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31日

流亡美国的六四民运人士:理想与现实

1989年在北京发生的那场民主运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52天。在89年6月3日夜间至4日凌晨,这场以要求政治改革为主题的运动在中国当局的血腥镇压下收场。中国当局调动军队,向自己的民众开枪。许多当年积极参与民运的人士被迫逃往国外。其中有不少人在20年后的今天仍然在继续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记者走访了几位身在美国的当年民运人士。

"我从6月4号以后,添了一个毛病,就是容易流泪。一遇到激动的事情就流泪。这也是六四以后落下的毛病。"

―― 讲话的人是杨建利。当年的他只有26岁。杨建利将"六四事件"称为屠杀。在六四之后,杨建利逃往美国。早在1986年,杨建利就在美国留学。如今,他是政治学双料博士,并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人权领域的研究和教学。杨建利少年时代的梦想是,中国能发展成一个民主国家。这个梦想他至今没有放弃。几年前,他成立了专门致力于争取中国人权的组织。不过,今天,杨建利同89民运时许多盟友的关系已经中断,他说:"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心里可能都有个东西。这个东西呀,有的可能是从事教育行业,当官了,有的做生意了,他可能把这个东西埋没了,出于恐惧,出于对利益的追逐。"

胡平现在生活在纽约,是《北京之春》的主编。他能够理解现在出现的心灰意冷的趋势:"就因为发生六四这个事情呢,邓小平讲,别的事情就不问姓社姓资了,也就是别的方面路子比以前更开阔。那大家就想,我们为什么非往政治上撞呢,只要不办这个事,日子过得还不错。本来是有对民主的追求,这种追求受到粗暴的打断。大家就想,别的路很多嘛,所以首先是出于恐惧,没有恐惧他就走下去了。"

由流亡海外的华人创办的人权组织很难获得财政上的支持。许多位于美国的这类组织虽然可以获得美国政府提供的一些支持,但相比之下,经商赚的钱要比在人权组织工作多得多。胡平介绍说,许多流亡海外的华人都想从中国的经济腾飞中有所获益,这其中也包括当年的异议人士,胡平说:"1989年前经济发展是人们对自由民主,对政治改革要求的一个催化剂。到后来,89六四之后,成了一个替代品。日子过好就行了,别的就可以不管了。"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海外,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也在不断增强。杨建利批评说,中国那段血腥的历史如今被许多人排斥在记忆之外:"中国的主义是实用主义。因为很多人认为,爱国是一种时尚。爱国有好处,这里指的是假爱国。像我这真爱国要坐牢的。假爱国有好处,政府鼓励呀,没有危险呀,至少没坏处。所以我在今年4月份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人权爱国者'。真正的爱国一定要爱这个国家的老百姓。爱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你看到他的权利受到破坏,你就要痛苦。要为他们而争,这才是真正的爱国。"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20年,杨建利认为北京政府对这一事件进行重新评价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首先需要根本上的政治体制改革。

作者:当远

责编:叶宣
来源:德国之声
原文:http://mobile.dw-world.de/chinese/ua.24/mobile.A-4291715-293.html

对六四绿卡的说明,《野草》

1. 该绿卡的争取过程并不是事先"预谋"。关于颁布该绿卡的议案直到89事件三年后的1992年才被讨论和提出,中间经历了很多曲折,没有人能在事件发生时就预料到这结果,所以坊间流传在美中国留学生在坦克进城时就开始为绿卡庆祝的说法,太无厘头了。

2. 更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时常在学术研究和新闻评论中看到):该绿卡大幅提高了在美中国移民的整体文化水平,因为有大批留学生借此留在美国,为后来的中美科技文化交流做了贡献。这个说法可谓一厢情愿。

第一:传说中的八万绿卡受益者中,留学生只是少数。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从1985年后才真正成规模的进入美国,所以截至1990年4月(六四绿卡的受益期截止日),留学生数目仍然不多。事实上,八万人中绝大多数是低技术打工者和非法移民,以福建人居多。

第二:该观点的逻辑是:没有六四绿卡,这些高学历人群就不会留在美国。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说法。拿留美中国博士生为例,有资格领取六四绿卡的人,留在美国的比例是98.1%;而没有资格领取该绿卡的人,留在美国的比例是96.6%。统计上,这两个数字没有区别。换句话说,有没有六四绿卡,他们都会留在美国。

3. 我认为六四绿卡最积极的意义是:这是美国历史上中国移民最成功最大规模的政治游说,充分利用了一次历史事件,为自己谋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我党讲革命运动喜欢用"自发"和"自觉"的愚蠢划分:主要是关于观念和理想的运动,比如六四本身,可以看成是"自发"的,懵懵懂懂晕晕乎乎的;而六四之后中国留美移民为争取绿卡的运动,才是"自觉"的,目标明确行动清楚不达目的不罢休。从历史记录上看,那时的激情和组织水平,可能要高于六四本身。在利益周围的团结通常要比在口号周围的团结紧密的多,当然,加上些口号让大家感觉更舒服一点,效果就更好了。

4. 既然是谋利益的举动,利益谋到了,就该散伙了。之后人家对本来就是利益附庸的"口号"和"理想"反应冷淡,是人之常情。关心是人情,不关心是本分。对人家的"忘本"行为做痛心疾首心灰意冷状实在没什么意思,建议看得淡一些。

5. 为什么纪念六四?因为二十年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正在向"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权利需要和落后的政府政治政党之间的主要矛盾"转变,现在只是借这个机会表达心头的不满。只要不满还在加大,六四不六四的根本无所谓,没有六四还有七一呢。如黄舒骏老师说的,我们可以"把每天都当成纪念日,把我党当成纪念品。"

因为报道迫害轮子功成员而获普利策奖的Ian Johnson在《野草》(Wild
Grass)一书的第一页上写道:"(中国)政府,一直警惕这些挑战规则的举动,一桩桩一件件都尽力控制。抗议,逮捕,拘留:每一年,受害者们都想纪念他们经历的劫难,而每一年,一到日子政府就要收紧。慢慢的,这个国家的精神日历就变成了一道道重重叠叠的疤痕,一阵阵此起彼伏的刺痛。"

" 但是国家主义不过是一帖临时的药膏。不满的真正来源---共产党的不受制衡的权力---在不停的滋生新的不满。问题层出不穷,领导们疲于应付,无法通过政治改革减轻负担。就好象一个人,背着越来越重的负担,昂首阔步变成了步履蹒跚,佝偻的腰身也变得越来越明显。这是一场政府不愿输掉的缓慢的拉锯战。警察政体依旧,从大西北的劳改营到北京城的玩具兵(toy
soldier 有其他含义么?怪怪的)。传达的信息简单明确:我们很紧张,甚至可能也很虚弱,但别捣乱,我们还是可以碾碎你。"

(一位不知姓名的网友说:Toy Soldier - "The term applies to depictions of uniformed
military personnel from all eras, and includes knights, cowboys,
pirates, and other subjects that involve combat-related themes. "
(Wiki) 所以应该是包括城管、国保一类的人员)

6. 中国为美国输送了最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也为美国输出了最多的政治难民。2006年,美国政府给了26000多人政治庇护身份,中国大陆5568人,占21%,居首位。前五名的其他四个国家依次是:海地,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埃塞俄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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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西方记者写中国总是隔靴挠痒的朋友,可以读读我上面引用翻译的这本《野草》,这是三个关于中国农村、城市、和精神的真实故事,农村是本世纪初之前的苛捐杂税,城市是非法拆迁,精神是轮子功,从文笔到视角,皆上乘。扉页上引用的便是鲁迅的《野草》: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

Wild grass strikes no deep roots,

has no beautiful flowers and leaves,

yet it imbibes dew,

water and blood and the flesh of the dead,

although all try to rob it of life.

六四来临 中共管制异己的维稳新手法揭秘

对于海内外期待甚高的六四二十周年,中共当局根据以上思路早就做好了准备,声称要把各种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其具体手法如下

1、釜底抽薪――不早不迟,在五月底把全国各大学的百度贴吧关闭,使得通过贴吧来实现信息串联的梦想暂时破灭。
2、掺沙子――在高校大力发展学生党员作为特务奸细,与辅导员老师里应外合,让他们暗中观察,以"党员要在这种维护党的利益时刻起到冲锋陷阵的作用"勉励学生特务,使得全国各高校高校产生莫谈国事的寒蝉效应,越来越像一潭死水。
3、防止网民"舆论起义"――除了临时关闭一些敏感的"刺头"网站。同时严令各大门户网站加强回帖管理,威胁若在此期间发现出格言论将马上关闭网站。使得以"
不跟贴,无新闻"为著称的网易等网站对网民吸引力今非昔比。同时关闭敏感人士的博客或禁止在博客上回帖,例如艾未未在新浪
4、加强手机短信的关键词过滤和电话窃听,大力发展和试用声音识别技术,该技术将可以实现在海量录音数据中的自动报警提示和"敏感人士"声音搜索功能,大大减少监控人力成本,是窃听技术的一大革命。
5、使用新的网络封锁技术,让自由门、无界等越墙软件失效,设法让国内异己成为"没头苍蝇",干扰乃至海内外的信息传播途径。
6、采取冒充熟人的病毒邮件攻陷大多数民运人士的电子邮箱,使得对海内外敏感人士的活动了如指掌。
7、国保大队采取划片承包制,哪里出事分管的要负责,使用人盯人防守战术,对民运人士、维权人士、上访专业户、六四受害者及家属严加看管,或让其离开北京,美其名曰度假去。

总之,从某种程度上,如果高科技成了专制独裁政党的管治工具,或者说提高了其执政水平和延续了其暴政的统治寿命,不能不说是科技进步的悲哀。

在此情况下,除了海外、香港台湾有一些声援六四的活动属于中共鞭长莫及外,今年六四前后的国内民运在中共看来,将掀不起什么大浪。然而,孙中山先生曾说过:民主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任何政党不管采用什么技术和手法,想阻挡历史潮流无异于螳臂挡车,痴人说梦。

赵紫阳《改革历程》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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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30日

中国科幻为什么低潮,陈洁再揭内幕

27天决定科幻界命运起伏

〈中华读书报〉记者 陈洁

80后们今天或许已经没几个听说过专有名词"清污"(清除精神污染)了。经历了一个运动不断的时代之后,作为那个时代的尾声和回光返照,"清污"运动来势迅猛却短平快,后劲不足,短短27天后便销声匿迹。除了留下些许谈资话柄外,似乎不留痕迹。

但就是这场骤雨,在事实上改写了中国科幻小说创造和出版的历史。

方兴未艾正当时

1978,改革开放元年。随着风气渐开,科幻文学也迎来了春天,创作和出版呈现出飞速发展的两旺势头。

对科幻人来说,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高峰。从叶永烈发表十年动乱后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开始,科幻创作可谓风起云涌。直到今天,中国科幻代表作和经典之作,无论是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还是科幻文学界普遍认可的《飞向人马座》,几乎都是那几年集中诞生的。

叶永烈在文革前完成的《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成为整整一代人的科学启蒙书,首印100多万册,先后发了300万册,这个原创科幻小说的发行纪录至今没有被打破。我们今天还在用的通讯设备"小灵通",名字即出自这里。

童恩正创作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出版后,科学的幻想色彩、民族情怀、爱国主义和反抗国际敌人的正义,这样的配料足以令国人热血沸腾。对那时候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1980年拍成的同名电影是他们平生看过的第一部科幻电影,现在的归类属"惊悚片"。而今天,互联网上流行着同名网络游戏,玩手众多。

《飞向人马座》则被认为代表了科幻小说在文学领域的最高成就,作者郑文光两次获得全国少儿文艺创作一等奖。1999年,已经成为中国科幻作品刊载平台龙头老大的《科幻世界》在清华大学庆祝创刊20周年,并举行银河奖颁奖仪式。"科幻小说银河奖"是中国科幻界唯一重要奖项。《科幻世界》破例在那一年的奖项中单独设立唯一"终身成就奖",颁给已经退出科幻创作舞台十多年的郑文光,以表彰他对新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事业所作出的无可替代的杰出贡献。

除了这三大力作,当时热门的科幻小说还有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金涛的《月光岛》,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萧建亨的《密林虎踪》,童恩正的《雪山魔笛》,叶永烈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丢了鼻子以后》,郑文光的《太平洋人》和王晓达的《波》等。

1979年,严文井主持召开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与会的高士其、冰心一致提议编选《中国30年(1949年-1979年)儿童文学作品选》,其中"科学文艺"与"小说""散文"一样,单独列为一卷。同年,"第二届全国儿童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颁奖,科学文艺作品入选24部,一等奖是《小灵通漫游未来》和《飞向人马座》,获二等奖的有叶至善、萧建亨、童恩正和鲁克四人的作品,当时的科幻创作和出版之旺盛和强势由此可见一斑。

据科学普及出版社的编辑白金凤回忆,当时是有一个科幻创作界的,一个群体,很团结也很高产,有老作家,也有刘佳寿、魏雅华、宋宜昌等新秀,包括还只是中学生的吴岩。

围绕着这个群体,科幻文学的发表和出版也很红火。那几年,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和科学报刊都争相发表科幻作品,几乎所有的科技类出版社对科幻小说的出版都是敞开大门的。内地的科幻刊物有5-8个之多,海洋出版社的《科幻海洋》、江苏科技出版社的《科学文艺译丛》、四川省科协的双月刊《科学文艺》、科学普及出版社的文摘性刊物《科幻世界》、新蕾出版社旗下创办的中国第一份科幻专刊《智慧树》。哈尔滨市科协动议创办中国第一份科幻小说专报,从1981年开始,先在《科学周报》的副刊上设8版增刊作为试刊,名之以《中国科幻小说报》。除了这些专门发表科幻文学的阵地,还有《少年科学》、《科学时代》、《科学画报》等积极刊发科幻作品的科普杂志。

中国出版界很快形成了科幻出版"四大重镇":北京、上海、四川和黑龙江,集中地同步展现着中国原创科幻的水准。而自从1980年2月19日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萧建亨四人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科幻小说创作谈,科幻界有了"四大金刚"或"四大天王"的说法。后来,"四大金刚"的阵容有所改变,萧建亨创作渐少,慢慢淡出,刘兴诗补进来,坐了第四把交椅。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科幻小说创作的真正繁荣不完全表现在多产,文学质量也全面提升,积极探索自我角色定位,旗帜鲜明地寻求本土特色和民族化。较之
1949年到文革前那段时间的科幻创作,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人物姓名普遍中国化,少见"托马斯"和"安妮"了,故事场景也每每设在本土而非S国。郑文光就是凭借写中国历史的《地球的镜像》,打入英文世界的《Asia2000》杂志,并被香港报道为"中国科幻之父",虽然这个称号后来也给他带来了好些麻烦。

科幻创作的题材也趋于现实。鲜为人知的是,文学圈流行过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都有相应的科幻版本。比如《星星营》引用《白毛女》"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写文革期间,造反派给"牛鬼蛇神"注射反激素,激发其返祖现象,长出尾巴来,变成半猩猩。

科幻作品当时已经开始获得主流文学界的承认,《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在《人民文学》,并跻身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飞向人马座》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不管怎么说,当年的中国原创科幻正处于青春早期,生命力蓬蓬勃勃,蓄势待发,酝酿着巨大的突破和成熟。但就在这时候遭遇到的历史寒流,几乎酿成灭顶之灾。借用魏雅华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话说:"1980年,中国至少有三四十种专业科幻刊物和报纸,还有两百多种文学期刊、一百七八十种科普期刊,中国一千多种报纸都在竞相发表科幻小说,每年都有数百篇上千篇原创作品问世,那样的辉煌留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凄美的记忆。""中国的科幻小说一跤摔倒,二十多年过去,元气大伤的中国科幻至今没爬起来。"

姓科姓文的争论

在说中国科幻遭遇的毁灭性打击之前,应该提到这之前的"科文之争"。早在1979年,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议就已经浮出水面。之所以产生分歧,要从中国科幻的历史说起。

建国初期,中国并没有科幻,只是在科普工作过程中,由郑文光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贴着"科幻小说"标签的《从地球到火星》,发表在1954年的《中国少年报》上,由此还引起了北京地区的火星观测热潮。从此,科幻作为科学普及教育的一种生动形式,被保留和延续了下来。

长期以来,科幻小说在中国更通俗的称谓是从前苏联引进的"科学文艺",是"科学"而不是科学"幻想"。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国科幻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是伴随着周恩来"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出现的。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二次创作高峰,也是因为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随着"科学的春天"一起到来的。

这样的"家庭出身"和"成长背景",使得中国科幻一开始就打上了两个烙印:给孩子的,配合科普教育的。在一个必须有"集体归属"的时代,科幻却一直悬在科学圈和文学圈之间,没有着落。它更多的属于科学界,但相对于科研,科普只是科学界的一小块,科幻则是正规科普工作的补充形式。在文学界,它只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边缘的边缘。

事实上,中国第一代科幻作家几乎都是科学工作者,郑文光是中山大学天文系第一批毕业生,北京天文台副研究员,刘兴诗是四川地质学院教师,其他如古生物学家刘后一、张锋、人类学家周国兴、医学家李宗浩等。叶永烈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小灵通漫游未来》其实算科普小说,更不用说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了,所以他1979年获得的是"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

但科幻小说家们并不认可这样的地位和定位,他们既不是只写给小孩子看的,也不是只为了科普,他们的写作有更远大的理想。有社会批判、人性洞察,他们要写社会、写民族、写对科学和人类命运的思考。

于是,矛盾出现了。

开始是评论家站在科学普及的立场,批评小说中科学知识的错误,作家们则认为,科幻是文学,更重要的是激发想象力和对科学的兴趣,不是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这样的争议渐渐升级,触及到了科幻小说的本质,是"科"还是"文"?

《中国青年报》的"科普小议"栏目成为辩论意见最为集中、尖锐的一块阵地。一边是科学评论家们批评"违反科学的幻想",一边是科幻作家们的自我辩护。作家们没有后援,评论界则获得了部分科学家的支持,钱学森曾多次表示,科幻是个坏东西,因为科学是严谨的,幻想却没有科学的规范。科学和幻想是两种不相干的、敌对的东西。

为了应对科文之争,郑文光曾提出"硬科幻"和"软科幻"之分。HardSF的代表是凡尔纳,更多从哲学、社会学角度反思科学的SoftSF则有代表人物威尔斯。但这样的理论建设并没有化解科文之争,更大的观念冲击和正面冲突已经势不可挡。

科幻有多超前

也许我们必须了解科幻在中国有多超前,才能真正知道科幻在当时多么不容易被正确认识和理解。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叶冰如的一段回忆可以作为当时佐证。1978年,她约到了《飞向人马座》书稿,却完全看不懂。当时,经过十年动乱,国家还很贫弱,买米买豆腐都需要"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仍是多数人的生活梦想,买个立柜就算添了件大家具,新婚夫妇惹人眼红的"三大件"是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学生能有支钢笔挂在胸前是很可骄傲的事情,社会上的人在谈论出身、平反、四人帮,进步一些的,谈论刚恢复的高考、夜校……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居然还有一群人,嘴里蹦的词是中微子,星际航行,转基因,大爆炸,时间隧道,基因武器,宇宙空间站,黑洞,太空移民,智能机器人,生物工程和星球大战……学中文、爱语言、做文学编辑,叶冰如却无力切入科幻作家们的语言系统,一般人说"想不起来",他们说"脑子短路",一般人说"像木头人一样",他们说"成了植物人",这些新词对叶冰如来说,陌生又新奇,似乎带着另一个世界的气息。

叶冰如的感觉或许能折射出当时科幻对社会上普通读者的冲击力。科幻创作之超前还可以举个例子:给《飞向人马座》书稿配插图。所有的人都认为插图应该富有现代感,但插图画家很发愁,怎么才能有现代感,谁都不知道。小说中的人物穿什么衣服?当时人一般穿蓝色制服,街上能见到的只有深蓝、浅灰、纯黑三种颜色,风气才刚开放,最时髦的也不过是白色或微带粉色的"的确良"。结果画出来的宇航员,统统穿四个大口袋的笔挺制服。文中有一张能上下升降、全方位转动的金属椅子,插图作者只见过方木椅、长木凳,再高级一点,领导干部坐的藤椅、沙发……画来画去,脱不出这类模样。"能转动"的"金属椅"?没听说过,更没见过,也想象不出来。

那是1979年的事。

如果说科幻对于普通人来说超前了太多,那么对于科学界恐怕也超前了几步。《太平洋人》说从太平洋底分裂出一个行星,上面的猿人复活了。科学评论家指出,"死而复活违反自然规律","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新石器时代的人属于智人",小说里二百万年前的猿人能制造陶罐"无论如何也讲不通","
是对人类发展史和考古学的极大不尊重"。《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描写科考队在珠穆朗玛峰发现恐龙蛋化石并孵化出古代恐龙,被古生物学家批评为"伪科学",会毒害青少年的。于是牵扯到科幻小说的社会性问题,限定给少儿看的小说,不合适写爱情、犯罪、社会反思。否则就是"低级趣味",但科幻作家对科学、社会、人性的反思,如何表现?

争论的本身是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理论辨析和建设对于科幻创作本来是大有帮助的,却在彼此恶意攻击的吵闹中被搅成了浑水。批评的焦点很快从这些纯技术问题转为科幻小说的性质问题、社会影响,最后上升到政治问题。评论界最集中批判的是风头正健的叶永烈,他的高产被认定为赚稿费的唯利是图。魏雅华的成名作《温柔之乡的梦》写机器人妻子对主人百依百顺,温柔之极,却不能让人满意。被批评为"反社会主义"、"一篇下流的政治小说"。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草

就在科文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际,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了。

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曾在《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一文(收入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提到,运动的导火索是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全社会思想解放,对于"人"的认识和讨论风行一时。1980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观"的讨论轰动一时,同年《人民日报》发表《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影响很大。

3月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会"上,周扬的讲话稿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讲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和人的异化问题。据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的说法,胡乔木对讲话不满,但没有直接当面表达,却临时调整会议安排,旋即出现理论文艺界"存在精神污染现象"
的论调,称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很快,"精神污染"字样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标题和社论中,相关文章连篇累牍。

在这场运动中,科幻在行政上被定性为"精神污染",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批评科幻"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已经试刊成功的《中国科幻小说报》,申请刊号的报告再也没有下文。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发表一篇科幻小说。

科幻创作界受到重创,郑文光刚完成的长篇《战神的后裔》预计作为《科幻海洋》头条发表,杂志都已经制好版,突然接到上头命令,《科幻海洋》停刊,海洋出版社作为科幻出版重镇,被勒令整顿。1983年4月26日,编辑叶冰如把这个坏消息告诉郑文光,并约好第二天去办公室取回文稿。

但是第二天郑文光没有去取稿,他早上突发脑溢血,卧床半年后,终于能够站立并歪歪斜斜走路,但右手完全萎缩,不能正常发音。他的创作生涯从此结束――这一年,他54岁。

叶冰如说,郑文光那时候是科幻界实际上的领头羊,他也是第一个倒下的科幻作家,随后,叶永烈退出科幻界,童恩正和萧建亨先后出国,其他科幻作家纷纷封笔。有一段时间,全国没有一篇科幻作品,果然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清污"很快就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干预下偃旗息鼓了。但对于科幻来说,1978年,其兴也勃,1983年,其亡也忽。虽然1980年代后期,新一代科幻作家开始成长,并时有佳作,但再也没有恢复到1978年的"举国繁荣",而直到今天,2009年3月,中国的专业科幻作家仍凤毛麟角。好像国际科幻界不在乎缺中国这一块,中国的科幻还有未来吗?

如果当年,中国科幻的生存环境稍微好一点,如果科幻自身的生命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强一些,如果有更成熟、更有说服力的作品产生…… (来源:中华读书报)

《中华读书报》网站

杜君立:政府是最大的房地产商

很多人都认为开发商都是些借着政策发不义之财的奸商,可是,事实上,开发商在全国性的房价上涨风潮中一直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他们要冒着巨大的风险来面对一天比一天高的土地成本和政策成本,忍受着政府和政府官员的盘剥;另一方面,还要忍受着消费者的各种指责,当着黑心肝的代言人。我在做第一个房地产项目时,除了地价,我们要交六十四项行政性收费。

我核算成本深有感慨,如果这些收费减少一半,中国的房价至少降三分之一。为了少交或者免交某些费用,开发商必须想方设法拉关系走后门。我一直认为房价过高最大的问题,在于开发商对政府官员的行贿贿行为由买房者承担。而国家对房屋价格的控制事实上是加大了税收,但是高税收最后转嫁到了购房者身上。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商是谁?各级政府,它们利用手里的土地批租,然后再向房地产商收取各种名目繁多的费用,等房子建好了,卖出了它们还要向房地产商和购房者收税。房地产商有风险,可是,各级政府那是包赚不赔啊。其实房地产也是风险投资项目,只是和股票等玩意相比,它不会一夜之间让你血本无归而已。

作为一个房地产开发商,我真希望中国各级政府的官员不要自从数据去分析GDP的增加,而是从当地普通家庭的年收入和当地的房价的比例去看。我一直想问他们一句话,你们政府认为用一个普通家庭20~30年的全部收入去换一套只能用几十年的房子,正常吗?一套房子,首付掏空了上代人的积蓄,分期付款让这代人没有什么积蓄,这是哪个国家能干出来的事情?可是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房产只是众多产业中的一个,但却掏空了人们大量积蓄和未来收入。房价当然与开发商有直接关系,可是,那更多的是一种无奈。提高房价,使他们为了抵御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不得不做的自我保护。资金是有成本的,做生意的人都知道,做生意是需要流动资金的,没有流动资金,再大的企业也无法运作。

所以对于开发商来说,他们更关注的是现金流,房子涨了当然好,可以赚得额外的利润,但是,你要明白一个楼盘的销售时间越长,对开发商本身越不利,只有傻瓜才会捂盘惜售,那要捂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企业及时套现才是正路。开发商必须遵循生意规则,你如果硬要开发商要有良心,不能涨价,那我要说,这话你跟中国政府说最好。谁控制了土地,谁就控制了房价。所以,中国的房价不是控制在开发商手里而是控制在政府手里的,只是这个道理一般人不明白。囤积土地是需要巨额资金的,就像生意人所说的压货,你能压多少货?卖几十年?对有实力的房地产开发商来说,适当压一两块土地,保证公司开发的延续性,节约运营成本是完全必要的,压多了,谁有那么大的资金?有这个能力的只有政府!

