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6日

废柴宣言

两三年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哥们说想去"美国国际东西方大学"读个MBA,请网友帮忙查查这个学校的底细。我一听这学校的名字就觉得特别蛋疼,稍微调查了一番,发现该校正被夏威夷州政府起诉,不禁感慨西方国家政府的无能,抓一个克莱登大学居然还得上法庭旷日持久的打官司。再一看校友录,乖乖不得了,尽是一群来自中国的"成功人士",于是我对那哥们说:放心大胆的去吧,连刚被双规的深圳市长许宗衡都是你的学长。后来听说这学校还是被夏威夷政府给扳倒了,也不知那哥们被我坑害了没有。

这些怀揣洋文凭的还不算什么,真正有实力的人可以直接混出个"清华法学博士",再不济也能去党校搞个文凭。有人说党校文凭根本没有经过教育部的认证,我觉得他们是彻底搞反了,教育部都是我党认证出来的,我党的学校怎么可能需要教育部的认证。当然最牛逼的还要算唐骏,虽然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个别人
"法学博士"的头衔多半没什么含金量,但那个学位好歹也确实是清华大学给他的,野鸡文凭也是人家真金白银从美国买回来的,而唐骏的"加州理工博士"则是凭空吹出来的,这种胆识要是放到五十年代末,那亩产万斤的人都要找个地洞钻进去了。

最近我跟周围一些人交流,发现同情唐骏的居然大有人在。再深入谈下去,发现他们也不是真觉得造假光荣,而是痛恨中国这个"文凭社会",对唐骏的态度恐怕是矫枉过正。这些人反对把文凭和能力挂钩,有人还会举出反例:韩寒不是只有初中文凭吗,还不是混得风生水起?郑渊洁更是连小学都没毕业(我小时候是他的忠实读者,尤其喜欢《蛇王淘金》)。但只拿个别例子出来说事,只能算是以偏概全,比尔盖茨辍了学,多数辍学的人却没能成为比尔盖茨。这个社会上除了政府官员,剩下的人当中绝大多数有文凭的人比绝大多数没文凭的人混得好,而且我认为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否则为了一张纸片寒窗苦读十几载的人,岂不是都成活傻逼了?

中国社会之变态,不在于文凭与能力挂钩,而在于没有文凭你简直就活不下去。国家统计局公布08年中国的城市居民收入为15781元,农村居民收入为
4761元,为了好看他们把城市和农村分开计算了,而且在新闻里经常把后者的收入给省略掉。其实你乘以人口比例再一平均,就会发现中国人民的平均月收入也就是800多元钱,即使只计算城里人,也不过1300多而已。所以我上回说圣战众以后的基本月工资只有800元不是随口贬低他们的,这个是我国人民的平均收入水准,很多人其实还到不了这个数。一个月800元能干吗呢?说句难听的话,要是在南京城里的话,你连吃屎都赶不上热的,辛苦一年只能在城郊结合部离市中心车程一个半小时的地方(不考虑交通堵塞)买不到一平方米的商品房。有时我在广播里听到夫妻双双下岗、两人的月工资各只有300元的新闻,说实话,我根本就无法想象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俗话说,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很多中国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多么严苛的环境里,在伟大天朝如果你想活得稍微体面一点,不想住阴暗潮湿的工棚或者吃成分不明的大锅饭的话,那哪怕只是做一个处于中间水准的平凡人都是不被允许的,我看你至少也得把80%
到90%的人踩在脚下才行。所以你还千万别看不起那些月工资只有两三千的人,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里,那也绝对算得上是人中龙凤了。

我周围的朋友大体都还在这个水准之上(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要是没有父母的赞助这辈子也买不起房),这帮人以为中国已经和平崛起,既忽略了那些社会边缘的人,更遗忘了自己为了今天的生活付出了多少非人的努力,牺牲了多少童年应有的乐趣。据我观测,我的很多同学对学习其实根本毫无兴趣,尤其是到了大学阶段,不少人一般只有在考试前三天才会打开崭新的课本,其余时间则日复一日的消耗在DOTA上,连三餐都靠别人去食堂代买,仿佛是要把过去失落的快乐统统补回来一样。我的厌学症来得还更早一些,从一进中学开始就得了一坐到课桌前就会死的病,目光无法在课本上对焦,以至于在满分750的一模考试中考出个惊天动地的400分来。尽管我如此痛恨学习,到了高考前的最后三个月,还是不得不天天泡在图书馆里,总算把400提到了600,进了所还算像样的大学。这么做第一不是因为父母之命,中学六年他们试尽了威逼利诱、坑蒙拐骗等各种方案,结果我还是吊儿郎当,留给他们无数不堪的回忆;第二也不是我爱慕虚荣,我以不要脸作为自己的优点之一,完全不介意告诉别人我是蓝翔技校或是新东方厨师学校出身(当然,做五毛的脸皮还是没有的)。学习是我迫不得已的选择,虽然那时候我对中国社会的艰险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但大概也知道没有文凭的下场是什么,我不想在街头和城管同志们躲猫猫,也不希望有朝一日电视上出现我爬吊塔讨薪的身影。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曾说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却是"为个人之生存而读书",这种思想境界上的明显差距,让我感觉周总理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里一定活得比现在的我更安逸。

我来德国之后,便觉得这里的人实在没有必要去上什么大学,无论是扫大街的还是开公交的,过得都十分滋润。我的女房东中学一毕业就去面包房当了营业员,每个月能挣一千多欧,日常开销已经绰绰有余,而她在中学时甚至不用学英语。在美国的一些搞笑节目里你会发现部分美国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国旗上有几颗星星,你说这成何体统,连我这样的汉奸都知道中国国旗上有五颗星星,中间一颗代表党中央,旁边四颗代表金钱、权力、绿卡和美女。问题是人家一普通工人,需要那么有文化干嘛,虽然"无知"
,却活得快乐。我的大学同学们熟谙拉普拉斯变化偏微分方程非线性电路以及马哲邓论毛概三,本科毕业后却不得不以进入富士康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

我从小学开始就天天听人们说要"减负减负",实际上中国学生的负担是减不了的,那压力不仅来自于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更是源于这个社会残酷的现实。在德国你是跟某个标准竞争,在中国却是人与人之间惨无人道的相互厮杀,稍有停息就被人迎头赶上。我学得辛苦,是因为志不在此,目标归根结底只是靠那张文凭活下去,只要别挂科挂到不能毕业,考试前三天在紧迫感的驱使下看看书基本也就够用了。可悲的是在这牢房里呆了四年,文凭反倒越来越不值钱了,如今即使是本科毕业,很多人还是只能去掏大粪卖猪肉扛大包擦皮鞋,这些工种什么时候也需要用到四级英语和高等数学了?你还千万别抱怨,否则马上会有装逼犯冲上来教育你:现在的大学生,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去你妈了个逼,一个人均月收入800月的国家的政府,却能花几千亿去搞什么奥运世博,制造盛世的假象,真不知道是哪群混账眼高手低。

在德国那些闲着蛋疼跑去上大学的人一般都是真正爱好一门学科,他们的身上总是透出一种中国年轻人身上少见的蓬勃朝气,对学习充满了热情。而我在填报志愿的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最后学校和专业的选择干脆都让父母代了劳。小时候我也说过长大后要当科学家、宇航员之类的话,后来才发现那时说出的根本不是自己的理想,而是我父母的期望。难道扫大街很可耻吗?难道这个社会不需要建筑工人和农民吗?它们为何变成了低贱的职业?这个社会永远是一小撮精英和一大群废柴组成的,每个人都可以心安理得的做一个废柴的地方才是适宜人类生存的。我的志向根本就没有那么高端,情愿做一个废柴,让我种种田也就心满意足了。当然得在德国种才行,一来能保障基本温饱,二来也无需整天对抗违章征地。

虽然我来了德国,但田园生活依然只是个美丽的幻想。毕竟我在这里是个外国人,德国政府给我发签证,不是为了让我来这里刷盘子或者种地的。虽然我骨子里是个胸无大志的人,却不得不继续看一些杀害脑细胞的课本,不能像德国人一样中学一毕业就去考个职业执照,对此我也只能哀叹不幸生在中国了。好在自从我想通了学习不是为了那些老师和家长灌输给我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仅仅只是为了生存,紧迫感增强了,读起书来也稍微给力一些了。尽管我的废柴梦注定无法实现,但目前我还是决定在德国待下去。等我有了孩子,希望他/她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的人生,无论是扫大街或是科学家,售货员或是明星,农民或是律师,工人或是政客,都可以有尊严的活下去。

来源:Tear Down This Wall
地址: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dtw/archives/363589.aspx

国人的钱是如何变毛的

在中国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在计算CPI时,食品的"贡献"最大,占整个CPI的40%,尤其是猪肉价格,占CPI的10%。有人戏称,中国的cPI就是一头猪,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只要猪肉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CPI必然上涨。

通货膨胀,按老百姓的说法,就是手里的钱"变毛了",不值钱了。新闻里常出现CPI这个奇怪的词,CPI是英文"ConsumerPrice
Index"中三个单词首字母的简写,即"消费者价格指数"。经济学里用CPI的上涨程度来表示通货膨胀。

指数的特点是没有单位。假如你代表所有的消费者,2008年你购买了100种商品,一共花了2500元。我们就把这些钱定义为没有单位的100,这就是你,也就是消费者2008年的消费价格指数。

假定2009年你还是购买同样的东西,花了5000元,既然2500元是指数100,那么5000元就是指数200。

用2009年的指数,减去2008年的指数,再除以2008年的指数,就得到了2009年的通货膨胀率,即100%。

注意,通货膨胀率仅仅是商品和劳务价格的上涨,并不包括资产的价格,比如股票价格,不管上证指数和深成指如何飙升,也不影响中国的通胀水平;新建住房的价格也不包括在CPI里,相应地,它不影响通货膨胀水平。你可能会说,股票那么贵,房子价格几万元一平方米,我的钱还不毛吗?

对,你的钱是毛了,可是,房子不是普通商品,它具有投资品的属性,对于股票来说,并不是所有人都买股票,但是商品和劳务,谁也离不开。不把房子和股票价格算进CPI是有道理的。当然,租房的价格是在CPI里的。

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十分严重的通货膨胀。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匈牙利的价格指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从100上升到一个天文数字。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不管你多么富有,即使富可敌国,只要你的财产是货币形式,你将和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一样。

确实,严重的通货膨胀具有"公平"的革命性作用。什么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在这样的通货膨胀水平之下,统统将变得一文不名。超级通胀是消灭富人的最快手段。

如果通货膨胀严重,会有很糟糕的后果。比如,如果你今年把1000元钱借给别人,约定利率10%,他明年还你1100元。可是没有料到的通货膨胀发生了,通货膨胀率是100%,那么,你就吃亏了,因为你得到的1100元,根本买不到原来1000元能买到的东西,而向你借钱的人则占了便宜。他用借的
1000元今年买到的东西,明年可以卖2000元,除了还你1100元,自己还赚了900元。

所以,严重的通货膨胀,有利于债务人,不利于债权人。可是,如果总让债权人受到伤害,就不会再有人愿意借钱,这样,很多投资机会就会白白失去了,对社会是很大的损失。

通货膨胀还增加了人们的实际税收负担,比如原来每月收入1000元钱的人才需要缴个人所得税,你的收入不够,不用缴税。现在通货膨胀了100%,而你的收入只增加到了1500元,那么,你的实际购买力,也就是以能买到的东西衡量,就下降了,但是因为1500元超过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你还得缴纳个人所得税。本来你变得比原来更穷,结果反而还要缴税。

通货膨胀最大的坏处是,人们对于未来变得茫然,不知所措,原来你可以放心大胆地签合同,做投资,现在可能不敢了,因为你不知道到底做什么才合适。所以,很多经济活动就停顿下来了。

通货膨胀是怎么出现的呢?

首先是人们对于商品的过分追逐。比如周杰伦的演唱会,只有10000张票,可是周杰伦的"粉丝"太多,都想一睹风采,于是有人愿意花比本来价格高几倍的价钱,从票贩子手里买票,价格就被抬高了。

谁最愿意搞通胀呢?是政府。因为政府是一个社会最大的债务人,如果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的还债压力就立即减轻了。比如政府的债务是100个亿,明年还,可是通胀了100%,债务就减轻了一半,实际债务只有50亿元了。只要政府收50亿元的税,买成商品,明年就可以卖100亿元,正好还清全部债务。

形象地说,通货膨胀是一种隐蔽的税收,政府偷偷把老百姓的财富变成自己的了。比如,本来市场上有100单位商品,老百姓手里有100元钱,则每件东西的价格平均就是1元,现在政府又印了100元钞票,那么,有一半的东西就是政府的了,如果再多印点,更多的甚至主要的东西就变成政府的了。

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治理,有多种办法:一是银行收缩银根,减少贷款规模,这样企业和个人的购买力就受到了控制;二是增加税收,也可以达到同样目的;三是增加基础产品的供给,有些商品对于价格上涨的影响特别大,如前述的猪肉,因为所有人都需要,一旦它们的价格上涨,会引发连锁反应,如果增加供给,就可以有效阻止价格上涨;四是让过热的经济降温,放慢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学家发现,失业和通货膨胀有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因为失业多了,收入就少了,就不会抢购了。让一些人失业虽然感情上有些过不去,但是确实可以降低通货膨胀率。

需要说明的是,当通货膨胀率不严重时,对经济不但没有什么伤害,反倒可能有些好处。不严重的通货膨胀的特点是不出人们所料。如果大家都认为明年的通货膨胀率是3%,所以工人要求增加3%的工资,卖家要求加价3%出售,虽然价格上涨了,所有人的利益并没有受到伤害。

当然,实际上总是有的东西涨幅高于3%,有的涨幅低于3%。不过就总体来说,人们受到的影响非常轻微。而且,有些资源类产品,比如石油,是一次性的,越来越稀少,如果不让价格上升,就会提前用光,所以石油涨价有很大的合理性。

通胀,如果不严重,并非一定是坏事。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4163510100jzvk.html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现

1961~1962年

大跃进开始时,刘少奇虽然不满,行动上仍随波逐流。当大饥荒铺天盖地而来,彭德怀在庐山大声疾呼时,刚当上了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没有跟彭站在一起。

但刘少奇心里越来越不安。到一九六一年初,他知道全国已饿死了三千万人。这年四、五月间,他回到湖南老家去视察。故乡行使他亲眼目睹人民的极度苦难,给了刘少奇巨大的心理冲击,他下决心要设法制止毛。

回乡期间刘少奇去探望他的姐姐。姐姐早年出嫁的家庭在共产党掌权后算作"地主",是"阶级敌人"。她偶尔给刘写信讲到艰难的生活,刘回信给她讲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如今他带来的是更人情味的东西:五斤大米、两斤饼乾、两斤糖果、九只咸蛋、一瓶猪油。他看到姐姐躺在床上满脸泛黄,昏暗的眼睛充满泪水,死灰色的嘴唇不停地颤抖说不出话来。她挨饿受冻患了病,卧床不起已经有好些日子了。

刘少奇问起姐夫,姐姐双手捂着脸,呜呜地痛哭起来。她的丈夫刚死去,原因是吃了半块女儿像宝贝一样留给他的糠粑粑,饿瘪的肠胃无法消化,活活憋死。没有医生可看,没有医院可去,人死在青筋暴起,大汗淋漓的痛苦翻滚中。

这位姊夫曾在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以后,给刘写过一封信,讲了村民们饿肚子的真实情况。信被截下来,他被扣上"破坏大跃进"的帽子受批斗,被绑在水塘边的树上任北风撕打,快要冻昏过去时才放回家。

刘少奇走了一路,一路都听到这样的故事,看到令人心碎的景象。他看得出人民痛恨共产党,痛恨他本人。在他家老屋旁的电线杆上,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用木炭写了五个大字:"打倒刘少奇!"这个孩子的家里一年饿死了六口人,母亲死后他抱着嗷嗷待哺的弟弟到处找人喂奶,弟弟在他怀里断气。那时候"写反动标语"要当作反革命处理。刘少奇叫当地干部不要抓他,说这"可以理解,不要怪他"。

刘还下令地方当局不得惩罚"偷"食物的农民,说:"社员这样想,你拿得我就拿不得?你大拿我就小拿。"这等于说共产党政权对老百姓像强盗一样,刘少奇的痛心疾首可见一斑。

他甚至公开向老百姓道歉,临别时对村民说:"四十年没有回过家乡了,没想到父老乡亲们今天的生活这么苦,没想到解放十多年了家乡还是这么贫困……看到这些,我心里很难过,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各位父老乡亲呀……"他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低低地向大家鞠了一躬。

回到北京后,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秋收在即,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再上庐山,决定徵粮数字。

毛的其他同事劝他改变政策。周恩来到河北老根据地视察回来后对毛说:"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存粮。"毛听了烦得要死。在庐山上,有一次周恩来发言,毛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甚至在中央警卫团里,在那些保卫毛的人中,对他都是怨声载道。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一九六一年初给毛的〈关于中央警卫团的思想情况的报告〉说:"战士董方会说:「毛主席住在北京,知道不知道农民生活?粮食打那么多都到哪里去了?」战士许国乱说:「叫人们吃菜是不是毛主席下的命令?中南海修建工人每月六十斤粮食还没劲呢,农民光吃菜和白薯,吃不到粮食。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战士张立臣说:「现在农村老百姓吃的连狗都不如,过去狗还能吃到糠和粮食,现在人饿得没劲,小猪饿得站不起来。社员反映说:毛主席是不是叫我们饿死。」"中央警卫团因此受到狠狠的清洗。

近在眼前的威胁是在党代表大会上被选掉,或者落到有职无权的地步。最了解毛的林彪在笔记里写道:"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一九六一年九月,照党章规定中共应该开"九大"。毛得尽一切努力避免"九大"。

早在一九五九年,毛已经感到中共高层对他政策的强烈不满。他在四月的讲话提纲里写道:"如果你们不投我的票了,拉倒。"随后的大饥荒强烈地震撼了中共干部,有代表性的是安徽一九六一年元月开的五级干部扩大会。"会上讲话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家里死了人的,他们在吐(冤)气时,百分之百的悲痛流泪。会场上看到他们哭,特别是大量人口死亡的情景,都十分沉痛。绝大部分同志都被感动得心痛流泪多次。有不少人自上午诉苦开始,到下午七点钟散会终止,眼泪都没有乾过,尤其是妇女,哭得更厉害。"

中共干部和他们的家庭都得勒紧裤带,一人一个月二十来斤粮、几两油、一点点肉。在中南海的红墙内,刘少奇的身边工作人员因为吃不饱饭,把花园和草坪改成了菜地。饥饿使毛的干部们几乎人人都渴望改变政策。

毛把责任推到基层干部头上,说问题的原因是"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他又怪罪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他还说中国发生了"特大的天灾"。根据气象记录,大饥荒的几年不但没有全国性的天灾,天气还比一般年景好。干部们对全面情况不了解,毛的嫁祸于人还能骗些人。但是,看到全国人人都在饿肚子,大批饿死人,干部们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党总是有点什么问题。

为了唤起对他本人的好感,毛向全党宣布他要"跟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了。的确,在一个短时间内他不吃肉了,但他在吃鱼,毛最喜欢吃鱼。在大饥荒期间,他还对以肉食为主的西餐发生了兴趣。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毛身边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精心制定了一份西餐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鱼、虾、鸡、鸭、猪肉、羊肉、牛肉。鱼虾类列有:"蒸鱼布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菜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鸡类包括:"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猪肉类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脊、炸猪排、溜猪排、法国猪排、义式奶猪"等等。至于牛羊肉,毛不是很喜欢,但也有不少品种:"羊肉串、烤羊腿、烤马肉、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

毛身边工作人员看得到毛在吃什么,他们自己和家人吃的又是什么。毛对他们说他的好东西都是"人民给我的待遇",别人"没有权利"享用。毛的管家偷偷拿了点毛的食品回家,发现后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从此杳无音信。

由于资讯封锁,人们根本不了解毛的真实生活。他的女儿李讷那时在大学住校,在学校里跟大家一样饿肚子。毛很高兴她这样,他要的就是人们看到他的女儿也在挨饿。李讷周末回家可以吃到好东西。一次她从家里带了点回学校,毛知道后说"影响不好",火气上来还拍了桌子。毛要人们以为他在跟大家共患难。结果,李讷一九六○年得了浮肿病,月经也停了,第二年乾脆休学待在家里。

但即使毛制造了个"共患难"的形象,又能怎么样?那也填不饱肚子啊。人们饿得太惨了,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也没有。比方说,肥皂成了稀罕物件,因为造肥皂用的油类都出口去了。毛发议论说:"可以不造肥皂嘛,我可以一辈子不用肥皂嘛!"当上面传达说毛如何"艰苦朴素"、不用肥皂时,有的干部背地里反唇相讥:
"他当然不用,他什么事也不干!"还有些相当高级的干部甚至彼此议论:"他怎么不死嘛!他死了别人好工作嘛!"毛对众人的反感有所风闻,女儿娇娇去给杨开慧扫墓时,听见人们咒骂毛,回来告诉了毛。毛也知道有人在说:"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

受软禁的彭德怀一九六一年十月被允许回乡一次。从地方干部到普通村民都听说他为老百姓仗义执言受了罪,给了他英雄般的欢迎。一两千人涌到他下榻的老屋来看他,有的拖着半饥半饱的身子走了一百多公里路。人们跟他有说不完的话,彭德怀天天不停地讲,嗓子都讲哑了。

如果这时候按党章规定召开"九大",毛有可能会被选掉。文革中"四人帮"之一张春桥道明了毛的担心:"想想多可怕,如果运动〔文革〕前召开「九大」,很可能刘少奇当主席,毛主席做名誉主席。"

干部们纷纷要求召开党代会,讨论这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毛泽东决定"九大""不开了"。他想了个主意,开一个不存在选举问题的大会。全国各部委、省市、地县、大厂矿,都派第一、二把手等几个人来北京开会。

这就是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中共党史上规模最大的会议。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因为大饥荒就是在会后停止的。可是人们至今不知道,这一成就的取得,是由于刘少奇在会上对毛搞"突然袭击"。

毛召开七千人大会,完全没有改变政策的意思。他在提议开会的时候指鹿为马地说:"现在不是没有东西〔指农产品〕,猪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来。"毛还说一九六二年要大抓一年,各方面都要"跃进"。毛想让大会像橡皮图章一样认可他的政策,逼代表们回去后继续横徵暴敛。

毛照老办法把参加会议的人按行政大区分成小组,由大区的第一书记掌握,使代表们在顶头上司面前不敢乱说话。一月十一日大会开始那天,没有开全体会议宣布开幕,代表们每人领到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书面报告》,要他们在小组内学习讨论。毛这是在给大会定调子。报告说:"我们的国内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了","将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的时期"。报告提到"缺点和错误",但具体是什么?责任何在,非常含糊。

代表们得到通知,只能讲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有人给省委提了意见,被一棒子打回来,叫他们"发言要端正"。正如一位勇敢的代表给毛和中央写信说的:开会就是"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

磨时间毛很中意。会场设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与中南海遥遥相望。毛在那里有间套房,照他一贯的保密作风叫"一一八"。每天毛躺在大床上,由女伴陪着翻看大会简报,看各组人都说了些什么。他的计画是一月二十七日来个仅此一次的全体会议,由刘少奇念讨论后的《书面报告》,然后宣布大会结束。这个过场一走,他的政策,过去的、未来的,还有他本人,就等于被大会集体认可。

一月二十七日,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在这天的全体会议上,一向谨慎小心的刘少奇,当着毛泽东的面,对着七千名中共政权骨干,讲了一番跟《书面报告》迥然不同的话。刘说,形势不好,"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刘又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他甚至暗示要重新考虑毛的治国方针:"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

毛泽东一贯把他制造的灾难说成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刘少奇直接针对毛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毛马上插话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这种地区不少。刘反驳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刘的讲话在与会者心里激起强烈共鸣。有国家主席出头,当天的小组讨论就像洪水开了闸,与前些天大不一样。干部们争先恐后地发言,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反对大跃进政策再继续下去。激烈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毛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亲手提拔的刘少奇居然会来这么一下。刘不念《书面报告》,是毛会前同意的,说刘可以"放开讲一讲"。毛的狂怒不难想像。但毛压住怒火。刘显然有七千名中共政权骨干的支持,毛不能跟他们硬碰硬。他也不能把代表们现在就放走,要先把对他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再说。于是毛装作他跟刘之间并无不同政策的样子,宣布延长会议,对代表们说这是让他们"出气":"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乾一稀,大家满意。"背地里,他把最后一句改为"完全放屁"。

毛采取紧急步骤,把老搭档、国防部长林彪即刻推出来保驾。一月二十九日,再开全体会议时,第一个讲话的就是林彪。林彪大谈这些年只是有"一些缺点",是必要的"付学费",说什么"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林讲完后,毛第一个鼓掌,跟着自己向大会宣布:"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
林彪救了毛。

只是在这时,毛才胆敢威胁刘少奇。夸奖林彪后,他不阴不阳地说:"少奇同志的口头报告,口说无凭,也请他整理一下。""口说无凭"四个字,埋下了杀机。

林彪讲话之后,毛叫各省领导和中央管农业的、管经济的,一一上台检讨自己,承担责任,为他开脱。

刘少奇明白事情糟了。据他夫人讲,他喃喃地说:"林彪来,又那么说,有问题。"掌握军队的元帅这样百分之百地站在毛一边,用的又是强词夺理的专横讲法,立刻使代表们小心翼翼,不敢放开揭问题,更不敢抨击毛。结果,大会没有像刘希望的那样彻底改变毛的政策。

毛总得对七千人有个交代,在三十日那天做了个"自我批评",这是掌权以来的头一遭。他仔细地遣词造句,给人的印象是他在以高姿态承担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但既然承认犯了错误,毛只好改变政策。他被迫容忍从一九六二年起,把徵粮指标大幅度降低。数千万人因此免于一死。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突然袭击"对毛的惊吓,在毛掌权后还是第一次。毛最害怕突然袭击,只有这才可能使他转瞬间失去权力。毛恨刘少奇,恨之入骨。他也恨参加会议的人,因为他们跟刘站在一起,迫使他改变政策。复仇成了毛刻骨铭心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在数年之后,毛发起文化大革命,让刘少奇、与会的绝大部分人、以及他们代表的其他干部,都饱受折磨,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就像江青所说:毛"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文革不光是复仇,也是大换班。毛看得很明白,现有干部不愿意按他的意图来管理国家。他要清洗他们,换上另一套人马。

参加七千人大会的不少人既佩服刘少奇,又为刘担心。刘本人也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但是面对数千万人继续饿死的前景,刘少奇于心不忍,不得不铤而走险。在这一段"非常时期"里,通常沉默寡言、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刘,是不寻常的冲动,不寻常的慷慨激昂,有着"豁出去"了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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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是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吗?

【来源:搜狐读书社区】

一直以来,中国官方在对国内的宣传中都宣称什么中国是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以此做为教育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可笑的论调还流传颇广,深入人心,其实呢,只要稍有一点世界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个笑话。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国际上和学术界是不会有这种幼儿园口号式的提法的,比较近似的只有"几大文明发源地"的提法,即便是这样,中国也是排不上什么"四大"的。

如果是按照"四个最古老的文明国家"的定义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不要说四大,连前十大恐怕都排不上,它的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商王朝,不过三千多年的时间,而其他几大文明早于此之前已经分别存在了两千到一千年,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尼罗河流域文明也开始于公元前
3500年左右,希腊爱琴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这只是就大的区域来说,在各大文明区域周边,还有更多次要文明如赫梯文明,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等(这些古代文明正是今天西亚很多国家的前身,这些古代闪米特人和波斯人也正是今日犹太人,阿拉伯人,伊朗人等的祖先)。要按照前面"四大古国"的定义的话,也只能是在这些文明和国家里去排,那里轮得到中国呢。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从上面列举的文明开始时间来看,排在前面的"四大文明"分别应该是中东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并没有中国的位置。何以在中国官方的宣传中,希腊的位置消失了,反而变成了晚于其后1000年的中国?

