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0日

达赖喇嘛:“这要取决于我的头儿 ? 中国政府”

即将在下周访问德国的达赖喇嘛接受德国"明星"周刊的采访。在这个访谈中,他再次强调西藏争取的不是独立,而是高度自治,尤其是文化自治。不过,这个自治不仅针对200万生活在目前西藏自治区的藏人,同时也是对其他400万生活在毗邻省份的藏人而言。德国之声中文网在征得明星周刊同意后,译载如下。

谈话一开头,达赖喇嘛就说, "我不是圣人,不是神。我只是一名佛教僧侣。"

明星:但您并非一名简单的僧侣,而是藏人的精神领袖,是藏人抵抗运动的化身。您喜欢这一身份吗?

达赖:因为我是藏人,所以我对一个民族的生存斗争负有责任,它关系到这个民族的古老文化遗产以及丰富多姿的佛教传统。而我是达赖喇嘛,我的责任就特别重大。我给自己规定了三项任务:第一,为人的生命价值奋斗;第二,促进宗教和谐;第三,这不是我的选择,而是环境所迫:这便是为西藏而奋斗,包括为西藏的藏人和流亡的藏人。藏人信任我并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对他们而言,我负有道德责任。2001年,在达兰萨拉成立了流亡政府,从那以后我就一半退休了。我会很高兴,如果真的能从政治家身份上彻底退下来。

明星:假如作为西藏抵抗运动灯塔的您不在世了,会怎样?毕竟您已经73高龄了。

达赖:我们的斗争,不是哪一个人的斗争,而是整个民族的斗争。新一代有头脑的政治家已成长起来。我的死去并不意味着斗争的挫折,斗争会继续下去,很可能是在集体领导之下。

明星:您认为,这次谈判的内涵要大于中方只做做对话的姿态?

达赖:过去数周在西藏发生的事件,可能促使中国领导人终于认识到,的确做错了一些事情。他们在西藏投资巨大,他们在那里允许了有限制的宗教和文化活动,他们在那里修葺了数百座寺庙,不过,文革中摧毁了数千座寺庙。虽然如此,还是发生了骚乱,不仅在拉萨,而且也在其他地方,看来,中国的西藏政策明显出了问题。但到底是什么问题,他们应该问一问。如果他们这么做,便会更现实地处理西藏问题。我们希望的只是真正自治。

明星:但您还是被看作是暴力的指使者,幕后操纵者,是08奥运以及中国形象的破坏者。

达赖:一方面他们指责我,虽然我多次强调支持北京奥运并作为佛教徒拒绝暴力,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努力要同我们谈判。为什么这样?下一轮谈判已经宣布。当然,目前有舆论压力,有很多政府的压力。我想,我们应等到奥运闭幕后才能看出他们对实质性谈判是否有诚意。现在做什么样的评价,都还太早。

明星:您认为象法国总统萨科齐做出的抵制奥运开幕式,是明智的决定?或者它会让中国人更恼怒、更怀偏见?

达赖:很难说。个别政治家的决定并不是仅仅因为西藏问题,而是对整个中国人权的忧虑。中国领导人应当对此重视,修改他们的政策。长远看,这对他们和中国都有利。
明星:是否中国人也这么看,我很怀疑。

达赖:目前中国人的情感沸扬,他们不能对事物有现实和逻辑的看法。

明星:许多年轻的藏人认为您对北京的态度过于谨慎,过于让步。他们说,这样的话,我们永远什么也办不成。

达赖:我理解他们的悲观以及忧虑。但是第一,作为佛教徒,我从原则上拒绝暴力。第二,同中国一样,这些脑热青年的情绪也很激荡,高呼西藏独立和中国人滚出西藏,是容易的事。但光呼喊改变不了任何东西。怎样才能独立?唯一可行的道路是真正自治。

明星:意味着,外交和国防交给中国中央,内政管理以及文化事务交给藏人自己?

达赖:正是这样。西藏过去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近50年来在中国治下,西藏在文化教育领域做的也很不够。因此,西藏缺乏合格的专业人才。我相信,如果我们留在中国
境内,我们能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并借此促进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当然,其前提是,汉人对藏文化、藏语言和藏人的认同给予保证。

明星:今天学校里不是藏语讲学吗?

达赖:是的,但它是第二语言。汉语是第一语言。

明星:您承认,汉人改善了藏人的物质条件,学校、医院以及在藏区供电?

达赖:当然。还应继续这样。当今世界是网络的世界,彼此联络成更大的群体,比如欧盟就是一个例子。这一事实对我们来说意味着:600万藏人如果永远封闭于世界之外,那么我们永远是个弱势民族。如果他们同10亿人在一起的话,他们就会强大,机会也更多。

明星:中国人谈西藏,指的是目前的西藏自治区。而您谈西藏,指的却是历史藏区,包括了邻省。

达赖: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一点。假如我们真的要求独立,那么,那么我们独立的范围便限制在今天自藏自治区的版图,那里生活着200万藏人,占当地居民的大部分。但我们希望的首先是文化自治,因此不能忘记生活在邻省的藏人。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组成自治区的原则。它只是没有实现而已。

明星:但在这些省份里,藏人不占多数。

达赖:对。因此,我们希望在这里的专区和县的层面上实行文化自治。就政治结构问题,如果中国真的有意开始严肃谈判,我们是可以谈论的。中国应该看到,我们要求的对所有藏人的文化自治,并不是争取大藏区的独立,恰恰相反。

明星:过去年间已经定居拉萨以及周边地区的汉人应该怎么办呢?

达赖:他们应受到欢迎。不过如果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如果他们成了当地的绝大多数,那么,自治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明星:也就是说,没有迁徙汉人的计划?

达赖:是的。

明星:您已经在流亡中度过了将近50年。同今天的西藏现实,您有多少接触?

达赖:直到70年代末,西藏的确同外界隔绝,从那里几乎传不出任何消息。但近20年来,接触相当频繁。从那时起,大约4万藏人来到印度定居,每年也有大批朝拜者来到这里,然后又返回藏区。此外,有摄影照片、录像等。我认为,我对西藏的了解相当及时和准确。

明星:您情愿回归简单僧侣的日子吗?这样,您就有更多时间打坐沉思。

达赖:这是一个同生命意义有关的问题。为别人服务是有意义的。第一世达赖喇嘛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安静的独居者生活。上了年纪后有一天,他告别了孤独的生活,开始教导别人并同时修建了西藏至今最著名的寺庙。当他的学生后来问起他变迁的原因时,一世喇嘛说,我当然可以继续静思修行,从而达到更高级的开悟。但我还是放弃了这样的生活,目的是帮助你们。这也是我遵循的榜样。

明星:您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也是最后一世达赖喇嘛?

达赖:这要取决于我的头儿 - 中国政府
。如果他们不制造麻烦,认真考虑我们的要求,我可能真的就是最后一任达赖喇嘛了。但如果头儿制造麻烦,西藏一方也会象中国一样富于果敢,而且也会有下一个达赖喇嘛出现,如果西藏人有这样的愿望。

"明星"杂志授权德国之声中文网翻译采访内容,在此编辑部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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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日:历史的惊叹号

1933年5月10日,在戈培尔的精心策划和授意下,纳粹分子在柏林广场上演了一场野蛮文化浩劫,两万多本图书付诸于炬,其中包括马克思、海涅、弗洛伊德、卡夫卡、雷马克、布莱希特等无数思想巨匠的"非德意志"作品。德国之声记者报导如下。

柏林焚书仅仅是一个标志性的开始,纳粹德国的其它城市也纷纷复制了类似的可耻一幕。遭到封杀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厄运也接踵而至,他们有的流亡海外,如托马斯?曼;有的被捕入狱,如漫画大师卜劳恩;有的对未来失去希望而选择自杀,如茨威格;有的死于集中营,如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国评论家奥希耶茨基。于是,5月10日被定为"焚书日",为历史画下一个警戒性的惊叹号。

然而,75年前的精神文明暗夜既非开创性的起点,也非确定性的终结。与熊熊烈火一同升起的"异端"学说的滚滚浓烟飘荡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领域上空。例如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四次"焚书"事件,其中包括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毁书71万卷的乾隆皇帝。《旧约》也曾见证塞琉古帝W
的征服者将巴勒斯坦法典扔入火海的疯狂;欧洲国家自毁字纸的渊源上可追溯到公元前的罗马帝国时代,如凯撒大帝统治下的军队纵火焚毁埃及舰队,大火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代表着希腊文明的大量藏书和五十万份手稿化为灰烬。

在基督教成为"国教",取得世俗社会的控制权之后,打击异端的行径益发变得有恃无恐:1309年,巴黎禁毁了三大车犹太教典籍;1415年,捷克神学家胡司及其全部著作在康士坦丁被判火焚;西班牙于1490年焚毁了一座藏有六千卷书的藏书楼;105年之后,马丁?路德象征性地把教皇谕令投于烈焰之中;至1596年,意大利仅克雷莫纳就焚毁了一万二千册书。焚书在中世纪变得十分常见,异端分子也动辄被扔到柴木堆上,如哥白尼日心学说的追随者布鲁诺。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欧洲各国君主的书报检查也特别严格:奥地利曾一度下令关闭图书馆,俄国焚毁了一万九千种相关书籍;1817年,簇拥在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黑红黄三色旗帜下的德国学生社团公开销毁象征法国大革命成果的拿破仑法典。

