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30日

苏联东欧转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民主需要多高的素质?

二十年前发生在苏联东欧的那场变化到底有多剧烈,为什么被称为"剧变"?这是我每一次行走在那块土地上都会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问题。也许是时间的渐逝,也许是记忆的淡忘,让我不解的是,每一次搜寻到的答案都毫无二致地告诉我,二十年的苏联东欧的"剧变"其实是非常平和与有序的。 就其政权的交接,除了罗马利亚之外,其波动和成本并不比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场总统大选要高。就连罗马利亚,充其量可以说是一场宫廷政变,齐奥塞斯库自己的 军队把他抓起来,打靶了,政权易手了。对比一下美国总统从党内候选人的提名到最后尘埃落定的花钱如流水的漫长过程,苏联东欧的"剧变"只从政权性质的变化 上,才勉强称为"剧变"。

让我们看看没有团结工会也没有强有力的反对党的前苏联,这也是拖了好几年,最后一个完成"政权交接"的铁幕国家。可整个过程并不是像我们一直以为的 那样,一个执政73年的一党独裁政权在枪炮声中,在激烈的抗议中被推翻,你死我活,甚至血流成河。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博弈,是妥协,是辩论、是选举。而 且,几乎大多是共产党内部的各派势力在折腾。

折腾到最后,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叶利钦用选票打败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的戈尔巴乔夫,称为俄罗斯的新总统。无论从卷入的人数,还是当时有群众参入的场 面来看,所有场次加起来,都并不必美国总统选举造势更加夸张和花费巨大。这一现象,对于当时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当然,对于那些前苏联 政权的支持者和依恋者来说,除了不解,更多的还是极度的恐惧和失望。

这也许是他们的失望,但却绝对是人类和社会进步的希望。历史有其发展规律,特别是在全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的三大不可阻挡的趋势之下,你可以走弯路,但不可能长期在邪路上死不回头。

这样说来,是不是苏联东欧剧变后,各国的转型都顺理成章,没有遭遇什么困难呢?当然不是,上面我说的都是指政权更迭,结束以党专制,也就是民主和自 由制度的建立。事实上,苏联东欧的转型中,问题持续最长,世界各国关心最多,也是我们每一次都拿出来说事的,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归纳为一句 话,也是我每一次到俄国东欧,朋友都想我回答的一个问题:他们现在过得还好吧?

这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为什么我们更多的关注他们的经济生活而不是民主政治?因为过去二十年我们也看到了,民主政治在俄罗斯和东欧已经逐渐扎根,而民主政治这种东西是很少有回头路可走的,相比较美国走了两三百年,谁能说俄罗斯和东欧的民主政治在过去二十年不是在进步?所以,对俄国和东欧的民主政治抱悲观态度的人,大可把眼光放远一点,无论是回头看,还是朝前看。无法放开目光的那批人,也是二十年前绝对不相信苏联东欧自我演变的那批人。

二十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夜之间人家搞选举了,民主了,天啊,让人讶异的是,长期被愚弄的民众不但会搞选举,而且还挺适应的,连共产党中最左的、最保守的那批人,都证明为民主政治的熟练操盘手,而且表现还相当优异。

例如苏联分裂后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11个总统都是前中共高官,克格勃和情报机关的人屡次出任民主政府的高级领导人。这说明,民主大概需要小学文化 程度的人就能够玩,而且连脑子被毒化过的人也可以玩,看起来是不需要什么高智商和高素质了。这也同样说明,二十年前的那场变革并不是你死我活的,不是零和 游戏,而是一场双赢的博弈。用新体制代替旧体制,输的只是陈旧过时的体制,而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赢家。

只要政治好,一切都好了吗?

不用担心俄国东欧的政治,那么就没有值得担心的?就一切都好了?不是这样。恰恰是我们认为不用担心的经济却出了问题。我们怎么说来着?只要政治好了,一切都好了――这"一切"自然也包括经济。可苏联东欧的问题恰恰在于,政治好了――一夜之间民主了,经济却没有马上好起来,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遭遇了困难。虽然不能说转型后俄国等遭遇的经济问题一定是政治转型带来的,但也绝对脱不了干系。

那么这些经济困难从何而来?我是这样看的: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政治体制,应该建立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之上的。大概也就是马克思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相类似。前苏联和东欧实行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几乎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政治体制的变革(或者革命),可它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却原封未动。

计划经济为社么给政治变革后的苏联东欧经济带来了困境?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样子的困境。苏联东欧变革后我们大陆常常看到的一个场景是:在严寒的莫 斯科的冬天,市民们开着小车去排队买面包,轮到自己的时候,面包架子上已经空空荡荡,而要开小车离开时,发现车子里没有汽油了……

我曾经被这个画面困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一度这样自言自语:是啊,俄国人倒是有民主和自由了,可却没有了面包,难道面包和民主有仇?

多年前和一位在美国的俄国专家聊起此事,他只是用一句很幽默的话回答了我,没有面包?那是因为没有了政治局的原因啊……

这话其实一点也不夸张,想一下我们三十年前的那种计划经济,虽说某个面包场具体生产哪一种面包不用俄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可相差并不远。在所谓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下,严格说,从部长以及以下的各级党政官员,都是靠执行上面的命令(计划)过日子的,没有了政治局的指示,可是寸步难行。面包如何生产,如何分配,你一个月该吃多少个面包,真还和最高政治局的会议与计划分不开。

可苏联东欧一夜之间没有了政治局,搞了一个用来指导资本主义,也就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的政治体制,也难怪,面包厂不知道如何生产了,老百姓不知道哪 里去买面包了……现在回头来看一下,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的经济,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人家不是开着小车去排队买面包吗?如果用市场而不是计划来调节, 难道俄制小车不能在国际上换回一些面包?再说,当时的苏联拥有的那么多核子武器,随便拿一个出来"市场化",不是可以给半个莫斯科人一人一瓶伏特加烈酒?

政治体制改革成功后,当时特别是苏联面临着如何改革经济体制,也就是如何私有化,如何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叶利钦选择了大起大落一步到位的 "休克疗法"。事后有人说他太猛,应该慢慢来,一步一个脚印,或者象中国一样。这样说的人忽视了俄罗斯面临的困境,那就是人家的政治体制已经改了,这样的 政治体制下,不可能允许慢慢市场化和私有化。

从绝大多数国家的经历,以及从人类长远的历史来看,政治好了,经济等自然不会太差。然而,对于某个具体的国家,或者从短期来看,政治不好,经济未必就不能好,而且,政治好了,经济也不一定马上就能好起来。苏联东欧的情况从正反两方面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政治体制改革的路被堵死了?

苏联东欧变革后又经历了二十年,很多人悲观了,认为,其他国家例如中国错过了一个机会,不可能再那么平稳变革了。这话有很大的道理,二十年前苏联东欧的变革虽然有历史的必然性,但也有很多偶然性,还有很多不能不考虑的因素。例如共产党内部促变革的愿望和热情。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二十年前苏联东欧剧变之所以如此顺利与平和是因为那是一场来自内部上层的革命。不管这个说法 是否全面,但很多事实是支持这一观点的。正如前面论述过的,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东欧诸国,在那场变革中,共产党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很多国家的变革就是共产 党内部分出的派别在唱独角戏,包括前苏联,也是共产党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和地方党委书记叶利钦在玩,其他很多民主力量反而成了配角。

探讨一下共产党人为什么要起来改变自己的政权是很有意思的。这里只强调一点,我认为也是很关键的一点。苏联东欧共产党当时促变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经济生活也不怎么样,虽然有特供制度,但他们的特权,不但没有达到花钱如流水,住房宽敞等,而且和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贫富差距都是相当小的。这让很多共产党员认为,一场资本主义革命,很可能让他们过上比较好的生活,同时摆脱政治上的被压迫感。

看看事实,也相差不远。苏联东欧变革前,那里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富人",例如一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所住房子和待遇几乎都是党和国家的,下台 后就没有了,更不用说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而变革后的苏联东欧,很快出现了很富有的一批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正是以前的共产党人包括领导干部。当然也有 很多普通民众,这些人如果退回到以前,没有机会去发财致富,唯一可以出人头地的是去申请入党或者进入克格勃这种可以胡作非为的党政机构。

其实即便不拿苏联东欧的情况说事,只要稍微退回三十年、二十年,看看中国的情况也能明白一二,当时国家穷得叮当响,即便是享受很多特权的共产党干部,他们能够享受到的"富裕"和特权其实也是可圈可点的。

所不同的是,同样是不满意的共产党人,苏联共产党人决定改变政治体制从而改善自己和所有人的待遇,而中国的则直接从经济改革入手。

这也给我们今天造成了一个悖论:如果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只是改善民众的生活(这里抛开政治权利这些天生人权不表),那么通过经济改革达到了这一目标后的中国,是不是就不用政治体制改革了?

再说,那些经济上已经获得巨大利益的各种利益集团,不但没有了改革政治体制的愿望,而且还会和二十年前的那些共产党人相反,誓死捍卫这个让他们享受 荣华富贵的体制。所以有人说了,无论从人性还是利益两方面考虑,今天的中国和二十年前的苏联东欧都不一样了。政治体制改革变得举步维艰。这是悲观者从人性 和利益两方面推测出的暗淡前景。

可是,人性是靠不住的,好的人性靠不住,坏的人性同样靠不住。而利益,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分悲观是要不得的。这是我的观点。

政治体制改革不会带来经济困难和社会混乱

行文至此,大家也看出来我想说什么了,不错,从主观上说,我们确实感觉不到转型的多大希望,可从客观上讲,各种条件不但成熟,而且,我们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悲观的人总是悲观,乐观的人总是乐观。可在这件事上我们必须认识到,当我们说到改革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过分强调了一部分人(利益集团)的个人意志,于是悲观之下,也就把我们自己的个人意志忘记了,实在有些本末倒置的可笑和可悲。再说,虽然一些可能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的改革意愿下降,但改革的客观条件却更加成熟,两者是可以互补的。

我们说二十年前苏联东欧变革中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是经济体制的转型,而我们恰巧在过去二十年里,在经济改革上走得很远,市场经济很发达,私有制也蔚然成风,这和二十年前的苏联东欧相比,进步何其巨大?

二十年前苏联东欧要在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上建立民主政治,当时的苏联东欧不但没有一点私有制,甚至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而中国当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一旦我们实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苏联东欧当时面临的经济困难将不会发生在中国。

从东欧回来后,有一次我在广州街头散步时突然想,现在的广州领导是谁?他在干什么?随即我就设想,如果政府高层换人了,甚至出现了权力真空,广州的经济会如何?经济出现困境?

我很难想象,面包店的人会停止做面包,等着市委书记的命令,社会各行各业会停止不动,等着人家来指令他们明天如何赚钱。我想,上班的人早上起来会照样去上班,除了一两个意识形态部门失业了几个职业骗子之外,其他各个部门照常运转,警察维持治安,特务们继续到国外搞情报,更不用说那些小摊小贩会停止做 面包了,他们会更加起劲地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大赚特赚的……

我坚信,有了市场经济(虽然不成熟)和(部分)私有制的中国,即便经历苏联东欧二十年前的剧变,至少不会出现后来俄罗斯和东欧遇到的那种经济困难。

我常常对俄国和印度的朋友讲一句话,你们已经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政治体制),但却存在很多小问题(经济发展,包括效率问题),所以一直在修修补补;而我们在一个大的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却"很顺利"的解决了一些小的问题。

结果会如何呢?谁都清楚,解决了大问题的国家,即便民众再一次饿着肚子走上街头排队买面包,也基本上会心平气和,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动乱;而那些没有解决大问题的国家,吃饱了面包的民众总有一天会走上街头的,到那时就不是排队要面包那么简单了。

杨恒均 2009-7-29
原文:http://yanghengjun.com/archives/1748

女博士解决国家网络实名制技术难题

在2009年6月3日,举世瞩目的法国2009年"应用密码学及网络安全国际研讨会"(ACNS
09)上,来自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情报所的赵桂芬(女)博士,宣读了题为:《实现国际网络实名制的技术方法探讨》(作者:赵桂芬、李瑛、胡祥义)的论文,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了与会众多国际知名信息安全和密码学家的高度重视。论文阐述了一种全新的强认证技术来实现网络实名制。该认证技术具有:安全性高、结构简单、认证效率高、建设成本低和维护简单等特点,不仅据此能够建立起一个国家的网络实名制,而且能在全球各国一起建立网路实名制体系,即:一个A国的网络银行用户能够通过B国认证中心的认证后,进入B国的银行系统进行转账操作。该论文提议在各国成立网络实名制学会,负责各国之间的用户认证参数(密钥的
"基")的交换和网络实名制国际合作的管理工作,以便在全球实现网路实名制。

赵桂芬博士的论文获得了与会多位国际知名信息安全和密码学家的高度赞扬。赵博士刚宣读完论文,大会主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著名密码学家Moti
Yung 教授,就走上前来对赵博士表示祝贺并说:"论文非常好"。

Moti Yung教授会后还专门通过参加本次会议的大会执行主席――我国著名密码学家韩永飞教授发来了电子邮件,对赵博士的论文给予了极高的书面评价,认为:"赵博士在本次大会上介绍的技术方案(网络实名制解决方案)好极了。这种技术方法提高了认证效率,且保障了认证(协议)和密钥生成的安全,这是对现有解决方案的有效改进和创新"。

网络实名制能够规范网络管理,在现实世界里公民通过出示身份证(护照)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而在网络这一虚拟世界里网民的身份无法确定,这样就无法对网络进行有效管理。各国都在纷纷探讨用何种认证技术来建立网络实名制体系,当前,国际上仅有韩国主要网站(日浏览量达到10万人)实行了网络实名制,韩国的网络实名制从2003年建立至今约5年多,民众的支持率从当初的32.3%上升到79%。但是,韩国网络实名制的认证技术落后,是基于静态口令(居民身份证号码)的认证技术,单个散兵游勇骇客就能攻克其安全认证系统,来冒充他人实施网络操作,这种网络实名制的认证技术无法满足网络管理的需要。因此,近十多年来,各国都在研究新型的强认证技术(所需的技术指标是:在安全性能高的前提下,满足用户规模化、认证效率高、建设成本低、密钥分发和更新维护便捷),遗憾的是都没有成功。令人高兴的是我国密码学家解决了这一世界性难题。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情报所的赵博士等提出的科研成果,经过《国家应用软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测,各项技术指标都遥遥领先国际先进水平:投入几万元人民币建立的认证中心,能管理3亿用户,实现并发登录1万人以上。

据韩永飞教授介绍:该成果是一种基于"标识"的网络认证技术,设计独特,它打破了传统强密码认证技术采用RSA
或ECC密码算法体制的方法,而采用对称密码算法体制和组合密钥技术来建立网络身份认证系统。该成果的主要技术特征包括:①建立芯片级的认证系统,在客户机和认证中心认证服务器两端使用加密芯片,存放对称加密算法、密钥组合生成算法和认证参数等,认证协议核心部分在芯片中运行,提高认证系统的安全等级;②
建立快速认证协议,采用对称密码算法体制的加密系统,提高认证效率;③建立规模化网络认证中心,采用少量认证参数("密钥种子"即:生成用户身份密钥的
"基")来组成的认证系统,扩大网络认证中心管理用户的规模;④建立低成本的认证架构,采用1~2台服务器和1~2块加密卡来建立认证中心,能节省十几~几十万台服务器;⑤建立"密钥组合生成算法",采用算法来对密钥的"基"(密钥种子)进行组合选取,实现密钥生成一次一变,既能降低密钥更新维护成本,又能提高加密系统的安全等级。

该成果必将成为网络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她对于我国加强网络管理、实现网络安全,建立和谐社会将会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它不但能使我国在国际上率先建立网络实名制,并且能使全世界各国同时建立全球性质的网络实名制体系,促进全球网络的安全应用与长足发展。该成果的面世,必将成为全球网络发展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里程碑!

来源:cnbeta
原文:http://www.cnbeta.com/articles/89754.htm

2009年7月29日

平胡虏战地塞外行

作者:楚寒

齐虏烽火忽猖狂,
呼将兵勇入战场。
吁蹉岁月雄山野,
尽扫溅血染剑芒。
快马扬鞭清玄塞,
释消中原夜相望,
放险突骑新破辽,
郭门挽歌望故乡。
宝驾华盖空长啸,
锋镝旗鼓共争光。


作于民国九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晚

后记:若有网友诸君见到或写信给福建陷身囹圄中的郭宝锋先生,能否帮我捎一句话带给他――"郭宝锋,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楚寒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69156792
http://blog.sina.com.cn/wenfuluo
email:chuhan108@sina.com

七月泛舟. 望江月感怀诗两首

作者:楚寒

(一)
声声玉萧向晚清,
援琴歌哭为何人?
公登华巅今欲渡,
盟誓诸贤耀丹诚。

(二)
请愿驱马斗,
支山昆仑丘。
持刀刃胡骑,
许愿复何有?
志在图麒麟,
永言担民忧。
博通功名在,
士气无时休。

作于民国九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楚寒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69156792
http://blog.sina.com.cn/wenfuluo
email:chuhan108@sina.com

王力雄:中国从文革得到什么?

文革三十周年时,我为《东方》杂志的文革专刊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我从文化大革命得到了什么》。那篇文章的结论是,对我个人而言,我从文革所得抵得过我在文革所失。那期专刊没被允许问世,《东方》杂志则被勒令关闭。

一晃过去了十年,现在已经是文革四十周年。我要为这个周年写的文章,是想看一下中国能从文革得到点什么?当然,放大到中国的范围,我不会说从文革所得抵得过所失,但是我也不希望只把文革说成是"一场浩劫"就放在一边。因为如果是那样,文革的所有代价都是白付的,所有的遇难者(包括我父亲)也都是白死了。我们应该为那惨痛的代价找到一些意义。同时我也相信历史从无虚度,而智慧就是能从不管任何性质的过程得到启迪。

领袖与官僚

对今天的中国,政治改革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是高度危险的关口。这和文化大革命有相似之处,1966年的毛泽东也是把政治变化当作头等大事,他面对的挑战也是如何在自己掀起的大风大浪中安全地把握航向。

所谓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即使是在压力下进行的改革,也要由执政集团认可和贯彻,因此改革应该被视为执政集团的自觉。执政集团分为领袖和官僚(专制体制的公务员由官僚控制,可视为与官僚一体)。在高度专制的结构中,领袖可以是唯一的,如皇帝或毛泽东;当今中国专制有所松弛,领袖是一个很小群体,由处于最高职位的数个当权者和有可能晋身最高职位的少数人组成。在领袖之外,政权体系的其他成员都属于官僚集团。

一般来讲,因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在于制约官僚集团,官僚集团必然反对政治改革,这基本可以被当作定论。因此指望执政集团进行政治改革,只能看其领袖有无可能。政治改革当然也要制约领袖,领袖为此进行镇压。在领袖和官僚集团一致的情况下,政治改革不会有任何希望。社会变化只能来自危机造成政权垮台或是自下而上进行革命。这种前景暂且不在这里讨论(那是另一个专题)。针对政治改革而言,如果说官僚集团的反对可以被当作定论,领袖却非绝对如此。领袖是个人,个人总会有变数,理想、高瞻远瞩、历史感、或是功利追求,乃至政治斗争的需要,都可能造成领袖与官僚集团的不一致。政治改革可以为领袖带来历史荣誉,也是一种吸引。官僚集团则不会有这种动力,因为荣誉只会属于领袖,官僚则只有损失。官僚中当然也会存超越性的人,但他们的超越只有在接近官僚阶梯顶端时才会有意义。只要还未晋升到领袖位置,官僚的超越只能是向着更高职位的超越,而不可能是超越体制,否则就会从官僚阶梯上坠落。想升迁就得接受官僚集团的法则。达到阶梯顶端后还能保持超越性,那时没有更高的权力和职位需要超越,超越才可能是针对体制的。

专制权力具有总体性和全能性,专制领袖面对的挑战、涉及的问题,配置资源的考虑也往往是总体性的,不在体制之内,而是在体制之外或不同体制之间。这为超越提供了视野和选择。官僚则是置身体制之内,只能在体制内生存、发展和竞争,离开体制内的生态圈就会消亡,因此官僚既无超越体制的需要,也无超越体制的可能。

明白了上述关系,下面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中国能否出现愿意进行政治改革的超越性领袖;第二,超越性领袖能否战胜反对政治改革的官僚集团。

领袖的超越

多数专制领袖毫无超越性,只想把持绝对权力,然而历史上的确出现过例外,较近的如蒋经国、戈尔巴乔夫。毛泽东也是其中一个──文化大革命就是毛力图实现超越的一次豪赌。

在文革吃尽苦头的官僚集团决心防止再出现类似文革那种"劫难",形成了一整套以"党性"、"组织性"、"纪律性"进行审查的机制,保证各级升迁者不能具有超越性,尤其是不能再产生毛泽东那种领袖。中共新的领袖是经过这种机制重重过滤产生的,早应该脱胎换骨,难道还能有超越的可能吗?的确,这种逆向淘汰的机制很可能会在今后彻底杜绝超越性的领袖,但我尚心怀侥幸:文革中成长的这代中共高层,是不是还会存在异数?这代人的经历如此不寻常,曾被意识形态的颠覆觉醒,在动乱的熔炉中锤炼,造过反,下过乡,置身社会底层,再接受高等教育,接纳西方思想。经历过那种反复"淬火"的人,会像钻石一样存在复杂的多面,即使在某些条件下只能看到一个侧面的光线(因而能通过体制重重过滤),却不说明不存在其他侧面。当其居于金字塔的顶尖,只要深藏内心深处的多样性还能保持,就不排除在条件成熟时折射出另外的光芒。

废除终生制是中共杜绝毛泽东的重要措施,却恰恰埋藏下驱动领袖超越的另一种可能。任期决定了专制领袖的权力不再绝对,一旦退位就会荣耀尽失,班子被撤换,话语被顶替,阿谀逢迎者转换新主。领袖上台之始就能从下台前任看到自身结局。相对终将从顶峰一落千丈的前景,政治改革对领袖造成的制约就不那么可怕。自己不能一直专制,民主就不再一定不好。既然历史车轮不可倒转,靠反对终身制上台的领袖无法否定自己昨天的义正词严,期待其让位的后起之秀也不会让步,此时领袖可以用什么弥补失落?达到权力顶峰的人都会希望晋身伟人之列,而人人皆知下一个中国伟人将从政治改革产生,那么能够在位时享用专制,退位前再给自己博取历史盛名,这种合算的通吃难道不是一种诱惑吗?

除此而外,领袖之间的权力斗争也有启动政治改革的可能。出于利用民意或争取国际支持的目的,以政治改革作为资源和战胜对手的武器,这种所谓"推动历史进步的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出现。哪怕是军队出于野心的干政,在世界民主大潮面前,也要打出政治改革的旗号,才会让自己的干政显得名正言顺。

专制政权在当今世界屈指可数,中国作为主要代表,常常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这种与文明的背离每每令中国领袖颜面无光,有理也亏三分。而中国的很多问题,台湾、香港、西藏等都卡壳在这里。加上中国社会多重危机不断积累,哪痛医哪的修补应付一时,最终叠床架屋、顾此失彼。当旧体制内的解决手段耗尽时,即使是形势比人强的"危机推动",也有可能迫使领袖进行超越旧体制的改革。专制政权领袖拥有集中的权力,和民主制度下只能掌握部分权力的领袖不同,后者受各种制约,不可能按个人意志做出超越体制之举,专制领袖却可以充分使用权力体现个人意志。毛泽东能够翻云覆雨当然不是好事,但是今日中国若不想发生自下而上的暴烈革命,走和平可控的变革之途,最好的希望就在于出现决心超越旧体制、又能善用旧权力的领袖。

毛泽东如何破解难题

领袖有无变革愿望是一个方面,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有无实现变革的途径。如果没有途径,领袖甚至不会暴露变革的愿望。领袖从不会有愿望就行动,而是首先要有成功的把握。

官僚集团对任何改变专制制度的尝试,都将全力抗拒。按照通常看法,政治改革需要一个超越体制之上(如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强人来推进,才能战胜官僚集团。执政集团目前看似铁板一块,原因既可能是领袖与官僚共同抗拒改革,也不排除领袖有变革之心,却有心无力,既没有变革途径,也缺乏毛泽东的强势。今日官僚体制对领袖的制约比过去大了很多,一方面是领袖弱了,不再有打江山的光彩和意识形态的神圣;另一方面是官僚体制强了,有了更多自主性。毛后三十年中共的"党内民主建设",实质就是官僚体制的不断规范化和程序化,以制约领袖的为所欲为。

不过在我看来,领袖的强弱对启动政治改革不构成根本障碍。过于强调政治强人的作用则是不利的。既然今日中共已不再可能产生毛泽东式的强人,认定没有强人就不能推进政治改革,也就断绝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希望,让拥有改革意愿的弱势领袖无法产生付诸实践的勇气。

其实回顾文革,仔细研究一下毛当年的超越体制,会发现并非因为他是强人就能打败官僚集团。即使那时毛强而官僚集团弱,毛仍然长期为体制所困。他掌握政权后最多考虑的就是如何突破官僚集团的罗网。他是头脑,有绝对权威,但头脑实现意志离不开手和脚──也即官僚集团的日常执行和贯彻。官僚集团由成千上万有自我意识的活人组成,每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当他们发现头脑的意志和自身利益冲突时,会不约而同或共谋地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利用贯彻执行的权力将头脑意志扭曲变形,使其议而不决、无法落实、不了了之。领袖无奈官僚是一个历史难题,无论是皇帝还是毛泽东,或是现在的"中央",根源就在于领袖对官僚集团是"以少制多"的关系。再强的领袖又如何看管得了上百万官僚呢?虽然毛被捧在神的位置,但是连他居住的北京,他都要感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毛泽东多年没有找到解决官僚集团的方法,因为那些方法都得通过官僚集团实行。即使是被称为"文革"前奏的"四清",他还是想通过政权体系自身来解决官僚集团的问题。最终他发现,那根本就像是要拿刀的手去砍手本身那样不可能,官僚集团不可能真对自身动刀。他只有寻找另外的力量对付官僚集团。

于是有了"文化大革命"。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向民众发布号召,指挥民众行动。他不再通过组织系统传达和贯彻他的意志,而是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民众直接表达,授权民众不服从官僚集团。这不是政治强人做到了迫使官僚集团服从,反而是即使以毛的权威也无法指望官僚集团服从,他只能跨过官僚集团,和民众联手,利用民众力量打倒官僚集团。毛在发动文革过程中的举动──接见红卫兵、写大字报、支持造反、鼓动串联、发布"最高指示"等,都是为了实现跨过官僚集团指挥民众的目的。

这种史无前例的超越不仅使官僚集团不能再阻挡毛的意志,连官僚集团自身也被造反民众打得落花流水,并且为曾经"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受到惩罚。毛摧垮官僚集团靠的不是他自己,而是靠民众。毛的作用只是指挥和保护──告诉民众如何行动,授予民众合法性,其余的都让民众自己做。事实证明,一旦像文革那样"放手发动群众",即使没有政治强人,打倒官僚集团也易如反掌。民众之所以比最强势的领袖都有效,就在于民众与官僚集团的关系是以多制少。我一直认为,领袖绕过官僚集团与民众直接联手,利用民众力量改造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也是文革提供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在今天,领袖与民众联手的方便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毛在1966年8次接见1200万红卫兵,成本之高难以估量。今天只要利用电视,领袖瞬间就能面对数亿民众。可以说,政治改革最困难的问题──如何战胜官僚集团,文革已经给出了解决之道。

毛的悲剧

毛的悲剧在于他虽然成功地实现了"破旧",却没有成功地做到"立新"。他所表达的让民众直接掌权的愿望,始终没有在实践中找到可行方法。绕过官僚集团直接指挥民众的结果是"天下大乱",不能长久。而只要专制体制不变,领袖最终仍然得通过官僚集团的手脚才能掌握政权。文革结果只是让原来的官僚结构"吐故纳新",换了新人。然而新人也会变,进入政权的"工农兵"在掌权中迅速沦为新的特权者。毛能做的只有宣称文革将要"七八年再来一次"。他期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民众"斗私批修",按照他的教导以多制少地看管官僚集团,从而改变领袖以少制多的劣势。然而"六亿神州"没有变成"舜尧",无法"万寿无疆"的他刚离开人世,尸骨未寒,官僚集团的旧人就卷土重来,随后在"资本主义道路"上比原来走得更远。要避免毛的悲剧,必须在"破旧"之前解决"立新"。毛的头脑中有他的"立新",但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的逻辑决定了他的"新"立不起来。姑且不说他以"塑造新人"为基础的"立"是否可行,"破字当头"的顺序也摆脱不了一直困扰他的悖论。因为先破后立,相当于推倒旧房再造新房,在官僚集团被打倒的情况下,新房的设计、准备材料、施工建设等是无法进行的。人们只能露宿于废墟,组织和秩序的真空导致失控,甚至落到毛形容文革的"天下大乱"。面对无政府的危机,即使能力挽狂澜,当务之急也是重新恢复组织和秩序,而非追求立新与超越,于是被打倒的官僚集团又会应运而生,顶多是换上新人。在建造新房的过程中,掌握具体"施工"权的官僚集团一定会按照自己意志,将新房建成他们的乐园。社会无论换了多新颖的名号,也是新瓶旧酒。文革对此已充分证明。

毛在文革中的时进时退,其实也是在因应超越官僚集团和离不开官僚集团的两难困局。这时政治强人倒显出重要。如果不是毛那样强势的人物,就不可能收拾文革的乱局。没有"立新"的"破旧"有高度风险,只有政治强人能在不发生改朝换代情况下重建官僚集团。文革中保证社会不致失控的最重要筹码,就是民众对毛的"个人迷信"。因此,毛对"个人迷信"的用心培育,与其说是他的爱好,不如说是他在锻造看家的手段。

毛泽东敢于让天下大乱,在于他有把握力挽狂澜。他的强不在于他能战胜官僚集团,那靠的是民众,他的强在于当民众摧毁了官僚集团,他仍然有能力让社会保持基本服从,同时能重建新的官僚集团。这是另一条需要高度重视的文革经验:既然乱局没有强人便无法收拾,甚至可能导致社会崩溃,在缺少毛式强人、也不存在"个人迷信"的今天,就一定要避免文革的"天下大乱"。为了保证这一点,使用毛跨过官僚集团发动民众的方式,便不能采用文革"破字当头"的方式,而是要把"不破不立"变成"不立不破"。"立"意味著建立新秩序,却不是破坏旧秩序,当新秩序建立起来后,让旧秩序自然而然被顶替。那种"破旧"是随"立新"实现的。代表旧秩序的官僚集团虽然不会情愿,却没有能力对抗得到最高授权的民众。而"立字当头"的顺序,意味著民众无需和官僚集团抗争,只是不再服从,自己进行"立新"。在这样的过程中,凡是"立新"之处新秩序已经形成,而尚未"立新"之处仍然会保存旧秩序,因此哪里都不会失序。这种"立字当头"的结果,最终会是
"破也就在其中"。

文革的启示

问题归结到,这种"立新"立的应该是什么"新"?或者说,什么样的"新"才能立得起来呢?

