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9日

报人程益中

注:本文译自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办事处前主任Panphilip潘公凯著《OUT OF MAO'S SHADOW走出毛的阴影》一书第九章《The Newspaperman报人》,译者詹涓,编辑魏寒枫。

2003年3月召开的中国全国两会期间,中共官员仍在竭力封堵媒体报道SARS疫情。此刻,在中国只有一家报纸还在不断尝试突破封锁发布疫情蔓延的消息。这就是被中共官员轻蔑称为小报的《南方都市报》,广东省的一家区域性日报。像中国所有报纸一样,《南方都市报》也隶属中共党产,总编辑由中共委派。此时,和广东所有主流报纸一样,《南方都市报》被要求按照中央宣传口径报道SARS已被完全控制的新闻,一字一句都不得更改,这就是中共通常强调的宣传纪律。与广东省绝大多数的编辑记者一样,这份报纸的编辑记者也知道,他们被迫放在头版的关于SARS疫情被扑灭的消息并不真实。参与这场骗局令他们痛心,不过这并不是他们与身为宣传工具的同行们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国家的媒体里,有许多男人女人都梦想着想要做点事情,而不是单纯宣传和重复当局的谎言。令《南方都市报》这张以通俗的版式和图片著称的报纸与同行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编辑们不愿意放弃报道真相的机会,而且他们往前深入走了一步。

2010年5月24日

360度进攻


图说:周鸿祎2006年初提出要做免费查杀流氓软件的360安全卫士并非出于商业动机,只是为了出口气:“我要把这些败坏我名誉的公司干掉”

前言:[5月21日,360在安全卫士、免费杀毒、360保险箱、360浏览器等产品线的基础上,推出“木马防火墙”。但比这条新闻更受人关 注的是,360防火墙安装之后,会引导卸载已装上的金山网盾。且不论这一举动的道德层面,它意味着,占据了“安全”这一普通人皆有强 烈需求的概念,360对于用户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大。

未来,它或许决定着你能装什么样的软件,甚至该上什么样的网页。

因此,据业界人士称,腾讯已经将360列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而百度对360的警惕也日益增强。

这种业界的影响力,来自于360近四年的蛰伏和成长。也来自于周鸿祎——这个聪明、偏执、注重细节、为达目的不顾一切的IT界另类大 佬——他身上几乎拥有颠覆一个行业的所有特质。

但他并非已全无忧虑。除了腾讯外,近期的另一则消息则是,可牛软件CEO傅盛 ——这一最了解周鸿祎、并一手将360打造出来的人士,将重回安全领域。

2010年5月23日

卢安克,谁在为你“难受”

作者:冰瀑 来源:一五一十部落

因“没有做志愿者和教师的资格”,也不想被媒体打扰,卢安克关闭了自己的博客。

年初,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对德国籍志愿者卢安克的专访,并感动了众多普通的中国人。但同时给他带来的,还有一个发自广西自治区公安厅的警告:即他没有在中国 做志愿者和教师的资格。——言下之意,就是让他不要在媒体上出现、也不要再谈论有关中国教育和留守儿童的话题了。否则“有关部门”将会追究他的“不法行为 ”,并随时有可能把他驱逐出去。

龙应台:为了忘却的纪念

摘自:荷兰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

对于许多中国大陆的读者来说,1949年被纪念为解放战争大胜利的一年,全国上下一片热闹喜庆。而遥在海峡彼岸,历史课本又将1949年描绘成另一番景象。同一个年份,却有两个版本。台湾作家龙应台探访大江南北、重拾旧事,以1949年为基点写成《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记录那些被官方历史书籍忘却的人和事。龙应台本周专程来到荷兰莱顿大学就此书发表演讲。

龙应台表示她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希望能内战结束六十年之后对历史作出重新的思考:内战的意义是什么?价值为何?牺牲的东西是什么?