即便是在异己言论相对受到宽容对待的当今社会,焚书的火苗也未能得到彻底扑灭。例如2001年,德国斯瓦比亚地区的一伙年轻的基督徒点燃了一卷《哈利波特》;2006年,《安妮日记》被德国东部的普里茨人烧毁。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史,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革命者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斗争到了最高潮的时候就是将对方的言论文字悉数消灭于有形与无形之中。

焚书并不是思想的唯一禁锢方式,却是较为常见的毁灭方式,因为火焰不仅富有革命激情,更有传统意识形态里的净化、消毒功用。中世纪以来,人们普遍相信上帝会安抚葬身火海的邪恶灵魂,点燃一团烈火同时也是一种庆功邀赏的情感宣泄。

自从19世纪法制建国以来,由上而下的政策性的焚书运动已经偃旗息鼓,但民间自发组织的销毁敌意言论的放火行为依然此起彼伏。1922年,柏林年轻人还曾大肆焚烧"肮脏、罪恶"的文学书籍,一名纳粹部长还在国会大厦为之公然叫好。

虽然焚书并非纳粹的专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将轻易饶恕他们犯下的历史罪行。一位名为Theodor
Verweyen的德国学者在其著作中指出,单单在柏林就有"500吨的书籍杂志"灰飞烟灭。而其他城市被毁书籍的数量、广度和种类更是从此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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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9日

德国体育界热议如何在北京奥运会上表达观念

德国的大多数运动员都对中国的西藏政策有自己的看法并且愿意向公众阐述自己的观点。周二,国际奥委会就北京奥运期间运动员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方式和场合做出了规定。但是这一规定是否足够具体,能够为运动员提供明确的行为标准呢,德国之声记者报导如下。

北京奥运期间,各国运动员的言论自由不应受到限制,应该能够怎么想就怎么说。但是在奥林匹克竞赛场地,在体育馆,体育场或者在奥运村,运动员就不能发表政治看法。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体育应远离各种政治信息。但是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负责人费斯佩尔则表示:"所有运动员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

韦斯佩尔接着说:"德国运动员可以在记者招待会上,在德国运动员驻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或者其它场所发表自己的意见。"

运动员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来表达自己的抗议。德国撑杆跳高运动员伯尔格林说:"我们可以在比赛前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意见,或者通过媒体发表声明,也可以通过基本宪章等其它形式提出抗议。我认为,现在事情就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当然人们希望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能够发表建设性的意见,这样作用会更加明显。"

在讨论抗议的形式时,很多人主张手腕上佩戴写有"人权重于体育"的兰绿色腕带。伯尔格林的教练埃克尔也赞同这一做法。他表示,"原则上来说,我不反对在奥运开幕式上带这样的腕带。但是我认为,一旦比赛开始,就应该集中精力搞好体育竞赛。"

虽然国际奥委会做出了新的规定,但是佩戴腕带的做法是否违反规定目前还不清楚。由于形式伸缩的范围可能性太大,因此国际奥委会不愿定出具体的行为准则。但是国际奥委会保留对具体情况做出具体决定的权力。例如,违反奥林匹克宪章者,严重情况下可能会被剥夺参赛权。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运动员为参加奥运进行的4年艰苦训练就将付诸东流。

尽管国际奥委会在"政体分离"原则基础上做出的新规定还有界限不清之处,但是德国运动员一致认为可以通过其它办法抗议中国侵犯人权。德国游泳运动员梅赫夫说:"本来就不应是我们去作出反应。只是将本来与政治无关的体育推到前列不会产生太大作用。在对中国政府有效地施加影响之前,我们必须考虑除了体育之外的其它可以制裁的形式。例如从经济方面采取抗议行动。如我们每个人都拒绝购买中国产的一欧元T-恤衫,或者抵制来自中国的廉价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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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奥委会发布北京奥运言论自由指导原则

一些国家的运动员想在北京奥运会上表达对中国西藏与人权政策的批评,但又不知道这样做的尺度是什么。如今,国际奥委会向各国奥委会发布了一个有关北京奥运会上的言论自由指导原则,告诉运动员们该怎样处理体育与言论自由的关系。

国际奥委会周二(5月6日)发给各国奥委会的指导原则共有六点,实际上是对奥林匹克章程第51条第3款的进一步解释。国际奥委会有意没有将这一指导原则做成一个"运动员行为准则",德国奥林匹克运动联盟(即德国奥委会)对此感到欣慰。该联盟主席托马斯.巴赫评论说:"这些指导原则没有对具体情况做出规定,因为具体情况的变数太多了。"

德国奥委会已经将这份六点指导原则转发给德国各个奥运项目运动协会的负责人进行讨论,然后在下周再转给奥林匹克参赛运动员代表理事会。托马斯.巴赫说:"我们不向运动员建议做什么,这是我们的'成熟运动员'思路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会向运动员充分传达信息,使得他们了解情况。"这其中包括向运动员讲解奥林匹克章程第51条第3款,即"任何政治、宗教、种族问题的抗议和宣传在奥运比赛场馆或奥运村都是坚决禁止的"。国际奥委会宣布,将对运动员在登记才能进入的专区内的表现、行为和外观形象进行监督。

德国奥林匹克运动联盟总干事长米夏尔.费斯佩尔说:"这不是奥运会提出的极端的规定。这样的规定在大型田径比赛和世界杯足球赛中都有。"维斯佩尔认为,国际奥委会对奥林匹克章程第51条第3款做出了十分必要的解释。他说:"任何运动员都允许在新闻发布会上、在体育赛场的混合区或者新闻中心就中国的人权问题或西藏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补充说,国际奥委会对此进行了非常自由化的规定。

国际奥委会在六点指导原则中指出,奥运会是一项大型体育活动,不是对武装冲突、地区和宗教争议表达政治立场的舞台。不过,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一再强调,言论自由是绝对的,是一种人权。

在德国,一些参加北京奥运的运动员正在酝酿在北京采取什么方式来表达对中国西藏与人权政策的批评,有的运动员建议佩戴绿蓝颜色或者象征西藏的桔红色的手箍带出场。法国有运动员倡议本国奥运参赛运动员佩戴印有"争取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标志,荷兰奥运足球队教练表示不反对队员进球后打出支持西藏的手势来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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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也“暖春”西也“春暖”:中国为教皇首次专场演出

5月7日,中国爱乐乐团同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在梵蒂冈联袂演出,为教皇本笃16世献上了一场精彩的音乐会。这是中国乐团首次在梵蒂冈演出,因此更具历史意义。外界甚至猜测,这是中梵关系缓解的重要标志。不久前,香港报纸还纷纷传出中国可能近期与梵蒂冈建交的传闻。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报导如下。

5月7日,中国爱乐乐团同上海歌剧院合唱团联袂在梵蒂冈保罗六世音乐大厅为天主教教皇本笃十六世举行专场演出。这是中国乐团在梵蒂冈的首次演出。台下座无虚席。除了教皇本人,还有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孙玉玺、意大利华人华侨代表以及梵、意各界近6000人观看了音乐会。

梵蒂冈广播电台德语节目组的记者吉拉吉诺对中国乐团来访梵蒂冈一直进行关注和报道,他向德国之声介绍了这场音乐会的由来:"最初的提议来自中国爱乐乐团,他们得知教皇喜欢莫扎特的作品,就想和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合作,为教皇献上一场莫扎特专场音乐会。"

在7日的音乐会中,中国爱乐乐团在指挥余隆的执棒下,首先以莫扎特的名作"安魂曲"揭开了演出的序幕。之后又演绎了多首莫扎特作品以及中国音乐代表作。音乐会最终以中国民乐经典之作"茉莉花"收尾。艺术家们的精彩演出让音乐厅里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吉拉吉诺介绍说:"音乐会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果。不仅是从艺术角度讲。对中国和梵蒂冈关系比较了解的专家认为,这场音乐会对双方关系的未来也起了积极作用。教皇在音乐会结束后向所有音乐家表示了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不远万里赶到梵蒂冈奉献专场演出。并且希望通过音乐这一跨越国界的语言为促进中梵关系起到推动作用。"

中国自50年代以来中断了同梵蒂冈的外交关系,并成立天主教爱国会,自己任命神父和主教,导致中梵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然而中国政府对中国乐团此次赴梵蒂冈演出提供了全力支持,在出入境手续上也给予便利条件。尽管中国文化部始终强调,这是一场纯文化交流性的文艺演出,不含政治意义。但是外界普遍猜测,这场历史性的音乐会是中梵缓和关系的信号。

梵蒂冈电台记者吉拉吉诺认为,尽管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近些年来一直有改善的趋势,但是不应该刻意地把这场音乐演出做更多的政治定义:"音乐不该被当成一种政治手段。虽然音乐正如教皇所说,具有促进不同国度、民族人民之间感情的作用。我想,中国方面也不希望,教皇从政治角度来看待这一份音乐礼物。可以肯定的是,梵蒂冈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在呈缓和趋势,双方也都意识到,要想缓解紧张气氛,就要向对方迈进一步,要对对方多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昨天这场音乐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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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7日

与奥运无关:上海公车燃烧案折射中国社会风险

五月五日上海发生的一起公共汽车燃烧事件,导致三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中国官方对突发性公共事件一向采取先是封锁消息的习惯性作法,此次事件也不例外。政府不履行向公众提供消息的义务,媒体在政府的关照下不敢擅自报道,因此坊间消息将此案与"恐怖袭击"联系起来,就不足为奇。

