送这里,只是因为这里重要且看守严密,所以武汉很多大学生也在这里受过教育。

看守所的概念很多守法公民一直不懂,简单地说,就是等待开庭判决的嫌疑犯被羁押的地方,简称"号子"。蹲号子的人犯比劳改队的犯人要苦十倍,因为除开放风一刻钟之外,吃喝拉撒以及繁重的手工劳动,都得在狭小的房间里进行。号子是不能接见亲友的,也不能写信看书和抽烟等。准确地说,就是一个密闭的罐头,所有人在这里渴望死亡和早日判刑。人的尊严和权利意识,不需要到监狱,先在这里就把你摧毁掉。全国普遍发生的各种躲猫猫死亡事件,一般也都是发生在号子里。

我住的六号监舍,正对着值班室,是重中之重的犯人呆的地方,于是我得以近距离接触不少死囚。我们号子的面积大约是三米宽四米深,一张通铺占半间房,上面要肉挨肉睡六个人。另外一半面积是劳动洗漱吃饭和排便的地方,没有任何隔离。厕所是蹲坑,却不是冲水式的,而是在上方半尺高的地方,安装了一个冷水龙头。号子里的全部用水,都得在这个便槽里解决。因此洗衣洗碗洗脸洗澡和冲厕所,大家都要在蹲坑里解决――这里被犯人们每天擦洗得像六星级饭店一样干净。

六个人都是重刑犯的话,谁来掌握号子的话语权呢?谁又来干洗厕所的苦力呢?江湖当然有一套规矩,这个另文专述。在一般的看守所,死囚多有做牢头的。但是在一所,因为死囚太多,大家司空见惯,也就要凭另外的本事了。90年代的初冬,我们号子刚刚送走了一名死刑犯,大家正在盼望来一个新犯人洗厕所;这时,铁门被哐当打开了。

推进门来的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唇上没有胡子,还有一抹茸茸的胎毛。面相很端正,低眉顺眼的透着清纯和质朴。穿着单薄的衣衫,里面却又套着一件梦特娇的毛衣。他无需开口,这些老犯人基本就能看出――他来自农村,年纪不到二十;肯定不是街头混混,人很老实。那他为何会来到恐怖的一所呢?小偷小摸坑蒙拐骗都来不了这里,那他一定是杀人了。

新来者一般都要接受老犯人的讯问,他很知道规矩地蹲在厕所边,不敢正眼看床上坐着的五个前辈。询之,他一一嗫嚅着回答。他叫罗小毛【姑隐其名】,刚刚十八岁半,老家是郊区黄陂县某村的;因为杀人罪被捕。老犯人笑道,你这逼样还能杀人么?为什么杀人啊,杀死了吗?杀的谁啊?他吞吞吐吐地说,因为打架,他打我,肯定杀死了。追问对方是谁,为什么要打你,他却忽然哭了起来,哭得十分伤心。大家看他确实太小,就没为难他了。

罗小毛确是穷人家的孩子,看起来很懂事。由于转来一所之前,已经在分局的号子里呆过几个月,所以完全不需要指点,就知道自己去做卫生。常常做着做着自己就忘记了自己是杀人犯,独自用黄陂腔哼起小调来。大家便笑,他顿时脸红,打住不语。我们的手工活是糊火柴盒,每人每天必须完成3500个,一般要到天黑才能收工。白天干活大家多是谈笑风生,或者互相讲述犯罪经历以及江湖故事――行话叫"混点",也就是打发时间。到了收工之后睡觉前,才往往是各自陷入自身命运思考的时候。我经常发现这时的罗小毛,会独自悄悄对着铁窗流泪。