新华社:中国基尼系数已超0.5 可能致社会动乱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丛亚平 李长久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到2008年,按汇率计算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跃居世界第三位。但是,由于长期积累形成的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导致我国消费开支对GDP的贡献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内需和消费不振又直接造成我国过分依赖外部市场,降低了我国的经济安全性和长远发展的潜力,甚至已经影响社会稳定。

许志永:民主的道德性:泰式民主的启示

泰国街头运动最终以暴力和悲剧落幕。在过去四年间,泰式民主的逻辑是:国王不喜欢民选总理他信,军事政变推翻之,选上来的总理依然追随他信,黄衫军驱逐之,再选上来的总理依然追随他信,最高法院驱逐之,直到自己满意的总理上台,然而底层人民不满意了,也想黄衫军一样换总理,遭到镇压。简言之,顺我泰王的就是民主,不顺泰王的就要武力驱逐之,这独裁下的半拉子民主正是泰国社会动荡的根源。

泰国国王几乎是这个国家的神明,然而遗憾的是,他巨大的能量不是用来捍卫民主,而是用来捍卫自己的见解。如果他的目的是为了捍卫民主,他就应当捍卫程序,如果有任何人胆敢违反民主游戏规则,他可以大声喝止,比如,他信可以成为总理,即使自己和他信观点不同,但是他信不可以违反宪法谋求特权,他本应当通过捍卫程序正义为泰国奠定民主的高贵文化传统,谁胆敢违反宪法追逐权势,谁就会遭到千夫所指。然而,泰王没有这样的远见,他不喜欢的人就动用军队驱逐之,他恶化了泰国民主游戏规则,从根本上说,他的国家没有民主,游戏规则没有底线。

有人得出结论说,东方国家不适合西方民主。首先一个概念就不明确,什么是西方的民主?每个人都愿意参与公共事务,尤其是涉及到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这就是民主的人性根基,这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这是人类的。从来没有一个所谓西方的民主模式,比如美国和英国就不一样,英国有国王美国没有。东方包括中国在内也从来不否认民主,其实中国民主和所谓西方民主的差别不是理念上有什么不同,而是在技术上不同,比如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竞争性选举还是所谓确认性选举,这些技术决定了选举的真与假,而不是什么东方与西方,更不是什么主义的本质区别。

拿泰国来说什么东方国家不适合西方民主实在太不靠谱了。前面已经分析过,泰国的民主是泰王手心里的游戏,泰国的动荡不是民主带来的,而是民主不彻底或者说是独裁带来的。泰国国王也许是一个贤明的君主,他一世独裁的英名能够维护泰国繁荣进步,但是,一旦他死了万一儿子又没他这么强的能力呢?所以泰国还是必须要回归民主,否则只能学北朝鲜了。就目前而言,泰国的前途让人忧虑,因为从根本上说泰国没有大家公认的民主游戏规则,可能泰王去世以后还是不得不找他信来收拾局面。

泰国民主局势给我们真正的启示应当是——民主的道德性。民主需要一套规则,选举、罢免、权力制衡、司法独立等等,但仅有规则是不够的,如果参与游戏的人都试图在规则之外谋求私利,结果是所有的人都破坏规则,再好的规则也没有好的结果。美国的民主制度并不是最完善的,他们的总统选举制度一直有争议,但它运转良好,因为他们的民主有一群杰出的奠基者,在华盛顿、杰弗逊等人面前,后来的政客一想到搞阴谋诡计就会自我汗颜,人民对尼克松那样的用公权力窃听竞争对手的做法也人人喊打,这就是他们的民主文化。英国大选三个党竞争,女王的角色是民主制度的稳定器,而不是泰王式的最后裁决者。

必须让人们相信民主规则可以良好运转,这种信仰不是来自规则本身,而是来自强大的道义力量。因此,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必须从一开始就强调道德性,包括爱、正直、坦荡、善良等。必须有一群杰出的公民代表通过奉献和担当赋予民主规则内在的道德性,才会带来更美好的社会。

来源:许志永
链接:http://xuzhiyong.fyfz.cn/art/627743.htm

王力雄:达赖喇嘛与中文网友的第一次推特对话(审定稿)

王力雄:尊敬的达赖喇嘛,首先感谢您在日程繁忙的旅程中抽出时间,与中文网友对话。从北京时间5月17日上午10:30开始,中文网友在“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的谷歌汇问中向您提问,4天多时间,虽然中间有谷歌汇问的宕机,有中国方面随之对谷歌汇问的封网,但还是有1,253 人提交了 289个问题,并投了12,473票对问题进行评选。

这次您日程繁忙,对话时间不能很充分,但不是希望您这次能回答很多问题,而是希望是一个开头,由此能建立一个渠道,形成一种方式,使您和中国的民间社会从此可以进行自由、持续的交流互动,这将有助于双方了解真实的对方。

谷歌汇问可以让所有参与者对每个问题按照“不错”还是“不太好”的选择进行投票,然后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排序。这次是按照其中的“支持度”排序(Sorted by popularity)向您提交问题。