这并不是什么无意的错误,实际上,这只是长期以来在官方操纵的反西方政治背景下,有系统有计划地贬低西方文明的各种宣传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因为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中国官方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不乐于见到任何表现了西方文明优越性的信息出现,对西方文明的任何方面都要尽可能贬低,再加上掌权的"
民族主义者"对西方文明那种极度仇视和嫉妒的心态,所以搞了这样一个偷梁换柱的小手脚。

读者可能会问:中国官方宣传的不是"五千年文明"吗?何以实际上只有3500年?

那么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些考古学和历史学上的基本常识和概念,而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这些基本常识和概念来误导愚弄民众。这就是关于"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的问题,以及构成"文明"的几个基本特征。

考古学历史学上所说的"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把它们混用)。简单说来:"文化(culture)"是一个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概念,用于专指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包括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部落人类遗迹,而"文明(civilization)"是属于青铜时代范畴的概念,专指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国家阶段。

其实,从"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这两个英文单词的词源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区别。"文化(culture)"这个单词的词根"cult-"的原始意义是"耕作",这很清楚地表明了"文化"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农耕"相联系的原始部落时代的范畴的;而"文明(civilization)"这个单词的词根"civ-"的原始意义是"市民",这也同样清晰的表明了"文明"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伴随着"市民"的出现而同时产生的"城市"及工商业相联系的青铜时代的范畴的。(城市city这个单词就是从词根"civ-"的变体"cit-"演绎而来的。)

而"文明(civilization)"的几个主要特征: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城邦),宗教礼仪,等等(雅斯贝尔的定义),正是与工商业的出现密切相关的。要判定一个文明是否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的,正是按照上述几个标准来核定的,而且是按照考古发现来核定的,而不是用什么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野史杂书,或者是像什么《史记》之类的晚于考古年代两千年之后的所谓"历史纪录"来判定的。这是一个考古学历史学常识。

可能有人会问我这样一种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外国人的标准来判定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判定吗?完全可以,但是,"文明"和"文化"这些概念本来就是西方传来的,不仅如此,整个考古学,历史学的方法体系,都是从西方输入的观念,如果要用我们自己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不能再用西方的概念来宣扬什么"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历史",而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有五千年神话传说的历史"。

但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倒是有"五千年历史"了,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及中东地区,他们就不仅是"五千年历史"了,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这样我们还是占不到什么便宜。

而中国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文化"和"文明"的标准来误导愚弄民众。比如说把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偷换冒充成是所谓"文明"时代,这样中国的历史一下子就提前了一两千年,甚至两三千年。而在介绍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时候,又用另一种标准,从人家文明开始的正式起点(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出现)严格算起,这样无形中就缩少了中国与那些最古老文明国家间的距离,甚至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比这些实际上比中国文明历史早得多的国家和地区反倒还要早些,而实际上,如果按照中国衡量自己的那种标准,很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以及中东地区,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就是诸如此类的小伎俩小把戏。

下面就让我们来详细地从头审视一下中国及世界的历史。

首先从中国文明的历史开始说起。先开门见山地阐明这个基本事实:中国最早的文明――商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距今3500年,地点在今河南安阳一带。考古依据:中国地区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成熟的青铜冶炼术,及出土的冶炼的青铜器;国家形态已出现。

要说明的是:这可不是我的发明,随便找一本国际学术界的世界史著作或者教科书,上面讲述中国文明都是从商王朝为起点开始的。

当然,中国自己的历史教科书是从所谓的公元前2000年的"夏王朝"开始算起的。但是国际学术界是不承认这个子虚无有的"夏王朝"的,因为没有任何考古依据:既没有文字出现,也没有冶炼的青铜器发现,更没有表明国家形态存在的任何依据,以及城市遗迹,等等。

而中国的这些江湖骗子一样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虽然把整个中国地区都翻遍了也没找出什么能证明所谓的"夏王朝"存在过的证据,但还是要厚着脸皮硬把这个幻想中的"夏王朝"塞到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去贩卖给世人,又硬着头皮把在二里头等地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包装一番冒充成是"夏王朝"的所谓"都城"遗迹拿出来蒙骗外行人。

我们来看看中国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找到了些什么?有一次我听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演讲,主讲的"考古学者"给我们展示了他们宣称是所谓的"夏王朝"的"都城遗迹"复原图,我仔细一看,原来就是几个烂草棚子,一个标准的原始村落,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什么呢,考古现场的几个烂泥堆,那是什么――夯土遗迹,夯土是什么,就是把泥巴堆在一起压紧做墙基,原始部落用来建造窝棚的最原始技术,俗称"干打垒"。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就是一些铜渣子,大量的石器,骨器!这问题不是很清楚了吗?只不过是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遗迹。所谓的"夏王朝都城"纯属胡扯!

要是这算是"都城遗迹",那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都城遗迹"就太多了,瑞士汪金的湖居文化(早于公元前5000年),人们用五万根木桩作地基建在湖上的大型村寨,那就比"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遗迹"大到不知那里去了。看来西方人脸皮还是太薄了。

还有一些考古学家声称在中国其他地方发现了一些铜器,更是误导,那是什么?金石并用时代的用天然铜打造而成的铜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的产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中多的是,以此为标准的话,那我前面所提到的那几个古文明地区的历史更要往前提前一两千年。

而其他那些古文明地区都发现有标志文明起点的大量完整的城市遗迹,而且都是砖石结构,埃及就不用说了,希腊,西亚,印度河,特别是希腊米诺斯文明遗迹的克诺索斯王宫(公元前2000年),其华丽,在各早期文明中是首屈一指的,我们中国直到四千年之后的现存很多近代宫殿建筑都无法相比。这一点无须多说,实地参观一下就知道了。

还有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哈拉巴文明(公元前2500年),在摩亨佐与哈拉巴等地发现了许多完整的城市遗迹,砖石结构,构造复杂。据考证当时城市人口已达到三四万人。

还有埃及的南城遗迹等(公元前3500年,涅伽达文明时期)。某些书上错误地说埃及没有城市,玛雅文明印加文明没有文字,实际上都有。比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早就说过他这本书在细节上是错误百出的)

说老实话,所谓"商王朝"的殷墟遗迹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些夯土遗迹而已,只不过规模稍大一点,根本还不是城市遗迹。要不是发现了甲骨文,冶炼青铜器,国际上也是根本不会承认商文明的。毕竟跟其他国家地区比起来,证据太少了。

绝对想不到:中国富人们最担忧的是这些事儿

2010年4月1日,胡润百富在三亚发布《2010胡润财富报告》,截止2009年底,除香港、澳门、台湾之外的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千万富翁人数已达875,000人,相比去年增加6.1%。其中包括55000位亿万富翁,亿万富翁人数比去年增加7.8%。此外875000人这个数据中还有1900位10亿富翁与140位百亿富翁,可见中国富翁人数的规模正在以接近GDP增长的迅速增长。

在《胡润财富报告》发布会上,胡润还指出:"在09年的百富榜上,有1000个十亿富翁和65个百亿富翁上榜,说明还有许多财富的企业家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数据的差异说明目前国内还有许多拥有财富的企业家在潜伏着没有被发现,中国千万富翁的真实数量也很难依照《胡润百富榜》作为参考。

至于中国富翁人群规模具体有多大,我们即无法通过官方得到真实的数据,也很难通过社会信息所获得,因此,我们无法评论富人的规模,更无法以简单的评论来概述所有富人的心态,接下来要浅谈(根本无法深入剖析)的仅是部分富人对当前现状的隐忧,并以此来窥视当前的环境,但这绝不代表全部。

一、投资渠道的困惑

当这群富人通过原始积累拥有财富后,如何运用财富就成为他们最头痛的问题,在当前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如何投资、投资什么、回报率多少、风险多大,都是令他们头痛的问题,而在现阶段的半市场经济环境中,有许多值得投资,有高回报率的行业都被国家垄断着,他们可选择的投资渠道极其匮乏,然而如果不投资,手中的财富就失去了资本应有的属性。

二、财富缩水的焦虑

如果这些富人无法通过资本运作与投资来抵消通胀造成的货币贬值,他们的资产就会随着每年广义货币(m2)与狭义货币(M1)供给规模的增长而飞速缩水,而这些恰恰的任何富人都无法规避和改变的事实,也是在政府迫切需求经济增长情况下,根本无法阻挡的趋势,为资产保值的困境始终在困扰着他们。

三、商业环境的束缚

在中国,无论你有多少资本,想单纯的依靠市场去经营也根本无法有所收益,因为在这个政治主导经济的经济环境下,无论你做实体,还是做投资,都无法规避政策对行业、产业以及股市等造成的局部波动,一旦你所选择的投资或者经营没有抓住政策的周期性脉搏,赶上了政策的波动,损失就会难以避免,类似于山西煤改一样的危险存在在每个领域和角落,随时都会对富人的财富进行一次彻底的洗劫。

四、投机的潜在危机

几乎所有人都清楚,如果不投机,你根本无法通过经营财富来获取利润更为丰厚的回报,所以,一旦富人拥有了财富后,就会像苍蝇一样不断的在鸡蛋上寻找缝隙,而当前的初期市场经济阶段中,政府为了迅速扩张经济,在制度上的漏洞几乎是数不胜数,也正因此,这个看似市场经济的经济体中,存在着大量的投机空间,股市、楼市、资源品、与粮食及农产品,都是这群富人手中游资可以随意炒作的对象,而这种肆无忌惮的炒作,又直接影响着国计民生,如果投机行为控制不好,随时将面临着被政策打死的危险,股市、07年的楼市和年初的大蒜与绿豆、三七等行政调控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这些富人几乎每时每刻都承担着巨大的投机风险,这中风险也总是会令他们忧虑重重。

五、难以抗拒的腐败

在人治社会里,工、农、商、学的命运都被部分人所掌控,他们想要你生你就可以生,想要你死你就活不成,如果你想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就要学会适应这个环境,因此,无论这群富人做什么,都难以在脱离腐败的情况下有所发展,例如你做医药代理就要为药品进医保而贿赂招标单位或者主管招标的领导,如果你的药品想要进医院,就要贿赂药剂、院长和科室的主任与医师,如果你的药品想卖个好价钱,就要贿赂药价的管理单位,如果这些你都不做,那么你做医药代理的投资就会因这些阻力带来的市场销量不足而打水漂,顺便说一下,这就是看病贵的真实原因。

当然,这也仅是一个例子而已,事实上所有人都清楚,即使投资其它行业,如果你想拒绝腐败也只能是等死。以房地产为例,一级开发商如果不贿赂政府,根本就无法拿到土地的开发权,二级开发商如果不贿赂官员,就根本无法保障整个房产开发与销售的进度,更无法依靠开发行为获得利润,其中更包括开发时需要从银行获取的信贷...

说过开发商后,再看一下房地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如果一个建筑材料商不肯贿赂主管采购的相关人员,你就只能看着其它企业的销量大涨...就是这样的商业环境,让富人们不得不被迫融入,当然,也有许多富人正是通过这种行为成就了暴富的梦想。

六、政治的牵绊

也许普通百姓不相信,我们各地的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多数是如何来的,也搞不清他们为什么都是富人。事实上从城市的社区推荐人大代表时就已经开始将这一职务过渡的向富人贴去,基本上大部分社区在选举居民的代言人时,都认为富人的话语权比较适用,如果富人肯为自己说句话或许就会为自己谋取到一些利益,当然,更多的还是基层小吏们的官僚思想导致的私心所致,因此,富人很难摆脱与政治有牵扯的命运(当然,其中更多的富人是通过不正当方式获得的职务与话语权),政治地位虽然给了他们很尊贵的身份和地位,但是勾心斗角的生活却让他们的身心更加疲惫。

七、钱权一体时留下的寻租劣迹

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如果你仅是有了财富,并不能带给你安全感,因此,你必须要拥有比财富更具力量的权利,而一旦这群人得到权利后与权力关系后,私欲就会更加膨胀,以权谋私的行为根本无法杜绝,即使你自己不想这样做,环境也会将你牢牢的牵制在内,因此几乎所有的富人、权利拥有者之间,都有着不可告人的猥亵,这些猥亵行为在给他们带来巨大财富和满足感的同时,更为他们带来了对未来的隐忧,他们也因此惶惶不可终日,害怕如果一不小心站错队,就会彻底沦为黄光裕。

八、原始积累时的责任负担

在多数富人身上,都有一个很难规避的过去,即便现下还没有人可以追究他们的过去,但是这并不代表将来不会有人找他做个秋后算账,从现在的10亿与百亿富翁人群看他们的发家史,几乎一大半人的发家史中都存在非常严重的,未被追究的刑事或者民事责任,其中包含着偷税漏税与侵吞国有资产或者其它罪恶,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将会困扰着他们的一生,一旦有一天有人旧事重提并揪住不放,等待他们的或许就是末路……

九、移民的避险能否成功

首先看两组数据:1.据加拿大移民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就占了1000人左右。仅2009年,即使只按"门槛标准"来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达到了23.5
亿元的人民币。2. 自从1970年代改革开放后,有1800万中国人离开祖国,移民他乡,比3500万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一半还要多。

如果按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大约20:1的比例计算,改革开放后的1800万移民中就有90万人是投资移民,如果去除官方数据的水分看,就会有超过100万的移民是投资性移民,如果以目前投资移民平均标准为80万人民币计算,被通过移民转移到国外的资本就超过6300亿,其中如果加上875000名千万富翁中的部分群体,被转移到国外的财富就至少会超过1万亿以上,相当于每年政府财政收入的七分之一以上,甚至更多。

这群富人移民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医疗、教育与生态环境较好,实际上却是因为安全感的缺乏,至于安全感由何而来,我们已不必深究。但是尽管如此,仍无法改变其中大部分是因为财富的获得方式不当的原因。

尽管这群富人通过移民获得了暂时的安全感,但是他们根本无法预知未来究竟会如何发展,自从赖昌星放弃自传后,移民加拿大的安全系数对于部分人群来讲也就荡然无存了。

十、移民后能否继续在国内赚钱

尽管中国的经济环境并不太好,但是有着接近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仍然是毫无疑问的掘金圣地,当富人们通过移民较好的保护好自己的财富后,迫于对财富增长的追求仍然无法放弃在国内的生意,而这个最佳的生意战场上,又充斥着上述的所有问题,最终,无论这群富人作何选择,都将无法逃离中国社会、商业、经济环境对其造成的困惑,他们的忧虑也并不会因为财富转移而有所减弱。

十一、恐怖的秋后算账

有一句老话叫: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任何违背市场,违背社会,违背道德的行为最终都会遭受到市场、道德与正义的审判。今天,你利用投机掠取了社会财富,明天的社会就会向你索回,今天,你侵占了国有资产伤害了国家和大众利益,明天,国家和大众也要向你清算,你今天抛弃了道德掠夺了民脂民膏,明天,饥饿的贫民或许就会自发的要革掉你的性命,这一循环在几千年来从未改变,大到秦始皇,小到秦桧、和�,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躲过真理的到来。毫无疑问,几乎所有通过不正当渠道获得到财富的富人们对此都心中有数,他们之所以移民转移财富,就是过多的来自于这重恐惧,然而,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真的逃的了吗?

来源:http://feihuayikuang.blog.sohu.com/156860580.html

南桥:移民热是好事

据说最近有外星人的飞碟飞到了杭州,发现人山人海,然后飞碟又飞啊飞,飞到了北美一大平原上,看到一片空旷,我不知道外星人的考察报告如何解释这种分布不均的现象。如果我的读者中有外星人,不妨留言确认一下。

好多事情,要想知道理想状况是什么,而不囿于现实对我们思维的辖制,我们得把自己当成外星人或是小孩子一样去思索。几天前我家女儿问,中国人口这么多,13亿(我跟她介绍过),那么拥挤,美国这里人这么少,大街上都看不到什么人,为什么大家不出来,到这边来呢?

这个问题有点像"何不食肉糜"?我跟她解释说:不是你想来就来的。她又问:那你怎么来的?我说我是申请读书出来的。她又问她自己是怎么来的,我说是因为你是家属,我把你给带来的。如果我回去,你也得跟我回去。不是说所有人想来就来的,这里头有各方面的限制。

"这不公平,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少,中国人这么多,却不能让人更多地过来呢?"

我说这世界上不公平的事情多了去了,地球这地方很奇怪,以后你会慢慢明白的。
不过她这么问,是问得很好的。小孩子还没有多少国家意识,所以想到的是资源分配的不均。前年我有事去德克萨斯,一路上看到大片的空地,几乎荒无人烟,我当时也有和她类似的想法。我们假设人类生而平等,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那么为什么有人可以住周围带一公顷草地的大房子,有的人投入了同样的劳动,却要住鸽子笼一般的房子甚至"胶囊公寓"呢?

现在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富人、精英、贪官的移民潮,很多人感慨,中国这样下去,会"人财两空"。这个问题其实在我看来有点大惊小怪。

出来的未必都是带走社会财富的人,大部分出国的留学生,我看还是像我这样普通家庭出身,出来身上不过揣个几百或者几千美元的人。我那时候出来,记得规定是只能带2000美元外汇,结果我就换了1900,出来了,然后利用国外大学的奖学金读书。我们那个时代出来,有的还要给国家付"培养费"。像我们这些情况出来的,可以说大部分是赤条条地来,至于回去是空空的行囊,还是衣锦还乡,那就看各人后来的造化了,但总的来说,我倒不觉得给国家额外造成了多少损失。当然贪官除外,那是偷来的钱,当然不能让他们转移。如果是生意人,他赚的钱如果是利润,他在哪里花,理论上说,你也是没有理由去管的,除非他(她)是要逃税。

另外,一个地方的归属,目前大家不过是先来的人挤占资源,排斥后来者而已。如果我们哲学地想一想,谁能铁板钉钉地说自己所处之地,天经地义就是自己的呢?

前几天有一美国朋友拿一印第安人的医轮(Medicine
Wheel)问我,这轮子上印第安人有五种元素,类似于我们的金木水火土,我跟她开玩笑说:连阴阳五行都类似,还是我们和印第安人关系最近,看来1421年中国人发现了美洲一说不虚。

我这位白人朋友对此没有回答。

在我们以爱国与否论移民的时候,奥巴马在美利坚大学演讲中,倒是肯定了移民对美国的贡献,和移民所作所为的正常,说大家不过都是和其他美国人的老祖一样,给自己和后代追求一个更好的命运而已。奥巴马本人是肯尼亚移民的后裔,事实上不过是第二代。

关于追求命运的改变,最为典型的例子是非法移民。很多人站在道德高地上骂这些人,我自己过去也曾不理解他们的作为。但后来我看过一则报道,说以前有两个偷渡客在以色列遇到人肉炸弹袭击,被炸死,中领馆本来要来过问,一听是非法移民,就走了,没了消息。倒是以色列后来商议之后,觉得应该和以色列公民同等待遇,结果死者家属各获得70万美元左右的赔偿。

和非法移民有过一些接触之后,我觉得对其进行道德评判未必公平,他们也不过是想要有个更好的环境。在西弗吉尼亚的时候,我们认识了一对小夫妇,都是非法移民过来的福建农民,后来站稳了脚跟,也办了永久居留身份,在我们那里开了一家餐馆,生意十分红火,还把餐馆所在的小楼一起买了下来,开开心心地做着小业主。我在想,如果他们留在福建,又会如何呢?人生有诸多可能,或许很好,也有可能处处受歧视,受为难,如果属于后一种情况,这纵身一跃跳了出去倒是好了。

如果说中国人在海外一盘散沙的话,我倒是发觉这些福建偷渡客非常抱团,他们之间似乎有强大的网络彼此联系。这对小夫妻还十分乐意地参与当地华人社区的各项活动,每次华人社区有什么活动,比如"中国文化节",他们都送来餐馆的饭食大力支持。我觉得他们比国内某些打着推广汉语旗号,借机中饱私囊的机关干部爱国多了。

我当然不是鼓励大家去偷渡,事实上我想这一定充满了风险。不过也没有必要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有权呵斥他们,鄙视他们。或许大家该学学晏阳初,他从耶鲁毕业后,没有高高在上,反跑到修路的华工当中推广识字。

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人们多移民出去是可以理解的。上次去爱尔兰,在圣斯蒂芬绿地上有一个爱尔兰大饥荒的雕塑。我听附近一导游介绍说,当年爱尔兰连续三年饥荒,人口减半,有些饿死了,有一半很多乘"棺材船",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如今,在美国的爱尔兰人比爱尔兰本土还多。肯尼迪、里根都是爱尔兰后裔,肯尼迪到了爱尔兰访问,爱尔兰举国欢庆,就好比是游子返乡一样。由于爱尔兰人在美国很多,现在的美国和爱尔兰关系极好。很多移民到了美国的爱尔兰人,后来成功后又反哺爱尔兰。我在都柏林看到很多文化路标和建筑,听说很多是某某有钱的爱尔兰人,从美国回来后出资兴建的。我上次住的古思里中心,就是一个旅居美国和加拿大的爱尔兰人Tyrone
Guthrie后来在爱尔兰购买,然后返还给爱尔兰政府的。用我们的话来说,他这叫"爱国爱(尔兰)侨"。

以色列也是一回事,大家都知道美国特别袒护以色列。除了意识形态和宗教上的亲缘关系外,我想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美国有很多犹太人。这些人在美国很有势力,很多财团和媒体,是他们控制的,所以当然会去游说,去施加影响,让美国政策向以色列倾斜了。

这些移民的增加,事实上会改进两国的关系,而不是制造进一步的对立。在战争或者冷战年代,作为一个人,我们得有所选择,但是从目前的局势来看,中美小冲突会不断,但是大的交战我看可能性不大。这是一个有核的时代,谁也打不起,一打起来那真是爱因斯坦说的,第四次世界大战人们就会用棍子和石头了。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其它国家的人越来越多去中国淘金,中国人越来越多去美国或其它国家发展,有的出去又回来,有的回来又出去,到最后跑来跑去的结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都投鼠忌器,反倒促进了世界和平。再说了,以前的教科书上不是强调吗,国家是历史的产物,世界大同才是最终的梦想。

所以小小一波移民,何惧之有?兴许我们可以像斯威夫特那样来个"小小建议"(A Modest proposal):
既然政客常抱怨人口基数大,什么问题都难办,不如创造条件,让更多人去移民吧。

作者:南桥
来源:http://berlinfang.blog.163.com/blog/static/11667071620106251550133

从电子行业看中国的科技现状

看到一些弱智在网上宣扬中国有多么强大,似乎要一统天下了,这些人要么是被收买的,要么是真的无知。长话短说,本人作为一个10年的电子工程师,就从电子行业看中国现状。

电子控制系统作为系统控制的核心,控制小到家用电器,大到汽车,飞机的运行,是一切工业制品的核心。

虽然看似中国出了很多大型高科技企业,如海尔,华为之类的,每年也出口很多的电子产品。但是作为电子控制系统核心的芯片,80%以上都需要进口。

当然芯片也分三六九等,有作一些简单工作的辅助芯片,几角钱一个,这些大概国产的可以占到50%市场,这些芯片可替代性强。还有作复杂或者核心工作的核心芯片(比如电脑的CPU之类),从1元钱到成千上万元不等,几乎全部是进口,而且是系统中必不可少的。

即使低端的国产率较高的芯片,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买的国外的晶园,然后自己回来切割,装个外壳测试一下就是成品了。相当于买个进口的产品,自己包装一下就MADE
IN CHINA了。

还有极个别那些真正所谓100%国产的芯片,其实也就是拿着国外的某些低端芯片,拆开来,在显微镜下面拍照,然后完全照着抄袭,而且抄都抄不像,性能比原版差,只能和原版拼价格。如果芯片设计还能有一点点改动,那已经NB的一踏糊涂了,估计可以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了。国外高端的复杂的芯片,给国内抄都抄不出来;甚至人家把图纸资料都给你,国内也生产不出来。

电子行业的现状就是,最好的芯片在美国,其次是日本,欧洲,再次是韩国,最垃圾的是台湾。中国大陆?这地方也生产芯片?开玩笑的吧,至少我10
年来还真没用过MADE IN CHINA的芯片。什么华润,中芯之类的,人家是帮国外低端芯片作代工的。当然,在批发市场那些廉价的,用几个月就坏的小玩具或者遥控器里面,是有国产的芯片。

国外芯片厂受08年金融危机影响,产量压缩,结果09年开始,国内芯片就缺货,涨价,个别紧俏品种还翻番的涨。对国内控制器生产造成很大影响,生产不得不一再延期。

举个小例子,中国是最大的电动自行车生产国,而电动车控制器的芯片全部是进口的,其中MOS管芯片以某国外大牌的为最佳。结果每年5月份开始,当电动车生产销售进入旺季后,那个品牌的MOS管芯片都会涨价,普遍涨30-50%,06年最离谱,从2元涨到8元,一个电动车控制器要用6-12个这样的mos
管,基本上占到一个控制器成本的60%以上。人家涨价就涨了,宰你就宰了,你爱用不用。只有个别技术实力强的厂家尝试别的国外芯片,虽然质量下降了些,但是毕竟省了成本,整体还算合算。国内的mos芯片是断没有人去用的,而且这些芯片的核心晶园也是国外的,只是国内装了个壳,即使这样的,哪怕白送都没人用,差距还真不是一点点。

所以,有人说,别看中国出口了多少多少,其实也就赚点劳务费,8成以上的利润其实是上游的国外大公司赚走了。

哪天如果美国拉着日本和欧洲对中国芯片禁运,那中国的电子行业就彻底废掉,中国所有的带电子控制系统的,包括家用电器,汽车,飞机,电网控制,甚至小小的灯泡都不能生产了。说到这,怎么感觉和说1949年一样啊,真正的一穷二白。

为什么中国经历了所谓高速发展的30年了还这样,我的经历就是答案。10年来,做工程师赚的钱,只有房产升值的零头,比炒股赚的辛苦,我现在已经开始逐步放弃研发方面的工作转而进行收入更高更好玩的商务领域了。虽然很可惜我那10年的技术经验,但是中国其实并不需要什么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中国只是工厂,只需要工人。

10年前,我刚毕业,中国就是这样;今天中国还是这样,甚至还倒退了(某国有芯片大厂最近宣布停止研发芯片,专注于代工业务);10年后,情况只会更糟。

这是本人电子行业的现状,如果大家有本行业的现状,也可以说说,撕掉中国所谓强大的遮羞布。

我记得增经看一个机械工程师说的,如果离开德国的母机,中国的机械行业就彻底完蛋。

世界离开中国,生活成本或者生产成本会略高一点,但也就几个百分点而已,因为中国其实也就在整个产业链中占据着利润最低,产值最小的一个环节而已,也就帮老外在组装阶段省了几个人公费。

国家的悲剧在于没有进步的希望,和国外的差距越来越大。

10多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的休闲活动是给电脑超频,看谁超的多跑的稳;我们一些牛人喜欢专在图书馆研究相对论,喜欢在我们面前炫耀熵之类的东西;我们还喜欢泡在实验室,拿边角料搭一些音乐盒,报警器之类的小东西;还有人以找到win95的漏洞为乐趣。

毕业后,我们很多人选择做技术,因为崇拜盖茨,崇拜艾里克森,认为技术是崇高伟大的。工作之后,由于单位是抄袭日本的控制系统,单位的年轻工程师喜欢背离日本那一套思路搞个系统,然后在同事面前炫耀,虽然没有一个成功被证明是稳定运行的,但是仍然乐此不彼,谁能说这些年轻人20年后不会成为一代大师呢。那时候的女孩子喜欢牛人,如果再能弹上两曲吉他,吟上两首诗,那简直就是万人迷了。

现在的大学生还有这样的吗?都去考研考证考公务员去了。现在的工程师有这样的吗?都是想办法转离钱更近的销售或者管理去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刚毕业时,是不愁工作的,重点本科普遍在2000左右,华为之类的高薪企业能给到5000多外加股份,而当时上海外环房价才
3000 多,北京房价不到5000,我所在的沿海二线城市房价才1000出头,二手房600,800的都有,而且单位一般都提供食宿,找老婆不一定需要有房。那时候的公务员不吃香的,同样的学历进机关不如进企业赚的多,而且当时的人都觉得进机关学不到什么本事,大家都愿意进企业,特别是进企业搞技术。

人无生存压力,自然就可以为了理想和兴趣而工作。现在,生不逢时的年轻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抛弃理想和兴趣,甚至承担着将来由于没有一技伴生而被社会抛弃的风险。

另外,说一下企业和高校搞的"合作研发",听到的高校科研经费的去向,简直令人痛心。

如果一个项目搞了1000万,学校先拿去500万作为管理费,然后学校买车发奖金;然后系里拿去300万,买车发奖金;然后几个导师拿掉100万,发发奖金,吃吃喝喝;然后剩下不到100万,几个开发人员添点设备,拿点工资,到最后发现买原料都紧张了。

这是合作高校的研究生抱怨说的,可能还有夸大,特向高校的网友求证。

再说一下"山寨"或者叫模仿,是后进者的捷径,这本身没错,但错就错在模仿完了就没有下文了。

我们单位原来就是模仿日本的电控系统,模仿了20多年了,现在还在模仿,为啥,因为自己开发出来的东西性能不稳定,没有人敢用。作为民营企业,有创新意识,想通过自己的东西能够在性能上超越日本,在价格上低于日本,从而能够做大作强,这是很好的想法。

创新初始,需要很多资金和人员的投入,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是看不到产出的,这个时候,就算是非常远见英明的老板,他能坚持,他甚至愿意亏本作,也要做出自己的东西。但是,每年不会因为你在搞创新,就不收你的税费(2,3年的税收优惠是有的),你没有效益,你拿什么交税。

搞研发的工程师,虽然没有效益,但是他的付出比模仿还要大,按理需要更高的收入,但是企业没有效益,拿什么给工程师高薪,没有高薪,就买不起房,就没有女人愿意结婚。

日本当年,是政府投资养着这些企业,这些工程师,一养就是2,30年,才有了日本的今天,中国会这么做吗,中国政府的钱都养了些什么人啊,哪怕从牙缝里抠出一点,也够养不少优秀的工程师了。

来源:科学堂
链接:http://scienceroom.net/current-of-electronics-industry-in-china-650.html

2010年7月22日

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

一、引子:龙应台要说什么?