房地产行业的大部分利润都被收到政府的口袋去了,尤其是在现在以拍卖拿地的现状下更是如此。该房产商举例,"某城市的地王,44亿的标价,土地面积1.3709万平方米,容积率4.8,总建筑面积6.58万平方米,楼面价就是6万多。也就是说,房子还没建,政府就已经揣到自己口袋这么多钱了。国土局为什么那么容易出贪官,受贿原因全是那红线内外一米,或者容积率那零点几的小数!很多朋友都以为,开发商是想咋建就咋建,可是事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国家政策在那里呢,土地竞拍就是一把刀,容积率又是二把刀,直接就限制了房屋总量的提高。地价是楼价构成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它的高低决定了房地产市场的走向。所以,一道政府搞房地产市场所谓的宏观调控我就发笑,他们不是少收点地价,而是加税,你说,这不是更加推动房价高企吗?"

一个平方米的房子的成本有多少?我告诉他,其实,直接成本很小,比如我这个项目,建筑成本大概在1850~2500之间。包括:土建,装饰,园林,水电!土建是指毛坯大概1200元m2,包括地下室和基础;装饰部分80元/m2,包括外墙砖,入户门,栏杆和铝合金窗等;园林大概550元/m2;水电大概250元/m2,包括电缆,智能安装,及室外排水设施。
其实,要算房子的成本还要加上营销成本、财务成本、各种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等等。就说,那容积率吧,我要不是通过卿至泰把它提高了,就原来批的1.7,我根本赚不到什么钱。我曾经跟卿至泰说过这样的话:"面粉涨价了,包子馒头能不涨?"他笑了,我也笑了。

说到这里,我不免又要罗嗦几句,说说什么是容积率。容积率就是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率。可是,国家还有个规定,高层住宅容积率应不超过5,多层住宅应不超过3.嘿嘿,要是都按这个来,在考虑到光照指数,开发商根本赚不到钱。所以,大家就各显神通提高容积率。关键是送多少钱。容积率相对真实的只有别墅。所以更加卖得死贵。放眼全国,无论哪里,开发商和规划局都在一起愚弄人民。当然其中的公关费很可观,但与房价利润相比实在是太划算了。正因为容积率是可以托关系修改的,所以,没有哪个开发商会傻傻的按照既定好的容积率来开发。

大家在骂房地产商黑心致使房价猛涨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土地现价早已涨过房价的涨幅了。现在地方财政就是土地财政,地方政府拼命要卖土地赚钱,中央想控制都控制不了,你看现在全国各地哪个城市的城区面积都在不断蔓延。房价的高低有无标准。答:房价乃政府能够忍受的价格,房产现象只是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一个表征。我有时觉得政府官员真的是很蠢,一块地,如果作为住房用地来卖,那么他所得到的税收只有卖房那么一次的税收,而一套房子可用年限至少有4~50年,甚至
70年也就是说政府这4-50年就收这么一次税。但如果作为工业用地,做厂房,做企业,那么政府可以年年向企业商家收税,所以对于政府来说卖地建房是下下策的方法。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要买呢?因为一个地方的一届领导做多干五年,他做事只管这五年自己的财政收入,至于五年以后,他都不知道调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一届又一届政府是只管现在不管将来啊!

现在最搞笑的还是那个招挂拍制度。据说这个制度是向香港学习的,可是人家那是民主社会,法律多健全啊?可是在内地,这制度一出台就为政府官员游戏法律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没实行这个制度以前买土地,一般只需要出个10来万撑死100来万忽悠贿赂一下国土局的实权人士乃至一把手,那么土地譬如说本来价值1000万的土地,一把手银子捞足大笔一挥也许2,300万就搞到手了,反正都是公家的地。而现在呢?实行的正规的招拍挂,一般人就不大敢便宜卖了,你要敢这样做,不是下台也得双规,官员们心里也是有点忌惮的。

那么,价值1000万的土地可能就的掏出1500万银子才能摆得平,即使你有关系后台够硬那么最少也得7、800万才能堵上众人的嘴巴。因为能够搞房地产资质,能拿到土地的老板哪个是没有后台的,哪个是后台不硬的?你以关系拿到了,那我拿不到我可以利用我的关系在后面捅你一刀还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你身后的后台给拉下马。所以土地这块上多出来的价格是谁来承担?当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开发商不可能善良到自掏腰包,当然的把房价抬上去。制度是决定资源分配的根本原则,可笑某些人还在寄希望于宏观调控,根本的原则不调,怎么调都是空调!

我问过一个规划局长,"作为一个规划局的局长,你从你的角度说说,政府能不能暂时不卖地?"

他笑着说:"不卖地,哪里来钱养活那些公务员?"
在房地产行业,对于地产商追求高回报大家不能有过多指责,因为逐利是企业的本能。大家应该关心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个别贪官不顾国家的一系列制度规范,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他们凭什么滥用公权利?用公权利牟利呢?在地方政府政绩观的支配下,特别是一些官员在金钱诱惑下,都能想出应对、变通的对策。

比如说:招拍挂制度,很轻易地就被地方政府架空,当做摆设。另一方面,对于土地的违法行为,恫吓的多,实际上处理过软。国家确实处理了一批土地违法者,但是,轻描淡写地给省级干部、主管领导一个处分,起不了太大作用。一些受处分的领导干部,不但毫发无损,有些官帽子还越戴越大呢。以前我只是一个搞建筑的,现在做上了房地产,干什么吆喝什么,我现在就不得不研究国家关于房地产的有关政策,就不能不千方百计地和对我有用的各级部门官员打交道。

作为一个做房地产的商人,我的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声音:"一套房子会压垮中国。"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开始加入房地产行业的时候,正值香港经历亚洲金融风暴不久,香港很多老百姓正经历负资产的风暴。什么是负资产呢?我现在简单说一下:房价一旦提高,你要它降那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因为银行跟房价捆在一起呢,房价一旦升高,你买房子,如果你要做贷款,是不是要以市值做贷款?肯定不是拿净值做贷款吧?得,这就出现了问题,一旦房价大幅度下跌,就像97、98年的香港,遇到到亚洲金融危机,当时100万的房子只剩40万的价值,可是你的贷款是七成,也就是,这时候你借了银行70万,可是房子现在的价值只有40万!现在,你把房子卖掉还给银行,你还欠银行30万,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应该不还了,把房子给银行算了,我何必再赔30万呢。

可是,香港老百姓当时并没有把房子给银行,为什么?因为香港有很完整的信用体系,你一旦把房子给银行,你的信用就完了,以后你找工作、创业、纳税甚至生活都会出现问题,你不能拥有私家车,不能到高级消费场所等等。所以,香港老百姓没有办法,只好硬抗着。

可是,中国大陆就不同啦,因为没有完整的信用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如果出现了负资产,老百姓立刻就会把房子扔给银行,那时候,比亚洲金融风暴和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风暴马上就席卷全国,中国经济马上就到退三十年。所以,很多朋友总寄希望于宏观调控,认为国家出了重拳房地产价格就会降下来,可是,你不明白,中央可明白宏观调控政策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以及把金融机构搭上去的银行风险呢。再说,各地方政府能让房价下来吗?房价一下来,GDP立刻就降好多个百分点,政绩怎么算?税收怎么收?地方财政怎么来钱?银行坏账是不是又要超过国际标准若干个百分点?

但是,不宏观调控好不好?也不行,那就是第二个日本泡沫。二者泡沫就会造成经济过热,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企业运营成本提高。所以,还要调控,而调控的主要手段就是紧缩银根,提高利率,而这样的做法作打得一个恶果就是叫制造业赚不到钱,使得制造业老板把钱从制造业抽出来投入股市、房市从而使泡沫越来越大。

这不是似乎进入了一个怪圈?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老百姓就要坐等灾难的到来而无能为力?其实有办法,这办法就是让这房价高企的始作俑者放弃对房价的操控。

大家知道,房地产项目,立项到开工,一直到峻工验收合格包括期间的销售等等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政府的影子,就连最后的房地产交易中心,那本来应该是个类似市场之类的东西吧?那也是国土局下属的事业单位。

大家知道只要有政府影子的地方就一定有滥用职权,而滥用职权就意味着腐败,而这样也就提高了交易成本。所以,让政府推出这些所谓的监管,或者减少监管,或者公开监管,都会让房地产市场减少腐败,减少成本,最主要的就是那么行政性的收费项目能不能取消呢?我就不明白一件事,在房地产项目的建设过程中你收了建筑公司的税、验收合格以后你又收了房地产公司的税、交易过程中你又收了房地产公司和买房者双方的税,这些税不就是用来支付你那些行政机构的费用的吗?你政府为什么还要重新再收一遍呢?

说完了这些咱再说你政府的卖地行为,你美其名曰说是什么市场化,我看纯属你往财政捞钱,每届地方政府上台之后什么事都不用做,只要卖地就能使
GDP上升,卖一块地GDP上升一个百分点,卖两块地GDP又上升两个百分点,卖的价格越高GDP越高,所以,放眼全国,什么东西涨价最快?土地!而且是只涨不跌的,这时什么行为?市场行为?鬼才信,这就叫操控市场。你土地价格上去了,企业运营成本自然就上去了,于是,拉动相关行业涨价,相关行业涨价,其他行业能不涨价?所以啊,温总说到了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涨价,它是说到点子上了,可是他有一句隐台词没有说出来,那就是结构性上涨的根子在哪里?我相信他是明白的。

政府不卖地,房价就能降下来?短时间这个效果是出不来的,短时较出效果只能在银行身上下手,但是,大家请记住,在银行身上下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首先,银行虽然说是国家的,可是银行他也是企业,它也要生存啊,你现在叫它生存不下去,他能干吗?除非政府拟给补贴。银行的钱是在房价最高的时候放出去的,你现在强行打压房价,银行的损失怎么办?就算你给银行补贴,那些房地产公司又怎么办?他有些房子实在房价最高的时候卖出去的,那么现在房价呼拉掉下来一大截?人家那些先买房的人不来找你房地产公司吗?不管多大的房地产公司都没有银行的实力,老百姓叫它退钱它是退不起的。

所以,像在短时间把房价降下来,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不说,当初花了高价买地建房的房地产商不干,银行不干、买了房的业主不干、就是地方政府也不干啊?再说,还有一只幕后黑手在继续推动房价上涨呢?那黑手是什么?就是政府卖地的那笔钱啊?那钱它不会老老实实躺在财政局的帐号上的,它要以各种名义跑到市场上来,修桥铺路从事地方建设啦、公务员加薪啦、福利事业啦等等,但是为这些最终买单者一定是老百姓!怎么买,你自己想吧。

作者:杜君立

杨恒均:其实你不懂老百姓的心

1995年开始,已经在县处级以上的干部中实行了收入申报制度,问题在于,人家干部的收入都是"透明"的,每年走走过场申报一下,告诉多少收入,连收据发票工资单都清清楚楚,你能咋样?可怜的小老百姓,眼看着人民的公仆每年的收入都没有什么增加,可人家的财产却隔三差五翻一番,难怪看来看去都看不懂。有些小老百姓心里直犯嘀咕,以为这些县官以上的官员家里都有印刷钞票的机器。

问题就出在如果官员不公布财产而只公布收入,几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好在这届政府终于要动真格的,继新疆阿尔泰小城和浙江慈溪试点之后,温家宝总理在答网友问时说他的政府正在考虑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官员公布财产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是当今世界各国对付贪官污吏最行之有效的办法。这几乎是共识了,所以,虽然我们看到在中国实行起来困难重重,一拖再拖,可迄今为止,我尚未看到有哪一位"敢言"的官员挺身而出,对官员公示财产制度说三道四,他们大多学乖了,闷声发大财――

当然,直到昨天我顺手拿起一份街头小报《南方周末》,赫然看到离北疆小城阿尔泰不远的乌鲁木齐市市委书记兼人民的代表栗智的发言:新疆官员登记自己的财产已经很长时间了,只不过没有在报纸上公布过。"反腐败更重要的是治本,让干部真正从心眼里、打心里面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去做,不去贪污,不去行贿受贿。"如果某个干部的心里面要求受贿,他就是登记了,也绝对不会把他受贿的财产登记,所以也监督不了。

温总理号召官员要讲真话,要用心说话,我相信这位乌鲁木齐的市委书记是用心讲话了,而且,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消灭贪污腐败,就得让官员心服口服,从心眼里不想去贪污腐败。这话听得我毛骨悚然。

我们大家都知道,民众监督权力和媒体开放、言论自由当然是最好的防止贪污腐败的办法,但在没有走到这一步之前,一些好的政策法规包括公布官员财产的做法也是公认的行之有效的。这位书记却认为这个办法不能让官员打心眼里配合政府的规定,而且他们心里不认同你,那么,"绝对不会把他们受贿的财产登记
",这是咋回事?

早前东南沿海的一位前政协主席在被问到官员应该公布财产的时候,发出了一声狮子吼:老百姓为啥不公布财产?这位前政协主席显然忘记了温总理告诫他的"是人民在养活你们",所以,人民需要你们公布财产。但如果我们追究一下,就会知道,其实人民一直在公布财产。

请问,老百姓在接受工资的时候,不是自动要缴税吗?而且,如果大家认识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话,就知道,如果政府的税务部门怀疑你隐瞒收入的话,随时可以查你,你一定得配合,否则,你的企业就要关门。我楼下的一个小小的夫妻开的理发店平均每天就要给政府缴纳各种税收达50元之多,那位小老板说,我不敢生病,我躺一天,也得交一天税,所以我就起早贪黑,生不起病啊。――他给我理发的时候还在流鼻涕,差一点把感冒也传给我了。

乌鲁木齐书记同志,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是的,我在告诉你,无论是老百姓的工资扣税、民营企业家的税收,还是开理发店的夫妻每月固定的税钱,他们在缴税时哪一个是打心眼里配合的?但他们一定得交,对不对?

记得很久以前我们国家曾经到处宣传公民应该积极热情地向政府缴税,弄得好像缴税很光荣似的,结果呢?有哪一个老百姓是看到这些宣传就去排队缴税的?后来我们国家进步了,不再搞这些乌龙宣传,而只是制定了严格的税收法律和政策,各位,你不交税,我关你的店门,拆你的房子。

各位,不要以为这有什么不对,公民有缴税的义务,国家有收税的权力,在全世界都是如此。尤其在美国这种法制健全的国家,你试一下拖欠税款看看,很可能弄得你家破或者坐牢。

政府向老百姓收税是强制性的,这种收税是建立在老百姓的收入和财产上的(例如买卖房子时交的税,买卖衣服时交的税),没有任何一个老百姓是可以逃脱政府的税收的(例如,你出门坐一趟公共汽车,也为国家增加了一份税收)。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位政协委员喊叫"老百姓为啥不公布财产"是站不住脚的。老百姓已经通过自己的税收公布了所有的财产,至于那些非法收入(例如贩毒和卖淫所得),公安机关随时可以查他们,把他们抓起来,没收财产。

那么,为什么老百姓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呢?很简单,官员是老百姓的税钱养活的公仆,老百姓想知道他们交上去的血汗钱是不是落进官员们的口袋了。在现代文明社会,老百姓纳税和政府官员公布财产几乎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同等重要。

政府用法律和法规迫使老百姓纳税,那么,又用什么办法让官员自己公布他们的财产呢?按照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同志的建议,要治本――可他的治本不是从制度上入手,而是干部"从心眼里"入手,让他们"打心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去做!

各位,现在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又被雷到了吧?请问,老百姓缴税,有谁告诉他们,我们不用制度,不制定法律和规章,不去强迫你们,不去查封你们的店铺,不扣留你们的营业执照,你们打心眼里自愿来缴税,好不好?如果是这样,我想代表同志比我更清楚,估计国家每年收的税钱,连供应你们一年开一次会都不够,还如何让祖国这么"繁荣昌盛"?

老百姓拒绝纳税是犯法的,要坐牢的,偷税漏税太严重的甚至要枪毙。同样的道理,贪污腐败也是一种犯罪,是和抢劫、强奸和杀人放火一样的罪恶,对付罪恶不光是依靠罪犯和嫌疑犯靠自己内心的觉醒,还得有法律的制裁。你什么时候能够靠说服教育和自我觉醒来杜绝犯罪?

再说,过去多少年,我们哪一天不是在靠宣传教育,靠各种主义、理论和代表在培养我们干部无私奉献,象雷锋一样,大公无私,甘当人民的公仆?这样折腾都快六十年了,你们这些官员不但没有能够"打心眼里"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去清正廉洁,而且,现在我都不好意思用"连三岁小孩子都知道"这种句型――我得用"连不会思考的动物"都知道,中国官场几乎达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请问,如果不建全法制,使用带强迫性质的方式迫使官员必须公布私产的话,让我们等待你们的"心"变得自觉起来,打心里面来配合国务院党中央,再给你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够不够用?

乌鲁木齐书记同志,我得承认,虽然我不懂你的心,但却从你的话语里看到了你的"真诚"。因为你的话语里的意思告诉我们,要想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话,要想这个制度行之有效的话,没有你们这些官员的配合,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其实,这正是为什么说了这么久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至今还只能在新疆那么遥远的阿尔泰试行!

2月28日,温总理对网民真诚地说:"(官员公布财产)这件事情要做得真实而不走过场,就必须建立制度和制定法律,并且长期保持下去,使它收到真正的效果。"

从温总理的话语中,我们只看到制度和法律,并没有看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所说的"真正从心眼里、打心里面"这种词语,很简单,官员申报财产这个制度和法律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无法实行,根本的困难就是很多、很多领导干部"真正从心眼里、打心里面"不想公布他们的财产,抵制这种制度。他们抵制这种制度的原因也只有一个:他们的财产来路不正,而且他们还想子子孙孙继续享受这种来路不正的财产!

中国每年出台上百个法律法规,大多是用来威慑和规范老百姓的,而世界上最有效率的中国政府却拖了这么久都无法制定一套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主要原因正是他们要制定的是一套用来约束自己的法律和规章。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全国的税收政策交给老百姓来制定,会有什么结果?我估计,没有几个老百姓会同意让官员收税的。但如果让老百姓来制定官员财产公布的法律法规,我估计一晚上就搞定了。其实一点也不困难,真正无法实行的阻力正好来自于某些人的"心"
――"贪心"和"私心"。

有网友说,让官员们制定约束自己贪污腐败的法律和规章,无异于与虎谋皮。所以,这些年,老百姓虽然从始至终最关心贪污腐败问题,但很少有人寄希望于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出台。不过,惟其如此,我们才说,当一个政府能够主动制定法律和规章制度监督自己的官员贪污腐败,而不是整天用忽悠老百姓的"加强反腐倡廉的力度"之类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学习的时候,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我希望看到这个巨大的进步在胡温这届政府余下的三年时间内取得。谁都不能低估实行官员财产公布制度的阻力,但这种阻力绝对是来自官员和利益集团内部的人为阻力,不是什么中国特色,更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无关。

要想克服这些阻力,除了继续深入执行胡主席的"以人为本"和温总理的"是人民在养活你们"的思想之外,民众本身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建言献策,督促加油。如果你自己对于使用你的钱财养活的官员的财产都不关心,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官员们"真正从心眼里、打心里面"公布自己的贪污受贿所得的财产,估计这样的民众,是配不上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的。

最后我想对乌鲁木齐市委书记们说,你们到底包藏一颗什么样的心,其实只有你们自己知道,老百姓是读不懂你们的心的。但老百姓的心声却很简单,他们最关心的是贪污腐败问题,他们希望你们不要贪污腐败,或者少贪污腐败一点,至于你们是否真心诚意地"不贪污、不腐败",那只有你们自己知道。但不管你们是真心诚意地贪污,还是虚情假意地贪污,老百姓希望一定得有法律和制度威慑和制约你们,这个道理难道比你们每天学习的那些大道理还难懂?

书记同志,请你"真正从心眼里、打心里面"去理解老百姓的心!

杨恒均 2009-3-15 广州

杨恒均:翻过无形的墙去了解中国、世界和我们自己

和一位大陆学者聊天,说到和他的研究有关的海外几个新闻和评论,他说不知道,问我,你从哪里看到的?我说,从海外网站。他说,我的电脑看不到。我说,你要翻墙过去看。他说,我从来不装那些翻墙的软件,又费事,作用又不大。

我很吃惊,问他,那你怎么阅读防火墙外面的那么多好文章?他说,为什么要看墙外面的?对于我的研究,国内的已经足够了。

我更吃惊了,我很理解普通网友由于不知道如何使用,或者嫌麻烦,又或者由于害怕而不愿意在电脑上装翻墙软件,但对于一个搞社会研究的,又怎么能够不去翻墙认识世界,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下中国,或者反思一下自己呢?

据我所知,这种学者、教授并不少。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就因为一堵人为的防火墙,很多本来应该具有更广阔视野的专家学者就把自己自绝于另外一个世界了。这样的人,哪怕天资过人,也很难是一个思想和学术上比较完整的人。

我对"墙"的认识源于自己年轻时出国的经历。在出国之前,我应该也是属于中国那些"天资过人"的高材生之一吧,学习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以为天下事务尽收心底,不可一世,哪知道翻过几次"墙"、出过几次国后,发现自己的知识贫乏得可以,就连自以为牛逼的英语也说得只有自己才完全听得懂。

后来,我就很喜欢翻各种各样的"墙",总是不愿意有天然的和人为的墙阻隔住我和未知的世界。当然一开始还只是喜欢翻越有形的"墙"。

其实相对于有形的那些"墙"――国界线以及各种屏障,包括网络上的防火墙,那些更难逾越的反而是一些无形的墙,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墙,但更多的在我们内心深处。

每一次走过罗湖桥,翻过一堵有形的"墙"来到香港,晚上聊天不到十一点我就会告诉朋友,我要回酒店了,因为我想上网。他们说你在大陆也不常上网啊,为什么到香港不多聊一会?我说,在这里不同,你们这里没有防火墙,我就可以在网络上真正"自由行"。我说,在大陆哪怕使用防火墙,网上冲浪总是不那么顺畅,特别是下载常常受阻。所以我都会利用到香港"自由行"的机会,真正在网络上潇洒的自由行一次,把自己的电脑下载得满满的。

住在海外的朋友虽然都知道互联网上有一堵墙,可他们真正能够感觉得到的,却并不多。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对于普通网民,自然不用去感受那堵墙,然而,对于那些研究中国问题,关心中国现状的,却不能不时刻记住那里有一堵墙。

我常常问想和我讨论大陆互联网和中国前途的朋友,你们能够感觉到那堵墙吗?

他们对我的问题很疑惑,说他们当然知道有那堵墙,新闻时刻在提醒他们。我说,不是问你知不知道,我问你感觉得到吗?他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于是我更清楚地问:你们对中国问题感兴趣,你们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那么你们学会翻墙看中国没有?

有些朋友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因为那堵墙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根本不存在。那堵墙只是为了阻隔大陆的读者窜访海外网站,而不是用来限制海外网民进入中国网页的。

可是对于我的另外几位美国朋友,他们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们都是非常关心中国问题的,有一位美国朋友还是汉学家级别的专家。我们这次在美国谈中国问题,他们都非常能谈,说起民主自由都把我雷来雷去雷得一塌糊涂。不过,当我提醒他们注意一些中国的民情和舆情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几乎是鸡同鸭讲。原来,他们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所引用的资料几乎都是来自海外的,就是那些互联网资料,他们也一定是从防火墙以外得到的。

如果说大家是搞纯理论研究的,我完全可以理解,从政治正确出发,世界上对民主和自由理解深刻的文章和观点绝对不会出现在中国大陆这块地方上,不会出现在防火墙以内,美国和西方对民主的研究几乎已经达到了"历史的终结",可是,如果我们站在防火墙以外,用这种理论来套中国,你怎么使劲都不一定能够套上,最后把你弄得怒火中烧,弄得灰心丧气,弄得绝望透顶。

我惊讶于那么多关心中国的学者竟然满足于站在那堵"墙"以外,用那些政治正确的理论品头论足,我理解墙外的鲜花美丽绽放,让在墙外呼吸惯了自由空气的人爬到墙里面去观赏那些圈养的自由的嫩芽,肯定会很不爽,很不舒服。

一个多月前,一位美国华人教授和我坐在电脑前,他正在向我推荐一些网站和文章,对我说,杨先生,这些文章要比你的文章说得好,说得透,你为什么不写这样的文章?你写文章为什么总要躲躲闪闪?你在美国呆了这么久,为什么就写不出我们这里作者写的好文章?