首先历史已经展示,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天翻地覆",改变的如果不是专制体制本身,而仅仅是更换官僚集团,政治本质也不会发生变化,甚至还会后退。毛斗争了一辈子,死前发现他一生致力消灭的"资产阶级"原来就在他领导的共产党内。这种荒诞剧式的结局足以告诫后人,不终结专制体制,政治改革就不会有真正的
"立新"。专制体制的根本是权力源头在上,从属关系自上而下。改变专制体制的关键在于调转权力源头,把从属关系变成自下而上。因此进行政治变革的领袖必须是旧体制的埋葬者,而非旧体制的挽救者,其采用跨过官僚集团联手民众的方式,目的不是毛对民众的一时利用,而是要对民众进行权力交接,一劳永逸地把权力源头转到民众那里,让民众变成社会主人。

只有完成了这种权力交接,才能避免毛对官僚集团一时成功、终归失败的结局。因为权力源头保留在专制者手中,对社会的统治便不能离开官僚集团。即使一时摧毁官僚集团,也不得不马上重建。在那种体制中,无论专制者如何想超越,最终还是要在不可改变的以少制多劣势中落入官僚集团的罗网。而把权力源头转给民众,整合社会不再需要以重建官僚集团为前提,而是通过自治和自组织的方式自下而上进行整合。经过逐层推举新产生的官僚,也会始终处在民众以多制少的看管之下。

可以看出,这种交接权力不能用"转换框架"的方式。因为"转换框架"如同推倒老房盖新房,面对的都是总体性问题,离不开官僚集团的行政主持和管理,因此会重新卡在毛泽东遇到的悖论上──让官僚集团把自己掌握的权力交给民众,无异指望让拿刀的手去砍手本身。这种交接应该是从社会最基层单元开始,可以比喻为"更新砖瓦"。"砖瓦"能够实现自我管理,更新也可以自我完成,不需要依靠行政系统的主持,因此可以甩开官僚集团。同时,在"砖瓦"层面又不会和官僚集团发生整体冲突,只需要以不服从、不来往与不合作的方式架空头顶的官僚就可以,从而避免社会大的震荡。

推动政治变革的领袖跨越官僚集团,直接交给民众"更新砖瓦"的方法和权力,那种方法一定不会复杂,也是不需要主持的。复杂就得有主持,而只要有主持,权力最终就会落在主持者手中,民众则会重新受摆布。这对范围提出了要求,只有在人们可以直接沟通、协商和决策的小范围,才能进行不需要主持的"立新"。这种小范围就相当于这里所说的"砖瓦"。相反,代议制的普选、公投一类活动覆盖的范围大,必须有主持才能进行,属于"转换框架",因此是不适用的。

当然,仅仅"更新砖瓦"还不够,还需要逐步扩展,层层向上,最终自下而上地实现整个社会转型。这要求"砖瓦"的"立新"中包含自我生长的机制,除了启动环节要由领袖推动,一旦起步就能自行驱动和自我复制,并有自动调节功能,使"砖瓦"之间能实现自组织整合,不断扩展并完善。那时即使不再有外力推动(如启动改革的领袖被官僚集团罢免),"立新"也将不会停顿,不可阻挡,直到完成整个社会转型。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跨越官僚集团的途径。对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剩下的关键是找到符合上述条件的"立新"方法。这是思想超越的任务;另一个关键是产生愿意超越政权的当政者,这却是民间无法左右的。

国家覆亡前的八大征兆

天欲亡之,必先征之;其未警醒,以其昏昏。

一个国家或一个王朝覆亡之前,是有一些预兆的。如前苏联,如萨达姆的伊拉克,如东欧,如塔利班的阿富汗,亦如满清之中国、奥匈帝国等,无不如是。

一、贪腐成风。

贪腐,乃是丧失一国之本的预兆。当贪污腐败成为风气,那么,必然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潜规则盛行,而藐视国家法度。国家政令经贪官、恶官之手,必成为权力寻租谋私的工具。欺上瞒下,鱼肉百姓。

满清政权灭亡前,连军费也被弄去盖园子。甲午海战,貌似强大的海军,不堪一击,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很多炮弹是假弹,而当时的海战中,几发炮弹可以决定局部战斗的输赢,也会影响士气。

司法腐败会使一个国家失去最后的一个屏障。

二、百姓被禁声。

没有新闻自由和思想自由,对一个国家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不能说真话,那就只能说假话,或选择沉默。但历史的经验是:不在沉默中死亡,便在沉默中爆发!

周厉王动用卫国巫师,当他的秘密警察,成功地做到了路无谤者,其结果是百姓起来推翻他的统治。大凡在专制政权末期,其对民众思想的控制尤其严厉。

老百姓不能正常说话,自然小道消息、谣言就大行天下,然而,可悲的是:许多小道、谣言,最后竟变成了现实。

三、贫富差距过大。

基尼斯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一个国家居民内部的贫富差别的。按照国际惯例,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当基尼斯系数超过0.4的时候,社会就会出现很多状况。中国目前的基尼斯系数已达0.45以上,而且有不断加大的趋势。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全国70%的财富。中国的贫富差距是美国的10倍,与世界相比,也是如此。

2006年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科院联合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批露:党政干部已经形成社会特权有产阶层。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他们的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口收入的8―25倍,是工农的25倍―85倍。

材料还显示:中国500个特权家庭,加上他们的子孙、亲友和身边人员,垄断着整个中国。

少数人掌握国家太多财富,是国家不祥的征兆。

四、安全感的丧失。

刑事案件不断,偷盗、抢劫、杀人事件不断,老百姓怨声载道,甚而私刑泛滥,那么,国家权力体系,特别是警察机器,就不得不受到重用。若警匪勾结,或警察的所作所为就像土匪,"躲猫猫"、"恶梦死"、"欺死马"……不断,那么,社会治安就更糟。

五、民不畏死。

人都难免一死,但如何面对死亡,却关系到社会的安定。若百姓认为,生不如死,或生死无差别,那么,这样的社会就一定出问题。一群人如果对生命没有敬畏,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不再尊重,他将变得十分可怕。

民不畏死,何以以死惧之?形成这样的人群,有经济上的原因,更有社会的原因。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群人最容易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六、不自量力与外强对抗。

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不足以与外强对抗,却又不自量力,一旦适当的国际环境一经形成,那就必然灰飞烟灭。

夜郎自大的教训,在历史上不断被重复。萨达姆的伊拉克曾号称世界第四军事强国,但美国一入侵,仅以一二千人死亡的代价,就让拥有2500多万人的貌似强势的一国政权,被彻底摧毁。

――这不能不让这个世界重新认识专制独裁的虚弱本质。

七、经济增长停滞。

经济上出了问题,基尼斯系数又过高,那么,国家出问题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在一国大量出现失业,甚至饿死人的情况下,专制社会统治者,必定采取更为专制的手段控制国家。但国家到了这个起步,一夜崩溃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八、社会形象极差。

政府让老百姓瞧它不起,百姓心怀愤懑;在国际上不断遭遇病垢,受到孤立,那么,这个国家政权是一定有问题的。

令人惹笑的是,一个政权越是到其末期,越会竭力粉饰太平,而不敢正视自己的问题。

当然,并非有了一、二个亡国征兆,这个国家的现政权就立即灭亡。但在出现亡国征兆时,统治者无动于衷,或无能为力,那么,亡国只会是时间问题。

(网文编辑原作者:航亿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b0c2320100ebdn.html

2009年7月28日

苏联笑话

1.

亚历山大,凯撤,拿破仑做为贵宾,参加红场阅兵。

"我要是有苏联的坦克,我将是战无不胜的!"亚历山大说。

"我要是有苏联的飞机,我将征服全世界!"凯撒说。

"我要是有真理报,世界现在也不会知道滑铁卢!"拿破仑说。

2.

在苏共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作报告。他问:"我们这里有没有敌人?"

一个人回答:"有一个,他坐在第四排第十八号位子上。"

勃问:"为什么他是敌人?"

回答:"列宁说过敌人是不会打瞌睡的,我发现全场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打瞌睡!"

3.

在集体农庄,党的会议上将研究两个问题:建造木棚和建设共产主义。

但是,在没有木板的情况下,决定直接研究第二个问题。

4.

"苏联和英国的童话传说有什么不同?"

"英国童话的开头通常是:'很久很久以前......'而我们的则是;'不远了,不远了......' "

5.

斯大林做报告说:"共产主义已经出现在苏联的地平线上了......"

老工人不知道什么是地平线,回家后问儿子,儿子说:"地平线就是能看到却永远走不到的一条线。"

6.

"同志,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吗?"党支书问道。

"对,我是有意见,但我不同意我的意见!"

7.

勃烈日涅夫同志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将在乡下的老母亲接到了莫斯科。老太太来了以后,勃列日涅夫得意洋洋地向老妈展示了一番自己的豪华别墅,高级汽车,名贵家具等等,展示完了后,勃列日涅夫问老太太这一切如何。老太太说:"儿子啊,这一切都很好,但是,共产党来了你怎么办?"

8.

两个中学同学相遇然后寒暄。

"您现在在哪工作"

"中学老师.您呢?"

"克格勃。"

"啊,您在克格勃具体干什么?"

"我们负责揪出那些对国家不满的家伙。"

"您的意思是......还有人比较满意?"

"哦,那些人不归我们管,负责管他们的是纪委。"

9.

工人说:我们已经是共产主义了。

有人问:为什么?

工人说:我们实现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

什么?那人又问。

工人说:你没见吗?我们的领导各取所需,工人各尽所能!

10.

"在苏联是否可以存在两党制?"

"不,不可能,我们养不起。"

11.

"什么在苏联是最常见的?"

"暂时的困难。"

12.

"苏联制度的优越性在哪里?"

"成功地克服了在其它社会制度里不会存在的困难。"

13.

苏联时期莫斯科卢比扬卡(克格勃总部)大楼外。

一个愁眉苦脸的男子一边走路一边自言自语:肥皂没有,电池没有,袜子也没有......

这时旁边走过来一个看起来象是便衣的人小声对他说:公民同志,您要是再这样诋毁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就要拿手枪把敲你的脑袋了!

那个男子看看便衣警察,继续自言自语:看看,连子弹也没有......

14.

在调查表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执行总路线时你动摇过吗?

拉宾诺维奇回答道:我和总路线一起动摇。

15.

"拉宾诺维奇,你经常读报纸吗? "

"当然,要不我怎么知道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16.

"共产主义还有会货币吗?"

"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说会有,中国的教条主义者说没有,我们是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有,但不是所有人都有。"

17.

伊万看电视,是列昂尼德同志在演讲。伊万觉得无聊,换了一个,还是列昂尼德同志在演讲,又换一个,还是他。伊万
一连拨了几十个台,最后累了,准备关电视。这时候电视画面变成了KGB的尤里同志,怒气冲冲地叫:你再敢换?再敢换?再换判你10年大牢!

18.

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谈话.

美国人:我敢在白宫外面大喊,里根下台,你敢吗?

苏联人:有什么不敢的?

说完,苏联人走到克里姆林宫外,大喊:里根下台!

19.

拉宾诺维奇到资本主义国家出差,在那里,他给单位拍了一个电报:我选择了自由。

这事发生后,单位马上召集了党代会谴责拉宾诺维奇,并要做出组织结论。在会议中间,拉宾诺维奇突然走进了会场!全场哑然。

拉宾诺维奇说道:我非常感兴趣,你们是怎样理解自由的。

20.

"苏联人第六感的什么方面最发达? "

"高度的满足感。"

21.

"为什么我们执行总路线那么慢? "

"因为每次党代会转的弯太大。"

22.

二战结束后一个波兰农村老太看到街上贴着的照片就说像自己的外甥。

别人训斥她:瞎说什么,这是斯大林同志

老太:他是干什么的?

答:他赶跑了纳粹。

老太急切地问:他能不能把俄国人也赶跑啊?

23.

一老者人行道闲溜,不慎落入道旁河中,高呼救命。

两警察闻之,视若不见,仍边走边谈笑如旧。

老者情急生智,随又高呼:打倒勃列日涅夫!

两警察闻之大惊,急速跳入河中,将老者拖上岸来铐之。

24.

在苏联的一次大会上,主持人突然说:下面请认为社会主义好的同志坐到会场的左边,认为资本主义好的同志坐到会场右边。

大部分人坐到了左边,少数人坐到右边,只有一个人还坐在中间不动。

主持人:那位同志,你到底认为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

回答:我认为社会主义好,但是我的生活像是资本主义。

主持人慌忙说:那请您赶快坐到主席台上来。

25.

"有 40 颗牙4条腿的是什么东西?"

"鳄鱼。"

"有4颗牙40 条腿的是什么东西?"

"政治局。"

26.

"假设你在酒吧里,而一个陌生人坐到你的身边并开始唉声叹气,你该怎么做?"
"立即去阻止这种反苏宣传。"

27.

"共产主义实现时警察还存在吗?"

"当然不。那时候所有公民都已经学会自己逮捕自己"

28.

勃列日涅夫访问印度时,大批印度人到机场欢迎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便问当时的印度总理英甘地,你是用什么办法让这么多人来欢迎我的?英甘地回答:凡是来欢迎你的人,都能够得到5个卢比(印度货币)的奖励。

后来英甘地到苏联访问时,成千上万的苏联人从机场到莫斯科市内的道路上夹道欢迎。英甘地问勃列日涅夫:你是用什么办法让这么多人来欢迎我的?勃列日涅夫回答:凡是不来欢迎你的莫斯科人,每人罚款5卢布(苏联的货币)

29.

一个苏联人家中总是被偷,于是很郁闷的问邻居:"什么时候我们家的东西才能不被偷?"

邻居说:"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被偷了。"

"为什么?"

"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就已经被偷光了。"

30.

"亚当和夏娃是哪国人?"

"他们没衣服穿,分享一只苹果,还觉得自己活在天堂里,当然是苏联人。"

31.

"你为什么坐牢?"

"我反对伊万诺维奇。"

"你又为什么坐牢? "

"我支持伊万诺维奇。"

"你呢?"

"我是伊万诺维奇。"

32.

苏联特工对美国特工夸口道:"我们知道你们国家所有核导弹发射井的位置。"
美国特工说:"那有什么,我们知道你们未来20年全体政治局委员名单。"

33.

问:共产主义是科学还是艺术?

答:当然是艺术,如果是科学就应该先用小白鼠做实验。

34.

亚美亚尼电台播放着机智问答节目,主持人问:鸡和蛋哪一个先有?

解答者在一旁暗暗地答道:以前两样都有。

35.

在苏联阅兵式上,步兵,炮兵,装甲兵,战略导弹部队依次出场,但在游行最后却走出几个西装革履的人,一个旁边观看的人问:"这几个人是谁?"
另一个人回答:"计划经济委员会的。"

36.

一对夫妇生了一个孩子,如果长得像父母,那就是按反动的基因学说生出来的。如果长得像他们的邻居,那就是按照李森科的革命的环境决定学说生出来的。

37.

戈尔巴乔夫颁布限酒令后,想要买到酒只能在指定销售处排长队来买。

一个莫斯科人排队排烦了,就嚷道:"我不排了!我要到克林姆林宫把戈尔巴乔夫干掉!"然后转身离去。

一会儿他又回来了,旁边人问他:"已经干掉了吗?"

他说:"干什么干啊!那儿的队比这儿还长。"

38.

一天,戈尔巴乔夫到一个农场视察,看到有几头猪,就到猪旁边拍了一张照片。

随行人员在照片上写上:戈尔巴乔夫和猪在一起。

但又感到不妥。于是改成:猪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

还是感觉不对。最后把照片上的字改成:左起第三位是戈尔巴乔夫。

39.

莫斯科地铁中。

"公民您好。"

"您好。"

"请问您是KGB(克格勃)的同志吗?"

"不是。"

"您以前是吗?"

"不是。"

"您的直系亲属中有在KGB系统工作的吗?"

"没有。"

"那么,请你把脚挪开,你踩着我了。"

40.

"可能在美国建成共产主义吗?"

"可能的。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到哪里买粮食?"

41.

"下次选举的结果会是怎样的?"

"没有人知道。有人从中央委员会那里偷走了下次选举的确切结果。"

42.

"为什么有人说匈牙利人喜欢苏联人而讨厌美国人?"

"因为苏联人帮助匈牙利人摆脱了一次专制,而美国人没有解决另外一个。"

43.

拉宾诺维奇在克里姆林宫里工作,他待在塔楼前望着远方,以便在共产主义到来时及时发出信号。

美国人想要引诱他为他们工作,让它在经济危机到来时发出警告。拉宾诺维奇回答说:不,我需要一个固定的工作。

45.

美国百万富翁买下苏联国家百货商场,并宣布要免费分发商品。

很快百货商店和通向这里的道路就开始堵塞,并有许多因拥挤而死伤的人。人们问百万富翁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答:我非常感兴趣,当你们实行按需分配时会是什么样子。

46.

苏联领导人坐火车旅行。铁轨到了尽头,火车停下。

列宁号召:立即发动无产者搞星期六义务劳动,修铁路,直通共产主义!

斯大林抽着烟斗,严肃地下令:给我调100万劳改犯来,修不通铁路,统统枪毙。
赫鲁晓夫敲着皮鞋喊:把后面的铁路接到前面去,火车继续开!

勃列日涅夫挥舞着双手说:坐在座位上自己摇动身体,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子!
最后,戈尔巴乔夫沉思道:把火车拆了,到有铁轨的地方再拼装起来。

于是苏联解体了。

47.

苏联邮政发行历届领导人纪念邮票, 发行没1个月,邮政宣布紧急停止使用该邮票。

理由是:寄信人不知道往哪面吐唾沫。

48.

"有可能在瑞士建立社会主义吗?"

"那是可能的。但是,为什么?瑞士哪得罪你了?"

49.

勃列日涅夫即将访问波兰,波兰当局命令一位著名画家创作一幅名为《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的大型油画作为献礼。很不情愿的画家在威逼下接受了工作。

画完成后, 波兰一高官前来验收,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画面上是一男一女在豪华的大床上极尽缠绵,窗外的风景是克里姆林宫。

"这是什么?这女的是谁?!"高官愤怒的问。

"勃列日涅夫的夫人。"画家答道。

"男的呢?!"

"勃列日涅夫的秘书。"

"可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哪里?"

"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画家答道。

50.

问:为什么共产党员不能接受圣经?

答:根据圣经,先有混乱,然后根据上帝的计划引入秩序。而共产主义的经验告诉我们,先有秩序,然后混乱才到来

51.

问:是什么原因决定了我们能在西方国家买那么多小麦?

答:要知道资本主义的最大缺点就是生产过剩。

52.

克里姆林宫,勃列日涅夫拿起通往埃及总统府的电话:"我是勃列日涅夫,我要和萨达特总统的遗孀讲话!"

"遗孀?萨达特总统可一直都活着呀?"电话另一端传来惊讶的声音。

老勃放下电话,冲身旁的克格勃头子大喊:"混蛋!为什么把原订的行动时间推迟了?"

53.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暴行时,台下有人递条子上去。

赫鲁晓夫当场宣读了条子的内容:赫鲁晓夫同志,当时你在干什么?

然后问道:这是谁写的,请站出来!

连问三次,台下一直没有人站出来。

于是赫鲁晓夫说:现在让我来回答你吧,当时我就坐在你的位置上。

54.

列宁快去世了,叫赶快把继承人斯大林召进克里姆林宫来,临终有几句话要嘱托:

"不瞒你说,我还有一个隐忧啊,斯大林。"

"说吧,亲爱的伊里奇。"斯大林专心地听着。

"那就是,人们会跟你走吗?不知你想过了没有?"

"他们一定会跟我走的。"斯大林强调说,"一定会!"

"但愿如此。"列宁说,"我只是担心,万一他们不跟你走,你怎么办?"

"没问题!"斯大林答道,"那他们就得跟你走!"

55.

话说赫鲁晓夫拍了一些政令宣传的影片,并强迫人民看。他很想知道人民的反应,于是便微服出巡......

这天,他来到了莫斯科的一间电影院,当影片结束时,全场的观众都站了起来热情地鼓掌叫好!

赫鲁晓夫坐在一旁看见此景,心里相当满意!

这时,旁边的人突然推推他的肩膀,小声地说道:"喂!你不要命了吗?还不赶快站起来鼓掌!"

56.

勃列日涅夫和美国总统卡特在瑞士开会,休息时间两个人很无聊,就开始比谁的保镖更忠诚。卡特先来,他把自己的保镖叫进来,推开窗(外面是20层楼)说:"约翰,从这里跳下去!"约翰哭着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总统先生,我还有老婆孩子�。"

卡特被感动了,流着泪说是自己不对,叫约翰走了。

然后轮到勃列日涅夫,他也大声叫自己的保镖伊万:"伊万,从这里跳下去!"

伊万二话不说就要往下跳,卡特一把抱住他说:"你疯了?跳下去会死的!"

伊万一边挣扎着要跳下去一边说:"放开我,混蛋,我还有老婆孩子�。"

57.

如果你是外交官,你可以一直在国外;

如果你是科学家,你可以每年出一次国;

如果你是运动员,你可以四年出一次国;

如果你是军人,你要12年才能出一次国。(44年卫国战争反攻,56年波匈事件,68年布拉格之春,79年阿富汗)

58.

一位内务人民委员部审判员结束一天的审判工作,回到办公室,突然独自大笑起来。

对面办公桌的同事奇怪的问道:"有什么好笑的事吗?"

"是啊,"审判员用手帕擦着笑出来的眼泪:"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哦?说来听听?"

"你疯了吗?!我刚判了说这笑话的家伙五年苦役!"

59.

集体农庄庄员伊万在河里捉到一条大鱼,高兴的回到家里和老婆说:"看,我们有炸鱼吃了!"

"没有油啊。"

"那就煮!"

"没锅。"

"烤鱼!"

"没柴。"

伊万气死了,走到河边把鱼扔了回去。

那鱼在水里划了一个半圆,上身出水,举起右鳍激动地高呼:斯大林万岁!

60.

叶利钦的演讲:多年来,在苏联共产党的统治下,我们的祖国一直处在悬崖的边缘。现在,我终于可以自豪地宣布,打倒了苏联共产党,我们伟大的俄罗斯终于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61.

美术馆里有一幅描写亚当和夏娃的画。

一个英国人看了,说:他们一定是英国人,男士有好吃的东西就和女士分享。

一个法国人看了,说:他们一定是法国人,情侣裸体散步。

一个苏联人看了,说:他们一定是苏联人,他们没有衣服,吃得很少,却还以为自
己在天堂!

62.

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苏联人在一起聊天

英国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冬天晚上回家,穿着羊毛裤坐在壁炉前面。

法国人:你们英国人就是古板,最幸福的事情是和一个金发女郎一起去地中海度假,然后我们好和好散。

苏联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半夜有人敲门,开门后说:康斯坦丁,你被捕了。而我说:你弄错了,康斯坦丁在隔壁。

63.

戈尔巴乔夫还是总书记的时候,一天因私外出,嫌司机车开的太慢,催促了好几次。

但因交通拥挤,还是不能让他满意。最后戈尔巴乔夫一把抢过方向盘,把司机推到后面,自己开起来。

他一路横冲直撞,造成一片混乱。有人达电话向交通局长反映。

局长大怒,质问该地段交警。

局长:看到肇事者没有?

警察:看到了。

局长:为什么不逮捕他?

警察:我不敢?

局长:为什么?

警察:他的官很大。

局长:有多大?

警察:不知道,反正戈尔巴乔夫是他的司机。

64.