龙应台去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在台、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读过许多探讨1949年前后中国历史变化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过文章,但是龙应台的书还是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体,以新的思维,对1949年前往台湾的一群中国人进行全新论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010年7月18日

中国青年各阶层扫描

社会的"眼"不必常盯着"二世祖"们

报载,当下中国有一万馀位资产在2亿以上的富豪们,"二世祖"是南方民间对他们儿女的叫法,关于他们的民间谈资颇多,津津乐道。某些报刊亦热衷于兜售他们的种种事情,以财富带给他们的"潇洒"为主,羡慕意识流淌于字里行间。窃以为,一万多相对于十三亿几千万人口,相对于四亿几千万中国当代青年,实在是少得并没什么普遍性;并不能因为他们是某家族财富的"二世祖",便必定具有值得传媒特别关注之意义。故应对他们本着这样一种报导原则――若他们做了对社会影响恶劣之事,谴责与批判;若做了对社会有益之事,予以表扬与支持。否则,可当他们并不存在。在中国,值得给予关注的群体很多,非是不报导"二世祖"们开什么名车,养什么宠物,第几次谈对象便会闲得无事可做。传媒是社会的"复眼",过分追捧明星已够讨嫌,倘再经常无端地盯向"二世祖"们,这样的"复眼"自身毛病就大了。

"富二代"的现在和将来

由于有了以上"二世祖"的存在,所谓" 富二代"的界定难免模糊。倘不包括"二世祖"们,"富二代"通常被认为是这样一些青年――家境富有,意愿实现起来非常容易,比如出国留学,比如买车购房,比如谈婚论嫁。他们的消费现象,往往也倾向于高档甚至奢侈。和"二世祖"们一样,他们往往也拥有名车。他们的家庭资产分为有形和隐形两部分:有形的已很可观,隐形的究竟多少,他们大抵并不清楚,甚至连他们的父母自己也不清楚。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对我说:"老师,人比人真是得死。我们这种学生,毕业后即使回省城谋生,房价也还是会让我们望洋兴叹。可我认识的另一类大学生,刚谈恋爱,双方父母就都出钱在北京给他们买下了三居室,而且各自一套。只要一结婚,就会给他们添辆好车。北京房价再高,人家也没嫌高的感觉!"

那么,"另一类"或"人家"自然便是"富二代"了。我还知道这样一件事 ――女孩在国外读书,忽生明星梦,非要当影视演员。于是母亲带女儿专程回国,到处托关系,终于认识了某一剧组的导演,声明只要让女儿在剧中饰一个小角色,一分钱不要,还愿意反过来给剧组几十万。导演说您女儿也不太具有成为演员的条件啊,当母亲的则说,那我也得成全我女儿过把瘾啊!――那女儿,也当属"富二代"无疑了。

如此这般的"富二代",他们的人生词典中,通常没有"差钱"二字。他们的家长尤其是父亲们,要么是中等私企老板;要么是国企高管;要么是操实权握财柄的官员。倘是官员,其家庭隐形的财富有多少,他们确乎难以了解。他们往往一边享受着"不差钱"的人生,一边将眼瞥向"二世祖"们,对后者比自己还"不差钱"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每不服气,故常在社会上弄出些与后者比赛"不差钱"的响动来。

我认为,对于父母是国企高管或实权派官员的他们,社会应予必要的关注。因为他们韩桂芝式、许宗衡式、文强式、成克杰式、陈同海式的父母,乃是现行弊端分明的体制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及最本能的捍卫者。这些身为父母的人,对于推动社会民主、公平、正义是不安且反感的。有这样的父母的"富二代",当他们步入中年,具有优势甚至强势话语权后,是会站在一向依赖并倍觉亲密的利益集团一方,发挥本能的维护作用,还是会比较无私地超越那一利益集团,站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立场发符合社会良知之声,就只有拭目以待了。如果期待他们成为后一种中年人,则必须从现在起,运用公平、正义之自觉的文化使他们受到人文影响。而谈到文化的人文思想影响力,依我看来,在中国,不仅对于他们是少之又少微乎其微,即使对最广大的青年而言,也是令人沮丧的。故我看未来的"富二代"的眼,总体上是忧郁的。不排除他们中会产生足以秉持社会良知的可敬人物,但估计不会太多。

在中国,如上之"富二代"的人数,大致不会少于一两千万。这还没有包括同样足以富及三代五代的文娱艺术界超级成功人士的子女。不过他们的子女人数毕竟有限,没有特别加以评说的意义。

中产阶层家庭的儿女们

在世界任何国家,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几乎必然是该国中产阶层不可或缺的成分。少则占1/3,多则占一半。中国国情特殊,上世纪80年代以前,除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一般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虽比城市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高些,但其实高不到哪儿去。80年代后,这些人家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直接受惠群体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论从居住条件还是收入情况看,知识分子家庭的水平已普遍高于工薪阶层。另一批,正有希望跻身于中产阶层。最差的一批,生活水平也早已超过所谓小康。

然而2009年以来的房价大飙升,使中产阶层生活状态大受威胁,他们的心理也受到重创,带有明显的挫败感。

仅以我语言大学的同事为例,有人为了资助儿子结婚买房,耗尽二三十年的积蓄不说,儿子也还需贷款一百馀万,沦为"房奴"。所买却只不过八九十平方米面积的住房而已。还有人,夫妻双方都是五十来岁的大学教授,从教都已二十几年,手攥着百馀万存款,儿子也到了结婚年龄,眼睁睁看着房价升势迅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徒唤奈何。

他们的儿女,皆当下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有大学学历甚至是硕士博士。这些青年成家立业后,原本最有可能奋斗为中产阶层人士,但现在看来,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愿景极为遥远了。他们顺利地谋到"白领"职业是不成问题的,然"白领"终究不等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也终究得有那么点儿" 产"可言,起码人生到头来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可即使婚后夫妻二人各自月薪万元,要买下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尽管父母代付部分购房款,也还得自己贷款一百几十万的。按每年可偿还10万,亦需十几年方能还清。又,他们从参加工作到实现月薪万元,即使工资隔年一升估计至少也需10年。那么,前后加起来可就是二十几年了,他们也奔五十了。人生到了50岁时,才终于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两居室,尽管总算有份"物业"了,恐怕也还只是"小康人家"而非"中产"。何况,他们自己也总是要做父母的。一旦有了儿女,那一份支出就大为可观了,那一份操心也不可等闲视之。于是,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的目标,便离他们比遥远更遥远了。倘若双方父母中有一位甚至有两位同时或先后患了难以治疗的疾病,他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

好在,据我了解,这样一些青年,因为终究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可以"知识出身"这一良好形象为心理的盾,抵挡住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现实的猛烈击打。所以,他们在精神状态方面一般还是比较乐观的。他们普遍的人生主张是活在当下,抓住当下,享受当下;更在乎的是于当下是否活出了好滋味,好感觉。这一种拒瞻将来,拒想将来,多少有点儿及时行乐主义的人生态度,虽然每令父母辈摇头叹息,对他们自己却未尝不是一种明智。并且,他们大抵是当下青年中的晚婚主义者。内心潜持独身主义者,在他们中也为数不少。1/3左右按正常年龄结婚的,打算做"丁克"一族者亦大有人在。

在中国当下青年中,他们是格外重视精神享受的。他们也青睐时尚,但追求比较精致的东西,每自标品位高雅。他们是都市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并且对文化标准的要求往往显得苛刻,有时近于尖刻。他们中一些人极有可能一生清贫,但大抵不至于潦倒,更不至于沦为"草根"或弱势。成为物质生活方面的富人对于他们既已不易,他们便似乎都想做中国之精神贵族了。事实上,他们身上既有雅皮士的特征,也确乎同时具有精神贵族的特征。

一个国家是不可以没有一点儿精神贵族的。绝然没有,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就不值一提了。即使在非洲部落民族,也有以享受他们的文化精品为快事的"精神贵族"。

他们中有不少人将成为中国未来高品质文化的守望者。不是说这类守望者只能出在他们中间,而是说由他们之间产生更必然些,也会更多些。

城市平民阶层的儿女

出身于这个阶层的当下青年,尤其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相当一部分内心是很凄凉悲苦的。因为他们的父母,最是一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此类父母的人生大抵历经坎坷,青年时过好生活的愿景强烈,但后来终于被社会和时代所粉碎。但愿景的碎片还保存在内心深处,并且时常也还是要发一下光的,所谓未泯。设身处地想一想确实令人心疼。中国城市平民人家的生活从前肯定比农村人家强,也是被农民所向往和羡慕的。但现在是否还比农村强,那则不一定了。现在的不少城市平民人家,往往会反过来羡慕富裕农村的农民,起码富裕农村里那些别墅般的二三层小楼,便是他们每一看见便会自叹弗如的。但若有农民愿与他们换,他们又是肯定摇头的。他们的根已扎在城市好几代了,不论对于植物还是人,移根是冒险的,会水土不服。对于人,水土不服却又再移不回去,那痛苦就大了。

"所谓日子,过的还不是儿女的日子!"这是城市平民父母们之间常说的一句话,意指儿女是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唯一过上好日子的依赖,更是使整个家庭脱胎换骨的希望。故他们与儿女的关系,很像是体育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甚至是拳击教练与拳手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社会正是一个大赛场,而这也基本是事实,起码是目前中国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所以他们也常对儿女们心事忡忡、表情严肃地说:"孩子,咱家过上好生活可全看你怎么样了。"出身于城市平民人家的青年,从小到大,有几个没听过父母那样的话呢?

可那样的话和十字架又有什么区别?话的弦外之音是――你必须考上名牌大学;只有毕业于名牌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只有找到好工作才有机会出人头地;只有出人头地父母才能沾你的光在人前骄傲,并过上幸福又有尊严的生活;只有那样,你才算对得起父母……

即使嘴上不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于是,儿女领会了――父母是要求自己在人间这个大赛场上过五关斩六将,夺取金牌金腰带的。于是对于他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成了赛场或拳台。然而除了北京、上海,在任何省份的任何一座城市,考上大学已须终日刻苦,考上名牌大学更是谈何容易!并且,通常规律是――若要考上名牌大学,先得挤入重点小学。对于平民人家的孩子,上重点小学简直和考入名牌大学同样难,甚至比考上名牌大学还难。名牌大学仅仅以高分为王,进入重点小学却是要交赞助费的,那非是平民人家所能承受得起的。往往即使借钱交,也找不到门路。故背负着改换门庭之沉重十字架的平民家庭的儿女们,只有从小就将灵魂交换给中国的教育制度,变自己为善于考试的机器。但即使进了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终于跃过了龙门,却发现在龙门那边,自已仍不过是一条小鱼。而一迈入社会,找工作虽比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容易点儿,工资却也高不到哪儿去。本科如此,硕士博士,情况差不多也是如此。于是倍感失落……

另外一些只考上普通大学的,高考一结束就觉得对不起父母了,大学一毕业就更觉得对不起父母了。那点儿工资,月月给父母,自己花起来更是拮据。不月月给父母,不但良心上过不去,连面子上也过不去。家在本市的,只有免谈婚事,一年又一年地赖家而居。天天吃着父母的,别人不说"啃老",实际上也等于"啃老"
了。家在外地的,当然不愿让父母了解到自己变成了"蜗居"的"蚁族"。

和农村贫困人家的儿女们一样,他们是中国不幸的孩子,苦孩子。

我希望中国以后少争办些动辄"大手笔"地耗费几千亿的"国际形象工程",省下钱来,更多地花在苦孩子们身上――这才是正事!

他们中考上大学者,几乎都可视为坚忍卓毅之青年。

他们中有人最易出现心理问题,倘缺乏关爱与集体温暖,便会每酿自杀自残悲剧,或伤害他人的惨案。然他们总体上绝非危险一族,而是内心最苦闷、最迷惘的一族,是纠结最多、痛苦最多,苦苦挣扎且最觉寡助的一族。

他们的心,敏感多于情感,故为人处世每显冷感。对于帮助他们的人,他们心里也是怀有感激的,却又往往倍觉自尊受伤的刺疼,结果常将感激封住不露,饰以淡漠的假象。而这又每使他们给人以不近人情的印象。这种时候,他们的内心就又多了一种纠结和痛苦。

比之于同情,他们更需要公平;比之于友善相待,他们更需要真诚的友谊。

谁若果与他们结下了真诚的友谊,谁的心里也就拥有了一份大信赖,他们往往会像狗忠实于主人那般忠实于那份友谊。他们那样的朋友是最难交的,居然交下了,大抵会是一辈子的朋友。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轻易或首先背叛友谊。

他们像极了于连。与于连的区别仅仅是,他们不至于有于连那么大的野心。事实上他们的人生愿望极现实,极易满足,也极寻常。但对于他们,连那样的愿望实现起来也需不寻常的机会。"给我一次机会吧!"――这是他们默默在心里不知说了多少遍的心语。但又一个问题是
――此话有时真的有必要对掌握机会的人大声地说出来,而他们往往比其他同代人更多了说之前的心理负担。

他们中之坚忍卓毅者,或可成将来靠百折不挠的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世人偶像;或可成将来足以向社会贡献人文思想力的优秀人物。

人文思想力通常与锦衣玉食者无缘。

农家儿女

家在农村的大学生,或已经参加工作的他们,倘若家乡居然较富,如南方那种绿水青山,环境美好且又交通方便的农村,则他们身处大都市所感受的迷惘,反而要比城里普通人家的青年少一些。这是因为,他们的农民父母其实对他们并无太高的要求。倘他们能在大都市里站稳脚跟,安家落户,父母自然高兴;倘他们自己觉得在大都市里难过活,要回到省城工作,父母照样高兴,照样认为他们并没有白上大学。即使他们回到了就近的县城谋到了一份工作,父母虽会感到有点儿遗憾,但不久那点儿遗憾就会过去的。

很少有农民对他们考上大学的儿女们说:"咱家就指望你了,你一定要结束咱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命运!"他们明白,那绝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女所必然能完成的家庭使命。他们供儿女读完大学,想法相对单纯:只要儿女们以后比他们生活得好,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中国农民大多数是些不求儿女回报什么的父母。他们对土地的指望和依赖甚至要比对儿女们还多一些。

故不少幸运地在较富裕的农村以及小镇小县城有家的、就读于大都市漂泊于大都市的学子和工作青年,心态比城市平民(或贫民)之家的学子、青年还要达观几分。因为他们的人生永远有一条退路――他们的家园。如果家庭和睦,家园的门便永远为他们敞开,家人永远欢迎他们回去。所以,即使他们在大都市里住的是集装箱――据说,南方已有将空置的集装箱租给他们住的现象――他们往往也能咬紧牙关挺过去。他们留在大都市艰苦奋斗,甚至年复一年地漂泊在大都市,完全是他们个人心甘情愿的选择,与家庭寄托之压力没什么关系。如果他们实在打拼累了,往往会回到家园休养、调整一段时日。同样命运的城市平民或贫民人家的儿女,却断无一处"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罗汉松遮花里路,美人蕉错雨中棂"的家园可以回归。坐在那样的家门口,回忆儿时"争骑一竿竹,偷折四邻花"之往事,真的近于是在疗养。即使并没回去,想一想那样的家园,也是消累解乏的。故不论他们是就读学子、就业青年抑或打工青年,精神上总有一种达观在支撑着。是的,那只不过是种达观,算不上是乐观。但是能够达观,也已很值得为他们高兴了。

不论一个当下青年是大学校园里的学子、大都市里的临时就业者或季节性打工者,若他们的家不但在农村,还在偏僻之地的贫穷农村,则他们的心境比之于以上一类青年,肯定截然相反。

回到那样的家园,即使是年节假期探家一次,那也是忧愁的温情有,快乐的心情无。

打工青年们最终却总是要回去的。

大学毕业生回去了毫无意义――不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们的家庭。

他们连省城和县里也难以回去,因为省城也罢,县里也罢,适合于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根本不会有他们的份儿。而农村,通常也不会招聘什么大学毕业生"村官" 的。

所以,当他们用"不放弃!绝不放弃!"之类的话语表达留在大都市的决心时,大都市应该予以理解,全社会也应该予以理解。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以上两句话,是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开篇语。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此不赘述。狄氏将"好"写在前,将"坏"写在后,意味着他首先是在肯定那样一个时代。在此借用一下他的句式来说:

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令人失望的青年。

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中国足以寄托希望的青年。

说他们令人失望,乃因以中老年人的眼看来,他们身上有太多毛病。诸毛病中,以独生子女的娇骄二气,"自我中心"的坏习性、逐娱乐鄙修养的玩世不恭为最讨嫌。

说他们足以令中国寄托希望,乃因他们是自1949年以后最真实地表现为人的一代,也可以说是忠顺意识之基因最少,故而是真正意义上脱胎换骨的一代。在他们眼中,世界真的是平的;在他们的思想的底里,对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的尊重和诉求,也比1949年以后的任何一代人都更本能和强烈……

只不过,现在还没轮到他们充分呈现影响力,而他们一旦整体发声,十之七八都会是进步思想的认同者和光大者……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11a6b60100kim7.html

2010年7月17日

司马荒原:触目惊心――悬崖边上的中国

原文:http://www.china-week.com/html/5636.htm
作者:司马荒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头脑健全的人都知道的道理,实践的体现是要用具体数字来说话,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那么,以下这些惊心动魄的数字能说明什么问题,有良心的正常的中国人,甚至外国人自然会有结论:

1、目前中国的贫富悬殊属于世界前列,基尼系数达到4.6,"朱门酒肉臭,路有穷死骨"现象再现。

平安保险总经理年薪6600万元,农民工不到6000元。

中国政府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极少数人的利益工具,世界银行就有统计,说中国1%的人占有41%的财富。中国政府就是1%的人手中的工具。而消除收入差距,公平收入分配,提高劳工工资,完善社保之类,并不符合那1%的人的利益。谁愿意放弃既得利益呢!

2、中国30年来,外逃贪官4000多人,卷走国家资金4000亿以上,腐败已经泛滥到全社会各个角落。既有官僚的权钱交易,买官卖官,司法不公,还有更多私营企业的各种腐败犯罪现象.

3、中国近年来每年自杀死亡25万人以上,全国患各类精神疾病者近一亿,大多与生存压力有关。

4、全国90%以上江河湖泊被严重污染,上海附近的太湖是典型。全国酸雨覆盖面积30%以上,三分之二的草原沙漠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

内蒙古草原由于为出口羊绒,养山羊啃草根,草原大部分被毁坏,早已难见"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沙漠肆虐,森林剧减,今天的沙漠距离北京天安门已不到80公里!

5、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

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占用着农田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

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15%.

6、犯罪猖獗。犯罪率是前30年的10倍以上,各类恶性案件层出不穷,全国有91万武警,800万以上保安,警察数量是前30年的十几倍.中国已成警察国家,耗费大量人民血汗养这些青壮劳力。

7、全国爱滋病人数从前30年的0人,增加到目前100多万人,吸毒人数从0,增加到300万人以上,妓女从0增加到2000万人以上,性病更是不计其数。

8、不仅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环境同样恶化,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

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6.7%
,死亡率上升了37%.

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

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

9、全国十大支柱产业已有七大产业被外资控制,亿万农民工血汗换来的2万亿美圆外汇,有约1万亿购买美国国债,全部600多吨黄金储备存放在准敌对国美国,美国是台独、藏独疆独的总后台,是我国宿敌日本的军事同盟国,还存在巨大意识形态争端,这些巨大财产无疑存在极大风险.

10、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国出口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0.35美元。

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

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相当于160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

11、在中国入世五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五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

12、白干不可怕,可怕的是伤残。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润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劳动保护费用,伤残便成为工人最可怕的噩梦了。

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

不过,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

13、当前全国失业人口超过2亿(温家宝话),全国90%以上人口基本无社会保障,上学、就业、医疗、住房,甚至吃饭,打官司都困难.

14、让人不能不想起震惊世界的中国矿难,2001年到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

这还是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统计到的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

在无数死难矿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滚滚利润和中国矿主的惊人财富。

15、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森林面积的20
%以上。

出口煤炭数以亿吨计,被日本其用来填海储存能源。

16、中国血汗换来的外汇在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50%,中国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蒸发的购买力相当于中国去年全国的工资收入,今年按人民币计算的外汇储备又蒸发掉6%,相当于600亿美元,超过了全国医疗教育养老资金的总和。

另一方面,我们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是购买的美国国债,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

17、外资经济已成为掠夺中国财富的巨大吸管。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已远远超过许多经济外向型国家的外资比重。

截至2005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国资金额为6224.05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高达16%~18%,由此估算,2005年外商就从中国赚走了1000多亿美元的利润。

世界银行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利润率计算出的这个数字,显然和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因为外资在中国享有的免税、廉价土地、超低价劳动力,以及各种收益,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

中国的外资利润率有多高,这是个官方和外资公司都列为高度机密的数字,我们只能从各种渠道进行比较测算,中国垄断行业的利润率是100%至
2000%,外资经济的利润率一般不会低于国内垄断行业,许多外资公司也印证了这个推断。

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爆出的内幕是在中国的利润率达900%.我们权且按照垄断行业最低100%的利润率计算,外资经济每年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应该在4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全国2年以上的工资总额。

18、全国稀有、贵重矿产80%以上已经采掘殆尽,钨、稀土战略资源大量低价出口。

19、环境污染,有毒有害食品造成的疾病以惊人速度上升,是前30年的几十倍;仅地沟油每年流入市场300吨以上,这是含黄曲霉素的强致癌物质,而且危害面涉及全部中国人!
92年时就开始禁止,多年禁而不止!

20、几十年来引进外资上万亿美元,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代加工产业,用中国的资源,环境破坏和农民工血汉汗,滋补发达国家的人民,缓和其国内矛盾.,而核心技术基本全部牢牢掌握在外资手中,例如,大规模集成电路,精密加工,新材料,家电汽车核心技术等等。

21、中国的房地产寿命最多70年,而发达国家普遍是200年以上,各地官僚和黑心地产商勾结,不断制造虚假GDP,反复拆建,浪费各种资源每年几千亿以上。

22、把全国人民的工资收入加在一起,除上这个国家的GDP,得到这样一个数字――8%,我们来做个比较,欧美最高,大约是55%,南美洲平均是38%,东南亚包括菲律宾泰国是28%,中东、伊朗、土耳其这些国家大概是25%,非洲国家都在20%上下。

我过去讲课就问过一个问题,大家认为我们中国的比例会是多少,跟哪个国家比较接近,结果90%的人都说,我们国家跟非洲是一个水平,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简直是太乐观了,告诉你我们中国是8%.全世界最低。(郎咸平语)

23、中国的通货膨胀相当严重。人民币目前是对外升值,对内严重贬值。举例说,我们的97号汽油价格是美国的1.3倍,电影票是美国的两倍,阿玛尼西装是美国的3倍,松下54寸的彩电是美国的3.4倍,宝马Z4我们买9万美金,美国是3万美金,Levis牛仔裤我们是美国的7倍,我们什么都比美国贵。

同样价钱的一块地,美国是一家别墅住一个人,我们是高楼大厦住1000个人。所以,我们发觉我们的盗版会那么猖狂,是因为3块钱一张的碟,才符合我们的收入水平。(郎咸平语)

24、中国的私营企业工人每天平均劳动时间普遍在12小时以上,而且大部分不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甚至相当多企业不签劳动合同。典型事例:深圳最大的企业――台湾公司富士康,09年12月以来连续发生13起员工因为不堪忍受剥削压迫而跳楼自杀事件。

以上惊心动魄的数字,难道还不能让全体中国人民醒来吗?难道还不能让我们重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吗?

邓小平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明知死路一条,还要狡辩说"坚持"、"绝不",岂不是荒唐可耻?

要为人民鼓与呼:如果再刻意回避政治体制改革,难免有一天火山爆发,后果是万劫难复!

我党绝密文件!学会这些排比句,你就NB了!