"恐怖袭击"在中国的新闻语境里突然不再是个无关词。上个月的西藏事件给中国带来了不安定因素,自杀式恐怖袭击这一中国人过去通常只在国际电视新闻中领略过的危险随着北京奥运的临近突然有了现实的可能性。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不久前都提醒本国公民,北京奥运期间中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到中国旅行要谨慎。国际刑警组织也提醒基地组织和西藏独立组织都有可能策划暴力干扰活动。

不过,目前中国大陆媒体和香港以及海外华文媒体的报道中,上海公车燃烧事件并不像是一起有幕后黑手策划的一起恐怖爆炸袭击案件,众多报道中出现的现场目击者都证实是这辆公交车先是在中部起火后产生爆燃,而不是恐怖袭击常用的在公共场所引燃炸弹的作案方式。美国的华文媒体多维新闻社特约记者金安"从接近上海市公安局的人士处独家获悉,此案是人为汽油纵火,据一些逃生者描述的作案人体貌特征,与目前重伤在医院(解放军长海医院)的某人比较符合,但不排除真正的作案者外逃"。

即使该事件的确是蓄意制造的,它也更像是一起孤立的社会报复事件,而不是与北京奥运有关。通常,一起类似的公共安全事件只有在带有明显的政治背景时才被看成是"恐怖袭击"事件,事件爆发后通常也会有幕后人宣布对事件负责或借此发出政治信息。上海公车燃爆事件并没有传达出明显的政治信息,因此它不具有通常的恐怖主义的背书特征,坊间消息将此案与"恐袭袭击"联系起来虽然不足为奇,却不足为信。

高风险的中国社会

上海公交爆燃事件即使是一个孤立的报复社会事件,也丝毫不能让中国人因此而松一口气。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让世界格外关注,而这种关注背后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必然决定了这一关注是具有批评性的。北京奥运对于中国人来说固然是向世界展示经济增长给中国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自信的机会,却同时也是所谓的"西方媒体"(将西方媒体统称起来只不过是一种方便和偷懒的作法,其实并"西方媒体"并不是一个同质的一体)将中国政治与社会问题拿来"暴晒"的机会,而西藏问题在奥运前突然获得世界媒体焦点关注地位,也是一种必然。

中国人在北京奥运上对世界关注本来有着良好的心理预期,而"西方媒体"却由西藏问题出发而将中国视为世界的"问题孩子"。这一心理预期上的巨大落差让中国人在准备以一个新崛起的现代化国家的姿态、并以奥运会为象征性契机融入全球化潮流时产生了巨大的挫败感,抵制家乐福运动就是对这一挫败感的宣泄。

尽管很不情愿,中国因为西藏事件而成为西方媒体批评性关注的对象已经是一种宿命,因为除了西藏问题,中国的"猛料"也实在是太多,西藏事件之后的一个月来就接连出现导致20多名儿童死亡的安徽口足病传染事件、胶州铁路出轨事故和上海公车爆燃事件。负面新闻更受到媒体青睐,这是媒体运作的一个法则,中国总是不缺乏耸人听闻的悲剧性公共事件的头版消息,世界关于中国的画面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由这些频繁发生的负面事件构成的。而且,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更不是西方媒体关注的唯一话题,西方媒体的镜头对中国的关注也更多的是当下的和截面的而不是历史连续的和全面的。这一次西藏事件中,中国人指责西方媒体对中国充满了偏见,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没有提供数不胜数的负面"猛料",西方媒体想借题发挥也难。

中国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这是每一个有中国生活经验的人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即使没有"藏独"和"疆独"这样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活动威胁(例如三月份发生在西藏昌都地区的乡政府爆炸案和一起被挫败的维族女性乘客在南航客机上引爆的企图),以报复社会为动机的公共场所爆炸和纵火事件也并不罕见。中国社会的高风险还体现在食品安全(例如苏丹红事件)、药品安全(假药泛滥)、公共卫生安全(例如非典危机)、环境安全(例如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引发的松花江水污染)、公共交通安全和生产安全(恶性事故几乎每天都有)等方面。公权力对个人权利的肆意侵犯(如因拆迁导致的大规模侵权事件),乡镇社会权力黑社会化以及股市和银行的金融风险也使得众多中国人生存如履薄冰。高风险的社会必然是个鼓励投机和短视行为的社会,而投机和短视反过来又使得风险进一步提高。因此,上海公车燃烧案虽然与奥运无关,但它却折射出中国社会的风险性质。

这样的事件在奥运的背景下,就更容易被关联放大,影响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其实,如果只是个认知偏差问题,中国倒是应该有耐心给世界以时间,让世界来"更好地"认识中国。在信息开放的世界,偏见和误解最终要让位给沟通和理解。问题是,中国人在迫切希望自己的国家以文明富强的大国形象被世界认知的同时,却自己也无法抹去悬在头上的达利摩斯之剑垂射的不详阴影。

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是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一个重要前提,中国政府也正是用这一理由为它的政治上的一党专制来辩护的。中共坚称为了维持中国带来稳定和安定只能维系它的一党专制,而中国的政治批评者认为一党专制才是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最大威胁。中国社会的高风险性质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制造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同时也制造了强大的政治与社会矛盾的反弹势能和张力,应对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手段除了一党专制所固有的刚性高压手段,没有一个民主社会所具有的化解和理顺政治和社会冲突的制度性渠道。这些制度性渠道便是以人为本的政治权利构建和健全有效的法律制度,再加上以宽容和多元化为特征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道德规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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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西藏谈判出路何在

周六,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抵达中国,周日在深圳结束这个"接触",并已约定进行下一步会谈。周日(5月4日),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日本记者集体采访时说,希望这次接触取得积极成果。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则表示不抱多大希望。德国之声记者在此结合各方面信息分析西藏问题谈判的前景与出路。

"接触磋商"及其之前的情况

星期天,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洛迪嘉日和格桑坚赞(达赖喇嘛
驻欧盟代表)与中国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和副部长斯塔(藏族)在深圳展开"对话"。美国之音说:"西藏流亡政府表示,对这次会谈没有抱太大希望。""有许多人认为,这次不应去大陆,应去西藏。真正去西藏实地考察藏人真正诉求是什么。"周日晚些时候,新华社宣布,双方已经约定举行进一步的会谈。但没有说下一个"正式会谈"在什么时候举行。

据中新网报导,胡锦涛星期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日本媒体集体采访时说,根据达赖喇嘛多次要求,"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今天要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希望这次接触取得积极成果。"胡锦涛还说:"我们真诚希望达赖方面以实际行动表明已经真正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为下一步商谈创造条件。"

其实,中国与达赖喇嘛重开谈判,是中国方面至少20天前已经确定的事情。据德国时代周报日前发表的题为"与恶魔会谈"(Gespraeche mit
dem boesen Geist)的报导(撰写人为近来出了名的该报驻北京记者布鲁默等3人),西藏事件发生后,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3次就此与中国外长杨洁篪通了"详细的电话",第二次通话时德国外长已经知道,中国方面不再把西方对中国与达赖重新谈判的"友好劝告"仅仅看成是污辱,而是也视为了机会。4月16日,在施泰因迈尔与杨洁篪第三次通话的第二天,欧盟轮值主席、斯洛文尼亚领导人杨萨就收到了北京来信,温家宝总理在信中告诉他,北京打算会晤达赖喇嘛的代表。但要求欧盟在巴罗索率领的高级代表团访问北京之前对此保密。

从胡锦涛主席周日的定调看,这次深圳会晤上,中国方面会用很多时间来指责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在这次西藏事件中的作用。而达赖喇嘛的代表也会用不少时间来谈这方面的问题,包括他们提到的缓和事态的方案。

双方的妥协是谈判唯一的成功之路

中国与达赖喇嘛的谈判其实从1979年就开始了。甚至在此之前。有海外中文媒体称,周恩来总理也曾多次秘密前往印度会晤达赖喇嘛。仅从1979年算起,至今已经近30年了。那时的达赖喇嘛还是个风华正茂的中年人。从现在算起,他还有多少个30年呢?可是,谈了30年,为什么一无所成呢?是象有的华文媒体说的,其实双方都不希望谈判成功吗?