一个人在大街上大骂:赫鲁晓夫是个白痴。结果被判刑22年。

2年是因为:辱骂国家领导人。

20年是因为:泄露国家机密。

65.

演讲者对大家说共产主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有人对他提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地平线?

演讲者:地平线是一条假想的线,天和地在那里相接,但是当你走近它时,他就会离开你。

66.

演讲对大家说:我们的一只脚已经踏上社会主义,另一只脚则迈向共产主义。

一个老大娘问:要是时间太长,人就会变成拐子。

67.

问:什么时候共产主义能到来?

答:这件事将会在中央委员会的公会的密信中宣布。

68.

问:怎么才能知道共产主义已经到来?

答:将在广播和报纸上宣布。如果那时还剩电视的话,还会通过电视宣布。

69.

问:里海鳊是什么?

答:这是鲸的一种,它能游到共产主义。

70.

问:听说在 1980 年在苏联会建成共产主义,这是真的吗?

答:不,现在换成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

71.

炮兵学院标语:我们的目标:共产主义。

72.

考古学家在挖掘一个石器时代的山洞,在入口处有一标语:万岁,奴隶制度,全人类的光明未来。

73.

请问,这就是共产主义,还是会更差劲?

74.

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对另一个说:咱们活不到共产主义了,而孩子们......唉,他们真可怜。

75.

社会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商定要见一面。

社会主义者过了约会的时间才到,他说:对不起,我去排队买香肠来着。

什么是排队?资本主义者问。

什么是香肠?共产主义者问。

76.

在共产主义的全盛时代,在食品店的贴着一个通知:今天没有需要食油的。

77.

问:听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食品可通过电话订购,这是真的吗?

答:但是发放的时候要通过电视机。

78.

问: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将会是什么样的?

答:有一双小手,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用做,机器都替他们做了。他们有一双小脚,因为他们不用走,只是坐车坐船坐飞机。他们会有一个小肚子,因为吃的都是高热量的药丸。他们都有非常大的脑袋,他们要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获得这种药丸。

79.

问:可以在以色列建成共产主义吗?

答:为什么那么小的国家要有那么大的福气。

80.

勃列日涅夫问罗马教皇:为什么人们相信罗马天主教的天堂,而不相信共产主义的天堂?

罗马教皇:这是因为我们的天堂从来没有让别人看到。

81.

在苏兹达尔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人们从来不知道的圣经的篇章:世界末日可以在单独的国家到来。

82.

问:德国在马克思那里继承了什么?

答:对于东德来说是共产党宣言,对于西德来说是资本主义。

83.

一个乌克兰人被叫到克格勃,

问:请你 解释一下,你为什么经常有从以色列来的邮件?

答:在战争时期,我曾藏匿过一个犹太人。

问:你作为一个苏联的乌克兰人,怎么能收这些犹太姥的邮包!你也不为自己的将来着想。

答:是,我想过,以后我还要藏中国人。

84.

著名的俄罗斯歌唱家维尔京斯基,还是在沙皇时代离开俄罗斯的,这次,他又返回了俄罗斯,他带着两个手提箱从车箱里走出来,他放下皮箱,亲吻着大地,看着周围的人:俄罗斯啊,我都不认识你了!

后来,他一看,皮箱不见了:俄罗斯啊,我认出你来了!

85.

问:无价的东西可以买吗?

答:不可以,但是可以偷。

86.

问:在苏联有专门的小偷吗?

答:没有,人们都是自己偷。

87.

问:什么国家最富?

答:苏联。它已经被偷了五十多年了,但还没有被偷光。

88.

问:共产主义社会里有偷窃行为吗?

答:没有,我们只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偷。

89.

问:为什么在有苏联侨民的西方商店里会经常发生偷窃行为?

答;这是因为他们的意识里有共产主义的残余。

90.

捷克人先是建造一个东西,剩下的偷光;而苏联人先是偷得差不多了,余下的用来建造。

91

苏联知识分子有五个规则:

什么都别去思考;

如果你一定要思考,不要说出来;

如果你又要思考又要说,那就别写出来;

如果你又思考又说还写,那么别签名;

如果以上规则你都不遵守,那你就别感到吃惊。

92.

苏联一个桥梁专家访问罗马尼亚时被邀到自己罗马尼亚的同事家做客。客人夸奖主人的别墅非常豪华。主人把客人带到窗前:你见到了那座桥了吗?客人:看见了。主人:这就是原因所在!为了建造这座桥我节省了一些钱。

过了一年,罗马尼亚工程师回访,他夸奖主人的别墅非常豪华,主人把客人带到窗前:你见到有桥了吗?罗马尼亚工程师:没见到。

苏联桥梁专家:这就是原因所在!

93.

一个妇女在一个几家人合住的住宅的公用浴室里洗澡,而邻居站在走廊的一个小橙上通过门上的玻璃往里看,这个妇女发现后说道:看什么!没见过啊!邻居:我得看看,你是在用谁的肥皂!

94.

在合用住宅里住着一个不爱说话的中国人。邻居们用各种方法捉弄他:把灰尘扫到他的门里,在走廊的晾衣架上把他的扣子揪下来,把死老鼠往他的锅里放。最后,他们玩腻了这种捉弄人的游戏,向他承认了所作所为,并答应不再做这些事。

这个中国人说:非常好,那我也不再往你们的茶里尿尿了。

95.

问:在党的十二大上,关于住房问题有什么决议吗?

答:增加列宁同志的住房面积。

96.

问:能光屁股坐在刺猬身上吗?

答:可以,但只是在三种情况下:刺猬的刺被剃掉.是别人的屁股或者是党命令那样做。

97.

上帝赐给人三种品质:忠诚,聪明,党性,但是任何一个人不会两种。

因为人如果是聪明和真诚的,他就没有党性;如果他是忠诚和有党性的,他就不是聪明的;如果一个人聪明和有党性,那他就不是真诚的。

98.

问:可以用收取的贿赂交党费吗?

答: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那就可以。

99.

拉宾诺维奇在战斗开始前声明:如果我死了,就追认我有党员吧!如果没死,就不用了。

100.

问:犹太人要入党要有什么条件?

答:两个阿拉伯人的推荐。

101.

一个外国人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问:在车上和我们在一起的都是什么人?

答:他们是国家的主人。

"而这是什么人开到前面去了?"他指着超过他们的"伏尔加"问道。

答:这是人民的仆人。

102.

问:数学和科学共产主义有什么区别?

答:在数学上,如果给出什么东西,都需要证明,而科学共产主义什么都能证明,就是什么也不能提供。

103.

问: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什么是短缺?

答:就是不被我们所感觉的客观现实。

104.

问:什么是全国的电气化?

答:这就是共产主义减去苏维埃政权。

105.

问:赫鲁哓夫是怎样改变了列宁的共产主义模式的?

达:共产主义,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的玉米化。

106.

问:听说苏联进军捷克斯洛伐克后,就会实现共产主义?是真的吗?
答:是的,电气化在那里已经实现很多年了。

107.

马克思想在苏联发表广播演说。勃列日涅夫对他说:虽然您是人道主义的奠基人,但是我一个人不敢决定那么重大的问题,们是集体领导。马克思说:我只想说一句话!

最后,勃列日涅夫只允许说一句话,并且要他自己负责。马克思凑近话筒,大声说道:全世界的无产者,请原谅我!

108.

列宁告诉我们怎样进行统治,斯大林告诉我们不可以怎样统治,赫鲁哓夫告诉我们所有傻子都可以统治,勃列日涅夫告诉我们不是所有傻子都能统治。

109.

问:为什么列宁穿皮鞋,斯大林穿靴子?

答:列宁时代俄罗斯只脏到脚脖子。

110.

人们在地狱里问导游:为什么希特勒站在大便里,只是没到脖子,而斯大林只是没到腰上?

导游:因为斯大林站到了列宁的肩上。

111.

列宁时代像是在隧道里,周围一片黑暗,只是在前面有光;在斯大林时代,像是在汽车里,一人领路,一半人在上坐着,另一半人在上颠簸;在赫鲁哓夫时代,就像在参观团里一样,一个人表演,其他人在笑;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像看电影一样,大家都等着散场。

112.

在斯大林格勒更名为伏尔加格勒后,有另一个世界来了一封电报:"同意。约瑟夫*伏尔加"。

113.

问:为什么安德罗波夫,而后是契尔年柯在共产党上被一致推选?

答:这是因为安德罗波夫的肾检验结果最差,契尔年柯的心电图最差。

114.

一个公民来参加契尔年柯的葬礼。有人向他要票,他答道:到这里来我用的是联票。

115.

问:什么事赫鲁哓夫打算做而来不及做?

答:嘉奖尼古拉二世,是他在俄罗斯创造了引发革命的条件。

116.

问:大家都知道,在赫鲁哓夫下台后的头一个十月革命节,人们把阿弗洛尔巡洋舰沿运河运到莫斯科,这是为了什么?

答:向临时政府射击。

117.

在列宁格勒正在拍摄关于十月暴动的电影。布尔什维克正在进攻,军人在射击。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人喊道:亲爱的,坚持到最后!

118.

一个年老的女演员想早一点获得国家演员的称号,人们就建议她入党。在入党仪式上人们问她怎么看共产主义。女演员说:所有东西都是充足的,不论是食品还是商品,还允许出国,总之,像在沙皇时代一样。

119.

美国外交代表团到苏联访问,苏修接待官员陪他们参观建设的伟大成就,并且得意的说:到了下一个五年计划,每个苏联家庭都可以拥有一架私人飞机!

美国人惊讶的问:他们要飞机干什么呢?

苏修官员说:当然有用啊......譬如你在莫斯科听说列宁格勒开始供应面包了,你可以马上开飞机赶去排队啊。

120.

在二战末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斯大林嘲笑已经在国内竞选中失败的丘吉尔:丘吉尔先生,你打赢了战争,人民却罢免了你;看看我,谁敢罢免我!

丘吉尔平静的回答说:我打仗就是为了保卫人民拥有罢免我的权利。

121.

勃列日涅夫,杜布切克(捷克总书记),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4人乘坐气球。

气球漏气了,抬不动4人,开始下坠,万分危机,必须有人牺牲自己跳出。

先是美国总统喊了声"为了自由世界!",然后跳了出去。

气球下坠暂缓,但过一会儿漏气更多,下坠又加快,必须再跳出1人。

于是英国首相喊:"为了女王陛下!",跳了出去。

暂缓一会儿又不行了,于是勃列日涅夫喊道:"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说着就把杜布切克扔出去了。

122.

列宁的夫人曾经当面指出斯大林的专制独裁统治,令后者气急败坏,斯大林说:你再说,我就宣布你不是列宁的妻子!

123.

一个莫斯科市民的鹦鹉丢了。这是只会骂人的鹦鹉,要是落到克格勃的手里可糟了。这人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声明:本人遗失鹦鹉一只,另外,本人不同意它的政治观点。

124.

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交谈,各自吹嘘,肯尼迪说:美国医学发达,有种药片死人吃了可以复活。赫鲁晓夫说:苏联体育发达,有人十分钟可以从莫斯科跑到美国。

肯尼迪要求兑现,赫鲁晓夫慌了手脚,召集文武大臣商量对策,有人出了个好计策说:这很好办,你先让肯尼迪把药片拿来,让斯大林吃了,那斯大林一定复活,那么你用不了五分钟就可以从苏联跑到美国。

125.

地狱有个规矩,谁在人间害了人,被害人的血将淹此人。一次上帝去地狱视察,发现血只浸到贝利亚的腿。上帝就很奇怪,问到:你杀了这么多人,怎么血只及腿呢?贝利亚答道:因为我站在伟大领袖斯大林的肩上!

126.

越战时期,河内物资奇缺,向苏联求救。

苏联电:勒紧腰带。

河内回电:请给腰带 。

127.

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和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讨论谁领导廿世纪的前半世纪。

"我投票赞成胡佛先生,"美国人说,"他尝试着教导我们美国人停止酗酒!"

"那个没什么了不起!"俄国人接着说,"我选择斯大林,他尝试教我们俄国人不要吃饭。"

128.

斯大林在大会上引经据典地说:"马克思和列宁说1+1=2,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说1+1不等于3。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说的对呢?还是马克思和列宁说得对呢?"下面听众一脸疑惑。

"毫无疑问,是马克思和列宁说的对!"底下热烈鼓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是帝国主义派来的间谍,说1+1不等于 3的人罪不容赦......"

129.

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中,设立了一个海军部,结果,苏联老大哥就对捷克人说:你们是内陆国家,设什么海军部?

捷克人回答说:那你们不是也设了文化部吗?

130.

勃列日涅夫:同志们,美国人登上了月球,我们不能再等了,党决定让你们上太阳。

宇航员:总书记同志,我们会被烧死的。

勃列日涅夫:没关系,同志们,党都替你们想好了,你们晚上去。

131.

二次大战时,罗斯福,丘吉尔,及斯大林三位巨头在雅尔塔开会。罗斯福,丘吉尔处处被动,因此两人合计着想算计斯大林一把。

丘吉尔说:"昨天我作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成了地球的主宰!"

罗斯福也接着说:"昨天我也作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成了宇宙的主宰!"

两人说完后,得意地瞧着斯大林。斯大林微微一笑,说道:"昨天我也作了 一个梦,梦见自己既没有批准对丘吉尔先生的任命,也没有批准对罗斯福先生的任命。"

132.

两男一女在沉船后沦落荒岛。

如果两个男的是西班牙人,他们会用决斗来决定谁拥有那个女人。

如果他们是法国人,一个是女人的丈夫,另一个是她的情人。

如果他们是苏联人,则会把报告书塞入瓶子,让水流把它漂回祖国,请上级指示他们谁可以娶她为妻。

133.

一个美国人刚从莫斯科机场出来,他想打听一下时间。这时从身旁走过一位莫斯科人,手里拎着个沉重的箱子,很吃力的样子。美国人拦住了他,问他当地时间。莫斯科人放下箱子,抬手看了看表,一口气报出来现在的时间然后还有气压温度湿度等信息。美国人很吃惊,问道:这块表的功能可真多,是苏联的技术生产的吗?

莫斯科人自豪地回答:是的,是我们苏联技术制造的。

然后又吃力地重新拎起那个箱子接着说道:就是电池重了点。

134.

三个囚犯被送到了古拉格。他们开始谈论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这里。

"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上班总是迟到五分钟,他们指控我是在以怠工来破坏。"第一个说。

"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上班总是早到五分钟,他们指控我是间谍",第二个说。

"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上班总是准时赶到,"第三个说,"他们指控我拥有一个西方制的手表。"

135.

来了一个格鲁吉亚代表团。他们被斯大林接见,谈话,然后离开,斯大林开始找他的烟斗,找不到。他叫贝利亚来(秘密警察头子)。

"追代表团,找找谁拿了我的烟斗。"他说。

贝利亚赶忙去追代表团。五分钟后,斯大林在一堆纸下找到了他的烟斗。他叫贝利:"瞧,我找到我的烟斗了。"

"太晚了,"贝利亚说,"代表团中的半数已经承认他们拿了你的烟斗,另外一半在审讯中死掉了。"

136.

勃列日涅夫在冬季奥运会上阅读讲话稿:"O-O-O-O-O。"

"不,"他的助理向他低声道,"那是奥运会的标志。"

137.

苏联生产的彩电常常发生爆炸事故。

一次彩电爆炸事故发生以后,一个现场采访的记者气愤的说:这种彩电应该让敌人看!

138.

五一劳动节游行中,一个非常老的犹太人举着一个标语:为了我快乐的童年时代,谢谢你,斯大林同志。

党代表找到他:那是什么?你在嘲弄我党吗?谁都可以看出,当年还是孩子的时候,斯大林同志还没有出生。

老人回答:没错,那就是我感谢他的原因。

139.

一个男人回家看见他的老婆和一个陌生男人躺在床上。

他吼道:"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你看看你都把时间浪费在了什么上面?街角的商店在卖鸡蛋,这会那里只盛下三篮鸡蛋啦!"

140.

"美国的摩天楼真是全世界最高的吗?"

"是的。但是苏联制造的晶体管是全世界最大的"

141.

"如果我们放开西部边界管制的话,我们应该做什么?"

"立即跑到西伯利亚以避免被踩死"

142.

"如果我们突然有了工作欲望怎么办?"

"在沙发上休息一会,你会平静下来的"

143.

"为什么那个枪击政府豪华轿车的家伙会在红场打偏子弹?"

"因为刚巧挨着他的公民们拼命抢那把枪并叫着:'让我来射击!'"

144.

"将军的儿子能成为元帅吗?"

"不可能。元帅都有儿子"

145.

"为什么我国政府不急着登月?"

"如果宇航员拒绝回来怎么办?"

146.

"是中国茶还是苏联茶好喝?"

"别掺和中苏论战。喝咖啡吧"

147.

"尼克松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和赫鲁晓夫绕着克林木林宫比赛跑步,尼克松赢了。我们的媒体会怎么报道?"

"在一场国际跑步竞赛中苏共总书记光荣地获得亚军,而尼克松先生则是副班长。"

148.

"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发生吗?"

"不会。不过争取和平的努力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全世界都不会有一块石头保持完整"

149.

"为什么巡警总是三人一队?"

"这是专门的安排。一个会阅读,一个会写字,自然第三个要随时监视这两个知识分子"

150.

有人发明一部神奇电话,想打给谁就打给谁。

打电话到天堂,找列宁同志,话务员说:他不在这里!

他又打电话到地狱,找到了列宁同志,向他汇报了国际形势,谈了一小时。

第二天他收到账单,打给天堂的电话100块,打给地狱的才10块。

问怎么回事? 电话局回答:你们打给天堂是长途,打给地狱的算市话。

151.

有人通过走关系,把列宁同志送到了天堂,这个无神论者被接纳了。

过了几天,这人给上帝打电话表示感谢,电话接通了,他说:你是上帝吗?

上帝回答:首先,没有上帝。其次,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同志。第三,有事请直说,我还要参加党代表会议。

152.

大西洋上某处,苏联和美国核潜艇碰巧在一处上浮出水。

苏联潜艇的船员在甲板上没秩序地站着队,半醉的舰长生气地吼道:谁把靴子扔到控制台上去啦?我再问一遍:谁他妈把靴子扔到控制台上去啦?

刚好美国潜艇甲板上的舰长听见了,与苏联舰长相比,他不仅刮了胡子而且精神抖擞。而他的手下更是秩序井然。

显然他很自豪。他说:呵呵,这要是在我们美国----

苏联舰长不耐烦地打断他:行啦,没有什么美国啦----我再问一遍,谁他妈把靴子扔到控制台上去啦?!

来源:东东枪的枪
原文:http://thisisdongdongqiang.cn/archives/1773

触目惊心的中国自来水隐患

作者:罗科
来源:独角兽资讯

中国水协专家透露,目前我国每年因饮水引起的致病、死亡的直接损失已经超过当年GDP的1%。但时至今日,全国多数的自来水厂仍在沿用百年前的工艺进行加工……

加工沿用百年前技术

100多年前的l902年,比利时开始采用氯气(简单说就是用漂白粉)来消毒饮用水。氯气可以穿透细菌的细胞壁与细胞内部的酶发生作用,破坏酶的功能,达到杀菌的作用。氯的作用解决了饮用水中的生物污染,制止了当时水致传染病的流行,造就了现代水工业,产生了流入千家万户的自来水。

全国给水深度处理研究会理事长王占生表示:"我国现在99%的自来水厂用的仍然是100年前的常规工艺。"在目前中国城市水厂中,基本水处理流程为:原水→一级泵房→加药→絮凝池→沉淀或澄清池+滤池→消毒清水池→二级泵房→用户。

其中涉及三个处理工艺,简称为"老三段":絮凝(加聚合氯化铝)、过滤(石英沙,卵石)、消毒(加氯气或漂白粉)。这些传统工艺主要是去除水源中的悬浮物、胶体杂质和细菌,针对的是受轻度污染的Ⅱ类水质。

国内水厂经过常规工艺净化处理的只是原水中的微生物,对溶解性有机物去除能力相对不足,而且过量加氯消毒所形成的余氯残留本身还形成了"三致物质"(致癌、致畸、致突变)。

即使是针对微生物,常规氯消毒工艺也不能有效灭活贾第鞭毛虫和隐孢子虫,传统的监测手段也无法有效监测出水中这两种生物的信息。

卫生部一份检测报告称,根据现有的检测技术,发现水中有2221种有机化合物,在饮用水中发现有756种,其中有20种致癌物,23种可疑致癌物,18种促癌物和56种致突变物。

水质标准20年未修订

面对节节下滑的水源水质,百年不变的常规工艺何以能使出厂水达到国家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呢?

内地长期使用的饮用水标准是1984年制定,1985年执行。正是根据这个标准,建设部近些年测定地方水厂浊度、余氯、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4项合格率超过98%。

不过,这4项标准主要是微生物指标,可保证居民不发生水致传染病,却回避了有机物污染问题。有机物多了必然引起色、臭、味感官性能问题,水的口感变差,对这些变化感受最直接的是居民。于是许多地方纷纷上演了"水厂说水质合格而居民坚称水被污染"的种种冲突。

"饮用水标准,应该说5年一修订,而我们整整20年不修订。"王占生说。

造成饮用水标准多年不变这种局面的一个原因是部委间的沟通不畅。

1995年和1997年,卫生部和建设部曾两次联合组织力量对饮用水水质标准进行修订,并上报到当时的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总局,但均因未能协调一致而搁置。

2007年7月1日,国家颁布了新的饮用水水质标准,检测指标从35项提高到了106项。但让人担虑的是,目前除了北京等个别超大城市外,绝大部分城市没有检测106项指标的能力。

输水途径二次严重污染

即使水厂出水处检测合格,但在输送过程中,还发生着严重的二次污染。

建设部提供的一个数据显示,国内城市供水管网中有32.8%主干管存在材质低劣问题。20世纪60~80年代大量使用的连续浇铸的灰口铸铁管,其接口多数为石棉水泥。水泥接缝用的沥青中含有多种致癌的化学物质,导致水中苯类、挥发性酚类和放射性等指标增大。

另一个数据是,国内城市供水管网有37%的主干管存在严重老化问题,铺设时间大多在50年以上,长期超限运行,年久失修,使得管道内壁锈蚀、结垢严重。

中国大部分城市供水系统不像发达国家,不是一根管子直达居民家里,而是水进入小区后就蓄到水池或水箱,然后再加压,再用子管道分送给居民。而小区水池因常年未清洗、消毒或未加盖加锁,雨水和异物进入水箱内,泥沙堆积,有害藻类滋生。死老鼠、破烂物品、铁锈和脱落的防锈漆皮、虫蚁尸体漂浮等状况时常出现。

国内一般对自来水的常规处理就是煮沸烧开,但一旦自来水中存在污染物,对一般居民的影响就避无可避。根据国际健康医学的研究,水中污染物是通过多种渠道进入体内的:人类身体所吸收的水中挥发性物质有l/3经口进入(包括饮水和食物)。有l/3经过淋浴时由皮肤吸入,1/3在洗涤或洗浴时通过呼吸进入。即至少有超过l/2的水中污染物通过皮肤和呼吸进入体内。

瓶装矿泉水也不安全

那么放弃自来水,改饮用桶装水与矿泉水是否安全?天然矿泉水水质标准是1995年制定的,饮用瓶装水水质标准是1998年制定的,这些标准并没有达到现在新的2007年饮用水标准。

目前国内市场销售的一些矿物质水的水源水本身富含溴化物。在净化程序上,厂家大量使用臭氧进行杀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一种副产物――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定为2b级的潜在致癌物:溴酸盐。长期饮用含有微量溴酸盐的饮用水,将有可能增加癌症的患病率。中国的矿泉水标准中,一直以来都没有"溴酸盐"的标准。2006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技师岳银玲等人,对北京超市中瓶装矿泉水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其中有两种瓶装矿泉水的"溴酸盐"含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环保局所规定的饮水最高允许浓度。其中一种的含量,几乎是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环保局规定最大容许浓度的5倍。

据悉,我国目前已基本初定矿泉水的溴酸盐浓度应低于0.01毫克/升,和国家饮用水标准一致。

原文: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unicornblog/20826.html

龚小夏:我在美国如何竞选议员

6月26日傍晚,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里亚市一个居民区的会所里,我的竞选班子召开了一次晚会。前来参加的有本地将近100名的支持者,包括本州的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和州议会的议长威廉・豪威尔。沃尔夫和豪威尔分别对与会者就我的背景作了一番介绍。与会者或多或少地捐赠了一点竞选款项。

通过这次并不怎么起眼的活动,我的竞选班子向公众正式宣布,今年我参选弗吉尼亚州议员的选举运动正式开始。在带着外国口音的新移民里,从事竞选政治的人非常少,所以我的参选还是引起了不少媒体的注意。几天后,在当地一系列共和党州议会候选人――除了我之外都是白人男性――中间,《华盛顿邮报》选登了我的照片。共和党非常有影响力的全国组织GOPAC也将我挑选为今年的几位"聚焦候选人"之一。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外国移民在各行各业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唯独竞选政治是最困难的一项。参选需要财力和人力,候选人必须要在当地有一定的人脉和人望,熟悉本地的政治和社会团体组织。竞选过程要求候选人作大量的公开讲话以及与选民交流,并且要非常熟悉美国的政治运作方式以及政治文化历史。

我在1987年来到美国,读书、教书、工作,20多年时间里早已对美国形成了家园般的认同感。2001年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刚刚进行过入籍宣誓,我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登记投票。后来在每次的竞选活动中,我都非常热衷于投入,对这里的选举以及政府制度的认识可以说比一般人要多一些。

2009年是美国选举的"小年"。这一年里面没有联邦一级的选举,地方上的重要选举也只有弗吉尼亚和新泽西两个州,选举州长与州议会。其中,弗吉尼亚州的选举更是受到瞩目,因为这个过去多是由共和党控制的大州从2001年以后接连选出了两届民主党州长,并且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倒向了奥巴马。政治分析家们普遍认为,弗吉尼亚州的走向,是美国未来的政治风向标。如果共和党能够赢得州长、保住议会,则意味着民主党的南部力量扩张势头被遏制。另外,2010年是美国的人口调查年。紧接着人口调查之后,各州便要重新划分选区,这个权力掌握在州议会的手里。掌握州议会多数的那个党会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划选区,从而对联邦一级的政治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今年弗吉尼亚的选举吸引了不同寻常的关注,共和民主两党都将在这里投下非常大的力量。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报道,中国人看美国政治经常会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美国的政治候选人是如何产生的?竞选活动如何组织?金钱在美国政治中起什么样的作用?普通人在政治中到底有多少发言权?政党和社会团体如何运作?在以下有限的篇幅里,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竞选的一点亲身感受来给读者提供一些新的信息。

毛遂自荐

我之所以成为本地共和党的候选人,除了机会之外,主要是靠毛遂自荐。其实,美国政治中绝大多数候选人都是这样产生的。政党或者有权势的人当然会去挑选自己中意的候选人,但是如果没有本人的意愿,谁也无法强迫一个人投入既费时间又耗精力的政治竞选。

我最早对美国的选举产生兴趣,还是1980年代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有位富布莱特学者到历史系讲课(这在当时还是非常新鲜难得的事情),送给每个学生一本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这是我读的第一批英文书之一。在过去10年里面,我参加了地方与联邦的各种竞选活动,不但对选举的程序相当熟悉,而且也在地方的政治活动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2008年总统大选过后,我决定参加今年州议会的竞争。