然后,他微微挪动手,又打开我的文章,说,你的文章很多人看,但我不会看的。你没有达到应有的理论高度。

他轻轻地关掉电脑,我知道我们不可能在讨论中国问题上有什么进展了。因为他肯定不知道,当他在轻轻移动鼠标的时候,其实是在翻越一堵墙,在两个世界中自由漫步。他也不知道,他举手投足间跨越的那堵墙,其实隔开了他和十三亿的大陆民众。而那些大陆民众就生活在远远无法达到他说的那种理论高度的现实世界中。他当然更不屑于翻越一堵无形的墙,去看我们写的那些不够理论水平的文章。

对于大陆的学者,翻越网络上实实在在的墙,虽然有一定的困难(需要软件),但却是可以克服的实实在在的困难,反而对于那些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由于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那堵对他来说并不存在的墙,结果反而被那堵墙无形地隔绝了。这一隔绝,哪怕他的理论水平再高,民主和自由说得再透彻,他也很难去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真正的世界,和一个真正的自己。

其实在我们的周围和我们的心中,这种无形的墙还有很多。这些年在中国大陆行走,我发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象中国这样,许许多多无形的墙把各种人群阻隔开来,把大家的心弄得支离破碎。精英和普通民众被隔开了,没有几个精英去真正超越,当一些精英发现民众没有附和自己的观点,让自己不满意时,他不是跨越那堵墙去了解民众,而是和北京发出了同一腔调的"素质太低"论;左派和右派更是老死不相往来,都不愿意爬过那堵墙去了解一下对方,其实,你不去了解对方,又怎么知道你就了解自己?这些年,我们还在自己心中筑起仇恨的墙,精英的墙,充满偏见的墙,和权力欲的墙……

由于年轻时出国跨过有形的一堵堵"墙"让我大开眼界,受益匪浅,于是,我告诫自己,从此以后,我都不会让任何一堵墙――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阻隔我的视线。只要发现面前有一堵墙,我就想方设法翻过去,不光是为了了解墙那边的世界,更是为了看清墙这边的世界,以及认清我自己……

杨恒均 2009-3-19 香港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c00fbb0100db54.html

胡耀邦和赵紫阳有何不同?

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中共的两位杰出领袖。胡耀邦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遭罢黜郁郁而终,引发89民运;赵紫阳在89民运中因拒绝下令向学生开枪而下台,在软禁中死去。但这两人又有什么不同呢?流亡海外的中国著名政治异议人士万润南指出:胡耀邦始终受困于共产党体制内,而赵紫阳却试图跳出共产党的体制。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的报道

将赵紫阳和胡耀邦做比较,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他们两人都正直、开明、亲民、勇于改革,深受人民爱戴。原北京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曾长期在中共体制内工作,经历过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时代。他说,着眼于当年的历史环境,这两位前后任中共总书记,还是有明显区别:"我们回过头来看那个时代,有人评价说:胡耀邦是共产党里头的民主派,赵紫阳民主派里头的共产党。也就是说,赵在中国要作政治改革,接受民主政治,更为接近民主派。"

万润南说,胡耀邦在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纠正共产党的错误,功勋卓著。赵紫阳则进一步要将共产党汇入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潮流,他并且为中国设计了一幅改革的蓝图:"特别是在落实宪政的一些具体的法,比方说:阳光法案,这是针对反腐败的;结社法,针对结社自由的;新闻法,是针对新闻自由的。在89年的时候,几乎都呼之欲出。"

万润南指出:胡耀邦和赵紫阳都被邓小平重用,而又被邓小平罢黜。罢黜胡耀邦,扼杀了中共党内的正义与良知;罢黜赵紫阳,断送了中共自我更新的可能,逆转了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于是,89民运至今20年,邓小平设计下的中国,沦落成这个摸样:"社会的腐败,分配不公,达到空前地步。权和钱的结合,权贵资本主义,成了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89年开枪的结果,结束了共产党统治道义上的合法性,它变成了一个赤裸裸的利益集团。"

万润南指出,赵与胡还有一点不同,表现在面临党内恶势力围攻时:"胡耀邦做了检讨,不管他是真心的,还是被迫的,赵一直拒绝做检讨。胡到最终,还是作为共产党里头的一员,要服从组织的决定,依然没有跳出共产党的约束。但赵实际上已经跳出这个圈子,他不再接受这个党的所谓规则,他坚持了自己的看法。据说中央在一个大学传达关于赵紫阳的错误决定,当讲到赵紫阳至今还拒绝作检讨时,全场热烈鼓掌。在这一方面,赵更贴近普通民众。"

万润南因支持89民运而流亡海外,他已淡出民运活动,但仍关注民运的发展。他说:最近赵紫阳口述录音回忆录的出版,会使致力于中国民主运动的人,对赵紫阳、胡耀邦这样一些共产党人,有新的认识,他们也具有民主理念,他们也在思考中国的前途:"应该和他们良性互动,而不是拒绝,这样才能把中国的明天,争取得更好。"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u-05292009231032.html

邓玉娇案:死者上身刀伤不会说谎!

尊敬的各位网络法官先生/女士:

巴东县公安局在互联网上通报第3版,这样描述了邓贵大身上的,有结果,无来历的4处刀伤:

"邓玉娇遂拿出一把水果刀起身向邓贵大刺击,致邓贵大左颈、左小臂、右胸、右肩受伤。黄德智见状上前阻拦,邓玉娇又刺伤黄右大臂。。。。"
根据这个从邓玉娇刚拿刀, 中间隐藏300字, 一下子就跑到法医报告的版本, 我们被引导想象到下面的自卫过程, 图示:

但是, 我们知道, 和现场信息有关的
1。公安局的人:和您一样, 谁也没有在现场目击;

2。邓玉娇:发通报时, 被收押在精神医院,没被采集理智状态下的口供;

3。邓贵大:死亡;
黄德智:命案当事人, 现在也是自由人;
邓某: 命案当事人, 现在也是自由人;

4。现场:有证明打斗的录像?没有。但有流血的位置!!

显然,巴东县公安局在这个通报上,主要替黄德智和邓某, (并没有邓玉娇核对) 与对外广播。黄德智和邓某的发言里,没有交代邓贵大身上的4处刀伤是在

什么姿势下形成的。也没有交代4处刀伤的深度,宽度,角度。

那么,邓贵大是坐着,站着,还是躺着挨的那4刀呢??
没有交代。这可是邓玉娇自卫与凶杀区别的关键。我们可以假设邓贵大站在那里,没有丝毫暴力侵犯动作,或者防卫挨刀动作,站在那里,老老实实挨那4刀呢?
当然不可能!
生理自然反应会让他有动作!

那么,他的身体处在什么姿势下,会产生那刀口呢? 这正是黄德智和邓某的发言里不透露所隐藏的苦衷。

好吧,既然他们不说,让我们根据邓贵大身上的刀伤位置来模拟现场吧。 位置会告诉我们,刀是如何按什么次序刺的。
逻辑上,致命的刀伤一定会发生在后面,否则,人倒下了,非致命的刀不需刺出了。


我要大声问:沙发上,沙发前面,有没有血迹????? 第一滴血是留在哪里?把照片登出来!!!

如果有任何血迹, 那么, "起身" 就是捏造了. 因为搏斗已经从沙发上开始了, 沙发上,附近的血已经在作证了!!那么,在邓贵大倒下后,
黄德智躲开后, 无人再阻拦, 邓玉娇起身了.

在下面的左图,是公安局通报第一版; 下面的右图, 是公安局通报第二/三版;

当然, 如果邓玉娇现场的衣服裤子上有大量血迹, 那几乎更是第一版的再证明了: 性侵犯在先! 自卫在后!!

网络法官先生/女士,
您能规定性侵犯/强奸, 只许在施暴人成功插入时, 受害者才可以开始武力自卫吗?
您能规定自卫, 只能用鸡毛掸子等, 不准用刀吗;
如果可以用刀, 本案里, 您能断明那一刀属自卫, 哪一刀属 "故意伤人"吗?? 哪一刀属 "故意杀人"吗??


解决办法很简单, 发布命案现场的照片(可别事先打扫现场啊!!). 非常奇怪, 巨大命案, 媒体竟仅仅透露什么打碎的烟灰缸,来向
1300000000华人报道. 我现在知道, 为什么公安局在报道新信息时,只在 一些如 把"特殊服务"改为"异性洗浴服务",
把"按倒"改为"推坐", 起身... 下工夫, 而

1. 不报告现场沙发/沙发前的 血迹位置, 血迹面积; (沙发上近距离搏斗)
2. 不报告 强奸嫌疑犯 和 杀人嫌疑犯[ 上衣是否都有 血迹? 位置是否恰好左对右?(沙发上近距离搏斗)
3. 不报告 杀人嫌疑犯 手上是否有 血迹? (沙发上近距离搏斗)

因为, 这些语言不能更改的证据是实际过程的 见证和 铁证! 不利于警方把投案自首者立刻送精神医院的办案决定! 反而,送邓玉娇去精神医院,
是立刻换掉 邓玉娇 身上血衣证据(如果有血),简化案情分析,以利按意图办案的 大好借口和机会!!!!!

人可以记忆不清, 误记, 甚至失忆, 有意否认, 编造,不论原告/被告, 但现场物证,是绝对客观现场事实的忠实记录,不容任何人改动,复制,替换.

是谁又给邓贵大补上了一刀? 777楼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如果我们一致认定, 一个犯罪活动不是由最后那个动作才称为"正在进行", 而是由一系列小动作组成, 那么, 让我们看看3次通告上已报道的证据
是否已经足够澄清事实了:

事实就是: 邓贵大已经完成了强奸系列行为的前面的动作!!

难道不是吗, 各位网络法官先生/女士??

巴东县公安局如果对上面的分析不赞成,那么请请公安局,根据2人的身高,画出既符合双方(不是单方) 一致的调查,又符合伤口位置,血衣痕迹,
和现场环境的的图形. 让我们带着这些铁证, 走上法庭辩论吧!!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4/5e389f8a32a9aec0d88198d7f8848d34/1/0/1.shtml

江迅:赵紫阳回忆录幕后推手是中共老人

赵紫阳三十小时录音出版回忆录,幕后推手是四位中共老人:前国家新闻出版署长杜导正、前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前中纪委副书记萧洪达、前《光明日报》总编辑姚锡华,而前广东省委书记林若提供录音机和磁带。杜导正草拟了提纲,写序言。录音带复制多套分置几处,最后由赵的旧属鲍彤之子鲍朴在香港出版。鲍朴指称出版前在香港曾被十几人轮番跟踪,但出版消息曝光后,跟踪者即消失。

人生真是一部不断书写的历史。在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去世四年多之际,他生前秘密录下的三十小时录音讲话,在零九年五月整理成英文版《PRISONER
OF THE STATE》(《国家的囚徒》)、中文版《改革历程》先后出版,引爆全球"六四"热门话题。赵紫阳远走了,留下的录音却继续书写历史,对中国改革历程的反思,对"六四事件"真相的披露,无疑刮起一股"赵旋风"。

亚洲周刊获悉,赵紫阳这三十小时录音的幕后关键推手,是中共四位退休老干部,他们是:杜导正、杜星垣、萧洪达、姚锡华。他们从二零零零年起,即在不同的地点,开始这项秘密党史记录的工程。

今年八十六岁的杜导正,曾任北京《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新闻出版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今年九十五岁的杜星垣,曾任国务院秘书长、四川省委书记、水电部副部长;已于二零零五年九月去世的萧洪达,曾任中纪委副书记、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广东省委常委兼办公厅主任;已于二零零九年三月去世的姚锡华,曾任北京《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广东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国防科委政治部秘书长。他们都曾经与赵紫阳共过事,是他的老部下,是与赵紫阳来往最密切的朋友。

不能不提的,是另一位远离北京、住在广州的前省委书记林若。他在赵紫阳开始向四位老人口述回忆之后,听杜导正访穗时提及此事,即提供了录音机和录音带,要用声音将被压制的秘密记住。

最主要的幕后推手杜导正,五月十八日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说:"参与赵紫阳录音的,包括赵紫阳在内一共是五个人,现在已经走了三个。全部录音就是我们四个赵紫阳的老部下一手操作的。"

据知,这一录音是杜导正最初发起的,最后也是他完成的。他说:"这部书的序言三千字左右,是我写的。我开始不愿写序,赵紫阳家人多次提出。拖到今年三月,我住在协和医院,他们又来催我。后来,我想,参与的几个人,紫阳和萧洪达、姚锡华三个走在我们前面,如今剩下我和杜星垣,年纪都大了。这么一想,我就对紫阳家人说,我写序义不容辞。我写得很平和,很公正,很稳妥。"杜导正说:"我曾经建议,根据录音整理出版的中英文版书,避过『六四』,在零九年『六四』以后出版,但这一建议最后没有被接受。"

他说:"赵紫阳作为『六四』事件最重要的当事人的一方,是被告的一方,前几年那种形势下,被告是不能说话的,都是另一方面的声音,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因此,他作为当事人的重要一方,有责任、有权利,讲一讲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自己知道的情况。他在这些录音中,主要讲的是『六四』,而后讲的是『六四』前因后果,讲他自己的看法,又进一步谈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功和过,谈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前后,建国和治国中的成和败,谈了共产主义的兴和衰。我一再鼓励他谈,可以说,赵紫阳与胡耀邦相比,赵读书没有胡读得那么多。耀邦读书特别多,紫阳读书显得少些,他退下来以后才读了很多书。退下来,他有时间了,看了很多材料,结合他的实践经验,作了很多思考,海阔天空地想了很多问题。他的录音谈话,是一层一层展开的,很有条理。"

杜导正说,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政治气氛很紧张,他们这些赵紫阳的老下级与赵的关系都断了,他们去不成赵的家,赵也无法与他们打招呼。直到一九九二年气氛才开始松动。他们才与赵紫阳恢复了联系。杜导正第一个向赵紫阳提出:"你要留下东西,你是当事的一方,把你了解的情况,把你的看法写下来。古今中外,大人物都有回忆录。"赵紫阳开始不同意,说恐怕没有什么意义吧。

一次,杜导正与萧洪达一起去见赵紫阳,杜导正回忆说:"那次,我话说得很重,说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六四』是中共历史上很重大的政治事件,如此惊天动地,你是重要的当事人一方,你应该留下你的声音。这对今人和后人研究这段历史,研究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很有价值的。你有这份责任,对党负责,对百姓负责,对这世界负责,对历史负责,你应该也必须讲出自己的看法。后来他总算同意了,说:『好吧,那你们写一个提纲,我来回答。』"杜导正草拟了一个提纲,摆出几十个问题。赵紫阳为了准确回忆,曾派秘书去中南海查资料,却被当局拒绝。杜导正说,那次对赵紫阳的内心伤害很大。

一开始,杜导正、杜星垣、萧洪达、姚锡华都在场,当时没有录音,由杜导正笔录,他曾做过记者,有笔录的习惯。赵紫阳谈,他们四个人在旁听。一次,杜导正去广州见广东前省委书记林若,杜导正说起赵紫阳谈话的事。他俩都觉得应该录音,免得记录不准确,被人怀疑真假。林若说,他有一台最好的录音机,让杜交给赵紫阳,那天还给杜十盘录音带。那以后,赵紫阳的谈话就开始录音了。后来杜星垣、姚锡华身体不太好,就不参加了,只剩下杜导正、萧洪达两人继续录音,而后萧洪达身体也不太好了,只剩下杜导正一人坚持着,陪伴赵紫阳录音。一次,杜导正对赵说:"紫阳,反正是你讲,我们也不用陪你了,你就自己对着录音机讲吧。"于是以后都是赵紫阳自己讲自己录音了。

杜导正说:"赵紫阳的谈话录音,前后复制了三套,赵那里一套,姚锡华那里一套,我保留了一套。我们都有了录音,讲得很清楚,逻辑很严密,�述得很有条理。谈话中有很多看法是很不错的,给人很多启示。当然,他谈话的观点,我并非全部赞同,有些观点可能还是错误的。一次,我对萧洪达说,根据这些录音,整理成文字,马上就可以出版。当然,那时根本就不可能出版的。"

杜导正还未被找麻烦

至今,当局没有找杜导正就此事谈话,他说:"执政党和政府,比过去文明多了,如果是在过去,我们这些人都会被拉进监牢去了,不入狱的话,至少都发配去青海、宁夏了。总体上说,现在是大大进步了。问题是我们希望它进步得再快一点。"

英文版《国家的囚徒》已于五月中旬推出市场,反响强烈,各地书店奇货可居。中文版《改革历程》,将于五月二十九日在香港上市,由鲍彤儿子鲍朴任出版人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他父亲鲍彤是赵紫阳前政治秘书,目前依然被当局软禁在北京寓所,他是出版书的主要策划者,他自认"这是赵紫阳留给我的最后任务"。《改革历程》首印八千册已被大小书店书摊预订完,由于事前低调保密,不知情的印刷厂没有准备印刷纸张,出版消息突然曝光,印刷厂措手不及,急急购买纸张,匆匆加班赶印。

鲍朴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透露,他知道这一份录音带的存在是二零零五年,是赵紫阳去世以后,录音带分散在几个不同的人手上。从他们手中收拢,集中在一起,整个过程非常困难,什么事都不能在电话里讲,这一过程整整花了两年半时间,真正文字工作整理已经不算什么难事了。录音带除了赵紫阳本人自己有一部分以外,流散在他们几个人手上。实际上不是一整套在谁手里,至少有两、三套,是被复制过的,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人手上,没有一个人有完整的全套录音带。赵紫阳本人也没有全套的录音带。

鲍朴说,那几位退休的中共老干部功劳很大,成功说服了赵紫阳,由他以谈话的形式录音。据悉,有一次不是在赵紫阳自己家里,而是到某人家里去谈的。去的时候,中央警卫局把那人家里的胡同和街道的汽车全部赶走,一条街道的汽车全都清走,动作那么大,连公安局也来了人,赵紫阳进了那人家里后,中央警卫局的人就在门外站岗。赵紫阳出门一趟很不容易,因此他们觉得,外出谈话这种方式不太合适,其实,赵紫阳外出的机会也实在不多。

鲍朴说,九三年,赵紫阳写了一个回忆录似的文字材料,录音时,他几乎是照着这材料讲述的,整个录音过程是二零零零年开始的,到二零零三年,SARS(沙士,非典)爆发那年,赵紫阳的身体已经很差,因此,赵紫阳的录音是在这之前的一、二年里完成的。从录音带听得出,有些地方是重复的,虽有重复,但重复部分的谈话,条理依然很分明,只是口语上的不同。因此,很明显是照着事先精心准备好的稿子讲的,不是随意的谈话。至于这批稿子现在在哪里?鲍朴说:"我确实不知道,没有人发现过。"

赵紫阳家人不知内情

赵紫阳的录音带是有顺序的,原录音带上,赵紫阳用铅笔写了序号、编号。鲍朴说:"特别珍贵的是,录音带由他本人作了编号。由此,我们就知道这个序列是完整的了,而不是中间有什么缺失了。我们在中文版编辑时,在章节的选择中,只是调整了一下顺序。这大块文章的顺序调整,最后是由我父亲定的。他认为哪部分放在前面,哪部分放在后面,我们照着做。"

据鲍朴说,赵紫阳家人知道录音带的存在,不过,这书是怎么策划的,什么时候出版,出版的新闻什么时候曝光,他们并不太清楚。新闻披露后,鲍朴和他们通过一次电话,他们说,出书的事,他们知道了。鲍朴说:"我们心里清楚,这套录音带一定完璧归赵,归还赵家,那是属于他们的。这部书,他们家人也应该享有著作权。中文版署名『赵紫阳』,他家人享有著作权是毫无疑问的。"

鲍朴说:"大家都这么讲,我父亲有处理这事的权利,因为我父亲当时还在秦城监狱时,赵紫阳就托一位老司机把我妈妈接到他家里,对我妈妈说,他希望与我父亲一起回忆,写一部《北京十年》,我妈妈把这一口信带给了在狱中的父亲。我父亲说,那历史都记在脑子里了。我妈当时还带去一本《改革年鉴》,希望帮助他准确回忆,书送进去,结果父亲退回来了,说都在脑子里,不会忘记的。后来那部《北京十年》没有完成,因为,我父亲出狱后,他俩不能见面,他们之间的通讯是根本不可能的,有很多很多难以想象的麻烦。"

鲍彤完成赵最后任务

鲍朴举例说,有一年,赵紫阳女儿邀请鲍彤参加她公司的一个拍卖会的预展,就是因为他女儿邀请,鲍彤已经在去预展的路上了,有关人员硬是把他拖上车送回家。他们不让鲍彤与赵紫阳家人有任何接触,见面谈话。可想而知,他俩要合作的困难了。鲍朴说:"虽然《北京十年》的书没有成功,但都知道赵紫阳的遗愿,托付我父亲完成那部《北京十年》。"鲍朴说:"此事成功,主要是那几个关键人物在后面运作,他们中间有两位已经去世了,其中一位零九年三月刚去世。英文版提到他,说他还活着,可惜错了,他已经去世,英文版没来得及改。对他俩去世,真是很遗憾,他们是党内老干部,曾身居要职,退下职位后,很热心做这事。据知情人告诉我,有时夏天他们拿到录音带,躲在屋子里,关上门窗,反复听录音,这种细节真让我感动。"

出版后跟踪者消失

在香港已经生活了七年的鲍朴始终很低调。他说,前一阵总有十来人轮换着不时跟踪他,但录音带和出书的消息曝光后,跟踪的人反而消失了。

鲍朴说:"跟踪我,我没有直接的证据。我想,一旦进入公众视野,我就安全了。我昨天晚上还和我父亲通电话,问起他的近况。他说,他感觉现在的中央领导人对此事处理得还算冷静,他至今未受到负面影响。他说,毛泽东和邓小平都犯了不冷静的错误,现在,到目前还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在北京的电话畅通,也没有人专门为此事找他谈话。"

原文:亚洲沙龙 http://www.iasiaweekly.com/archives/1429

中国的千万富翁都是什么出身?

博主按:这几日不想写什么,原因在于没有感觉,今天偶然从一个博客中看到这篇文字,觉得还有些娱乐的效果,转帖过来,由于这类数据基本上都是宇宙级别的秘密,地球人都可以知道(真的可以知道),只是小百姓是无法知道的,因此,本博主不负责数据的核实任务,仅把此文列为娱乐级别。活了半辈子,有些事情还是能够猜到一些的,只是越来越厌倦那些没完没了的猜谜游戏而已。突然想到外交部那个天才的发言人关于朝鲜"核蛋"爆炸的答记者问,高,实在是高,说了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呢?金二那厮,胆子够大,是一个优秀的赌徒,把小百姓都捆在核蛋的战车上,然后奋勇前行,呵呵呵,不经意间总有一丝担心,怕被这厮喝多时友好地给俺们核蛋了,呵呵呵,有时历史真是很具有娱乐性的。
中国的千万富翁都是什么出身?

革命,不是什么浪漫高尚的理想,革命其实就是一场财富的重新分配。就是那么一群本来远离财富的人,打着为全国大众(而不是为他们自己)的旗号,通过暴力手段,将富人财富掠夺过来。大众欢欣鼓舞,以为自己可以分得一杯羹,结果发现:财富只是从一个人群转移到另一个人群的掌握中罢了。草民依旧是个P。被忽悠了。

这两天,中国各个网站都在转发招行和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贝恩公司在2009年3月30日联合发布的《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报告称,中国私人财富市场潜力巨大,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依然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势头。估计至今年底,中国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达1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将达到32万人,同比增长6%;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超过9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7%。

招行和贝恩公司的这个报告太含糊,只说了个大数,没有说出这些人的构成。我看到一个资料,是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的分析,仅供参考:


中国亿万富豪91%是官家子女

http://bjbsbjbs.blog.sohu.com/109507295.html#comment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撰文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两年前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曾有统计说,中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高干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
截至今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
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

官方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披露: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5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中国的亿万富豪,9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2900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2万亿。

一份关于贫富两极分化的调查报告

近日,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出炉了。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

高干子女掌控5大经济部门

该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5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至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3千高干子女,拥有资产2万亿

该报告披露: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
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他们较集中在以下8个省市: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
人;北京市,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

亿万富豪资产来源主要靠权力

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多个方面:(一)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二)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60%至300%。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200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600万美元及720万美元。一套年产50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2.2亿美元,山东、辽宁以4亿美元报价引进。(三)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四)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五)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进入市场的日本、欧洲轿车3万至4万辆。(六)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七)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85%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700万至1100百万。(八)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九)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粤、沪、苏等省市高干子弟致富概况

广东省12家大地产商都是高干子弟,其父亲包括前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前政协主席、前省长等。

上海市10家大地产商,有9家是高干子弟为老板;15家工程建筑承包商,除2家属于国企外,13家都是高干子弟

江苏省有22家大地产商、15家工程建筑承包商,清一色由干部子女操控,其父亲包括现职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前省委副书记、前省法院院长等。

官方研究部门这个调查报告,给邓小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做了一个完满的注解。原来这个"大公无私"是让自己的家族"先富"起来。

亿万富豪各国都有。不过民主国家富豪,靠的是聪明才智、惨淡经营;而中国这些富豪,靠的是老子的权势,这是平民百姓不能望其项背的。

权力腐蚀人,这个规律在中国大陆之外也起作用。但是从"衙内"一跃而变富豪,却是中国独有的"特色"。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这个"特色"呢?除了民主制度这个关口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就是"公有制"和"私有制"。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但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花钱要有严格的程序,要受全国监督,贪起污来谈何容易。可是我们就不同了,它基础是公有制,全国的经济命脉都在政府手里。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名义上是"公有制",实际上是"官有"。有权的官甚至不必犯傻去"贪污",他只要批个条子,给主管官员招呼一下,他的子女就可以捞到一块大地皮,或到国企里去当个头头,这都是真正白手起家的捷径,试问哪个资本主义的官员有这种方便条件?