从西藏事件发生以来达赖喇嘛的言论看,他确实是希望跟中国方面达成一致,能够返回故园的。他本人一直避免刺激中国,再三表明支持奥运,多次提出希望去北京看奥运会,还两次接受中文媒体的集体采访。而中方现在首次公开地报导与达赖喇嘛的对话,表明中方通过这次事件也认识到了,把事情一直拖延到达赖喇嘛过世后,并不是真正聪明的做法,因为那将意味着一个永远不能真正安定的西藏。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表示"希望这次接触取得积极成果",也是一种罕见的态度。

那么,谈了30年一无进展,今后能有进展和解决前景吗?其实,只要双方的态度都是真诚的,事情绝非不能解决。30年一无进展,说明30年来各说各的,谁都不肯妥协。

妥协的可能性在哪里

时代周报上述文章说:"一种妥协是可以设想的:中国共产党须让出它对西藏自治区的宗教最高权力,其中包括对高级喇嘛的后人的确定,就象中共之前违背达赖喇嘛的意愿做的那样。作为对应,达赖喇嘛须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取消他的西藏民主化计划。"

这段话确实描绘出了西藏问题的一个现实解决前景。北京大学副系主任贾庆国(音)教授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达赖喇嘛可以作为宗教领导人回来,但不能作为政治家回来。"这话似乎表明了中国方面的一条底线。
有这条底线在那里,达赖喇嘛憧憬的香港模式根本无从谈起。香港回归对中国来说是"收入",是一种"前进",是中国想要得到的,为此,中国必须有所"付出";而把西藏"香港化"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支出",是一种"倒退",那是中国所不愿意、也不认为有必要去做的。更何况,"香港模式"西藏化同时意味着西藏上上下下许多中共藏族干部的切身利益,即使中共要改变政制,他们也不会接受。这也是许多海外华文媒体谈到过的。

有了这条底线,所谓"大藏区"更无从谈起了。既然不让达赖喇嘛插手政治,要"大藏区"又有何用?西方许多人士也指出,所谓"大藏区",的确是要求一种历史上在任何中国皇帝治下也没有出现过的事情。有位读者在德国时代周报网站上发表的文章里打了个比方:马来西亚居民里华人占了27%,而藏人在青海只占22.5%(西藏自治区内藏人占92%以上),如果说可以建立包容青海的"大藏区",岂非也可以要求建立包括马来西亚、泰国在内的"大中国"了?

难以妥协的地方在哪里?

所谓妥协,那只有在双方都可接受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如果达赖喇嘛确实认识到了中共的底线,知道那是绝对不可能突破的,而他又确实想回到西藏去,那么这问题不是就可以解决了吗?达赖喇嘛自己不也说过,回到西藏,他就不再管政治了?

可是这里有个很大的难点:达赖喇嘛会一个人回去吗?把他的哥哥们和十几万流亡藏人留在达兰萨拉?而香港有媒体说:中共根本不可能同意这十几万流亡藏人回去的。最近的西藏事件自然更让中共担心这些人里的暴力倾向。

再说了,如果达赖喇嘛真的作出上述一系列妥协,真的放弃政治诉求,只要宗教最高领导权,那么妥协岂非只体现在一方了吗?其实,在中国方面的眼里,让达赖喇嘛回去,甚至把西藏的宗教最高权交给他,就已经是极大的妥协和让步了。

但这显然是不够的。只让达赖喇嘛一个人回去,他也许宁可选择不回去。西藏问题仍然可能永远解决不了。这里就要看中国方面是否能够做出一个较大的妥协和让步。至于怎么让达兰萨拉愿意回去的人回去,是局部还是全部,通过什么方式,那是需要中共考虑决定的事情。中共还可以作出的让步包括: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西藏实现真正的宗教自由(不让藏人在家里挂达赖喇嘛画像的作法实在是很愚蠢的);如果最后的协议是达赖喇嘛和他的人不直接执政,但出于宗教在西藏的特殊地位,出于达赖喇嘛的地位,仍应该高度尊重达赖喇嘛的各方面意见,让他和他的人有真正的政治发言权和参与权;给予达赖喇嘛和他带回去的人出入境自由;在西藏实现新闻自由;以快于中国其它地区的速度在那里展开民主化进程和政治改革。

北京把皮球踢给了西方

时代周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一些专家后写道:"北京要把西方拉到船上来,交给西方一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听上去好象没什么:他们说,欧洲和美国的政府应该'对谈判进程承担共同责任'。换句话说就是:你们应该迫达赖喇嘛放弃他的政治要求。"

听上去有些"不合理",中国的愤青们可能还会愤怒:为什么中国国内的事情要欧洲和美国政府来承担共同责任?但是实际上,北京这个实用主义的弯看来不仅转得快,转得大,而且转得很机智。

这样,要想让达赖喇嘛作出让步,也让达赖喇嘛对他的人能够交待,以至最后谈判真能取得成果(这也是西方可以高兴的事情),西方如果真能对达赖喇嘛施加一些压力显然会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没有中国方面诚心诚意的让步和妥协(如上述的一些领域),事情也还是难以获得突破性进展。

对中国和达赖喇嘛来说,时间都不是很多的,而且是过一天少一天。因为许多事情确实取决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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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历史:一部冲突争斗史

今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60周年。当下,以色列人正忙于准备60周年纪念日的庆典活动,而阿拉伯人则将这一天直截了当地称为"灾难日"。是梦想实现还是噩梦降临?德国之声记者撰写专文,带给您以色列60周年建国史的一个简单回顾:

1948年的5月14日,巴勒斯坦犹太居民(Jischuv)的首领们会聚于特拉维夫的博物馆内,在这里,他们要圆一个犹太难民怀揣了几十年的梦,即建一个犹太国家,正如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
"赫茨尔(Theodor Herzl)所宣扬的那样。而眼下正是良机:因为仅在数小时之后,英国托管政府即将结束对巴勒斯坦的统治,而其最高专员,也将离开这里。于是,大卫
"本 "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就在此向世人宣布以色列建国。

但是,现实让以色列人不得不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刚实现的梦想竟成了他人的噩梦:从此后发生在欧罗巴大陆的迫害杀戮,到潜伏的战争以及公开的生存威胁。在中东,以色列建国及其建国的合法性长时间都无法得到认可。直至今天,以色列的独立战争仍被称为"巴勒斯坦大灾难"。

欢呼之后的枪林弹雨

对建国的欢呼雀跃仅维持了数小时,很快,人们的喜悦之情就随着炸弹榴弹的接踵而至而烟消云散:以色列不得不面临建国后的第一场战争。在此之前刚成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恨不得将这个新生的以色列扼杀在襁褓之中,在他们眼中,这纯粹就是西方人自己种下的恶果:早在1917年,英国人就在《贝福尔宣言》中公开表示,将支持犹太人建立一个"犹太人之家"的复国纲领;1947年,联合国通过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特别是美国,更是为以色列建国提供了积极的援助。

与众愿相违,阿拉伯世界反对以色列建国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建国后的以色列甚至将其领土扩大到联合国分治决议所规定的边界之外。超过75万的巴勒斯坦人,出于对丧命的恐惧或被驱逐,不得不离开故土,踏上了流亡之路。而在60年后,他们自己也成为巴以冲突的焦点。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分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人已有400万之众。

1948年的失败,让阿拉伯世界,或者说整个穆斯林世界都郁郁寡欢,他们无法容忍自己在一个犹太小国面前的失败,并发誓要对其实施报复。对此,西方世界应该承担责任。这个"传奇国度"已经诞生,到今天,它已成为激进组织以及煽动者滋生的温床,
成为这一地区西方反阿拉伯人以及伊斯兰人的前沿阵地--正如以前东征的十字军一样。

战争不断,打成一片

对于这些说法,以色列的反对者总能一再找到证明。在1956年前后,以色列与英法联合,对埃及进行了武装干涉,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英法的企图在于夺回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而以色列则想借机保障与埃及的边界安全。在美苏两超对峙的冷战时期,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与苏联结盟,而这也使得美国-以色列-传统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大联盟更加紧密。

最重要的转折发生在1967年6月爆发的"六日战争":尽管有来自以色列的警告,但埃及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仍下令封锁了以的南部港口埃拉特,而这也为以色列先发制人发动战争提供了口实。虽然,约旦和叙利亚随即也对以宣战,但这对在战争中身处劣势的埃及来说依旧于事无补。仅在短短的六天之内,以军就占领了整个西奈半岛,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以及叙利亚戈兰高地。

至此,以色列已经控制了整个历史上的巴勒斯坦。有的以色列人还抱着这样的希望,即阿曼或开罗的政治家应该会致电以色列,要求用和平来换回被占领地区,但以方期待的电话却一直静寂无声。不仅如此,不久后,阿拉伯国家联盟还在在苏丹首府喀士穆确定了它们的"三不原则":不承认以色列,不与以色列进行谈判,不与以色列缔结和约。

宿仇之上的和平

1973年,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斋月战争"或"赎罪日战争")中,阿拉伯人终于找到了机会,使其在六年前受损的自信心得到了些许抚慰:叙利亚和埃及率先向以色列宣战。但显然,这场战争并无胜者。战争的局势使得当时在任的埃及总统安瓦尔
"萨达特(Anwar el-Sadat)渐渐转向西方,在美国总统卡特的积极斡旋下,他于1979年最终同意与以色列总理贝京签署《戴维营和平协定》。

巴勒斯坦人本可分享这样的和平,但在阿拉伯世界的鼓动下,他们拒绝了。这种拒绝态度一直持续了14年之久,直至
1993年以色列与阿拉法特领导下的巴解组织签署了《奥斯陆和约》。该和约规定,以色列从占领地撤军以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直到此时,巴勒斯坦人才愿意接受46年前由联合国提出的分治决议。

拉宾遇刺

此外,也有来自以色列这方的反抗之声: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jahu)领导下的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将和约的签署视为"对历史家园的出卖"。因为,在他们眼中,巴勒斯坦是所谓的"以色列圣地",即应归属"以色列国"的地区。另外,他们还警告说,对以色列而言,交出占领地将会后患无穷。在这种强烈的反对声中,在奥斯陆签署了和约、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拉宾(Jitzhak
Rabin)不幸遇刺身亡。不久之后,内塔尼亚胡就当选以色列的新任总理,以他为首的以色列对《奥斯陆和约》的实施百般阻挠。