说起来,弗吉尼亚州议会是新大陆最古老的地方议会,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619年。美国国父中的弗吉尼亚人,包括华盛顿、杰斐逊、乔治・梅森、帕特里克・亨利、詹姆斯・麦迪逊等等,都曾经是这个议会的成员。议会大厦是当初杰斐逊本人的设计,今天还在继续使用。

议会分上下两院,上议院有40位成员,每四年选举一次,上次选举是2007年,因此今年上院没有选举。下院100位成员,每两年选一次。弗吉尼亚居民有710万人,选区按照人口来平均划分,所以每个下院议员代表7.1万居民。不过,每个选区中合格选民的人数是不一样的。18岁以下年轻人多或者非公民的外国移民多的选区,合格选民的人口就比较少。

我所在的第46选区中,绝大多数的选民居住在与首都华盛顿一河之隔的亚历山大里亚市。这是美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附近就是华盛顿总统的庄园,城里面有他当初最喜欢的饭店(Gadsby'Tarven,如今还在营业)。在过去大约20年中,这里基本上是民主党的选区。2008年大选,区内72%的选票投给了奥巴马。不过,在地方选举中,共和党却也不时能够取胜。比如不久前的市议会选举,6个席位让共和党夺走了两个。原因是共和党的支持者――特别是35岁以上的白人、小企业主、成功的职业人士等等――投票率比较稳定,而民主党的基本群众――特别是黑人、拉美裔移民、穷人――的投票率则时高时低。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里,这个区的投票率高达80%,占人口20%的黑人与15%的拉美裔基本上都去投了票。而在2009年市议会的选举里面,投票率只有15%。出来投票的黑人又有许多将选票投给了候选人中唯一的一位黑人,而她碰巧是共和党人。

我要参选,除了共和党的基本群众之外,还要依靠本选区内占人口9%的亚裔。亚裔的投票率是最低的,尤其是地方选举,他们基本上不投票。我的亚裔身份,对共和党人有相当的吸引力。不过由于我在2008年大选之前一直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所以我在共和党内――特别是地方共和党组织里面――完全没有基础。所以在决定参选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共和党内高层的支持。通过朋友的介绍,我找到了州议会的共和党议长。我对议长表示了参选的愿望,并明确指出我在社会政策――同性恋平权、妇女堕胎权、枪支管制――这类问题上更倾向于民主党的立场,但是我支持共和党保守的财政政策,反对政府权力和规模不断扩大,坚持"大社会、小政府"的方针。

在大略地了解过我的背景与政治立场之后,豪威尔议长对我的参选表示全力支持。在他的安排下,我结识了当地共和党组织的领导(亚历山大里亚市的党主席,一位曾经在布什政府教育部中担任高官的律师、国会第八选区党主席,另一位律师、共和党青年协会主席,一位互联网的从业者),并且开始参加本地区共和党组织的各种会议和活动。

有政无党

美国大党的组织是非常松散的,套用中国的术语来说,简直就是"无组织无纪律",完全是一盘散沙。县市地方的支部与州和全国的组织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地方组织的活动都是独立的,上面一级的机构可以作点建议,但是却不能下命令。因此,尽管有共和党内几个重头要人――包括议长、国会议员、前州长等人――的支持,我却不能自动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而是要靠自己努力去争取到本选区内地方党支部的提名。

而地方的党支部则完全是一种俱乐部式的自愿性组织。就算是党内的积极分子,一般也就是一两个月来开次会,许多人相互之间并不熟悉。所以一个从来没有参加过地方党组织活动的外来人突然要参加竞选这种事情也很常见。事实上,各个地方党组织为了赢得竞选,在党内缺乏有吸引力的候选人时,往往会到本地各种活跃的社团中去说服有名望的人来参选。

不过,外来的"空降兵"候选人却也可能引起党内活跃分子的不满并出头挑战。这就会在党内形成候选人的竞争。在我宣布参选之后,共和党内也有人表示要竞争。他们指出,我原来是民主党人,和他们的信念并不一样。而按照常规,党的各级领导人都不能表示明确的态度,否则就是干预了地方基层群众的意愿。

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要人对我的支持,主要就是替我出谋划策。议长于是安排我去见了一位有丰富竞选经验的高参。他指点说,我要想赢得提名,就得设法去要求党内以初选的方式推举候选人。这需要投入的力量比较大,会让一些不太认真的人望而却步。

推举候选人的途径由各党自行决定。基本方式有两种:初选投票或者党内开会选出。初选是由政府来组织,选民某天到各个投票站去投票,票站开门的时间从早上6时至晚上7时;而党内的会议则只有很短的时间集中到一个地方去开。初选投票的方式有利于那些财力充足、竞选班子比较强、善于动员群众的人;党内会议则有利于那些在党内有深厚基础与人脉的竞争者。像我所在的这样规模的选区里,党内会议参加的人不多,有能力将亲戚邻居拉出几十个人来,就可能赢得党内提名。

在3月份共和党地方组织开会的时候,我的支持者提出要进行初选。这个提议很顺利地通过了。之后,我便着手去做初选的准备。

逐门逐户登记

根据弗吉尼亚州的选举法,候选人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进入初选,包括在州选举委员会登记,要交100美元的登记费,每月要按时进行选举募捐和报告经费开支,另外还必须在4月9日之前找到本地120个已经登记为选民的人签名支持。至于他们属于什么党派并没有关系。

120个签名听起来很容易,但是具体去做却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首先是征集签名的人必须也是本选区的登记选民,别人不能代替。此人要将每张签名表送到公证处去进行公证,宣誓每个签名都是自己亲眼看着选民签署的。我找了七八个人帮忙,每人最多能征集到十来个,还要麻烦到公证处去一趟。我自己挨家挨户到邻居那里去敲门,一天之内才征集了大概20个。人们倒是非常友好,但每个签名的人都希望能跟我聊上10分钟甚至半个小时。我还试图站在图书馆、超级市场、电影院、教堂等地方征集签名,发现还不如挨家挨户敲门容易。公共场所的人群中许多人来自外面的选区。本选区的人在大街上被拦截住,也往往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花了好几天时间我才征集到一半的签名,送去检查却发现有1/3不合格。原来,不少的居民虽然是公民,但是却没有登记投票。还有不少人从外地搬来不久,选民身份还登记在其它地区。最后,我整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挨家挨户征集了200多个签名,才满足了候选人资格的要求。

之所以要多签这么多的名字,就是准备好了中间会有相当比例不合格的签名――包括签名者没有登记或是登记在外地、签名无法辨认、地址出现错误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细节。奥巴马第一次竞选地方议员的时候,就是请了律师来仔细检查对手的签名,查出一批不合格的来,使得对手的资格被取消。

赢得党内提名

到了登记截止日,我的选区内合格的共和党候选人只有我一个,我也就这样正式地获得了共和党内的初选提名。看来,愿意如此去下功夫的人也不多。有意思的是,这种候选人产生的制度使得党派在最初的阶段中几乎没有多少重要性。一个完全没有党内活动经验和历史的人,只要去满足选举法有关候选人资格的条件,就能成为候选人。当然,如果一个党内有不止一人要参加竞争,这就需要经过初选投票或者党内会议的程序。比如这次弗吉尼亚的选举,民主党内就有3个人要竞争州长,包括我要竞选的这个位子上的前任州议员。

赢得党内提名只是整个竞选过程的最初一步。从4月份到11月3日选举日,整个竞选过程是整整7个月,竞选经费至少需要20万美元。这笔钱除了用来支付竞选经理的工资(2.6万美元)之外,主要用在印刷、邮寄各种宣传品上。通常,候选人要与每个选民用不同的方式(寄信、上门访问等等)接触5~8次,才能够将选民动员出来投票。作为候选人,我会去参加所有的地方集会和群众性活动,每天会用2~5个小时的时间到选民家里敲门拜访,介绍自己的情况,倾听选民的意见。有一次,选区内有3位老太太想见见我,我只好取消了与一位国会议员的约会。这位议员需要我的选票和支持,而我则需要那3位老太太的选票和支持。我想,这应该说就是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具体体现了。

来源:南风窗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9474490100elu9.html

“中国特色”一词到底有些什么内涵?

如今,我们经常能在领导人的指示中,在新闻报刊的社论中,在重要理论的标题中……见到"有中国特色的……"一词。本人虽为大学教授,还在上一些语文类的课,然而还是才疏学浅,对此词的基本内涵总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想,某国或某民族的特色……,主要应该是指其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一些相当优秀且有着现代价值意义的一些素质。如果这定义还算凑合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古希腊文明的特色应该是民主与科学,尽管其直接民主制存在许多弊端,其科学思想也只处于雏形阶段,但这些素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其贡献无庸赘言。古罗马文明的特色应该是法律与共和制度,尽管罗马文化包含着相当残酷的成份,然而罗马法对人类社会规范的贡献,其共和制度对国家组织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中世纪日耳曼文化的主要特色大约可说是议会制与宗教信仰,尽管基督教在中世纪后期曾经犯下过许多罪孽,然而最后能进行宗教改革,并同时在文艺复兴、思想启蒙的过程中,将西方社会领进近代工业文明的大门……

那么,中国特色是什么呢?中国人在夸奖自己民族如何优秀的时候,经常用的一个词是"勤劳勇敢"。中国一般民众的生活的确相当辛劳,然而你注意到没有,这"勤劳"的效率却不高。数千年中,自身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相当缓慢。在农村,直到毛泽东时代,其生产力与战国时代相比却没有多少优势,甚至在如此"伟大领袖"的领导下,如此勤劳的人民还饿死了数千万!那个时代中国工业方面最了不起的成就,大概和今天的朝鲜一样,就是掌握了"令世界颤抖"的核武器。我们不否认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生产力得到迅速提高。但是仔细想想,这提高主要还是改革"开放"向外国人(西方)学习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的结果,并非完全是自己"勤劳"的结果!

尤其是改革开放经济奇迹的取得,是中国社会在外界影响下一种被动、被迫的选择。想想文革后的中国,处于一种贫穷到即将崩溃的边缘状态之下,虽然邓小平等领导者指出了"改革开放"之路,有其了不起的地方。但舍此,中国还能有别的出路吗?三十年的经济成就的确不凡,但你知不知道,这其中的代价和经验教训?如道德的堕落和环境的破坏诸方面,已经有许多人进行了一些详尽论述。最近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缺福利少自由成就中国经济奇迹"的一次访谈录,读后更令人清醒,秦晖教授着重谈了中国的"低人权优势",指出:"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的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压抑参与、漠视思想、信仰和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这可算"中国特色"?

中国人勇敢吗?首先要给"勇敢"下一个定义,杀人放火决不是勇敢而是犯罪!我们以为,只有对人的基本权利和理性价值方面能执着追求者,能坚决反抗专制独裁者的种种恶行者,这样的人,这样的民族才算勇敢!中华民族是吗?的确,我们民族也有一些了不起的战士、斗士,有人为此贡献了生命,但那只是少数。多数人只能依附在王权之下,讨口饭吃,其中不乏色厉内荏的大量奴才。所以在整体上,我们这个民族并不勇敢,尤其是缺少理性价值观。儒家赞赏的是"礼"制,一种森严的等级社会秩序;法家追求的是专制"法治",一个文化单调的君主独裁国家;墨家提出"兼爱互利",却将它建筑在"唯上是从"的专制体制之中;道家崇尚"清静无为",却倾向极端的愚民政策……在如此价值观的引导下,一个民族如何"勇敢"?所以五千年文明的最大特点,或许是创造了一个根深蒂固的皇帝制度,整个民族天天就围绕着一些"明君"、"圣君"、"伟大领袖"在旋转。

中国人非常得意的另一个文化特点是"天人合一"的和谐。世界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球村模式,的确非常需要一种"和谐"的精神。但我们是否想过:中国传统的"和谐"与现代化社会需要的"和谐"是一回事吗?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不仅告诉人们天人是一体的,而且讲究的是人必须服从天!"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因为君主是"天子",所以百姓必须服从皇帝的旨意,这样自然界与社会就非常"和谐"了。而现代化社会的"和谐"决非建筑在"服从"之上,而是应该建筑在平等、宽容、协商,乃至互相妥协而保障基本人权的文化之中。我们赞同当今领导人提出的"和谐"社会宗旨,但这种"和谐"决非中国特色的,而是应该建立在民主、平等、宽容、人权等价值观上的"和谐"。

由此,我苦思了半天,也不得"中国特色"一词之解,特求教于大家。

原文:http://shiqun2007.blog.sohu.com/124596044.html

美国的“社会主义”

2000年美国政治学家Seymour Lipset出了一本书,叫《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探讨"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这个经典问题。据他分析,欧洲各国都出现了大型社会主义政党,相比之下,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却始终不成气候。其原因无非是四条:个人主义的立国文化;工人阶级内部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政党本身的经营不善;还有美国选举制度不利于小党存活。在这四条因素中,他最强调的,是第一条。

我不很赞同这本书的观点,原因不在Lipset对问题的分析,而在对问题的提法:如果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而包括广泛的福利制度(显然这也是Lipset的理解),社会主义在美国真的失败了吗?这本书过于强调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志性意义,但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政党"转向"政策",没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遭受了失败。

观察一下200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开支:19.9%军费;21.6%社会保障金;19.5%用于资助穷人、老人、残疾人的医疗保险项目 Medicare和Medicaid;4.1%其它用于退休者和残疾人的开支;9%用于失业补助,给穷人家庭的住房、食品、收入补助及税收返还;7%偿还债务利息;教育3.8%;老兵补助2.6%;交通2.8%,国际事务1.2%,科研1%……如果我们把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费、贫困失业补助等算作广义的福利开支,这部分已占据了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够坦然宣布"美国不是一个福利国家"吗?

事实上,整个20世纪是美国福利制度不断成熟的一百年,尤其是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和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时期,福利制度更是突飞猛进。

1910和1920年代,几乎每个州都陆续订立工伤赔偿法。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出台,被视为美国福利保障制度的起点。1937年,住房法案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助。1938年公平劳工法案首次为最低工资立法。1946年,在公立学校提供午餐补贴。1956年推广残疾保险。1964年食品券项目出台防止饥饿。1965年为老人穷人提供医保的Medicare和Medicaid项目创始,同年保证给大学生贷款项目、工作培训项目等也出台。 1968年的公平住房法案,消除住房补助中的种族歧视。1975年建立返还穷人税收的"收入税收信用"制度。1990年通过儿童保障拨款法案和残疾人法案。1997年儿童保险项目和税收信用制度出台……据统计,整个20世纪美国有50多个重大社会保险、福利法案及项目出台,上面列举的,只是一些重大例子而已。

正是这些项目的启动及其发展,彻底改变了联邦政府开支的面貌,使得福利开支成为政府预算的主要方向。马列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崩溃"没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通过民主机制,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吸收社会主义营养,实现了自我修复。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并没有被资本主义消灭,而是被资本主义接受了。

当然,如果从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来说,美国的水平明显低于欧式福利国家。比如,2001年瑞典的福利开支占据GDP的28.9%,挪威 23.9%,英国21.8%,加拿大17.8%,日本16.9%,美国14.8%。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确不如欧洲重视社会福利。但是别忘了,当年美国的人均GDP为34320美元,而瑞典为24180美元,挪威29620美元,英国24160美元,加拿大27130美元,日本25130美元,所以美国人均福利的实际数额并不低,超过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加拿大、英国等水平相当,与北欧国家差距明显减少。

而且,据另一个政治学家克里斯托弗・霍华德在《The Welfare State Nobody Knows》一书中分析,相对于直接分发福利,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使用税收减免、政策倾斜等制度杠杆,来提供"间接福利"。比如给那些为雇员购买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公司减税,为穷人买房提供贷款担保,给有孩子的贫困家庭提供返还税收等等。

此外,欧洲诸国的经济效率是否受福利制度影响,也一直存在争议。据统计,瑞典这样最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其人均GDP比美国最穷的州还低。当然,不同的文化存在不同的偏好,有的以平等和谐为荣,有的以个人奋斗为荣,有的以勤劳为荣,有的以休闲为荣,没必要用美国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但是同理,也没必要用欧洲标准来要求美国。民意调查也表明,美国人的福利观念不像欧洲人那么强。

近年,中西学界的一个时髦就是批判"美式的新自由主义"。他们说"无限的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会伤害弱者的利益","应该放弃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转而追求北京共识",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但问题是,经过100年福利制度的发展,今天的美国早已不是100年前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无论在公共开支、贸易保护、工会势力、收入调节、政策倾斜方面,美国都可说是一个福利国家,而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更像是想象出来的靶子。


如果我生病因交不起钱被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的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如果我每天辛苦工作12个小时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如果这些都是普遍而不是个别现象,那么你叫它什么主义都无济于事。如果我的孩子可以免费上学、坐校车、吃午饭,如果我收入低可以住政府盖的房子,如果我失业了可以用政府发的食品券买东西,那么这种制度就是福利制度,你爱叫它什么共识就叫它什么共识。


来源:《民主的细节》刘瑜

杨继绳:胡耀邦情结

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很多人心中、特别是知识分子心中,存有胡耀邦情结。胡耀邦离开我们已经十六年多了,时间一年又一年地消逝,但胡耀邦情结在人们中间不仅没有淡化,反而更加强烈。

胡耀邦情结一是"情",二是"结"。"情"是因为胡耀邦是一位好人,而且是一位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立了头功的好人,人们当然不会忘记他。在这一点上,不管持什么看法的人,不会有多大的分歧。"结"说起来比较复杂,因为他的下台,以及他下台时对他的种种指摘,相当多的人有意见。然而,不管这意见是不是正确,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无法成为当今的主流看法。对立的看法相纠缠,成了"结";众多的人的看法受到压抑,成了"结"。

胡耀邦是一位好人。他平等待人,在下级面前没有架子,很容易和人沟通。他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吵架不记仇。他热情高涨,敢作敢为,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是一位很民主的领导人,力主党内生活正常化、民主化、健康化。他没有"山头"思想,很反感
"谁是谁的人"这种说法,常说"我是党的人。"他读书万卷,口若悬河,重视知识,特别看重有知识的人。他不以权谋私,虽然位高权重,却没有为子女、亲属谋取任何利益。他口无遮拦,从不设防,说话难免有疏漏,被人抓着了不少"辫子"。知识分子却喜欢他这样,认为这才是平民领袖的风格,不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超人。

说胡耀邦在中国改革中立了头功,一点也不言过其实。如果没有"真理标准讨论",就不可能破除现代迷信,就不可有改革开放的思想;如果没有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让大批蒙冤干部回到工作岗位,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一支实行改革开放的干部队伍。这两项工作是风险最大、难度最大的。胡耀邦力挽狂澜并且承担风险,才做成了这两件大事,胡耀邦不仅做成了改革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两件大事。在以后,他的改革之剑一直指向最为关键的方面。例如,粉碎"四人帮"以后,各单位还设有政治部。这是一个权力很大却是固守旧思想的部门。胡耀邦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个部门砍掉了。还说:"政治部是整人的,今后不整人了,不要政治部了。"胡耀邦说的是军队以外的政治部。粉碎"四人帮"以后,各单位每天都要搞政治学习。有的是利用工作时间,有的是下班后学习一两个小时才能回家。这种政治学习内容陈旧,不仅费时,而且每天在人们头脑中增添新的禁锢。胡耀邦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实行了多年的政治学习一刀给砍掉了。像这样的改革,等于在太岁头上动土,是很危险的事。胡耀邦不怕。

最富争议的是胡耀邦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作为组织中人,胡耀邦不可能大力抵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他对知识分子手下留情,并且尽可能保护。对批判文艺作品、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他不够坚决。由于他的消极、甚至近于抵制态度,使得"反对精神污染"只搞了28天就无疾而终。正是在这方面,知识分子对他怀有好感,另一部人人对他很不满意。这是他下台的主要原因。他为保护知识分子而下台,在知识分子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隐痛。

胡耀邦情结还与16年前的那场政治风波有关。胡耀邦情结是那场风波的导火线。而那场政治风波又强化了胡耀邦情结。

胡耀邦情结的实质是,对胡耀邦有没有一个还以历史的公正问题。这么一个好人,对改革开放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为什么让他下了台?即使要他下台,为什么不能体面一点、如在几个月以后的十三大上按正式程序下台?为什么在他下台时又有这么多不实事求是的指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当今的主流意见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因此,对还胡耀邦的历史公正问题,还无法统一认识。即使多数人认为要还胡耀邦以历史的公正,但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历史条件。

胡耀邦是一个好人,但他不是一个完人。胡耀邦情结造就了这么一种现象:你说他不好,我偏要说他十全十美;你说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偏要说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胡讲了一些错话,如允许私人开小媒矿,让"油水快流",我当时就觉得是错话,现在还认为是错话。但这类错话人们总是有意忘却。胡耀邦有的讲话当年知识分子就不满意,如"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而现在偏要说这篇讲话不是胡耀邦的本意,认为胡耀邦本来可以讲得更好。胡耀邦一些即席发言有不少漏洞,人们却不在意这些漏洞,还说"宁可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愿听滴水不漏的假话"。

胡耀邦是坚定的改革者,思想是非常解放的。但他还是制度中人,他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是有限度的。他在位时有的讲话还是很保守的,"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是一例。但是,由于有了胡耀邦情结,人们有时按自己的意愿把胡耀邦的思想解放界限扩大了,似乎他力主推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今天一部分人希望的那些目标。其实,胡耀邦是一位组织观念很强的中共党员,在当时,他不可能有现今人们期待的那些主张。

对胡耀邦就是这样,一会儿被打入低谷,一会儿又被抬上高峰。抬高和打压他的是政治风浪。政治浪花还模糊了他的面目。胡耀邦到底有多高,他的真实面目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得等风平浪静以后才看得明白。胡耀邦情结和政治风浪相关,与胡耀邦相关的那两场政治风浪的影响不消失,胡耀邦情结就不可能完全解开。胡耀邦情结不解开,就很难客观、冷静地评价胡耀邦。

胡耀邦情结的存在,说明对过去25年的改革历史还不能统一认识。也说明对今后改革的方向也还没有统一认识。中国是一个大国,十三亿人,认识不一致是很自然的事情。对过去的历史认识不一致不要紧。放开言路,让各人说各自的话,只要留下可靠的历史资料,认识总有一天会基本一致的。对今后改革的方向的认识不统一不要急。当前需要改而且认识一致的事情还有很多,改革的活动空间还很大。先把认识基本一致的改了,随着改革的深入,现在认识不一的也可能会逐渐统一认识。市场经济,这是过去多年来被视为万恶之源、洪水猛兽的东西我们不是也接纳了吗?只要对中国有好处的东西,迟早会被中国人接纳的。

胡耀邦情结是历史的情结。历史之结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解开。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呢?造成情结的社会激奋之情已经冷却,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失去了影响,多数人有直面历史的心态。如果在胡耀身上真的有不公正的问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公正和不公正的力量此消彼长,一旦公正的力量超过了不公正的力量,正义就可以伸张。或者说,造成不公正的权势已经消失,还历史以公正有利于社会和谐。上述的社会条件齐备,"结"就不解自开,历史本来面目就会显现。具备这样的条件需要时间。时间才是医治政治创伤的良药。在"结"未解开之前,各方面有要有一个平静的心态,对不同的看法持宽容的态度,给各种不同思想以自由表达的空间。不要以势压人,是是非非,让实践去作结论。如果用施加压力的方式,硬要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有可能这一个"结"还没有解开,又会出现另一个新的
"结"。历史之结,通常是一个社会"病灶",在一定的条件下,"病灶"会被触发为社会冲突。

我说时间是医治政治创伤的良药,并不是叫人消极地等待。在解开历史之结的条件出现之前,还有很多事是可以做的。比如,积极推进民主化建设,真正实行宪政,努力把胡耀邦当年开创的事业推向前进。做好这些事,既可以防止历史之结造成社会不和谐,也可以加速我说的那样的历史条件的出现。在胡耀邦90诞辰之际,中共中央举行纪念活动,就是一个积极的态度。

2005年10月
原文:http://yangjishengbk.blog.163.com/blog/static/1218082652009621104225676

余英时:维吾尔人历史宗教文化挖掘新疆事件根源

事实上关于维吾尔人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南北朝的早期,已经出现了。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安禄山之乱,即安史之乱,就是八世纪中到九世纪这一段时间。在这一百年中,八世纪到九世纪,是维吾尔人非常强大的一个时期。他们占有的地方,多半是在今天的内蒙古、外蒙古一带,成立了一个很大的帝国。这个帝国武力强大,又善做生意,所以在唐朝影响很大。唐朝许多来往做生意的人,常常都是维吾尔人。

等到安史之乱,唐朝兵力不够,就要向维吾尔人借兵,维吾尔人帮唐朝平乱,郭子仪请维吾尔人进长安城,而且在长安,维吾尔人还大抢了一次走了,这是历史。

那后来,慢慢地,维吾尔人内部有困难、有乱。在九世纪的下半叶的时候,分裂了,也迁移了。迁移到什么地方?就是今天的新疆这一带,主要是在天山南麓一段。这一直延续到清朝。清朝我们叫回疆的,但那个时侯还不是中国一省,就是承认是维吾尔人。维吾尔人在历史上,叫着回纥。只是不同的译音,事实上就是一个。

"维吾尔"这三个字拼音是在元朝开始的。因为元朝人跟维吾尔人关系特别深,十三世纪初年,维吾尔人降服于成吉思汗,所以就做他的一种附庸者,但是很受到他的重视。因为维吾尔人有相当文化,很早就从波斯得到摩尼教的传授,后来又从波斯得到一种methodology,基督教,再后来慢慢就有佛法进来,最后是伊斯兰教。所以这都是跟波斯、中亚一带有关,这与后来伊斯兰教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个民族不但善于武力,也善于做生意。我刚才说到唐朝很多重要国际交易都是要通过维吾尔人。而元朝时代,就是整个蒙古族的贵族在中国抢掠了很多钱,占了许多地方,有很多钱,怎么办呢?都托维吾尔人经营的。所以在历史上,维吾尔人有她的重要性。而且她的文字是应用土耳其的文字,后来就变成蒙古文字,蒙古文就是根据它这个来的。所以维吾尔人不光是有武力,而且有宗教、有文化、有诗这样一个传统,在中国起过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在最近一百年来,基本上是没人能管她。但一九四九以后,完全变了。一九四九以后,维吾尔人在新疆比例也少。在一九四九年,汉人只占百分之六。在乌鲁木齐一带,现在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四十了,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增加。所以汉维冲突、汉人和维吾尔人的冲突,也越来越多。政府也是偏重汉人,许多经济上的发展,大的农庄,由兵团、过去解放军的兵团转业来经营的。农场非常赚钱,而用的百分之九十
的人,都是汉人,而不用维吾尔人。所以维吾尔人在经济上一律被排挤。

维吾尔人有一个领袖,是女的,现在在华盛顿,被共产党看成已经是新疆的达赖拉嘛。所以这次大乱,都说是她挑起来的,完全没有任何根据。这位妇女就叫热比娅,很有名的。在最初也是靠商贩赚钱,赚到了很多钱,是一个少数人先富起来的中间的一个典范。所以共产党就非常尊宠她,让她当政协委员,一度很红。慢慢地发现,她是倾向于高度自治的新疆的。所以这样子就慢慢失宠了。后来又说她叛国,放到监牢里多少年。二零零五年,在美国压力之下,才放出来,现在在华盛顿。