闲来犯人们喜欢互相分析案情,预言各自的结局;这些多年混迹江湖的人,几乎胜过法学专家。只要拿着某人的起诉书一看,便能判断大抵的刑期或死活。由于罗小毛的起诉书没来,而他自己又始终回避详述他的案情,所以大家无法猜测他的下场。有时故意逗他,说杀人偿命,他肯定是要判死刑的,否则不会送到一所来。他开始还很自信自己罪不至死,说着说着,忽然孩子般哭泣起来,大家看他可怜,便不忍再玩笑了。

看着这个十八岁就要面对生死,而渐趋沉默和成熟的孩子,我禁不住开始自忖――他真的会被处死吗?我和他一样在焦渴地等着他的起诉书的到来,因为在那里,他的案情才会在我们这里真相大白。他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使得他不肯坦言自己的案情。

元旦之前,他被带出去了。这是法院来人的提审,我们知道他的起诉书到了。有经验的犯人说,罗小毛肯定完了。我问为什么,他们说这个时间发起诉,一般是为春节"杀年猪"准备的――我国一直有一个很残忍的制度,那就是在重大节假日之前,要枪毙一批人以示惩戒。【此恶习不知近年是否有所改变】。

果然,罗小毛一送回号子,就扑倒在床板上抽泣起来。大家也不催他起来完成劳动份额,见惯了这些生离死别的场面,也没有人劝慰。一个老犯从他兜里抽出起诉书阅读,看罢脸色陡变,给大家传阅――原来他杀死的是他的堂兄,且杀了三十几刀,其中九刀致命,堂兄当场毙命,也就是说其兄断气之后,他至少还补了几刀。

一个如此温和的小孩,得有多大的仇恨,才能这样杀红眼而不知住手啊。他们兄弟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要怎样辩护才能免其一死呢?

大家等他哭累止住了,才喊他起来吃饭。然后讲各种黄段子逗他,他终于破涕为笑。这时有人出主意说――根据你的起诉书,你可能脑袋要飘了。野哥是前警察,你最好详细讲讲你的案情,请他帮你分析一下,看怎样才能保住脑袋。

他求救似的看着我,我问他家里给请律师了吗,他摇头说,他没有妈妈,父亲也没钱,再说他杀的是堂兄,家里肯定是不会请的。法院说了,由法院指派一个。

我又问,你愿意详细给我们讲讲你的案情吗?因为细节决定死生,我们虽然救不了你,但是也许可以帮你分析利弊,教你如何在法庭上自己辩护,以便争取一线生机。

他低头沉吟很久,他知道我们是真诚想帮他的,但是他实在太难以启齿了。犹豫半晌,最后还是嗫嚅着叙述起来,眼泪不时地从他稚嫩的脸上淌下……

罗小毛幼年丧母,他初中毕业便被送到汉口的堂兄那里打工。堂兄是武汉长大的"街痞子",那时正好开了一个做香肠的加工厂,需要大批切肉的伙计。十五岁的罗小毛,就这样成了一个每天在血淋淋的车间玩刀弄叉的刀客。

说到这里,罗小毛还顿住叮嘱我们――各位大哥要是活着出去,千万不要吃市场上买的香肠啊,那都是死猪肉做的。我们每天有专人去各个养猪场收购死猪,因为这样的猪肉便宜,我们的利润就大得多。

专门做死猪香肠的堂兄当然发财很快,厂子里的事务基本不管,长期在外面吃喝嫖赌。堂嫂独自打理着这一切,每天累得死去活来。罗小毛因为寄宿在堂兄家,因此常常看见嫂子一个人偷偷抹泪。

他算自己家里人,包吃包住之外,堂兄只给他一点零花钱。嫂子见他辛苦可怜,总是暗中给他买一点衣服鞋袜,尽量让他比别的工人好吃好喝一点。就是这一点叔嫂恩情,便让这个乡下孤儿感到了一些珍稀的母爱。

有犯人插话问――你嫂子漂亮吗?因为其表情有些猥亵,罗小毛这个平时老实巴交的孩子,突然生气地翻脸不讲了。扔下手中的火柴盒,跑到窗边哭泣起来。我把那犯人臭骂一顿,然后过去哄他半天,这才又重新回来低低地讲述。