在巴勒斯坦人中,对以色列内政危机的不满情绪愈演愈烈。2000年秋天,巴勒斯坦第二次起义爆发。在这场"阿尔阿克萨起义"中,所有自《奥斯陆和约》签署后在巴勒斯坦地区出现的积极成果几乎消失殆尽:自治区再次变成了被占领区。而在以色列,奉行强硬路线的沙龙(Ariel
Scharon)开始了他的统治,巴勒斯坦人被暴力阻隔在外。

丝毫不妥协

在阿拉法特去世后,人们又开始了和谈的努力,可惜毫无成果可言。不仅如此,和解反对者的影响力却与日俱增。2006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赢得选举,他们拒绝与以和解,并拒绝承认《奥斯陆和约》。特别是在西方,巴勒斯坦人再次陷入了一种被孤立的境地。而以色列也借机找到了托词,不再向巴方做出任何妥协。于是,以色列撤军的加沙地带就一再成为双方公开发生流血冲突的战场。

尽管,在自己任期的最后一年,美国总统布什希望以中东和平的实现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这种美好的愿望于事无补,人们也看不见任何和解的迹象。真真切切的现实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倍感悲哀与心凉:巴勒斯坦人自己为敌,相互斗争。虽然在以色列,为迎接建国60周年纪念日的到来,国会已批准了数百万资金来准备各种庆祝活动,
但有一点不容置疑,即这个庆祝年在以色列已被宣布为"青年之年"。但是也有评论家指出,现今,有三分之一的以色列青年都生活在贫困线之下--难道这是值得庆祝的理由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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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湾大桥终于不堵了

5月1日杭州湾大桥一通车,立刻成为了媒体关心的焦点。这座建设工期超过5年,总投资超过118亿人民币的大桥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公路桥,创造了世界桥梁史的一大奇迹,它的建成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不过让当地人感到尴尬的是,大桥给交通所带来的便利还没有显示出来,到先成为了人们"方便"的场所。德国之声中文网综合报道如下:

杭州湾大桥设计使用年限为100年,北起嘉兴,南达宁波,全长36公里,其中民营资本占了大桥资本金的50%以上。大桥开通之后,发往宁波、慈溪等方向的长途客运班车将全部改走这座世界第一大跨海大桥,上海至宁波的车程缩短至两小时,这为人们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然而便利还没有展现出来,杭州湾大桥就先以"丑闻"而闻名了。大桥是5月1日晚23点58分开通的。尽管杭州湾跨海大桥上不允许随意停车观光,并早在开通前就已广泛宣传,桥面上也有禁停标志,但还是有大批观光车辆拥上大桥,并且违规停车,慢速行驶,导致交通严重阻塞。有不少人下车看风景,还有人拍照留念,一些家长竟抱着小孩爬到了护栏上,部分司机和乘客往桥上丢弃杂物,据相关媒体报道,更有男司机面朝大海"方便"。

"浙江在线"报道说:杭州湾大桥开通仅3天时间,宁波大桥高速交警大队就已经开出了300余张违章罚单。这些违章的车辆,主要来自江浙沪地区,违章地点主要集中在海中观光平台区域和南北航道桥面区域。

为此,"浙江在线"专门做了一个网上调查:你对杭州湾大桥五一开出300余张罚单怎么看?截至德国时间5月5日中午13点46分,有44.54%的被调查者认为:新建的跨海大桥交通管理应该更加人性化一些,念在初犯,特赦三天。这也是得到支持最多的一个选项。

杭州湾大桥官方网站5月2日公布相关数据称:杭州湾跨海大桥从昨晚23:58试运营通车到今天下午四时,通过大小客车49581辆,大桥运营安全顺畅。而在杭州湾大桥的官网的工程简介中提到:据交通流量调查推测,2009年通过大桥的车流量达5.2万辆,2015年达8万辆,2027年达9.6万辆。刚开通16小时,就达到了日车流量的上限,这还没将17点到19点的高峰时段统计在内,因此阻塞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

为保证行车安全,尽快疏导车辆,原定"五一"期间开放的景观灯并未开放,仍将关闭一周,夜晚只开1844盏路灯照亮桥面。截至5月4日,杭州湾每日的车流量已经下降到了4万辆左右,堵车现象已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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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最庞大互联网监控机构

世界许多国家都存在着记者不得自由报道,甚至因自由报道而受到迫害的现象。互联网的发明和普及为持批评意见的记者披露事实真相提供了方便。当然,非民主制度下的统治者会想方设法,对因特网实行监控。中国就拥有最庞大的互联网监控机构。德国之声记者报导如下。

"无法登陆想要进入的网站。"普通网民根本无法发现网络检查员在背后做的手脚。如果想登陆某一在中国被禁止的网站的话,就会出现登陆故障的字样,让人觉得网络技术出了问题,或是自己打错了网址等等。
"网民们往往不知所措,而这正是网络警察的目的所在。"多年来,记者无疆界组织一直在努力搜集有关中国网络检查机构的证据。该组织的发言人卡特琳-埃弗斯说:"中国有数万名网络警察,负责删除和审查网页内容。中国政府不惜斥巨资,大量雇用网络警察。"

为了有效删除因特网上的内容,必须首先打破互联网运作的最基本原理。网络原本是一个公开的,分散的运作体系,也就是说,信息不经过统一分配,而是各电脑间进行交流,每条信息都由自己的来源渠道,途径不同的网络枢纽。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体系是难以实行监控的。

所以中国政府对国内网民与国外网络进行联系的网络枢纽的数量进行限制。中国国内电脑联系国外电脑都须经过这样的联接点。与公司经自己的服务器与互联网建立联系的网络体系相似。如果雇主有意阻止其工作人员在上班时间查阅黄页,只需在其公司的服务器上安全一个青少年保护过滤器即可。

中国政府也采用同样的作法,只是他们除了禁止网民登陆色情网站之外,还对敏感的政治议题进行封锁,对过往电子邮件实行监督检查,"检查并不能确保万无一失,但很多内容都受到检查。如果我想向中国发一封电子邮件,或是在中国国内发一封电子邮件,那么我必须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那就是邮件中的敏感内容会被人看到,或是被删除。"

检查删除系统造成的后果有目共睹:由于在网络枢纽上安装了检查软件致使登陆中国网站比其他国家要慢得多。而使用代理服务器或是匿名程序即可避免上述问题。

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重要的是对相关企业进行直接监控。当搜索引擎"谷歌"进入中国市场时,他们必须接受中国政府机构提出的要求,即删除对中国政府不利的内容。谷歌在中国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确实向中国政府做出了妥协。"

施密特表示,谷歌做出承诺,遵守中国相关法律,除此之外,谷歌别无其他选择。

对中国政府来说,第三个重点是检查私人的信息平台。作法与报纸和电视的检查体系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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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达赖所提的10个问题》

拉萨骚乱、圣火传递、西藏与北京代表谈判等一系列牵动国际视线的大事又将达赖喇嘛推到了世界前台的聚光灯下。长期以来,这位被西方媒体称为"和平天使"、"政治明星"的宗教领袖受到的旗鼓相当的爱戴和攻击、赞美和非议使其承受了生命难以承受的误会。一位名为瑞克?雷(Rick
Ray)的美国电影人在其精神力量的感召之下,决定不计报酬地为好莱坞制片商拍摄一部穿越印度的风光片,以此换取一次采访达赖的机会。

电影拍完了,制片商早将承诺忘到了九霄云外。无可奈何的雷只好另谋出路。听取同他一起横穿印度的司机的建议,雷给达赖写了一封信。"先生,"司机告诉他说,"请不要把信扔进邮筒,要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因为印度的邮政太不靠谱。可是,日理万机的达赖哪里会有上网查信的工夫?事实证明,雷有些多虑了。邮件发出几天之后,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独立电影导演就收到了达赖的正面答复。采访将在达兰萨拉进行,可以提10个问题,时间大约限定在45分钟左右。

背景

现在,雷还有三个月的准备时间。他利用这段空档研究佛学教义,走访藏传寺庙,并收集了一批有关西藏历史的电影胶片。这段精心剪辑的背景资料构成了纪录片《向达赖所提的10个问题》的第一部分,带领观众完成了一次追溯佛教起源的历史之旅。因此,"向达赖提问"的影片内涵远远超过了"所提的10个问题",在形式上有些类似于心灵探索、公路片、名人传记、采访摘录的混合体,并揉进青年达赖的生平传奇,间或可以听到音乐人Peter
Kater谱写的大提琴配乐,同"世界屋脊"的山间云朵一般时隐时现。

访谈

随后,影片进入了导演与达赖的访谈部分,雷的提问包括:为什么穷人要比富人显得快乐?中东还有和平希望吗?我们是不是应该跟中国政府较劲?互联网给人们带来的自由是不是一件好事儿?还会选下一位达赖灵童吗?以及,当汉藏冲突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是否存在着放弃和平路线的可能性?……

据雷本人的表述,达赖先前并未提出预览问题的要求,是一位非常理想的谈话伙伴,"他全心投入到采访中来,仔细聆听你的提问,再尽可能详实地给出答案。"

花絮

采访开始之前,雷的麦克风突然出了点儿故障。"没关系,让我来修理它。"达赖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在长达70分钟的摄制过程中,达赖同工作小组的每一位成员讲话,与摄影师、灯光师握手、拥抱,这些花絮其实也是很有观看价值的影片的一部分,但鉴于制作常规,不得不忍痛裁掉。

此外,美国人拍的电影终需迎合美国人的口味。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当雷问道,如何设想生命的终结?达赖的回答是,宁愿像一只受伤的野兽一样孤独地死去。这句出人意料的苦涩陈词太不符合笑口常开的"智慧之海"给人留下的一贯印象。仿佛受到了惊吓,镜头突然避重就轻地由达赖面部特写遁入西藏高原景象--令人不禁想起一位印度僧侣说过的话:"西方人善于提聪明的问题,但他们真的愿意倾听吗?"