所以在"中国特色"的官场,"聪明"人既可以本人当"清官",留"令名",又可以让子女据要津,成巨富。真正是名利双收,两不耽误。至于那些被"双规"
的,坐监狱的,见阎王的,其实只是少数财迷心窍者做的蠢事。在当今中国,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都是"官有制"下的囊中物,想拿的话,探囊取物即可。打下来的"天下",自然由我们来"坐天下",这"天下"的财产不传给子孙又传给谁?

所以当今中国亿万富豪中90%以上是高干子女,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文地址:http://wangxiaoyang1.blog.sohu.com/113405129.html#comment

德国之声:“六四”致残学生方政回忆往事

1989年6月5日:一名勇敢的抗议者拦住戒严部队的坦克

20 年前,方政还是北京一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出于对民主等普世价值的追求,方政同众多年轻学子一起,参加了89年那场学运,经历了"轰轰烈烈的56天"。就在
1989年6月3日夜间至6月4日凌晨,中国当局下令进行武力镇压。当时从天安门广场结束和平示威徒步返回学校的方政,为保护身边的女同学,被从背后急速开来的一辆坦克撞倒,并碾断了双腿。

身体致残并不是"六四"给方政带来的唯一痛苦。在过去的20年中,方政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挫折。由于受伤原因"非同一般",方政在从事残疾人运动方面也受到当局种种刁难和阻挠。今年2月底,方政赴美接受了人权组织"人道中国"颁发的人权奖。德国之声记者谢菲通过电话对方政进行了专访:

德国之声:89年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整整20年了,当年您还是在校大学生,您能讲讲当时您参加学生运动的情况以及在89年6月3日到6月4日凌晨的经历吗?


方政:当然可以。这些事情我也讲过很多,也在不断的回忆和重复。当然今年20周年也很有必要,尽管也是一个痛苦不愿意回忆的事情,但是为了使更多的人依然还能记得,能够对此更加了解,所以还是要回忆的。

德国之声:我们就从89年6月3日到6月4日凌晨说起,那个时候您正在哪儿?

方政:整个六四事件的时间比较长,整个89民运大家都知道是惊心动魄的56天,参与的人也很多。对于我亲身经历的和造成直接影响的是从6月3日晚上,从天安门清场,一直到我受伤的这一段。我记得大概在十点来钟从外围跑过来的学生说,部队已经开枪了。他们拿了血衣回来,说有伤亡。从这以后广场的气氛就显得比较紧张了,而且那个时候也比较晚了。但是我们很多学生达成基本共识就是学生采用和平静坐的方式。当时还没有觉得一定会有多么残酷的镇压或发生多么严重的伤亡事件。大概两点多钟,我们就一直能听到广场周围的枪声。在东南角我们还看到有装甲车。大约到四点多,整个广场的周围布满了部队,包围圈就缩小到了广场的周围。我们坐在纪念碑的周围,就是广场的核心位置,远远看去在广场的四面周围,包括人民大会堂那边,东边的历史博物馆那一带,密密麻麻的钢盔反射的冷光。当时广场上有候德建,刘晓波四君子在那。后来他们就去跟戒严部队交涉,好像达成一个协议,允许我们和平的从广场撤出。因为我当时在广场上正好也遇到一个我们学校低年级的女同学,平常也不是很熟悉,但是在广场上也知道是我们学校的。当时她很紧张,很害怕,想跟我在一起,想寻求一种安全感。我那个时候还给她说,没问题,跟我在一起,我保证你的安全。我想我们这种和平的,非暴力的不会有什么危险,当时是还这样安慰她。我们撤离的时候也是在一起撤离的。撤走的时候我们当时在路上也遇到一队队全部武装的士兵从我们身边走过,刚刚从南北向的新华北街拐过去,忽然传来很多的爆炸声,正好在我身边也有爆炸物爆炸了,然后就升起一团来两三米直径的浓烟,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种毒气弹。我身边的女同学就站立不住了,摔倒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把她往路边,人行道那边转移。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余光看到,有辆坦克很快地向我们开过来,正对着,很快得逼近了我。坦克前面的炮管,都快到我头上了。速度很快,想躲闪就已经来不及了。我自己就感觉到一种很沉重的压力在身上,整个身体有一种紧缩的感觉,被轧上了。当时还有点意识,坦克的履带绞住了我的腿和裤子,拖行了我一段,震动了几下以后,我从坦克上掉下来,滚到了马路边,后来就没有知觉了。

德国之声:您刚才提到您是为了保护身边的一位女同学,自己不幸被坦克撞到了并且压断了双腿,这位女同学的情况怎么样?你们还有联系吗?

方政:这个女同学当时她没事,后来躺到医院以后,过了大概一两天,她还到医院来看过我。我还问她,当时怎么样。她说,我没事,我只不过是被毒气熏晕了。比较遗憾就是,后来我从医院回学校以后,因为当时北京各个大学有清查这种工作,学校清查的时候就要交待你怎么受伤的,为什么坦克会轧你。他们当时问的主要问题就是,是不是坦克轧的,我说我看得很清楚,就是坦克。虽然我没有当过军人,我也没开过坦克。但是我认识它,都看过电影。但是校方说你这需要人证明。那谁能够证明呢?我想当时我救的女学生,是我们学校低年级的学生,她应该能够知道。但是很遗憾,校方告诉我说,她不能给你作证。我说为什么,校方说这位女同学说她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不记得你做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校方就说没人给我作证。所以清查的时候,迟迟没有给我一个结论,对我今后的分配,还有一些定型都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

德国之声:据我了解,作为残疾人好像有特殊的残疾人证,是可以享受一些福利和照顾的。那您的双腿是当年被镇压六四运动的坦克轧断的,这个特殊的致残原因,有没有给你带来特殊的待遇呢?我指的特殊包括正面的,也包括负面的。

方政:在北京我呆到92年,后来学校一直清查这个问题,就不了了之。我是坚持我的说法,因为他们就是怀疑,他们也不能否定我,但是他们也不能给我一个重新的认定。所以我那年正好大学毕业,也没有分配工作,年龄也大了,总得面临自己的谋生生活。最后我就到了海南,主要是谋生,但也受到了很多这方面的干扰。毕竟到了这些敏感的日期这些,公安就来家访。另一个比较严重的侵犯我权力的就是94年的远南运动会,是90年北京举办过亚运会之后中国举办的第二次最大规模的运动比赛。一开始我还是很幸运,成为残疾人之后也试图想在残疾人体育领域里也参与其中。过了一段时间,中残联的领导就来找我说,下午要找我谈话。刚开始我也不太清楚,也就去了,去了之后看到邓朴方主席也在那。当然主要是当时中残联的理事长姓刘,他说:"我们今天找你来,主要是想跟你聊点事情。因为我们也知道你的受伤原因,本来远南运动会国际比赛有些部门的意见是不能让你参加的。但是我们中残联经过协商觉得还是可以让你参加这个比赛,但是你要做一个承诺和保证,因为在北京集训是全国各地来的运动员,你在北京集训地不要跟全国各地来的运动员谈论89年六四的事情,也不要谈论你受伤的原因;第二个就是在北京集训你就安安静静的训练,不要在北京跟那些死难者有关的人去联系,也不要跟那些关心六四民运的人有接触;第三个要求就是说你参加这种国际比赛可能会获得名次或者拿冠军,可能会有国外的媒体记者会来采访你,希望你尽量回避。"我说为了能够参加这个比赛,我想我可以答应你这个要求。然后就在那里训练了一段时间,大概到了七月中旬,有一天有人到了我的集训地的驻地,说方政赶快拿着行李,有车等你,离开这里。训练部的领导在那,就说我们现在正式通知你,你的比赛资格被取消了。

德国之声: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这样问合不合适,但是我想知道,您从89年6月4日受伤至今,有没有后悔过参加当时的学运,去保护身边的女同学,一直到后来多少年都坚持讲真话,你有没有后悔过呢?

方政:我觉得没有后悔过,谈不上后悔。尤其像救身边的女孩,这都是很正常的举动。我想可能她旁边走的是一个其他男生,也会很自然的去就身边的女生,我想这个没什么。

德国之声:您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有什么特别想表达的愿望吗?或者包括对中国政府的希望或者要求?以及包括当时一起参加民运的盟友等等。

方政:首先我想讲的希望就是因为六四这么多年,国内一直的打压和封杀,真相本来就不多,也很难有真相。我们希望尽快要把这种真相公布于世,我也希望那些参加镇压的军人当中,事隔这么多年,是不是也有人愿意把当时事实说出来,这样就全面了。

德国之声:您在今年二月底到达美国,还领取了中国民主奖,您现在生活怎么样呢?

方政:我是今年2月26日来到美国,主要也是有一些参加有关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活动,另外这边中国民主党有一个叫人道奖,给我这个人道救援奖,我非常高兴。

德国之声:那您现在就定居到美国了是吗?

方政:目前还不能说就定居在美国,以后才能确定怎么样吧。


作者:谢菲
责编:叶宣
来源:德国之声
原文:http://mobile.dw-world.de/chinese/ua.24/mobile.A-4289674-293.html

中国社会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分析: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中国社会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分析

IT真人

对于中国能否实现和平转型,不能寄希望于掌权者的良心发现,只希望他们能够理智地进行利害计算。只有掌权者做出实质性的妥协才能避免玉石俱焚,在权贵与民众之间实现双赢。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人必然要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这是不可逃脱的法则。制造新的罪恶来掩盖旧的罪恶,在智者看来是天底下最愚蠢的事。谨以此文献给一切热爱自由与和平的人们。

今天中共所面临情况,与一百多年前满清王朝所面临情况非常相似。由于中共避重就轻,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改良的道路遇到了不可逾越的瓶颈。民众的苦难正在加深,足以导致玉石俱焚的全局性危机正在加剧。如果中共权贵集团对民众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充耳不闻,拒绝作出具有实质意义的妥协,民主革命的到来将无可避免。民主革命是否能与和平的方式进行,取决于革命暴发之时,革命与反革命双方的力量对比。

一、对暴力革命的疑惧

如果中国大陆在不久的将来暴发社会革命,会不会也象前苏联和东欧各共产党政权垮台一样,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这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武力冲突,任何人的生命和财产都有可能面临严重危胁。革命会不会引发武力冲突,导致中国全面内战,重蹈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覆辙?的确存在这种可能性,哪怕这种可能性只有百万分之一,也不能说没有。如果和平革命走不通,是不是只有采用暴力革命才能结束中共暴政?这并不是可以简单地用是或否来回答的问题。王炳章先生大约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倡导暴力革命,几年前高光俊先生也写了一本专著来鼓吹暴力革命,但响应者寥寥无几,这一现象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经过中共几十年的革命教育,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头脑中,暴力革命就是辛亥革命或者中共搞的武装夺权,或者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孙中山先生利用民间会党势力发动一系列武装暴动,虽然这些武装暴动都没有成功,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最终让作为大清统治基础的官军调转了枪口。在武昌首义枪声的号召之下,各省纷纷通电宣布独立,大清政权应声垮台。就辛亥革命本身而言,无论军人和平民的伤亡情况还是对社会经济所产生的破坏,相对来说还是很轻的。但此后出现了军阀混战,整个社会长期陷入混乱状态。但军阀混战的账能不能算在辛亥革命头上,是不是不发动辛亥革命头就不会出现军阀混战?对类似问题的很多解答,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不过这不是本文的重点。中共搞的共产革命完全依靠暴力和谎言,以几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其结果是建立了一个间地狱。人们对这样的暴力革命不能不疑惧,在革命过程中会有大量的军人和平民伤亡,社会经济也会遭受巨大的破坏;在革命成功后,以暴易暴,有可能又会建立起一个新的专制暴政。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利用民间的会党搞武装暴动,或者发动工人农民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打游击等等,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到底有多少可行性。

二、革命与暴力亦或合法政治强制力

袁红冰先生的《论民主革命的合法政治强制力》一文中为"暴力革命"正名,认为了只有专制暴政对民众的犯罪行为才叫使用"暴力",民众依据普世的正义标准或者自然法进行的正当防卫行为不是使用"暴力",而是行使"合法政治强制力"的行为。这种界定方法很有意义,暴力缺乏正当性,具有正当性的是合法政治强制力。与此相反,专制暴政借以荼毒民众、维护专制政权的暴力就是"非法政治强制力"。非法政治强制力违背了普世的正义标准,或者说违背了自然法。面对非法政治强制力的肆意侵害,民众有权行使正当防卫,这正是革命的正当性根源。个人面临暴徒的非法攻击,在情况紧急、不能得到公权力及时有效救助的情况下,使用强制力制止非法侵害的自力救济行为就是个人的正当防卫。在权贵集团用暴政荼毒民众、民众反抗暴政的荼毒的二元对抗中,民众用合法政治强制力消解暴政、瓦解暴政的行为就是革命。结束共产极权统治,实现自由、民主、宪政的革命就是民主革命。

民主革命的目标是变革政治制度,传统农民革命的目标是实现政权更替。从表面上看,两种革命似乎风马牛不相及,没有任何共同点。实际上任何一种社会革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实现政权的更替。革命的核心问题就是权力问题。在传统的君主专制政治中,国家权力为一家一姓所控制,权力传承靠血统关系继承。如果一个君主是理性的,他的执政的目标是实现自己和子孙后代的最大利益,必然要把对民众的赋敛控制在必要的公共开支范围内。横征暴敛必然损害执政的合法性,影响到自己和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为理性的君主所不取。但遗憾的是,理性的君主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所标榜的圣贤,或者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王才做得到。实际发生的情形是,帝王家庭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能力上都是一代不如代,贪欲一代比一代膨胀,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一代比一代弱。在王朝的末代,一方面是横征暴敛激起民众的强烈反抗,一方面是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日趋式微。在这种情况下,有能力的人或出于拯救黎民于水火,或出于君临天下的政治野心,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集结各种反抗暴政的力量从统治集团手里夺取政权,重建由另外的一家一姓主导的政治秩序,这就是传统的农民革命。共产极权制度比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落后,也比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野蛮。在共产极权专制政治中,国家权力为共产党所垄断。国家权力无论是由一家一姓垄断,还是由一党一派垄断,其垄断的实质是相同的。共产极权专制度比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落后的地方在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权力"产权"的边界是明晰的,归一家一姓所有,就象私人财产权有明确界定的边界后资源的使用效率最高一样,理性的君主不会使用杀鸡取卵的方式来统治;在共产极权专制制度下,虽然国家权力由共产党一党集体私有,但在共产党内部的权力的"产权"边界并不明晰,类似于公有制企业或者人民公社,统治集团内部个人的理性将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种世俗的政治,其统治的正当性在于民众以赋税换取君主的保护,君主没有必要提供一套包罗万象而又具有排他性的意识形态来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共产极权制度教政合一,除了世俗政治层面的统治之外,还要控制民众的思想,论证共产党垄断统治合法性的马教教义反人性、反文明,与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念为敌,只能用暴力来强迫民众接受。马列教义把对权势和物欲的崇拜推到了极致,因而又大大强化了一党一派垄断权力的危害性。结束共产极权制度、重建共和的民主革命也和传统的农民革命一样,核心的问题也是权力的更替。

在建立了民主制度之后,通过定期选举和政党轮替就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权力更替,从而真正可以一劳永逸地"告别革命"。只要国家权力不能在一个全体国民共同认可的宪政框架下依法更替,革命是无论如何也告别不了的。为了告别革命,必须进行民主革命,这正是民主革命与中国传统的农民革命所不同的地方。民主革命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实现还政于民、还权于民。中共权贵集团只有在失去权力后才没有能力阻碍民主制度的建设,民众只有控制了国家权力才能顺利进行民主制度的建设。中国的国民主革命能否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如果不能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武力冲突的规模会有多大,这些问题最终归结为国家权力能不能以和平的方式更替。中共权贵集团一直在动用暴力打压一切要求中共交出政权、放弃专制统治的民主力量。到目前为止,要求民主的一方还不拥有任何可以反制暴政的合法政治强制力,只能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抵抗。所以整个社会在无孔不入的暴力的阴影之下,虽然局部冲突不断,但社会整体处于高压下的平稳状态。但这种高压下的稳定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对抗的双方随着局势的演变会出现分化组合,双方的力量对比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旦反抗暴政的一方拥有了合法政治强制力,或者中共党内军的实力派与民间力量达成联盟,就有可能暴发武力冲突。

三、民间力量自下而上发动武装革命的可能性

中共是靠搞暴力革命起家的,当然也非常害怕民众用暴力革他们的命,所以对民众的防范非常严密。中共建政后所搞的户籍制、单位制、档案制等等很多措施,其基本目的就是要把每一个人控制起来,让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中共的监视之下。邓小平掌权后吸收了文革的教训,从宪法中废除了工人的罢工权。虽然为了装璜门面,游行、集会、结社等政治权利依然还保留在宪法中,但通过制定社团登记法、游行集会示威法把这些宪法权利架空了。可以说,共产极权政治的一切制度设计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为了防止民众造反,其基本策略是整个社会只允许共产党一家有严密的组织,用尽一切手段让民众保持一盘散沙,严防民众形成独立的组织。中共的这套监控体系至少到目前为止,非常高效,也很成功。在军情部们、安全机关、遍布各处的线人以及各种电子监控系统的配合之下,基本上没有什么漏网的大鱼。象2003年发生的"北京新青年学会"四君子案,只不过是几个思想活跃、忧国忧民的年青人经常聚在一起交流思想、相互学习,但中共当局神经过敏,将其作为非法组织来打击。虽然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中共对电脑网路没有能力完全控制,可以通过网路相互交流,在思想上达成一致,为建立密秘组织创造条件。但革命所需的政治强制力必须有相当规模的人员组织和物资准备为基础,这些条件如果是从零开始积累,只靠电脑网路根本不可能解决,必须有直接的人际接触和实际的物资调动。在人际接触和物资调动过程中,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被中共一网打尽。组织的规模越大中间环节就会越多,被破获的机会就越大。物资调动的规模越大越容易露出蛛丝马迹,被查获的机会也就越大。由民间力量组组建一支足于和中共保护垄断权力的暴力相抗衡的武装力量,在组织准备和物资准备这一关就目前的情形看是难以突破的。

中共的正规军有230万,武警有123万(参考2005年的数据)。全国40岁以下的退役军人估计有数千万。中国大陆枪支泛滥,广西警方几年前仅4个月之就内收缴非法枪支达24万,诂计目前藏在民间的非法枪不会少于500万支。就人员和武器这两个条件而言,组织小股的武装力量有一定的基础条件。但在现代化的技术条件下,可以通过铁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调动大量军力,空军和武警快速反应部队可以以很快的速度消灭局部的地面武装力量。发动武装起义的革命力量在中共军队做出反应之前,如果不能取得占领区的制空权,不能有效解决后勤补给,不能能建立起独立的通信系统,则很快就会被全部消灭。如果没有制空权,在军事卫星、侦查机的监视和空中强势火力的攻击之下,中共当年搞的游击战、山地战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就算可以利用特殊地形作为掩护,能与共军周旋一时,也会在被围困之后缺乏粮食、武器弹药、医药而覆亡。所以,由由民间从零开始组织武装力量进行民主革命,在中共还拥有全局军事控制力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如果在中国出现用武力来实现政权更替的革命,一定只会是中共党内军内发生了大分裂,由认同民主的一部份人对另一部份决心与共产极权制度共存亡的死硬派采取军事行动。

四、中共内部分裂引发民主革命中的可能性

中共党内军内会不会出现大分裂、大内斗,主要取决于中国未来利益格局的的演变。中共作为一个特权利益集团,一切利益来源于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尽管中共内部各帮各派为了争权夺利斗得你死我活,但只要涉及到权力的稳定就会调转枪口一致对外。维护政权稳定是中共权贵集团的共同利益,也是中共权贵集团最大的共识。中共权贵集团会不会在维护垄断权力的稳定这一点上出现严重的分歧?这个问题乍一看似乎是天方夜谈,有必要对中共权贵集团达成共识的基础就行深入分析,才能够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如何用极少数人来控制大多数人,一直是中共政权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在后极权时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产,意识形态的欺骗已经产生不了什么作用,剩下的只是指鹿为马式的权力宣示。前苏联、东欧各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之后,中共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逐步调整了统治策略。经过调整之后,中共政权的统治基础变成了占中国人口总数不到百分之五的中共权贵集团,包括核心的中共的各级党政官员、官僚资本家和达成官商联盟的红色资本家,外层的依靠权力大树庇荫的各种帮忙、帮闲、吹喇叭、抬轿子的各色人等和鹰犬走狗。百分之九十五的民众,是中共权贵集团压榨、宰割的对象。中共的统治策略是利用分脏机制和利益收买,把整个统治集团焊结成铁板一块,以保证中共政权对整个社会有强大的控制力。利益在其中起了粘合济的作用,如果没有了利益,中共政权就会分崩离析。用于分脏和收买的利益当然不可能会自动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通过掠夺和压榨民众来取得。掠夺和压榨必然会激起民众的反抗,运用有形无形的暴力打压民众,使用各种控制措施使民众处于一盘散沙,就成了中共维持统治的首要任务。尽管民众人数众多,但只要没有组织起来就发挥不出人数众多的优势。处于一盘散沙的众多人群和中共组织化的强权相比,力量的差距有天壤之别,这就是中共政权能够长期维持暴虐统治的全部秘密。除了分脏机制和利益收买,中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统治策略,就是罪恶捆绑。在共产极权制度下,权贵集团与民众严重对抗。中共权贵集团残酷掠夺和压榨民众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为了打击和压制民众的反抗又不断制造新的罪恶。在中共统治下,有八千万人因中共的暴虐统治而非正常死亡,这笔沉重的历史旧账随着相关责任人的死去,对现实政治的直接影响力正在减弱,但中共作为一个集团所犯下的罪恶迟早是要被清算的。1989年参与天安门血腥大屠杀的相关责任人还存活于世,为死难者申冤、为伤残者寻求赔偿的声音一直受到打压。法轮功作为一个为了强身健体而形成的民间团体,只因为人数过多而形成了事实上的组织,就犯了中共的大忌。从1999年开始的对法轮功信众的镇压还在进行之中,特别是今年揭露出来的活摘人体器官的黑幕,其残无人道已超过了德国纳粹。中共这十几年来大搞权贵私有化,把民众辛辛苦苦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放进了权贵们私人的腰包。通过巧取豪夺制造了上亿的冤民和全世界最大的贫富差距。所谓罪恶捆绑,就是让统治集团内部每个人手上都沾上鲜血,让每个人腰包里都有脏款,让每个人都不干净,从而产生被清算的恐惧。让每个人都意识到只有在中共政权的庇护之下才能逃避清算,从而死心捍卫中共政权。对于中共政权的长期维持,权贵们并没有多少信心,纷纷把到手的巨额财富搬到海外,纷纷把子女移民到国外。权贵们打的如意算盘是,想尽一切办法维持政权在自己死前不垮。为了维护政权,不得不与民众为敌,不断制造新的罪恶,为罪恶捆绑策略增添筹码。

分脏机制、利益收买与罪恶捆绑策略要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一方面要有足够的利益用于权贵集团内部的瓜分,以防止因分脏不均引发内讧,收卖不力而消极怠工;一方面要有足够的实力维持对整个社会的控制,防止民众的反抗蔓延开来影响到政权的稳定。这一切都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都依赖于经济快速、平稳地增长。中共多年来一直在高调宣传发展是硬道理,政府的工作一直围着经济增长连轴转,把教育、医疗等社会公益事业办成以赚钱为目的的行业,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有人认为中共是在意识形态破产后用经济增长来提供和法性,这种说法很难说有什么事实依据。所谓合法性,就是得到被统治者认同而使统治具有正当性。这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据中共官方宣称一直是"七上八下",而工人的工资增长微乎其微,农民的收入也原地踏步。在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和官府操控房地产价格、制造通货膨胀抢劫民财等等巧取豪夺之下,民众的实际收入在整体上难以增加,很多人的收入在不断减少,沦为生存极度艰难的弱势群体。与此相反,中共官方公布的税收增长率却达到百分之十几,最近几年来甚至达到百分之二十几。由此可见,中共靠经济增长来提供合法性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在短期之内民众认同与否对中共政权的稳定没有多少直接影响。中共之所以把经济增长列为头等大事,其它一切事都是为了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拥有充足的经济实力。经济实力是财政的基础,也是和国际社会讨价还价的筹码。大小官员的贪污腐败、吃喝嫖赌需要靠财政支撑;党政机关、军队、特情系统、公检法和监狱的正常运转需要财政支撑;和国际社会对抗、影响海外舆论也需要财政和经济实力支撑。可以说经济实力是中共政权的生命线,只要经济严重衰退或者崩溃,中共政权必然会因生命线被斩断而垮台。