但是,我已经能猜出他杀人背后的隐情了。问题是细节是怎样的呢?是叔嫂合谋,还是兄弟决斗?是蓄谋已久,还是一时起兴?因为这决定他的生死,我不得不鼓励他继续这对他而言肯定残酷的回忆。

嫂子确实漂亮,比他也就大十来岁。因为娘家贫困,于是嫁给了这个屠夫出身的暴发户男人。堂兄对他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多坏,反正就当个长工在用。但是嫂子对他,却是内心生疼的。看见他衣服脏了,就帮他洗;破了就帮他买。逢年过节给他塞一点私房钱,让他回去看看父亲弟妹。平民人家的温情,也就是这么一点简单朴素的爱惜。但是放在他这样一个童蒙未开的苦孩子身上,那就是天高海深了。

堂兄越来越少回家,那时正是这个国家黄业初盛的时代;有钱的男人有了嫖赌的去处,家里放着娇妻也当着败柳了。夫妻为此不免口角,而堂兄又是粗鲁之人,一言不合即老拳相向。嫂子娇弱之躯,常常被打得像熊猫一样满身青紫。当弟弟的他,连劝架的胆量也没有。对嫂子的怜悯和尊重,也只能在堂兄走后,去帮忙送一方擦泪的手帕。

渐渐嫂子的万千柔情,再也不寄放在自家男人身上了。男人回不回家,她也无心过问。转而对这个未及弱冠的小叔子,多了无限的疼爱。某个酷热夏夜,嫂子浴后喊他帮忙擦擦后背,懵懂的他第一次看见女人圆润的身体,惊慌失措而又手忙脚乱。嫂子因擦拭而舒适的呻吟,令他魂飞魄散,身体也开始走样。但这毕竟是嫂子,未经人事的他何敢有半丝邪念。嫂子见他呆若木鸡,一时情不自禁,便多了几分少妇的鼓励。那一夜的死去活来,竟然从此埋下了他们一生的悲剧。

此后的嫂子焕然如新,青春娇艳复归于脸上,再也不似从前的苦情满面了。而他,从最初的犯罪感到暗怀的愧疚心,再到理直气壮的初恋情怀,完全变了一个人样。嫂子也从最初的偷情,慢慢走向恋爱感觉。虽然年龄相去十来岁,但十七岁的他和二十几岁的嫂子,放在红尘世界,那实在也可谓金童玉女,叫人看不出一点不谐。

他们相爱得如火如荼,甚至白天,他在满眼死猪血肉模糊的车间,只要听到嫂子的声音,就会冲动反应。他像一个恋母的孩子一样迷上了嫂子的一切,每天下班之后都要抢着帮嫂子家务,贪婪而又痴情地挥霍着他刚刚开始,却又要很快结束的青春时光。

堂兄并未觉察这一切,依旧是偶尔醉归,时不时打骂一顿老婆再扬长而去。嫂子因为心有所属,对丈夫的薄幸已不在意。而他却因为情怀初开,在为嫂子抚伤擦药之际,多了更多怜惜和愤恨。然而堂兄毕竟是哥哥,是把他从乡下弄到城里来给一碗饱饭的恩人。他对嫂子纵有万般迷情,说出来终归是不伦之恋。而嫂子,虽然身心都迷恋这个健美淳真的小叔,但自知出墙春色,岂能久贪。因此,他们相爱是相爱,却从未探讨今生归宿。更谈不上密谋弑夫,性命相搏地换一种活法。

问题是一个少年心中,开始因为爱而纠结起了仇恨,这种恨又因为对堂兄的天生畏惧而无处发泄,他渐渐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但凡堂兄回家,他便尽量回避,他怕他自己的目光泄露出隐秘。