要增强自觉性、主动性、坚定性。

要增强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感情认同。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真正让人民享有更真实、更充分、更广泛的人权。

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

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要增强政权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

在……方面是思想明确、准备充分、行动有力和富有成效的。

党员领导干部要增强党员意识,自觉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

切实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切实维护人民权益。

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建设一支政治可靠、业务精通、廉洁高效、群众满意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党的十七大精神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的要求。

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

必须顺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根本保证,是历史的必然、现实的选择、未来的方向。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伟大旗帜来高举、作为正确道路来坚持、作为科学理论来运用、作为共同理想来追求。

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矛盾进入了易发、多发期。

以非比寻常的决心干劲,以非比寻常的过硬措施,以非比寻常的工作成效,履行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捍卫者的神圣使命。

以实际行动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政权,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捍卫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好成果,捍卫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样的大部制有利于理顺关系、优化结构、统筹兼顾、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

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真正做到党在心中,民在心中,法在心中。

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建设一支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政法队伍。

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执法为民,坚持司法公正。

自觉接受党的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群众监督。

要着力解决好执法不严、裁判不公、执行困难的问题。

切实解决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和诉讼难、执行难等顽症。

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

让人民群众感到更安全、更方便、更文明、更和谐的要求。

实现由防范性管理向平等性、服务性、无偿性管理的转变。

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依法行政。

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国家安全体制,确保国家安全统一。

让人民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司法的温暖、方便、公正、高效。

保障人民群众对执法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积极进行制度、体制、机制、方法创新,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政法干部队伍。

各级党委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加强和改善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按照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健全治安防控体系。

政法机关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增强政权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

实现由单一的行政手段向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教育等手段的转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最彻底的人民性、最普遍的公平性、最有效的协调性。

领导干部要做勤于学习、执法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敢抓敢管、廉政勤政的表率。

努力在执法思想、执法实践、执法作风等各方面真正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为重点,确保政法队伍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

实现由党委、政府包办一切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转变。

坚决监督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量刑畸轻、有罪判无罪等执法不严、放纵犯罪的问题。

要坚持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引政法工作。

政法战线要切实担负起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人民权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首要政治任务。

政法机关一定要最大限度地扩大和落实警务、检务、审务、狱(所)务公开,最大限度地让执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自觉强化调解意识,整合调解力量,扩展调解范围,创新调解方法,特别要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协调机制。

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政法工作的各个方面,创造出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符合政法工作发展规律的政绩。

使广大干警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廉洁意识,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

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自觉从人民最满意的事情做起,从人民最不满意的问题改起,自觉把人民最期盼、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民生问题作为加强和改进政法工作的切入点、着力点。

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社会关系,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矛盾纠纷,善于运用法律手段预防打击犯罪维护秩序。

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执法为民,维护人民权益,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又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原则;既是社会主义法律的根本标志,又是政法工作的目标追求。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指导思想、思维方式、实际行动上实现新的转变,真正以科学的理念、和谐的方法,从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来谋划、改进政法工作。

更加注重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组织新进政法机关的干警以及长期在机关工作的干警到基层一线摸爬滚打,使他们真正了解群众的疾苦、掌握群众的心理、增进对群众的感情,学会与群众打交道、交朋友,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实际本领。

政法机关领导干部一定要做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的表率,一定要做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表率,一定要做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表率,一定要做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表率,一定要做严于律己、廉政勤政的表率,一定要做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的表率。

政法机关必须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感情认同,真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伟大旗帜来高举、作为正确道路来坚持、作为科学理论来运用、作为共同理想来追求,从而为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精辟分析了政法工作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深刻阐明了政法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阐明了政法工作的性质、职责和重大任务,深刻阐明了全面把握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强和改进政法工作总的要求和重点工作,深刻阐明了加强和改善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重大意义和重大措施。

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就是干警最应该去的地方,人民最需要办的事情就是干警应该全力去做的事情,人民最反感的问题就是干警应该全力整改的问题,决不能让普通群众受到伤害,决不能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决不能使法庭成为单纯的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决不能对群众的报警求助置之不理,决不能向群众谋取部门和个人利益。

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全部取消。

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

着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

增强国有经济活动力、控制力、影响力。

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

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

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必须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道理、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

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低排放、低能耗、高效率、高知识密度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当代发展的基本趋势。

深刻认识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确保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确落实到侦查破案、批捕起诉、定罪量刑、监管改造等各个执法环节。

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不同的利益诉求不仅会在干部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来,也会在不同地方、不同领域、不同部门表现出来。

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二○二○年比二 ○○○年翻两番。

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

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

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

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引入一种新的关系、新的体制、新的机制。

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实践性和针对性。

争创一流业绩、提供一流服务、建设一流队伍。

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战。

"三老四严"精神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精神。

向人民学习,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和本领。

这个浪潮涉及国家之广泛、涉及领域之全面、持续时间之长久,都具有标志性的时代意义。

实现人口再生产从"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

奥运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盛会,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盛会,是中国被世界接纳的盛会,是中国与世界融合的盛会。

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

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

我们理解、信赖、关心台湾同胞。

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

尽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

中国决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

焕发自强不息、奋力拼搏、改革创新精神。

适应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

发展党内民主是多层次、多方面、多途径的。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考核、评价和使用干部。

不断推进党建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使各级党组织不断提高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选拔干部。

防止和克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的现象。

这是我们党励精图治、探索真理、开拓进取的结果。

我们将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

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

努力做到亲民有真感情,爱民有真措施,利民有真成效。

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

我们党关于党的建设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很多。

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

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

明确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各项部署。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

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

建设起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

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承前启后、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30年来我们党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党员、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新和方法创新。

提出在革命化的前提下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深入思考关系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

从1983年起用3年时间对党的思想、作风和组织进行了一次全面整顿。

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的情况下适应新要求、学习新知识、锻炼新本领。

明确提出党委抓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

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我们党是靠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起家,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

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

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在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上取得新进展。

列宁认为党内民主、高度集中加上铁的纪律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基础。

这30年党的建设是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我们党确立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

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全国必须保持高度一致。

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

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增强学习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有效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消极腐败现象对党的肌体的侵蚀。

所有这些,引起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

在党政分开、下放权力、精简机构、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采取了若干改革措施。

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停滞、永不僵化,成为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

明确提出要在实践中特别是环境艰苦、矛盾集中、困难突出的地方锻炼和培养干部。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

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

把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构成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艰苦奋斗、锐意进取,才奠定了中国今天的局面。

使党的建设工作在历史的比较、国际的观察、现实的把握中开阔了视野、深化了认识、提高了水平。

党的基层组织担负着凝聚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的重要责任。

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大团结。

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核心价值。

恢复了我们党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

我们对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充满信心。

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认真解决党组织和党员队伍中存在的思想混乱、组织涣散、作风不正、纪律松弛等突出问题并取得明显成效。

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开展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

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牢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之间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

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不畏艰险、勇挑重担、舍生忘死、冲在前面,充分展示了新时期共产党人的优良品格和时代风范。

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这30年是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被越来越多的党员和群众所学习、所接受、所掌握、所运用,理论成果变为巨大物质力量的时期。

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要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要在党内生活中讲党性,讲原则,弘扬正气,反对歪风。

真正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凡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凡是对维护台海和平有利的事情,凡是对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好。

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

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认真做好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中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

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

任何一个政党,无论实力多强、资格多老、执政时间多长,如果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保守僵化、不思进取,其创造力就会衰竭,生命力就要停止。

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

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相互衔接、相互贯通,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明确提出要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用人原则,坚持任人唯贤、公道正派的用人路线,坚持注重品行、科学发展、崇尚实干、重视基层、鼓励创新、群众公认的用人导向。

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二○二○年的奋斗目标。

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我们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就要引导和确保全党同志坚定不移地沿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探索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拓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的、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由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21世纪的,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继续推向前进的。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

健全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回避、交流制度。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我们党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

我们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

祝全校教职员工教学、科研、管理取得新进步!

祝全体学员在党校期间学习好、生活好、身体好。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

我国同主要大国加强了对话,增进了信任,扩大了合作。

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决心、勇气和意志。

确立'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

不断以新的举措、新的经验、新的认识和新的成效推进党的建设。

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

帮助广大党员和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进一步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以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为目标,不断推进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扎实工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

努力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把党建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把党建成果转化为发展成果。

本届政府把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推进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作为政府工作的三项基本准则。

以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使命感和紧迫感,更加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地做好政府各项工作。

30年党的建设在开拓创新、求真务实中与时俱进,取得的成绩和进步是多方面的、有目共睹的。

从严治党中必须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切实做到高举旗帜、求真务实、把握主线、全面推进。

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风险挑战,共同推进人类和平。

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党中央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

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群众支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驾驭全局、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国各族人民奋发进取、共同努力的结果。

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

要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努力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只有坚持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我们的各项事业才能获得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

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

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一些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相互推诿,办事效率低下;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服务意识不强,素质不高;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不健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弄虚作假、奢侈浪费和腐败现象比较严重。

按照中央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和一靠教育、二靠制度的要求,各级党委在解决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效。

广大党员和干部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总起来说,这五年,是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的五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和人民得到更多实惠的五年,是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显著提高的五年,是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更加紧密的五年。

30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世界、指导实践,坚持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人民群众的生动创造中总结经验、吸取营养,努力使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增强主动性、富于创造性。

向全国各族人民,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感谢!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以及广大侨胞,表示诚挚的感谢!向世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国际友人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理解和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要求全党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坚决改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

加快完善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

全部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

加强电力、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

鼓励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产品出口。

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

继续推动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

金融、商业、电信等服务业开放不断扩大。

注重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及时性和有效性。

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取得突破性进展。

严格执行生产许可、强制认证、注册备案制度。

做好政策性关闭破产和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

认真落实支持生猪、奶业、油料发展的政策措施。

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增加对薄弱环节、改善民生、深化改革等方面的支出。

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

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

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实施一系列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体育交流的措施。

综合运用税收、信贷、土地等手段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

依法打击串通涨价、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违法违规行为。

加强农村饮水、道路、电网、通信、文化等基础设施建设。

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

建立创业板市场,加快发展债券市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

抓好教育收费、医药价格、农资价格及涉农收费的监督检查。

建立节能减排指标体系、监测体系、考核体系和目标责任制。

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

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落实电力、钢铁、水泥、煤炭、造纸等行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计划。

严厉打击了制假售假、非法传销、商业欺诈、盗版侵权等违法犯罪活动。

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

采取多种方式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强化基金监管,确保基金安全,实现保值增值。

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

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

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

努力解决土地征收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环境保护等方面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

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把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作为首要任务,在制度、政策和投入方面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要一代一代人持之以恒地进行下去,让我们的祖国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

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增加税收和活跃市场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进一步加强内地与两个特别行政区在经贸、环保、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并不断发展。

今年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

坚持稳中求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坚持好字优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改革开放,注重推进制度建设和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来源:网络

多民族国家的多元与认同之道――印度与南斯拉夫的比较

作者:秦晖
原载《南方都市报》 2010-7-11

另参看拙文"《格列佛游记里》的党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663200100enrl.html

在多民族联邦和政治体制的关系上,有两个非常有趣的比较对象印度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国家民族、宗教、语言、文化构成都极为复杂,而且都有个特点,就是没有具有明显优势的"主体民族",中国的汉族占90%以上,但是它们都没有这样的主体民族,而且历史上一直缺乏对于统一国家的认同。近代受外部世界,尤其是外部列强的影响很大,印度原来是英属的殖民地,南斯拉夫这一块地方原来是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领地。这两个国家建国之后实行的都是联邦制,尤其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国家在国际上走得也很近,都标榜既不依附于美国、也不依附于苏联,都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尼赫鲁和铁托被认为是不结盟的两大代表人物。

虽然两个国家都是联邦制,但南斯拉夫实行的是列宁式的联邦,印度是宪政民主制的联邦。几十年发展下来,两国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印度当然问题很多,但国家认同一直都在不断加强,现在已经成为新兴的金砖国家。而南斯拉夫虽然在铁托时代曾经有过一度的辉煌,但铁托以后就越来越混乱,上世纪90年代就走向解体了。

对这两个国家,许多人有不少误解。对印度最大的误解是由于它是宪政民主制度,所以搞得国内乱糟糟的,尤其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解决不好。可是不看别的,就看现在的印度和民主化之前的印度,乃至现在的印度和周边不那么民主的其他邻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等,这些国家的民族、文化构成比印度简单,但国家认同与政治稳定问题却比印度要严重。现在人们说印度的什么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那是很复杂,但印度不同于中国,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候是统一的,而印度从笈多王朝解体后就没有由本土居民建立的统一国家,而民主制度下这样的国家已经存在了70年,这在印度1000多年的历史上已经是空前伟大的奇迹了。

对于南斯拉夫也有两大误解,一个是我们通常都认为铁托搞的那一套社会主义模式,要比苏联更开明、更宽松,因此往往认为它在民族问题上应该也是一个异端,但我认为虽然铁托在很多问题上有独创,在民族问题上他却是非常列宁主义的。

南斯拉夫的列宁主义联邦

南斯拉夫根据的是列宁的民族理论,这个理论的要点在于它强调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大民族和小民族都必须有同等的发言权,但是请注意,这个同等的发言权都必须由各民族的共产党人来表达,也就是说各民族的共产党人有发言权,但是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非共产党人都没有发言权。他承认民族平等,但是绝不承认左右平等,或者说绝不承认阶级的平等。在每一个民族内他都是要搞专政的,要搞无产阶级专政,在每一个民族内都镇压一部分人、扶植一部分人,而且这个手段都是非民主的。

每一个民族内出现分野,这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能够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多民族国家里每一个民族都各自一元化,这不是好事。每一个民族中出现分野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比如说美国,白人、黑人中都分成共和党、民主党,这可以说是黑白矛盾被淡化非常重要的前提,但是列宁式民族理论却用一些人镇压另一些人的手段取消这种分野。

和斯大林闹翻之后,由于要争取西方支援,也由于要在国内赢得支持,铁托有很大的独创,搞了自治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要比苏联自由、宽松,但有一点他仍然坚持,那就是坚持不准比他右的人存在,也不准有比他更左的人存在。

但是这样一个绝不讲左右多元的国家,却很乐于强调民族多元。铁托容不得比他左的,也容不得比他右的,但是他却对族群的多元化极度宽松,甚至可以说是鼓励。他不仅允许非塞尔维亚各族保持自己的认同,甚至将塞尔维亚也分成了几个部分,成立了一堆共和国,但前提是这些共和国都是南斯拉夫共盟的专政,所有这些共和国都不准有左右的分野,但同时铁托又非常强调民族平等,强调各共和国的共盟都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他不允许各共和国的共盟有政治的个性,你如果要比他左或者是右都不允许,但是他允许你有民族的个性。比如他提倡的波黑穆斯林不认同塞尔维亚,这个是很奇怪的,共盟是一个无神论者的政党,但是共盟建立了一个民族叫做穆斯林族,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结果有人就说,整个南斯拉夫联邦其实像一个多党制的国家,共和国自治省的共盟各有特点,加起来有8个党,不过这8个党和西方的多党制完全不是一回事,这8个党并不是左右之分,而是族群之分。有人说这个多党制就造成了南斯拉夫的分裂,可大家要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左右的多党制国家都可以维持统一,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族群多党制",恰恰就要了南斯拉夫联邦的命。

铁托本人是终身总统,从1945年一直到他死,一直都是他掌权,但是铁托生前就说,他死之后南斯拉夫要实行各民族平等的集体领导,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主席,南斯拉夫的党就是南共联盟的主席,都必须由8个共盟轮流坐庄,但是每一个坐庄都不是民主选举的,而是由党组织安排了一个民族平等的格局,我们每一个民族都是平等的。老实说左右派的政党轮替通常不会影响国家的凝聚力,而南斯拉夫的这种各族轮流坐庄的制度,最后不仅是联邦凝聚不了,连一个松散的邦联都维持不下去,最终大家反目成仇。

印度的宪政民主联邦

印度也是联邦,但印度这个联邦的建构原则和南斯拉夫相反,应该说印度的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文化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南斯拉夫,国家认同的基础比南斯拉夫还要薄弱。而且就它的优势民族、主体民族缺位这一点而言,它也要比南斯拉夫更明显。南斯拉夫不管怎么样还有一个塞尔维亚族,而印度、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印地族、乌尔都族这是没有的,只不过有一些讲这种话的人而已,讲这种话的人本来也是来自各族的。

我们现在觉得印度有种族矛盾、种族冲突,其实印度在建国之初才真是非常恐怖。印巴分治造成了100多万人的死亡,印度的历届领导人几乎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非正常死亡的,除了尼赫鲁和夏斯特里是病死的,三个甘地都是被民族/宗教极端分子暗杀的,但70年过去,印度的国家认同可以说是越来越稳固,民族冲突是有,但是应该说是越来越淡化了,而不是越来越激化了。

印度和南斯拉夫相反的是,印度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宪政民主基础上的左右分野的多党制,所有的各主要政党都是超越民族的。这些党都不是按照民族分的,而是按照政见来分的,有左派也有右派,尽管实际上这些党往往有固定的族群基础,也就是说实际上某一个党还是更多地得到某些族群的支持。

我这里分析一个党,印共(马)。印共(马)的选民主要集中在两个族群,孟加拉人和马拉亚拉姆人,它在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马拉亚拉姆人为主)已分别执政32年与25年,在孟加拉人居多的特里普拉邦也执政很久,但除了这三个"红邦",它在其他各邦几乎毫无影响。仅以2009年选举为例,在这年印度国会人民院该党获得的16席除1席外全部来自这三邦,在全印各邦议会中的印共(马)总共拥有293个席位,但三个红邦就集中了275席,其余32个邦(区)总共只有18席。

与此相仿,马哈拉施特拉、哈里亚纳等邦几乎从来都是国大党的天下,而古吉拉特邦则是人民党长期占有优势。可以想象,如果这些党都是以族群认同为依归,他们长期控制的邦与其他邦可能早就分道扬镳了。然而印度这些党都是以制度理念而不是以族群特性作为依归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印共(马)尽管在"红色三邦"之外影响其实很小,但是它的党中央一直设在德里,它的理想是取得全国多数的支持,以便将它在红邦的实践推向全国,在印度实现社会主义,而不会想去搞什么西孟加拉的独立或者是喀拉拉的独立。

印巴分治之后,东西两个孟加拉都曾有独立的情绪,东边的孟加拉最后真的独立成为了孟加拉国。而西部的孟加拉,其实也不是没有独立的思潮,但是长期执政的印共(马)偏偏是一个非常反对民族主义的政党,它在宪政民主体制下是全印左翼反对派的代表,而不是孟加拉人的代表,它并不想代表孟加拉人说话,它要代表全印度的穷人说话,它将自己定义为印度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代表。印共(马)大部分的党员、选民、国会议员和各邦议员都是孟加拉人,但印共(马)自从成立以后到现在,历任的总书记没有一个是孟加拉人。

今天的印度的国家凝聚靠什么呢?不是靠印度教,历史上向有"只有印度教没有印度国"之说,印度教可以建立文化认同,但很难建立国家认同。今天印度各民族在什么问题上可以达成一致呢?他们哪怕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不能达成一致,但至少一个问题上可以达成一致,那就是印度应该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无论哪一个民族,也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你想在全印度执政,你就要坚持这一条。

印度这个国家矛盾很大,印共(马)掌权的西孟加拉邦与中央政府也有很严重的矛盾,曾经几次发生过暴力事件,出现过紧急状态。但是这些矛盾都是印度公民中的左右冲突,哪怕你是打起内战来,那也相当于中国的国共内战,双方都还是承认一个中国的。他们也是一样,这并不是孟加拉人与其他民族的民族冲突,今天德里的统治者也将印共(马)看做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整天盘算着怎么遏制印共(马)的势力,但是他们从来就不担心西孟加拉邦有什么独立的问题。而且我们知道,在印共(马)执政的30多年里,西孟加拉邦的民族融合与孟加拉人的印度意识或者说国家认同,其实是明显加强了。

真正的民族平等必须走民主的道路

真正的民族平等必须是在民主条件下体现出来的,大家知道美国很早就有了黑人官员,甚至是高官。前国务卿赖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都是黑人,但研究种族关系的人并不认为这是种族平等的一大突破。道理很简单,不管是国务卿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那都是任命的,总统任命了一个黑人最多只代表了总统的开明,不能反映白人的开明,其实这就相当于在南斯拉夫,铁托规定各民族要轮流坐庄,但是你只能说这是铁托的开明,这并不是塞尔维亚人的开明,当然铁托不是塞尔维亚人而是克罗地亚人,但这也不是克罗地亚人的开明,其他民族也不会因为这一点而感谢塞尔维亚人或者克罗地亚人。

像美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每几年一次的竞选就是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洗礼,每一次的竞选就使得每一个党的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成员要搞一次大团结,你不搞大团结你就赢不了。

我觉得承认阶级分野是可以的,阶级可以有矛盾,可以有斗争,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存在左派、右派,但是你左派、右派无需互相消灭。南斯拉夫按照列宁主义的民族问题理论来建构国家,本来这种理论并不是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比如说我认为用阶级矛盾"替代"民族矛盾就很高明,而且老实说西方、印度也是这样,用阶级矛盾来淡化民族矛盾,用左右分野来化解民族分野,这应该是很高明的。但本来这个高明就高明在阶级矛盾比较容易妥协、合作,事实上也比较容易实现。相对而言,劳资合作总比"阿以合作"容易得多、工会与商会达成协议总比犹太教徒与穆斯林达成协议容易得多吧?可是列宁体制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它将本来是容易妥协和合作的一种矛盾人为地激化为你死我活、谁战胜谁。这种理论在利益关系上把劳资对立刻意激化成"阿以对立",在观念问题上像旧时宗教战争中"基督徒战胜穆斯林"那样去镇压"资产阶级思想"。结果搞得任何一个民族中都有人被伤害,任何一个民族都积累了不满的情绪。但是在存在着民族矛盾的情况下,这种不满又容易被转嫁到两个民族之间。于是就导致了越这样搞这个国家就越是离心倾向严重。

其实阶级的分野或者说左右的分野,一般来说是不会分裂国家的,为什么呢?

左右的分野和阶级的分野都是可变的,一个左派选民下一次大选可能就改变主意,成为右派的选民。但是一个民族的人怎么也不可能变成一个民族,这个认同是固定的,所以一个少数党如果对他的政治理念有信心,比如说我信社会主义,哪怕我现在是少数派,但是我相信将来有可能成为多数派,但如果是一个少数民族,你相信将来会成为多数民族吗?不可能,除非你独立。所以如果这个国家的政治一旦变成是以民族来分野,问题就很大了。

第二,左中右的分野是理性的,有理可讲的,可以和大家的实际利益挂钩。比如说我是左派,我主张福利国家,我可以讲福利国家可以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保障。我是右派,我主张自由竞争,我也可以讲福利国家不好,自由竞争可以提高经济活力等等。这些话都可以进行理性的分析,左派、右派各有利弊,利弊也容易讲得清楚。但是不同的民族认同你怎么解释呢?民族认同说透了,就是一种感情,这就像我爱我的母亲,那是因为我母亲比别的母亲更漂亮、更有钱、更聪明、更能干吗?当然不是,而就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能够向别人介绍说我的母亲多么伟大,所以你们也来认她为母吧,这是做不到的。

天底下不存在着一元化的东西,但是如果真的要讲多元化,在一个多民族国家
"左右多元化"是最能够淡化民族认同的多元化的,因此也有利于促进民族和睦与国家统一。承认左右多元化的印度国家认同越来越巩固,而不允许左右多元化却突出民族认同多元化的南斯拉夫却解体了,这不令人深思吗?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左右多元化"是最能够淡化民族认同的多元化的,因此也有利于促进民族和睦与国家统一。承认左右多元化的印度国家认同越来越巩固,而不允许左右多元化却突出民族认同多元化的南斯拉夫却解体了,这不令人深思吗?

嘉宾简介
秦晖,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记录人:孙俊彬

唐骏入主蒙牛是他当前的最佳选择

风传唐骏因"学历门"要在新华都辞职,这位名声已臭的前"打工皇帝"接下来要怎么混,成为一个疑问。不过在我看来,唐骏至少有一个地方可去,这个地方充满了和他一样的"野鸡大学"镀金者,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唐骏在这里一定能如鱼得水,混得不亦乐乎。这个地方就是大名鼎鼎的蒙牛集团。

在唐骏"学历门"闹出来后,蒙牛发了一个公告,称其公司执行董事丁圣仅在南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进修,并非毕业于该校,也未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纠正了09年报中关于丁学历的描述。一时间,有人认为蒙牛敢于认错,值得赞扬,但真的是这么回事么?其实只要想想就明白,蒙牛在唐骏"学历门"才后发出公告,明显是为了避免成为矛头所指,如果没有这次的"学历门",蒙牛会自我清查发出这样的公告么?所以所谓丁圣澄清公告,只是一个挡箭牌而已。

这个挡箭牌,挡住的是目前学历打假的浪潮,更是要用来挡住更多的蒙牛高管假学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挡箭牌又可称为"遮羞布"。在网上搜下很容易就能发现,蒙牛现在的总裁杨文俊,同样也持有假学历,不过这个假学历早就被拆穿,只是杨文俊一没有唐骏高调,二没有方舟子这样的知名人士来打架,所以影响没那么大而已:

2010年4月,蒙牛执行董事兼总裁杨文俊的学历被独立股评人David
Webb"起底"。蒙牛的招股书和2008年年报写明杨文俊持有Barrington
University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不过,Webb发现该大学只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奥拉巴马州的留言、秘书及簿记服务流动电话公司。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家"大学"甚至算不上"野鸡大学",因为野鸡大学至少还有大学的一些特征,而Barrington
University的性质,大家一看即明:原来就是个办证的!

所以现在蒙牛抛出所谓丁圣学历澄清公告,无非"丢卒保车",牺牲丁圣,给蒙牛营造一个勇于认错的形象,从而让杨文俊这样的"大鱼"避开目前的打假浪潮。除了丁圣和杨文俊,蒙牛高层里是否还有更多假学历的持有者?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对于唐骏的"学历门",现在争议很大,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就是不管学历还是能力,诚信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一个人在自己的出身上造假,这就证明了他不是一个事事讲究诚信的人。蒙牛作为一个企业,近年来负面不断,奶粉风波、OMP事件、陕西蛋奶工程放倒数百学生……联想到蒙牛高层里的这些假学历,我们不该想到点什么吗?

作为身居高位的公众人物,不讲诚信就是欺骗大众,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名人简历造假已经涉及民事欺诈。无论名人在此种情况下是否属于故意,如果消费者认为自己因此受到损害,提出赔偿诉请,人民法院在考量双方证据后就可以做出由实施欺诈的名人承担法律责任的判决。又据说上市公司的高管学历造假的事要发生在美国,嗅觉特好的律师们肯定已经登出广告,征集和受理相关股东委托,准备向相关公司发难,结果必然是拿着麻袋装钱,造假者必输。不过根据以往国内某些企业的强大公关能力表现,我们只能说,这事可能只会不了了之,欺诈者仍然身居高位,丝毫得不到应有的制裁。

从这个意义上说,蒙牛实在太适合唐骏了。因为这里不仅他的同道扎堆,更会给他们提供贴心的保护。正所谓"不畏打假起风潮,只缘身在蒙牛中"啊!

来源:http://282087222.qzone.qq.com/blog/1279079561

失序的稳定:中国的政权为什么有力量

作者:[美]安德鲁・瓦尔德 著
译者:张文成 译

摘要:政治不稳的预兆并不像有些人声称的那样严重。在一个大规模转型的社会中,在一个政权比经济改革头十年还稳定、民众支持比那时还多的情况下,它们是经济冲突的症状。中国的政治变革仍然是一个漫长的事情,推动这种变革的力量与20年前颠覆众多经济上停滞不前并且失去合法性的共产党政权的力量根本不同.