从5月8日开始,《向达赖所提的10个问题》将在德国影院全面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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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3日

评论:一场可以预见的危机

距离八月八日北京奥运会开幕,还剩下整整一百天。国际奥委会原本希望,首次在中国举办的奥运会能够成为一次前所未有的体坛盛会。然而,自从三月中旬西藏发生骚乱并遭到镇压以后,奥运火炬接力所经之处,无不遭遇抗议示威。就连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也坦承,奥运会已经陷入一场危机。德国之声中国问题专家冯海因认为,这原本就是一场可以预见的危机。

西藏骚乱引发的后果正是中国政府所极力避免的,即将体育同政治相挂钩。而出现这种状况也并不足为奇。因为将体育同政治分开,本来就是国际奥委会一个一厢情愿,自欺欺人的想法。而中国政府对这种自欺欺人当然是乐观其成。事实上,早在2001年将奥运会主办权交给北京时,政治色彩就已非常明显。当时的说法是,奥运会将改变中国,将促成该国进一步开放,并加强改革派力量。而中国也正因为作出了诸如改善人权纪录之类的政治性承诺,才最终获取了主办权。现在到了该检验中国是否履行诺言的时候了。

在中国国内,政府可以说一套,做一套,而在国际社会上,是否履行诺言则是会受到监督的。中国宪法对保障人权有明文规定,有关环保的法律也相当的健全,但是,现实却完全是另外一幅光景。持不同政见者要么被投入监狱,要么受到软禁。而敢于指摘时政的记者轻则被开除,重则会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名锒铛入狱。在环境方面,即便是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也承认,中国的环境已陷入灾难境地。而灾难性的环境显然已经对奥运会造成了负面的影响。马拉松世界冠军埃塞俄比亚选手该布雷塞拉西已经宣布,因北京非常糟糕的空气质量,他将不参加奥运会赛事。

中国不仅为奥运会投入了大量资金,同时也把国家的声望当成了筹码。北京期望通过举办历时16天的体育盛会,向世界展示一个现代化的,开放文明的中国。北京奥运会的硬件设施确实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别出心裁的比赛场馆设计,完善齐备的基本设施,就连兴奋剂检测中心也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有鉴于此,北京所面临的挑战,正是奥运会的软件设施。只有具备了相应的软件设施,奥运会才能成为一次轻松愉快,生动活泼的体坛盛会,而不是充满宣传色彩的政治秀。

北京在西藏事件上的种种作为,令人不得不对未来一百天内,中国是否能够或者愿意为奥运会建立相应的软件设施提出质疑。现在北京已经宣布,愿意同达赖代表举行谈判,这无疑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的一步。但是,北京必须清楚一点,那就是,借国际舆论聚焦奥运会的机会发泄不满的,绝不仅仅局限于藏人。而北京奥运会的成败恰恰在于,中国作为日益崛起的世界强国,必须学会以宽容的精神对待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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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媒体是民主社会的前提

来自泰国的资深记者永先生接受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的邀请,参加关于媒体和民主社会的讨论,永先生认为自由媒体是民主的前提。在因特网时代,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得到大量的信息,来了解判断事实真相。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永先生表示对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有信心,逐渐开放媒体,因为永远进行封锁是不可能的。在面对西藏问题上中西方对立,永先生呼吁中国记者开放视野,更具批评性,注意报道的平衡。

德国之声:您做有关"独立媒体和民主"报告的重点是什么?

答:我强调自由媒体在民主社会的重要性。想要民主必须要有自由的媒体作为前提,目前有很多国家没有足够的民主,因为它们没有自由的媒体。我的建议是大家共同致力于寻求自由媒体,自由言论。任何国家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就不可能创建民主社会。媒体不论是广播、报纸和电视和因特网必须有自由。尤其在独裁的国家,前提是如何让民众了解更多国内发生的事情,我的观点是因特网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为很多政府目前还无法控制因特网上的信息传递。博客、网站、论坛都成为重要的表达空间,同时主流媒体也在摸索如何利用因特网和传统媒介一起传播信息,同时进行互动。公民可以通过因特网表达观点,这是这次会议邀请很多媒体界、学者和政界人士一起讨论如何推动自由媒体来达到民主。

德国之声:数字媒体时代独立媒体面对的挑战是什么?

答:最大的挑战是怎样让各国民众可以自由上网,尤其是社会底层的人如何可以连接因特网。这样,他们能够如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得到同样的信息。现在,生活在都市的人已经可以上网。一些不民主的国家不希望民众可以自由上网,但是媒体本身、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应该联合起来共同诉求。

德国之声:但是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中国上网人数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

答:中国政府封锁一些不同政见的网站。但是中国民众会参与到建设自由社会的进程中。永远进行封锁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新生代希望表达自己的意愿,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了,人们就希望拥有政治自由。在中国还需要时间,因为中国很大,现在是个开端,自毛泽东以来现在执政的是第四代,我想,第五代领导人会意识到完全封锁是不可能的,人们还是会通各种渠道获取信息。为什么不让人们知道真相,让人们自己决定什么是对他们最好的呢!

德国之声:数字化时代一方面人们可以自由获取信息,但另一方面却是大量信息充斥因特网,人们怎样才能得到可靠、可信任的信息呢?

答:是的。因特网上即有真实的信息,也有猜测、非真实性的报道。唯一的办法是足够开放,最终真实会"战胜"虚假,因为人们早晚会意识到什么是真相。如果允许竞争,如同报纸媒体、广播曾经经历的过程,一些媒体单方面报道事件,发表单一的评论,但是通过竞争,事实终将大白。人们会更加明智,知道哪里可以得到可信的信息。例如在因特网上,人们在一个网站上看到不同角度对事件的报道,他们会自己审视得出结论,这样的网站会渐渐建立公信度。而相反提供错误、误导信息的网站就会被淘汰。其它的媒体也同样。

德国之声:我们面对一个现象:中国民众对一直被视为"独立自由媒体"的西方媒体在报道西藏危机时提出批评,认为是片面报道,甚至是操纵误导民意。但西方人反之却认为中国民众被"洗脑"。您怎样看这个现象?

答:现在因特网上提供的是各方面关于西藏事件的信息,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可以自己获取信息,进行判断。当然一些网站被中国政府屏蔽了。如果政府开放所有信息,你既可以听到达赖的观点,他一再强调不寻求独立,他不是暴力事件的幕后操纵者,你也可以看到温家宝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称达赖是幕后策划者;你可以看CNN的报道,也可以看到中国人建立的anti-CNN的网站。

德国之声:那人们不是很困惑吗?

答:我不认为人们会被搞得糊涂。最终他们会根据得到的信息进行评判,没人可以说这是最后的真相,现在你信谁?双方都不信,但双方也许都有正确的地方。我想,在开放信息的进程中,会使真相公布于众的。不会有单一的真相,而是多方面的真相。作为公民我们自己决定相信谁。也许一开始我们谁也不信,正如CNN用错误的图片,但是也许第二天它用了正确的图片,而中国政府不能反驳,那么它表现的也许就是真相。我们不能说,CNN永远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中国政府永远都是错的。

经历这样的过程,人们会更加智慧,以一定的价值观来衡量判断。

德国之声:经历这样的过程需要时间。而事实上现在已经发生了中西方的交流断层,彼此指责对方是错误的,我们不是在经历一场危机吗?

答:我不认为这是一场危机。历史上总是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回头看冷战时期就知道了。冷战时我是一个年青的记者,面对冷战双方的立场。那时泰国站在欧美阵营,而我在30岁时到中国发现情况并非如政治宣传那样。从中我学到了一些东西,我变地更加有批评性,对双方。因特网也会面临这样一个过程。更多的信息会被传递,人们也会变的更加理智,而不盲目相信某一方,直到你找到证据,对立方无法反驳。

德国之声:中国的记者从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借鉴?