中国的经济会不会一直以"七上八下"的速度快速增长十年、二十年,无论是参照其它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还是就中国的经济基础来看,都是不可能的。其实,中共所宣称的经济高速增长本身就大有问题。中共以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各省公布的GDP增长速度与中央公布的GDP增长速度有很大的出入。经济增长的数据可以因长官的意志任意修改,所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是中共政权的一大特色。中国的经济增长以政府投资推动为主,大量的"面子工程"、"首长工程"不但产生不出效益,反而只会浪费纳税人的钱和制造银行坏账,但这些都是计入GDP的。GDP在中国大陆根本不可能反映出实际的经济状况,打一个形象的比方来说,把全中国每个人的腿都砍断再接回去,中国的GDP立即会增长几倍甚至十几倍。中共官方宣称的GDP增长速度与中国真实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多少关系,如果真的有如此高速的增长速度,民众的收入不可能长期徘徊不前。现在的确是出了很多富人,中国富人的暴富速度也让全世界惊诧。但这并不是由于创造出了新的财富,而是靠盗窃国有资产,靠巧取豪夺无权无势者的财产来实现暴富。中共之所以要刻意营造出一派虚假繁荣的景象,是为为了欺骗民众,欺骗中下级高员,欺骗国际社会。只有通过制造出经济繁荣的假象进行欺骗,让人感觉中共的江山还很稳固,政权的寿命还很长,才会让大小官员和军、警、特们安心为中共政权卖命。如果大小官员和军、警、特们都认为中共政权很快就会垮台,没有人会愿意拿自己的前程和身家性命为中共政权殉葬。中国大陆的经济实际上非常脆弱。由于中共权贵集团对民众进行杀鸡取卵式的压榨,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很少,因而导致内需严重不足。长期内需不足是中国大陆经济的致命伤,由于内需不足,经济增长的70%是由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提供的。外贸依存度达到70%,等于是让发达国家控制住了经济命脉。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西欧各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内需,在国民整体实现富裕之后才依靠稳健的经济实力向外扩展。亚洲四小龙靠出口加工业实现经济起飞,但在起飞之前仍然是以内需为基础,在起飞之后内需与经济同步增长。中共的经济发展战略无异于是在沙滩上建高楼,不可能创造出世界奇迹。中国的经济除了先天不足,最大的隐患就是金融危机。中共官方公布的银行坏帐是35%,海外的专家的估算是已超过了50%。这已远远超过了引发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东南亚各国的银行坏账水平。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有庞大的政府债务,如果金融危机暴发,中共根本不可能拿得出多少财政资金来挽救银行。中国的经济在表面繁荣的背后是危机重重,天灾、瘟疫、社会动荡、国际社会制裁等等任何一种冲击力,都有可能引发银行挤兑风潮和通货膨胀失控,让中国大陆的经济全面崩溃。

如果中共政权因其内部不可克服的统治危机决定了一定会垮台,而且垮台很快就会到来而不是遥遥无期,则中共党内军内一定会出现大分裂、大内斗。为了维持政权必须不停地打压民众的反抗,搜刮民间的财富,这同时也是在不断地制造新的罪恶。如果政权就要垮台,被清算的那一天就要到来,选择提早结束中共政权从而可以少制造一点罪恶是最理智的选择。对于中共党内一小部份罪大恶极的死硬派来说,早垮台与晚垮台对于他们来说结局都是一样的,而晚垮台却还可以多享几天尊荣,他们最理智的选择当然是与中共政权共存亡。少数死硬派们为了延长中共政权的寿命,必然要疯狂地实施罪恶捆绑。绝大多数罪恶较轻或者良心发现的人为了避免自身被少数死硬派拖进罪恶的深渊,必要要对少数死硬派的罪恶捆绑实施反击。对于绝大多数中共党内罪行较轻的人来说,对少数死硬派进行反戈一击,不但可以让自己从罪恶捆绑中解脱出来,还可以立功法赎罪。真正有眼光、有实力的英雄豪杰甚至可以抓住这个千古不遇的大好时机,成为再创共和的开国元勋,生前享受尊荣,死后万古流芳。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恶化,中共政权垮台的前景会越来越明朗,中共党内军内出现大分裂、大内斗的机会越来越大,而且一定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至于大分裂、大内斗是以华国锋抓"四人帮"、邓小平对付华国锋那样的不流血的军事政变,还是以流血冲突、甚至引发内战的方式进行,将取决于参与博奕的各方的智慧和实力对比,以及事变发生时国际国内的形势。

五、结论

在现代化的技术条件下,由民间知识分子、英雄豪杰或者野心家鼓动底层民众用武力推翻现存政权的传统社会革命已经不可能走得通。能够直接引发民主革命的导火索很可能是中共党内军内暴发的大分裂、大内斗。在包括结束中共政权和重建共和的民主转型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利益格局的演变以及由此而来的利益再分配。任何观念的影响力或者道义的力量,只有影响到实际的利益才会发生作用。人们之所以向往自由民主,是因为自由民主能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更大的利益。中共党内军内出现大分裂、大内斗,是因为中共党内军内有实力、有眼光的人认识到提早结束中共政权对他们更有利。从长远来看,实现自由民主是全体中国人最大的共同利益,因而民主化才会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中共政权垮台后会不会引发长期内战,会不会形成军事独裁?如果从长期来看,这种情况的出现无疑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是在与时代潮流对抗,注定不可能长久。如果从短期内看,出现的可性并非没有,主要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实力人物的智慧和判断力。政治家与政客之间很难划分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关键的区别在于目光是否长远,对局势的判断是否与实际情况符合。以袁世凯称帝的公案为例来说,就算袁世凯有称帝的野心,如果没有被袁克定蒙蔽住,而是准确地把握住称帝不得人心的时代潮流,一定会成为中国的华盛顿,而不会让自己身败名裂、追悔末及。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能把握住时代潮流,投机分子、政客、野心家也可以成为开创历史英雄豪杰;如果把握不住住时代潮流,英雄豪杰、大政治家也会成为倒行逆施的历史罪人。

文章:
http://bbs.futurechinaforum.org/viewtopic.php?t=46430
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futurechina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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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中共解体后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为了让各方正义人士共攘义举、集思广益、同心协力共同构建未来中国的理论框架、前瞻设想,于公元二零零六年七月
二十日,一个极具特色与众不同的网络交流平台《未来中国论坛》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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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邓玉娇案看中国执政党的风险

如果说将邓玉娇案放到中国权力腐败图景中去观察的话,不过是众多腐败官员劣迹画面上的一个像素点而已。只是邓玉娇案的这个像素点亮度闪烁的很突然,很耀眼,案情很特别:人们惊讶地看到一个柔弱女孩为维护自己的尊严居然敢血溅淫威。这个案件究竟是司法个案,还是权力腐败及社会不和谐的恶化征兆?提出后一种疑问并非危言耸听。近年来,孙志刚案,彭水诗案,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罗彩霞案….杭州飙车案等等接二连三,不断出现,暴露出官民对立情绪升级,贫富差别冲突诸如此类,以至于人们有理由不得不担心,社会不和谐的火险能否灾变为更大火情呢?

在本案件中,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公务员实乃中国庞大行政权力体系中最最基层的官吏。正是那些持有行政地位和公权力的最基层的政府官员,其执政作风和思想道德之高低、优劣,偏偏决定着其辖区内多数百姓的权益和尊严。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整个世界都瞠目结舌的高速增长和社会活力,国际上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似乎都不得不刮目相看,表示钦佩之至。然而,中国真的要实现自身的世界性崛起,面临的却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境诸多方面能否取得整体性健康进步与否的考验。而这种整体性进步的综合国力,其潜力如何,取决于中国整个国民的同心同德与积极进取,而决非单纯靠中央和地方之间上传下达政策文件就可以一路春风的。如果权力腐败的蔓延使得官民对立情绪演变为普遍现象,社会的不和谐和不稳定就会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上最大的障碍,难以承受的最大成本,最大风险。不仅如此,西方世界要想遏制中国、肢解中国,越来越多地挥舞所谓民主政治和人权道义两种武器,尽管背后采用双重标准,并藏有政治阴谋,可是,中国依然会因为自身社会不稳定的风险而付出代价,甚至在不见血的战场上最终打败仗。可以想象,一个权力当局,一个执政党,如果在解决官民冲突案件中对于维护执政体系权威稳定与否不遗余力,而对其政治诚信和公信力在百姓心中稳定度如何考虑不足时,那么,代价便是执政党的政治风险积累。2001年曾有位知识型官员发表过"关于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思考"一篇文章。文章中的论述绝非限于理论问题,而是举足轻重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是有关执政党整体(并非指中央高层)能否与时俱进的一个关键问题。

邓玉娇用刀刺死了那个野三关镇的招商办官员,事件当事人双方的行为后果似乎属于刑事警察和检察部门介入的司法个案。然而,案件的性质和背景则实在特殊。特殊就特殊在人们已经司空见惯的诸多不良社会感官现象时,几乎第一次看到一个身份卑微,职业卑微的女孩竟敢用水果刀作凶器来反抗毫无顾忌地欺负她、侮辱她的所谓强者。这一行为震惊了媒体,震惊了网民,也随之震惊了官方。究竟对此案如今进行判定?司法部门也好,地方政府也好,高层部门也好,碰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

今天已是全球化的网络时代,信息传媒如同大气环流一样没有国界,而且数字化资讯又几乎没有时差。当今的中国,在国际上已不再封闭,也不再边缘化,相反,中国的任何重大社会事件,都能引起无数人以不同角度,不同立场去屏住呼吸,舍不得眨眼地观察事件结果。或许,有人希望权力当局三思而行,切勿将官民冲突升级的案件草率淡化处理;或许,有人坚持以司法条文为准绳,不赞同情绪化地按照社会性和道德性标准来作判定;或许,更有人在观察官方是否用自己的话语权硬性地将邓玉娇置于杀人者身份来做刑事判决。如果将邓玉娇判为杀人者,可能对有司法话语权的权力阶层有利,但同时也对中国的政治敌人有利,因为这样做等于在比司法领域更大空间内的文化战争与政治战争领域自己给对方带来了并不利于自己的机会和条件。

在中国,凡是做了维护广大民众的利益以及关切到对所有个别弱势普通人的冷暖、苦与乐的事情,百姓都习惯地说出感谢"党和政府"如何如何。凡是个别官员以强凌弱、侵占公款、欺男霸女,便会愤慨权力腐败何其恶劣。倘若有一天,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官员,尽管是最基层的政府官员,做出的愚事、坏事,积累起来的话,并不比本应该做的好事少那去的话,恐怕,给党和政府造成致命性破坏的是谁呢?权力腐败严重到一定程度、一定规模,一定恶劣程度,便不再是司法个案问题,因为连法律威严也鞭长莫及了。所以说,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权力腐败与政治危机是一种必然的逻辑联系。对于中国执政党而言,最大政治原则是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但是,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的前提乃是叁个代表思想理念要接受广大人民群众听其言,观其行的结果。

今天的中国地缘政治,没有谁能打败中国,如同没有谁能打败美国一样。但是美国和中国最容易自己打败自己。要是有人说,由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逻辑,美国人,你好自为之吧。那么,这句话对中国也同样适用,只不过是权力的滥用互为颠倒罢了。美国兵在伊拉克亵渎古兰经,中国小官吏对自己同胞以强凌弱。怎么会这样?因为,一个是在世界近代历史进程中刚一破壳就占有世界强权地位条件的霸权巨婴,一个是因为历史传统久远早已习惯了传统官僚结构体系的东方大国。历史的发展是有惯性的,这种惯性赋予了每一个国家自己的政治特点,执政党和高层首脑并非自觉地要维护并不利于自己的传统。中国的今天社会现状,有中国过去历史的胎记,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特点,包括政治传统特点,而且是优缺点并存的传统。

那些优势需要传承?那些缺点需要剔除?如果传统中有不利于国家强大的因素,先进的政党就一定要和全体国民一起努力来实现凤凰涅盘和浴火重生。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曾比喻说,通过团结并感动广大人民群众这个上帝来推翻三座大山,让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今天,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征程上,依然有王屋、太行一样险峻的障碍在挡住中国崛起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还需要再次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将历史性的陋习洗刷掉。

笔者不赞成在反腐败问题上,一切贪官现象都归咎于执政党,这不公平,要知道,一个民族历史上的缺陷同样也存在于这个民族和国家内任何政治团体,任何行政级别身上,也几乎存在于任何人身上,不论是否是执政党成员。自然,普通人感受政治缺陷只能是那些基层权力部门。承认不承认这个问题?承认的话,就应该记住孙中山还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努力"。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不铭记在心,就会不清醒,就会觉得官气不算问题。

在权力腐败问题上,将邓玉娇案和中国执政党风险联系起来好像是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但若是回忆郭沫若于六十多年前以《甲申三百年祭》向即将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人提醒的一个重要历史教训时,应该认识到,对于统治者也好,执政者也好,要敏感于政治风险,敏感于社会危机,更要敏感于历史发展规律。敏感的最大认知标准是要懂得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会酿成不稳定、不和谐直至新的革命循环。

不同历史时期的执政者有着不同的政治伦理,文化伦理。新的执政党往往需要有自己更新的伦理,更高的自律。可惜,《甲申三百年祭》所寓意的告诫现在被学术化了,官腔化了。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几年前国内几十位学界名流发表的《甲申文化宣言》,现在看来已属于形式不妥,认知不当,时机不宜。文章全篇用空泛的伦理概念对外界表达维护多元化平等的道德境界,却仅限于纸样文章。实际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及精神文明建设确实需要更高的伦理精神,而更高的伦理精神要面对社会现实,面对真实问题来思考。中国知识界空间有一种文化浮躁现象,而且是全方位的浮躁。比如,像《中华复兴行动纲领》那样的东西,也是如此,一批知识精英满足于在文化论坛水面上投掷文字石头欣赏媒体波纹。

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不成熟与中国官员的文化不成熟两者并存,但关系扭曲,从而衍生了中国社会不和谐的温床。在明明是大是大非的原则性认知上,居然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眼下,有人说,邓玉娇案判定之难,前所未有。还有人说,巴东县地方部门三易其稿,在案情通告上有淡化修饰、避重就轻之嫌。其实,邓玉娇案最值得令人关切和忧虑的应该是:敢不敢承认,还不知道有多少并不敢反抗的邓玉娇,尽管她们的名字我们并不知道。笔者认为,要拯救的不仅仅是邓玉娇一个弱女子,也不完全是教育其他政府公务员懂得自律,而是如何保护受权力暴虐的更多弱势者,如何将政府公务员自觉地将自己的官员地位向公仆身份尽快完成转换,如何使行政权力从低劣的经济手法向道德制高点过渡,特别是不能让在扫黄、打击色情的执法中,让行政罚款所得与非法经营所得总是并存。这样的一种机制其实是一种恶性循环。结果,只能是如曹雪芹描述红楼梦大观园那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本文之所以将邓玉娇案联系到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大背景下去思考,乃是发现中国官员权力腐败问题上有相当深的文化因素在内。在信息化时代,官员若只懂得经济,不懂文化;只懂得权力,不懂学习;只满意于地位高于常人,权力大于别人,而不知道剖析自己在道德上,学习上是不是也强于他人。不知道这些,那么,对于出丑,出丑,再出丑的劣迹,人民群众是不会用见怪不怪来容忍到底的。

以下笔者用三首诗文为本篇内容框架再补添上底色,希望为能够赞同本文观点的读者作更深的联想。

庸官文化探其源

2008年作

仰视纵坐标,俯视横坐标,

官场旧习量身高。

只知权力欲,不问民疾苦,

功名利禄养狼虎。

只追身份足,不会做公仆,

敏感虚荣派头足。

倘若

只知念八股,茫然世间故,

庸官陋习劣江湖。

由此看出

贪官个体,道德为出,

庸官群体,文化为出……

个体比例,影响群体,

群体滑坡,危患国体。

进而可以断言,

惩治腐败,勤政为民,

还不够。

文化理想,

善学智慧,

苍生之念,

乃为古今好官之神主。

甲申文化宣言疑

2007年作

疑其一

只听序曲响,

未闻主乐章。

宣言轻率起,

何苦淹苍茫?

疑其二

伦理内外争,

多元高低峰。

古今演其真,

何持道义衡?

疑其三

内乱忆惊魂,

浩劫痛深痕。

改革刚起色,

何急舞昭文?

社会文化三角学

2009年作

论证一

政治,学术,世俗,

权力,精英,民众;

社会稳定何所需?

三角底边支撑双雄。

论证二

政党,文化,舆论,

理念,共识,互尊,

国家强盛何所需?

双边互助举足轻重。

论证三

政策、纲领、行动,

官员、学者、百姓,

文化复兴何所需?

体制上下内外协同。

作者Email: mqc1951(at)163.com

作者:世纪风语

没有你们就没有他们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drunkpiano/archives/297325.aspx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某政敌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tz。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象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胡佳陈光诚邓玉娇等人家门口以及报纸杂志和"各大网站"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一分钟。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

RFI:中宣部叫停报道邓玉娇案

本台上海特约记者曹国星报道 5月28日下午,《新京报》女记者孔璞、《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在巴东野三关镇采访邓玉娇案时被当地不明身份人士殴打。卫毅还被被强制写下"未经当地批准不得擅自到此采访"的书面材料,其采访中获得录音及照片也被强行删除。

知情人士透露,孔璞和卫毅从北京出发时,中宣部就已经勒令所有媒体撤回在巴东采访的记者。正因为巴东县的官方知道这一禁令,所以才敢对记者下手。"
因为凡是仍然坚守在巴东的记者,都已经违反了所谓的禁令。"仍然待在巴东的中国媒体记者,或者是来不及撤出,或者属于顶着禁令冒险采访。

这起震惊舆论的事件,却只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财经》两家中国媒体报道,连《新京报》和南方报业下属的《南方都市报》等媒体都对此事保持了沉默。而网络转载中,其评论部分都被关闭。

香港媒体人士闾丘露薇注意到,内地媒体中,此前一直有《南方都市报》和《广州日报》这两家第一线媒体对邓玉娇案进行报道。但27日开始,两家报社仅引用恩施新闻网的通稿,28日已无相关新闻。28日,只有湖北的《楚天都市报》发表了后续报道,对邓玉娇爷爷的独家专访。报道中,邓爷爷说,相信政府会依法处理。

5月29日晚,由十几名律师组成的邓玉娇案法律后援团对5・28记者被殴打事件发表声明,表示强烈愤慨和谴责。

他们说:"媒体记者负有追求真相依法采访的自由和权利,他们的人身安全应该依法得到保障和保护。记者有权利继续对邓玉娇案和被殴打事件继续进行调查采访和报道。"

而中国一些媒体记者和民众在互联网上公开表达对中宣部禁止报道邓玉娇新闻的愤怒和不满,并称中宣部要对记者被打一事负责,也有媒体人对《新京报》的沉默表示不满。

对于记者被打事件,恩施当地官方5月29日下午表示,"已在此事发生后第一时间迅速安排州、县宣传部门干部和当地公安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对事件全面调查核实。"

尽管孔璞对记者强调,打她的显然不是村民,而是冒充邓玉娇亲戚的村干部。但官方在通稿中强调的却是"村民与记者发生冲突"。

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13/article_14007.asp

2009年5月29日

震惊!上海交大内网泄露出来的可耻内幕

前几天,上海交通大学网络故障,不能连外面。面对信息闭塞的无聊苦闷,学生们在内部网乱逛。大概是教导处那位昏了头,下面这份东西共享却没设密码!呵呵,学生将它贴到交大饮水思源站上后,20分钟后就被斑竹删了,不过已经成为了当天十大之二,不过后来者看不到内容罢了:)
虽然这很普遍,虽然大家心知肚明,呵呵,但这份材料是如此清晰的将情况摆在我们面前:
机动指标使用讨论材料
] 1 校领导接收
] 招生特殊情况汇总
] 考生姓名 生源  分数  学校加分因素 专业情况 委托人拟解决意见
] 曹炎焱  江苏  620  生物医学工程、金融、电气、应用物理
] 胡光 安徽  609  环境工程、英语 发展研究中心徐诤处长推荐
] 韩超阳  上海  507 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自动化 闵行区委办公室韩朝阳之弟保证专业
] 袁毅婷  上海  482 5 测控 保证专业
] 李丰园  上海  466 120百分号
] 李巧 上海  449 外语 周永兴,电力局纪委书记李永鸣之女
] 曾诚 上海  470 5 工商管理高凤池,上海检查院二院副检查长曾勉之子 120百分号
] 郭佳 上海  458 20 w** 120百分号
] 刘晨 北京  582 钱永昌 120百分号
] 王昕 浙江  604 王宗先
] 徐明 四川  604 徐僖之孙
] 朱文谦  湖北  629 电气工程、船舶 国家计委
] 黄展鹏  湖北  632 全国政协,陈鼎常
] 章琼 浙江  574 (文科) 基金办
] 应  江苏  603 学指委、武装部
] 周慈 上海  454 5 程天纵妻妹
] 续琰 上海 434 5 新任上海副市长严隽琪,浦东司法局长陈建之子
] 张轶颖  上海 462 5 航天局长金壮龙 120百分号
] 叶鸣 上海 464 5 中医大party委书记张建中侄 120百分号
] 孙? 上海 467 20 信息工程、应用物理六院干部病房孙宜平主任侄 120百分号


] 宋鸿翔 上海 479 不进农学院 市妇联 保证专业
] 王聪 湖北 431 计算机 多位领导托
] 钱君 上海 471 市人大领导托 120百分号
] 张晶 上海 466 120百分号
] 盛涵涛 上海 455 5 测控、工程力学 盛校长之侄
] 张由仪 上海 505 5 计算机(保证一志愿)同济大学力学系主任 保证专业
] 蔡梦 上海 436 陈云青,大电气托
] 王兴华 上海 493 10 材料科学(保证一志愿) 保证专业
] 唐青 杭州 612 大电气副总裁托 已建议不要报考
] 李程贝 上海 469 瞿振元内侄 120百分号
] 朱晏燕 上海 461 10 材料科学(保证一志愿)蒋光照亲戚之女保证专业
] 李树青 上海 476 退学后重考 录取
] 朱淼 上海 试点班 闵行区宣传部 保证专业
] 刘文君 上海 蒋光照侄之亲戚
] 杨士佳 上海 458 10 吴毅雄,磁悬浮项目负责人杨永兴之子、向明中学校长拟投档考虑
] 张驰宁 上海 466 外语新华社教科文部主任张学全之女、南模中学校长 120百分号
] 欧洲 上海 443 朱物华外孙崔功之外甥
] 蒋春曦 四川 605 生物技术 西南交大蒋校长之子
] 唐鹤 四川 605 电子科技大学唐小我之子
] 许培恒 上海 陆燕荪
] 吴立婧 上海 吴敬儒侄女
] 吴则 北京 485 教育部、王大中,吴建平之子
] 闻毅 上海 467 5 上海市人事局闻处长之女 投档考虑
] 李宁 山西 432 教育部人事司管培俊司长
] 周凯 北京 547 总装备部
] 耿成厚 云南 566
] 卓越 上海 502 5 计算机(保证一志愿)华东政法学院副书记莫负春 保证专业
] 汪远 上海 438 40 艺术特长生薛沛健,上海教育电视台台长汪天云之子
] 王玮 上海 459 上海教育超市总经理王星之子 120百分号
] 许颖 上海 479 电子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 保证专业


] 王阳 江苏 598 10 王如竹堂妹
] 孔洁宏 上海 476 市考试院院长胡启迪
] 朱嘉炯 上海 468 市考试院院长胡启迪、太平洋口腔医院院长120百分号
] 唐月 江苏 605 市考试院副院长刘昌坤亲戚
  ] 李晶 上海 460 5 120百分号
] 李涛 江苏 622
] 秦? 北京 563 戴海波
] 程鹏 北京 569 教育部学生司副处长杨松
] 施永闻 上海 462 5 长宁教育局 120百分号
] 陈裕 江苏 620 清华大学副校长余寿之
] 桂园方 江西 629 团市委副书记张仁良内弟
] 向莹 上海 470 市财政局行财处 120百分号
] 2.中学校长推荐
] 编号 考生姓名 生源 分数 学校加分因素 专业情况 委托人
] 1 孙贤杰 上海 469 复旦附中
] 2 张思成 上海 466 大同中学
] 3 吴若玮 上海 466 南汇中学
] 4 苏呈彦 上海 477 5 光明中学
] 5 张瑞瑞 上海 格致中学
] 6 周瑾 上海 465 市二
] 7 张驰宁 上海 459 南模
] 8 马雅谨 上海 442 吴淞中学
] 9 张珏良 上海 458 延安中学
] 10 黄墨寒 上海 470 10 位育中学
] 11 余美琳 上海 426 20 南模
] 12 曹晶 上海 建平中学
] 13 姚乾华 上海 460 5 嘉一中
] 14 许晶? 上海 464 闵行中学
] 2001年上海生源120百分号以内讨论材料
] 考生姓名 生源 分数 学校加分因素 委托人
] 唐本伟 上海 465 5
] 曾诚 上海 370 5 高凤池,上海检查院二院副检查长曾勉之子
] 郭佳 上海 458 20 w**
] 张轶颖 上海 462 5 航天局长金壮龙
] 叶鸣 上海 464 5 中医大party委书记张建中侄