美刊《当代历史》2009年9月号刊登了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德鲁・瓦尔德题为《失序的稳定:中国的政权为什么有力量》的文章。文章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10年与后20年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最近20年的发展已经使现在的中国具有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渐进经济改革战略已经取得成效,整个政治发展轨迹非常有利,中国青年人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发展方向的看法高度一致。而这些特点正是保证中国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得以保持政治稳定的重要原因。文章内容如下。

中国的经济记录引人瞩目,这里毋需多言。但是过去十年来在经济问题上出现的抗议浪潮和最近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骚乱事件,促使一些人认为,这个政权也许正在进入一个高度不稳定的时期,一个2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政治秩序稳定的时期也许将要结束。

毫无疑问,当今中国是一个相对有争议的社会,这个国家似乎过分注意维持政治秩序。中国的核心政治制度改革与30年前经济改革开始时基本上一样,确实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然而,与其改革头十年时相对吵吵闹闹、四分五裂的状况相比,中国的整个政治形势对这个政权更有利了。

当然,20年前的中国处境非常糟糕。这个国家在国际上陷入了孤立,经济急剧衰退长达数年之久。

尤其从四个方面来讲,今天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

第一,中国的渐进经济改革战略已经取得了成效,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而在80年代期间,这个战略能否成功还根本不清楚,至少在农业领域之外是如此。

第二,考虑到很多后共产主义国家出现的严重问题,中国的整个政治发展轨迹现在看上去非常有利。而80年代末,与开始政治改革的其他共产主义政权相比,中国的政权看上去既僵化又缺少进步。

第三,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人现在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有时表现出一种防御性爱国主义。而20年前更为常见的是对共产党制度合法性的严重质疑。

最后,今天的中国党的领导人对国家发展方向的看法高度一致。而整个80年代,他们在经济改革和政治自由化问题上存在严重分裂。

一、不确定的时期

我们现在对中国的经济崛起已经习以为常,几乎忘记了中国在经济改革头十年期间所存在的对改革前景的严重怀疑。到80年代结束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还没有超出农业领域,当时这个国家只是通过放弃苏联式的农业集体制度就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最初成就。农民收入迅速增加,城市农产品供应也随之迅速增加。此时中国农业改革是社会主义世界中最激进的。然而,当时普遍认为,这也是最容易的部分,而且只是第一步。

最棘手的改革任务还需要有效地加以解决――这就是如何改革庞大的效率低下的国有工业部门。显然,工业企业需要裁员、重组并置于真正的竞争压力之下,但是这会使国家失去对重要经济部门的控制。而且由于裁员有违社会主义主要原则,这样做会引起社会动荡并在政治上遭到反对。在整个80年代,还不清楚党的领导人是否能凝聚起政治力量进行这种史无前例的改革;如果他们真的进行尝试,也不清楚中共是否能经受起可能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

还有充满危险的价格改革问题。在一个短缺经济中,放开消费和生产价格可能造成实际通货膨胀迅速上升,而且通胀对稳定的破坏性影响在1988年和
1989年初的中国城市里已经明显可见。正如中国的领导人痛苦地意识到的那样,80年代开始时波兰消费价格的飞涨导致了团结工会运动。我们应当记得历史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试图在这种时刻转向市场导向型经济,人们也不清楚这样做是否有利,执政的共产党能否经受住这种转变。

人们也很容易忘记,8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发展轨迹似乎远远落后于苏联集团的进步改革,这让许多学生、知识分子、思想开明的党员恼火。1988
年,在波兰、匈牙利,最重要的是苏联,出版自由、民主化甚至竞争性选举的趋势已经清晰可见。而在中国城市里甚至党和政府里,许多人目睹着这些发展,充满嫉妒。

我们也应当记得,此时,东南亚的邻国正在摆脱长期的独裁统治:1986年是菲律宾,1987年是韩国。当时,在中国的很多人看来,这个国家的政治安排看起来越来越落后于时代,运作混乱,而且与党的领导人表面上追求市场导向型经济快速增长的努力不协调。

二、躁动的年轻人

80年代的另一个特点,是很多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看什么都不顺眼。那十年伊始,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任危机"。大学校园里弥漫着自由主义的怀疑气氛,弥漫着对民主哲学和西方文明制度的好奇。20―30岁的一代中国人只受过断断续续的教育,其中很多人在农村经历了"上山下乡"生活,他们充满怀疑和造反精神。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加入到普遍的骚动之中。

这是一个正在从文化大革命的恐惧中恢复过来的社会,还在探索那场漫长的民族灾难的根源。当时,很多人对党的显而易见的自我辩护持不同意见――党认为这场灾难是一小撮被斥责为"四人帮"的坏领导造成的。很多人确信,中国民族灾难的根子在于其一元化的政治制度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最后,80年代的中国领导人在经济改革和政治自由化问题上陷入深刻而常常是非常严重的分裂。很多领导人把经济改革视为对政权的威胁和对社会主义基本信条的违反。这些保守派人士不理解中国为什么就不能简单地转向在苏联启发下搞的那套新型计划办法――这套办法在50年代、在毛泽东轻率的极端主义做法把一切都搞乱之前还是相当有效的。而领导层中的改革者推进政治自由化和开放的尝试在党的最高层导致了派别斗争。

这种经常调整的结果是政策突变,例如在强调放开和改革之后,批判和收紧接踵而至。党的领导人邓小平在对立的两派之间居间调停,一会儿站在这派一边,一会儿站在那派一边,希望引导分裂的领导层走中间路线,把市场改革牢牢地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这些冲突都暴露在那些政治上觉醒的青年人、知识分子和党员面前。

三、真正的风暴

中国80年代长期存在的上述四个特征在1989年春天交织在一起,酿成了一场政治危机――这场危机可以被比喻为一场真正的风暴。80年代看什么都不顺眼的青年文化在四、五月份的学生抗议活动中充分表现出来。

学生们所采用的言辞和象征表明他们对西方民主模式非常熟悉,而且对这些模式的功效及其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的潜能表现出几乎是幼稚的信任。学生们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中国正在落后于世界民主趋势,他们希望能在更加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方向上影响领导人中的政治平衡。

知识分子、记者、报刊编辑甚至政府官员最终对天安门广场上演的一幕作出了同情性的回应。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对政治自由化的停滞感到沮丧。他们加入到抗议队伍中,呼吁政府与学生领袖和平对话,很多人还要求出版自由以及其他民主权利。他们知道出版自由在波兰、匈牙利甚至苏联已经广泛实现,竞争性选举已经被提上这些国家的日程,他们认为中国理所当然地应当与这些世界潮流保持一致。

抗议学生反映了广大民众对经济改革对城市生活的影响的担忧。官方的通货膨胀率在1988年和1989年初超过了25%,随着价格马上放开的谣传的扩散,出现了抢购风。人员臃肿的城市企业小心翼翼地裁减工人的第一批尝试也造成了忧虑,党政官员的腐败行为和追求特权的现象的明显增加激起了愤怒,随着学生高呼要求公开、对话和铲除官员腐败的口号,这些担忧得到了强烈的共鸣。

四、中国的"里根"一代

如果与20年前相比,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不同的中国。看什么都不顺眼的青年文化已成为过去,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后遗症已经过了两代人。现在,党员身份在年轻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动的人中间流行。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党员身份是打开更大机会大门的另一张介绍信。在政府中工作常常更受青睐,而在中国大规模的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中工作则风险较大。如果说看什么都不顺眼的中国80年代在很多地方与美国"60年代"相似,那么目前的一代中国青年人在很多方面与美国80年代的"里根一代"相似。

今天的中国年轻人非常务实,追求职业发展,爱国,这些特点在80年代的年轻人身上很少看到。大多数青年人出生在1989年事件之后,对那些年里的冲突了解有限甚至不感兴趣。过去十年来,他们在政治上非常活跃,但主要表现在抗议有偏见的日本教科书、北约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轰炸、对东海上狭小的钓鱼岛的国家主权要求,或外国政府和媒体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对中国处理西藏事件的批评。这是感到中国崛起和与之而来的民族自豪感的一代人。

五、稳定的力量

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其他城里人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轨迹与其前社会主义同伴相比不再是不利的了。而在80年代末,社会主义世界处在民主制度戏剧般的突破有望取得胜利的边缘,而中国领导人思想迂腐,犹豫不决,不敢冒险。过去20年的转变促成了一种比较清醒的现实主义。

在世界上的30多个后共产主义政权中,不足一半现在是稳定的多党民主国家。除蒙古之外,这些成功的社会都是民族单一的小国,地处欧盟的东部边缘。其他国家要么还是严厉的独裁政权,要么还是严重腐败的不自由的政权,它们推进民主的尝试大多都落空了。在有些情况下,民主化尝试导致了民族国家的瓦解:苏联和南斯拉夫是主要例子。在另一些情况下,转轨引发了民族主义暴力或内战。

而且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在政治革命过程中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尝试引起了将近十年的严重萧条。很多经济体包括俄罗斯直到最近才走出困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组国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现迄今最大最持久增长的两个国家仍然实行共产党统治,即中国和越南。

现在,在政治稳定与经济社会进步之间保持平衡的观点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80年代。将多党民主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的热情已经过去,它已经被一种对向不同政治体制跃进的潜在成本的比较清醒的认识所取代。

中国自90年代以来迅速而没有通胀的经济发展记录今天已众所周知。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渐进改革战略最大障碍的因素现在已经成为过去。中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系统地缩小和改组了其臃肿的国有部门,后者1997年雇用了1.1亿人,现在还不到6000万人。

在重组过程中,4000万固定雇员下岗或退休,这确实引发了抗议浪潮,但裁减现在已经结束。中国领导人不仅能集中政治意志做很多观察家在80年代初还认为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他们还经受了各种风雨考验,而且相对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影响。

六、一种一致的看法

80年代国家领导人之间曾经存在的严重分歧今天几乎荡然无存。现在,中国领导人在国家发展模式上高度一致,这个模式将一党统治和有限政治自由化与市场改革、渐进私有化和深度参与国际经济的国家主义观点结合在一起。

天安门事件和共产主义政权随后在全球的瓦解,反而强化了这种团结感。确实,现在在上层几乎找不到80年代那种严重的政策分歧,80年代那种政策逆转和走走停停的模式已经有十多年看不到了。这是一个更加充满信心、更加团结的国家领导集体,但他们仍然对确保政治秩序非常谨慎。

七、今天的抗议

过去10―15年影响中国的抗议浪潮已经大不相同。它们很少集中在最大的城市。大学生、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和知识分子都不积极参加。大学生走上街头通常是而且主要是为了表达爱国情绪和对外国势力的愤怒。由于企业裁员而引发的蓝领工人抗议浪潮也不集中在大城市,相反,它们分散在全国各地,集中在衰落的"夕阳工业区"(rust
belt)――以50年代的苏式工厂、内地三线企业或东北地区为中心。农民抗议同样普遍,主要分散在偏远地区和城郊农村。

这些抗议主要是由地方经济问题引起的:例如在国有企业重组或出售过程中不给下岗工人支付已经答应的补偿金或养老金;乡镇政府向农民征收的税费太多;为了工商业开发项目不公正地征用农民或城市居民的土地。

这些抗议的矛头指向地方官员,它们引用国家法律,指责地方政府腐败或渎职。抗议活动领导人把上级政府作为解决问题的救星,他们抗议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公平执法,他们声称这些法律遭到粗暴的践踏。在这些斗争中,寻找上级政府帮助是共同现象。

八、不可避免的纠纷

地方抗议活动猛增,据报道,2005年发生了8万起。这些抗议活动是中国社会经济过去20年深刻变化的结果。在集体经济时期,村干部控制收获,管理土地,分配收入。随着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家庭掌握和经营自己的土地,农村干部不得不通过征收税费为政府活动筹集资金。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征地和土地权利问题上造成冲突,在一个根本没有旨在公平调节这种纠纷的政府征地法律制度的国家,尤其如此。

同样,在过去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就业权利及有关的养老金和津贴是有保障的。当工人在缺乏控制而且常常明显地偏向干部和管理人员的裁员、重组和私有化浪潮中被剥夺权利时,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基本上缺乏成熟的市场经济用几代人时间才建立起来的有助于调节这种冲突的法律框架或工会和政府机构。

在这期间,中国的发展模式迫使全国各地的官员与国营或民营工商企业建立牢固的联盟,这常常使他们成为集体抗议、批评腐败和冲突的目标。

这是一幅与80年代截然不同的政治社会图景。那十年,农民由于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收入增加了,所以农村抗议活动少见。城市工人虽然受到通胀的打击,担心将来下岗,但是他们的工作权利还有保障。80年代的抗议集中在大城市,矛头直指中央政府。今天的抗议分布广泛,但矛头直指地方官员和企业管理人员。

近几个月,西藏和新疆少数民族动乱重新抬头。这些问题虽然很严重,根子很深,但是发生在偏远地区。这些社会动乱给中央政府提出了政策问题,但是它们几乎没有构成80年代集中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所形成的那种政治挑战或政治危机――那时的运动经常威胁到分裂的中国领导层。

九、在司机座位上

有的观察员把目前的大量抗议活动视为政权危机的先兆,似乎抗议活动的数量决定了抗议活动在全国的影响。有时还可以听到这样的推测,即农村的普遍不满对于一个靠农村游击队造反起家的政权不是一个好兆头;有人警告说前国民党政权的命运可能将落到共产党人身上。这是对中国现代历史的清醒反思,但是我们可能记得在农民动员起来形成革命力量之前,中国出现了革命游击队造反、大规模外国入侵和军事占领。

有的观察家把抗议浪潮与中国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联系起来――可以肯定,不平等达到了40年代末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现在常常听到说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诚然,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整个不平等程度上升了,那时国民不平等指标例如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为0.32,与台湾当时的水平相当。到
90年代末,中国的这一指数迅速上升到0.45,而且现在仍然处于这一水平。

不过,说这种水平高得异常是不符合实际的。拉丁美洲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水平也长期很高,而很多非洲国家的基尼系数比中国还高。最近的数据表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在90年代末达到顶点,此后有所降低。不管怎样,不平等本身与政治不满没有直接联系――中国最近的调查表明,公民对当前不平等的感受远不如波兰这样的国家的公民强烈,可后者的收入水平状况比中国好多了。原因在于很多中国公民近年来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而且预期今后还有机会改善。

上述通常被视为显示政治不稳的预兆并不像有些人声称的那样严重。在一个大规模转型的社会中,在一个政权比经济改革头十年还稳定、民众支持比那时还多的情况下,它们是经济冲突的症状。中国的政治变革仍然是一个漫长的事情,推动这种变革的力量与20年前颠覆众多经济上停滞不前并且失去合法性的共产党政权的力量根本不同――那些力量曾经在1989年对中国政权形成了短暂的威胁。

可以肯定,过去30年的改革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冲突。长期采用压制而不是其他措施解决这些冲突的状况可能最终导致民众再次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央。不过,眼下,民众抗议最多只会对中国政府建立新的公正裁判冲突的制度造成压力。

(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张宏良:千古兴亡,亡于一相

历史劫难,血映 红天。千古兴亡,亡于一相。

秦朝亡于宰相赵高;汉朝亡于宰相曹操;隋朝亡于宰相王世充;唐朝亡于宰相朱温;宋朝亡于宰相秦桧等;元朝亡于宰相哈麻;明朝亡于虽无宰相之名却
有宰相之实的魏忠贤;清朝亡于宰相李鸿章。中国封建王朝统一迄今二千多年,所经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八大朝代,竟无一例外地全部亡于宰相。

所以,中国老百姓才会概 括出一条历史铁律:"国之治,宰相贤,国之乱,宰相奸"。宰相成为中国历朝历代兴衰治乱的历史关键。这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一大特点。

中国社会历史的这个特 点,是由宰相作为官权代表的历史地位决定的,是由官权与皇权相分离以及与民权相对立的矛盾性质决定的。在由皇权、官权、民权和洋权所组成的权力结构中,由
于平时洋权被阻挡在国家政治之外,民权则完全融化在皇权之中,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社会矛盾便表现为是官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官家与皇家之间的矛盾。

官权集团对下与民众的矛 盾和对上与皇家的矛盾,在客观上把民众与皇家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家天下"的政治基础,皇家即是天下,天下即是皇家,天下是天子的天下,天子是天下的主
子,皇权成为民众抗衡官权的天然依靠力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民众造反往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历史根源。

即便是反皇帝,也只是反对无道昏
君,以有道明君代替无道昏君,而绝不反对皇权本身。因为在农业社会即定的历史条件下,失去皇权中心的民众比任何时期都更加悲惨。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蒙
古进入中原、满清入关等所有皇权崩溃时期,无一不是十室九空、百里无鸡鸣、千里无人烟的大规模人口灭绝时期。当初蒙古灭宋,被屠杀的汉族人超过百分之七
十;后来满清入关,被屠杀的汉族人又超过百分之七十。期间刚烈血性的汉族人几乎全被杀光,剩下的大多是苟且偷生、媚强欺弱之辈,由此汉奸成为中国最大的历
史特产。

所以,中国老百姓才会义无反顾地选择皇权和维护统一。无论是恪守"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文武阶层,还是奉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一般百姓,
都把天下统一看作是最高道德信条。

老百姓不是不知道诛杀岳飞的并非只是秦桧,还有背后的指使者皇帝赵构,老百姓之所以让秦桧骂名千古而
不提赵构,是因为赵构杀岳飞至少还是为了保住国家(尽管这里实际要保住的仅仅是个人皇权),而秦桧杀岳飞则是为了出卖国家。中国老百姓不仅在杀岳飞
的问题上,能够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甚至在杀自己的问题上同样能够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从宋江、岳飞,到后来的左宗棠以及国民党诸多抗日名
将,这些人几乎无一不是镇压革命和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可是中国老百姓不仅没有记恨他们,还真诚地歌颂他们纪念他们。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民族大义。

中国官权集团在客观上推 动民众聚集到皇权周围的同时,他们自身则自发地聚集到了宰相的周围,因为宰相是官权集团的最高代表,是与皇权相分离的官权集团的政治核心。皇权把天
下看作是家天下,看作是皇家私产,因而在主观上不会祸国卖国,不会形成祸害国家的利益动机;但是官权集团则不同,官权集团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完全是
对立的,完全是此多彼少的利益对立关系,出卖国家利益越多,获取个人利益就越大。在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官权集团平时搜刮百姓,乱时出卖国家;平时与百姓
利益相对立,乱时与国家利益相分离。

由于民众完全处于无权状态,皇权又完全依赖于官权统治,这种民权完全空白、皇权基本虚置的历史状况,
必然造成官权一权独大,不受任何约束。皇权约束官权的唯一手段,就是依靠官权内部的"窝里斗"来实现相互制衡。虽然官权内部的"窝里斗"在客观上起到了巩
固皇权的作用,但是却把"窝里斗"逐步变成了一种民族秉性,摧毁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摧毁了民族的意志力和凝聚力。使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在任何民族冲突
中,都无一例外地成为最软弱的民族。

由于中国所有资源都集中在官权集团手中,而官权集团又是与国家利益相分离相对立的集团。所以,宋代以
后入侵中国的所有外来势力,都不再想方设法去战胜中国的军事、政治和国防力量,而是想方设法去收买中国的官权集团,而收买中国官权集团的最有效方法,就是
收买官权集团的最高代表――宰相。于是,宰相便成为中国兴衰治乱、国家安危的历史关键,便成为历朝历代所有外来入侵势力收买的对象,由此也就形成了"国之
治,宰相贤,国之乱,宰相奸"的历史铁律。

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便常常表现为皇权与官权之间的斗争,国家统一与分裂势力之间的斗争,以及维
护国家利益与出卖国家利益之间的斗争。特别是爱国与卖国之间的斗争,往往都是表现为皇权与官权之间的斗争。每当官权与皇权矛盾激化以及官民之间矛盾激化
时,作为官权最高代表的宰相,就必然会走向历史反面,成为反动势力、分裂势力和卖国势力的政治代表。国家盛衰兴亡的矛盾,自然就集中到宰相身上。这就造成
了中国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的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现象,国家强弱兴亡不是取决于武将和帝王,而是取决于文臣和宰相。从而形成了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的悲剧现
象。

那位自杀殉国的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其雄才大略不亚于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位十七年,励精图治、力挽狂澜。怎奈重振朝纲、复兴国家
的所有宏图大略,尽数被宰相化为泡影。不甘失败的崇祯皇帝,以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大无畏勇气,连续不断地废黜和更换妨碍国家振兴的宰相,十七年间竟
然更换了50多个宰相,不屈的决心和意志可谓是惊心动魄。只可惜,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这位"生于末世运偏消"杰出帝王连同大明王朝一起,最终还是毁在了
宰相代表的官权手中。崇祯皇帝最后在煤山吊死之前不禁悲愤地对天长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叹罢,引颈自戮,一代明主,就此魂飞魄散。

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位宰 相李鸿章,更是把宰相为代表的官权力量祸国卖国的历史作用,推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阶段。被当今中国买办汉奸势力讴歌为近代中国改革开放先驱的李鸿章,打着
改革开放的旗号,把洋务运动变成了洋人瓜分中国的运动,在帮助洋人掠夺中国财富的过程中,积累起了富可敌国的四千万两家族资产,超过大清王朝许多年份国家
一年的财政收入,被当时老百姓讥讽为"宰相合肥天下瘦"。而作为皇权最高代表的慈禧太后,不明白天下权力和资源已尽数落入宰相手中,所谓皇权的统一领导,
只不过仅剩下一副空空皮囊,可她仍然不甘心接受洋务运动已变成洋人瓜分中国的运动这一基本事实,毅然决然对西方列强十多个国家宣战。宣战后慈禧太后才发
现,皇家军队已经变成了国家军队,帝王国家已经变成了宰相国家,李鸿章率领各地政府单独与西方列强签署和平投降协议,慈禧太后竟无一兵一卒对外作战,绝望
之下,只能孤身一人逃亡西安。最后连慈禧太后自己那条老命,还是拜托李鸿章请求洋人同意才得以保留下来。

中国后来的买办汉奸为了给自己保
留后路,却把卖国罪名反手扣在了对外宣战的慈禧太后头上。其实,说皇帝卖国,如同说守财奴散财一样荒谬。可是,中国知识分子居然坚信不疑,不仅自己坚信不
疑,还声嘶力竭地广为宣传,从而使汉奸文化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官僚买办集团豢养的汉奸文人,总是把卖国解释成是制度问题,中国的买办汉奸等极端
右翼势力,可以说是无一例外百分之百地变成了马克思"制度决定论"的拥护者。之所以会出现反马克思主义者疯狂拥护马克思的"制度决定论"这种荒谬情况,其
目的就是为了要掩盖汉奸文化这个真正根源。欧洲二战胜利后,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叛国是什么制度问题,而是坚决诛杀叛国者个人,像以色列、韩国等国家,至今
仍然在追杀惩办历史上的"汉奸",更是无人认为是制度问题。

李鸿章的卖国可谓是空前的登峰造极,不算其割让的广袤土地,仅他亲手签署的对外赔款,就超过当时国
家八年的财政收入总和。期间,李鸿章个人获取了巨大回报,私人资产达到了相当于国家一年财政收入的规模,超过被成为历史巨贪的和�一倍,成为在此之前中国
历史上第一巨贪。李鸿章之所以敢无所顾忌地放手卖国、放手贪腐,是因为李鸿章发现了此前任何宰相都没有发现的一条安全退路――把财产和亲属转移到国
外。正是凭借李鸿章卖国获取的四千万两白银的家产,李鸿章所有后代子女无一例外地云游世界、定居欧美等西方国家,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 是因为李鸿章开辟了老子卖国、儿子出国的买办路线图,后来者才会比李鸿章更加无所顾忌地走上祸国、卖国,乃至最后灭国的罪恶道路。李鸿章也意识到一旦具有
了财产和亲属转移国外这条退路,后来者卖国的程度和规模将会远远超过以往所有卖国的总和,所以李鸿章才会由衷慨叹道:"吾辈卖国,非为大也,百年后后生必
当与时俱进,后来居上也",直到最后临死之前,李鸿章还在安慰周围的亲信和家人说:"今日国人骂我等卖国,殊不知将来卖国者,会百倍千倍地超过我们"。

李鸿章毕竟是智慧 超群的一代大政治家,准确道出了卖国根源不在于制度,而在于退路。汉代苏武留胡十九年,冰天雪地气节不变,除了源自于个人崇高品格之外,还与汉武
帝灭绝被俘投降的李陵全家有关。虽然苏武身在匈奴,可全部家人都在汉朝。国家,国家,国与家之间不可分割;家在哪里,国便在哪里;家在哪国,便效忠于哪
国。李鸿章之所以坚信后来者会比自己更加卖国,就是因为他知道后来者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比自己更加方便。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李鸿章卓越不凡的深刻见
识。的确,如果中国的买办也像墨索里尼那样尸体倒挂在电线杆上;如果中国的汉奸也像"法奸"那样,男人被随便打死,女人被脱光游街;如果中国也像韩国那
样,时至今日仍然在大张旗鼓地追查惩办六十多年前的韩奸及其亲属后代;那么,相信李鸿章宁可回家当卖红薯的落魄书生,也绝不会当万人唾骂的卖国宰相。中国
也就肯定不会成为买办当朝、汉奸遍地的肥大国家。

可见,宰相卖国,买办横行,汉奸肆虐,既不是社会制度所决定,也不是个人品质所形成,而是根源
于民族文化,是汉民族文化内生的毒瘤。中国官权集团创造了一套不杀儒生的文化,科举取士又决定了宰相大多来自于儒生,这就为宰相代表的官权集团套
上了一个历史护身符,官权泛滥便成为中华民族的悲剧根源。六国不杀儒生,六国为秦国所灭;秦国焚书坑儒,秦国一统天下。满清入关时没有不杀儒生的文
化,几十万满族人便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后来接受了不杀儒生的文化,四万万中国人打不过二万英法联军。西方欧美国家没有"迫害知识分子"的罪名,无论国
家人口多少,全都能够成为发达国家;中国一个"迫害知识分子"的罪名,把所有"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富有血性的中国人,尽数投入监狱或打入十八层地狱,中
华民族随之沦为任人宰割的"国际肥牛",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李鸿章正是根据汉奸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才能十分自信的预言,后来者在卖国
规模上,将会百倍千倍地超过他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贪官。并且进一步预言,按照这种汉奸文化发展下去,中国将会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不身在生死
存亡的当今危局之中,很难理解李鸿章三千年概念的深刻之处。中国三皇五帝距今约五千年,夏朝建国距今约四千年,秦朝统一中国距今约二千年;而李鸿章不说五
千年之变局,不说四千年之变局,也不说二千年之变局,单单只说三千年之变局;这反映了李鸿章不仅是此前有史以来最大的贪腐宰相,是此前有史以来最大的卖国
宰相,同时也是见解超凡的一代思想大家。建立在礼乐制度和礼义廉耻基础上的东方文化,就是在三千年前的周朝形成的。以礼义廉耻为基础的道德伦理和以
礼乐制度为基础的政治伦理,是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绵延不绝的两条历史纽带,一旦丧尽礼义廉耻和出现礼崩乐坏,中华民族必将陷入万劫不复的灭顶深渊。

显然,李鸿章从当时洋务 运动的改革开放中,看到了国民丧尽礼义廉耻和国家出现礼崩乐坏的末日恐怖;从自己的卖国宰相的亲身经历中,看到了一旦官文化与汉奸文化合流并由汉奸文化所
主导,亡国灭种的大祸将不可避免;身居宰相高位的李鸿章更是明白,宰相恰恰是官权、买办和汉奸三种力量互相融合的天然载体;正是据此推论,李鸿章才会发出
中国必将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感叹。毕竟,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无人能比的权力最大的宰相,把全国资源乃至皇家命运都攥在手中;此前无论是秦朝
赵高、宋朝秦桧、明朝魏忠贤,还是当朝宰相和�,他们无一例外地还都必须以皇帝的名义,从事各种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而唯独宰相李鸿章,根本不需要借助皇
家名义,可以直接决定国家内政外交,西方列强也指定只有宰相李鸿章有权代表中国。正是李鸿章无人能比的特殊宰相地位,使李鸿章看到了别人所看不到的中国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前景。

在中国历史上,由宰相直接掌控国家权力和天下资源的,唯独是封建王朝最后一个宰相李鸿章;协助西方列
强瓜分中国、造成中华民族差点儿亡国灭种的,也是封建王朝最后一个宰相李鸿章;死前预言中国将要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还是封建王朝最后一个宰相
李鸿章。

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亡于宰相,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还是亡于宰相。中国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无边权力和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根本对
立,决定了宰相一旦通过"民主手段"制住皇上,必然会把国家作为换取个人财产的筹码,哪怕是用国家亿万资产去换取老婆一个戒指,也会十分轻松地在所不惜。
所以唯独中国,才会出现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的历史现象。

李鸿章是中国有史以来卖国规模最大的宰相,超过以往历史上所有卖国宰相的卖国总和,可是他却信誓旦
旦地宣称,百年之后的卖国者,将会百倍千倍地超过他卖国的规模。李鸿章时期,已经把中国从东海之滨到西藏高原,尽数交给了洋人瓜分,仅一场京津大屠杀,八
国联军就把中国老百姓杀得尸骨成山、血流成河,如果在此基础上再超过百倍千倍,那将会是何等恐怖的惨烈景象!按照李鸿章的说法,这将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
大变局",莫说是三千年间的悲剧有多惨,仅魏晋南北朝以来,死亡百姓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大乱就不下八次,然而在李鸿章看来,死亡人口超过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历
次大乱,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相比,只不过是小菜一碟。真不知道在经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还会有多少中国人能够活着看到这句话?