今天共产党又把此事放在她身上,事实上是共产党政策的问题。共产党在新疆,第一采取用汉人淹没这个维人,第二是采取宗教上各种控制。宗教是他们最看重的,一个维吾尔妇女跟外面记者说,"我们要的是尊严,我们要的是平等,要的是公平,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有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

表面上有自由,事实上却没有的。比如,最重要的时候,象节食时节,很长的一个月,这个中间,维吾尔的学生、维吾尔的工作人员,在新疆,都不准禁食。其次,比如说他们到麦加去朝圣,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现在也完全被控制。他们的护照被没收,他们也不能去。这种种宗教上的压迫,是他们受不了的。所以一个妇女就说,"我们要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他们不肯尊重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不能相处的重要原因。"

所以这些暴乱都是因为共产党用暴力在控制一切。在教育上,维吾尔语言在大学就不准用了,除了是教维吾尔诗的人,但没几个。一般教育中间,维吾尔语言慢慢就退掉了。维吾尔人的学校,表面上现在还存在,但是共产党已经有计划,最后要整个消除的,都要用汉语。所以这样呢,等到一暴乱,就用武力镇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才有了今天的悲剧。

“市管县”与错误的“城市化”逻辑

分税

财政部上周(7月9日)发布《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提出到2012年底前在非民族自治地区全面推行省直接管理县财政的改革"时间表"。《意见》对具体的改革范围和近期目标等都作了说明。

这是在技术层面对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再一次提出的"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的落实。实际上,财政"省管县"改革早已提出并在多个地方进行了试点改革。2005年公布的"十一五"规划就提出要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数据,到目前为止至少在18个省份和4个地区进行了试点改革。据说,有些省份――比较典型的如浙江省――的试点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因而,此次的全面推进被认为是水到渠成之举。

我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媒体评论都对这一改革持正面肯定态度,并寄予了相当高的期望。综合起来看,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改革能够减少财政行政管理层次,促进
"扁平化的管理方式",从而减少地方税收的"跑冒滴漏"。还有专家认为,财政"省管县"为下一步的行政"省管县"铺平了道路。

具有鲜明特色的"市管县"行政体制的开始几乎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不过,自上世纪80年代初首次出现"市管县"以后,有关它的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首先,它不符合宪法对国家行政层级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并没有地级市这一层级,宪法第三十条规定: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县、自治县、市"。也就是说,"市"与"县"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处于同一层级,并非目前实际上的上下级关系。而且,无论是横向比较当今国际通行情况还是纵观古代中国,实行的都是三级行政体制。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也都一直是中央、省、县三级行政机构,但从80年代之后逐渐演变成为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

当然,更重要的还不是法理或习惯上的理想模式,而是这种"市管县"行政体制随着时间推移显现出来的日益严重的现实弊端。许多人认为,在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和分税制的情况下,地级市为了中心城市的发展,往往截留所辖县的资金,并动用各种行政力量将绝大多数要素都集中到城市,致使城乡差距越拉越大。"中国城市像欧洲,而农村像非洲"。特别是实施分税制改革之后,县乡财政困难现象愈加突出。财政部科研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40%上升到了55%左右,省级财政从16.8%上升到了30%左右,市级财政的收入比重也有所上升。五级财政中三级财政收入的比重都在上升,而县乡财政收入大幅下降。而且,越是贫困的地级市,这种情况就越严重。因此,"市管县"在很多地方被形象地称为"市卡县"、"市挤县"或"市刮县"……

撇开国家与省之间的收入支出关系不论(这是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本文随后也将讨论到),造成这种财权重心上移、事权重心下移状况的根源恐怕不并是分税制改革本身,而是边界划分清晰的分税制仅能落实于国家与省的层面,省以下不可能真正实行分税制。正如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曾经撰文分析的,"二十几种税,在五个层级里怎么分?分不下去!"于是在省以下就形成了实际上是讨价还价、复杂易变、五花八门、很不规范的"分成制"、"包干制"等。这种状况给地方行政高层级"上提财权、下压事权"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也使转移支付根本做不实。

从这里我们就能够清晰地看到,如果不把在西方发达国家良好运行了几百年的分税制进一步推进到省以下的层级,简单地将财政上的"市管县"改为"省管县",也许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它所改变的只是"讨价还价"的主体而已――市能够利用行政权力去"刮"县,省就一定不会了吗?别忘了,省可是比市的权力大得多!而且在现行体制下,省对于集中资源发展省内中心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
的热情,一点也不会比地级市片面追求地级市政府所在城市发展的热情来得低。

要将分税制改革推进下去,精简财政层级当然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分三层显然比分五层要容易和可行得多。不过,改革国家现有税收体制及国家与省之间的分税格局也注定是不可或缺的。简单地说,国家应当留给省更多的税源,这样它对其下一级的县、市才有税可分。从政治效应上来看,如果国家层面开始就有明显的"上提财权、下压事权"的取向,怎么能指望省和省以下各级政府不依样效尤呢?

分权

而在另一方面,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指出,要建立更科学合理的行政分级管理体系,仅从财政上单兵突进,前景是不乐观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把财政"省管县"视为最终实现行政"省管县"的一个前奏和短暂的过渡。有些学者甚至还担心,在没有后者的情况下仅在财政上贸然实施"省管县",有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其他后果。

例如,对于某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级市,在"市管县"体制下,市对县是有财力支持的。实行"省管县"后,市级财政当然就会认为从此再没有相应的责任了。因此,在某些财政配套资金问题上,原由市级财经配套的部分,却由于管理体制的改变而不能到位,反而加重了一些县级财政的困难。相信,今后地级市域内一定会出现比现在更多的"断头路"和"半截管道"现象。此外,财政"市管县"体制会使地级市产生强烈动机,将所辖的富裕县改为区,同时千方百计把贫困县踢出去。站在地级市的立场来看,财政"市管县"
实在是一种在原来的事权不匹配并未得到任何实质性改变的前提下增加新的事权不匹配的做法――市对县没有了财权,但却要继续承担过去的所有责任,如市场监督、社会治安等公共服务。

可以想象到的更坏的一种可能性还不是上述行为改变,而是市利用对县的其他行政权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干部人事权――以各种变相手段阻碍财政"省管县"的真正落实。按照目前干部管理体制,地市级党委直接领导县级党委,县一级官员的任免权还牢牢掌握在地级党委。这就决定县很难有能力违抗市的意志。而在当下的中国,许多经济活动和财务往来远远超出了公开帐面上的那个"钱袋子",只要市仍旧管着县的"官帽子",县在财政上与省之间的直接往来就难免遭遇"梗阻",其独立性也就难免大打折扣。所以有县级官员已经说了,"你怎么也翻不出人家的手掌心,其中关系微妙,只可意会。"

由此可以得出基本结论:财政"省管县"只是行政"省管县"这项重大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虽然总方向是正确的,但如果行政"省管县"的整体改革不能及时跟进,则财政"省管县"非但不可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反而还可能孕育新的更加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就曾建议,省管县改革,总体上可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就是财政省直管,仍维持市对县的行政领导地位;第二步是市和县分治,使它们相互不再是上下级关系,各自均由省直管,重新定位市和县的功能,市的职能要有增有减,县的职能要合理扩充;第三步是市的改革,合理扩大市辖区,调整精简机构和人员。

但这样一来,又会立刻碰到一个新的棘手问题。根据现代组织管理学的最基本原理,某一个层级(长官)的管理半径都是有限的。中国研究区域行政管理的专家普遍认为,一个省管辖30个左右的县、市,是最理想高效的模式,最多不应该超过50个。我国目前有2700多个县(含县级市),也就是说平均每个省辖大约90
个县(市),已经是理想管理状态的两倍。而像四川、河北这两个大省,则分别辖138个县(市)。当省的管理半径很难覆盖到每一个县时,一方面,管理的有效性受到很大限制;另一方面,权力的监督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一个新上任的四川(河北)省委书记或省长,哪怕他记忆力再好,光要将他手下270多个县(市)委书记和县(市)长的人和名都对上号,大概就得花上大半年时间!

要解决这个问题,似乎只有两条出路:一种办法是,根据理想的管理模式,将全国的省级行政区划重新划分,数量上增加一倍,达到60个左右;另一种办法是,根据每个省的不同实际情况,有区别地采纳不同行政层级管理模式,下辖县的数量比较少的省推行"省管县",反之则继续保持现有的"市管县"模式。

但在我看来,上述这两种办法都是不足取的。前者严重忽略了省域的自然、历史和文化传统,一旦执行将成为一种典型的"折腾",后果难以预料;而后者则将国家的整个行政管理体系置于逻辑上的混乱状态之中,同样会滋生许多新的矛盾。

解决这个问题的真正出路其实不在于如何提高"管"的水平和效率,而恰恰需要反其道而行之,即怎样学会"不管"。历史地看,分税制是一种与联邦制的行政体制高度匹配的财政体制。中国固然历来就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借鉴联邦制行政体制的长处。对美国和西欧政治制度有过深刻对比研究的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其传世经典《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曾经作过一个比方,他认为,在美国式的联邦制下,国家就像一个家庭,联邦政府是父亲,各州是儿子;而在法国式的中央集权制下,国家就像一个人,中央是大脑,各省是身体器官。托克维尔是想借此说明联邦制的优越性,因为一个人离开家庭后仍然可以存活,而一个器官离开了人体之后就什么都不是了。我们且不论这种说法究竟正确与否,但它的确很精妙地揭示了联邦制的精髓:行政分权。

如果我们想要将缩小行政层级、精简机构人员、提高政府服务水平的目标落到实处,那么即使完成了行政"省管县"的改革,也只是一个搭建了一个表面的组织架构而已。改革的真正的核心应该是分权,即明确省与县之间的权力、责任边界,让省、市、县分别专心致志地去做好各自应该做的事。

县究竟应该由谁来"管"?我相信,在大多数问题上,没有什么比让民众妥善地自我管理更加明智的政府行为了。

掠夺性的城市化

我父母的故乡在与上海一水之隔的江苏省海门县。1994年,在"撤县建市"的大潮中,它也急不可耐地扔掉了已经穿在身上1000多年的那件土里土气的
"县"的外衣(据史书记载,海门第一次建县是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周显德五年,即公元958),改称自己为海门市。目前,它是地级的南通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

不过,出生和居住在上海的我以及我的亲戚们在碰到各种表格中的"籍贯"一栏时,依旧会认认真真地填上那个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的"江苏省海门县"。另外,我这一生也从未在任何表格的籍贯栏上填过"南通市"。我那对故乡充满眷恋的老父母一向认为自己是江苏人氏,是海门人氏,但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们是南通人。在我观念里,南通与我的关系差不多相当于苏州――它是我老家农村的一个邻近城市。

我妻子祖辈的老家是江苏宜兴,她似乎也从来没有认为过自己是无锡人(现在的宜兴市也是一个县级市,隶属于地级的无锡市)。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广袤国家的自然和文化传统。"县"是一个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基本行政单位,"省"只有六、七百年历史,而"市"则完全是近代以后的产物。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乡土的方言、风俗以及建立在它们之上的地域归属也是以县为基本单位的。比县更高一级的认同单位则比较复杂,通常是省,但也有超越省域范围的。例如,我一般不会把南通市人当同乡,但我反而会把上海市崇明县人视为同乡。因为海门县和毗邻的启东县原先是长江泥沙堆积成的一块沙洲,那里的最初居民是在明朝后期从崇明岛迁徙过去的,这三个地方方言和生活习俗至今仍然几乎完全相同。

海门从"县"变成"市"以后,县城的面积确实成倍扩大,城中心广场上还竖起了一个外型很像艾菲尔铁塔的巨大的电视发射塔,从老远的田间就能看见它。我近年每次陪父母回老家,都能感受到它的一派热火朝天的城市化的景象。

说起这个城市化,有一点让我父亲颇为不满。他小时侯曾经从乡下到县城的海门中学求学,那时还是民国末年。就像所有的县城一样,过去的海门县城也是有自己的名字的,叫茅家镇。它甚至未必是全县规模最大的镇,与县域内其他10几个镇的唯一不同之处只在于县政府设治于此。这个名字寄托了我父亲少年时代的艰苦岁月和美好梦想。可是当"海门县"变成了"海门市"以后,乾隆时代就有的茅家镇的历史也就划上了句号。如今,如果在过去的镇中心随便向一个小孩打听"茅家镇在哪里"的话,他多半会以为你问的是一个外地名字!我妻子的老家宜兴差不多也是这样,只是"阳羡"(宜兴古称)这个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名称消失得比茅家镇更早。我当然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人,从不认为我们不能够对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东西做任何改变。我举上面的例子只是想说明,历史和文化的自然延续其自己的道理,靠行政力量骤然改变它,也许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好比说我们把河南省改为河南直辖市的话,那么古城郑州的命运就将是从此被在史书中抹去。

一个可见和已经见到的后果是:县城的急速扩张是以乡村和其他市镇的凋敝为代价的。比如在宜兴,自古以来,以出产紫砂壶而著称于世的丁蜀镇的经济实力一直远远强于县城宜城镇,其市况之繁华也胜于后者。但仅过了短短20多年,今天你再去比较一下丁蜀镇与宜兴市区的市容市貌,差距恐怕不会小于县级的宜兴市之与江苏省会南京市!过去20多年里,我对父母故乡的最大印象是:每回去一趟,就会感觉乡村比过去不但没有令人欣喜的改观,反而更加脏乱不堪,小时侯宁静美丽的田园记忆日益被污浊的河流和杂乱空置的房屋所覆盖。如今,我的那些堂表兄姊们相继离开祖先的乡村,迁入一天比一天膨胀的"海门市",从"农民"变成"市民"。去年秋天,连我母亲出生的那幢建于清朝时期的摇摇欲坠的老宅也被一场大火最终吞噬……

存在了至少250年的茅家镇的确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它"吃"掉了整个海门县,凭借这一点,它上升为"市"。假如这就是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基本逻辑的话,这是一种对农村和中小城镇疯狂攫取和掠夺的畸形城市化。与我们在世界上最早实现城市化的欧洲所看到的如画的乡村景致作一比较,这种"中国式城市化"与真正的"现代化"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那么,再往上一层又是怎样的状况呢?经济和财政方面我没有做过详实的了解,不敢轻易评论,但仅从能够直接看到和听到的事情上就能感受到地级市对县的资源剥夺。如同中国的所有乡土地方一样,海门县也有自己引以为豪的历史人物和地方特产,包括近代著名民族实业家张謇、金石书画家王个�及诗人卞之琳,还有海门芝麻脆饼、茵陈酒等。其中最出名的当数清末状元、洋务运动干将张謇。由于他是海门县常乐镇人,且长期跟随合肥籍的晚清重臣李鸿章从事洋务运动,因此我老家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对子,叫做"状元常乐百姓忧、宰相合肥天下瘦",以形容晚清末年中国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不过,自从海门成为南通市管辖的一个县以后,张謇就变成了南通人,他的博物馆也建在南通市区内;当然,脆饼、茵陈酒等自然也变成了南通特产……

我并非站在海门一县的立场上,气量狭窄地不愿意让家乡的历史文化在更广层面上让更多人分享。海门人张謇毫无疑问也是南通人,还是江苏人,更是中国人,假如南通市的确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发扬本地的文化传统,那么它将张謇和海门脆饼据为己有,客观上应该是一件好事情。但事实上,眼下许多地方为了争一个历史名人
――甚至是像诸葛亮这样1000多年前的古代人物――的籍贯地,究竟是出于何种动机。相信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嘛!这件小事让我们一目了然地看到"市"是如何掠夺"县"的文化资源的,文化资源还毕竟是一种十分间接的资源,其他能够带来更直接的财富的自然、经济和社会资源,也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说到底,将目前实行的"市管县"改革为"省管县",最终目的无非是把县"管"得更好。我很希望能够借着这次重大改革的契机,让越来越多的人搞清楚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县"是干什么的?"市"又是干什么的?

的确,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国未来的一项长期任务,也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内能够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引擎。而且,发达国家农村城市化的历史,也确实伴随着资本、人才和其他要素资源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但是,这种要素流动的原动力应当是市场本身,而不是行政力量。也就是说,要素往能够产出更大效益而不是行政权力更高的地方流,而真正市场化的要素流动一定是双向的。这样的城市化,必定是城市与乡村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共同发展,而不像我们这里目前的这种城市依托行政力量对农村进行单向的剥夺和榨取。

在我看来,通过合理的行政体系的梳理和安排,扭转错误的城市化方向,是我们最应该对这次"省管县"改革寄托的期许。

写于2009年7月12日-18日,分三次分别发表于2009年7月13日、7月15日和7月20日"网易评论"我的个人专栏
作者:陈季冰
原文: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da7316d29b87eb46

中外公款买车惊人对比

中国有多少公务车,有谁说得清?由于能说清的人这几十年来都没有说过一次,所以,大家只好去测算。目前各种猜测中,取中间值,大约为500万辆。这是说目前的存货,已经报废了的就不说了。

采购公务车每年耗费多少资金?跟上面一样,知道的人不说,大家又去推测,数字也出来了:每年大约有9000亿用于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买车,各占1/3,每年买车耗费3000亿元。每个纳税人每年要承担300元。

好在中国的纳税人都受到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所以多数人并不关心税款去向,也就不关心公车消费。并且,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还使得他们放眼全球――

韩国:首尔市(即汉城),政府公车一共只有4辆。市长一辆,三位副市长各一辆。
美国:联邦政府拥有38万辆各型公车,一年的公车支出为17亿美元。
芬兰: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才享受公车。身为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也只有市长一人享受配备公车资格。
瑞典:首相除非履行国务才允许使用公车,首相平时上班要么乘公交要么开私家车。
德国,总理要想在周末继续使用防弹公车,就要掏腰包付费了,为此,前总理施罗德常开着自己衰破的私家车出门。
英国:伦敦市长每天乘坐地铁上下班,遇到地铁职员罢工,只好步行上班。前文有述。

这一看不要紧,发现全世界除了中国欣欣向荣,其他国家都很没落、衰败、寒酸。于是不免疑惑:中国真的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吗?从公款消费的力度来看,我认为中国处于人类迄今最发达阶段,最差也是个"5000年盛世"。

避开"是否允许买车"这个前提条件,去谈"买国外车还是国产车",属于36计中的"瞒天过海"。老祖宗的光辉遗产又被巧妙运用。

纠正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中国外援往事

作者:舒云
来源:独角兽资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援助。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1973年以后这种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纠正。

建国初对蒙、朝、越的援助力度有多大

建国后最早的对外援助是在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刚到任,蒙古总理乔巴山就提出急需劳动力。这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有困难,但中国并没有拒绝,答应日后考虑。1954年11月,副总理乌兰夫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蒙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的帮助。蒙古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1956年8月,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

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在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表示: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5月15日,越南以断炊为由,恳请中国再支援1500吨至2000吨大米。

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
1953年3月13日,周恩来复电驻越南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2月,为协-助越南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提供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弹药、通信设备、粮食、医药等,保证了此役大获全胜。

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结束越南北部战争,中国继续援助越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2月,中越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援助越南修复铁路、恢复邮政电信、修复公路及航运、水利等议定书。

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建煤矿、水泥厂、纱厂、发电厂等。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
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这份清单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确实把越南当成了兄弟,无所不给。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对越援助大幅上升。1959年2月18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

萨马兰奇: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

1950年代,除朝鲜和越南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1956年6月,中国与柬埔寨签订关于经-济援助和实施经济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中国将在1956年和1957年,无偿赠予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1956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

1956年12月12日,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说7日埃及大使来访,提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军事装备损失很多,希望中国给予援助。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毛泽东批示:筹划的两项,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这些刚从别国的殖民地变成独立的主权国家的非洲国家是跟台湾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建交还是跟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唯一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是'中华民国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个问题上持何种立场,这都是需要我们用金元、用经援来加以影响的,这关系到我们大陆的邦交国的数量问题,关系到大陆的国际生存空间的大小问题。----楼主评点)。
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
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虽然中国财力有限,还是承接下来。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中方59人牺牲。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
4.23亿美元。

1958年底,中国援外工作总结披露:估计(我国援建的)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贵。援助蒙古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的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制造推迟了半年才完工。按协-议,1958年中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的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优质钢材缺乏,未能及时满足朝方要求。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1962年1月13日,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至1978年5月底,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如果将路基作业完成的3100多万石,筑成两米宽、三米高的石墙,可以环绕老挝一周。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国家。12月周恩来访问马里时,提出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8项原-则,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看作是单方面的恩赐,而认为援助是双方的。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

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债是指中国欠另外的其它国家的外债----楼主附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曾建议: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两大阵营冷战继续,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冲突加剧,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国仍处于三面包围中。面对国内外的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在小范围几次谈了有关意见,毛泽东没有接受。以后,特别是"文革"中,王稼祥被视为提倡和主张"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者,受到严厉批判,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

周恩来: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

中国对外援助的步伐越迈越大。

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商,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64年6月,毛泽东对来访的越军总长说:我们两国两党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7亿中国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可靠的战略后方。

1965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援越运输领导小组,组长是总长罗瑞卿,负责统一处理有关援越事务。周恩来在越南最困难时,5次出访越南,尽量满足越方的要求,还经-常主动帮助越南解决困难。1965年10月,应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32万人,最高年份高达17万人。1970年,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回国内,而1442位烈士的遗骸至今仍留在越南。

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这年,中国还同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援外协-议,总额度为74.25亿元人民币,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任务最重的一年。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一年的3.5%上升到5.1%。8月,越南北方发生特大水灾,危及数十万人。中国紧急调动飞机和火车,运送救灾物资到越南。9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

1972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51.49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比1971年上升31.6%。11月26日,中越签订1973年中国对越南13项无偿援助的协-定,援助价值21.07亿元人民币。

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加上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援助协定,1973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

1974年中国又签署了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协-定。

1975年5月,越南南方解放,中国逐步减少对越南的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械厂、高射机枪厂及枪厂的扩建等工程还在继续。
9月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访问中国,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向越南提供无息贷款协-定和1976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

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从1962年起,根据越方要求,中国提供各种旧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很多供应了越南,甚至从现役装备中抽调,而自己需要换装的坦克和大口径火炮却很少更换。1968年前,中国生产的63式电台3000余部,绝大多数支援了越南,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有的新武器生产不足,宁可自己缺编,先拿去支援越南。由于援越的野战输油管不够,中国推迟当时正在铺设的战备输油管线,将优质钢管运往越南。1968年6月,越南副总理范雄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1969年的援助,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中国已停止生产这种型号,把库存全部给了越南。1971年至1972年,越南更是把中国当成了免费武器库,提出要1000架飞机,3个营的红旗
2号地空导弹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这些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从苏联进口的,中国自己还没有这么多),警戒雷达两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两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4.5万发。这张清单完全超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毛泽东那么英明为何却不做两手准备,以防将来越南有跟中国反目成仇、转而投靠苏联的可能?----楼主评点)。

霍查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

中国对外援助的另一个大户是阿尔巴尼亚。1949年11月,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建交。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赫鲁晓夫攻击中国,此后,中阿两国更有了"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关系。阿尔巴尼亚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苏联的援助,理所当然向中国伸手。霍查对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说,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1960年代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有求必应。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

1961年阿尔巴尼亚狮子大张口,3次派人来北京要钱要物,甚至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双方谈得不好,总理心情很不愉快。12月25日,周恩来对来华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凯莱齐说: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承担国际义务,但由于我国连续遇到3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专家,所以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援助不能像你们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苏联过去答应的援助全部包下来,你们自力更生还是主要的。尽管如此,1962年1月13日,中国还是与阿尔巴尼亚政府签订了5项议定书。

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光阿尔巴尼亚一个国家,我国就每人交了3800元,这还不包括送给亚非拉其它100多个国家的。此文开头第二句讲了在1976年之前我国总共援助了110多个国家。----楼主评点)。中国还先后派出近6000名专家,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几千名技术骨干。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急需的东西,甚至包括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而阿方供应中国的如烟草、香烟、沥青等,中国并不需要。1969年,谢胡与到访的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东西。李先念问,你们拿我们这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还。

不断伸手,不断得到满足,阿尔巴尼亚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思想。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不种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反过来卖给中国。中国援建了化肥厂,但阿方不放心中国的主机,提出要意大利的主机,结果意大利主机使用不长时间就坏了,又要中国用外汇买意大利的备件。优质钢材中国自己都极少,而阿方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电线杆(中国现在的电线杆仍然是水泥加钢筋条做的吧----楼主评点),优质钢板铺厂房地面,甚至铺路。中国自己都舍不得用的高标号水泥,援助给阿,而阿方竟用来建烈士墓----2.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1万多座纪念碑。

1970年8月,中阿的"政治恋情"降温。但阿尔巴尼亚仍厚着脸皮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中国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阿尔巴尼亚又要求中国更多接受香烟、烟叶和成衣等,中国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些并不需要的东西。

邓小平结束中阿畸形关系

1974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不少,这次要求的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鉴于阿已有一定的自力更生能力,中国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
1976至1980年的贷款。7月30日中阿双方签订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提供粮油,而此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阿尔巴尼亚很不满意,表示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给中国需要的原-油、沥青。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霍查含沙射影攻击中国。如此这般,就不会再伸手了吧?但1975年6月,阿方又来中国要援助。7月3日,中阿签订长期无息贷款等议定书。

邓小平复出后,在外交领域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结束中阿的畸形关系。1978年7月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撤回专家。直到1983年,中阿两国才逐步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

超出国力的对外援助被逐步纠正

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1965年3月,周恩来对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说:在我们"三五"计划期间,除已经-提供的6000万美元外,我们将继续向你们提供援助。1966年7月29日,中巴签订无偿军事援助议定书。仅此一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4笔无偿援助已达1.8亿元人民币。1968年12月26日,中国再次无偿援助巴基斯坦1亿元人民币。

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四五"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很不够,要由原-定的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不断向朝提供物资援助。新华社报道:1970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增加到140万吨。1972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管,1974年2月破土动工,1976年1月输油管竣工,年输油能力为400万吨。

197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压缩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支出的文件。我国对援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1%多一点。从1963年开始比例逐年提高,到1972年、1973年、1974年依次为6.7%、7.2%、6.3%,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中共中央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外援助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由"四五"时期的预计6.5%降至5%以内。对外援助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水平,大约平均每年50
亿元人民币。

1970年至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1970年代后,又同31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70年代,我国先后同智利、秘鲁、牙买加、圭亚那等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1975年8月18日,中柬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协-议规定,中国向柬埔寨提供价值6亿元人民币的一般物资和成套项目的无偿援助。1976年2月10日,签订中国向柬埔寨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协-定,援助额折合人民币2.26
亿元。

1976年中国对外援助为30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7%,比上年降低1.2%。

建国后,对外援助被当作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举措,越援越多。一些受援国从工农业、军事设施到日用品什么都要,还有些援助国伸手要外汇还债。
1962年2月6日,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过:国际义务必须承担,现在我们承担的国际义务一天比一天重起来了。能做的做,不能做的要说清楚不能做或者以后做,不要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我们什么都行了。1967年8月,周恩来同马里代表谈话时说:如果拿我们的援助来满足法国的欲望,弥补财政赤字和贸易顺差,等于我们帮助你们重新回到殖民地(马里曾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独立),我们不能做这种事。

考虑到越南战争发生了很大变化,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受援国的经济已有一定的基础,有的受援国的生活水平比中国还高,而要求中国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增多,需要统筹兼顾,同时中国国内建设也需要加强,1973年5月,周恩来在外事会议上说:国家现在力量有限,我们是力不从心,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今后只能是有重点地适当地进行对外援助。6月7日,周恩来就中国政府1974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事致函毛泽东等:这几年由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规模扩大,我国援助的物资和外汇也随着扩大。这次越方提了一个估计值为81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不切实际,我们也做不到。拟先定金额25亿元的援助计划,然后再分类计算。该项计划已同越南商定。毛泽东终于批准了修改后的方案。

从1973年起,中国不顾国力的对外援助倾向逐步得到纠正。

转自:2009年第1期的《同舟共进》杂志
本文链接: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unicornblog/20836.html

扔鞋子给温总理的德国学生教导我们

那个给温家宝扔鞋子的德国学生在大英帝国法庭上,如此回答法官的问话:

问:您有没有想到正在演讲的温家宝总理会受到惊吓?