人世间许多事,真正是兰因絮果,在劫难逃的。一天中午,他的堂兄醉醺醺回来,似乎突然对老婆动了欲望。早已厌恶了的嫂子自然拒绝,这似乎极端惹恼了丈夫,顿时暴打开始。嫂子极力挣脱从房间跑出来,向人多的车间跑来;丈夫一路追打,嫂子的哭声喊声响彻工棚。正在切肉的罗小毛忍耐着,不敢看一眼缠打着的他们,刀在他手上发抖,寒光刺伤着他的泪眼。

就在这时,实在经不起拳脚的嫂子,本能而绝望地喊了一声――小毛救我啊。就是这一声要命的呼喊,像死亡的冲锋号一样吹响了。他压抑已久的愤恨终于听到了宿命的召唤,叛逆的鼓角连同青春的狂怒,顿时使他恶向胆边生。他持刀冲向堂兄的背后高喊一声――你放手!堂兄看着他乖眉顺眼的长大,何曾把已经变成男人的他看在眼里。回头骂一句你滚一边去,继续对他心爱的嫂子痛下辣手。

面对这个威猛的男人,他颤抖着在背后扬起了利刃。他知道这一刀下去,他和堂兄一世的恩怨都了啦。如果他不能制止住堂兄,那他和嫂子的命也都休矣。那一刻,完全是不由自主,刀锋沿着命运的轨迹必不可免地在空中飞向了堂兄的颈项,鲜血――他每天都熟悉的红和腥,刹那间喷薄而出。堂兄回身夺刀,生死恩仇一念间,他像《新龙门客栈》那个耍刀解羊的小伙计一样,一顿乱挥像一个电锯。可怜一世凶横的堂兄转眼倒地不起,他那一刻完全疯了,继续骑在堂兄身上猛砍,直到他嫂子反应过来,拼命抱住了他。

嫂子一看丈夫已然没有呼吸,知道大祸降临。她一边喊看傻了的员工叫救护车,打110,一边拖着罗小毛进屋,赶紧换下他一身血衣,塞给他一把钱要他逃命,这里由她来担着。神智还没完全清醒的他,从未出过远门,哪里有可逃之路。只好像梦虫虫一样出门搭车,向老家的农村走去。刚到家见到父亲,警察就进门了。

之后分局,再市局,简单的案情没有任何麻烦,直接就送检察院起诉了。我看起诉书,其中完全没有提到他和嫂子的"奸情",当然也没有认定他们预谋。显然老实巴交的他早已坦白的杀人动因,并没有得到嫂子的承认。

嫂子在起诉书上被起诉的原因,是包庇罪,因为资助他逃亡。我分析她之所以坚决不承认和小叔子的私情,是担心让小叔子担上奸情杀人的罪名――这个性质要比一时激愤杀人严重。另外,当然还有女人的名誉问题,她如果承认了,就意味着她要承担害死人家两弟兄的恶名。就算不判她罪,那她也无法面对罗家的仇恨和今后的生活。

开庭在即,十八岁刚过不久就犯案的罗小毛,在法律上已经不属于未成年。到底是认定有爱情对他有利,还是不认定奸情对他有利?这个问题对我们这些老犯人,也都成了个大难题。如果因为爱,一个年轻人出于冲动而杀人,可能放在有陪审员制度的国家,可以获得一些宽恕。但是在我国,自古奸情杀人都是重罪,更不要说是和嫂子的不伦之恋了。

当年的起诉书有个不成文的规律,凡是行文用了两个"特别"词汇的――比如情节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毒辣――那就是必死无疑的了。罗小毛的起诉书已经赫然两个特别,大家都心知肚明,他年轻的生命朝夕难保了。

问题是他还深爱着他的嫂子。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嫂子也已被捕,且现在更因为包庇他,而要被送上审判台。他哭着祈求来送起诉书的人,他愿意承担全部罪名,愿意为嫂子去死,希望他们不要判他的嫂子。