答:中国记者应该更加开放自己,开放自己的视野。中国记者需要更加地具有批评性。比如现在中国民众反西方情绪很强,爱国本身是好的,只要它没有转变成强烈的民族主义。中国日报已经发表评论,呼吁爱国情绪不要过火,这是危险的,中国政府也知道这一点。中国记者、媒体应该更加注意报道时的平衡,避免以偏概全。CNN一些报道有误,但是不能完全否定CNN。同样,中国政府有错误,但不能认为中国是不好的。中国记者应该注意不要令情绪超越事实,引导中国民众冷静下来,更加理智、客观地看待问题。

Suthichai Yoon
Yoon 先生是泰国" The Nation"多媒体集团的总编,并在多个电视台担任新闻主持人。曾获得亚洲新闻界的奖项,其中包括ASEAN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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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缺少专业人才

德国机械制造业定单丰厚,出口和内销都非常兴旺。不过,专业人才,尤其是工程师匮乏却是该行业面临的问题。其后果不仅是现有的工程师等专业人才负荷过重,也影响到该行业进一步增长。

如果40年前一名女性在技术领域求职,那么,她被邀请去面试的原因只会是老板想看看一个敢问鼎男人行当的女人长的是什么模样。而现在的情况却不同了。不仅是因为社会在男女平等方面取得了进步。还因为优秀的专业人才非常缺乏。德国批发和出口贸易协会主席安东?博尔内这样说道:
我们感到专业人才非常匮乏,比如合格的工程师。在职业培训方面问题也很突出。我们有许多空闲的岗位,申请者却太少。"

确切地说,合格的申请者太少,只有合格的技术人员才是工业界所需要的。这是全球化分工的结果。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米歇尔?许特说:
世界贸易的自由化以及技术的进步促使德国专注于知识密集型产品和服务业。而劳动密度大的产品以及成本高的工作通常都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对德国的就业市场来说,这就带来了相互矛盾的后果。一方面出现了10万个为工程师提供的空闲岗位,另一方面造成了350万人口的失业大军。而失业者中40%没有受过职业培训,无法得到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作。而光是将责任推给德国教育制度未免太简单,这一点企业界也很清楚。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总裁恩德斯也指出企业界同样负有责任。
过去10年里,我们过于忽视了人的因素。也就是说,不仅数量是个问题,质量也是个问题。"

换言之,企业本应更多地重视培养后备人才,加强相关的培训。现在,企业界必须找出替代的办法。空客已开始做出努力。
在我们的行业中,不仅欧洲和北美有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才,其它国家也有,比如印度。空客公司去年在印度建立了一个工程师中心,那里年轻的工程师们成绩斐然。"

但是,即便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可以减少雇员分散各地带来的困难,但是,想解决所有企业的问题,这样的办法并不可行。欧洲经济研究中心主席,德国政府专家委员会成员沃夫冈?弗朗茨因此向政界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最近在某些地区出现某些行业出现的专业人才短缺使我们感到,应当在所有的行业,在女性和男性雇员中都加强再培训。为了动员失业人口,无声的后备军中的专业人才,从国外招募人才,提高德国教育体制的水平,我们也应该在工资结构上做出进一步调整。"

但是,提高教育和培训也不可能一夜之间解决多年来沉积的问题。此外,人口发展趋势也将导致后继人才会愈加短缺。政治家们因此将希望寄托在无声的后备军身上,其中包括那些因为照看孩子而不得不呆在家里的妇女们。事实上,在有工程师文凭的女性中,失业率约为14%,比男性工程师中的这一比例高出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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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德国驻华大使施丹泽博士谈西藏与中国

施丹泽博士是德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他此前曾常年担任德国驻华大使,是德国政界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前不久,施丹泽在波恩接受了德国之声记者冯海因的采访。

问:施丹泽博士,在西方出现一系列亲西藏的示威活动之后,中国的国内气氛出现急剧的变化,一些原本亲西方的人士,因失望而将矛头指向西方,西方媒体更是从总体上遭到口诛笔伐,中国指责他们在西藏问题的报道上有失公允。有人称,西方试图瓦解中国,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发展壮大。您同中国人的接触中,也有这样的感觉吗?

答:我不喜欢您这种先入为主的说法,我不认为,反西方情绪已经成了中国的主流思想。大概十天前,我刚刚去过中国,事前我已经了解到,中国因特网上和报纸上充满了反西方的内容。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丝毫感觉不到群情激愤或者是反西方的情绪。显然,是有一些人在因特网上发表了非常激进的思想。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发现,有些人总是倾向于在因特网上发表激进的言论。因此您不应当根据因特网上的这些激进言论,就作出泛泛的结论。总之,我在中国没有感受到这种反西方情绪。

问: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德国媒体中,大多数有关中国的报道都是负面的。似乎中国应当对所有不好的事情都负责,比如汽油涨价,牛奶涨价,比如,中国抢走了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等等。那么,您认为,中国在德国媒体中形象不佳的原因何在呢?

答:你作为德国媒体的一员,却对德国媒体进行如此激烈的抨击,让我实在感到难以理解。我经常关注德语媒体,这其中主要是报刊,而不包括电子媒体。我认为德语报刊对中国的报道是包容万象的,即有对中国的严厉批评,也有对中国问题的反思。当然,中国的崛起,给德国经济造成了一些冲击,对这些问题应当开展深入的分析。而且,也要分析中国崛起,给德国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比如,没有中国的崛起,我们就不可能有这么廉价的DVD播放机。毋庸置疑,来自中国的竞争给德国就业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无论是从德中关系发展,还是世界经济层面上来看,这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

问:去年秋季,基民盟议会党团代表团曾推出一份针对亚洲国家关系得战略报告书。这份报告书中称,德国的对外关系是以价值观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德国只可能同那些奉行同样的价值观的国家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德国外交部也奉行这样的外交战略吗?

答:当然,我们同那些和有着同样价值观的国家交往起来更容易一些。比如,这也是我们对美国关系的基础。基民盟基社盟提交的这份外交战略报告书是对亚洲各国崛起作出的回应,并不是只针对中国的。亚洲即将成为新的经济乃至政治中心,我们对此必须做好准备,因此,基民盟基社盟提交的这份报告书是非常及时的。

问: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去年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会面,曾引发德中关系的紧张化。今年五月中旬,达赖喇嘛将再度来访,届时,德国政府高级官员会同达赖喇嘛会晤吗?

答:目前,我还不了解相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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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2日

五一家乐福继续没有福

五月一日,中国五个城市的家乐福连锁超市门外举行了数百人规模的抗议活动。中国政府近期以来不断试图缓和民众的爱国主义激愤。

中国官方新华社周四报道,在北京等多个城市的家乐福连锁超市门外发生了数百人的抗议活动,抗议者反对藏独、支持北京奥运。据美联社报道,在北京的抗议活动中,至少有9人在海淀区家乐福门前被逮捕。在长沙、福州和沈阳,数百名抗议者手举中国国旗、高喊口号在家乐福门前抗议。在福州市,大约有400人聚集在广场上,抗议者向人们散发传单和旗帜,当地官员以及约40名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在长沙市,约有200名抗议者劝说人们不要在家乐福购物。一名长沙家乐福店员告诉法新社记者,当天店里的顾客寥寥无几。在著名的旅游城市西安,也有数十名年轻人在家乐福门外手举写有"尽快抵制家乐福"以及"抵制法国"字样的红色条幅。家乐福方面则取消了原定五一当天举行的促销活动。

自从奥运火炬传递在巴黎严重受阻,导致火炬至少两次熄灭,尤其是电视转播了支持西藏抗议者试图从坐在轮椅上的运动员金晶手中抢夺火炬之后,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愤慨和爱国主义情绪,而家乐福则成为抵制的焦点。这家法国连锁超市在中国已经营业了十年,目前每两周即新开一家分店。上个月,中国多个城市举行了要求抵制法国货、抵制家乐福的抗议活动。最近,中国政府开始试图缓和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中央电视台援引商务部官员报道称,家乐福在中国的4万名雇员中99%是中国人,所销售的商品95%是中国制造。上周,商务部发布一份声明称,支持家乐福在中国的商业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接受路透社记者访问时表示,中国人民对法国人民并没有仇恨,他说,中国民众最大的困惑是,为什么会发生巴黎的事情。本周三,中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呼吁民众将爱国主义热情完全投入到奥运会的准备中。《人民日报》当天也发表了题为"我们微笑面对世界"的社论。

北京奥运倒计时进入最后100天,奥运火炬也于周三抵达中国香港。抵达当天即发生小规模的抗议活动,后被警方阻止。为苏丹达尔富尔危机呼吁的美国女演员米亚-法罗也于周四抵达香港,希望表达对中国与苏丹之间紧密关系的抗议。本周五将举行火炬接力活动。

另据报道,尽管中国方面试图施加政治压力,德国联邦议会议长拉莫尔特仍将按计划于5月中旬与到访的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会晤。拉莫尔特表示,希望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近期内举行的谈判会是一个解决西藏问题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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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理缺陷婴儿可能与污染有关

据中国计生委统计,中国每年两千万新生儿中,6%出生时就带有兔唇、六指、神经或心脏残疾等先天性生理缺陷,2001年至2006年期间中国有生理缺陷的婴儿增加了40%。新苏黎世报说,这一现象很可能与环境污染有关:

"虽然统计数字的上升至少有一部分与中国的数据调查和处理得到改善有关,但调查表明,环境污染也是决定性因素。重工业和矿山集中地区,生理缺陷增多。在中国大型煤炭开采地区之一的山西省,山西矿区的生理缺陷人员的数目大大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数。

政府警告说,这一态势将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严重后果。现在仅治疗先天性生理缺陷儿童每年就须花费数千亿元人民币。生理缺陷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国力、富足生活和国际竞争力,丧失劳动力是其中原因之一。中国有13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由于社会快速老龄化,今天出生的人口将来要特别有效地工作,才能供养其父母和祖父母两代人。

新生儿不健康,不仅对社会、尤其对家庭是一个负担。国家为它们提供的支持通常很少,公立医疗体系并非对全体中国人一视同仁,城市人越来越多受益于设备良好、得到补助的医院,而八亿农村人口却往往不能得到足够的医疗待遇。"

(本文摘译自其它德语媒体,目的是让中文读者了解德语媒体如何中国,因此文中观点并不代表和等同于德国之声观点,欢迎读者来信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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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媒体是民主社会的前提

来自泰国的资深记者永先生接受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的邀请,参加关于媒体和民主社会的讨论,永先生认为自由媒体是民主的前提。在因特网时代,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得到大量的信息,来了解判断事实真相。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永先生表示对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有信心,逐渐开放媒体,因为永远进行封锁是不可能的。在面对西藏问题上中西方对立,永先生呼吁中国记者开放视野,更具批评性,注意报道的平衡。

德国之声:您做有关"独立媒体和民主"报告的重点是什么?