] 孙? 上海 467 20 六院干部病房孙宜平主任侄
] 钱君 上海 471 市人大领导托
] 张晶 上海 466
] 李程贝 上海 469 瞿振元内侄
] 张驰宁 上海 466 新华社教科文部主任张学全之女、南模中学校长
] 王玮 上海 459 上海教育超市总经理王星之子
] 朱嘉炯 上海 468 市考试院院长胡启迪、太平洋口腔医院院长
] 李晶 上海 460 5
] 施永闻 上海 462 5 长宁教育局
] 向莹 上海 470 市财政局行财处
] 杨士佳 上海 458 10 吴毅雄,磁悬浮项目负责人杨永兴之子、向明中学校长
] 闻毅 上海 467 5 上海市人事局闻处长之女
] 孔洁宏 上海 476 市考试院院长胡启迪
] 朱晏燕 上海 461 10 蒋光照亲戚之女
] 4. 2001年上海生源机动指标讨论材料
] 编号 考生姓名 生源 分数 学校加分因素 委托人
] 1 李巧 上海 449 周永兴,电力局纪委书记李永鸣之女
] 2 周 慈 上海 454 5 程天纵妻妹
] 3 续琰 上海 434 5 严隽琪,浦东司法局长陈建之子
] 4 盛涵涛 上海 455 5 盛校长之侄
] 5 蔡梦 上海 436 陈云青,大电气托
] 6 刘文君 上海 蒋光照侄之亲戚
] 7 欧洲 上海 443 朱物华外孙崔功之外甥
] 8 许培恒 上海 陆燕荪
] 9 汪远 上海 438 40 薛沛健、于信汇,上海教育电视台台长汪天? 之子
 ] 5. 2001年外地生源机动指标讨论材料
] 编号 考生姓名 生源 分数 学校加分因素 委托人
] 1 王昕 浙江 604
] 2 章琼 浙江 574 文科 基金办
] 3 耿成厚 云南 566
] 4 徐明 四川 604 徐僖之孙
] 5 蒋春曦 四川 605 西南交大蒋校长之子
] 6 唐鹤 四川 605 电子科技大学唐小我之子
] 7 李宁 山西 632 教育部人事司管培俊司长


] 8 桂园方 江西 629 团市委副书记张仁良内弟
] 9 苏于果 江苏 629 推荐
] 10 曹炎焱 江苏 620
] 11 应 江苏 603 学指委、武装部
] 12 王阳 江苏 598 10 王如竹堂妹
] 13 唐月 江苏 605 市考试院副院长刘昌坤亲戚
] 14 李涛 江苏 622
] 15 陈裕 江苏 620 清华大学副校长余寿之
] 16 朱文谦 湖北 629 国家计委
] 17 黄展鹏 湖北 632 全国政协,陈鼎常
] 18 王聪 湖北 631 多位领导托
] 19 唐青 杭州 612 大电气副总裁托
] 20 刘晨 北京 582 钱永昌
] 21 吴则?北京 485 教育部、王大中,吴建平之子
] 22 周凯 北京 547 总装备部
] 23 秦? 北京 563 戴海波
] 24 程鹏 北京 569 教育部学生司副处长杨松
] 25 胡光 安徽 609 发展研究中心徐诤处长
] 26 吴立婧 上海 吴敬儒侄女
] 27 黄 剑 江苏 621 20 梁丰中学
] 28 龚子明 江西 629 江西师大附中
] 29 唐 月 江苏 605 进才中学
] 30 帅承? 湖北 624 华中师大一附中

开始看见这个东西,觉得有点意思,很多都是言之凿凿的,但是里面还有很多人是只提了一个名字,可能是(原稿)作者认为是众所周知的人物,可惜我孤陋寡闻,好在网络发达,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考证一下,看看这份名单到底真实性如何。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前面的一段里面大部分都是有职务的,我看就最后验证一下吧,但是最后那一段里面基本上就是只提一个名字,让我大感兴趣,一个一个看来.
第一个阮雪榆(1933年1月--)压力加工专家。生于广东中山。195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塑性成形工程系主任、教授。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似乎还不是什么实权人物。第二个盛焕烨就不一样了,盛焕烨男,生于1943年8
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上海交大自动控制系本科毕业,历任上海交大计算机科学及工程系副教授,教授,副系主任,系主任现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校长出面应该可以摆平了。有没有更大的?我兴趣更浓了。

来看这个"16 曹圣梁 1410607357 494 5 交通运输谢绳武"。乖乖,谢绳武,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呀。算了,我直接来查交大的主要领导吧:
上海交通大学 校 长:谢绳武
副校长:盛焕烨 沈为平 叶取源 张圣坤 许晓鸣 张世民
C.P上海交通大学委员会 书 记:王宗光
副书记:陶爱珠 潘永华 陈 龙
常 委:王宗光 谢绳武 蒋秀明 陶爱珠 潘永华
陈 龙 盛焕烨 沈为平 王永华 田信灿
C.P上海交通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书记:王永华
校长们除了"许晓鸣",都写了条子;书记们还算对得起party员,没有全锅端,但是头带的不好,书记和第一副书记都写了条子,而且很恶劣的是,纪委书记王永华也写条子。这怎么去查呀?!
其他的人来头大部分也是响当当的,尤其是什么都不写只写名字的,更是如此。比如:
w**,我开始在交大里面查,发现大人物叫这个名字的,于是到上海查,你猜是谁:上海市公~安~局局长w**同志。
还有一个范祖德,也只写名字,想来甚是厉害。到google上查,条目主要有香港《��一�》社�范祖德,上海高科房地产公司法人代表范祖德。看来是后者呀,但似乎一个法人代?不至于在交大"众所周知"了吧,再去交大查,有了:原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范祖德同志。
仔细查看里面的名字,共和国的部长们也榜上有名,不过基本上是退休的人士,比如,1984―1991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钱永昌,原国家机械部副部长陆燕荪等。当前在位的最厉害的当属新任上海副市长严隽琪了,类似的大官是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瞿振元。里面教育口的官员很多,不过原作者似乎没有仔细查对名单,王宗先当为交大书记王宗光,余寿之当为清华副校长余寿文,想必是打字员用五笔录入的。其它还有避"副"之讳的,比如,教育部人事司管培俊司长应该是副司长管培俊,上海教育电视台台长汪天云也只是副台长。等等。
仔细看名单,还有有不少东西可以挖挖的。
1 教育口的人最多。上至教育部,下迄上海教委,区教委,甚至各大学,中学,校办企业,校董(蒋光照),院士。里面有一个头衔让我奇怪(可能是全国政协的面子大):陈鼎常(全国政协委员、湖北黄冈中学特级教师)。
2 实权单位。公共安全专家局,电力,医院(真是FT,一个住院病房的主任都来了。),组织,人事局,外办。其实教育口的也大部分是实权职能部门,比如招生,财务,人事等等。

3 企业。总裁们,想必钱能通神,当然现买现卖是不行的,应该是以前打好的基础了。
4 其他自认为很牛的人物。比如浙江电力局副局长赵义亮等。虽然你上海不归我管,但是电力系统一家亲,牛人在哪儿都应该很牛。
5 其他一些关联的人物也很有意思,比如"上海检查院二院副检查长曾勉托高凤池"一条,"上海检查院二院副检查长"想来也是来头颇大,但为什么还要托一个"高凤池"呢??
此"高凤池"何许人?一查,一个村长能这么厉害?再仔细一看,这个村长可不一般,1998上海综合实力百强村,上海旗忠集团公司法人代表,这还不算,旗忠村位于上海闵行区,想必地头也很厉害。所以这个双保险应该问题不大。
教育已经.....

原文: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3573331

徐贲:中国公民社会如何向东欧学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经历了1989年事件后的沉寂,中国出现了"市民社会"讨论。就政治环境和讨论者的问题意识而言,"市民社会"理论似乎都是八十年代东欧在相似环境下出现的"公民社会"讨论的再演。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一下中国的"市民社会"和东欧的"公民社会"理念,就会发现,二者都有作为反抗策略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因素。但是,在这之外,东欧的"公民社会"还包含了中国"市民社会"所缺乏的社会伦理秩序关怀,提斯马尼诺(V.
Tismaneanu)称之为"大人道主义"。[注1]罗蒂(R.
Rorty)也把公民社会称作为一种"世俗人道主义的文化。"他强调,公民社会的重要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的道德价值。[注2]

八十年代东欧的公民社会思考不只是一种学院式"理论",而更是整个知识界和思想界(包括作家、艺术家、人文学者和科学家)反思人的极度生存困境的一部分。反思的对象首先是极权政治制度对人性和社会造成的毁灭性摧残。在这种思想气氛中产生的公民社会思考涉及了极权制度下许多重要而普遍的群体价值和秩序问题,如谎言对道德个人主体和社会关系的侵蚀、专制制度下的个人责任、人际关系中的背叛和出卖、孤独无助、信任匮乏、冷漠被动、恐惧隔阂。在这个基础上,公民社会理想代表了抵抗极权政治的人性资源,如团结、同情、真实、记忆、道德良知、美感,等等。

中国出现市民社会理论的九十年代初,东欧极权统治已经瓦解,东欧国家在向民主政治的转化中,正在遭遇许多困难。其中一个最受关注的问题便是,公民社会讨论曾促成极权统治垮台,但公民社会却并没有随极权统治的垮台而得以实现。东欧不少国家中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淡、道德虚无主义、缺乏价值凝聚力和群体未来信心,继续困扰着公民社会的建设。有论者甚至就此发出了东欧公民社会"遭遇危险
"的警告。[注3]同时,东欧一些国家和地区民族主义高涨,民族群体间的冲突更使社会受到了暴力冲突的严重威胁。提斯马尼诺对此写道:"不幸的是,(东欧)公民社会运动在(1989年以后的)现实政治需要中减弱,甚至放弃了它们先前的'大人道主义'理想。种族、社会分歧和愤怒超过了人权,成为动员民众的主要力量。"[注4]

公民社会在东欧原本是作为对抗暴力压制的社会理想提出来的。只有自由、平等、理性的公民才能通过广泛的自愿参与来建立一种与专制暴力压迫不同的人际秩序。1989年以后的政治现实让人们发现,公民社会并不能在反抗暴政中自动形成。公民社会建设需要有它自己的价值原则、社会道德资源和个体公民素质条件。到了九十年代,八十年代欧洲公民讨论已经对我们有了两个重要启示。第一,九十年代事过境迁之后,人们之所以仍然对八十年代的东欧公民讨论保持兴趣,主要是因为它包含着对人和社会的道德价值关怀,这种价值关怀对于任何一个社会都有持久的意义。至于那些现实政治策略,如强调从"公域"退缩到"私域"的"反政治"、独立的"经济领域"等等,反倒是九十年代现实政治发展中最暴露出问题的部分。第二,八十年代东欧的社会价值关怀是一种在生存困境中被"逼"出来的思想。九十年代,先前的外逼力量消失,新的欲望,新的机遇,新的利益分化和新的矛盾冲突,都在不断分散社会的注意力。"大人道主义"的社会价值关怀被下降到一个比"现实问题"远为次等的位置。结果是,虽然经济和政治自由有了发展,但公民社会却出现了危机。

这些东欧的经验在中国九十年代的"市民社会"讨论中似乎都没有能被考虑进去。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都是很可惜的,因为东欧的经验已经在清楚地提醒我们,公民社会(或者"市民社会")仅仅作为一种对抗专制权力的策略是不够的。这一策略即使成功了,也不等于就实现了公民社会作为伦理秩序的理想。自从十八世纪以来,现代公民社会伦理秩序理想的具体内容虽不断有所变化,但公民社会一直是以伦理秩序理想保持着它的魅力。如果中国的公民社会讨论放弃这种理想,那么它就必然会沦为一种单纯的现实政治。现实政治是一种以实效或权力得失为优先考量,搁置或不考虑道德政治原则的实用政治。现实政治是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一。 "中国市民社会":策略和困扰

文革以后,中国面临艰难的社会重建任务。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止步不前,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虽有所松动,但对社会的宰制依然如故。国家和社会的紧张关系终于导致1989年的政治社会动荡和武力镇压。在沉寂了二、三年以后,知识界提出了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说法,社会重建和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重新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讨论中的"市民社会"也就是"公民社会"。以"营建健康的中国市民社会"为宗旨的社会构想,它的理想规范意图是很明显的。[注5]中国市民社会倡导者使用的是一种基于"市场交易活动的契约"模式,以此来想象在中国形成一种"理性"、"自主"和独立的公民社会秩序。[注6]他们所忽略的恰恰是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具有公民社会意义的契约关系不可能脱离现有的公共生活道德条件(正义、宽容、信任等等)去凭空构建。在基本道德条件已遭受文革毁灭性破坏的情况下,构建具有普遍道德意义的契约关系只是一个空洞的理想。在中国,市场交易契约只是一种基于利益交换需要的形式条文,它甚至可以成为权金勾结、黑箱交易的假面掩护。这种契约不仅不能增强社会信任,反倒会加剧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信任匮缺和犬儒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在政治权力之外确立自己的"独立"领域,但它并不就是一种具有社会正义规范作用的公民社会。十年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市民社会理论并不具有公民社会构建蓝图的价值,它本是在1989年以后中国特定政治社会环境中出现的一种反抗策略。它的市民社会理想深深地打上了中国"现实政治"的烙印。在市民社会概念中起主导作用的其实并不是公民社会作为道德政治秩序的理想,而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考量,那就是,社会在无法独立存在的情况下,如何应对国家权力的宰制,既不冒犯它的无上权威,又向它提出一些独立的要求。在这样一种现实主义政治策略中产生的市民社会理论,与公民社会应有的道德公民政治价值理念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如果中国要实现一个真正具有民主价值内涵的公民社会,这是一个必须尽量缩小的差距。

为了认识这个差距的重要性,有必要在作为反抗策略的公民社会和作为伦理秩序的公民社会之间作一个区别。这两种公民社会观具有不尽相同的优先目的和自律机制。从历史发生来说,伦理秩序的公民社会理念比反抗力量的公民社会要早出现。但是从社会政治实践来说,作为反抗力量的公民社会则在现今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对于中国目前的民主社会建设来说,这两种意义上的公民社会都很重要。尽管在近期起作用的将主要是作为反抗力量的公民社会,但为长远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计宜,社会反抗最终还必须转化为社会自我组织和自我建设。这是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公民社会的伦理秩序理念的根本理由。

公共社会的现代理念形成于十八世纪的欧洲。它是宗教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即市民革命)历史巧遇的产物。那时候的公民社会主要是提倡一种伦理社会秩序。它的道德基础是源自基督教自然法的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和享有尊严。公民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能动而独立的道德主体。基于人的道德自我完足性,从集体或群体中区分出来的就不是笼统的"个人",而是一种有理性、有道德感的个体。这样的个体之所以道德,是因为他能够坚持道德地对待同类其他个体,不诉诸武力或暴力压制。他是"文明"(civil)的个体,可以和其他文明个体一起组成"正派文明的社会"(civil
society),那就是公民社会。正如莫斯 (M. Mauss)和韦伯 (M.
Weber)所指出的那样,"文明社会"道德个体的正当性由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确立了下来。[注7]公民社会是一种道德社会秩序,因为在公民社会中人与人平等、自由、尊重地相互对待和交往。这就是具有经典意义的公民社会理念。

经典公民社会理念的基础是由苏格兰启蒙思想所奠定的。在斯密(Adam Smith),赫奇曼(A. O. Hirschman)和费格森(Adam
Ferguson)这样的思想家那里,"公民社会"不是我们今天许多人所理解的那种"公民的社会"。它指的是正派的社会,一种因文明而正派的道德秩序。道德社会的理念并不自苏格兰启蒙思想而起,但在这之前,道德社会的道德总是依赖于某个超然的来源(神或上帝)。在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那里,这个道德来源第一次被确定为人自己。人性中最善良的那些特征,天良之心,恻隐之情,爱心和同情,是人性中固有的,也是人与人可以组成互相信任、互相认同的道德群体的根本条件和动因。由这种亲和力组成的社会才是"正派文明社会"。正派文明社会的成员其实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公民"(citizen),而是"文明人"。

文明是一种公共人格品质。文明以共同的道德爱心和同情心自行组织为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群体。这个社会群体拒绝暴力和武力控制,抵制和不信任使用暴力者,因为文明不能容忍暴力。毋庸讳言,早先的"文明人"是一个有社会排斥性的身份。正如长期研究公民社会的英国学者基恩(J.
Keane)所说,"公民社会理想的批评者总是说,'良知'、'宽厚'和'自我治理'只是遮掩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价值。确实如此,但同样无法否认的是这些价值的深广影响。"[注8]经典公民社会的理念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意义,那就是,公民社会必须是一个具有道德亲和力的社会(怎么理解这种亲和力是另一回事)。只有在一个有道德亲和力的社会中,平等而自由的人才会结成相互认同、相互信任的关系,也只有这样的社会才配称为"公民社会"。苏格兰启蒙主义后的思想家,如康德和哈贝玛斯,对公民社会亲和力的性质和来源提出了不同解释,但在公民社会需要道德亲和力和公民社会是一种伦理秩序这一点上,却是一直坚持了苏格兰启蒙思想的传统。[注9]

十八世纪的经典公民社会理念对十九世纪的民主和公民参与,尤其是工人政治斗争有重要的影响。十九世纪的公民社会概念由十八世纪的"社会内共同性"(social
mutuality)转化为"国家外社会存在"。十九世纪的公民社会是一种与国家权力保持距离的人际存在方式。它有意识地保持自我独立,以防备或抵抗国家权力的控制。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作为反抗力量的公民社会。这个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它的成员已经由"文明的人"转化为"权利和资格的人"。公民资格(citizenship)是十九世纪公民社会发展的关键。公民资格强调的是政治群体的平等成员身份和平等参与机会。谁被规定为拥有公民资格,谁就可以成为公民社会中的有效成员。

整个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对经典公民社会观的挑战正是以不断扩大公民资格拥有者的范围为目的的。在扩大公民范围的过程中,社会主义运动扩展了传统"文明社会"的"文明"含义。文明不再只是指彬彬有礼,富有道德爱心和自然同情。文明更是指所有的人都应当拥有一些必须受到国家切实保障的基本权利。赛列克曼(A.
Seligman)就此写道:"组织工会,自由言论,新闻自由,集会自由,迁移自由,结社的自由,尤其重要的是组织政党和投票选举的自由,……争取这些权利成为最具体、最有意义的公民社会建设途径。"[注10]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对公民社会的看法是,阻碍实现普遍公民权利的力量总是会来自代表特殊阶级利益的国家权力。这个洞见深刻揭示了公民社会和国家权力之间既紧张又暧昧的关系。它提醒人们,任何公民社会都会部分体现国家权力的意志。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公民社会理论所着重的就是这一点。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公民社会问题在西方主流政治理论中沉寂了好几十年。反倒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在政治专制、社会不民主的东欧受到了持政治异见者的重视。在这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由于在东欧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变化,公民社会的概念才又一次在(西方)学术、专业和公众那里受到了重视。"[注11]在东欧受到重视的公民社会概念是反抗型的。中国和东欧政治现实的相似,使得东欧成为中国的"灵魂伙伴"。[注12]九十年代初中国市民社会讨论中屡屡提及东欧经验(如波兰团结工会、捷克的天鹅绒革命),这种联系反映了中国与东欧国家知识分子有十分类似的问题意识,那就是如何设想一种在专制国家的全面统治下可行的社会反抗。

九十年代初中国的"市民社会"讨论,以发生在《中国社会季刊》上的争论最有代表意义。邓正来和景跃进在此刊1992年11月创刊号上发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为"中国的市民社会"下了定义。市民社会被界定为一个向国家权力要求独立(至少是部分独立)存在权利的社会空间。他们写道,"我们认为,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治活动的非官方公域。"[注13]这是一个相当令人费思的定义。首先,它把经济和社会活动划为"私域",把政治活动划为"公域",这种公域和私域的区分是极为勉强的。我们知道,政治权力领域(公域)和私人经济活动或私人关系(私域)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例如,早期资本主义私人经济行为的发展就是国家权力设置和改良法制体系的结果,而国家行为本身则又是资本主义经济影响和制约的结果。而且,自从十九世纪后期以来,许多原属私人利益的经济行为由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而进入公域,这也是国家权力干预的结果。私域和公域的关系在今天的中国更加复杂。中国有大量计划经济的国营企业,官方明显地主导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公域和私域的错综交织和公域宰制私域恰恰是中国的现实。其次,"中国市民社会乃是……非官方公域,"这个定义中的"乃是"从逻辑上说不通。按照这个定义,人们会问,"市民社会"是指现实中业已存在的呢,还是指有待形成的呢?前者是描述性的,后者是规范性的,前者是肯定国家和社会关系现状,后者则是批判这一现状。邓正来和景跃进告诉我们,他们的目的是"营造"中国市民社会,由此推测"市民社会"应当是规范意义的。但他们对市民社会的定义用的偏偏是"乃是",而不是"应当"。这是不是在故意缓和原命题的批判锋芒,暗示中国已经有这样的市民社会?

刻意缓和"市民社会"理论对中国现有国家权力的批判锋芒或许是出于现实政治策略的需要,但是仅仅在国家权力允许的意识形态范围内寻找变更空间,则必然会扭曲"公民社会"和"公民"概念应有的基本民主政治内涵。公民社会和公民的基本政治涵义之一就是,平等资格、权利和义务是属于国家社会中所有人,而不只是某一些人的。而这一涵义恰恰被中国市民社会理论排斥性的"市民"观所否定了。邓正来和景跃进在他们的"市民"行列中毫不讳言地排除了象工人和农民这样的公民大多数。二位论者坚持认为,市民社会有两个"中坚力量",一个是"企业家阶层",另一个是"知识分子"。甚至连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也部分是因为他们"能转换角色,积极投身于企业家行列,成为引导经济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注
14]二位论者对此解释道,企业家成为市民社会的楷模,是因为"企业家是营建、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在市场交易活动中依契约规则本能地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能平等地对待它利,从而是平等契约精神的发扬光大者;(能)深刻地认识到负面自由(免受外部力量侵犯和免遭陷入社会混乱和失序的侵犯的重要意义)。"[注15]把企业家完美化为市民楷模,真的就符合中国的实情?那些凭借金权勾结、以不义之财的"第一桶金"发迹起家的老板们,他们真的能把中国带入民主正义的公民社会?尽管"市民社会"的这一立论似乎很草率,但它却是一个可以被官方意识形态接受的理论,因为它从"理论学术"的角度间接证明了官方把经济和政治分开的正确性。

"市民社会"这个说法本身就带有明显的中国"现实政治"的烙印。市民社会理论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和自治社会的"良性互动"。对于这个自治的社会,为什么偏偏使用"市民社会"而不是"公民社会"的说法?除非"市民社会"这个说法的使用者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概语比"公民社会"更符合中国的国情,无人可以替他们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用"市民"代替"公民"的实际效果是回避与"公民"身份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公民权利问题,因此会淡化公民社会政治和专制国家权力间的对抗。恰恰是这个被回避和淡化的对抗关系才是讨论"市民社会"原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意识。如果不是因为专制国家权力压制了自由社会,怎么会有需要去讨论这二者的"良性互动"?

既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群体模式理论,"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就不再只是一个如何翻译civil
society的问题。任何社会群体模式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谁是这个群体的成员。基本身份是"臣民"、"老百性"或"公民"的人们会构成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古希腊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共和群体中,"市民"固然就是"公民",但在当今中国,市民和公民已经是两个不能混用的概念。在中国倡导"市民社会",它的成员是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的市民吗?包括不包括那些没有这些市民身份的人们?如果包括,那么市民身份和没有市民社会身份者的共同身份不就是"公民"吗?既然"公民"是一个比"市民"更具现实意义的普遍社会身份,那么为什么反倒采用"市民"这一说法呢?

有人会说,市民社会的市民不是指城市居民,而是指burgher(市民)。国家中的人是公民,而社会中的人是burgher,称市民是为了强调社会和国家的区别。[注16]这就更不对了。在十六世纪,burgher的的原意是指自治市的自由民,后来逐渐用来泛指中产阶级。在今天的中国提市民社会是为了营造城市或地区的自治吗?就算是社会自治,勉强分开社会群体成员和政治群体成员身份的现实后果又是什么呢?这是否意味着普通人在社会生活中应当自动放弃自己的公民权利保护?这不是和市民社会理论原先的现实问题意识完全背道而驰了吗?

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的问题意识似乎并没有把他们引向一种与之相配的公民政治要求。"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本为一物,本来就应当明确地提出"公民权利"、"公民政治"和"民主宪法"等问题。但可惜的是,"市民社会"的市民身份观恰恰是与这些理念有所违背的。市民社会的论者告诉我们,"中国市民社会是由独立自主的个人、群体、社团和利益集团构成,"但它不包括"'国家政治人'身份的公职人员、执政党组织、军人和警察,也不包括自给自足、完全依附于土地的纯粹农民。"[注17]且不说这样的"市民"定义是否有社会学理论根据,单就它的作用而言,它是一个排斥性的群体概念。市民是在与非市民的区别中形成的,这和"公民"的普遍包容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不少批评西方"公民社会"概念的左派论者曾正确地指出,现代公民社会在西方历史中的始作佣者是资产阶级,它早期实际上排斥了工人阶级和妇女等被压迫阶级。在了解这一历史的同时,有必要看到,早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就开始了扩大公民群体范围的进程。正是随着公民越来越广泛地包括全体人民,西方民主政治才不断发展壮大。有了这个历史经验,为什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反倒不能名正言顺地强调"公民社会",反倒要倡导具有明显排斥性的"市民社会"?