最近,常常仰望星空,可 是无论将目光投向何方,看到的总是李鸿章这句话,天际间隆隆滚过的声音,亦同样是李鸿章这句话。除此之外,天幕上悬挂的就只有八个大字:

千古兴亡,亡于一相。

过去的怎样让它过去

"6月15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议会下院宣读了塞维尔报告的结果,并正式向38年前"血色星期天"的受害者家属道歉"

都赫提先生,31岁。听到枪声,他慌乱中趴下,向街边的建筑匍匐,但是还没来得及抵达安全的地方,一颗子弹向他飞来,打中了他的后背。麦克吉干先生,41岁。看到中弹的都赫提跑过去施救,同时挥舞着手中的一块白手帕,以示他的救援意图,但是他还没抵达伤者,后脑门上也中了一弹,立刻倒地身亡。

这是1972年1月30日发生在北爱尔兰德瑞市的一幕。开枪的是英国军人,中弹的是成千上万个北爱尔兰游行示威者中的两个。除了他俩,那天还有11
个人中弹身亡,此外还有18个人受到枪伤。这一天后来被称为"血色星期日"。

血色星期日是北爱尔兰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悲剧时刻。在此之前,虽然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已经和英国军队冲突不断,但此后矛盾急剧激化。北爱尔兰共和军的队伍空前壮大,士气大涨,1972年也成为双方冲突最激烈的一年,近500人在冲突中丧生。直到1990年代末,北爱尔兰问题才逐步缓解。

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在英国不被提起,不被纪念,不被反思,鲜活的生命无声消失在历史的记忆里,好像指纹被狡猾的罪犯巧妙抹去。那些生命好像从未存在过,亲友的痛苦仿佛只是历史前进的狂欢中扫兴的岔音。对于不愿意面对伤疤的人来说,这种遗忘也未必是坏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只是,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曾说,"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复它的悲剧"。

这种在历史面前的警醒,大约也是塞维尔报告的由来。1998年,布莱尔政府在推动解决爱尔兰问题的过程中,发现血色星期日这个疙瘩一天不解开,北爱尔兰的民心就一天还在纠结。于是它推动了新一轮的调查,即塞维尔调查。12年之后,也就是血色星期日的38年之后,一个详尽的调查报告终于出台。

卡梅伦在演讲中说,虽然我很爱国,虽然我不愿意相信任何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负面信息,但这个调查报告显示,当年血色星期日的惨剧,是无可辩护的。

他指出,虽然开枪的士兵自称受到示威者手中武器的威胁,但塞维尔调查显示那些中弹者手中并没有任何武器,而且士兵开枪前也没有给出任何警告,而是直接开火。虽然开枪并不是来自上面的指使,而是某些士兵当场的自发行为,但"政府最终要为其部队的行为负责,我代表政府、代表国家向受害者家庭表达深切的歉意"。

卡梅伦的演讲让聚集在广场上收听演讲的人群情雷动。对于那些受害者的家属来说,等了38年,终于等来了彻底洗清污点的一刻。一个死者的妹妹说:"38年前,他们说被杀死的都是武装分子,今天这个谎言终于被揭穿了。我哥哥威廉知道他是无辜的,我们也知道他是无辜的,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但这个报告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为了让那十几个死者安息,它更是一次整个社会重新确认政府行为边界、重申正义以及表达对生命敬意的机会。正是因此,虽然该报告耗时
12年、花费近两亿英镑、洋洋洒洒5000页,但英国社会愿意花费这个人力物力去确认这样一个道理:政府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去伤害手无寸铁的民众。

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民族的悲剧其实也可以是它的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很多时候,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

其实诚恳地反思过去,核心意义并不是"秋后算账",而恰恰是在直面历史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解与稳定。即使是塞维尔报告,也指出当时英国军队所面临的困境:在事发前三天,已有警察被北爱尔兰共和军打死,此前此后有上千个英国军人以及更多的平民被共和军袭击致死,正如军队滥杀无辜不可原谅,恐怖分子的行径同样可耻。

关于是非曲直的道理看不见摸不着,它不论斤卖,不以平米计,但正如交通规则不论斤卖不以平米计,但如果没有它,都市里的我们可能寸步难行。

作者: 刘瑜 (作者为剑桥大学讲师)
来源: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47668

中国人的认识误区

两千年来,中国号称世界中央之国。浩瀚万国,唯我独尊。环顾四野,均是蛮夷之邦。今天,虽然这种心态已经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灰飞烟灭了。但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仍然存在很多误区。

1,外国就是英国、美国
实际上,以英美代表的现代西方文明不是单一的文明,它是古希腊哲学和民主制度、中世纪基督教信仰文明、近代工业文明的三位一体。

2,世界杯是足球爱好者的盛会实际上,世界杯就是一家特级赚钱公司,根据《东方早报》,借助2010南非世界杯,国际足联将收入至少87亿美元。这比奥运公司强多了,根据相关资讯,借助2008北京奥运会,国际奥委会的收入不过26亿美元。

3,世界贸易组织是国家之间的组织,代表发达国家的利益
实际上,世界贸易组织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的,旨在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消除关税壁垒,扩大贸易,确保发展中国家适当经济利益,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组织。

4,印度等级森严、贫穷、愚昧、落后
实际上,印度不仅同中国一样,具有辉煌的古代文明,而且,印度经济正在以8%的速度,高速增长。此外,印度民主制度较为健全;经济体制以内向为主导,外资比重低、质量好,经济结构合理;人口结构年轻。很多学者都认为,印度可持续发展潜力远远好于中国,有望很快取代中国的经济地位。

5,自由和平等是一回事
实际上,自由和平等都是现代西方政治哲学追求核心理念,但是,两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强调"自由",那么,人们之间的财富、地位、机会就不可能平等,甚或出现"强权即公理";强调"平等",那么,必然会对强者的优势作出某些限制,甚或出现"极权政府"。

6,宗教、巫术是迷信
实际上,宗教和巫术,既有信仰价值,又有实用价值。在西方,基督教信仰,不仅赋予普通人的生活以意义,还成为西方政治、教育、文化事业的核心价值追求,使分散的西方社会成为一个和谐、健康的体系。巫术是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控制和支配外物,为自己服务,现代科学不也是这样做的吗?

7,中国历史悠久,有5000年文明史
实际上,按雅斯贝尔斯的定义,"文明"的特征是文字、金属冶炼术、城邦、宗教礼仪等。由于没有考古证据支持,清末,国外承认的中国文明史只有2500年,甲骨文和商代遗物被发现后,中国文明史也仅上推1000年,达到3500年。而且相当勉强,因为并没有发现坚固的石砌城墙,只发现一些夯土。

8,对外强硬就是爱国,对外妥协就是卖国
实际上,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也曾与美、俄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但这些条约的签订,避免了战争,为日本赢得了发展了时机,短短二十五年时间,日本就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成为亚洲强国。唐初,李世民也曾向突厥"称臣纳贡",隐忍十二年,之后,太祖大败突厥,活捉突厥可汗颉利,使突厥一蹶不振。

9,宋明理学是吃人的假道学
实际上,溥仪的老师,英国人庄士顿,早在1913年就说:当欧洲开始惊异的发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国的道德伦理、中国的艺术和文学都有崇高价值的时候,中国却不耐烦的大加遗弃,这是令人大惑不解的。陈寅恪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现实中,社会的道德基础被掏空后,文革中不就出现了父子相仇、夫妻反目、朋友相攻的人伦惨剧吗?

10,宗教反科学,比如,布鲁诺就被宗教判处火刑烧死
实际上,科学正是在基督教内部孕育、壮大的。五世纪,西方进入黑暗时代,文化凋零,唯基督教保存了文化的火种,教人们识字、讲授"七艺"、传播文化。十二世纪,基督教内部衍生出大学组织。希腊文化在基督教大学中发展壮大,促成了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时,自然被看作上帝写的大书,为了认识和理解上帝,信仰的热情被引导到对于自然的研究上面。布鲁诺之死,可以看作科学之子从母体分娩必然要经历的阵痛。

11,文明总是进步的
实际上,对此下任何结论都是武断的。无论中国古书记载的尧舜时代,还是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描述的黄金时代,都承认人类曾经生活在一个乐园之中。而且,这样的观念有某些史实和现代人类学的根据。这些根据显示,人类曾经生活在自由和平等之中,食物并不匮乏,只需要很少的劳动,人们享有充分的闲暇。文明的到来改变了经济和政治关系。正如卢梭所描述的那样,"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桎�之中"。至于文明最终能给人带来什么,诚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这取决于它被用于毁灭的目的,还是用于建设的目的。

12,西方国家恐惧、反对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产生于西方的学术体系,被西方社会作为最优秀的人类思想之一,得到很多人的信仰。这就是西方的自由,如果政府强迫人们信仰某个东西,就会被认为是非法的。在西方国家,马克思的思想被广泛的研究,产生了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等诸多流派。这些研究,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浸透到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也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活的东西,真正发挥作用。

作者:信力建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011f0100k29t.html

2010年7月14日

王思想家:重回东亚病夫时代?

――佛门中人说:现在的中国人,都是很了不起的人

以前我认为,东亚病夫是某个国家的人自我虐待的词汇。然而我现在觉得,西朝鲜这个国家已经完全回到了东亚病夫时代。其实,以前尚不是东亚病夫时代,确切地说,应该是现在进入东亚病夫时代。

哪个国家会用毒奶粉来残害自己的儿童?
哪个国家会用充满谎言的教科书来降低国民心智?
哪个国家的税收有这么高?
哪个国家的贫富差距有这么大?
哪个国家的老百姓100年收入买不起一套房?
哪个国家的民居,能够被一帮莫名其妙的人说拆就拆?
……

――面对以上无数次的被欺凌,哪个国家的国民像猪一样懦弱、不敢反抗?东亚病夫是会这样的。
当你表现出一点正义与善良,当你为社会不公呐喊时,总会有一些人用很奇异的眼光看着你说:别谈政治,赶快去挣钱吧。

当别人遭殃时,他们默然;当他们面临灾难的时候,另外的人又默然。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呀,为什么会沦落到这般田地?

东亚病夫也不是永远懦弱。面对利益集团,他们跪下来歌功颂德;而当利益集团发出指令的时候,东亚病夫可以冲在奉旨反美、奉旨反日的第一线。奉旨的暴民,其实是东亚病夫的另一面。

我说过,上辈子我一定做了很多坏事,所以,上帝罚我这辈子投胎到西朝鲜。这符合一个传说:很久很久以前,这个民族因为作恶,上天决定惩罚这个民族。

印度总理嘲笑西朝鲜说:除了GDP,他们什么都没有。没有文化,没有思想,没有人权,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创新,甚至连宗教都没有……

在东亚病夫时代,越清醒的人越痛苦。想幸福的话,就去做一头没有正义、没有责任、没有思想的猪。

我的祖国,我为你哭泣。

我的同胞,我为你们哭泣。


当那些觉醒了的人正在痛苦的时候,一位佛教朋友说的下面这些话或许能给大家以启发:

其实,这时生在中土都不是偶然的。不是你上辈子做了坏事才投胎到中土。很多人说生在中国多么多么倒霉、下辈子别做中国人,是因为大多数人不懂为什么生在中国。

相反,现在能做中国人都是上天的王。很多人是发了愿要在这个最苦难的时候做中国人的。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多?也是这个原因
中原是戏台,戏台为法摆。

现在是正法时期,所有宇宙里的生命都要在这个时期摆正自己,进入到新的时期。有些生命是很高级的生命。比如我们,就是高级生命到这层空间里来的,中国人都是自己世界里的王,现在的中国人,都是很了不起的人。

那么,降生到其他国家的呢?那些降生到别国的人,是没排上号,挤不到这里来的,只好到别处投胎了。

不管有没有道理,这番话让人心里舒服了一些。即便是麻醉,我也无法拒绝。

作者:王思想家
原文:http://wangxiaoyang2009.blog.sohu.com/156378007.html

“不许诽谤旧社会”和“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

流沙河的演讲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四川金堂人,当代诗人,1931
年11月11日生,1949年入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历任川西《农民报》副刊编辑、四川省文联创作员、1950年到《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1952年调四川省文联,历任创作员、《四川群众》编辑、《星星》编辑。1957年后在成都从事多种劳作,工余研读诸子百家。1978年到金堂县文化馆任馆员。
1979年复出发表作品。年底调回四川省文联,任《星星》编辑。1985年起专职写作。中国作协理事、四川作协副主席。作品出版20种。他的诗《理想》被编入人教版教材七年级上册语文第6课,1956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农村夜曲》。1957年1月参与创办诗刊《星星》,并发表散文诗《草木篇》,由此为诗界、文学界瞩目。但后者不久即遭到公开批判,被认为是"站在已被消灭的阶级立场"上,"向人民发出的一纸挑战书",由此被打为右派,遣送回原籍劳动,共
12年。七十年代末回归文坛,仍然以诗作为主,记叙自己以往的生活遭遇和心理体验,后结集为《流沙河诗集》(1982)、《故园别》(1983)、《游踪》(1983)等。
<<故园六咏>>荣获1979至1980年全国优秀新诗。

因才识扬名,因清脱为人仰重,因谦虚而备受爱戴,这便是人们心目中的著名诗人流沙河。

"不许诽谤旧社会"和"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

各位朋友:

我比在座各位朋友蠢长得多,我今年已经74岁了。我这个人谈不上什么"思想";但是由于我的年龄比你们大,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比如抗日战争你们没有经历过,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今天来,我只跟大家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大家不是都看过有一个戏叫《抓壮丁》吗?这是40年代编的。后来政权改变以后也还演过。但最近这十多年这个戏突然一下就红起来,根据《抓壮丁》这个戏还衍生出来很多作品,比如《王保长》等。对这一批以《抓壮丁》为首、根据《抓壮丁》这个戏衍生出来的一系列作品,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意见。当时他们那些人在《华西都市报》楼上开一个会,商议他们的版面怎样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当时我就说本人坚决要求,无论你们说《抓壮丁》这个戏、《王保长》这个戏如何了不起,要求你们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期间屏幕上我看不到。为什么呢,本人认为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我发表了一个说法:这个戏叫"诽谤旧社会"!当时大家听了就笑咯。为什么这么说呢?旧社会自然不好,不好是因为它的社会结构不合理,而不是说当时的人都像《抓壮丁》及其系列作品里边塑造的那个形象。那个时候的社会制度不好,但人不是那个样子的,不是那么丑陋、不是那么tousong(鄙婪?)。因为这一切我都曾经亲身见到过。

我的家乡在今天的青白江区城乡镇,在那时金堂县的县城里边,一条好深的巷子叫槐树街,出去有一个庙子叫"川祖庙"(音)。从我当小学生起,这个川祖庙就有一拨一拨的壮丁进来集训,两三个月后就开赴前线去了。这都是我这个小学生亲眼见到的。这些壮丁苦得很,他们穿得稀烂,我没有看见任何强迫,全部是招派,而且都是自愿的。这些壮丁是怎样来的呢?当时的征兵政策,叫"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你有三弟兄必须要出一个去打仗,有五个要出两个。出了以后由国民政府(县政府)给"安家费"(用"黄谷"就是没有碾出来的米发放),所有壮丁的家属都领了的。这里面我所见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自己去的,"拉壮丁"的事有没有?有,我亲自看见过一次,而且这一次的情况是:有个保长,他完成了任务又乱打主意,想再拉一个木匠。那天木匠收了工从房子上下来,保长就把他拉了。但是拉了以后第二天就放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做不合法。由于当时负担壮丁的人除了保长以外还有很多乡长,别人都是按照规定而他完成后又胡乱来,怎么行呢?所以后来就放了。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次。我见过川祖庙里一批批来一批批走不下数千人,这些壮丁怎么可能都是强迫拉来的呢?拉来他不跑吗?很容易他就跑了,那个庙子几面都是空的。这些壮丁非常苦、非常惨,我们四川的三百万壮丁几乎都是农民。全部是这些最穷苦的老百姓。而且这中间我没有看见过逃兵。逃兵有没有?有。连正规的兵营都有逃兵,但怎么能拿这跟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来比呢?

但是我要承认,40年代共产党编的《抓壮丁》那个戏绝对符合"革命现实主义",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为"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个定义叫"典型",那时我们的"苏联老大哥"马林科夫就说过:"典型不是平均数,典型是最充分反映事物本质的东西"。由于我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先就认定了"旧社会是反动的",这是"本质"。哪怕只有一个"抓壮丁"的例子,但由于它"最充分""最鲜明"地有了"典型性",它就是真实的;反之如果你不写这个,写了其他的壮丁自愿去的就不真实。何况我们本身从
"革命意识"出发,是"本质先于存在"的,一个东西是什么都还没有研究清楚,先就定性了。因此这些"革命文艺工作者"按照这种思想指导写出《抓壮丁》这样的戏来,确实是"革命文学"的样品,而且符合他们的纲领。但是本质上这是极不真实的,这是把万分之一拿来丑化人家那个九百九十九。这是荒谬的。你怎么能想象这些壮丁上了前线会那样的英勇战斗?

而且还跟你们不同,本人有幸接触过一大批这样的人。那是文革中我这个"右派"
属"五类分子"被弄回家乡集中改造,"五类分子"中还有一种叫"历史反革命"的,百分之九十是老的军人。这些老军人有的在前线跟日本鬼子打,炮把耳朵都震聋了――其中有一个年龄比我大得多的人,当时还要叫他拉架子车。所有这些老兵,包括到过滇缅战场的,不管有文化还是没有文化的,我要告诉你们:他们都是君子,没有一个当贼的――即便在做体力劳动、那么艰难那么苦的日子里,没有听说有一个人犯了法的,他们是典型的"良民"。倒是毛泽东死了他们还都帮到哭,全是善良之辈。比较起来我是头号"坏蛋",因为我心头还隐藏有东西,他们没有。他们都那么老实,居然把他们搞成"反革命",一个一个的累死。直到80年代这些人日子才有些松活,但已经快要死完了。

这些就是我亲自看见过的抗日战争到前线打过仗的人。无论你们从"理论"出发、还是从你们的"主义"出发你们要采取什么做法,都难以抹杀四川三百万"壮丁"的善良勇敢,和他们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四川的壮丁牺牲在战场上有几十万。他们用的武器根本没法跟人比,但是他们去赴死了。这是我终身难以改变的印象。这就是我要讲给大家听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也是我亲身看见的。
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赔款"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后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庚款留学生",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我告诉你们,抗战时期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我的家乡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学校挂了钩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
的钱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30年代创办就是用的这个钱。后来抗日战争了辗转数千里逃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最大一个姓曾的地主,他主动把自己一个寨子腾空,全部免费借给这个学校。这个学院就这样一直办了下来。政权改制后它就变成了"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然后跟美国交恶后每年的这个钱就没有了。那头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这头说"我们革命国家,谁要你帝国主义的臭钱",就这样从建国以后这个钱就断了数十年。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欧柏林大学的"山西基金会"派了一个工作人员,一个27岁的小伙子到中国大陆来,找到中国政府。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国家从前有个铭贤学院还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诉他说这个铭贤学院从建国后就迁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础上办了一个"山西工学院"和一个"山西农学院"。然后这个小伙子就去找,找到里面一些老的教师,果然证明这是事实。考察后他就走了,也没有说什么话。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就正式派代表来,说是要接触你们原来铭贤学院、现今是"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的人,要拨一大笔款给他们。你想我们这边的官员听说有"美圆"来,那个积极性之高啊,马上把工学院、农学院的党的领导,党委书记、院长每个单位派起代表团来。但是一接触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人。人家"山西基金会"说你们来的都是官员,我们要见铭贤学院的人。怎么办,怎么办?最后才想起山西农学院有个右派分子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于是去把这个扫厕所的教授老头找来,说让你加入我们这个代表团,你走在前面。结果人家还认得到他,从此以后每年20万美圆就没有断过,10万给农学院,10万给工学院。这样大家才知道,原来尽管中共夺取政权后这个钱就断了,但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全部拿来存起连本带利增值了几十年,现在就能够每年拿出20万给这两个学校。这是我一个在铭贤学院读过书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我听了当时就哭起来了。八国联军中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其中最恶劣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日本把我们赔的钱都拿去制造武器再来打我们;第二个就是俄国,极其无耻贪婪。而不久前我读一个清朝派到美国去的人写的笔记,当时的美国总统接见这名外交官时曾表示:有两个国家想要侵略你们,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贵国受列强欺负,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是同情你们的;我们希望你们要强大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八国联军走后,中国的赔款绝大部分不是给的银子,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银。是通过什么方式给的呢?是从中国的海关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国总署由八国推举的代表、一个叫赫德的美国人管理赔款帐目,赫德管理的帐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刚进小学,到我进初中的时候抗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我13岁那年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去美军的军用机场,跟所有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吃的是糙米饭,米汤是红颜色有气味的;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修了一个星期机场。我们这些娃儿是怎样想的呢?――再不出力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从小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就要像朝鲜人那样,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骑马还要垫背让日本人踩着上马。这就是亡国奴!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要爱自己的国家。当时国民政府也好、老师也好,要我们爱国从来没有说过"爱国主义"
这几个字。你要知道,"爱国"成了"主义",就是一种"学说",一种学说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我们的老师说"要爱国",余光中对我说"爱国是一种感情,不是一种主义"。我从小就是被这种感情所制约的。

――后来这个机场修起了,我当学生亲自看见这些美国飞行员从我家院子上空飞过,去轰炸东京,轰炸日本的钢铁城市八幡,有B-29、P-51、还有一种叫"黑寡妇"的战斗机。往往是早上看见一架架B-29编队飞走,下午回来时都已经是打散的了。我亲自见过有些回来的轰炸机,四个螺旋桨有三个都不转了,就靠一个螺旋桨飞回来;还有的翅膀上被高射炮打穿的洞有桌子那么大,透过洞看得见蓝天。小时候看见这些飞行员只觉得他们很英勇,却不知道他们中还有很多人早已葬身太平洋鱼腹之中了。这些就是我们的朋友啊,死在这里啦!这些死让我无法释怀。

另外我还要讲讲美国人的善良。我们中国人,我们贫穷,我们没有自尊心,我们不争气――我们那么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在我的家乡,每天黄昏后地下摆的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贼货。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连花生米罐头都偷,最后就是美军卫生用纸,一捆一捆的偷出来在那里卖。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换了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你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搞到什么程度,连美国人的枪都要偷,流落出许多卡宾枪,美国空军战士用的那种短卡宾。是由于这些美国兵,他们自由散漫惯了,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个规定:不允许带武器进入。所有卡宾枪都在食堂外的墙边排成一排,结果吃了饭出来发现枪被偷了。偷了美国人还是就算了,说没关系他又去领。偷美国人皮靴的情况是,美国兵的营房晚上睡觉他们要空气流通不关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哇啦哇啦闹鞋子没有了,于是再去领一双。

后来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农场,靠近凤凰山飞机场。那里的农民对美军也很熟悉。当时有个姓黄的老大爷是"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属于"无产阶级",党很信任的那种人。他跟我摆起过去的事说:"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说:"咋个喃?"他说:"嗨呀,我们净整他们!"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许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潲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只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嗬哟,吃的人还多得很!""――美国人居然还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吗?"