在我看来,他的主要罪过在于乱刀杀人,如果仅仅是一刀毙命,他肯定还有生机――因为不存在杀死的故意,更没有谋杀的情节。假设放在今天,最高法来终审生死,那他也可能活命。但是在那个八九之后的湖北,近乎中世纪的黑暗年代里,罗小毛这样毫无背景的草根青年,多半要命如草芥了。

终于一审开庭了,下午押回的他面如纸色,进门就钻进被窝哭泣。老犯人都同情他的遭遇,任他不吃不喝地埋进自己的绝望里――这是谁也无法劝解的绝望啊。

次日起床,大家小心翼翼地询问昨天开庭的情况――我们都知道这是他唯一可以见到嫂子的机会了。半年的生死茫茫,我们也想知道他嫂子究竟怎样面对与他的法庭重逢。

他还没有开口,就低头抽泣起来,然后像一个委屈的孩子,断断续续地哽咽着说――我对不起嫂子啊,她一见我就哭。之后他用了很长时间,才慢慢讲清楚他和他嫂子的庭上苦痛。嫂子在号子里拆了几件毛衣,给他编织了一条毛裤,托法警给他穿上了。嫂子在法庭上依旧坚持,他们没有奸情,他只是心痛她而去劝架,出于年幼激愤动手的。动手之后丈夫要夺刀,他完全不是丈夫的对手,为了自救而乱刀杀人的。

其实,所有的法官我相信他们都会在内心认定,这一对叔嫂之间肯定是有爱情的。罗小毛的律师也试图从这个角度,站在人性的立场辩护,以便打动法官,尽量给一个死缓。因为罗小毛此前的供述已经交代了全部细节,这是他这个年龄的孩子,绝对编造不出来的两性画面。但是不懂法律的他,完全不理解他嫂子为什么要拒绝承认。真正对他打击的是这个,他被善良嫂子的谎言惊得一时瞠目结舌,他觉得嫂子背叛了他们的爱。

对他而言,死不足畏,但是如果怀疑他的爱,否定他和嫂子的真情,那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没有机会串供的他们,在庭上自说自话;一个说有爱,一个说没有爱,场面一时极端残酷,彼此内心的情爱使得他们互相不敢看对方一眼。

不知法官是故意,还是别有深意,最后问了他一个致命的问题――你说你们有爱情,发生过关系,那你有什么证据呢?事关隐私,事关爱人,在他看来更事关他的生死,十八岁的他柔肠寸断,艰难选择,最后还是愚蠢而胆怯地低语――嫂子的那里有一颗痣。

他一说完,公诉人和法官们露出了下作的笑,而他的嫂子则顿时面色惨淡,泪如雨下,几乎晕厥在审判台上。对这些法官来说,判决早已成竹在胸,根本是无需鉴定他的指证的。因为在从不考量人性的法庭,这个只是他们茶余饭后的一个猥亵笑话而已。

他们在分别带走之时,他看见了他嫂子的泪眼,眼中含有一丝幽怨,更有无限的怜惜。他突然后悔他庭上的辩白,他不该说出他和嫂子的隐秘欢乐和悲伤。但是,他已经没有机会再见他的嫂子了,从此幽冥长阻,他们只能隔着忘川相望梦魂了。

我们知道,罗小毛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春节就在眼前。

根据当时武汉公检法【各地大同小异】的恶习,他会在春节前被带出去开二庭宣判――我们称之为"卷铺盖"。也就是说,狱警再来提他的时候,开门就会说把被子带着,意思是要换到死囚号子去了。所谓二庭,就是直接宣读判决死刑。读完之后,犯人并非马上就杀,而是要转移到更加严密的单人囚室羁押。从这时开始,犯人就更加不是人了。死囚会被戴上脚镣,然后平躺着将四肢锁在一个硬板床上。每天有专门的轻刑犯来帮你吃喝拉撒,等待你的上诉期结束。