“支持度”的算法,是赞成票多少与赞成率高低两个因素的乘积。这个算法对目前对话并不完善,因为赞成多反对也多的问题赞成率低,但正说明争议大,恰是更需要您解答的。我想今后您直接与中文网友交流时,可以由您根据情况选择问题,也许更恰当。

下面我开始按“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的谷歌汇问(http://goo.gl/mod/Eq6K)中“支持度”的排序转达中文网友提问(注:因为提问者大都用的是假名,而以支持度为据的提问可以代表网友的集体态度,因此不单独介绍提问者)。

达赖喇嘛:好的。首先表示,王力雄先生对今天这次对话搭建了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得以使我有机会与中国民众对话,我感到非常高兴。很遗憾的是,过去多年来,我们所做的与中国政府改善关系的努力,一直没有取得实质结果,但是我对中国人民一直抱持很大的希望,信心十足,所以今天能有机会与中国民众直接交流,让我高兴。

王力雄(开始提问):支持度第一的提问中有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是:“达赖尊者您好,我想请问您对于西藏以后宗教领袖的问题。请宽恕我的冒昧。您如何看待您终老后可能会出现像现在的‘两个’第十一世班禅的类似问题?” 补充一下,支持度第九的提问:“达赖在大限之后,中共肯定会在国内选一位活佛,对此,您有什么措施?”与这个提问大同小异,两个问题一共得到556人赞成,是目前所有提问中得到关注最高的。

达赖喇嘛:一九六九年我对外有一个非常正式的宣布,就是未来是否继续达赖喇嘛的体制,应该询问西藏人民,也取决於西藏人民的决定。

同样,在一九九二年我作了一个正式宣示,未来西藏问题解决后,我将不担任西藏政府的任何职务,西藏一切事务,由西藏境内的留任的公务员继续管理。二零零一年,西藏流亡组织的行政首长,开始在西藏流亡社会透过民选的方式产生,任期为五年。

因此,我觉得达赖喇嘛这个体系并不重要。我健在的时候我会努力。对达赖喇嘛的体系,中国共产党比我还要关心(笑)。所以,出现两个班禅的这种现象,是有这种可能性。但这个现象的出现,除了增加混乱不会有什么正面的帮助。

王力雄:支持度第一的提问中的后一个问题是“另外对于中共所认定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您如何看待?”

达赖喇嘛:据我的了解,他是蛮聪明的,在佛法上也很努力,但是民众对他还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我认为这主要得靠自己,能否在佛法讲修上做一个有贡献的人,这是很重要的,这是要靠自己的。

王力雄:支持度第二的提问有444人赞成,也是中文网友高度关注的。提问内容是:“想向尊者了解一下关于流亡政府代表与中共会谈的情况,为什么每次都会无果而终,到底双方在哪些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以致谈了几十年仍然无成果?”

达赖喇嘛:主要在于中国官方一再强调没有西藏的问题,只有达赖喇嘛的问题。但我个人其实没有任何诉求,主要关心的是六百万西藏人民的文化、宗教及环境等问题。直到有一天,中央像他们认为存在新疆问题一样,也认为有西藏的问题时,并且要面对这个问题,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会同心协力,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是为了西藏的建设、发展与团结。在目前,中共的做法只是依赖强制性手段,一再强调西藏的稳定,但是,我认为稳定来自于内心的信任与信赖。

王力雄:支持度第三的提问中有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是:“尊者您好:不管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势会如何发展,现在的汉族与藏族普通百姓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很多藏民把问题简单的归罪于汉人统治,但其实我们汉人也是这种独裁统治下的受害者,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达赖喇嘛:汉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在一九四九年或者五零年才开始,两个民族之间关系可以追溯到一千年以上。这种关系在历史上有时是非常和睦的,有时也是纷争的。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纷争时段,根本原因是政府造成的,而不是人民。所以,我们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我们在世界上很多自由国家呼吁建立汉藏友好协会,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我认为目前最大的障碍是没有实施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应该像胡耀邦那样,为了了解事实去做很多努力。最近温加宝总理的一篇文章肯定了胡耀邦做事的风格,也即不仅仅依据官方的文件,而是要到实地去了解情况。

同样的,在中国境内因为不了解事实真相,以及社会机制的不透明,造成了很大问题。如果对真相能够透明的话,对於处理并减少贪污腐败等都会有很大帮助。

王力雄:支持度第三的提问中,后一个问题是:“您有什么方法来维护好汉藏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吗?”