另外还有我亲自见到的一件事。在广汉机场那里有一个小娃儿――那个机场虽然是军用的,但小孩进去美国人根本不管,我就进去很近的看过飞机――有一个小娃儿突然就丢失了,于是那些农民就闹,说美国人把娃儿偷了。结果过了一个月那个美军休假回来把娃儿带了回来,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包包里还塞满了美圆,送他回家。这些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使我对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不管在朝鲜战争开始后说美国人咋个咋个的坏。50年代初我们国家编了一套连环画,是中国那些最有名的画家集体创作的,叫《美帝百年侵华史》,拿来在全国宣传,连每个村庄都贴得有。那美国人简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国人坏得不得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凤凰山机场挖地,因为那里过去是美军机场,有个"左派同志"就说:"不晓得他们在这里强奸了我们多少中国妇女!"我当时忍不住冒了一句"――还要调查了才晓得。"嗬,这下报告上去,说我是"坚持反动立场"。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人的记忆无法抹杀。人们信仰的"主义"可以改变,记忆、事实却无法抹杀。

到了80年代我年纪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国了,这种记忆依然在起作用。我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一次作为团员、一次是团长。作为团长那次是到菲律宾。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宾马尼拉南郊有个美军墓园,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牺牲的七万人,有二万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这里。因为当年本人研究台湾诗,有四位台湾著名诗人都到过这个墓园并写过诗,其中写得最好的是罗门(大意):"……太平洋的海底没有门,史密斯、威廉斯你们已经去不成了,就在太平洋的海底吧;哦,等待你们的烟花肯定要放过,等国丧节吧……"[整理者注:原诗较长,相应部分为"……史密斯威廉斯烟花节光荣伸不出手来接你们回家……史密斯威廉斯当落日烧红满野芒果林于昏暮/神都将急急离去星也落尽/你们是那里也不去了/太平洋阴森的海底是没有门的"]看了很难过。

所以我就立下誓言:只要我到菲律宾就一定要去那里。结果到菲律宾后――我是团长,下面还有几位团员――那边一安排,参观的节目里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叫"麦金利堡"(Fort
Mckinly)的二战美军墓园。一看我就很失望。我就琢磨要想个什么办法。在那里一切都要服从大使馆,而到菲律宾的作家代表团我们已经是第三个了,以前两个都没有去美军墓园的安排。因为菲律宾政府的安排要跟中国大使馆商量,80年代中国大使馆绝对不会允许去参观。到后来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每个人包包里都还揣得有几百个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说"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们要采购什么的赶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个人找到当地一个写诗的华侨叫李云鹤(音),请他带我去。他说"可以,可以,但是你们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哪个去的啊。"我说"台湾呢?"他说"台湾是每个作家非去那里不可!"我一下就明白了:人各有感情。我们这边是枪杆子造反打出来的江山,当然就把美国当成敌人;而台湾那边他们记得到,是他们曾经的战友。在我们这边的人里,我是第一个去的。

那个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墓园,更让我惊奇的是下面的情况。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项内容:一、姓名;二、籍贯;三、部队番号;四、牺牲年、月、日。起先我很纳闷:这里埋葬的军人中既有将军,又有其下不同军衔的和普通士兵,怎么一点没有反映?后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别人认为将军也好、元帅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着时候的一个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个普通人了,就没有这些区别了。不像我们,死了很多年还叫毛"主席"。这是鄙人受的第一个教育。其次是不分军阶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样,占的面积就那么一点――他们那个不能叫"坟",中国式的坟是要鼓起来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个十字架墓碑。别人的政府花的是什么钱?绝对是我们这些脑筋想象不出来的。80年代我的全部财产加起来还抵不上这个小小的十字架!为什么呢?那是从意大利西西里岛产的"雪花大理石"
专门采下来,刻制好了再绕半个地球运到这里来――我连运费都出不起,而且每个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分14个等级,好多老干部临到要死的时候,千方百计都要争取到"八宝山";有些家属还要去闹"我们该享受哪一级待遇",包括我们这里写讣告――人都死了它下面还要加个括弧"相当于副厅级待遇"!真是见鬼了――他都变了鬼了还有啥子待遇!只有一个丑陋的民族才去搞这些事情,自己还不知道丑陋。这是我看见的:别人没有分任何等级。别人坟墓的排列次序是按ABCD的顺序区分的,你叫Adam你就排在前面,在A区;叫Zemota就在最后,查找起来很方便。别人不仅活着的时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这样的事情是在中国我看不见的。还有在墓园前面刻了很多标语,都是黑色大理石填金,它的英文翻译出来就是:"主啊,在我们和强大敌人搏斗最艰难的时候,是祢鼓舞我们勇往直前",――是"主",你注意:不是"民主党"、"共和党"――"上帝啊,祢从太平洋海底把他们的灵魂带回去吧","主啊,原谅我们的软弱,多亏祢的支持我们才坚持到最后英勇牺牲"等等――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美国总统罗斯福,虽然罗斯福那么伟大;没有一个字提到"民主党"、"共和党"。这是不是就是说他们迷信呢?不是的。因为在这里"主"是一个符号,意味着平等――"我们所有的人,死后在GOD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因此无论你对"主",对GOD怎样崇拜,都不会造成个人崇拜、领袖崇拜。这就是别人的制度之所在。然后到了整个墓园的中心区,有一座灰色水泥方塔,三面都是光的,只有一面刻有浮雕,没有任何文字。这浮雕也令当时的我十分惊诧。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它的内容应该是歌颂这些牺牲了的美国将士,如果要我来为我们的革命墓园设计的话,那就是一幅战士端枪冲锋、领袖在后面挥手之类的图景;但我一看却完全不是这样,很让我感到惊奇。它刻的是一个半裸的小伙子双手持剑,这样握着,边上有一些树林――哦,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圣乔治。所有欧洲人都知道的民间传说里斩恶龙、救爱人的圣乔治。这是用圣乔治这个形象代表全体牺牲的美国将士。而且圣乔治脸上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完全是面临大搏斗的紧张,两手紧握宝剑、双目凝视着远方正在扑来的恶龙。这形象一下打动了我。再一看,还有:圣乔治上面两边各有一个少女,穿着古希腊长裙――是自由女神(一个叫Freedom,一个叫Liberty),意思是说他这样英勇战斗是为了自由。还没有完。在自由女神的更上面,还有一个妇女,半身像,我一看就懂了――她一手拿天平,一手持权杖,这个女子是Virgin,正义女神。哦,战斗是为了自由,自由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正义。她这个正义女神一手拿天平――要有平等,一手拿着权杖――要有民权、人权。正义女神上面还有没有?还有。还有就不是神啦,是一个普通美国妇女怀抱一个婴儿:那个美国妇女是"祖国",那个婴儿就是"祖国的未来"。一个妇女护着婴儿就是整个立意,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但我却是深受教益:这就是别人社会、立国的基本价值取向,都在这里面了。

后来我又看见有个墓碑,上面既无姓名籍贯又无部队番号,只刻了一些英文分三行排列,翻译出来就是:"这里躺着一个武装的同志……Oh
God――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谁"――这是一个无名战士的墓。按照我们这边,任何革命墓园,都要审查历史。如果你连姓名都没有,就没有资格进革命陵园,因为万一你是叛徒呢?而别人就是没有姓名的也一样给他立了碑。再往下看,又看见一个墓使我心头非常快活。这个墓是一个华裔的,因为他姓名的写法是:N一个省略点;M一个省略点;后面K、I、N――他姓"金"。我在这个墓碑前照了一张相,为此感到些许欣慰。

我的菲律宾华侨朋友对我说:"有几个墓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我们搞不懂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去给我们认一下?"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找,找到了我一看,是一个六边形的墓碑,上面还是刻着姓名、籍贯、部队番号、牺牲年月日。我说:"他是犹太人。"凡是读过《旧约》"出埃及记"的都知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犹太人)在沙漠里走了几十年都没能回到故乡,摩西死后由大卫王继续,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颗星指引方向,这就是"大卫星"。我说这表明别人尊重他的宗教信
yang。然后他又说"还有个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见有个东西在夕阳的余辉里闪着金光,到了那块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惊:"这里躺着我们十八个战友,由于他们身体的部位已难以互相区别,因此让他们在这里一起长眠"――这是那些身体被炸成碎块、难以区别这块是张三的、那块是李四的,只晓得是这十八个人。如果喊我来管,干脆刨18个坑,每个坑里弄一点进去不就了事了?结果别人不。就是说人死了都不要欺骗他,不能欺骗死者,要让他死后都能够真实。这些都使我感动。离开时偌大一个墓园只有我和我的菲律宾朋友,在黄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后我去看它那个纪念窗、纪念图,比这个墙还高。其中有一张图,地图上画的是从中国内陆、从四川画了一个红色箭头,越过整个中国、越过黄海直插东京――这就是画的我修过的广汉机场,从那里500架
B-29去轰炸日本东京的示意图!看到这张图我一下子泪洒衣襟,因为我修过它的跑道,这跟我有关!

所以在10年前,二战胜利50周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二战我修飞机场》。这篇文章是台湾《中央日报》的约稿,后来占了一个整版。《中央日报》还加了个"编者按",说是这篇文章让我们又回复到当时中国的艰难情景中,连小小13岁一个学童都要去修飞机场,可见国家、民族的危机之严重。文章发表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个名叫"林达"的美国女士,到成都后通过各种关系找我,最后由一个考古队的朋友带到我家里。她问我:"你是不是写过一篇文章《二战我修飞机场》?"

我说:"是的。"

她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某年某月?"

我说:"是。"

然后她出示一张照片,一言不发盯着我。

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Super Fort in Air[Super Flying Fortress?]

――"超级空中堡垒"B-29。我就告诉她"这是B-29,但是你们已经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还有一个炮塔,像锅一样凸出来的也没有了。"

她说:"是的,是我们拆掉的。"

我说:"还有最重要的它尾舵上有一根天线一直拉到头部,你们这架飞机没有了。"

她说:"对,你说得完全正确!"

于是她才告诉我,说"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的父亲曾经从广汉机场驾驶B-29去轰炸东京,他读了你的文章后要我采访你。"我连说那时我还是一个13岁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她说你把当时关于美国飞行员的各种所见所闻都讲讲吧。我说好,我来讲讲。

于是我就把当时所见美国飞行员是什么样子给她描述了一下,还有他们指着几个在河边洗衣服的中国妇女说的一句话,虽然我学过一点英语,但他们的口语还是听不懂:There
are "微敏",There are"微敏",这"微敏"是什么?结果原来是我读英语读成的那个"窝门",W、O、M、E、N"窝门",就是"女人"。然后我又告诉她有美国地勤人员被炸死。是怎么回事呢?被中国人炸死的。因为美军把炸弹堆放成金字塔样,有一面靠墙,没有任何防备什么人都可以进去。那些贼就要去偷炸弹――炸弹是没有用的,但炸弹里面有一样东西很有用,就是把撞针卸下来有一圈用最好的锡制作的保护圈,这些中国贼看中的正是它。他们把撞针卸下撬走保护圈,然后再一切恢复原样,那炸弹一样可以炸。在这些中国人的观念里觉得没有什么关系。这就跟契诃夫小说里的农民是一样的,把铁轨的螺栓撬下来拿走了,法官问他"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会造成火车出轨?"那个农民说"俺没有那么傻!俺晓得隔好远才取一根螺栓,怎么会出轨!"结果有一次美军用吉普车运炸弹,有一颗炸弹爆炸就炸死四名美军。就是这样都没有说要把中国贼抓出来枪毙。后来都没有追查,美国人算了。这些事情她都一一记录下来。我又告诉她修机场是怎样铺石子,我们小孩怎样做、怎样补,美国军人又是怎样对我们竖大拇指"顶好,顶好"……所有这些她都记了下来。

林达回去一年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美国有一个"B-29协会",美国全国还有400多个B-29飞行员在,他们要建立一个B-29纪念馆,美国政府给了他们一架飞机,相片上那架就是。这个纪念馆中心砌了一个台子安放这架B-29,周围砌墙用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一个名字,凡是跟B-29有关的人员――
飞行员、地勤人员等等全都有份。她父亲说"那个13岁的年轻人为B-29修过跑道,我出钱!"她父亲出钱订了一块砖,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本人"流沙河"的名字。

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的认真。比较起来,有位志愿军战士对我说他们重新到朝鲜去,他战友的墓已经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鲜人挖了。这就是"亲兄弟","鲜血凝成的友谊";而那个是"帝国主义",别人还记得起太平洋这边一个13岁的娃娃,修过7天飞机场!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两件事。一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是勇敢的;第二,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今天我要告诉在座各位的只有这两件事,其他的道理我讲不清。我讲得拖沓占了大家时间,对不起。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6cfd2b0100jw0i.html

中国的“新极权主义” 及其末世景象

作者:徐贲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4期(总第91期)]
原文地址: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48351&PostID=7452418

许多学者把中国目前的政治特征视为后极权主义政治体制,但笔者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征或许应该定义为"新极权主义"体制。本文首先说明,为什么要提出"新极权主义"
这个概念,然后分析中国目前"新极权主义"体制的基本特点,据此对其前景作初步的判断。

一、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到"新极权主义"

从上个世纪20、30年代极权体制出现以来,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与极权体制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从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政权的建立、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再经1989年苏联东欧的巨变,从中国1949年以后政治体制的建立到"文革"、改革开放,再到"**"事件,有的极权主义瓦解了,有的极权主义在内外压力下不断调适,试图以新的形式生存下去。

最为典型的极权体制原型是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统治。二战后,随着纳粹德国的失败,斯大林主义式的统治就成了极权体制的代表。然而,由于二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极权体制都不可能在锁国封闭的状态中存活,它们对外部世界有着诸如贸易投资、战略性合作、意识形态支持等多方面的需要,为此就不得不顾及外部世界对它们的看法,从而必须相应地调整其统治形态和政策。斯大林死后,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就是一种极权主义体制的自我调适。因此有学者将斯大林之后的苏联东欧体制称为后极权主义体制,以区别于斯大林主义模式的极权体制原型。处于后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国家就是过去所说的"社会主义阵营",其实也包括那些与该"阵营"的核心国有矛盾冲突、但制度基本相同的国家。

从这种角度来看,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中国的政治体制接近极权体制原型,换言之,苏联步入后极权主义体制之日,正是中国强化和巩固极权体制之时。中国的斯大林模式之极权主义时代随着毛泽东的去世而结束,那时中国曾出现过一段政治上相对宽松的时期。一位政治学家指出:"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苏联,赫鲁晓夫用解冻来对付他的斯大林主义对手,80
年代的中国,邓小平用文化自由化(解放思想)让经济现代化派对付他们的(毛派)对手。"[1]这种政治上的相对宽松和经济改革的开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比较典型的后极权主义体制。后极权主义时代里关于"四个现代化"、"思想解放"和"政治民主"的话语,曾经一度动员激发了民众新的政治热情。但是这种政治上的松动并不意味着制度上极权性质的消失,它只是以变通来重新建立专制体制的合法性。这种后极权主义在需要时会象极权主义那样诉诸暴力和恐怖(例如"匈牙利事件"、"华约"出兵布拉格、
"**事件"等)。

后极权主义其实并不能真正挽救这种制度本身不可避免的没落,苏联东欧的后极权主义相继垮台就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些历史事件在1989年之后的突然发生本身也包含一些偶然因素。随着苏联东欧的巨变和冷战的结束,原来处于后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大部份国家抛弃了这种政治制度。因此就有人认为,后极权主义很快将成为历史的过去。但笔者认为,就中国的情形而言,这样的判断过于简单化。

"六四"事件的血腥事实让国人看到,"文革"后一度的思想宽松并不代表中国已进入一个与极权主义彻底决裂的新时代,极权主义的暴力和恐怖随时有可能在中国重演,因此国人在"八九民运"前期表现出来的政治热情被1990年代以来的政治绝望和冷漠所替代。

198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在告别后极权主义模式,但它并未走向开明的政治进步,而是回头向极权主义的原型求助,但经历了后极权主义时代的这个制度又无法完全回到斯大林主义模式的轨道上,所以就形成了现在这种既增加了取自极权主义原型的某些特征、又保留了部分后极权时代特色的体制,同时它还有一系列极权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特点(详见第4节)。

笔者认为,可以把中国1989年以后逐渐成型的这种制度称为"新极权主义"体制,因为它不同于极权主义原型,但政治上与极权主义原型有极深的渊源;另一方面,它变自后极权主义,却和后极权主义有明显的区别。"新极权主义"是体现了部分地向极权主义原型回归之企图的后极权体制的一种变形。寄生于这种体制的利益集团虽然通过采取这样的变形得以生存,但这种"新极权主义"自身处在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境之中。
"新极权主义"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困境日益加剧的现实表明,这种变形显然不是一种具进步意义的脱困之道。

"新极权主义"对后极权体制下出现的反抗事件(例如匈牙利革命、捷克的"七七宪章"、波兰的"团结工会"和中国的"八九民运"等),对21世纪中亚地区民众要求民主的"颜色革命",抱有无法摆脱的恐惧和焦虑。它把后极权主义时代的宽松视为政治上的"软弱"和失误,1989年以后大大加强了社会管制和思想控制,许多新的政治上的限制措施都向极权主义原型回归。可是它不再拥有极权主义原型的那种意识形态动员能力,只能用东拼西凑、鼠目寸光的宣传口号和色厉内荏、自欺欺人的思想控制,辅之以高压手段(如越来越严厉的媒体和互联网管制,以及对民间的集体抗议事件施以武力镇压),来支撑其腐败低效的统治机器。

"新极权主义"的经济发展是以全面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的,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发展机会大部分为权势集团所垄断,
"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变成只让一部份权势集团的成员暴富;同时,经济"市场化"又成了当局放弃维系社会公正的责任、甩社会福利支出"包袱"的借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沦为弱势群体,丧失几乎所有的社会福利保障。

"新极权主义"体制下表面上的经济繁荣掩盖着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如糜烂性的腐败、司法不公、贫富悬殊、弱势群体绝望无助、竭泽而渔的资源掠夺和破坏、公共舆论堵塞、信任匮缺、政治冷淡等等。可以说,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由"新极权主义"制度造成的,自然在"新极权主义"制度下它们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虽然"新极权主义"体制的统治者提出了"三个代表"、"执政为民"、"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和
"和谐社会"这样的口号,但在政治民主化裹足不前、严厉限制公共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制度环境下,这些说法基本上只是一种安抚民心的宣传手段,并不表示口号的提倡者打算触动上述问题的制度性根源。"新极权主义"应对现实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它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基本上找不到一个系统的、总体性的、能瞩目于未来的求变因应之策。

"新极权主义"之"新"是相对于"后极权主义"而言的,这样的
"新"本身丝毫不意味着其前途的光明;相反,"新极权主义"的应急之道产生了各方面的末世性特征,这样的特征注定它没有出路。"新极权主义"体制是一种似乎在经济上非常成功的制度,但这种表面上的经济成就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找到了延续自身寿命的法宝;相反,在经济成就的表相下隐藏着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危机凸现出"新极权主义"制度深层意义上的无出路,即在政治伦理、社会理念和群体共同价值观解体的过程中,统治集团和民众都不可能依靠现行制度重新建立一个有共同价值观支撑的、能得到广泛社会认同的、有希望的替代性体制。"新极权主义"体制的无出路是一种制度性的无出路,但不是某个政党的无出路。一个政党可以阻挡制度的变革,但也可以帮助制度的改造。只有当一个政党绑架整个制度的时候,它才必须为制度的无出路负责。"新极权主义"的无出路指的不是某个政党的权力危机,而是国家和民族不能与极权体制彻底决裂、无法重建光明未来的危机。

在有关极权主义的研究文献中,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至今仍然是经典文献[2].这部发表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着作以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模式这两个极权主义原型为研究对象。从那时以来,由于东欧、中国和亚洲其他极权主义国家显现出不少与这两个原型不同的特征,学者们开始用附加词来定义各具特色的极权主义。例如,卡索夫于1964年提出了
"无恐怖的极权";林兹在1970年代中期提出了"后极权主义"的说法;华尔泽在1980年代则提出"失败的极权"一说。[3]笔者提出的"新极权主义"
也是一种类似的表达。

寇罗考斯基(Leszek Kolokowski
)说过:"大家一般都承认,那些用来描述广大社会现象的概念都没有经验意义上的完美对应对象。从来就不存在绝对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运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很有用的区分。从来就不存在完全的自由,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信服和理解自由政权和专制政权间的区别。说实在的,现有的极权社会比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更接近于与它有关的概念原型。[4]"

汉娜?阿伦特半个世纪以前关于极权主义特征的分析对我们现在理解变化中的"新极权主义"仍然有重大意义。她提出的那些极权主义统治要素,如暴力和恐怖、以人性改造为目的之思想钳制、作为欺骗手段的"宣传"、作为寡头权力机制的"组织"和以孤立原子形式存在的"群众",仍然可帮助我们辨认各种形式不同的极权主义的变体。对这些要素的比较可以让我们看出极权主义与传统威权专制之间的一些根本区别,也可以让我们看到极权主义在哪些方面对人性造成特别的长久性摧残,以及在极权统治下人们反抗的特殊意义。下面就分别从这几个角度展开对"新极权主义"的分析。

二、"新极权主义"下"奴性人格"的延续和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这一着作里,从极权主义原型的特点中概括出这种制度依赖的三个支柱,即用来改造人性的使用暴力的集中营,让民众处于相互隔绝、无共同抵抗手段的状态,以及为维持极权统治所施行的集权式宣传和组织手段。如果从这三个角度来观察极权主义从其原型到后极权主义再到
"新极权主义"的演变,则第一个方面的变化最明显易见,第二个方面的变化最微妙复杂,第三个方面则变化最小。前两个方面是不得不变,后一个方面则是能不变就不变。

极权主义统治的首要支柱是恐怖和暴力,而集中营则是极权社会这部恐怖大机器的样板机构,其样板作用是最大程度地显示极权主义的暴力。极权主义的暴力统治当然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所有的人,但却以下列的"三步程序"消灭真正意义上的人。

其第一步是"杀法权之人"[5],即剥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摧毁人的权利,杀死他这个法权之人,这是全面宰制一个人的前提。[6]"

其第二步是"杀道德之人",使被杀者"在历史上头一次成不了烈士"。在政治高压下人似乎可以用"良心来作抵抗,良心仍然可以让人宁愿被人害死,也不愿因害人而活"。[7]但这种良心的抵抗在极端严酷的极权统治下也会被摧毁。良心是一种纯个人的逃脱。"当极权恐怖取得最可怕的成功时,它能顺利堵死道德之人的个人逃脱之路,让良心决定变得极端可疑,模棱两可。当一个人的选择是要么出卖并因此杀害朋友,要么让妻儿送死的时候,当一个人的自杀会立即给家庭带来死亡的时候,他怎么做良心决定呢?他这时候已经不是在善和恶之间作选择,而是在谋杀和谋杀之间作选择。[8]"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难有道德清白之人,被害者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对他人的加害,因此没有一个人的遭遇能具有烈士本应有的那种道德控诉力量。

其第三步更可怕,它杀绝人的个性思想和创造性,最终把人变得象行尸走肉。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无论受什么残害和凌辱都不反抗,"摧毁人的个性就是摧毁人的自发性,摧毁人靠自己重新开始的能力[9]"。原型的极权主义通常致力于消灭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而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之类的演变都以此为前提,尽管后两者看上去不似极权主义原型那么残酷血腥,那是因为极权主义原型早就用暴力和恐惧为其后继形态造就了顺民。

在极权主义原型向后极权主义转变的时候,作为革命暴力和"人性改造实验室"的集中营被放弃了,苏联在"非斯大林化"时期和中国"文革"后的大规模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就是这一转变最具戏剧性的显示。但这种转变往往只具表象意义。这首先是因为后极权主义始终未放弃以暴力对待任何胆敢公然挑战它权威和统治合法性的人士。其次,极权主义原型的大规模暴力恐怖统治早就成功地改变了人性,在整个社会中造就了一种为极权体制所需要的奴性人格,那种普遍的安分守己、驯服顺从、谨言慎行的人格会在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的环境下不断再生,从而产生一个无法免于恐惧心理的社会。

极权主义的第二个支柱是"散沙型的群众",这是支持极权主义权力的基础和社会条件。在极权主义原型的统治下,所谓"散沙型的群众"是指公众不能拥有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和正义秩序,而只不过是一些以相互隔绝形态聚合在一起的、缺乏真正公共性的群体。由于群体中每个人的高度原子化和孤立化,他们不再拥有共同的世界,不再能就政治和人格价值自由交往,也就不能形成真正的人际社会。他们之间之所以有联系,是因为一起被夹裹在某种"运动"之中,一起跟随某种意识形态的召唤,一起服从某种不可抗拒的政治权力,一起崇拜某个魅力无限的领袖,一起陷身于他们无力改变的制度之中。公民社会中民众或公众的政治组织形式,如相互竞争的独立政党、工会、社团等等,在极权主义国家里都不可能存在。

从后极权主义演进到"新极权主义"时,部分民众开始逐渐具有越来越强的自我意识,他们不再相信当权者天然会代表他们的利益,日益自觉地想摆脱这种"散沙状态",在相互合作中以民间自发性社团的形式保护自己的利益、发出自己的声音。1989年民众的民主要求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同时他们又无力改变制度环境,不得不仍然处于"散沙状态"之中。面对这样的处境,人们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从自暴自弃、听任摆布、愤世嫉俗、冷嘲热讽、愤懑不平到积极反抗,这各种各样的反应意味着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下当局面对的"群众"早已变成了一个多元化、多样化的社会,这一点与极权主义原型时期完全不同。

在中国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尚未出现传媒的商业化和互联网,而在"新极权主义"下这些手段为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创造了条件,但当局也不断努力去强化对媒体和互联网的管制。网络世界为民间的"异类"声音提供了从未有过的表述空间,不过大部份人只是在"面具"的保护下才敢发出比较真实的声音,这与那些以真实姓名参与网上交流并为自己的言行记录负责的人是不同的。互联网基本上是一个知识者的世界,一个虽要求思想自由、但不一定立即行动的世界,但它毕竟使原本相对隐秘的民间不满和抗议变得前所未有地明显公开。这加深了
"新极权主义"的恐惧,它把网络上的"反抗"看作是一种现实反抗的警讯,于是进一步加强了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思想控制,2005年新颁布的极严厉的网络管理条例就是其中的一环。"新极权主义"会不遗余力地提升互联网控制能力,但网上的批评和反抗也会继续下去。对于真正公民社会的建设而言,这是一种破坏力有余、自建力不足的"猫鼠游戏",尽管其令"新极权主义"感受到相当大的威胁。

三、"新极权主义"的"组织"控制与"宣传" 运作

极权主义的第三个支柱是专制统治的组织和宣传。从极权主义到后极权主义再到"新极权主义"的演变中,这方面的变化几乎微不足道,或者说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组织和宣传在极权主义的传承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般政党的成员都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和退出,不仅在民主国家是如此,1949年以前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也是如此。而极权主义政党的组织则通常具有秘密会社的性质,甚至被称为"光天化日下的秘密社会[10]"。它的许多组织特征都可以在一般的秘密社会中找到。例如,秘密社会的等级制度是通过"提拔"
和"引见"来建立的,提拔者对被提拔者有"知遇之恩",可以索取特殊的忠诚,可以结成死党,订立攻守同盟;秘密社会成员中的"老大"总是神神秘秘的,行事无定则,这样才能让"下面"的人敬畏;秘密社会对外采取"一致说谎(保密)的策略","帮"里的事"内外有别",违背这一原则即重惩不殆;秘密社会对外界始终保持警戒,视其为敌意威胁的来源。[11]极权主义政党和秘密社会都非常看重组织和效忠的仪式及象征,加入其中都要有内部人员介绍,都要宣誓忠诚,对叛徒的惩处手段甚至比对敌人更严厉。它们都有至高无上的"圣物","纳粹仪式的所谓'血族'和布尔什维克仪式的列宁遗体,它们都使极权仪式带有偶像崇拜的色采。……这些偶像都是秘密社会常见的组织手段。[12]"

这些秘密社会的特征使得极权主义政党与一般的政党有根本的不同。阿伦特指出:"一般政党把人群分成属于和不属于我党的两类。一般政党和公开社会都只把那些公开表示反对者视为敌人,而秘密社会的原则是,'我不吸纳的,就是我排斥的。'[13]"在极权主义政党看来,只要你不死心塌地跟从它,你就是它的威胁或是它的敌人。这种非党即敌的人群对立观也是党内大一统的原则。正是通过消灭党内民主,一党专制才转化为极权专制,"斯大林把俄国的一党专制改变成极权统治,把全世界的革命共产党转化为极权主义运动,他所运用的手段就是消灭党内的派别,取消党核心内部的民主,把民族国家的共产党变成莫斯科指挥的党支部。[14]"阿伦特的这一见解是针对40年代"共产国际"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这点至今仍未改变,现在的"新极权主义"依然不允许党内民主和不同意见。

"新极权主义"下普通党员的入党动机与极权主义原型时期和后极权主义阶段的情形有所不同。在极权主义运动掌握政权前加入的党员往往为理想和价值所感召。党一旦掌握了政权,就开始有人把入党当作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敲门砖"。"失败的极权主义"产生了对其理想和价值的幻灭和失望,使得分享既得利益和特权比追求理想价值成为更现实的入党动因。在党控制着国家和社会绝大部份资源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党员确实有许多实际利益可以分享。但到了"新极权主义"时期,执政党不再能垄断所有的经济资源,在唯金钱主义的社会氛围中,党员身份不再是人人羡慕的政治地位象征,人们有许多机会去获取以前必须凭政治身份获取的利益和特权。但是,"新极权主义"时期要求入党者依然众多,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党员仍然是求职者可资利用的身份。许多聘用单位之所以愿意选用具党员身份的求职者,并不是期待他们去那里传播共产主义,而是因为"党员"特别听话、便于管理、不会闹事,却又相当机灵。在政府机关和科层等级的企业中,党员型人格都被视为驯服工具的最好典范。

对极权主义来说,与组织控制同样重要的是宣传。宣传的作用因极权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异。在极权主义运动仍处于在野状态时,它的宣传是为了吸引那些有待争取的群众,"在宪政政府和言论自由的条件下,群众还有获得信息的渠道,极权运动运用恐怖的机会有限,必须象其它政党那样,……作出取信公众的样子。[15]"一旦极权主义运动成功地夺得政权,它的宣传就会变成"思想灌输"。"思想灌输"本身是依托于政治高压和暴力恐怖的,"灌输运用恐怖与其说是为了恫吓,……不如说是在体现它自己的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16]"。灌输可以用强制的"思想改造"形式,也可以用看上去并不强制的"教育"。无论是改造还是教育都必须用惩罚为最后手段,只有让所有的人都对异端思想怀有恐惧,才能体现"正确思想"的战无不胜和绝对正确。