答:我对极权国家的历史也有所了解。一个独裁政权的头子,个性不一般,是不会轻易受到惊吓的。天安门屠杀已经二十年了,这么多人死了,都没吓着他,一只鞋能吓着他吗?


结论:

有人说某某人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应该这样回答:

共产党人被五次围剿的时候没有被消灭,小米加步枪的时候没有被消灭,八年抗战没有被消灭。
共产党政权在1960年饿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被颠覆,十年文革没有被颠覆,1989年全北京百万市民上街游行的时候没有被颠覆。
64屠城后虽然有这么多国家的施加压力,但是这个政权没有被颠覆。

当三鹿奶粉毒害孩子的时候,这个政权没有被颠覆。当政府封锁网络、关闭几乎所有自由的海外中文媒体的时候,这个国家政权没有被颠覆。
当地震死难孩子的数量变成了国家秘密,豆腐渣工程被国家保护的时候,这个政权没有被颠覆。

这个政权腐败到官员贪污2亿元不用判死刑,公款吃喝游玩一年达到9000亿的时候,这个政权也没有被颠覆。

难道我说几句话,竟然可以颠覆这个国家政权?

作者:饱醉豚
原文:http://www.bullogger.com/blogs/baozuitun/archives/307953.aspx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慰安妇

等我父母到新疆时,当年湘女的孩子早已能背着书包上学堂了,而且各省青年男女源源不断补充进来,湖南人早被稀释得不成比例。甚至,我母亲刚在一个连队立脚时,她竟是那里的第一个湖南人。众人道:"呀!湖南妹子,厉害啊!"于是,我母亲便听到了第一个当年湘女的故事。主角是长沙一大户人家的女儿,刚落脚就美得惊动了师首长,首长三天两头开着吉普下到田里慰问,但该女冥顽不化,任各级领导死活做不通工作,而首长也表现出惊人的布尔乔亚耐心,不是亲来就是秘书写信表示要组建革命家庭。有回首长携随员到农田探望,浩浩荡荡一干人马跟上,该女竟不理不睬,首长便亲剖一西瓜进前双手捧上,该女接过西瓜便劈头砸在首长头上。首长一生征战杀人无数,竟大庭广众被一黄毛丫头羞辱,怒从心起,当场拔枪将该女击毙。首长后竟免于刑法,只关了段禁闭后被降职调动,死者妹妹得信,千里寻仇,声言不偿命便要亲手执法,终于惊动党中央,至于那位不幸的首长,是到另一个世界继续追求还是留在阳世永失自由,大家已记不清了。

今天看到关于湘女的报道,几乎全是"组织介绍,个人同意",终于幸福的故事,尤其喜欢重点介绍当年积极分子、今日功成名就的八千分之一。也许对多数人来说,真是当年那些"我比胡杨泪更多"的往事,她们不愿向人提起,甚至,"最难夜夜梦家乡,想爹娘,泪汪汪,遥向天山,默默祝安康。既是此身许塞外,宜红柳,似白杨"也早成了往事。她们那一代人的时运不济还落在第二代人身上,因为等到1978年时,他们的子女早已成了农场职工,既不可能通过升学回到故乡,更不可能举家迁回原籍,不再把自己作为国家祭品的指盼,只能落在孙辈身上。

我家一位老邻居是王震、王首道抗战末期从浏阳招的老兵,随王震入疆。说起当年,他曾介绍,有人眼见将孤身终老戈壁而绝望自杀。第一批女兵抵达时,狼多肉少,中下级军官连女兵影子都没见着,牢骚比以往犹甚,于是便有动员大会,刚做新郎的大老粗首长大手一挥,豪气干云:党中央毛主席说话算数,有些革命军人瞎说只有首长才有老婆,不对!毛主席说了那就一定会做到,放心,老婆肯定会每人发一个的。

也许是人在讲故事时,希望举极端的例子,老先生口中说的"发老婆"是实在的"发",女兵们按指标就近分到需要的首长身边,刚一抵达,首长们便忙着收获,至少并不全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做思想工作,因为新疆的"女人荒"是如此的严重,因为"批判的武器"未必总是有用,所以,关键时刻还得靠"武器的批判":"不同意也得同意,门一反锁,你想,都是些女娃娃,能反抗得了么,第二天大家就上来道喜。"老先生还笑言,还有为了免得首长之间互相挑选争抢,就如公平发放战利品一般,人刚一到就抓阄,抓到谁是谁。这里有多少为增大传播效果的语气夸张,我不知道,但当年听人反复说起这段历史,几乎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斗争"的例子,少有"绘画绣花"式的"雅致"和"从容不迫"。心智未开的时代,初听陈年旧事,竟未如今天想来这般惊心动魄。----只在偶有一次听说,有一车女兵被少数民族土匪给半路截走,"我们"的"军需品"竟然成了他们的"战利品",那种愤怒呵。

事实上,作为战利品或后勤装备的,远不止"八千湘女",先后还有很多省份的女兵被配备给当地军人。现在的说法,当年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以数十万计,多少人是因此而被招去的。那位老先生的太太就是山东人。有的说法是,最开始是在山东招女兵,因为战争造成该省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许多寡妇也一并招来,被送往新疆的,除了年轻女学生,甚至还零星有北京、上海等地被改造的妓女。不过,越到后来,军婚的自由程度越高,不复当年惨烈。其他省为那里贡献了多少女儿,手头没资料,那一批人,除了湘女,似已无人再记得她们。

来源:http://www.bullogger.com/blogs/hanqingyian/archives/307974.aspx

再一次国进民退

作者:天马

众所周知,大型国企都是产业大鳄。但过去这种产业大鳄还大多局限于产业上游,譬如电信,石油,矿产等等领域。现在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产业上游的垄断地位了,而大举进军一般竞争性领域。

6月26日,中电集团下属企业拿下价值19.6亿元的北京"奥运村乡"地块。仅仅四天后,中化集团下属企业再以40.6亿元的天价,夺走"广渠路15号"地块,成为北京招拍挂制度以来的地王。

不仅是大型央企,地方国企也掀起进军地产的高潮。有权威报告认为:"此轮地王中,国资背景企业将占多数,未来拥有信贷和融资优势的国有企业将逐步提升在地产行业的市场份额。"这就是说,地产领域国进民退不可阻遏,国企注定将成为地产大鳄。

与此相映成趣的另一个重大新闻,是中粮入主蒙牛。奶业显然不属于国民经济命脉,而是最一般的竞争性领域,但似乎仍难逃脱国进民退的宿命。

又岂止房地产业和奶业。中化收编国内民营化肥厂、五矿和中钢收编国内民营钢厂,类似事件此起彼伏,正成燎原之势。垄断国企莫不集政治特权、金融特权及垄断利润于一身,一旦大举进军一般竞争性领域,事实上不可能有公平竞争可言,民营企业何以抵挡?所以,垄断国企在哪里大举进军,民营企业就在哪里节节后退。难怪民企要信心大减。又岂止蒙牛向央企俯首称臣,一位民营地产巨头两年前就已经建议民营地产业尽快跟国资"融合",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面对垄断国企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强大攻势,民营企业普遍丧失抵抗意志,不能不委曲求全的心态。

此轮"新国资运动",国家发改委早有严重警告。其风险不仅如国家发改委所称,在于盲目扩张,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最大风险还在于监管失效。最近两则新闻即可印证:一则是重庆审计发现,部分重点国企工资及福利性支出超标,而且少缴税金;另一则是中石化斥资2.4亿元装修总部办公楼,其中一盏吊灯即耗资156.16万元。

垄断国企的这种无度挥霍,其实早就司空见惯。但无度挥霍不只是经济问题,它在本质上是一个毫无节制的问题,深刻地反映了整个监管机制的无力。必须承认,垄断国企的利益并不自然和自动等同为国家利益,垄断国企都有追逐其特殊利益的强烈欲望。而且垄断国企莫不拥有巨大的政治优势,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一旦监管失效,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自不言而喻。

更大的牺牲品是全体国民的福祉。垄断国企因为过于强势,往往不需要讨好消费者,不需要考虑消费者主权,可以唯利是图恣意盘剥。所以,哪里有垄断,国民福利就在哪里打折扣。以往垄断局限于产业上游,垄断对国民的盘剥就往往只是隐性的。如果听任垄断发展到一般竞争性领域,垄断对国民的盘剥就会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显化,国民就会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在日常生活中全面丧失消费者主权。这一点现在已见端倪。以往电信被垄断,国民的电信消费成本就居高不下;能源被垄断,国民的能源消费成本就居高不下;现在垄断国企大举进军房地产,楼价就突然普遍上涨,这不过是垄断的掠夺性向一般竞争性领域延伸的开始。

总之,监管失效前提下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进民退,不单如通常所说,是以市场的名义去市场化,属于明显的体制复归;更可能蜕变为特殊利益集团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跑马圈地,从而加深中国经济权贵化、寡头化的趋势。重建监管固然是根本,但这需要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当务之急,是必须明确一般竞争性领域国进民退的社会危害,首先在经营范围上为垄断国企划定边界,非授权一律不得越界经营。

这当然意味着垄断国企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这样做肯定要伤害某些既得利益者,阻力之大不难想见。但如果不这样做,国企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继续咄咄逼人,则肯定要伤害全体国民的利益并威胁国家经济安全。这二者难有调和余地。两难之间何去何从?我们正面临选择。

来源:/ 凯迪周刊

中国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

――我国收入差距被低估,灰色收入是差距过大主因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2007年6月10日
wangxiaolu@neri.org.cn

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许多迹象说明,目前关于居民收入的统计调查数据明显失真,主要是高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的统计远低于实际水平。这是因为对高收入户进行收入调查并取得真实数据面临种种困难,特别是由于高收入居民中有相当大量的灰色收入。本文将非法收入、违规违纪收入、按照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其合理性值得质疑的收入,及其他来源不明的收入,统称为灰色收入。

为弄清情况,我们于2005年-2006年对全国几十个城市和县的两千多名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进行了家庭收支调查。调查采用社会学方法,取得了较真实的收入消费数据,并根据"一定的恩格尔系数与一定的人均收入水平对应"的原理,将样本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分组比对。结果发现,在恩格尔系数相同的情况下,统计局样本中各高收入组的人均收入都低于调查样本,且收入越高,差异越大。这说明统计局的高收入居民收入数据有严重遗漏。

根据恩格尔系数和其他一些消费特征进行初步推算,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居民(约1900万户,5000万人),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9.7万元,相当于原有数据(不到2.9万元)的3倍多。其他中高收入居民的收入也高于原有统计。推算城乡居民收入总额约12.7万亿元,而不是8.3万亿元;占国民总收入69%(但国民总收入也可能需要上调)。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4.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4%。

分析说明,统计收入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四分之三。这表明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要远大于统计显示的水平。由于数据不充分,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

作者分别根据居民的家用汽车、商品住宅、出境旅游、银行存款分布等数据对结果进行了验证。各项结果大体一致,证明以上关于最高收入居民人均收入的推算是基本可信的(甚至可能偏于保守)。上述结果说明,在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关于灰色收入的来源,目前无法取得完整的资料。但据公开资料分析,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财政资金通过"条条"(部门)渠道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严重管理漏洞。有大量资金脱离了财政管理程序,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2005年这部分资金估计约5600亿元,漏失部分待查。近年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巨大(2006年4.5万亿元),投资项目层层转包、工程款层层剥皮、营私舞弊现象严重,漏失巨大。据有些项目的情况,施工单位实际拿到的工程投资还不到工程拨款的三分之一。

第二,金融腐败普遍存在。据央行研究局2003年一项大面积调查,全国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平均而言,企业在每笔贷款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和为维持与金融机构"良好借贷关系"的费用合计,相当于贷款额的9%。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考虑大型企业贷款条件有利,较少发生这种情况,按贷款额的一半推算,额外付费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1万亿元。由此造成的不良贷款损失还未计算在内。上述结果在一些企业调查中也得到了一定的验证。

第三,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例如各地党政官员入股煤矿,这些"股权"多是凭审批权、检查权、资源控制权换来的。又以医药业为例,一个时期以来药品审批和流通环节极为混乱,给医药行业和相关权力部门某些人带来了巨额灰色收入。世界银行2006年进行的中国120城市竞争力调查指出,企业的旅行和娱乐花费可以衡量对政府官员的"非正规支出"(行贿的委婉说法)。这项花费占企业销售额的比例在各地和各类企业有所不同,最低0.7%,最高2.3%。如果以0.5%作为企业正常支出水平,超过部分作为行贿部分,按2006年全国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销售收入55万亿元计,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花费约为5000亿元。这可能还只是行贿的一小部分,未包括现金、存款、实物、信用卡划账、股权赠送等行贿方式。

第四,土地收益流失。2005年有价出让国有土地16.3万公顷,其中"招拍挂"出让面积只占三分之一。"招拍挂"与其他方式出让的平均地价相差
4-5倍,差价每公顷500多万元。除去其中0.5万公顷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不适用"招拍挂"方式,其余10.1万公顷土地少收5400亿元。这成为房地产开发商暴利和权力相关者灰色收入的来源。未采用有价出让方式但进入了市场的土地还未计入。

此外,在土地征用开发过程中估计地方政府平均每亩获益10万元,合计2080亿元。这部分本该用来补偿失地农民和用于社会长远发展的土地收益,在大多数情况下被作为地方当期额外收入花掉了,其使用严重缺乏监督。

第五,垄断行业收入。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1.07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9200亿元。其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性垄断。

以上内容中有数量依据的项目,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失、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数额已接近3万亿元,占了4.4万亿元遗漏收入的大部分。这说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制度缺陷。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

近年来,收入差距扩大已经引起越来越明显的经济结构失衡。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储蓄过度和大众消费增长滞后,内需相对不足,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更严重的是,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非正当途径向少数人集中,导致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和社会两极分化。这是引起广泛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对建设和谐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需要决策层以力挽狂澜的决心进行应对。

因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体制缺陷导致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扭曲,也就不可能单靠收入再分配解决这些问题。而由政府部门掌控大量资源进行转移支付,可能进一步导致公共资源流失和逆向再分配,恶化收入分配格局。因此,迫切需要加快公共管理体制改革、首先是政府改革步伐,从体制上消除腐败滋生的根源。

――当前需要具体研究如何将灰色收入纳入收入分配统计的视野。本项研究依据的资料是有限的,很多方面的情况需要进一步搞清楚。

――需要有一个综合性的权威部门从制度建设的高度通盘考虑政府管理制度改革,有些工作还需要与人大的立法和监督工作结合进行。

――政府改革当务之急是针对财政、金融、行政管理、土地和国有资源管理制度中容易造成公共资金流失、寻租腐败行为和产生灰色收入的制度漏洞,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并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逐项形成改革方案并加以推进。

――政府改革应从建立规范和透明的制度入手,例如职能部门的专项资金管理和投资项目的资金管理体制等方面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

――减少寻租空间,限制和清理不必要的行政审批、许可、监管项目,减少行政性垄断,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规范政府部门职权范围,健全审批、许可、监管制度,接受社会监督。这些改革必然面临很大阻力。从长期来看,只有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化进程,才能形成公众对政府管理的有效监督,从制度上保证政府和公共部门管理的合理化。

(注:本文为《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摘要。)

来源:独角兽论坛
链接:http://www.unicornbbs.cn/dispbbs.asp?boardid=18&id=34373

中国国家领导人关系网络

安黎――――原厦门市副市长,胡德平之妻,原中组部长安子文之女。
安民――――商务部副部长,1945.04,陕西绥德人,原中组部长安子文之子。
白克明――――河北省委书记,1943.10,陕西靖边人,白坚之子。
薄熙成――――北京六合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前副总理薄一波之子
薄熙成――――北京六合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前副总理薄一波之子
薄熙来――――重庆是市委书记(副总理薄一波之子)
陈丹淮――――总装备部科技部部长、少将,陈毅之子。
陈方――――广东中山实业公司经理,陈云幼子。
陈昊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元帅陈毅之子。
陈珊珊――――原外交部司局级领导(陈毅之女,丈夫是王光亚)
陈同海――――中石化董事长兼总经理,1949,江苏灌云人,原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陈伟达之子。
陈伟兰――――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陈云长女。
陈伟力――――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总经理,陈云之女。
陈晓鲁――――北京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妻粟惠宁,粟裕女婿,陈毅之子。
陈元――――国家开发银行行长,1945.01,上海青浦人,陈云长子。
陈知非――――航天部高级工程师,湖南湘乡人,陈赓长子。
陈知庶――――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副司令员、少将,湖南湘乡人,陈赓之三子。
陈知涯――――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秘书长、军事科学院外军研部研究员、少将,1949,湖南湘乡人,陈赓之子。
戴秉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1941.03,贵州人,原外交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黄镇女婿。
邓林――――中国美协会员,中国画研究院画家,东方美术交流会会长,1941,四川广安人,邓小平长女。
邓楠――――科技部副部长,邓小平之女。
邓朴方――――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小平之子。
邓榕――――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之女。
邓先群――――原总政治部群工部部长、少将,邓小平同父异母的妹妹。
邓英淘――――中国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52.09,湖南桂东人,前中宣部长邓力群之子。
邓质方――――四方集团总裁,邓小平次子。
丁衡高――――中国惯性技术学会理事长、院士、上将、原国防科工委主任,1931.02,南京人,聂荣臻女婿。
丁一平――――济南军区副司令兼北海舰队司令员、中将,1955,湖南湘乡,开国中将原北海舰队政委丁秋生之子。
冯洪达――――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少将,冯玉祥之子。
傅锐――――原中国核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之子。
傅彦――――北京富利公司董事长,彭真之女。
傅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所长,彭真之子。
谷开来――――薄熙来之妻,山东荣成人,前副总理谷牧之女。
何道泉――――国防大学副校长、中将,湖南华容人,全国政协副主席何长工之子。
何光炜――――国家旅游局局长,1944,湖南华容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何长工之子。
贺国强――――中央纪委书记(毛泽东之妻贺子珍侄子)
贺捷生――――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部部长、少将,1935.11,湖南桑植人,贺龙之长女。
贺平――――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总参装备部少将,少将贺彪之子,邓小平女婿,邓榕之夫。
洪豹――――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洪学智之子。
洪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之子)
胡德平――――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统战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1942.11,湖南浏阳人,原中央总书记胡要邦长子。
胡海峰—-中国清华同方威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一届EMBA(胡锦涛之子)
胡海清—-清华大学本科,上海中国欧洲国际商业学院MBA,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才女,胡海清与中国最大门户网站新浪网前执行长茅道临结婚(1970,胡锦涛的女儿)
黄远志――――中纪委驻中南巡视组组(徐向前内侄)
回良玉――――副总理(江泽民儿女亲家)
江绵恒――――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泽民之长子。
江绵康――――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少将,1957,江苏人,江泽民幼子。
江泽慧――――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1938.02,江苏人,江泽民之妹。
蒋小明――――深圳赛博控股公司董事长,乔石之子。
蒋祝平――――前湖北省委书记(蒋南翔之子)
孔丹――――中国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江西萍乡人,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
李长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李德生之子)
李禾禾――――美国德尔计算机公司高级职员(李肇星之子)
李桁――――刘会远前妻,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灏之女。
李伦――――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安徽巢湖人,原外交部副部长、调查部部长李克农之子。
李南征――――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上将李德生之子)
李铁林――――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中央机构编委办主任、十六届中央委员,1943.05,李维汉之幼子。
李铁映――――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36.09,湖南长沙人,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维汉之长子。
李小林――――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原国家主席李先念之女。
李小琳――――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李鹏之女)
李小鹏――――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兼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亚洲电王,1959,李鹏之子。(已调任副省长了)
李源潮――――原江苏省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1950.11,江苏涟水人,李干成之子
李肇星――――外交部长(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秦力真女婿)
栗前明――――解放军二炮副司令员、中将,邓小平妹夫,邓先群丈夫。
廖晖――――全国政协副主席,1942.05,广东惠阳人,国务院侨办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之子。
林炎志――――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1948.04,黑龙江望奎人,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子之子。
刘朝英――――北京长城公司经理部经理(国家副主席刘华清之女)
刘湖――――华润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1945,胡要邦次子。
刘会远――――深圳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1948,山东荣成人,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之子。
刘弥群――――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刘伯承之女。
刘平平――――又名王晴,原北京食品研究所所长、国内贸易部科技司司长;1999.11.25,国际星座局将蛇夫星座编号为ra17h37m17s-d5’39’的星注上了“王晴”的名字,以表彰她在食品学领域做出的贡献。1949.05,哥伦比亚大学营养教育博士,刘少奇三女。
刘太迟――――空军装备部副部长、少将,刘伯承之子。
刘太行――――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学术研究部部长、少将,刘伯承之子。
刘亭亭――――联亚集团和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董事长,1952,哈佛大学商学院硕士,刘少奇四女。
刘维明――――原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1938,宁乡人,刘少奇侄子。
刘锡荣――――中纪委副书记,1942.05,江西瑞金人,中共烈士刘英之子。
刘亚洲――――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少将,作家,1952.10,安徽宿县,李先念女婿,李小林之夫。
刘延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1945.11,江苏南通人,前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刘瑞龙之女。
刘友凡――――湖北省副省长(国家副主席刘华清侄子)
刘源――――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2000年晋升中将,36岁任河南省副省长,1951,湖南宁乡人;刘少奇幼子。
刘允真――――又名刘丁,原长沙商业银行副行长,1948,刘少奇三子。
刘卓明――――解放军海军装备论证中心主任、少将,湖北大悟人,前国家副主席刘华清之子。
楼继伟――――财政部副部长,1950.12,浙江义乌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妻弟。
罗东进――――解放军二炮副政委、中将,1939.02,湖南衡山人,元帅罗荣桓之子。
罗干――――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纪(元帅罗荣桓之子)
罗箭――――国防科工委后勤部政治委员、少将,罗瑞卿之子。
马国超――――海军航空兵部副政治委员少将,马本斋之子。
毛新宇――――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研究员,全国青联常委、北京西城区政协委员,中校,1971.01,毛主席的嫡孙。
聂力――――中国发明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将,1939.09,重庆人,世界上第一位女中将,聂荣臻之女。
潘岳――――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刘华清女婿。
乔宗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领导成员,1944.07,江苏建湖人,乔冠华之子。
秦涛――――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少将,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开国上将秦基伟之子。
秦小梅――――中国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李肇星夫人)
秦晓鹰――――财经杂志社社长(李肇星妻弟)
荣智健――――中信泰富集团主席,中国内地首富,1942,江苏人,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子。
邵华――――原名张少华,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副部长兼任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少将,1938.10,湖南石门人;毛岸青之妻,刘思齐同母异父的妹妹。
粟戎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粟裕之子。
谭冬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将,谭震林之子。
陶斯亮――――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41,湖南人,前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陶铸之女。
滕久明――――重庆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前全国政协副主席滕代远之子。
田成平――――山西省委书记,田英之子。
万伯翱――――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处长、《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之子。
万季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会长,1948.10,山东东平人,万里之子。
汪光焘――――建设部部长,1943,原上海市市长、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之子。
汪静香――――港新兴公司总裁,汪道涵之女。
王兵――――南海石油公司直升飞机公司董事长,王震幼子。
王光亚――――外交部副部长、驻联合国全权大使,1950.03,江苏人,陈毅女婿。
王军――――中国中信集团董事长,1941.04,湖南浏阳人,原国家副主席王震之长子。
王洛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早期理论家王亚南之子。
王岐山――――副总理(副总理姚依林女婿)
王维滨――――武警部队第一任计生办主任,大校,1947.11,王首道之女。
王维延――――深圳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1944,湖南浏阳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之子。
王小朝――――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杨尚昆女婿,杨李丈夫。
王之――――长城计算机总公司总经理,1942,王震二子。
温云松――――北京优创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温家宝之子)
吴建常――――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党委书记、金辉集团,香港名誉主席,邓小平女婿、邓林之夫。
吴小兰――――原深圳市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选平之妻,中共元老吴玉章外孙女。
伍绍祖――――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原中央军委秘书长伍云甫之子)
伍绍祖――――中直工委常务副书记、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1939.04,湖南耒阳人,原中央军委秘书长伍云甫之子。
习近平――――前浙江省委书记,现任政治局常委,1953.06,陕西富平人,前副总理习仲勋之子。
谢飞――――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常务副会长(1942,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谢觉哉之子)
徐明――――大连实德集团总裁(温家宝女婿)
徐文伯――――文化部副部长(大将徐海东之子)
徐小岩――――总参谋部通信部部长、少将,徐向前之子。
许延滨――――装甲兵学院副院长,大将许光达之子。
许援朝――――南京军区装备部副部长(许世友之子)
许援朝――――南京军区装备部副部长、少将,许世友之子。
杨东明――――解放军总后勤部物资油料部部长、少将,杨成武之子。
杨东胜――――解放军第二炮兵装备部副部长、少将,杨成武之子。
杨冀平――――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杨勇之子。
杨俊生――――武警部队装备部部长兼科技开发部主任、少将,杨成武之女。
叶静子――――星际文化集团公司总裁,1975,叶选宁之女。
叶向真――――凌子,导演,现居香港,叶剑英女儿。
叶新福――――香港万信公司总裁,叶选平之子。
叶选基――――武警部队高级军官,叶剑英侄子。
叶选廉――――解放军总参保利公司负责人之一同上。
叶选宁――――岳子,原总政联络部长,中将,凯利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曾国荃的五世外孙,叶剑英之子。
叶选平――――原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1924.11,广东梅县人,元帅叶剑英之子。
俞强声――――原北京市国安局处长,1986年叛逃美国,黄敬之子,后被中共间谍暗杀。
俞正声――――上海市委书记(一机部长黄敬之子;母亲是北京市副市长)
曾海生――――总参办公厅副主任、少将,曾山之女。
曾庆红――――原国家副主席(1938.09,江西吉安人,原内政部长曾山之子)
曾庆洋――――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部长、少将,曾山之子。
曾庆源――――解放军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少将,曾山之子。
张海阳――――陆军第27集团军政治委员、少将,张震之子。
张宏――――中国科学院科技开发局局长,邓小平女婿、邓楠之夫。
张翔――――解放军二炮副司令员、中将,四川人,大将、原副总理张爱萍之子。
张小洋――――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院长、少将,湖南平江人,原军委副主席、上将张震之子。
张振乾――――总参谋部测绘局局长、少将(张震之侄)。
郑耀文――――原驻丹麦大使,1991.11-1997.01,薄一波女婿。
周尔钧――――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少将,周恩来之侄。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48.01,江苏宜兴人,原机械工业部、建设部部长周建南之子。
周永康――――中央政法委书记(江泽民外甥女婿)
朱燕来――――中国银行,香港发展规划部总经理,朱镕基之女。
朱云来――――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董事,朱镕基之子。
邹家华――――国务院副总理,叶剑英女婿,邹韬奋之子。

中美唯一的区别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在中国呆惯了很容易觉得中国是个很完满的国家,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垃圾,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至少我在出国之前是有这种感觉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出国之前我们通过我们的政府和媒体得到的世界印象就是这样!