达赖喇嘛:我不管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抱着一个真实的人的心态,由此得到很多人的认同。汉藏两个民族如果同样持有人的心态,有一个平等基础,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我经常会见到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众,我觉得他们都是很真诚的,我们的沟通没有任何障碍。

人与人相互产生怀疑猜忌,这不仅仅限于汉藏民族之间,全世界都一样,因此就需要接触,并且去消除这种猜忌。我在世界上不管见到任何人,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这有两个层面,第一,我们都是同样的人,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第二,才是宗教、文化与语言等彼此的不同。

在一九五四、五五年我在北京的时候,我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强调国际主义的,这表示人都是一样的。我对此非常赞同。

王力雄:支持度第四的提问是:“达赖尊者:《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中,并未写如何保护汉族人在西藏的权益。你是否认同现有藏区汉族居民在自治后仍拥有居住权?你能否发表备忘录来描述如何保障藏区汉族居民平等生产生活的权益?很多汉族人认为你的自治是变相独立,因为他们怀疑自治政府会歧视和驱除汉族。”

达赖喇嘛:早期,在一九五零年前,西藏也有汉人居住。在我出生的地方,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还有汉人。未来的西藏一定会有汉人居民。但是,关键问题是西藏不要成为和现在的内蒙一样,蒙族变成了少数,这样就失去了民族自治的意义。有的藏区,因为汉族人口的增长,西藏的语言和文化正在面临很大的危机。

王力雄:支持度第五的提问是:“请问大师,您书中所述过去的西藏是祥和的佛国,与中国政府所述的黑暗的农奴地区有很大出入,而且很多图片和视频也证实了过去农奴制度的残酷和黑暗,大师可否解释一下为何有这么大出入?”

达赖喇嘛:早期的西藏,也就是一九五零之前,是一个落后的社会,对于那时的制度不完善,我们是承认的,谁都没有说早期的西藏是像天堂一样。现在的境内外藏人当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想恢复旧的制度,做梦也没有想过。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宣传过去的西藏社会像地狱一样,这种说法与事实也有很大的落差。例如中共曾经制作的电影《不准出生的人》,纯粹是一种宣传,很多藏人无法认同,因为内容与事实不符。比如文革时强调文革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后来,当事实再无法掩盖时,就看出这种宣传没有什么力量。犹如六四天安门事件,全世界都知道,但是中共在宣传时也当成似乎没有发生。

最重要的是,你们每一个人应该公正地、客观地、科学地去调查与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常常也跟藏人讲,不要以为是我讲的你就承认、就接受,你要去观察了解。作为一个佛教徒,即使是佛陀的教言我们也要做彻底的分析与了解。

王力雄:支持度第六的提问是:“如果当局允许您回到西藏,允许西藏自治,您觉得您希望给西藏带来什么样政治制度?”

达赖喇嘛:这主要是通过境内藏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做决定。在流亡社会,过去五十多年来,我们已经实现了社会制度的民主化。

王力雄:支持度第七的提问是:“这个问题可能很尖锐,我很想问达赖喇嘛,中国政府对你批评最凶的一条,是说你要求西藏不驻军,说这是变相独立的最根本一点。你现在还坚持‘西藏不驻军’这样的要求吗?驻军权是领土主权中最重要的一个权力,西藏不驻军的主张恐怕广大汉族人民都不能接受,有没有可能,你放弃这一观点 呢?”

达赖喇嘛:虽然我们讲自治,但我经常明确地讲,外交与国防由中央政府来负责。早期我提出过,当印度与尼泊尔等周边国家都友好、互相信赖的时候,西藏可以成为一个和平区,这只是一个梦想与远景,全世界都对此有同样追求,所以不用担心。

王力雄:支持度第八的提问是:“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在达赖尊者有生之年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可能性趋近于零。请问尊者如何看待西藏的前景?”

达赖喇嘛:从中共立国六十多年看,毛时代,邓时代,江时代,胡时代都不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坚信民族政策会发生变化,特别是西藏问题,在互利的基础上能够得到解决。曾经在西藏工作过的退休干部与党员,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提出民族政策不合理,需要反思,呼吁改善民族政策。所以,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 一定会发生变化,问题会获得解决。

王力雄:尊敬的达赖喇嘛,相对中文网友提出的289个问题,今天我们只谈了一个很小的开头。新的问题,以及对您的回答的反应,还会在“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的汇问上不断增加,请您继续保持关注。并衷心期望我们共同努力,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个改变时代的技术,把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从官员间的密谈伸展到汉藏民众之间的坦诚相对和民主协商中来。谢谢。

2010年5月21日 星期五

于美国纽约公园大道Loews Hotel 1014室

来源: http://wanglixiong.com/2010/05/17.htm

什么是狼奶、愤青?爱国与反动怎样界定?