阿伦特所说的这种"教育的恐惧"在"新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教育体制中被制造和再生。老师把灌输在自己头脑中的教条又灌输给学生,学生则用被灌输的内容来检验老师是否时时在作"正确"的灌输。2005年5月,吉林艺术学院的卢雪松老师因上课时采用了民间自制的纪念林昭的纪录片和相关材料而被一位学生"告发",并被该校"停课处分"。此事在互联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17].若把涉事的三方简称为"老师"、"学生"和(校)"领导",可以典型地看到师生们如何在"教育的恐惧"中互动。尽管林昭的冤案已经"平反",但在党的宣传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生"眼里,赞扬被党枪毙的林昭无异于给党抹黑。在这样的"学生"之监督下,"老师"便不能在学校里"免于恐惧"地教书。"老师"即使再小心,也可能触犯"学生"头脑中积存的某些政治禁忌。"学生"一旦向"领导"告发了"老师","领导"就陷入了"恐惧"的处境中,如果他不处分"老师","领导"就可能被当作"老师"的思想共犯而被告发。把"老师"和"领导"置于如此关系之中的是那个实施"思想灌输"的党,而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和"领导",他们都受到了一种权利的、道德的和个体的永久伤害。

灌输和教育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运作的传统手段。极权主义统治与其它专制、暴政和独裁所不同的是,极权主义的"政治压迫"利用了意识形态运作这一独特的方法,其压迫的对象是人的思想和思想的人[18].这种压迫如果实行得非常彻底又取得了成功,人就必然沦为不思想和不能思想的动物,极权主义统治的可怕即在于此。极权主义并不一定剥夺人们的基本生理需要(如吃、穿、住),但决不允许他们自由地思想。极权主义原型与"新极权主义"同样仇视人们的自由思想,视之为祸,而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人的自由思想形式(如民主制度)和人的生理需要对立起来(即所谓的"稳定"),甚至诱使人们放纵生理需要,让他们以为这就是人生的唯一追求,从而引导他们忽视对自由思想的需要。于是剥夺政治自由和放纵肉欲同时成了"新极权主义"控制人们思想的有效手段。

奥威尔(G.Orwell )的《1984年》和赫胥黎(A.Huxley
)的《美丽新世界》都对极权主义作了预言:"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19]"

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现代谎言",它和"传统的谎言"有重要的区别。"传统的谎言"是针对"特定"具体事实的不实,它是用来欺骗"敌人"的;而极权主义的"现代谎言"是将"事实整个进行重新编织",而且它是用来欺骗每一个人的,因此,编织谎言者"最终也成为自己谎言的受骗者"。[20]在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没有"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人民不能作主的"民主"、宪法随意遭到践踏的"宪政"、不让人自由说话的"言论自由"、既无权利又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力和地位永远高于"人民"的"公仆"、对资本家比对工人更亲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代表"等等。

如果比较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谎言的性质,可以说"新极权主义"在这一点上与以往的极权主义并无任何不同,但极权主义原型时期意识形态谎言的社会动员能力却与"新极权主义"时代有极大的差别。在极权主义原型时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曾经是一个具有普遍公信力和号召力的政治福音,也是规范民众思想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在后极权主义时代,人们对执政党是否真正代表这两个主义产生了普遍的怀疑和失望,对这两个主义的信仰也开始幻灭。而在"新极权主义"时期,民众对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连表面上的恭敬都常常不愿意表示,他们往往会用公然的嘲弄来表达自己的厌恶之情。尽管如此,
"新极权主义"依然一如既往地坚持着它一贯的"思想灌输"。

四、"新极权主义"的形成及其政治特征

"新极权主义"的形成是在吸取后极权主义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事件"和苏联东欧的巨变让中国的最高权力集团意识到,对他们而言,1978年到1989年的那段后极权主义道路在政治上是失败的,要想延续权势集团的统治,就必须吸取后极权主义的教训,并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和手段。

从"新极权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可以观察到它的两个原则。其一是保持高度的末世防患意识,此意识支配下的冷酷决定了它对被统治者不再"手软"。从1989年以来,当局对其统治前景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末世恐惧,由此刺激起强烈的防患意识,稍有冲击就担心要"亡党亡国",因此它对"正面"引导常常缺乏信心,施政上再度重视和强化极权统治的传统镇压手段,如加强便衣警察部门的力量并依靠它对国内社会实施广泛渗透和全面监控,进一步强化极权主义的组织和宣传体制,更严厉地控制媒体、公共舆论和民间言论等。毫无疑问,这些措施都是从后极权主义向极权主义原型的倒退。其二是用灵活策略化解难题,为统治集团创造机会。这样的灵活性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针(如邓小平针对"姓社姓资"这个意识形态重大问题提出的"不争论"方针)和经济制度选择等许多方面。之所以称这样的实用主义策略是"新极权主义"的一部分,是因为这些策略的根本目的是巩固和加强极权主义统治,而不是削弱或瓦解极权主义统治。

在意识形态管理方面,"新极权主义"既坚持极权主义政治统治的基本原则,坚决压制民间对民主化的要求,又允许大众文化及娱乐的活跃繁荣以及日常生活的非意识形态化,从而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向对当局无害的方向。但官方意识形态从这些领域中淡出并不等于它放弃了对这些活动的控制,极权主义政治统治的现实保证了官方意识形态随时可以干预宰制民间的文娱活动。

在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方面,"新极权主义"对实用主义策略的灵活运用和对被统治者的不"手软"是后极权主义无法相比的。后极权主义并不敢完全背离极权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主的传统,同时注重对民众以怀柔手段为主的笼络民心策略;而"新极权主义"则基本上抛弃了这两条。

"文革"后至1989年,中国处于后极权主义体制期间,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仍然据于重要地位。但1990年代以来,当局在经济制度层面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它求助于外国资本,加入经济全球化,基本上取消了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弱化了公有制的重要性。

后极权主义时期的统治者维持着专制社会主义的"幸福交易法则"[21],也就是用社会福利安排(如国家保障的工作机会、住房、免费教育和医疗等)交换民众的政治顺从,民众虽然放弃了个人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但换取了基本的生存条件。然而,从1990年代开始,"幸福交易法则"被"弱肉强食法则"替代,只要不属于权势集团及其依附群体,普通民众既无公民权利保障,又失去了社会福利保障,在原有的政治压迫之上又添加了新的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由于1990年代以来当局对社会不满的镇压比后极权主义时期更严厉,所以尽管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之生存比后极权主义时期艰难得多,但他们只能默默地忍受。

"新极权主义"堂而皇之地将斯大林主义极权统治视为仇寇的"敌对因素"(如资本主义、红色资本家等)纳入了自己的体系,同时对许多完全背离其自诩的"社会先进性"的现象(如腐败、糜烂、色情等)表现出极大的容忍。对"新极权主义"来说,这样的灵活性显然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维持延续了极权体制,但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瓦解着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真实性。当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变得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资本主义时,当"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沦为社会弱势群体时,当"共产主义理想"表现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新极权主义"承继下来的意识形态就成了千疮百孔的"国王的新衣"。有人甚至更尖锐地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国王没有穿衣服,而是在衣服下,根本看不到国王。\字号(4)
{[22]"

从极权主义原型到后极权主义,再到"新极权主义",它们都有一个始终未变的共同点,就是以那个至高无上、无影无形的"党主子"作为极权统治法统的化身。它用官方意识形态规定了自己是永远"光荣、伟大、正确"的。无论极权主义的政统出现什么样的断裂(如1976年的
"逮捕四人帮"),无论极权主义下的现实如何与其正统意识形态尖锐对立,党都宣称它自己是永远洞察历史发展规律、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力量。它凭借自封的至高至尊的地位,可以随意界定谁是"历史"或"人民"的敌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动用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暴力去残酷地消灭它的敌人;它可以宰制经济、新闻、出版、司法、教育、文化等任何领域的活动;还可以凌驾在宪政制度之上,按照它的需要任意改变宪法条款或对宪法条款的解释。这就是各种极权主义专制与威权主义统治的一个主要区别。

极权主义专制与威权主义统治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政治压迫(如剥夺公民权利、压制人权、言论和结社控制、新闻垄断等),而在于政治压迫是以什么名义实行的,以这个名义可以在什么程度、什么范围内实行暴力统治。在威权主义国家里,人们为反抗暴政可以直接诉诸民主、人权和公民权利,而威权统治者除了用"国家安全"之类的说辞之外,没有其他对抗民主自由理念的借口。但极权主义统治却能用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为理由,给任何民主要求扣上"敌对、颠覆"的罪名,即便是有人只不过对公共事务或弱势群体表达了一点关怀,在极权主义统治下也可能受到迫害。

试举一例。上海《解放日报》去年以"吉方平"(《解放日报》评论员的谐音)之名发表了一篇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透过表象看本质》,刊登于该报2004年11月15日)。此文称:"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是从来也不存在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体。……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于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大众服务。""吉方平"所使用的是典型的极权主义传统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的是极权专制的思维。如果是在一个威权专制国家,当局虽然可能迫使知识分子闭嘴,谁不服从就迫害谁,但是它却不能名正言顺地说,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由某一个党来领导,知识分子如果不是该党党员,自然不必接受该党的领导。而在极权主义下,当局却依照其意识形态而"理直气壮"地把所有社会成员都归入其"领导"之下,实施现代社会里最严厉的思想管制,不容许任何人质疑它的永久的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更不允许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或社会活动上的任何独立性。

或许有人想问,知识分子为什么必须由党来严密控制,为什么不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过问公共事务?为什么不能批评官员的腐败、司法的不公、黑社会的猖獗或者贫富悬殊?在民主社会里,当然不存在如此提问题的必要,在威权体制国家里当局一般也不愿意对这样的问题表达否定的态度,然而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大逆不道。

"新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原型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就是"新极权主义"不再依赖魅力型的领袖。汉娜?阿伦特当年研究极权主义时就认为,象希特勒或斯大林这样的魅力型领袖其实是"乱世英雄"型人物,是现代性危机下社会传统和秩序崩溃的典型产物:"乱世英雄"的成功充满了偶然性,并不必然取决于什么属于领袖的道德素质或信念,相反,具有道德素质和信念者恰恰最容易成为无所不为的"乱世英雄"所扑杀的对象。阿伦特还认为,极权主义制度中最高领袖之所以重要,全在于他占据着党组织结构中最重要的位置,与其说领袖重要,还不如说那个结构性位置重要。这一结论完全适用于对"新极权主义"的分析。

"新极权主义"的技术官僚统治者虽然是党内最高层的人物,但他们个人并不是党的化身,他们反倒更象是被精心挑选出来料理"党主人"利益的管家或干事长。尽管"新极权主义"的最高领导本人可能相当"亲民"、"勤政"或"清廉",但他们服务的"党主子"却与极权主义原型时代一样专横霸道、权力无限、主宰一切。这些技术官僚统治者之所以被精心挑选出来充当开动和维修极权机器的人,完全是由于挑选和提拔者的恩宠,是阿伦特所说的那种"党秘密社会"的产物。他们是党官僚机器中历练最深的成员,最符合它适者生存的原则,圆滑和不出格是他们生存下来的条件,但求稳定、不出大错是他们多年来的信条。在政治理念上,他们缺乏后极权主义领导人的宽容和开拓精神,因此往往是等到情势变动后不得不应付时,才被动地提一些未必有效的补救性措施或口号(如"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与"保先"等)。他们自以为是地把这些局部性的补救措施或口号提升到国家发展和社会制度建设的使命性高度,以应付日常行政代替国家根本的政治远景和理念,目光短浅而浑然不觉。"新极权主义"的最高目标不过是"为权力而权力","统治者死死把住权力,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目的。他们镇压自己的敌人,控制自己的臣民,在内政、外交上只是作一些小修小补的改进。……他们的语言不过是'旧说法'的官僚翻版,不过是例行公事地摆摆意识形态的样子。有时候,他们象是靠极权时刻的回忆过日子,但又不想再重复那样的时刻。他们是当今时刻的独裁者和寡头政客,所作所为与以往的独裁者和寡头政客并没有什么不同[23]"。

"新极权主义"缺乏价值理念的施政往往表现为一种"精神分裂":"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仍然被称为'指导理论',另一方面则是激烈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早已成为指导'改革事业'的主流理论。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离不开'公有制'的限定,另一方面
'私有化'已获得政治正确性,成为'主旋律'。一方面号称'人民的公仆',另一方面则是'精英联盟'对民众的联合压榨,民众没有任何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一方面旗帜上仍然写着'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工人农民的被压迫掠夺,在商会等强势群体的组织面前他们仍然不被允许成立属于自己的自治组织。[24]"

与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相比,"新极权主义"的思想控制明显地显现出一种末世景象,它以低能而专横、虚张声势、色厉内荏为特徵。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统治曾经在全国范围内煽起过革命的激情,还给过全世界的激进左派以鼓舞和激励。毛死后直到1989年,后极权主义相对宽松的思想控制和社会经济政策曾让当局一度赢得了新的合法性。"新极权主义"虽然新添了"市场经济"和民族主义这些话语,却仍然无法摆脱意识形态上前所未有的孤立,以致于进入21世纪后竟然把寻找意识形态夥伴的目光投向北朝鲜和古巴这样的没落国家。

正是由于"新极权主义"排拒追求人权和民主的世界性潮流,它虽然依靠外资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却始终无法在全球政治中树立一个有道德力量的形像;相反,它对国内国际社会有关政治改革和社会正义的主张充满了戒备和敌意。"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权力和物质欲极强烈而道德和价值感极麻木的退化型特权寡头专制,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权贵资本主义等级制度,一个对国家民族未来的自由理想毫无反应的"前现代型"专制政权。所谓的"前现代型"专制是指那种"老式的寡头政治,臃肿、多疑、平庸、残暴",它在政治上没有抱负,在理想上没有前景,以维护现有的权力和权力体制为唯一存在的目的[25].

在"新极权主义"时代,极权主义原型曾一度享有的社会主导力已经完全没落了。社会主导力即葛兰西所说的hegemony,既指国家的支配能力(就统治而言),也指国家的领导能力(就道义权威而言),这二者都是国家非强制性的实际影响。菲米尔在解释葛兰西的观点时对非强制的"主导力"和强制的"统治力"是这样区别的:"'主导力'
指的是一个阶级或群体对其它阶级或群体的优势,这种优势依靠赞同而非强力所获得。而'统治力'则主要是通过国家的强迫性机器所实现的。(主导的)'知识或者道德领导'主要体现在'公民社会'中,也经由公民社会来实现。[26]"显然,国家权力对社会越是具有"主导"作用,越是不需要动用强制性"统治",就越具有合法性。从1978年到1989年的后极权主义时期,虽然当局的经济社会政策一度受到欢迎,但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却使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主导力逐渐丧失,因此才有了"**事件"。在"新极权主义"时期,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共产党员的主导力迅速萎缩,各级党员干部的糜烂性腐败象表明,人人急于在大船将沉之前捞足眼前的利益,它对非党员民众的主导力更是一落千丈。就连在它"最有觉悟的"、"最先进的"、最中坚的组织成员身上,"新极权主义"的末世景象也已经暴露无遗。

当然,表现出末世景象的政权未必是短命的政权。社会学家孙立平把中国社会描绘为"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
"几块石头"是指抱成团的利益集团,如党政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一盘散沙"就是指社会大众。"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的社会政治结构使得"新极权主义"得以暂时稳定其统治,正如华尔泽所言,"它就象早期现代专制君王一样,它的领导造就了一个相当具有凝聚力的精英层。这个精英层的成员抱成一团,不是为了什么原则的信仰,而是由于共同的地位和特权,压力再大也还是抱成一团,不然就会输得光光。[27]"

孙立平认为,利益对立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现在则开始谈论"拉美化"现象。确实,当下的中国社会很象一些拉美国家的状况:新富显贵们生活在有围墙的、警卫森严的别墅和复合公寓里,享受着巨大的财富、权力和权利;与此相对照的是日益膨胀的农村贫民和城市弱势群体,后者由数以百万计的生活在临时简屋里的外来务工者和人数日益增多的城市失业者和低收入居民组成,他们在新的地产开发过程中被赶出市中心;城市弱势群体的危机不仅是基础设施和收入的危机,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它也是一场争取身份和权利这些在城市谋生的关键软件的战斗,这些"城市权利"包括法律身份及相应的工作权,教育、医疗卫生、保险及社会福利等利益[28].

"新极权主义"无序而分裂的意识形态给既得利益集团的混水摸鱼提供了天赐良机,不同既得利益集团彼此相互利用,由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关系结成针对社会上弱势群体的不神圣同盟。由于"散沙型"的民众未形成公共意识,没有机会形成自己的组织,发出自己群体的声音,所以低能的政权还能照样维持其运转。

五、透明的谎言、"扮傻游戏"和"不肇事"反抗

极权主义的一大发明是创造出一套其他社会中不会使用的专用"语言",它以刻板而毫无活力的陈辞滥调为主要特征,但因为是"官话"而享有不容质疑的地位。这套"语言"曾有效地禁锢人的思想,将活生生的生活语言与丰富多采、多样不同的人的思想统一为同一个刻板的模式。奥维尔在《1984年》中让我们看到,极权统治不只是制度压迫,而且更是思想囚禁,不只是社会、政治祸患,而且更是人的心智灾难。极权统治成功的最后秘诀在语言的运用,当社会成员使用的语言被
"改造"成为适合于党国思想习惯的表达手段后,"一切另类思想"就不容易再生了[29].这套"语言"体系一旦确立,"对(党国)不友好的思想只能存在于一种暧昧不明的无字词状态之中[30]",由于这种无字词状态的思想不能用字词表达,它只能算是一些不能被人的意识所把握的意念闪现。在极权主义统治的最严酷时期,不只是抵抗或反对的思想不能存在,连怀疑、玩世、不正经对待、嘲讽等等都不再可能,公共语言变成一种刻板教条、生硬简约、毫无想象的字词排列。极权统治的关键在于,它用意识形态几乎彻底控制人的全部心智活动,不仅包括一切需要用字词表述的内心思想、感受、感觉、感情,还包括那些因无字词而注定只能在黑暗中闪现的意念。极权主义的"语言"体系掌握了它的被控制者后,被控制者们便对来自过去或其它国家的语言根本无法理解,因而抱有一种自然的、根深蒂固的敌意。

"新极权主义"并没有能力创造发展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新"官话",它对公共言论的控制基本上仍然使用从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承袭而来的一套语言。与后极权主义时代不同的是,"新极权主义"的这类套"官话"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及矛盾极为明显,结果成了民间公然嘲笑的对象
[31].极权主义统治对语言的控制需要一个先决条件,即当局对社会活动的全方位严密管制。这种社会全面控制在1989年以前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即已松动。在"新极权主义"时期当局对民众日常消费娱乐活动的直接干预进一步减少,并借用兴起的商业和大众文化来软化包装它的统治,结果"官话"对日常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不断萎缩,"官话"中的"词汇"与社会性的日常语言日益脱钩。"官话"不但无法再支配民间的日常语言交流,反而成为民间话语嘲讽、挖苦、冷言冷语、插科打诨、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对象[32],人们往往以逢场作戏和冷漠鄙视的心态去对待官方那些自上而下反复宣讲的新旧"话语"。于是民间话语对
"官方话语"公然鄙视,"官方话语"则无可奈何地假装自己还有很多真正的信从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语言"的公开演示越来越矫揉造作,也越来越为表演而表演,不仅报纸电视广播的新闻报导如此,"春节联欢晚会"这样的官方文艺节目也是如此。

由此就出现了 "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谎言化现象。1989年之后的"新极权主义"之所以需要倚重暴力压制和媒体监管,根本原因是它的意识形态已经不能再让民众信服。既然民众越来越不相信这些意识形态谎言,这些谎言就只能依靠靠强制手段才能维持着存在。在"新极权主义"下对传播者和受众双方而言,这样的谎言具有一种犬儒式的"透明度",听谎者心知肚明,说谎者对听谎者的心知肚明也了然在胸;双方煞有介事地玩着"扮傻游戏",只要谁也不公开说出来,谎言似乎就是真话。

"新极权主义"已经不再能支配人们的想法,于是它满足于控制人们真实思想的传播,也就是说,不让人们公开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这样"新极权主义"造就出一个公共信任高度匮乏的统治秩序,它居然可以没有信任也照样运转,条件是它不受任何社会信任机制(如自由新闻、民主法治和透明责任制)的公开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极权主义"的宣传其实已经基本上失败,"官方话语"几乎完全是靠着专制权力的国家行政手段来维持的。

"新极权主义"对言论的控制和对出版物的审查因此也具有一系列特点。首先,用"悄悄"地直接打击和迫害"异端思想者"的办法,来代替毛泽东时代和后极权主义时期那种大张旗鼓的思想批评运动。在民众不再相信"官方话语"的情况下,那种旧式的思想批评运动不仅无法达到官方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为被批评者
"扩大社会影响",使他们得到更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同情。其次,控制过程日益技术化和非公开化。除层层设立专责舆论审查机构之外,还不断更新扩大具体的"禁忌话题"清单,除了一些大的领域或话题(如"文革"、"**"、对毛泽东的负面评价、人为灾祸、民主和人权、政治制度弊端等)不许谈论之外,对其他很多可能对当局产生不利影响的新闻话题也设立临时"禁区"。同时,所有这些"禁忌话题"清单都尽量保密,不但不采用正式公文的形式,而且由上往下传达时"不许记录、不许录音"等,以免造成"负面"的国际影响。再次,强化对媒体"违规"的责任追究,甚至为了一篇文章重惩一个编辑,为了一本书而关闭一家出版社,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媒体和网站为了存活下去不得不加强自我审查。这种自我审查不仅贯彻在言论和观点的公开出版中,也贯彻在学术研究的选题、学校开设的课程、教师的课堂讲授、学生的论文导向等各个方面。

如果说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官方话语"还把受众当作宣传的对象,那么"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话语"则常常把受众干脆当作傻子。"新极权主义"的谎言比后极权主义的谎言更赤裸裸地藐视和作贱人的理性,这种公然对正常理性之人的轻贱和愚弄形成了"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话语"特色。之所以毫无顾忌地把这些几乎完全"透明"的谎言搬到受众面前,是因为"新极权主义"掌握了绝大多数受众的一个基本特点,他们会经过深思熟虑后"扮傻"。尽管大多数人对现实有种种埋怨或不满,但他们对公开表达不满的分寸心里非常有数,他们或者是怨而不怒,或者是怒而不争。

"新极权主义"社会中的"谎言文化"和"扮傻文化"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生活的其它各个领域延伸,不仅存在于社会交往中,而且也在各级学校的教科书、考试和师生关系中不断复制和再生,"骗子"和"傻子"在不断地低龄化和日常生活化。"新极权主义"
统治下的人心难测、心理狡黠、行为乖戾和黑色幽默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假面社会"。它是一个表相和真实脱离的世界,这种脱离讽刺性地投射到它的
"主子"、"骗子"和"傻子"身上。看上去神气活现的党政权贵其实是不能作主的"奴才";看上去能说会道的"文胆"、"利口"或"笔杆子",其实是让他怎么说就只能怎么说的"骗子",他们甚至不需要具备骗子的想象力,只要会背"台词",装作对现实感觉麻木就可以了;看上去是"傻子"的民众当然不是真正的弱智或白痴,他们往往大智若愚,嘴上不说,心里透亮。

"假主子"、"假骗子"和"假傻子"就这样一起生活在"新极权主义"这一人性残缺的社会里。过去几十年极权主义的恐怖和暴力早已把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主子"、"骗子"还是"傻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变成被宰制之人。就象"傻子"没有真正的自由和公民权利一样,"主子"和"骗子"也没有这些权利;就象"主子"是极权制度中的不清白之人一样,"傻子"和"骗子"也都是有道德罪过之人;就象"骗子"用自己的嘴替别人说话一样,"主子"和"傻子"也都是思想和个性上的残缺之人。

当全民被迫投入 "扮傻游戏"时,就形成了弥漫于"新极权主义"社会的犬儒心态和玩世不恭;但与此同时,一有机会就拒绝再玩"扮傻游戏"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同时生活在一个现实的和另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中,这个虚拟的公共空间就是网络世界,进入这个世界的人大都受过相当教育。在现实世界中,他们的言行受到现存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体制的限制,不得不时时自我审查,留意什么是人们心中有数的"敏感问题",程度不同地"扮傻"。在网络世界中,他们可以有稍多一些的自由,能够卸下"傻子"的面具,比较容易地说出事情的真象,甚至明确而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许多社会问题,如官员腐败、司法不公、贫富差距、农民负担等等,都是在网络公众对具体事件(如矿灾、孙志刚之死、SARS、卢雪松停课事件、王斌余死刑事件、太石村村民罢官事件)的讨论中才吸引了公众关注的。互联网上公众对时弊的批评和抨击是"新极权主义"社会中反抗意识的最明确表现。网络公众不仅常常直接传递社会中发生的反抗事件消息(如集体抗议、骚动、冤屈、民愤事件等),而且还往往出其不意地把看似完全"无害"的事情转化为对极权主义秩序有挑战意味的话题。

2005年夏,湖南电视台的"超级女声"就是这样从一个普通的娱乐节目演变为一个社会性话题的。讨论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民主"、"公民"和"公民社会"的问题。"超女"事件居然引发了人们对政治现状的不满,这完全是一种"无意后果"。正因为它是无意的,没有"肇事者",也就没有极权主义暴力可以直接惩诫的对象。"超女"的歌迷们看上去是事件的主角,却并非在网上相关讨论中提出民主问题的主角。对那高高在上、威严无比的权力来说,歌迷们真是不可捉摸、难以防范。他们看似简单,却又深不可测,当局再怎么提防,还是出现了意外。歌迷们不是为呼吁民主而来,却意外地发起了关于民主话题的热烈讨论。他们不过是想唱就唱、想乐就乐,却"不经意"地嘲笑着"永远正确"的中央电视台,"不经意"地鄙视那些有名无实的"观众代表","不经意"地抵抗着伪善丑恶的政治,
"不经意"地揭露了公共生活中民主机制的匮乏,启蒙了民众的参与意识。

借"超女"事件讨论民主和公民参与的网络公众不是所谓的
"肇事者",他们既无人"挑唆",也没有"幕后策划",既无"组织",又无"纲领",他们只不过是随聚随散的围观者,是边看热闹边起哄的观众。恰恰是在这些"围观者"的鼓噪之中,可以听到"新极权主义"统治下许多人反抗的心声。这就是所谓的"不肇事"反抗。事实上"新极权主义"进入了一个"不肇事"
反抗已经防不胜防的阶段,一个专制的惩诫常常迷失了可辨认对象的时代。

结语

"新极权主义"是一个表面繁荣但人性堕落的时代。"新极权主义"的现实世界中,有字词无言论,有统治无共识,有杂志无信息,有报纸无新闻,有学术无思想,有欲望无目的。"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比后极权主义更加专制魔影缠身的政权。"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没有共同政治理念、没有共同价值前景的社会。

在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时代,民众曾经习惯性地接受党向他们提供的政治、社会理念和价值前景。在"新极权主义"时代,民众并未摆脱这样的思维习惯,但他们对党却再难保持以往的那种信任。在彷徨中,他们有的因为对官方意识形态彻底失望而把目光投注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把群体的存在本身就当作一种无须再由群体共同构建的价值目标;有的则憧憬回归古老的儒家传统,想象以少儿时代的"读经"重塑一代"新人";还有人甚至把目光投向曾经给中国带来极大苦难的极权主义原型模式,用对毛泽东的怀念投射对毛的"新极权主义"传人的失望和不满;更多的人则是在物质满足中去寻找与"原子型"个体欲望相和谐的"幸福生活"。"新极权主义"严酷的思想控制,使他们有意无意地不断在回避有关如何走出极权主义统治死胡同、如何彻底与极权主义的过去决裂、如何在极权主义统治的价值废墟上重建人性规范和美好社会理想等问题。在人们能够公开地、免于恐惧地提出和讨论这些问题之前,他们将仍然生活在"新极权主义"的末世阴影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