在国外生活几年我才算明白过来,相比之下美国人民生活平和富足,权利有保障,中国人民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敢打赌,任何中国"人",只要不费太大的事就能把亲人都搬过去,只要能比较经常地吃到地道的中国食物,没有人愿意留在中国,当官当寄生虫都不愿意留。去了美国你就知道为什么。作为一个"人",除了公平,他不指望更多。

没有在国外长期生活过的人请不要随便说"国外不是天堂",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跟现在的中国比起来,美国就是天堂。不管我是多么的不愿意承认这点,可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这点,然后才能有所改善。我真心真意地希望我们的祖国有一天能够真正地富强起来,我们的人民不需要靠自欺欺人来获得心理满足。指责国内的不足,可能难免刺激大家的自尊心,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可我们真的没有恶意。

我说美国是天堂不是因为那里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而是因为那里有公平,所有的好的东西包括富足的物质生活条件都由此而来。而这个公平不是上帝给的,是所有美国人去努力创造并维护而来的。什么是天堂?天堂不意味着你可以好吃懒做,所有的人能得到快乐安宁皆因为他们能得到公平。每个人都得到他们应该得的东西。贪得无厌好吃懒做的人是绝对上不了天堂的。损人利己的人也是去不了天堂的。这种人所聚集的地方也绝不可能是天堂。天堂的公平由上帝来维护,可人间的公平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就我在美国看到的,每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一般美国人都会勇敢地站出来去维护公平,勤劳勇敢的美国人民用双手创造了自己的天堂。

中国人想象中的天堂却是个人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自己可以尽情地享乐而用不着付出。中国人抱怨社会对自己不公平,很多情况下其实只是眼红,只是抱怨社会没有给与自己像某些寄生虫一样不劳而获的权利。从来没有人真正想过要去主持公平,维护他人的公平。中国人勤劳,但绝不勇敢,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以毫无原则地妥协,甚至牺牲别人的利益。当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人们抱怨哭泣,可一旦不属于自己的利益根据不公平的制度自己可以不受惩罚地拿到,他们便马上毫不脸红的拿起,毫不犹豫地损人利己,他们从来不会去想,我拿这些东西公平吗。这就是为什么所有西方世界的好的福利、制度等,一到了中国,马上就成为一轮新的灾难。人们心里失去了公平,这个世界就不会有美好的东西,某些偶尔的怜悯,只不过是无边的黑夜里一两朵礼花而已。一些善良的人们的无私助人的故事之所以在中国那么令人感动,原因不在于那些事情本身有多感人,而在于他们身边有多黑暗,人一般都是善良的,而怜悯、同情、希望主持公正等等情感本该属于人的本性,可是一个中国人要保留这样的本性、要做一件"人"
所做的正常的事情却是多么的艰难、多么的醒目。中国那些感人的帮助人的故事,在美国其实都是很普通很平常的,只是因为那里是明亮的天堂,所以平凡得大家都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

天堂是自己造的,地狱也是自己造的,地狱是魔鬼的天堂,所以在每个普通中国人都希望改善的时候,也有不少人在赞美并且希望维持中国的这种现状。

地狱和天堂是中美表面上的区别,是否有公平是中美本质上的区别,人民是否有勇气去维护公平是中美产生这种区别的原因。要想中国也变成天堂,每个中国人都必须拿出维护公平的勇气来。我不能否认中国也有一些天使在努力,可是没有全体人民的勇气和支持,天使的翅膀总是无力的。

总之,在天堂里,每个人都会得到他应得的。

本文转自:令雨妈的博客
原文地址: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0&Key=0&BlogID=1976315&PostID=17211214

曹长青:中国人的奴才心态

新疆流血事件发生后,很多大汉人主义者群情激昂,痛骂维吾尔杀汉人,甚至有自视追求民主的人士,也指责新疆人野蛮,似乎整起不幸事件,都是因为有个"维吾尔"。

新疆流血事件当然是个灾难,即使按中共官方说法,也有184人丧生,千人受伤。这么大的流血事件发生,当然人们首先要问,谁应该对此负责?

如果这样的灾难发生在美国,美国人首先会追究政府的责任,当权者是否失职?而中国人碰到这种事情,则是你指责汉人,他指责维族人,而政府不管做的怎样,都要
"感谢"。这是两种思路,两种价值,两种心态。美国人是"主人"心态,政府是给他们服务的"仆人",是人民养活了政府(通过税款),政府是专门负责保护主人的,出了问题,不找"仆人"找谁?而中国人的思路是,是政府养活了人民,政府是救星,甚至认为离开了政府(共产党),就会天下大乱。所以不管政府有多大差错,多少问题,甚至罪行,人民都要对"政府"感恩戴德。而且这样想的人,不仅是老百姓,更有不少知识人。他们那种心态,还像清朝末年时,一个还尿床的3
岁孩子(溥仪)被抱上龙椅,那些留辫子的文化人,就跪倒在地,磕头高喊万岁、万万岁!这就是中国知识人的整体形象,连还尿床的孩子也拜,只要他坐在代表政府和权力的那个椅子上。那个要四川地震的难属们忍耐、不要发出抗议之声的余秋雨,还有那个把秦始皇拍成《英雄》,用奥运开幕式的群体蚂蚁大场面歌颂稳定压倒一切的张艺谋,不都是今天还跪在那里磕头吗?唯一的不同,是他们剪掉了辫子(但心里的辫子还在),穿上了西装(和奥威尔《动物农场》中穿上西服的猪司令们没什么两样)。

美国人出什么事情要追究政府的责任,几年前的新奥尔良大水灾,就是典型一例。新奥尔良大水灾时,美国媒体舆论的主调,都是批评政府反应迟缓,危机处理能力太差,才造成几百人丧生。黑人奥巴马能够当选总统,除了美国经济出现危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肯无能等明显原因外,还和民主党外交抨击伊拉克战争,内政对布什政府处理新奥尔良水灾不利大做文章有关。

最近有个机会到新奥尔良演讲,第一次亲眼目睹这个城市,才更了解了当年那个水灾问题。新奥尔良的水灾,是必然的。因为这个城市居然建在了海平线二点一米(相当于球星姚明的身高)以下。这不是找挨淹嘛!对于挨水淹,这个城市的设计建造者和居民都有责任,因为你自己选择要住在低于海平线的城市,这就包含着被淹的风险。个人应对自己负责,每一项选择,都不能只享受它的好处,一旦出了问题,要别人承担(重建花销等)。

新奥尔良并非第一次被淹,自二百年前这个城市建立之后,大淹就有27次之多。现在这个城市还平均每年下沉1英寸,有的地面已在海平面20英尺以下。宾州大学的地质学家罗伯特说"我们没有能力保护新奥尔良",就是指它有根本性缺陷。

除了大水灾的天灾,新奥尔良更有人祸,从2002年起,几乎每年它都是全美国凶杀犯罪率最高的城市,被FBI称为"死亡之都"。这个黑人占绝对多数的南部大都市,在水灾之前,居民就在逃离。根据史料,早在1840年(中国鸦片战争时),新奥尔良就成为美国超过10万人口的第四大城;1960年,人口达63
万;然后就一直下降,现在只剩下22万(去年美国人口普查),减少了一多半。在美国,可与新奥尔良比差的是底特律,城市环境恶化,人口不断减少。五十年代,底特律有180万人口,现降至89万,成为美国过去五十年来人口萎缩最严重的大城市,《富比士》杂志已把它列为将在2100年消失的城市。可能排在它之后就会是新奥尔良了。

虽然新奥尔良有这么多先天的问题,但出现水灾,人们还是要追究政府的责任。因为不管有多少先天不足,人们关注的重点都是,政府是否渎职或官僚主义。即使后来美国政府要拿出一千亿美元救援(22万人口,相当每人近50万美元),但人们还是不买账,还是追究和批评政府危机应对能力差等等。就是因为美国人明白这个常识:政府是仆人。

中国的新疆流血事件,明显是政府渎职、官僚主义、缺乏危机处理能力等造成的。我在上篇"中共在新疆事件中的八个错误"中已提到,新疆流血事件,导火索是广东韶关的汉人围殴当地维族工人(造成2名维族人死亡,120人受伤)。中共把八百维族人从新疆招工到万里之外的广东,在一个近两万汉人的工厂工作,这本身将带来的利益(工作机会)冲突、民族风俗和文化摩擦,还有信仰(维吾尔人多信奉伊斯兰)等带来的可能族群对立等,显然中共当局事先没有采取预防措施。在出现维族人强奸汉族少女的传言之后,当局也没有立即澄清(或处理)以防可能的族群对立。当发生五千多汉人追打八百维族人(多为女工)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当局竟在五小时后才出面制止。而对这些流血画面上到Youtube,对新疆的维吾尔人将产生的可怕族群心理刺激,当局也好像没当作一回事。如果说广东韶关的维族人被打之后,马上乌鲁木齐就发生流血事件,因时间太短,当局无法迅速反应,还有情可原,但实际情况是,在广东韶关事件发生10天(!)之后,乌鲁木齐才发生抗议流血事件。在这十天之中,中共当局,尤其是新疆的一把手王乐泉在干什么?这不是失职、渎职是什么?

而且在流血事件发生后,新疆当局说是警力不足,但当时主要警力都部署在广场和大街(对付抗议人群),而很多无辜者被杀,都发生在小巷,那么这个"判断失误"导致的生命损失,当局要不要负责任?一个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差到这种地步,既不被追究,甚至连公开批评都不可以。就像去年大地震时温家宝装模作样跑到四川之后,多少人感激涕零,他们根本不知道"大救星"的政治秀耽误了多少紧急处理的时间。

而现在,新疆的中共高官们,包括那个最愚蠢、最失职的王乐泉,没有一个被追究责任,更没有被撤职查办。这样的政府,不少中国的知识人,还要为它辩护。这和当年跪在还尿床的小溥仪面前那些奴才有什么不同?那些奴才还会说一句"奴才该死"。清朝结束马上要一百年了,中国人还活在奴才只知道对皇帝感恩戴德的世界。奴才们实在该死,因为有奴才在,就会有没完没了的人做他们的替死鬼。

2009年7月22日于美国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61046

一位中国导演想模仿《星球大战》拍一部科幻大片《地球保卫战

一位中国导演想模仿《星球大战》拍一部科幻大片《地球保卫战》,于是他写好了剧本,也找好了投资,准备开拍。当然,拍之前必须送交广电总局审查。于是他把剧本大纲寄给了广电总局。

大纲是这么写的:许多年以后,地球已经处于一片混乱和动荡之中。火星人趁乱进攻地球。在危难时刻,太空船长梭罗和最后的武士卢克一起组成了反抗联军,抗击火星人的进攻。在丽亚公主、机器人R2、犹达师傅的帮助下,他们用"原力"打败了火星人的"黑暗力量",一举攻破了火星人的飞船,挽救了地球。

这位导演很快收到了广电总局的回复。回复中写道:既然地球已经处于一片混乱和动荡之中,那么中国的情况怎样?

导演马上回复:中国也是如此。

广电总局:不可能。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绝不会乱。

导演哭笑不得,回复道:到了那时候政党都已经不存在了。

广电总局:你好大胆!竟敢诅咒XX党垮台?

导演冷汗直冒,连忙回复:您误会了,这只是幻想出来的一个情况,不是真实的。

广电总局:即便不是真实的,也会使观众产生不必要的联想,影响社会稳定,这个罪名你担当得起吗?

导演心里一阵发毛,只得修改剧本。过了几天,他提交了新修改好的剧本大纲。

大纲是这么写的:许多年以后,地球已经处于一片混乱和动荡之中,但中国却是一片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然而,火星人却突然进攻地球。在危难时刻,太空船长梭罗和最后的武士卢克一起组成了反抗联军,抗击火星人的进攻。在丽亚公主、机器人R2、犹达师傅的帮助下,他们用"原力"打败了火星人的"黑暗力量",一举攻破了火星人的飞船,挽救了地球。

很快,他又收到了广电总局的回复。回复中写道:这个梭罗和卢克是什么身份?

导演回复:他们是拯救地球的英雄。

广电总局:难道地球就被这几个人给挽救了?我们的中国军队、公安干警在哪里?我们的党在哪里?

导演:人类差不多已经被火星人打败了,最后是他们几个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打跑了火星人。

广电总局:你这是宣扬个人英雄主义!蔑视组织的存在!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打回重写!
导演没办法,只能再改。冥思苦想了好几天,终于改好了。

新的大纲是这么写的:许多年以后,地球已经处于一片混乱和动荡之中,但中国却是一片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然而,火星人却突然进攻地球。在危难时刻,我党派出了优秀党员梭罗和中国军人卢克一起组成了反抗联军,抗击火星人的进攻。在公安干警们的帮助下,他们用"原力"打败了火星人的"黑暗力量",一举攻破了火星人的飞船,挽救了地球。

很快,他收到了广电总局的回复。广电总局说:基本满意。不过,这"原力"和"黑暗力量"是什么东西?

导演解释:它们是一种用意念控制的能量,这种力量非常强大,可以做到隔空打物,它有两个面,好的光明面和坏的黑暗面……

广电总局立即有了回复:这怎么行?这是封建迷信!歪门邪道!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不明真相的群众会信以为真,青少年会竞相模仿,会给未成年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打回重写!

导演吐了三升血,好不容易缓过劲来。没办法,还得改。

经过反反复复的修改,最终通过审查的剧本大纲是这样的:

许多年以后,地球已经处于一片混乱和动荡之中,但中国却是一片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然而,火星人却突然进攻地球。在危难时刻,中国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我党派出了优秀党员梭罗和中国军人卢克一起组成了反抗联军,抗击火星人的进攻。在公安干警们的帮助下,大家齐心协力,用菜刀、棍棒、镰刀、斧头与火星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一举打败了火星人,挽救了地球。最后卢克光荣入党,梭罗也成为了人们竞相学习的英雄模范。从此地球恢复了平静,人们幸福的生活着……

导演兴冲冲拿着剧本去找投资方。投资方看完,沉默良久,说你只有找周星驰来拍。

导演很高兴。想,我这剧本都大牌到要请星爷来拍了。托了二爷的大妈的孙子的学校的保安的女朋友的工作单位的上级领导的老婆的关系找到了周星驰。

周星驰看了剧本,拿起坐着的折凳猛k了导演2个小时。打完以后说,你这不是存心整我吗,你到底是不是要耍我啊。要是换了我2年前的脾气,我一脚就把你踹到下面的马路上去,再把你挂到皇后巷广场上鞭尸啊你这个蠢货,你马上给我滚回火星去。废物,你真是废物,记住啊,你是个废物,不准你用走的,你跟我用滚的去。

2009年7月23日

沙叶新:“腐败”文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作者的话:这篇文章是我政治文化系列的第四篇,准备近三年,今年6月动笔,历时三个月,直至9月1号写出初稿,然后分发给10位朋友征求意见。最近才得空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大力削减篇幅,将初稿的2万2千字,删减为现在的1万6千字。原有的框架和主要观点保留原样,未作改动。只是在结尾处加入了朋友的两点看法,在此表示谢意。

一、盛世,还是乱局?

在公元2004年以前,每年的10月18日,对重庆市万州区而言,都是一个非常普普通通的日子。多少年来,千年古城的每年这一天,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月不居,水波不兴。可到了2004年的10月18日,不一样了,这座风光旖旎的江城,风云突变,龙吟虎啸,爆发了一场震惊全省的事变。这天下午1时许,「棒棒」(挑夫)余继奎途经太白路,不料肩上的扁担碰到背后的一位妇女曾庆容,曾庆容随即上前打了余继奎一记耳光,继而其夫胡宗权又夺过扁担连续殴打余继奎的双腿,意在断了这个挑夫的生路。路人实在看不下去,劝其莫打。但胡桀骜不驯,说:"我是房地局的局长,打死他也不过赔20万!"周围群众一听胡是局长,且出此狂言,就如火星溅入汽油桶,立即烈焰冲天,将胡、曾夫妇团团围在众人的怒火中,一时交通为之阻塞。

不久,警方到场。警员只简单盘问了"局长"夫妇几句,未给说法,未予公断,就强行驱散民众,将"局长"夫妇保护性地带上警车,绝尘而去。民众认为这是官官相护,愈加愤怒。于是人群越聚越多,外电报道约有三四万人,一拥而去包围区政府大楼,高呼口号,示威抗议,要求交出打人凶手,给予严惩。警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在慌乱之中,立即组成人墙,阻止人群冲击政府。示威民众用砖头瓦块砸向政府大楼,并且推倒和焚烧数辆警车。事态甚为严重。万州区委领导召开紧急会议,成立前线指挥部,启动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公安部门随即抽调大批警员,保护党政机关及重要场所。稍后,重庆市委书记以及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的万州区委书记也分别接令火速赶至万州。

当晚,万州区常务副区长发表电视讲话,承诺一定查明真相、严惩肇事者。入夜,当局开始清场,数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装,驱散大楼前和广场上的人群,事态逐渐得以平息。

官方媒体对此事件只作低调报道,并称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对官方的统计,民众早会折算,有道是:"报道好事,要打对折听;报道坏事,要加十倍算。"如果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何必动用"数千防暴警察"?以至当地警力不足,还紧急从周边县市调派军警?如果积聚的民众只有"千余人",怎会定性为"突发性大规模群体事件"?

但凡国内出现大小民变和骚乱,当局都说民众"不明真相"。上一世纪后30年,在天安门广场出现的两次震惊世界的政治大动乱,也说广大群众"不明真相"。可毛泽东谆谆教导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怎么一出现群体动乱,群众就成了不明真相的群"盲"?其实民众是心知肚明,只是当局在掩盖真相,掩盖"官民冲突"的真相,害怕民变所透露的国不泰民不安会有损"盛世"形象。

万州民变闹得如此之大,起因则甚小,路人无意相碰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全国任何一个人口比较密集的城镇,每时每刻都会发生;而且绝大部分都无需民警调解,便会自行平息。可是万州的这样的小事何以会演变为非动用数千军警才得以平息的民变呢?主要原因就在于当事人胡宗权他自称是"房地局长",是"官"!于是平时郁结于胸的对"官"的愤懑就爆发了!最可笑的是胡宗权并非房地局长,据警方调查宣称,他只是房地局下面的一个水果市场管理员,而且还是个临时的。这真是讽刺喜剧!如果当初他不假冒局长,绝不会酿成后来那么大的乱子!可他偏偏假冒了,终于使得由此所引发的乱子已不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而变为深刻的官民冲突;包围政府、焚烧警车所发泄的也已不再是对胡宗权这一个"官员"的愤怒,而是对整个官僚阶层的仇恨了!

天下未乱蜀先乱。在万州民变之后,同年十月底,四川汉源也发生了因政府修建电站,淹没农田,而克扣赔款,补偿不公所引发的十几万人的大规模骚乱。在这此以后,全国各地越来越乱,势头也越来越猛。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说,中国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参与人数也从73万增加到307万。2005年7月,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指出:十年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6倍多。特点是: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各个领域,行为方式激烈,而且组织化倾向明显。这么多、这么大、这么广泛、这么激烈的乱子,大多数是因为政府机构或官商勾结侵害民众利益,尤其是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移民安置等问题上更为突出。

2001年12月下旬,我被友人拉去参加由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作家和报人所组成的江西"红土地采风团"。数天来,经南昌、叶坪、瑞金等"红色根据地",一路接受"红色"教育,感慨良多。最后来到赣州。28日下午,我在赣州古城外,见有很多小摊,便与一书摊的摊主聊天,我说:"你下岗了?"他马上说:"什么下岗?失业!"我说:"生意好吗?"他说:"好什么!这个地方能有什么生意?城里不让摆,见到就没收,只好到城外摆;城外还缴税,一个摊位两块钱,共产党税多,都给贪官发奖金了!"他还说他有一邻居也失业,去年年终家中穷得只有咸菜,没法过年,就全家上吊了。此时另一摊主愤愤的插话说:"现在就缺陈胜吴广了!"

我一听大为震惊,虽然这句话在此以前也听过,但都是听别人转述,而转述者也是听别人所说;这次我却是亲耳听到,是在"红色根据地"听到,是在数十年前出过共产党所领导陈胜吴广(红军)的地方听到;而且是面对面地听很可能是未来的陈胜吴广中的一员亲口所说,这对我的震撼是巨大的,长久的;每当想起"现在就缺陈胜吴广"这句话,我就感慨万千,惴惴不安,因为我绝不希望中国再出现陈胜吴广,绝不希望再以暴易暴,那是时代的倒退,那是民族的浩劫,那是历史恶的循环而不是善的更迭!

我不知道中国的官员是否也曾像我一样亲耳听到民众亲口说出的这句话;如果听到,他们作何感想?他们是否知道中国官员在民众中的整体形象?他们是否知道如今官民之间的关系何等紧张?

是什么致使官民关系如此剑拔弩张?

原因当然很多,但最直接的、最经常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是腐败!是官员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穷凶极恶的腐败!

二、见过腐败的,没见过这么腐败的!

谁也无法说清当代中国各级官员的贪污和各个领域的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

还是听听中国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说起腐败,没什么高深理论,没什么精确数据,但极为朴实,极为形象。民间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的是:"如果把中国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现在又有了最新版,说:"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还有一句民谚,也很经典,说:"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党!"这两个"经典"的警示意义和深刻程度,实在是超过所有中央文件、领导报告、党报社评、学者高论!

以往,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而今贪污罪款数字巨大,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如: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今年落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最近被"双轨"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忆!

以往,揪出一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相传,议论很久。如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多得让人熟视无睹。老百姓说,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一百个人民大会堂,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门广场。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部长,人们也已不再大吃一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常委,也断然不会像以往揪出陈希同那样举国震惊,兴许人们会追问:还有更大的吗?

当今中国的腐败和以往不同,和国外也迥然有异;中国的贪官们也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时俱进,在贪污的规模、腐败的层次、应对的策略、选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确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集团化

中国的腐败在20世纪的后50年,绝大多数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时的腐败分子只是一锅饭里的一粒老鼠屎,一堵墙上的一块"豆腐砖";腐败分子之间很少同谋合污,很少窝案串案。自从上一世纪最后十年,腐败分子逐渐结伙抱团,动辄便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甚至出现数十人、数百人的贪污集团,规模化了,集团化了。上一世纪末的陈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说它,进入本世纪后,集团性的腐败越演越烈,遍布全国,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2001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败分子有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国家安全局官员,还涉及军队、政府、警察、海关等方面人员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一案案发,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一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将近260多人都卷入此案。同年,顺藤摸瓜,又相继揪出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以及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彦。

2004至2005年,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后任徐波因贪污腐败先后落马,张华琪一案涉及120人,徐波一案涉及78人,先后共有200人纷纷倒台。此前,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两位省部级、8位市委常委、11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阜阳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专出腐败干部的高产地。

2005年初,黑龙江原政协副主席韩桂枝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龙江政坛大震荡。原副省长付晓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原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及原省检察长徐发、原省法院院长徐衍东均被免职。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调整之频繁,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先后有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等多个地市,以及交通厅、人事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被撤销或免去职务,整个黑龙江政坛几近瘫痪,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内向黑龙江紧急派出6位省部级领导,分别担任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省高院院长等职。此后,中央又从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厅级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空降"黑龙江,分别进入各省级党政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如此的大改组,大换血,史无前例!人们说,下一个该是哪个省市呢?

2、部门化

腐败的集团化是以地区划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县委,主要是指党的系统的腐败。但中国从来党政不分,党的干部往往兼有行政职务,所以在一个大的腐败集团里,是不以部门为界的,一定会牵连到各个部门。而且一个地区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出现腐败,才有可能出现腐败集团。

而腐败的部门化,是指某一地区的职能部门和行业系统的腐败,虽然这也有集团性质,但其部门的特点非常突出,所以单列论述,如交通部门的腐败、组织机构的腐败、司法系统的腐败、教育单位的腐败、军队领域的腐败、医疗事业的腐败等等。

在所有部门腐败中,交通部门的腐败也许最为严重。全国交通厅长犯罪之多,骇人听闻,1997年至今,计有江苏省原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广东省原交通厅厅长牛和恩、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黑龙江省原交通厅副厅长王孝慈等近20名省交通厅长、副厅长,因腐败纷纷倒台。至于市县一级腐败的交通局长,就更不计其数了。今年7月12日,安徽省的原交通厅厅长王兴尧也因贪污倒台了。明年还有跟进的吗?难说!

最不可思议的是河南省竟然三任交通厅长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像接龙似地前"腐"后继。按理说,在同一个部门里,前任翻车,后任自会本能地格外小心,不太会重蹈覆辙,谁知主管交通的这些厅长们,居然如此不遵守"交通规则",连续出现"交通事故",而且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一个比一个更贪!

共产党的组织部门本应是最守党纪,最讲原则,也是最为清廉的清水衙门。以前说跟着组织部,"提高觉悟,思想进步。"如今则是"倒腾干部,发财致富。"到了本世纪,凡是腐败的组织部门统统成了"官帽批发商"。

1996年3月到2002年5月,安徽的韩希鹏在担任颍东区委书记及市委组织部长的6年间,总共卖出23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出售一顶。收受钱物75次达90多万元。韩希鹏把家当成了"顶戴花翎"门市部。他说1998年春节,往市机关大院行贿送礼的车子有几百辆,往他家买官送礼也多得要排队。

今年落马的湖南郴州市的刘清江,曾化100万元向他的亲家市委书记李大伦买到组织部长官帽一顶,然后两人狼狈为奸,干脆让市委大院当成"乌纱帽批发公司",各种官帽均按含权量大小论价出售,总共收受2000万元。如今,卖官人的乌纱帽给摘了,可买来的乌纱帽还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有一个官帽买主,至今还照常上班,还照常赖在科长的交椅上。他说:"这把交椅我是花钱买的,所有权就是我的。我要是买了一辆自行车,是小偷偷来的,后来失主知道了,要我还,我能还吗?要还也行,把钱退给我!"说得还理直气壮,真让你哭笑不得!

最为疯狂的应是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他在离任前大肆卖官,从"零售"到"批发",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突击"批发"官帽432顶,致使该县许多单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整个县委机只有打字员等6人是兵,其余全是官,全是领导。有个会计竟升为法院副院长,有个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全国各地领导让自己司机当官的其实并不少,上海就有!