在当今社会,有不少人尤其是学子青年对“爱国”、“ 反动”等概念很模糊,甚至是非颠倒。究其原因,是因为长期“喝饮狼奶”,染上了严重的“愤青”色彩。

独裁下的荒诞:前罗马尼亚的“月经警察”和“打字机执照”

内容提要:在前罗马尼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专制期间,不但实行“一言堂”,而且“家天下”,任何政策的出台都为了维护其统治,这些政策也包含了最荒诞、最恐怖的禁止节育和人口增长政策,禁止离婚、禁止堕胎,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地检查与盘问,电影《四月三周两天》对这段史实进行了很好的“还原”。为了加强言论管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还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对每台打字机进行控制,决不允许“异端邪说”。独裁必然产生荒诞。

“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鲁迅

内地富人纷纷移民海外 担心哪天又要均贫富

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在哪里?

刘青山在参加那次推介会前对它一无所知。面对着一张印制着旖旎海滨风光的邀请函,他在世界地图上查了五分钟,才找到这个位于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群岛。

48岁的刘青山在上海市郊拥有一家生产玻璃制品的企业,雇员200多人,个人资产数亿。当他带着将信将疑的想法进入那个推介会现场时,才发现和他拥有相似想法的人实在不少。一个容量300人的会议室中人头攒动,座位边的走道上摆满了各式别墅的易拉宝广告,价格都在70万美元左右。只要买上这样一幢海滨别墅(移民的投资下限是35万美元),再走一下例行的申请、体检和评估手续,他就可以获得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的公民身份。这个身份可以给他带来的好处是:一、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是英联邦国家,其护照在全球许多发达国家都是免签;二、那儿是避税天堂,对于外国迁入居民免征各种税收。

移民,已经是刘青山多年来的打算。现在,他准备让这个愿望变为现实了。

路透编辑痛扁环球时报

现在我已经不再恭陪《环球时报》驻外记者名单末座。不过十几年来,或多或少和环时打过一些交道。眼下中文做国际新闻的,很难完全无视这家报纸。

看见一篇路透社编辑王丰痛扁环时的雄文,索性照转,以为传奇。

2009年06月22日 11:03 BJT
给《环球时报》上一课
发表评论 (11)
作者: feng.wang
标签: 综合, 媒体, 环球时报, 谷歌

(本文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路透中文网编辑 王丰 /文

OK. 我非常清楚这题目听起来很傲慢。但我的确很想给《环球时报》上一课。

国人未富先懒:上行受阻的社会和正在板结的阶层

上行受阻的社会和正在板结的阶层

未富先懒

改革开放好是好,只是机会在减少。

“大国崛起”的背后,三大社会现实如同暗礁,成为中国人追求财富和理想生活之敌:

一是上行遇阻的社会。个人上行之路遇到阻碍,从户籍政策到财富分配机制,从行业规则到潜规则,从就业到买房;个人发展的代价太大,成长的成本太高,路径变窄,到处有看不见的天花板。

二是正在板结的阶层。现在有十大阶层和1838种职业,中产阶层正在形成,但贫富悬殊拉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成为与公众争利的利益集团。低收入阶层跃升到中产阶层、中产阶层跃升到富有阶层的机会越来越渺茫。阶层落差过渡到富二代和穷二代,财富和贫穷都被世袭,阶层对立与仇视日益加重。

三是未富先懒的社会状态。进取的动力和机制保障缺失,与未富先懒相关的“逆发展”现象流行:未富先撤、未富先奢、未富先剩、未富先退、未富先痞、未富先娇、未富先败、未富先宅、未富先炫、未富先疲、未富先赌……

重新审视“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如何让“天道酬勤”继续有效?《新周刊》求解于14位专家。

社会学家孙立平说: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经济学家郎咸平说:要解决权力与财富勾结对公共产品掠夺的问题。

而真正的解决方案,需要政府和公众共同进行艰难而深入的改革。

从穷忙到穷懒

三个词可以概括社会现状:未富先懒、上行遇阻、阶层板结。以前是穷忙,现在是穷懒;以前是勤劳而不富有,现在则是小富而不勤劳;以前是创富,如今是创闲。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混搭犬儒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胡适: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我们在今日谈宪政,谈民主,谈国共问题,谈结束训政,谈美苏对峙的两个世界,似乎都应该先认清世界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在三十年前,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但在这最近三十年之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政党"的名称,性质和英、美、西欧所谓政党完全不相同。 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主张虽有左右的大不同,但在党的组织纪律上是很相同的,都属于后一类。