在邓正来和景跃进的市民社会理论中,人首先不是个人,而是某个社会群类(所谓"企业家阶层"、"知识分子"、"农民"、"国家政治人"、"公职人员"等等)的一员或一分子。市民身份被限制在其中的两个主要群类之中。不少公民社会的研究者都曾指出,十九世纪西方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在确定公民社会成员身份时,以个人代替了群类成员的身份。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正是因此而广得民心的。伯恩翰(W.
Burnham)曾提出著名的论述:"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注18]人只被当作群类的一员,这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历史包袱。李普塞(S.
Lipset)指出,封建包袱越重的国家(如十九世纪的欧洲国家)越容易发生社会主义运动,而封建包袱越轻的国家(如美、加、澳)则越不容易发生社会主义运动。[注19]社会主义推动的公民社会发展,关键就在于争取以个人为基础的公民资格,卸去架在每个个人身上的封建包袱。

公民社会是一种拒绝封建社会包袱的现代社会秩序。公民社会的成员的身份是作为公民的个人。这是公民社会唯一合理的成员身份。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本应包含卸去封建包袱的任务,把社会成员身份明确定为人人平等的公民。长期以来,中国人被分成等级性的类族,"阶级成分"、"红五类-黑九类"、"干部-职工"、"城镇人口-农村人口"、"正式工-临时工"、"本地居民-外来人员"等等。这些类属的等级区分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严重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让"市民"成为一种新的群类等级身份,只会更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建设。

邓正来和景跃进说,他们提出的市民社会,是为了防止中国社会出现"两极端
"现象。第一种极端是"市民社会在尚未成熟到按契约性法则自行运作并成为稳定社会秩序力量之前,……就超前过热地参与政治的取向。"第二个极端是"在盲目狂热的情绪中回归到传统'民反官'的单一路向。"[注20]建设公民社会的目的真的就是为了替统治权力的"现实政治"设身处地地应对这两种极端?或者就真的具有应对这两种极端的能力?我们知道,经济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单靠经济的力量不可能形成一个公正、正义的契约人际关系。在经济领域中,资本比劳动力占有优势,劳动力抗衡资本的根本条件就是工人的基本权利(言论、集社、组织工会、罢工等等)。这些不是人的自然权利,要获得和保障这些权利,首先就需要的有争取这些权利的权利,那就是政治自由的公民权利。争取政治权利必须与争取经济秩序中的权利同步并进,怎么能算作"超前过热的参与政治"?再者,政治不民主,官有权而民无权,这是官民对立和"民反官"的根本原因。这与"回归传统"有何相干?市民社会理论所顾虑的这些极端或许是揣摩官方意图,以图自我生存的结果,但由此而产生的,已经不可能再是有实质意义的公民社会理论。

中国"市民社会"的设计者是从一种为国家权力设身处地着想的功利主义来阐述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好处的。其基本逻辑是,如果国家权力限制或压迫市民社会,那么就有可能出现很危险的"极端"情况。市民社会可以帮助国家权力化解来自民众的危险,允许市民社会对市民社会和国家权力都有好处,在国家权力和市民社会之间可以形成一种互相合作的"契约关系"。

这种契约观始终贯穿在"市民社会"论者对中国市民社会本身的设计之中。邓正来和景跃进告诉我们,"中国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既不是传统的血缘亲情关系,也不是垂直指令性的行政关系,而是内生于市场交易活动的契约性关系。这就是说,市民社会内部每一方在为获取他方所有而自己又需要的一部分权益的同时,必须让渡自己的部分权益。换言之,在获致这一部分权益的同时,也就承诺了对这部分权益所必须履行的义务。"[注21]论者在这里所说的"承诺",是以获取自身利益为前提的。契约关系中双方之所以能相互信任,是因为谁也不会跟自己的利益过不去。这种社会信任观,这些年在中国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相当普遍,它的特点"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引证囚徒困境,证明合作要比不合作好。但这种功利主义的信任观,在现实生活中却几乎无法与霸权逻辑对抗。诉诸于人性中的自私本性,固然也可签订契约,一旦发现违背诺言更有利时,人就会趋向毫无诚信。"[注
22]

在一个单纯以相互利益来维系的合作关系中,每个人都把对方当作"手段",它的契约和信任与公民社会的道德契约是完全不同的。道德契约不一定需要有商业或经济合同的形式,但它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的道德意义。第一,契约体现的是人的自由,我自愿选择契约关系的束缚,我在没有他人强迫的情况下履行自己的承诺,实现的是一种更高的自由。[注23]第二,契约关系往往包含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有不伤害和保护弱者的道德责任。即使在不违反契约条文或触犯法律的情况下,强势一方也不伤害弱者。[注24]后一种道德意义来自作为公民社会的正派意识和伦理秩序。经典公民社会理念强调的正是公民社会作为伦理秩序的意义。经典公民社会理论提出伦理秩序理想,不是从事实推出原则,从实有推出应有,而是运用人的理性为社会立法。经典公民社会因此而成为一种规范性的社会理念,一种理性选择的目标。

经典公民社会理念对于我们今天在中国建设公民社会的意义在于,在坚持公民社会争取公民权利、公民社会活动自主、独立的同时,应当充分重视社会亲和力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以人的自由和保护弱者为本的承诺和信任、正派的习俗道德、同情和宽容等等。这些都是经典公民社会的理想。没有亲和力的社会不可能成为一个人际相互关爱、相互认同、相互信任的公民社会。自从十九世纪以来,由于人们对社会中不同群体和个人利益分歧认识的加深,经典公民社会"人同此心"的信念在经验上已无法令人信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普遍接受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更为现实的社会观。这两种社会观都质疑经典公民社会的道德理想,进而否定公民社会可以独自成为一种道德理想。一方面,自由主义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人利益优先。共同社会价值理念因此实际成为一个无法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实践则是将社会生活完全放置在国家政治之下,用权力意识形态代替社会价值共建,1989年前的东欧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强加于社会的专制国家权力意志非但没有带来持久的社会价值共识,反而破坏了社会的传统价值和价值更生机制。专制统治的暴力和恐怖把社会毒化为一个人与人不能互相信任,人与人互相冷漠隔绝,相互出卖、猜忌和仇恨的反伦理秩序。这便是东欧出现公民社会理论的历史环境及其问题意识根源。

二。东欧"公民社会"和道德政治

二十世纪是一个民族国家体制普及全球的时代,也是一个国家权力膨胀,控制力深及社会每一个领域的时代。二次大战前后到冷战时期,各种专制极权统治把政治野蛮推向了极限。八十年代,公民社会理念在东欧国家触动人们的政治想象,它的意义首先要从社会秩序伦理、政治道义去理解。反伦理、非道义的极权政治宰制社会,蹂躏和破坏了社会的伦理秩序。提出公民社会,不只是简单地要求国家归国家,社会归社会,而更是要求恢复社会伦理秩序,不让它听由国家暴力政治的蹂躏。公民社会要用一种道德意义上的公共性去影响和限制国家权力,将它转化为道德政治。道德意义上的公共性,它的原则是人人自由、平等、同情和相互尊重。在这个基础上的人际认同和信任(即道德亲和力)与极权专制下的人际压迫、背叛、冷漠和孤独形成了批判性的对比。公民社会因其道德公共性而可以成为一种与极权国家权力不同的社会力量。正如东欧问题研究专家卢普里克所说,"很明显,公民社会的想法是理解苏联、东欧极权主义……和另类(道德)政治区分的关键。"[注25]

从策略来说,要求公民社会,是为了争取一个哪怕是很有限的社会自主、自治空间,在极权体制的边缘处营造一个能削弱极权的社会基础。这种"公民社会"和九十年代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样,是一种"现实政治"策略。例如,七十、八十年代波兰政治异见人士普遍把公民社会当作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希望,甚至并不是特别针对一党专制的极权国家制度。米契尼克提出的政治"新进化论"就是这一态度的体现,"公民社会只有通过自我组织,不断得到解放,才有可能把党(从社会)驱赶到国家中去。"在当时波兰的政治异议人士看来,波兰的共产党国家甚至可以起到不让波兰公民社会直接遭受苏联军事镇压的"保护伞"作用。在向本国极权制度要求社会独立性时,公民社会具有明显的"自律"特征,尽量避免与国家权力直接冲突,只在双方有共同利益的灰色地带小心过招。[注26]

东欧国家的经济不成功和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失败,帮助造就了一些这样的灰色地带。政治异议人士因此特别有机会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中提出公民社会的主张。波兰异议人士库隆(Jacek
Kuron)即是在经济领域中先主张公民社会的:"今天的波兰社会处在极权制度之外。我们现在要在不独立的国家结构中注入自己的独立。现在是实行'相互依靠式经济'的时候了,工厂里成立工人自治委员会,让国家企业有自主权,改变(国家)对市场的行政管理。"[注27]匈牙利的改革经济学家们也从国家经济利益来要求公民社会活动对政党国家保持独立。和波兰异议人士不同,匈牙利的改革经济学家并不全然相信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他们的建言对象不是一般的工人和民众,而是上层政治精英。他们的职业责能是政府或政策谋士,虽然同样主张经济改革,他们的民主意识远不如波兰的工会人士。[注28]在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社会与极权政治过招的灰色地带主要不是经济,而是文化。公民社会被设想为一种与极权政治文化(思维、语言和感知方式)截然不同的"平行"文化或"地下"文化。极权统治把它那套假、大、空的统治文化强加于社会,社会则以真、善、美的文化传统来加以抵抗。公民社会也就是真正的文化社会,只要人们还喜爱德伏夏克(Antonin
Dvorak)和扬纳切克(Leos
Janacek)的音乐,只要作家还在不昧良心地写作("打字机的抵抗"),只要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说真话和拒绝谎言,极权对社会的政治统治就不能长久。[注29]

对我们今天思考八十年代东欧公民社会的经验来说,它的道德意义反倒要比它的"现实政治"策略更为重要。[注30]捷克斯洛伐克的哈维尔所提出的"生活在真实中"便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自上而下弥散在极权统治社会中的谎言使得所有的人在假面具下生活。面具下的众人是不可能形成公开、诚信和相互信任的公共生活的。公民社会就是让每个人都能说话,说真话。哈维尔在成为捷克总统后,也还是一直坚持这个想法。1989年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后极权统治要比波兰和匈牙利来得稳固,持不同政见的"77宪章"人士受到镇压,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对一般社会的影响要比波兰团结工会和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小得多。九十年代初,当年反抗极权压迫的"77宪章"人士就"什么是公民"展开了辩论,以当时的总统哈维尔和总理克劳斯之间的争论最具代表性。克劳斯和哈维尔都认为民主制度必须有公民参与。但他们在如何使一般人从不参与到参与的问题上意见不同。克劳斯认为,市场运作是推动公民参与的动力。但哈维尔认为,真正能吸引公民参与的不只是在市场上挣钱的机会,而是每个人能真正有就公共事务说话的机会。[注31]

八十年代的波兰团结工会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波兰团结工会继承的是欧洲十九世纪工人工会运动的传统。这一传统,前面提到,本身就是在十八世纪"自然人平等"具体化为"公民资格平等"和"公民权利平等"争取工人权利的过程中形成的。作为社会正义的原则,平等权利是道德公民政治交往、参与、民主协议的基础。1980年8月,列宁造船厂工人提出,对那些因参加和支持1970年和
1976年罢工而被开除的工人和学生,要恢复他们的"权利"。造船厂工人的要求不仅涉及与自己利益有关的物价和工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别人的普遍公民权利。团结工会在1981年3月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明确指出,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公共生活中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民主制度的消失,造成了公共生活制度中社会和权力机器的分裂,这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注32]

团结工会虽然以工人为主要参与者,但它却是一个以"公民"身份来凝聚社会共识的群众运动,"团结工会最了不起的成就在于,它能够吸引两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工人和农民。团结工会吸引他们投入到反压迫的斗争中去,不仅是作为工人和农民,而且是作为公民。"[注33]八十年代在波兰收集的调查数据显示,反对或支持团结工会的人群,以支持或反对政府的立场来分界,与传统的"阶级
"无关。反对或支持团结工会的人群中都有来自不同阶级、阶层或群体的人们。支持团结工会成为一种价值群体认同,正如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所说,"什么是团结?团结就是一种在人类群体中的生活方式,一种相互一致,但又相互尊重人际有分歧和差异的生活方式。"[注34]团结成为一种具有道德意义的社会群体秩序。

作为人们彼此认同、信任、亲近的基础,团结成为公民之间的价值维系。在团结工会和波兰天主教结成的联盟关系中,受到强调的是宪政的公民身份,而不是波兰教会传统依重的"波兰人"民族身份。在团结工会的社会运动中,公民性比民族性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天主教的神圣自然法是通过世俗的普遍人权在波兰深入人心的。有论者就此写道,"自1960年代以来,波兰天主教会坚持不懈主张每一个人都有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1980年列宁造船厂罢工所提出的公民权利口号是对自然人权"了不起"的发展。[注35]

1981年波兰实行戒严法以后,公民社会的理念仍然指导着许多转入地下活动的工会领袖。库勒斯基(Wiktor
Kulerski)就曾以此设想一种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妥协"的地下公共生活秩序:"我们要把自己组织成一个地下社会,而不是一个地下国家。(我们要形成)一个由相互独立的群体、委员会等等……形成的运动,而不是一个绝对领导、纪律严密的运动。我们的运动要实现的是,政府可以控制无物可售的商店,但控制不了市场,……政府可以控制国家印刷厂,但控制不了信息流动,……可以控制电话和邮政,但控制不了(人的)交际,可以控制学校,但控制不了教育。"[注
36]在这一系列的对比中,公民社会与国家政府的区别在于它是由人际的自愿交流和往来形成的公共秩序,而不只是一种公共秩序的外壳。

八十年代的团结工会让我们看到了社会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让有些社会学家提出了"作为新型运动的公民社会"的说法。他们认为,新型社会运动是一种基于"话语互动"的民主行为,通过不同群体间的互动,形成争取社会正义和道德公共性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结构性多元和互动使得人们可以说,我们之所以有社会生活,是因为我们有"参与和公共性"。[注37]公共生活中的社会运动参与比政党政治更需要由信任来维系,因为它靠的是自愿参加。个人对问题作出自由而理性的判断,这和遵循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是完全不同的。当公民社会扩展为全球社会理念时,社会运动更加成为普通人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形式。如果从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正义的关系着眼,我们会更有理由充分重视社会运动的公民社会意义。[注38]事实上,今天全球范围内由各国公民社会间联系而产生的各种全球性运动(和平、环保、反战、反饥饿、人权等等),它们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各国内公民社会的存在状况和公民参与的自由程度。

八十年代东欧国家的公民社会理念发展与当时正在发展的东、西欧跨国公民社会运动有相当密切的联系。这一联系是通过建立不同社会运动间的信任关系而逐步确立的。[注39]和一国内的公民社会一样,全球公民社会不可能在没有相互信任的情况下得到发展。1975年东、西欧集团国家签订赫尔辛基条约,这是一种国家之间的官方妥协。官方关系"缓和"在承诺保证苏联的安全之外,又加进了西方关于人权的条文。尽管它对国家行为只不过是一种纸面约束,但却为东欧的公民运动和东、西欧的公民互动开启了契机。1981年10月和1983年10月,西欧发生了和平运动,在许多城市共有五百万人参加了游行。尽管这一新的社会运动针对的是核战争对人类的威胁,但它同时也是一场民主运动。它反对国家权力黑箱操控核武决策,要求普通公民参与决定自己的命运。由核战所象征的国家野蛮暴力又一次与和平要求所象征的公民社会文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对立。与此同时,东欧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根据官方签署的赫尔辛基条约见缝插针、借力打力,提出了人权的要求。八十年代在一些东欧国家中形成的公民社会活动,如波兰的团结工会,东德的化剑为犁,匈牙利青年和平运动的对话小组,所利用的正是当时勃列日涅夫主义无意间留下人权话语空间。

东欧的人权要求和西欧的和平运动在一开始接触时并没有真正的对话。双方甚至还抱有相互猜疑和误解。只是后来在民主问题上双方有了交接,产生了信任,才形成了跨欧洲的公民社会联系。许多东欧知识分子开始认为,西欧的和平主义者在政治上非常幼稚。西方人士要求和平,反对战争,这和东欧国家官方宣传西方好战、以核武器威胁社会主义差不多是同一口径,前者俨然就是后者的同路人。哈维尔在《解剖沉默》中就把西方的"和平运动"比作类似东欧的"社会主义"口号,认为二者同样空洞,同样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招牌。另一方面,西方和平主义者对东欧人权人士开始的印象也不好。他们认为,人权是里根、撒切尔这样的西方政客为扩充军备的借口和冷战辞令,东欧人士在人权问题上太幼稚,太缺乏思考能力。[注40]

当和平运动和人权要求从共同的和平愿望出发,开始认真对话,双方有了逐渐理解对方的机会,共同认识到分歧主要原来是在反核武器和民主哪个优先的问题上。西方和平人士认为,反核武应当优先,因为核大战会毁灭全人类,只有保全人类,才能发展民主。东欧的和平人士则认为,民主必须优先,因为在政治不民主的国家里,人民要求和平,却无法影响国家政策,这是发生核竟赛的主要原因。在双方不断接触和讨论的过程中,渐渐形成了共识,那就是,和平和民主是密不可分的,裁军和人权是互补的民主要求。

东、西欧人士都从对方的公民诉求中获得了对自己原先诉求的新认识。西欧和平人士从东欧人士的"公民社会"论述中看到了和平运动的公民政治意义。东欧人士强调公民社会,为的是在国家权力之外营造一种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的社会力量。只有在独立的社会力量和自由空间起作用的情况下,人们才不至于为争取说真话和影响国家权力而必须流血革命,必须夺取政权。这正是西欧和平人士自己国家的公民处境。西欧人士更看到,对于东欧国家的公民,公民社会的要求不仅直接关系到争取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而且还关系到建立道德的公共生活秩序。因此,坚持说真话和道德良知的公民社会理念对提高专制统治下的公共道德有特殊的意义。公民社会不只是一个坚持个体要求、缔结个人利益契约的场所,它更是一个建立关于好社会和社会正义共识的伦理空间。

东欧人权人士则从西欧和平主义者那里学到了这样一个道理:他们所争取的公民社会,它的发展是和国际政治现实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一旦公民社会的理念能和全球问题结合,它就可以具有全球公民社会的意义。冷战时期和冷战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国际关系严重地障碍着全球问题的形成,也同样为国家权力提供了严格控制社会自由空间的借口。1981年波兰镇压团结工会就发生在新冷战之中。自上而下的世界紧张局势缓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基层交往都有助于公民社会自由空间的存在。1987年核武器中间协定签署后,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随之松动,勃列日涅夫主义宣告死亡,这才有了东欧人权人士活动的更大空间。这一活动空间的扩大也是与东欧人权人士积极与国外接触分不开的,这种接触造就了"自下而上的缓和
"(detent from below)或者"公民缓和"(citizen detent)。[注41]

1985年捷克的"77宪章"组织向驻地在阿姆斯特丹的"欧洲核裁军会议
"组织发出"布拉格呼吁",建议欧洲国家不分国界,共同发动一场要求撤去外来驻军和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民主运动。这一呼吁为八十年代末欧洲和平与民主两大运动汇合到一起奠定了基础。米契尼克(A.
Michnik)曾这样评价东、西欧的公民社会运动汇合的意义:"就象在西方一样,新(社会)运动和新现象在我们这儿也出现了。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能看到这一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绿色组织和英国的和平运动,不管你对它们有什么看法,你都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因为它们都是当今政治重要的新现象。……绿色组织和和平运动,它们在我们的(社会)运动'自由与和平'那里寻找盟友,这是十分有益的。这种结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启动了推动和平的进程。俄国人总是说,他们愿意谈判裁减导弹,但是他们却不愿意讨论人权。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谈人权呢?现在的社会运动至少已经让波兰人看到,战争和军队都有关人权的问题。我想在西方也是一样。人们常常问我对西方和平运动有什么看法。(我认为,)只要这些和平运动坚持统一、民主的欧洲,只要它们为此奋斗,不诉诸于暴力,我就支持它们,因为这就是未来的方向。"[注42]米契尼克看到的那种跨国家和跨意识形态的公民运动联系当然不只限于东、西欧之间。事实上,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的进程已经在使全球范围内的公民联系不断得到扩展。

全球范围内的公民联系正在形成一种全球公民社会。全球公民社会不是一个实在的社会秩序,而是一种人类群体秩序的道德理想,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发挥正义舆论作用的大公众。它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具有道德意义的公共性和价值秩序。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性社会运动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公民社会活动和公民运动必须在每个具体国家内能够存在和壮大。在公民政治不自由和公民权利受到政府权力严格限制的国家里,极难出现具有民主政治意义的社会运动。哪怕是那些看上去非政治性的公共问题,如环保、爱滋病、萨斯防治、贫困儿童失学、工人下岗等等,也都由于官方权力的控制而难以形成自主的社会运动。即使这些问题有可能让一国公民与外部世界形成跨国联系,但这种可能也很难成为现实。

正如八十年代东、西欧和平运动汇合的经验告诉我们的那样,形成跨国公民联系的不只是一些具体问题,而更是由共同问题意识和关怀所体现的"公民国际价值"以及"公民自主自足"民主参与原则。[注43]米契尼克曾指出,八十年代联系东、西欧公民参与的不只是"和平",而更是"民主的和平",即和民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和平问题。同样,今天具有全球意义的公民参与,它所涉及的不只是"
贫困"、"贫富不均"、"爱滋病"、"失学儿童"、"自然资源破坏"、"环境污染"、"血汗工厂"或"工人劳动条件",而是与人权、民主、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等等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问题。哈贝玛斯把公民社会看成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政治话语机制。[注44]马可斯(R.
Markus)进一步指出,"公民社会"和"正派社会"(好社会)是相辅相成的,正派社会为公民社会提供价值规范理想,而公民社会则为实现正派社会保障公民自由和积极参与的条件。[注45]如果一个国家内部不允许把社会问题当作重要的政治问题来讨论,不允许公民自主、自觉地参与,那么可以想象,这个国家的公民是很难对解决全球范围内类似问题发挥自己作用的。

在一个政治不民主的的国家中,公民还可能会因为与外界公民社会的隔绝而被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左右。在缺乏全球视野的情况下,他们很可能会把这些问题看成是需要用"某国特色"方式解决的"特殊"问题,既无法以普遍的人权标准确定它们的伤害性质,也不能以普遍的民主原则来设想它们的解决之道。他们甚至还可能以阴谋论或恶意动机去看待来自外部的批评和建议,把它看成是干涉内政或者强加外来价值观。这种猜疑和不信任曾发生在东、西欧八十年代初的公民互动之中,但通过积极有效的对话,终于化解在共同的民主要求之中。这种猜疑和不信任也反映在中国现有的一些"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社会和政治理论中。它们对别国民主经验和公民政治的贬低、扭曲和不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自己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良品质,如道德怀疑、价值虚无、犬儒主义和玩世不恭。这些都不是公民社会伦理秩序应有的品质。不改变这些不良品质,中国不可能真正实现公民社会的自主、自治和自理。

注释:

1. 4. Vladimir Tismaneanu, "Civil Society, Pluralism,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nd Central Europe." Social Research 68: 4 (Winter 2001):
977-991, p. 988.

2. From an interview with Mathias Greffrath and others, "Den Planeten
verwestlichen!" Suddeutsche Zeitung (Munchen), 20 November, 2001.
Quoted by John Keane, Global Civil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84.

3. 有论者认为,89年以后东欧国家公民社会发展并不顺利,甚至已经"遭到危险。"这是相对于八十年代人们对公民社会所寄予的很高希望而言的。说公民社会遭到危险,不是指在东欧正在形成新的专制制度,而是指那里的许多国家中并未出现人们以前所预期的广泛而积极的公民参与。人们对政治的厌倦,对民主发展因无信心而漠不关心,是公民社会的主要病兆。89年后的东欧是否有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否健康,这些都不能只看"私域"能否独立于"公域",社会能否独立于国家权力,而要看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实际参与情况。关于影响公民社会在东欧国家发展的因素,如缺乏公民文化传统,长期极权统治形成的对国家的依赖心理,新精英集团利益与民众利益的脱离,由贫富悬殊造成的弱势群体无安全感,等等,参见Danial
N. Nelson, "Civil Society Endangere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Gains and Losses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Social Research 63:
2 (1996): 345-68.

5. 6. 13. 14. 15. 17. 20. 21.
邓正来和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载罗岗,倪文尖:《九十年代思想文选》第2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第3; 9; 8; 9;
8; 8;18; 9页。(此文原载《中国社会季刊》,1992年11月创刊号)

7. Marcel Mauss, "A Category of Human Mind: The Notion of Person, the
Notion of 'Self'." In Marcel Mauss, Sociology and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1979, p. 85-9.

8. John Keane, Global Civil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77.

9. 10. 11. 18. Adam B. Seligman,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pp. 25-36; 103-104; 4; 104.

12. Geremie R. Barme,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

16. 石元康:《市民社会与重本抑末》,载罗岗,倪文尖:《九十年代思想文选》第2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第74页。(原载《二十一世纪》1991年8月号)

19. S. M. Lipset, "Radicalism or Reformism: The Sources of Working
Class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7
(1983), p. 6.

22. 引自许纪霖给笔者的来信。

23. C. Douglas Lummis, Radical Democracy.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24. Robert E. Gooding, Radical Democracy: Protecting the Vulnerab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5, pp. 42ff.

25. Jacques Rupnik, The Other Europ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8, pp. 245.

26. 27. 转引自 Jacques Rupnik, The Other Europe, pp. 245; 246.

28. J. M. Kovacs, "Reform Economists: The Classification Gap."
Daedalus 119: 1 (1990): 215-48. Agnes Harvath and Arpad Szakolczai,
The Dissolution of Communist Power: The Case of Hungary.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225, note 16.

29. Vaclav Havel, Living in Truth: Twenty-two Essays Published on the
Occasion of the Award of Erasmus Prize to Vaclav Havel. Ed. By Jan
Vladislav. London: Faber, 1989.