上诉期是十天,如果十天后你不上诉,那就可以择日执行了。如果你上诉,那就要等省高院的终审判决。只要终审没有下来,你就得一直被钉在这个床板上。有的人案情复杂,终审时间很长,也有偶尔改判死缓的;那整个这个阶段,你就得饱受困卧之苦了。这个刑具在普通人看来不就是终日睡觉吗?但所有过来人皆知道,三天之内就会让你生不如死。

没有谁知道,等待终审判决犯人的这种煎熬。在警方看来,是防止死囚自杀,但其中的不人道,实在残忍难言。我不知道今天的看守所,还是不是保留着这样的恶法。因为在今天终审权收归最高法之后,回复的时间会更加漫长。假设还这样虐待,我相信必有冤屈的人,也愿意放弃生机而选择速死。

罗小毛似乎还是不相信他会判死刑,时而高兴时而悲伤。而我们都已经看见了他的结局,看见他有时还在幻想服刑之后去向嫂子道歉,我们都感到恻然。那时的号子不许犯人有任何娱乐,无聊的犯人便自己找乐,他们称之为"死亡演习"。我也觉得这种残酷的临终关怀,未必是一件坏事,因此也参与他们的游戏。

具体方式就是叫可能处死的犯人,模拟已经在刑场一样跪在床上。大家排队在后面,听口令举枪,然后射击。犯人倒下装死,大家再上前用被单覆盖,然后围坐在他身边,给他一本正经地三鞠躬,开追悼会。悼词会像模像样地回忆夸张他战斗的一生,追溯他为何奋斗致死的事迹。总之,一切按央视的规格整,类似遗体告别和鲜花之类。也要口头朗读某某领导虽然没来,但是也献上了花圈等等。

通常这样的游戏能够冲淡临刑者的死亡恐惧,使得即将到来的枪毙,变得不那么突然。很多犯人躺着躺着,常常被貌似悲伤的悼词弄得哈哈大笑;我们称之为诈尸了,那还得重新枪毙一次。

罗小毛虽然不相信末日在即,但还是乐意配合大家的游戏――黑色的床单终于覆盖在他稚嫩的胎毛未尽的脸上。这次的悼词由我主持,我尽量轻松但音调沉重地按罗京的路数哀悼――罗小毛同志是党的好儿女,是祖国的优秀花朵。其短暂的一生,始终战斗在我国的死猪前线。其人出身贫困,心地善良,勤劳勇敢,在追求爱情的路上误入歧途……

我们煞有其事的追悼刚刚开始,被单下的罗小毛已经开始抽泣;他的身体哭得抽搐着,我们忽然都变得严肃起来――五个奇形怪状的各类重犯,在那一刻内心真的庄重和充满了悲怜。我们掀开被单,看见他好看的大眼一直睁着,像两个泉眼一样地汩汩淌水。

他在那一刻,可能才真正看见了死亡的模样;看见了幕天席地的黑,是怎样压迫在他单薄的身上。他似乎那时才意识到,他将再也见不到他的老父和弟妹,再也见不到唯一疼她爱他给他的那个嫂子了。

十一

未几,铁门一声响――罗小毛,卷被子。

正在说笑的他,骤然脸色煞白,一时手足无措。我们帮他卷好被子,他夹着走到门边,慌慌张张,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转身,对我们深深地一鞠躬,然后出门远去……

一个十八岁半的孩子,就这样走进了他的长夜。二十年过去了,我依旧常常想起他清纯的笑,偶尔的发恼,对着铁窗的默默偷泣。

国家用以血洗血的法律,想要建立的秩序,最终培养的人民,却越来越走向以暴易暴的品质。我不知道那些冷血的判官们,会不会偶然还能看见,那些悬浮在空中的不瞑的眼睛。

来源:野夫
链接:http://www.bullock.cn/blogs/yefu/archives/123396.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