北京日报社社长: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在一部分人当中也存在着实用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倾向,……打着“还原历史”的幌子,大作翻案文章,为已被历史淘汰的旧势力评功摆好。

第一阶段为革命阶段,时间是从1911年到1949年,主要是通过革命来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第二阶段为探索阶段,时间是从1949年到1978年,主要是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第三阶段是改革发展阶段,时间是从1978年以来至今,主题是改革发展。

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辛亥革命百年回眸

梅宁华

100年前,中国发生了划时代的辛亥革命。怎么看待中国这100年的历史?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只有正确地认识历史,才能真正做到“面向未来,继往开来”;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只能作出错误的判断,误导现实的发展。

一、坚持什么样的历史观

当前,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对中国百年历史的认识是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的,但是,不可否认,在一部分人当中也存在着实用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否定和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有人鼓吹所谓“告别革命”论,否定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否定或掩盖它的本质和主流;更有甚者,随意丑化革命领袖和先贤烈士。

二是刻意导演和假设历史。为否定中国的历史成就,编造和夸大所谓“人祸”,杜撰出毫无根据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这实际上是在刻意导演历史。有人提出“重写历史”,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人为地把革命和现代化对立起来,经过这样的历史“解构”,近代史上的改革和革命便成了制造社会动荡、破坏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力量。这种违背历史事实的主观臆想,反映了这些人对待历史的轻率态度。

三是打着“还原历史”的幌子,大作翻案文章,为已被历史淘汰的旧势力评功摆好。有人以纠正改革开放前一些历史结论的偏向为由,为已经被中国历史发展所证明了的一些历史结论“翻案”,蓄意扭曲和颠倒历史是非;有人甚至以人性化为由,编排历史情节,对历史进行随心所欲的涂抹、剪裁和虚构,为历史上已有定论的叛徒、反动统治人物评功摆好;有人竟宣称动荡不已、民不聊生的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发展期”。这些显然是对历史的颠倒和虚构。

四是“戏说”、“恶搞”历史。通过各种方式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肆意戏说,对中国百年历史中的仁人志士、革命先贤进行调侃、讥笑和贬损,用主观臆想去改写中国历史;甚至在学术界,有人更是以恶搞为噱头,以颠覆正史为能事,对历史或取其一点,或无中生有,或捕风捉影……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就在这种“戏说”、“恶搞”中变得模糊起来,变得轻佻起来,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五是追求所谓的“价值中立”和“纯客观”。有的所谓历史作品在表现人民革命战争时,只是一般性地表现战争场面的残酷,把战争和牺牲都描写成所谓“中性”的、“纯客观”的表象事实,而不去深入挖掘事实的性质,不去关注战争的人心向背和正义与否,不讲为正义而牺牲的价值意义,把中国人民为社会进步而战、为自我解放而战的正义性和崇高性虚无化。

以上倾向和现象虽然不是主流,但却造成了严重后果,不但颠倒了历史是非,搅乱了人们的历史观,而且还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历史观是人们关于历史的根本观点,是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历史观,从而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能够作出正确的评价和判断,对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意义极大。“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历史,是一个关乎国家兴亡的大是大非问题。是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从历史主流中吸取经验教训,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制造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退回唯心史观——这些根本的原则性问题是不能被颠倒、被搅乱的,否则就会从根本上搞乱社会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动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立足和发展的思想根基。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极端倾向,其要害就在于颠覆历史观,否定已有的历史结论,歪曲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历史结论应该是根据历史事实作出的,不能随意否定。而戏说历史、解构历史、恶搞历史,则是一种实用主义倾向,体现的是对历史的一种不严肃和不负责的态度。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百年历史是一次伟大的洗礼,不但是血与火的洗礼,更是现代化的洗礼。通过这次洗礼,中国社会实现了跨越时代的大发展。我们应该深入地认识和总结百年历史中蕴涵的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个规律,将使国家和民族受益无穷。

但是,要真正地从百年历史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搞简单、片面的史料考证,不行!搞假设、解构不行!戏说、恶搞更不行!“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这一经典性概括,为我们正确认识历史提供了指导,具体来说,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客观性原则。历史是什么?马克思的回答是:“‘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历史作为人的活动,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认识和研究历史必须以事实为出发点,全面、系统地掌握有关资料,把握历史事实的总和并阐明其内在联系,透过历史现象分析历史的本质和主流,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