30. 对1989年以前东欧公民社会运动"现实政治"的局限性,东欧人士自己是有所认识的。例如,Horvath和Szakolczai早在1989年就指出,东欧的公民社会理论往往以"反政治"为口号,表现了"对政治的彻底失望和一种不涉入公共生活的享乐人生的理想。"那种被简单地定义为"私域"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公民社会"只是躲避极权国家权力控制的消极应对策略,并非是一种构建社会新秩序的有效方案。消极的"现实政治"对于反抗极权统治只有战术价值,没有战略价值。(参见,
Agnes Horvath and Arpad Szakolczai, The Dissolution of Communist
Power: The Case of Hungary.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 7-8.)

而且,八十年代东欧的公民社会还经常带有民族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的群体观。公民社会变成一种"我族"对外族强加秩序的反抗。例如,匈牙利历史学家Jeno
Szucz在他的《欧洲三区域》中强调,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虽不符合西方模式,但与东方模式的俄国差别更大。昆德拉认为,中欧国家文化与西方亲缘,但政治却遭俄国东方式专制绑架,俄国沙皇制度下传统的奴性,是俄国根本不存在中欧公民社会的原因,也是中欧国家与俄国最终走不到一起的历史原因。还有一种看法是,俄国只有"人民"(顺民),而波兰却特别强调"社会",其它中东欧国家则处在这二极之间。捷克斯洛伐克Elemer
Hankiss所说的"第二社会"就是以波兰模式的社会来考量公民社会反抗俄国式极权统治的。但是,俄国政治异见人士并不愿意接受这种看死俄国的文化决定论。例如,俄国作家Alexander
Zinoviev认为,自下而上的极权(所谓的"苏维埃人")其实只是一种"人群"形式,根本不是什么"社会"。索尔仁尼琴则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窒息俄罗斯"的外来力量。共产主义是国家世俗化、失去宗教信仰的结果,它宰制了信仰上帝的俄罗斯人。不信神的世俗国家主义,它的祸源在西方,西方社会在日益腐败堕落,这是它在自食其果。俄罗斯不应该如此。(参见,
Jacques Rupnik, The Other Europe. p. 247)

31. See Jiri Pehe, "Civil Society at Issue in the Czech Republic."
RFE/RL East European Report, 3: 32 (19 August 1994)。 Daniel N. Nelson,
"Civil Society Endangered."

32. Peter Raina, Poland 1981: Towards Social Renewal.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5, p. 175. See discussion in John K. Glenn, III.,
Framing Democracy: Civil Society and Civil Movement in Eastern Europ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52-57.

33. Marcin Krol, "Poland's Longing for Patern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5: 1 (1994): 85-95, p. 87.

34. John K. Glenn, III., Framing Democracy: Civil Society and Civil
Movements in Eastern Europ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55.

35. Timothy Garton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 1980-82.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3, p. 56.

36. Quoted in Gale Stokes, The Walls Came Tumbling Down: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06.

37. Jean Cohen, "Strategy or Identity: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Research 52: 4 (1985): 663-716,
p. 700.

38. 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North American
Perspective: Why the United States Has Withstood the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In G. Adams, ed,。 The Idea of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39. 40. 43. Mary Kaldor,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In Tim Dunne
and Nicholas J. Wheeler, eds., Human Rights in Glob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98-202; 200; 202.

41. "自下而上的缓和"一语最早由"荷兰教会间和平会议"秘书长 Mient Jan Faber提出。

42. Adam Michnik, "On Detent." In M. Kaldor, G. Holden and R. Falk,
eds., The New Detent: Rethinking East-West Relations. London: Verso,
1989, p. 128.

44. Jurgen Haberma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p.367.

45. Renata Markus, "Decent Society and/or Civil Society." Social
Research, 68: 4 (2001): 1011-30, p. 1028.

原文: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ianshuyuewen/archives/286560.aspx

张雪忠:中国“经济奇迹”的真相

在过去近三十年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这种长期和高速的经济增长在其他国家很少见到。因此,不少人认为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甚至将中国罕见的经济增长过程视为一个"奇迹"。

那么,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增长速度,到底是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以及决策者的英明,还是因为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增长结果并非其他国家所期望呢?本文旨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扼要和粗浅的分析。

经济增长代表的是一国潜在的GDP的增加,或者说当一国生产可能性边界(PPF)向外移动时,就实现的经济增长。以生产法统计的GDP由个人消费支出、国内私人总投资、政府消费和投资及净出口四个部分组成,以收入法统计的GDP则由工资等劳动收入、利息及租金等财产性收入、间接税、折旧及利润等组成。而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以及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四个要素。通过分析与这些因素有关的数据,人们可以大致看出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何在。

劳动力数量及技术水平相关的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我国人口生育的高峰期,到90年代,这些人口就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根据国内一些机构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这一因素带来的经济增长显然难以归功于制度优势或正确决策。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自2000年到2006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全世界排名第三。但这种增加主要源于大量工人从农业等相对低效的行业转移到制造业,而不是劳动者技术水平的提高。实际上,中国劳动生产率2008年在全世界排名第85位,比俄罗斯(51位)和巴西(65)都要低(印度的数据尚无法获得),只是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强。

不过,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在工资水平的增长,劳动者并没有充分分享到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在利润总额和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中国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却持续减少。近年来,中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约为12%。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高达50~60%,世界平均水平为40%。

以2002年为例,居民工资总额大约在1.2万亿元左右,占当年10万亿元GDP的12%和城市居民3.7万亿元全部可支配收入的33%。换言之,在城镇还有2.4万亿元可支配收入是通过非工资的方式分配的。这非工资的方式除了经营、技术等收入外,很大一块就是以腐败形式表现出的转移收入。

如此巨大的灰色或腐败收入可以从中国政府庞大的财政收支规模中找到原因。2007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2466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4%。而全国财政收入超过5.1万亿元,增长31%左右。据此计算,中国2007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将达到20.68%左右。如果加上偿还国债支出、社会保障费收入、预算外支出和制度外支出后,财政收支将占到GDP的30%以上。

在中国,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或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而美国政府财政税收只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在主要的经济体中,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是全世界最高,而政府投资占国内投资的比重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一直因为投资增长率过快、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而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中国经济增长呈明显政府支出主导型模式,经济增长并不是自主性。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过低,这说明民众收入并未普遍地伴随经济增长而相应提高。

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但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却远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多热衷于搞形象工程,兴建政府办公大楼,并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大量投资,这就为腐败滋生提供了温床。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得与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起来。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一直伴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中国财富及收入分布不均程度逐年升高�达到危险水平,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据世界银行相关研究报告,中国80年代初期的基尼系数为0.28,2000年达到0.458。

2007年下半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了《减少不平等,中国需要具有包容性的增长》的新闻稿并公布了《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勇夺贫富差距之冠,在衡量分配不平等的两个常见指标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11倍,高出其它国家一大截;基尼系数,2004年中国的数值是0.4725,仅比尼泊尔的0.4730低微小,远远高于印度、韩国、台湾。亚行指出,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3。

2003年,有两组数字曾经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一是说,中国银行里的10万亿元的存款中,80%的财富为20%的人所拥有;一是说,富人们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全部个人所得税总额的10%。

中国的资产性财富共115.6万亿元,其中,国家拥有约76%,而民间仅占24%,加上中国政府庞大的财政收支规模,中国政府本来最有能力缓解贫富差距,但中国却成为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最快的国家。这表明,中国政府在再分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却没有缓和而是扩大了第一次分配导致的贫富差距。

另外,GDP不能全面反映国家的真实经济情况,甚至在有些时候GDP核算出的一些数据非常荒谬,比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可能提高GDP。环境污染使病人增多,医疗产业大幅度增长,GDP随之增加。由此看来,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负外部性,经济产出仅是经济投入的结果,并不包括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投入。

如果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人口红利、自然资源的消耗与环境污染来维持的话,从自然资源的开发中所获得的收入将产生收入效应,增加消费,使得经济体生产制造的技术能力丧失。当比较优势的优势禀赋为自然资源时,对高技术企业将产生挤出效应。同时,在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下,由于出口顺差将导致汇率上升,从而对技术进步的可持续增长领域产生挤出效应。因此,一旦人口红利、自然资源消耗殆尽或生态系统难以支撑之时,这种国家将变成一个无增长潜力的工业废墟。

遗憾的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已经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27.9%,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7%,盐碱化土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30%,天然草地的90%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海水入侵,森林缩减,淡水枯竭,矿产耗尽,垃圾围困,物种灭绝,酸雨加剧,空气严重污染。整个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调,导致我国生物多样性锐减,水旱、地质灾害等年复一年轮番扫荡。这些都是GDP无法核算的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致命性负外部效应。

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对中国有效经济增长有多大影响呢?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1997年中国仅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约为540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8%。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公布的"2004年度绿色GDP核算报告"则认为,2004年,全国环境退化成本(即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GDP3.05%。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却认为,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的8~13%,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几乎被环境污染完全抵消甚至为负。

上述数据可能读来非常枯燥,但却能够提供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的真相。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是来自政府,那些掌握或接近政府权力的人之所以不顾一切地推动经济的增长,是因为他们能够从经济增长中分得最大的份额。他们基本不考虑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作用,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能够远离环境恶化带来的后果。这种经济增长同时伴随着对民众社会、财产甚至人身权利的漠视而侵犯。

对于任何国家的政府和政府官员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可能是他们无比向往的。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却一直无法成为其他国家的效仿对象。因为只要一个国家的民众能够享有起码的政治参与权利,这种经济增长的方式和结果就不可能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反而变得越来越尖锐,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质。在此次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后,各级政府表现出的莫名兴奋并不会让人意外。而我个人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家附近的那条道路又要动工了,尽管它在过去两年内已经被整修了好几次。不幸的是,我竟然猜对了!

(文中数据均引自网上文献或资料,因拙文全无独创性,故不一一注明出处。)

张雪忠:中国需要去马克思主义化

最近,大陆有些学者在讨论,中国是否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反对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由于这一问题事关中国社会的未来和中国人精神上的自由发展,笔者愿就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发表一些不成熟的个人浅见。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它被一些人视为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统一起来的科学世界观。谈到科学,人们总是指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子"以及"世界为什么是其所是"的各种知识体系。而关于"世界应该成为什么样子",以及"人们应如何改变世界"的陈述可能需要一定的知识指导,但它们本身并不是为了提供知识,而是为了提供包含道德评价的社会行动纲领。

当马克思宣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时,就等于告诉人们,他感兴趣的与其说是知识问题,不如说是政策问题。实际上,对于知识的来源与根据这一根本性的哲学问题,马克思所能告诉人们的有意义的东西,没有什么不是康德早已说明了的。马克思甚至未能像费希特和谢林那样,至少在某些方面使康德的批判哲学更为彻底和精细。

马克思对哲学最大的贡献,也许就是利用毫无新意的"实践"概念复活了唯物主义的独断论。这种将物质视为认识本原的独断论,只能通过从结果到原因的无休止追溯来说明问题,从而将认识论等同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对于知识的最终根据(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的东西)是什么的问题,马克思只能通过彻底取消独立于物质的认识主体的方式来回答的:意识是高度发展的物质(人脑)的机能,是客观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这等于是要求人们相信:知识是物质在物质中的反映。

经验世界构成知识的对象,但把知识的对象同时视为知识的根据,这不但是独断的,而且是荒谬的。认识毕竟是人的主观活动,这意味着无论如何都不能到人的意识之外去寻找知识的根据:如果知识的根据不在意识之外,这种寻找就是错误的;如果知识的根据确实在意识之外,这种寻找也必然要失败,因为既然这种根据不在人的意识之中,也就不可能真正被人所认识。

独断的哲学思想有一种直截了当的简洁感和力量感。正是这种简洁感和力量感,才使得狂妄的谬误往往比谦逊的真理更容易为人所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以一种不容分辩的独断,突破了康德以其特有的谦卑所看到的人类理性的限度,并侵入康德通过批判哲学为信仰空出的地盘。

马克思对待宗教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他宣称要"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并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宗教确实曾被用于维护绝对的政治权力,并经常成为暴政和社会压迫的帮凶。但完全消灭宗教并将幸福视为纯粹现实的东西,则等于在将旧神学从政治生活中驱除出去的同时,又迎来了一种新神学。

一旦幸福被视为完全客观的东西,人们就必须承认,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能认识到什么是幸福,从而应该掌握绝对的政治权力。据马克思看来,在摧毁了真理的彼岸世界之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此岸之神急不可耐地要取代彼岸之神的位置。这种政治哲学的返祖现象,使人不免想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高论:人之所以必须分为主人和奴隶,就在于主人对双方的共同利益有着特别的洞察力。

马克思在其哲学理论中所表现对弱者的同情以及对社会不公的义愤,理应得到人们的尊敬。但强烈的道德情感并不特别有利于使一种理论成为真正的科学,马克思提出的各种社会政治主张,也不会因此就具备等同于客观规律的不可易变的必然性。但正是凭借着这种臆想的必然性,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固执地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政治主张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而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唯一可能的途径。

但这种臆想的必然性往往经不起辩驳。例如,要避免宗教成为暴政的借口,并不必然要求彻底消灭宗教。洛克曾对绝对君权的神学基础进行最为系统和彻底的批判,但他并不认为避免暴政就一定要消灭宗教。通过将宗教信仰私人化,既可以涤除政治中的神学因素,又可以为人们保留据以获得心灵慰籍和追求道德完善的依归。

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论证了19世纪欧洲社会过度的财富集中和极度的社会分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私有财产和市场体制)造成的结果。但消除一种生产关系的有害结果,并不必然要求消除这种生产关系本身。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人类社会迈入共产主义准备了物质条件。但生产力既包括其纯粹物质的形态,也包括其社会关系的形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拿出什么来向人们保证,在摧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原有的生产力仍可以完整地移转到共产主义社会呢?如果这种做法最终没有解放生产力而是毁灭了生产力,人们该用什么办法来补救呢?

相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人们显然可以找到一条更为稳妥的途径,既能避免让人良知难安的极度的贫富差距,又能保留促使社会财富不断涌现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劳工阶层通过参与基于普选权之上的议会政治,完全有可能制定合适的税收与福利政策,来防止社会财富的过度集中和严重的贫富差距。这一途径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优势:人们不用冒孤注一掷的风险,只需通过一种逐步试错和灵活调整的过程,就有可能实现一种明智和人道的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眼里,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非经社会革命则不可克服。但这一矛盾其实早已被人们通过企业制度的创新(如采用股份公司制度)予以解决。

实际上,在经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惨败之后,中国已经在经济领域进行了三十年去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但在政治领域,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仍被用于维护一种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政治体制。正是由于这种政治体制的存在,中国民众必须忍受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全部害处,却无法享受文明的资本主义的些许好处。

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在政治、文化和教育领域启动去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但这并不是要彻底清除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是要停止人为地赋予其任何思想体系都不应享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人,并没有必要以一种全民族集体自虐的方式,彻底臣服于一个西方人的哲学体系。让13亿中国人成为一种终其一生也无法实现的理想的奴仆,这既不合乎理性,也不合乎道德。

作者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大学,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天津大学校长揭中国“大学排行榜”黑幕

中国时报黄淑�/ 大陆市场形形色色、良莠不齐的"大学排行榜",一直存在对评鉴大学收取赞助费、咨询费等费用,以此决定学校排名先后的传言。对此,天津大学校长本月十九日在"对话北洋"的访谈活动中,出面证实这套已是公开秘密的"潜规则"。

天津大学校长龚克透露,曾有一家大学排行榜制作机构找上门来索要"赞助",遭学校拒绝。对于市面上诸多的大学排行榜,他说,"排名中也有一些胡来的"。

对话北洋访谈揭露赞助潜规则

龚克说,"这些排名没有任何一家向学校要过资料,资料来源我认为至少是不完整的"。此外,"所有排名没有一家请过任何同行专家评议,都是课题组自己排出来的。"

除天津大学校长披露这套"潜规则"之外,南开大学也曾遇过不少类似的"资讯"。南开大学新闻发言人吴志成说,"学校接到过不少类似的来电及传真,明示或暗示校方提供'赞助',可以换取排位的上升,但学校一概回绝。"他强调,"凡是收费的商业性排行榜,南开不参加,也不支持。"

另外,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也曾对大学排行榜的乱象表示不满。杨玉良表示,在不符合科学精神的评估及评价体系下,大学很有可能沦为"大学排行榜里的大学
","'一流大学'成为指标化和数字里的'一流大学'"。据了解,在不同大学排行中,复旦大学排名从前三名到前廿名都有,出现同一学校在不同排行榜中,名次大相迳庭的怪异现象。

不久前,《文汇报》曾报导,上海一所知名大学因拒绝某知名大学排行榜的负责人索求的"咨询费",结果,这所大学排名在该"大学排行榜"中,随即往后退了两名,而且从此不再回升。

排名毋须评议名次全靠孔方兄

此外,一名大学教授因为在媒体上委婉批评了某著名排行榜"不靠谱",立即就被校方找去谈话。据报导,该大学排名机构给了校方极大压力,表示"如不谨慎发言,会影响学校的声誉"。

二○○四年,大陆著名的每年都会做出"中国大学排行"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就曾被揭露,只要缴纳人民币五○万元,就可提升学校在排行榜中的排名。虽然这一说法,随后被其负责人武书连予以否认,但这一"潜规则"依旧在市面上传的沸沸扬扬。

王丹重申不会就六四事件提出和解的主张

六四民运领袖王丹近期应邀连续在英国著名的大学进行演讲,除了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举行的一次成功的演说外,不久前也在牛津和留学生们,同样的就六四运动和中国的民主发展进行对话。但是在香港媒体周日的有关报道中,指王丹在接受港煤询问对于戴晴提出六四和解的主张的看法,报道标题表示王丹认为可以有条件的接受六四和解的论点,星期一王丹在伦敦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对港煤所下的标题感到遗憾,因为他说,他不会在六四真相和正义都不能探讨的时刻,就提出和解的主张。

王丹说,他也读到香港亚洲周刊就戴晴提出和解主张的有关报道,他尊重别人的意见,但是他绝不可能提出那样的主张。王丹指出不会提出和解的主张,理由至少就有三点,首先就必须有真相与正义作为和解基础,然而目前是连真相都不许探讨,此外王丹认为和解向来由力量强的一方提出,而六四学生至今都还是受迫害的一方,由学生来谈和解令他感到荒唐与可笑。最后一点王丹表示和解必须有具体的内容,而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他表示决不会提这样空洞的东西。

王丹也对媒体标题造成他赞成和解的印象感到遗憾,王丹说:他接受港煤访问的有关报道都看得出来,和解他是持反对意见,但是标题却造成赞成的印象,令人非常遗憾。

关于和解,王丹表示他并不是完全反对和解的理念,不过绝对需要真相与正义的基础,王丹表示,在今日缺乏真相与正义基础的情况下,他反对和解,但是如果有真相与正义,他绝对会是提出和解的第一人,因为他认为社会也需要和解才能向前进步。不过这在缺乏真相与正义的今日,他不会就六四提出和解的主张。

只因穿了一件文化衫

一句话点评:二狗子往往比主子更可恶。

只因穿了一件文化衫,却招来了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3小时的额外之灾。

2009年5月12日下午5点多,我在广州市岗顶地铁站靠近C出口的地铁闸口外面等我女朋友。因为她带了很多书,所以我来接站。等了有10多分钟,左等右等还是不来。电话联系知道她已经快到了。

这时一个保安(胸牌号PT1776)径直向我走来,一双警觉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的衣服,一脸凶悍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在这里干嘛?"我说我在这里等我女朋友。这个保安瞪着凶神恶煞的眼睛,指着我的T恤衫说:"你的衣服不对,这是什么意思?不能在我们这里穿!"

我自制的T恤衫前面印了"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新华日报》"几个字,后面印了"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绝不是要建立自己的一党专政。----刘少奇"这样一句话。后面的字较小,现在被保安发现"不对"、引起阶级斗争警觉的是我恤衫的前面。

我反问道:"我的衣服怎么不对了?我穿什么衣服关你什么事?我在这里等人接人碍着谁了?"

这时,一个警察(警号是018464)来了,另一个保安(2409号)来了,地铁工作人员数人来了,其中地铁一人手持相机对我拍照。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以新奇和不解的目光注视着我的衣服和眼前突发的事情。在警、保、铁三方如临大敌、铜墙铁壁的包围中,在围观人群不明就里的注视中,我犹如汪洋中的一条独木舟。

"你上面这句话(指"一党独裁,遍地是灾")不对,要跟我们去调查。"保安满脸阶级斗争。

女友短信及多个电话告知我已经到站。为了不耽误我的正事,我边环顾地铁出口寻找女友,边指着胸前的文字对保安解释:这是共产党自己说过的话,是新华日报的社论,如果你读过书的话,应该知道抗战时期有个《新华日报》,你可以自己去查,并且告知他我是律师,请你不要妨碍我的人身自由。1776号保安暴跳如雷,露出了十足地痞的面目,当着警察以及众多围观人群破口大骂:"你个傻逼,管你是什么师,我读书比你多得多。"并且当众对我讪笑道:"就你这个样子也有女朋友?"面对这个满嘴喷粪的人渣,我怒不可遏,一阵恶心。

警察态度虽然没有保安恶劣,但是显然把我当嫌疑人看待,这让我很不舒服。我给他解释:这句话是1946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的社论,并跟他说,我女朋友已经出站了,现在她找不见我,我要去接她。警察不许,并要对我"进行传唤"。我指出这是对我人身自由的非法限制,我接不到女朋友,她会很着急。这时警察人数已增为几人,有的强硬,有的和缓。他们和保安将我推拽到一处空地上,然后地铁人员迅速地在我周围竖起了屏风帷帐,将我圈在墙边,以隔阻围观人群探寻的目光和我恤衫文字的对接。

这阵仗有如一级战备,我头脑中迅速闪过了十几岁时看过的日本电影《追捕》中的一个镜头:杜丘带着真由美骑马逃跑,前有围堵,后有追兵,前面围堵杜丘的那一面面盾牌树成了一道长墙,背景音乐是以"啦呀啦......"为歌词的激动了整整一代人的粗犷豪迈歌声......《追捕》中堵截杜丘的那一面面盾牌和今天围堵我的地铁帷帐,何其相似乃尔!这种相似性让我哭笑不得。

我跟警察指出这是对我人身自由的非法限制,希望放我走,不要再阻止我接人,但是警察不允。警察和保安七手八脚将我拖入一个密室里面"要调查"。拖拽中,我的左臂肘部受到擦伤。

到了密室里面,1776号保安更加肆无忌惮地逞凶,当着多个警察和保安的面对我破口辱骂"操你妈!"并且撸胳膊挽袖子冲过来要打我,这时被警察拉住。后来警察在没有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一众人马就对我前前后后地拍照,我很坦然地主动摆好"pose",配合他们拍照,大概照了有十来张。

警察问我衣服上这句话的出处。我向他们作了详细说明,并且提出愿意帮助他们在网上搜索这句话,警察说这里上不了网。但是我相信他们通过一定的渠道验证了这句话的存在。后来见到的警察有039780、039722、018552,其中018552号警官是地铁派出所张姓副所长(警号、保安号等信息是我即时用手机记录下来的,当时连一支笔都没有带)。

我要求警方向我出具对我进行留置或者其他类别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但是警方称没有。我要求做笔录,先是被拒绝,后来在变换了一个拘禁地点后,才应允我。我于晚上19时自书了一份《我被非法拘禁的经过》交给警方,要求对方"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我告诉警方:这是非法拘禁,我作为律师日后将会告你们,并且会把这件荒唐的事情传上网。

一位警察态度明显和缓,要和我"交流思想",称:"抗战的时候,国民党很独裁,那个时候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所以发表了那篇遍地是灾的社论。但是这句话放到现在,就很敏感......"云云。

我回应道:我是一个律师,做的是法律工作,我判断是非的第一尺度是法律,符合法律规定的事情没有人能够阻止我去做,违反法律的事情我压根不会去做。"依法治国"不是已经入宪了吗,是依法治国,不是依"敏感"治国。一警员经过较长时间的伏案工作,终于敲出了一份针对我的"讯问笔录"。我粗略地看了一下:上面关于涉嫌违法的事由是"制造谣言和扰乱社会秩序"。我讥笑着对张副所长说:"你不觉得这太侮辱公众常识了吗?如果把它放到网上去,你不怕这个东西会气死躲猫猫?"张副所长无言。鉴于笔录中多处与事实不符,并且警方不同意我复印该笔录的要求,所以我顺理成章地拒绝在那份笔录上签字。

或许是警方已经查证了那句"敏感"话的出处,或许是与我对程序的熟知和严谨苛责有关,或许是警方觉得凭一件文化衫就拉一个人太过意不去(特别是那个喷粪保安的行为太过出格),或许是受我要告他们和上网的声言所影响,最后警方人员摆出了要和解的姿态,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的要求已经写在纸上,就是"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警方说:如果你愿意,可以让那个保安来给你赔礼道歉。我说:除了赔礼道歉,还要赔偿损失。

晚上8点10分,我离开岗顶地铁派出所。从开始在地铁闸口被盘查,直到被放走,前后历时近3小时。

在和女友回家的路上,我满脸疲惫,感慨万千。今天的环球已然大不同于抗战时期,星星不再是那颗星星,月亮也不再是那个月亮。我不知道,在人类近三分之二的国家已经采用民主制度的今天,因为将某一政党昔日曾经揭示了客观规律的一句历史名言印在恤衫上,而受到后世同一政党(政府)如临大敌之生猛对待的,在当今世界扳着指头数,究竟还能扳倒几个指头?

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士辉2009年5月15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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