组织部门的腐败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和集团腐败,它已是制度性腐败,已是剧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败。

3、市场化

腐败有市场,不是指腐败在当今中国有孳生的空间,而是指腐败有买方,有卖方,有交易,有核算,有价格,有行情,有讨价,有还价,有投资,有回报,有行规,有利润,已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因此腐败市场就必然按市场规律办事,讲究供求关系、经济核算,彻底的市场化。市场化了的腐败,当然也注重价格,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有约定俗成价码。这在商业腐败中,毫不足奇,可如今连根本不是商业的部门如教育部门也因为贿赂的价格杠杆作用而成为商业,成为了学店。

学校在采购教学图书和教学器材时,都有回扣,明扣的金额一般占到图书码洋(定价)的15%到25%,暗扣则占到20%以上。如果学校直接从出版社进书,回扣率甚至高达50%~55%!再如招生,据报道,考生报考某音乐学院,如果想被录取,非得给主考教授12万,还决不二价!这就是当今一些学店里的教授的铜臭面孔。

医药行业的腐败最常见的是购销药品器材的回扣和医生收取病员的红包。采购人员可以从药品供应商中按一定的百分比索取回扣,医生也可从给病人开出的药方中按药价多少提成。这都有明码实价。至于医生收取病家的红包大小,则主要按医生的级别划分。某三级乙等医院,开个一般的刀,主任医生的红包2万,副主任医生的红包1万,主治医生医生至少8千。此外还要给麻醉师、给护士长数额不等的红包。如果开大刀,如脑外科,那红包的价码更高。

建筑行业中的大项----住房以及教育、医疗都关乎民生大计,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中,这三者理应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政府有责任让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学生有其校。如果住房、教育、医疗全部市场化而且是腐败的市场化,那腐败的巨大成本必然会转嫁到百姓头上,尽管都以冠冕堂皇的改革为名,但百姓却不堪重负,难怪说:"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

组织部门腐败的市场化也极为突出,2006年5月,一个自称"在郴州官场打拼近二十年还是个小科长的人",署名"景克功",在网上"把中外媒体还没有揭露的有关郴州官场黑幕爆爆料,为纪检监察机关提供些线索。"他说:

在郴州,县处级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花大价钱买的官。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这些肥缺也都是送钱买的官。根据这几年郴州官场家喻户晓的买官卖官的市场行情,我们可以把李大伦(市委书记)、宋甲武(副书记)和曾锦春(纪委书记)三人合伙批发"乌纱帽"的市场价格归纳如下:

县委书记--200万;县委副书记-60万;县长-120万;副县长-50万;县政法委书记-60万;县纪检委书记-50万;县委常委-40万;县公安局长-150万;县检察长-20万;县委办主任-30万;县政府办主任-20万;北湖区(苏仙区)书记-15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书记-60万;北湖区(苏仙区)区长-10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区长-40万;郴州市公安局长-200万;郴州市政法委书记-200万;郴州各个局长:50万(按15个局算):750万。

根据李大伦身边的人透露,每项乌纱帽的批发收入一般是按照下面的比例进行分配:

李大伦占50%;曾锦春占30%;宋甲武占20%。

真触目惊心!

卖官者一定是贪官,买官者也一定会变为贪官;买官者一旦权到手,一定会以数倍的利润赚回他们买官的投资,使得官场全然成为市场,买进卖出,卖出买进,越买越贪,越卖越贪,恶性循环,往复不已。

当一个政党的干部和一个政府的官员可以随意收买和出售时,它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如果腐败市场化了,那就实际上不非法了,而是半合法化了,半公开化了,这离崩溃更不远了!

4、黑帮化

腐败的黑帮化,主要是指司法系统的"涉黑",以致警匪勾结、官匪一家,以及在执法过程中使用非法的黑道手段。司法人员和盗贼本是猫鼠关系,可一旦司法人员涉"黑",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成为黑道中的一员,这种腐败就极为可怕!

司法系统的黑帮化最常见的是司法干部和偷、赌、毒、娼等领域的黑帮人员共同作案,坐地分赃。

偷----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150多名干警中,有三分之一警员在候车大厅执勤时,收取小偷的"入场费"和"保护费",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交费之后,小偷即可放心大胆地在候车大厅扒窃旅客财物。如所偷财物折款在千元以上,还要向警察按比例另外交纳"烤火费"。一些警察在银行办有专用信用卡,每月由小偷按时汇钱,有的警察仅此一项就聚敛百万元。

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黑社会头目张凤祥开设赌场,被公安机关查封,于是他电邀原省公安厅纪检委纠风办的徐某亲临该市为之说情。次日徐某当张之面给当地公安局主要领导打电话,打通关节。3天后,张凤祥在该市勃利县的又一家赌场得以顺利开张。更不可思议的是,1999年12月,徐某还为这个黑社会头目、赌场老板办理了省公安厅特邀监督员证,真的是黑道白道一家亲了。

 毒----湖南省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可他却是永州黑恶势力团伙的后台老板。这一黑恶团伙,私藏枪支,贩卖毒品。王石宾主管禁毒,却参与贩毒。这一黑恶势力放高利贷,王石宾也直接放贷,数额高达4500万元,被称为永州"地下银行行长",他光宝马、奔驰等豪华车辆就有16台!永州市一政法干部说:"王石宾是一个双面人,在台上做扫黑除恶的报告,俨然是正义的化身;下了台在背地里,却完全是'鬼',是黑帮老大。"

 娼----今年济宁市信访局一干部,在市中区公安局莫名其妙地坠楼而死,由此暴露了一个黑幕:原来济宁市反扒大队的全部经费竟是抓嫖、抓娼、抓偷的罚款。其实很多县、乡两级的公安,除了工资由财政划拔,其余经费则自筹自支。卖淫嫖娼罚款很重,一般的行情是五千/人。有的地方治安大队对协警也实行奖励,举报一个嫖客,妓女奖励500元。正是这种利益驱动,导致各地公安热衷"扫黄",工作的重点就是抓嫖。某市一反扒机动队队长杨某仅2004年罚款一项就进账20万,2005年则高达50多万。一些地方的警员还勾结发廊小姐,"蹲守放鹰",设套诱嫖,获取罚款。更有甚者,一些恶警,如民谣所说:"脱下裤子嫖娼,拉起裤子扫黄"。为何"黄"久扫不止?嫖客和妓女都是这些警察的衣食父母,把黄扫掉了,叫他们去哪里拿奖金?叫他们到哪儿去白嫖!

今年是为"打黑除恶"年,中央当局督办的重点为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截至6月中旬,最高检察院直接督办了黑恶势力"保护伞"12件16人。如:湖南新化县原公安局副局长伍福全、广东四会市原公安局副局长陈国阳、安徽亳州市原打击黑恶团伙专案组的副组长浅玉祥、锦州葫芦岛地区原公安局副局长朱良、湖南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山西霍州市原公安局原副局长杨国宏。

奇怪的是为什么上述6例案件,腐败的怎么都是公安局副局长或专案组副组长,都是副职?连2001年10月被判处死缓的李纪周也是副职,公安部副部长!今年3月还有一个大案,江西省广昌县案犯谭志雄因绑架人质,勒索巨款,在受到围捕时饮弹自尽,他是该县的公安局原副局长,也是副职!

一年尚未到,这么多公安局副局长和副专案组长纷纷倒台,正局长和正组长都干什么去了?需知:腐败的黑帮化会促使权力内部变异,形成极有封闭性的帮会规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致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内部很难相互检举揭发,即便偶然失手,也会迅速化解。所以不得不问:局长是一班之长,是正统帅,你们最亲密的战友副统帅出事,你们有没有察觉?察觉了有没有揭发?你们是负责公安的,连自己身边都不安,怎能"公安"?如果不做一点交代,人们有理由怀疑你们可能是你们副手的"保护伞",是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的"保护伞",不是吗?

腐败不可怕,怕的是腐败黑帮化。

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权力一旦发黑,那天下就黑了,就暗无天日了......


三、贪官的品性低下、肮脏!

贪污为了什么?贪污就是为了腐化!贪官几乎无一不在酒池肉林里餍足吃喝玩乐,在纸醉金迷中消受声色犬马。因为靠的是权势,无所畏惧;用的是黑钱,无需成本,所以骄奢无以复加,淫辟登峰造极,人格低下到最底线!

吃。如河北贪官李真所言,至少4000元一席,这还是几年前的规格。如今早已不是大吃大喝,而是猛吃猛喝:一顿饭,不上万,面子太难看。鸡鸭鱼肉赶下台,乌龟王八爬上来;生猛海鲜不新鲜,少了鱼翅没档次。而今万元一席大菜也成小菜一碟,视为最低消费,南方的一席黄金宴价格高达99999元,某些地区甚至还从日本引进"女体盛",那更是吓人的天价!食色性也,日本的"女体盛"使得"食色"二者合为一体,既大饱口福,又大饱眼福;既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又美其名和日本国际接轨。商家的生意经和官家的政治口号,也合而为一,相得益彰。

中国人素来好吃,贪官更是老饕,所以贪官少有不脑满肠肥的,都是吃的。那便便的大腹,老百姓不叫"啤酒肚",干脆称之为"腐化肚"。大官吃,已经不是新闻;小官也吃,穷地方的小官更吃。越吃越穷,越穷越吃。银川同兴县,我是去过的,此地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富裕,可自1998年以来,该县邮政局在当地鸿雁宾馆定点欠账请吃招待,打下白条1932张,装满15个牛皮袋,拖欠金额26万元。

那稍稍富裕的一些地方呢?也照样吃,也照样能吃穷。据新华网报道,陕西干县王村镇大王村原是咸阳市命名的"小康村",近年来村干部吃喝挥霍,举凡村中婚丧嫁娶、小孩满月、老人寿诞、新房落成无一不大吃,大王村的干部成了吃的"大王",就这么吃、吃、吃、吃......8年间村干部集体吃了1999次,2000年的7月29日这一天竟吃了6顿。这八年就硬是把一个"小康村"吃空了!整个中国尚未到达"小康"水平,如果全国贪官张开大口也像大王村这样吃法,也迟早会把中国吃空!

喝。民谚说:"贪官不怕喝酒难,万杯千盏只等闲。"贪官们喝的是什么酒呢?外国名酒轩尼诗、人头马,中国名酒茅台、五粮液,在贪官的眼中也已等闲视之,行贿者进贡的这些中外名酒和其他高档补品在贪官家中已堆积如山,成了超市。在某饭局上,一位原是贪官的秘书与我邻座,我问他的前领导喝的最昂贵的酒是不是路易十四。此秘书说:"你土了吧?他们现在最喜欢喝饮料。""可乐、雪碧、桔子汁?""不,天然饮料。""什么天然饮料?""你真的不懂?""真的不懂!""人奶!""啊!""而且不要瓶装的,要原装的,要新鲜的,要现吸的......""真的?""我说你土得掉渣了吧!"我苦思:是我土得掉渣了,还是整个社会烂成污泥了?

玩。玩什么?老百姓说:"玩山玩水,玩出国游;玩赌玩车,玩保龄球。"其实贪官们早就与时俱进,不玩保龄球,而是玩高尔夫了。原云南省长,大贪官李嘉廷就说过:"我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网球、打高尔夫。"有一民间传说:甲贪官老婆问乙贪官老婆:"这高尔夫是啥玩意儿?""高尔夫就是提高你丈夫""提高个啥呀?""品味呗!""啥品味哟,不就是打洞嘛,晚上打洞,咋白天还要打洞呢?"民间讽刺的不是高尔夫球,讽刺的是贪官。高尔夫如今风行全国官场,连村官也学时髦,赤着膊,戴草帽,挖个洞,拿着竹竿把球往洞里打。上有所好呀!

 赌。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研究员王增提出,中国每年约有6000亿元人民币流向港、澳、越南、老挝及俄罗斯等地的赌场和赛马场。1998年2月至1999年6月间,沈阳原市长大贪官马向东,到香港、澳门等地豪赌十余次,将400多万人民币挥霍殆尽。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原交通运输管理处处长蔡豪文,挪用公款300多万元人民币到境外赌博,也是挥霍一空。这只是随手所举的两个例子。一业内人士分析:华人一年输在赌场的钱约1600亿人民币,其中至少30%----500多亿人民币是大陆官员(当然是贪官)输掉的赌资。500多亿呀,这些都是真正的"人民币"----"人民的币"呀,是亿万工农大众、知识分子以辛勤的汗水、以诚实的劳动挣出来的钱,可都被贪官污吏侵吞了、掠夺了!

色。贪官大多是色鬼淫棍,他们什么都不强,就是性欲最强。记得两年前就有报道说,80%的贪官有情妇,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又有人指出95%以上的贪官都有"情妇",上升了15个百分点了。

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金维芝,号称金陵"奶王",既是奶业集团的"奶王",也是"包二奶"的"奶王"。他说:"像我这样级别(副厅级)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海南省临高县在原县委书记吴光华的带动下,当地一些领导干部公开包养小蜜,并公然带在身边出入酒席和公众场所,以致在当地的官场纷纷以没蜜为耻,以多蜜为荣,相互攀比炫耀。原云南省长李嘉廷的情妇徐福英也证实官场的情色风之盛,她说:"我跟李嘉廷一起出去玩,看到不少领导干部都带女人来,那些女人大多像我一样是情妇,大家一起吃喝玩乐习以为常了,没有什么回避和尴尬的意思"。

《扬子晚报》报道,江苏省供销社原主任周秀德,自1989年至2001年,任职12年,贪污近千万,在这12年里,他记下14本"性日记",详尽记录他与上百个女人的性事:女人姓名、通奸的时间地点以及自己的性感受等等,应有尽有,绘"性"绘色。每年还进行"年终总结",统计当年通奸的人次。更离奇和恶心的是海南省纺工厅原副厅长李庆普,迹近变态,竟在保险柜里"珍藏"他嫖过的236个妓女的阴毛......

"审丑"多了,不但会"审丑疲劳",还会恶心。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抖落这些贪官的丑恶事,实在是因为两性关系最能呈现一个人道德水准。以上种种案例无一不凸显中国贪官的人品低下,灵魂肮脏。如果说"十官九贪"有所夸大,那说"十贪九色"可以定论。老百姓早就说贪官除"工资基本不用"之外,还有一条就是"老婆基本不动",可见"中国贪官的特色"就是"特别好色"!

最难容忍的、也最荒唐的是一些贪官竟然利用手中之权,安插自己的姘妇、小蜜当官。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增军,在担任绩溪县县长时,泡上一20岁女子。他对她说:"小乖乖,你年轻又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让你当乡里一把手。"不久,他的这位"小乖乖"果然当上乡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湖北省原荆门市市委书记焦俊贤,他的情妇陈丽原是"三陪女"。焦书记指令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为这位"床上培养"的"干部苗子",伪造正式党员、正科级干部、大学本科学历等假档案,于是"三陪女"就成了该市开发区的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这简直是天下奇!

千万不要以为贪官栽培姘妇仅是小城镇或地县级的把戏,以为他们如此荒唐是因为天高皇帝远,才如此大胆。其实离开"皇帝"并不远的省部级或直辖市的大贪官也如此。以前有过一个内部规定,当官当到了一定级别,只要政治上对"皇帝"忠诚,这些事情都可以不予追究;除非在政治斗争中落马,这些丑事才会当作炮弹抛出来。

外国的官员也好色,外国的贪官也有情妇,但他们把公权力和私生活分的很清,尤其是民主国家,万万不敢滥用手中权力为情人谋私利,绝不敢给她们安排一官半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但他却有三个情人----两任女秘书和一位挪威公主。但是罗斯福始终未提拔她们当个市委书记或人大主任,克林顿也没有把莱温斯基从"拉链门"安插到部长衙门,去当个什么部长。只有中国才有这类奇事!

说到此处,需要为"情人"正名。男女之间相互有情,才可称之为"情人"。说中国贪官有情人,那是对"情人"一词的玷污。中国的贪官只有"二奶"、"小蜜"、"姘头"、"性伴"。他们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感情上的,他们只是一方以金钱和地位,一方以美貌和肉体进行的赤裸交易。他们只是"性侣",不是"情侣"。如果真的有情,试问:他们双方,不论哪方败露,有谁为对方"殉情"的?"二奶"没有,"二爷"也没有为包养他的女贪官殉情的,都没有。他们只会立即摆脱干系,相互揭发。他们连中国古代的某些嫖客和妓女都不如,更不要说和钱谦益、柳如是,和冒辟疆、董小宛这些古代的情男、情女相比了!

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79年我和两个朋友创作了《假如我是真的》,这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第一部反映干部特权的话剧。也可能以前的戏剧都是歌功颂德的,而这部却是首次揭露疮疤的,所以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中央还为此在北京专门召开创作座谈会。其实此剧是根据上海真实发生的一个案件编写的,揭露的仅是干部要求掉换大一点的房子,要把在外地的子女调回上海之类的小事,结果被认为是给共产党抹黑,遭到禁演。

事实上谁也不能给共产党抹黑;能够给共产党抹黑的,只有共产党自己。25年过去了,共产党虽然有能力禁止这出戏,但却禁止不住越演越烈的特权和腐败。

1985年,没想到我也当了官,当了正处级干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上任伊始,我便提出我不分管最有实权的人事和财务,只管艺术。我还告诫自己:清清白白地上台,不带污点地下台。没想到我诚惶诚恐地干了四年,还要我再干四年。不干不行,逼着你干,没办法,于是印了张名片,上面特地写明:"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主席、某某顾问、某某教授、某某理事----都是挂名的。"以昭示我继续当院长的被迫。八年干下来,真担心在众人皆醉的官场里,我是否还能保持清醒;真真担心再这么干下去,我是否也会不知不觉地变成贪官。于是我再次辞职,终于获准。有人说我傻,说我再干下去,有好处,会升官。我说:"尚憎驽恋栈,肯羡鹤乘车?"这八年,我虽然做错过一些事,得罪过一些人,但让我欣慰的是,我没收过一份礼,没贪过一分钱,谢天谢地!不过,如果再干下去,尤其是干到现在,那就很难说了......人是会变的,包括我。

正因为我写过《假如我是真的》这出戏,而且被禁,所以我很早就比较关注中国的吏治状况,说得好听一点是关注党风廉政建设。正因为我当过八年官,而且并不恋栈,所以我对中国的官场就有比较感性的认识,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力不胜任的我有勇气、才使得忧国如家的我有责任来写这篇《"腐败"文化》。

在前面三章,我"野心勃勃"地试图勾勒当代中国的腐败全景。"勾勒"之后才深感我的不自量力。这个"力"还包括"想象力"。因为当代中国的腐败,是全社会的,是各方面的,是极疯狂的,是无底线的,是难理喻的,是超想象的;当代中国的腐败,没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因为没有人具有这样超凡的想象力。如今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会给阿姨送红包,你能想象得到吗?在当代中国,在机关、在银行、在军队、在课堂、在法庭、在病房、在超市、在菜场、在大街、在小巷......24小时,任何角落,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腐败。腐败就在你眼前,腐败就在你身旁,腐败就在你不会怀疑之处,腐败也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腐败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了行为准则,成为了生活方式,成为了政治制度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可以侵蚀精神生命、影响民族性格的一种"文化"!

面对如此严重的腐败,光靠花拳绣腿是绝对打不倒的。须知,中国的官员太会做表面文章。中央不是要反腐吗?好呀,合肥市包河区委书记便带领100多位科级党员干部到包公祠接受廉政"教育",在包公像前宣誓,要"廉洁奉公、防腐拒变"。真亏想的出!

扬州市呢?要廉政吗?好呀,他们就在寸土黄金的市中心重金建造"廉政广场",占地数千平方米,以"清恪"命名,取"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之意,以此来表示他们拒腐的决心。造个广场表决心,有用吗?

江都市另有一招,为了"把家庭建成一个反腐倡廉的坚强堡垒",他们让全市1000多名主要官员的夫人在家里经常"审问"丈夫几个问题:"在外吃喝时,是否属于违纪吃请;带回高档礼品时,来源是否正当;拿回大额现金时,是否不义之财;深夜未归时,是否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把当官的丈夫当孩子呀!

长沙市也闻风而动,在全市开展"廉政歌曲进歌厅"活动,市纪委不但向各政府部门发放"廉政歌曲"光碟,还向全市一些歌厅、舞厅、KTV等演艺场所免费赠送,让全市大树荣辱观,大唱正气歌。这真的是表演了!

更搞笑的是,一些地区甚至还号召购买或免费发放"廉政台历"、"反腐扑克",以及"永不沾牌不沾锅","手莫伸牌保险柜"......唉,多少人假反腐之名搞这些低智商、高笑料的事情呀!可我笑不出,我觉得可悲。

中央政府为了反腐制定和颁布了无数个文件、指示、条例、规定,甚至连吃请只能四菜一汤、男领导不可用女秘书这样的细微末节都规定了,但都给各个地方政府"演艺化"了,不问作用,只问作秀。这也说明中央的种种文件、条例也确实作用不大。

学习"三个代表"和"八荣八耻"有无作用呢?对贪官而言,毫无作用!中国的贪官都是两面人,巧言令色,口是心非。东北贪官沈阳原市长慕绥新,在位时的口头禅是:"千好万好不如人民说好,金奖银奖不如人民夸奖!"好像在唱他家乡的二人转。重庆贪官原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也极擅言辞,他说:"要发扬草鞋精神,做一个草鞋公仆。为了更多百姓不穿草鞋,过上好日子,我宁愿自己永远地穿草鞋......"真不愧是宣传部长!广西原省长成克杰当年说:"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有脱贫,我是经常晚上睡不好觉哇!"当年还真的有人为他的这句话感动流泪。这些贪官在做报告、在表态时,在他们这些豪言壮语和煽情台词中,毫无例外地都有"三个代表"、"先进性"等流行用语充斥其中,他们可以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也不错地熟练地加以引用,加以发挥,以示他们自己就代表着先进,绝不会腐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在今年7月13日担任宝山区副区长,25日又"当选"为区长,在他的施政演说中就当令及时地出现了如今最时新的政治口号----"八耻八荣"了。可他8月22日上午还在宝山区主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下午就因自己的"耻"而被"双规"。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也是对政治思想工作、学习"三个代表""八耻八荣"的嘲弄。嘲弄者为谁?是这些贪官们!

为什么用了几十年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法宝如今不灵了?这是因为共产党发生了变化,从革命党转向了执政党。革命年代,需要忠诚无私、需要铁的纪律、需要统一意志、需要洗脑教化。那时的意识形态确实可以发挥"团结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如今是执政党了,需要科学执政、需要民主执政、需要依法执政。科学、民主、法律的作用大大超过意识形态。以前需要思想原则,如今需要办事规则;以前需要上下服从,如今需要相互合作;以前需要牺牲自己,如今需要公私两利;以前是理想维系着党员队伍,如今是利益才能使党员聚合。明乎此,就可以知道"三个代表"和"八耻八荣"对这些贪官究竟能起什么作用了。

窃以为,反腐之所以越反越腐,一是在于打击力度不力,重拳出击不重。何谓力?深入入虎穴谓之力;何谓重?击中要害谓之重。以前虽然也查处了许多大案要案,但大多是狼窝,并非虎穴。虎穴在何处?上海!

上海在中国的政治地图上绝对是半壁江山,加上它特殊的背景和文革的历史,真是举足轻重。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贡献甚巨,但奇怪的是,上海的官场好像洁净无比。全国各地不时爆出大案,揪出巨贪,唯独上海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好像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是拒腐蚀永不沾的清官,都是用特殊材料制造的人。全国的江河都发臭,黄浦江能干净吗?可信吗?其实中央也不相信,三年前,中央就曾派大员来查过,查出周正毅这一大案,但盖子刚揭开,即捂住。这么大一个案子,好像只有周一人单独作案,没后台,没同案,结果,周只判三年,便敷衍过去。最不可思议的是与此案有关的原告律师郑恩宠,也判了三年,好像各打五十板,打了个平手。其实是在包庇,更是在示威,传达出的信息是:上海是我们的地盘,你们谁也别想动!

等了三年,闻道上海父老,常北望,翠葆霓旌,终于等到了中央空降天兵200多人,深入上海虎穴来了。朝野震惊,世界瞩目。不到两个月,从社保局长祝均一直到宝山区长秦裕,已有数位官员被锁定调查,而且三年前的周正毅一案,又被遭遇不公的拆迁户重新提起,纷纷上访。观察家们议论,认为北京再次下定决心要揭上海的盖子了。但结局尚不得知,还需看最后的较量。

上海是一个虎穴,还有一个更大的虎穴是政治局。有人吓一跳,说我胆敢怀疑政治局?我说,为何不能怀疑政治局?他说,这种话你怎么能说?我说,为什么不能说?闻一多有首诗:"有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如果一句话能点起反腐的正义之火,即便我身陷火海,祸及自身,也在所不惜。中国总要有人说话,哪怕五千年都没有说破,如今也要说;如果不说,谁能猜得透火山的缄默?如果火山一旦爆发,那就不是我一人之祸,而是国家之祸,是民族之祸,是苍生之祸!

中央领导,中央文件早已表明任何一级的领导人如有问题,公民都有权利举报,被举报者都必须接受调查。胡锦涛总书记自己也说,反腐监督可以从他开始。况且这么多年来,对政治局某些成员的举报一直不断。中央应该有个说明,有个回答。遗憾的是至今还没个交代。

要做到真正的彻底的反腐败,仅仅依靠中央纪委的重拳出击还是不行,那是钦差大臣的做法,是青天大老爷的遗绪,它执行的是非公正的、非透明的、非合法程序的法外之法,而且各级纪委还要接受同一级别的党委领导,并无独立性。但是在现行的体制下,对付贪赃枉法者,也只能暂时用这"善"的"非法"来对付贪官们的"恶"的"非法",这是目前万不得已的暂行之法。虽然这样也能反出一些腐败分子,但是绝不可能彻底;而最大的腐败分子,不但不会反,还会因妥协而加以保护!

当今的腐败根源是制度腐败,在这高腐的制度之下,不腐败也难,从这个角度说,腐败分子也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正因为不腐败也难,大家都腐败,所以很多地方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败。

腐败是这个政权的执政基础。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其实是自欺欺人,以"腐"治国才是实情。当腐败的程度能让各级官员满意而又不让百姓太不满意时,便是这个政权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如果这个理想状态、这个平衡被打破,就将危及政权本身,这才有了所谓的"反腐"。所以在极权体制下的"反腐",并非要"根治腐败",只是要把腐败控制在广大民众尚能够忍受的程度。

要真正的反腐,根本之法,真不在于打击力度的大小,而在于改变极权体制,在于:开创民主政治,实施宪政大法,三权逐步分立,保障公民权利,实行言论自由,开放报禁网禁,民主选拔官吏,"主人"监督"公仆"......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的反腐,也才不至于陷于这样一种权力斗争的怪圈:总是当今的天子,揪出前朝的奸臣;下一任天子,也依然如此,始终逃不出这可怕的周期率。而且贪官们被揪出之后,毫无申诉权利,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人民看到只是贪官们态度极好的认罪书,看不到他们真正的辩护词。这都给以后留下隐患:我上台,我整你;他上台,他整我,很难真正整出铁案,不是权力之争,便是丢卒保车。若不进行已经迫不及待的政治体制改革,别说反腐,就是建立和谐社会也可能是心虽好却办不成的空话。

以上这些道理在当今世界,在信息时代,早已是一般常识,根本不必再费唇舌去解说,不必再著书立说去论证。这也是早被民主和进步国家认同并在实行着的普适法则。我相信当今的中央领导并非不懂,也许因为积重难返,需要时间;也许担心混乱,需要时机;也许考虑利弊取舍,举棋不定;也许意见尚未统一,党内纷争。凡此种种,致使至一时尚无法开创新政。只要坚持开创,可以等待;如果拒绝开创,将是灾难。因为拒绝民主政治,不但会孳生腐败,而且拒绝民主的本身就是一种腐败----政治腐败。当今中国因腐败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真的不希望非要腐败到烂掉了,才有变化,那将是又一次浩劫!我突然想到赣州城外关于陈胜吴广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