二是包容性原则。认识和看待历史作为人的一种认知活动,必然具有多样性。因为人总是从属于某个利益阶层或群体的,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带有所从属利益背景的意识形态烙印。因此,对待历史要有一种包容心态,而不能用整齐划一的“单一性”思维来看待历史。搞预设立场的历史研究和片面解读,是不可能把握历史全貌的。但是,包容性原则是建立在遵循历史事实,对历史进行符合规律的探索基础之上的,而不是随心所欲地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更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三是是非原则。历史是有大是大非的,这种大是大非是人们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价值判断。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不是个人的好恶,而是历史事实和社会实践。因此,对于历史大是大非的把握,不能沉湎于个人的恩怨和预设的立场,纠缠一些历史的枝节、细节,否则就无法正确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中国百年历史的认识,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才能科学地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

四是全面原则。这是正确认识历史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原则。列宁曾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4页)这个论述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历史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重要的是要在把握历史活动的总和和全貌中来确定它的主要方面,分清主流和支流,这样才能揭示历史真相。如果胡乱抽出一些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那么任何实例都有可能被找出来,任何历史也就都可以被改写。就中国百年历史而言,革命、现代化是贯穿其中的主题,正确认识历史就在于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揭示这些历史活动内在的逻辑和规律。

二、如何把握中国百年历史发展的本质

历史现象往往是纷繁复杂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发生剧变的百年间更是如此。对中国百年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形成实事求是的认识,必须把握历史事件的本质。对于这一百年历史,我们可根据社会发展的主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革命阶段,时间是从1911年到1949年,主要是通过革命来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第二阶段为探索阶段,时间是从1949年到1978年,主要是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第三阶段是改革发展阶段,时间是从1978年以来至今,主题是改革发展。对这一百年历史也可作个大致的时间段划分,即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革命,第二个“30年”是探索,第三个“30年”是改革发展。

在第一个“30年”的革命阶段,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像一曲多重变奏的交响曲。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全民抗战、解放战争等一连串的政治变迁构成了社会转型的主旋律。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正确地认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

关于辛亥革命。对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到底该怎么看?至今仍有一些问题未能彻底搞清楚。比如,辛亥革命究竟是失败了还是胜利了?首先应承认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其功绩和历史地位是不可抹杀的,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给中国带来了近世文明,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这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但是也要看到,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也没有能够实现国家统一,国家仍处于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分裂状态。这也是不容掩盖和抹杀的历史事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其所以出现这样的结局,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法与帝国主义和封建旧势力彻底决裂,导致革命胜利果实为袁世凯代表的军阀势力攫取。辛亥革命的历史也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这不是主观臆断,而是历史作出的客观结论。

关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已过去90多年了,但至今仍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没有彻底搞清楚,这就是五四运动的主题究竟是什么?有“启蒙”说、“新文化运动”说、“反帝反封建”说,等等。那么,五四运动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从历史事实上看,五四运动是爱国知识分子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当时政府的卖国政策而发动的。运动后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参与,标志着运动突破了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当然,五四运动也是一次追求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成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此后,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找到了救亡图存的革命道路。因此,五四运动从根本上说是要寻找中国救亡图存之路,其主题非常明确,就是“救亡图存”,其全部内涵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尊重历史事实,就不应该淡化这个主题。

关于北伐战争。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揭开了北伐的序幕。北伐刚开始之所以出现势如破竹的胜利局面,是因为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民主主义三大政策符合民心。但是,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势力,为独吞革命的胜利果实,背离了三大政策,搞清党反共,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公然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致使国共合作破裂,北伐遭到挫折,造成了历史的倒退。这也是国民党必然衰亡的根本原因。现在,竟有人不顾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叛变革命的事实,极力为其屠杀共产党人、制造反革命事端的罪行开脱。历史事实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陷入新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深重的灾难。

关于全民抗战。相对于过去一段时间里很少提及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战中作用的情况,近年来有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片面夸大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功绩,仿佛抗日战争只有国民党进行了“英勇抵抗”,作出了“重大牺牲”,而极力回避和抹杀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事实,这当然是裁剪和歪曲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的做法。事实上,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哪个党派的功劳。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我们应该有这样几点基本认识:一是抗日战争是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进行的全民族抗战,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都作出了贡献。二是应当看到蒋介石作为中国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有抗战的愿望,但是他的抗战是三心二意的。在“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他还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把主要军力用来“围剿”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对日本的疯狂侵略一味妥协退让,以致造成“望风而逃”、“失地千里”的溃败事实,特别是在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这一历史事实更是不容抹杀。三是国民党内部分化严重,派系林立,有亲日的,有亲美的,还有亲德的,各有算盘,纷争不断,很难作到统一意志,一致抗日。汪伪汉奸就是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四是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制定者和贯彻者,抗日最坚决、最彻底。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之所以在敌后根据地发展壮大起来,绝不是国民党散布的“保存实力”,而是因为共产党坚持全民抗战方针,抗日最坚决,在敌后实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民主政权建设,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要求,维护和实现了他们的利益,因而只有共产党才能够真正做到发动和组织群众起来抗击日本侵略,打一场抗日的人民战争。因此,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结果,不应夸大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

关于三年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平是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中国共产党为顺应人民的愿望,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积极争取和平建国的新局面。但是,国民党无视人民的和平愿望,仗着美国的支持和援助,背信弃义地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中国社会又陷入了内战危机之中。内战开始,国民党在军事、经济方面的实力都大大超过共产党。军事方面,国民党军队达430万,而且装备精良;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只有120万,且装备简陋。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如此悬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能够以弱胜强、迅速胜利?连毛泽东都未料到国民党在三年之中就被打垮。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团结了要求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愿望的先进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等革命力量,实现了符合中国人民要求的一系列政策。比如,土地政策使农民真正成为农村和土地的主人,极大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参军支援前线成为热潮。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7页)那么,为什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社会没有实行“联合政府”?这决不能责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诚心诚意地希望国内和平、避免内战,在抗战胜利前夕就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是国民党却违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妄图在中国搞独裁统治。

通过对几个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对革命阶段的历史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着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由于反动统治势力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前一个任务只能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完成。但是,这场革命必须是彻彻底底的革命,而且只有在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取得最终胜利,这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逻辑。没有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伟大革命,中国社会就不可能“脱胎换骨”,走向民族复兴。任何否定中国革命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个“30年”的探索阶段,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和曲折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是这段历史中绕不开的重大事件。近年来,对于这30年历史的认识,出现了一些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原则的观点,其中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一种观点否定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认为中国不该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应该按照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充分的发展,等到条件成熟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另一种观点全盘否定这30年的探索历史,把其看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认为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是“历史的误会”。这些观点,无论从历史事实还是今天的现实来看,都是对历史的歪曲和主观臆断。事实上,只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这段历史,就能正确揭示出这段历史中蕴涵的必然性。

首先,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是这个社会并非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建国初期在党的领导下,经过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之后,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无论在规模上、速度上,还是在主要产品质量上都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为其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条件。于是,1953年党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路线的实质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之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经济基础,直接地是为了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间接地是为了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独创性。对于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强调指出:“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

其次,探索过程不可能不犯错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从1956年到1976年,党努力从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其间尽管遭受许多挫折,甚至出现严重失误,但还是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价值的思想和判断,也取得了一些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对这30年探索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很不严肃、很不科学的。如果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就会发现这段曲折历史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必然性。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面临着“立什么”的重大课题,虽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一时还很难认识清楚,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只要是探索,就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后的20年探索中,由于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致使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革”等重大曲折,使社会主义实践遭到严重挫折。但是,在付出代价的同时,这30年的探索也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了一系列根本性条件:社会主义的政治根基——四项基本原则是这一时期形成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及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这一时期确立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也是这一时期建立的,所有这些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强劲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物质基础。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且,中国共产党从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中所总结的一系列经验教训,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笔宝贵财富。邓小平曾指出:“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页)党和人民从这几十年曲折探索中深刻地认识到,搞教条主义是不行的,闭关自守也是不行的,这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认知上的基础。

第三个“30年”的改革发展阶段,是中国百年历史上最为光辉的篇章。在这30年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经历前30年曲折探索的艰苦磨砺之后迎来新的辉煌,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伟业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改革发展30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必须继续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对于这30年的历史,今天绝大多数人都能客观和实事求是地认识和看待。

总之,中国百年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进程,革命、探索、发展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演进具有无法抗拒的历史逻辑。中国今天的巨大进步,是几代为中华民族复兴奋斗的革命者、建设者的伟大实践而取得的成果,决不能把这一完整的历史脉络割裂开来。(作者:北京日报社社长,《红旗文稿》2010年第10期)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