答:我强调自由媒体在民主社会的重要性。想要民主必须要有自由的媒体作为前提,目前有很多国家没有足够的民主,因为它们没有自由的媒体。我的建议是大家共同致力于寻求自由媒体,自由言论。任何国家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就不可能创建民主社会。媒体不论是广播、报纸和电视和因特网必须有自由。尤其在独裁的国家,前提是如何让民众了解更多国内发生的事情,我的观点是因特网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为很多政府目前还无法控制因特网上的信息传递。博客、网站、论坛都成为重要的表达空间,同时主流媒体也在摸索如何利用因特网和传统媒介一起传播信息,同时进行互动。公民可以通过因特网表达观点,这是这次会议邀请很多媒体界、学者和政界人士一起讨论如何推动自由媒体来达到民主。

德国之声:数字媒体时代独立媒体面对的挑战是什么?

答:最大的挑战是怎样让各国民众可以自由上网,尤其是社会底层的人如何可以连接因特网。这样,他们能够如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得到同样的信息。现在,生活在都市的人已经可以上网。一些不民主的国家不希望民众可以自由上网,但是媒体本身、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应该联合起来共同诉求。

德国之声:但是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中国上网人数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

答:中国政府封锁一些不同政见的网站。但是中国民众会参与到建设自由社会的进程中。永远进行封锁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新生代希望表达自己的意愿,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了,人们就希望拥有政治自由。在中国还需要时间,因为中国很大,现在是个开端,自毛泽东以来现在执政的是第四代,我想,第五代领导人会意识到完全封锁是不可能的,人们还是会通各种渠道获取信息。为什么不让人们知道真相,让人们自己决定什么是对他们最好的呢!

德国之声:数字化时代一方面人们可以自由获取信息,但另一方面却是大量信息充斥因特网,人们怎样才能得到可靠、可信任的信息呢?

答:是的。因特网上即有真实的信息,也有猜测、非真实性的报道。唯一的办法是足够开放,最终真实会"战胜"虚假,因为人们早晚会意识到什么是真相。如果允许竞争,如同报纸媒体、广播曾经经历的过程,一些媒体单方面报道事件,发表单一的评论,但是通过竞争,事实终将大白。人们会更加明智,知道哪里可以得到可信的信息。例如在因特网上,人们在一个网站上看到不同角度对事件的报道,他们会自己审视得出结论,这样的网站会渐渐建立公信度。而相反提供错误、误导信息的网站就会被淘汰。其它的媒体也同样。

德国之声:我们面对一个现象:中国民众对一直被视为"独立自由媒体"的西方媒体在报道西藏危机时提出批评,认为是片面报道,甚至是操纵误导民意。但西方人反之却认为中国民众被"洗脑"。您怎样看这个现象?

答:现在因特网上提供的是各方面关于西藏事件的信息,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可以自己获取信息,进行判断。当然一些网站被中国政府屏蔽了。如果政府开放所有信息,你既可以听到达赖的观点,他一再强调不寻求独立,他不是暴力事件的幕后操纵者,你也可以看到温家宝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称达赖是幕后策划者;你可以看CNN的报道,也可以看到中国人建立的anti-CNN的网站。

德国之声:那人们不是很困惑吗?

答:我不认为人们会被搞得糊涂。最终他们会根据得到的信息进行评判,没人可以说这是最后的真相,现在你信谁?双方都不信,但双方也许都有正确的地方。我想,在开放信息的进程中,会使真相公布于众的。不会有单一的真相,而是多方面的真相。作为公民我们自己决定相信谁。也许一开始我们谁也不信,正如CNN用错误的图片,但是也许第二天它用了正确的图片,而中国政府不能反驳,那么它表现的也许就是真相。我们不能说,CNN永远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中国政府永远都是错的。

经历这样的过程,人们会更加智慧,以一定的价值观来衡量判断。

德国之声:经历这样的过程需要时间。而事实上现在已经发生了中西方的交流断层,彼此指责对方是错误的,我们不是在经历一场危机吗?

答:我不认为这是一场危机。历史上总是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回头看冷战时期就知道了。冷战时我是一个年青的记者,面对冷战双方的立场。那时泰国站在欧美阵营,而我在30岁时到中国发现情况并非如政治宣传那样。从中我学到了一些东西,我变地更加有批评性,对双方。因特网也会面临这样一个过程。更多的信息会被传递,人们也会变的更加理智,而不盲目相信某一方,直到你找到证据,对立方无法反驳。

德国之声:中国的记者从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借鉴?

答:中国记者应该更加开放自己,开放自己的视野。中国记者需要更加地具有批评性。比如现在中国民众反西方情绪很强,爱国本身是好的,只要它没有转变成强烈的民族主义。中国日报已经发表评论,呼吁爱国情绪不要过火,这是危险的,中国政府也知道这一点。中国记者、媒体应该更加注意报道时的平衡,避免以偏概全。CNN一些报道有误,但是不能完全否定CNN。同样,中国政府有错误,但不能认为中国是不好的。中国记者应该注意不要令情绪超越事实,引导中国民众冷静下来,更加理智、客观地看待问题。

Suthichai Yoon

Yoon 先生是泰国" The Nation"多媒体集团的总编,并在多个电视台担任新闻主持人。曾获得亚洲新闻界的奖项,其中包括ASEAN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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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间的政治关系与经贸的积极发展并不相称

破冰、融冰之后,中日关系开始春暖花开。下周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访问日本。福田康夫希望借此改善日中关系,但日本政界对福田的对华政策却不乏反对意见。尤其是最近的西藏危机,更使日本舆论界产生了强烈的愤慨情绪。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下周二前往日本,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胡锦涛是继江泽民之后10年来首位访问日本的中国国家主席。自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去年9月上任后,中日关系逐渐转暖。福田推行以发展贸易为重点的务实外交政策,希望借此改善双边关系。但专家指出,日本政界对福田的对华政策不乏批评的声音,与此同时,中日两国在战略上的对立地位在短时间内也不会发生改变。

破冰、融冰之后,中日关系开始春暖花开。下周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举行会谈,参加日本天皇举行的欢迎晚宴,与议会、政党以及各界人士接触,并在之后前往大阪和奈良访问。日本媒体还报道了胡锦涛将与福田康夫切磋乒乓球艺、展开新时期的"乒乓外交"。

这一切都开始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去年9月上任之后。福田首相推行以发展贸易为重点的务实对华政策。中日两国间的贸易额如今已经连续第9年保持增长。因此,在福田与胡锦涛的会谈中,经贸领域的话题仍将占据重要地位。除此之外,日本方面还宣布,将加大对中国在节能、提高能效以及环境与气候保护方面的支持,这些也将成为会谈的内容。

福田康夫希望借此改善日中关系,但日本政界对福田的对华政策却不乏反对意见。尤其是最近的西藏危机,更使日本舆论界产生了强烈的愤慨情绪。甚至连福田所在的执政党自民党内部也对他的对华政策提出了质疑。德国外交政策研究会亚太问题专家乌姆巴赫博士分析认为:"日本舆论界也同样进行了以西藏和奥运为主题的辩论。在日本东京,也发生了支持与反对中国政策的抗议活动。而这背后台湾问题一如既往的牵涉在内。这些都对现任日本政府造成影响。所以,从日本内政的角度来看,向中国靠近的过程也并不轻松。"

西藏和奥运这一系列问题因此也将成为双方讨论的议题。另一个中国政府关心的话题是台湾问题。乌姆巴赫博士认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日台关系、日本与美国之间军事同盟的未来走向、以及日美间军事合作的加强,都对台湾问题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中国来说,这也是必须同东京讨论的内容。"

还有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是东海油气田的开采权。中日双方至今已经就此进行了11轮谈判,仍旧未能取得突破。尽管中国政府表示愿意与日方"共同开发",然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有分析认为,中国方面意在拖延时间,因为中国认为,随着时间的推延,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都会继续加强,从而在谈判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乌姆巴赫博士还指出,中日间的政治关系与经贸的积极发展并不相称。而这背后隐藏的重要原因是,中日双方均将对方看作是战略上的对手。这种对立关系不仅是为了争夺在东亚地区的优先地位和政治、经济上的影响力,双方还在争取能源和原材料上成为了竞争者。这种竞争如今一直延伸到了非洲。不久前,日本还宣布将加强在非洲的投入。乌姆巴赫博士说:"这种根本上的对立关系--无论是在东亚地区还是越来越多的扩展到全球范围内--都是在对话中无法被忽略掉的。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日本方面现在更加强调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共同利益。但双方都清楚的知道,这种根本上的对立关系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尤其在中国不断扩充军备、逐年增加军费开支的背景下,中国军费开支的增长率如今大大高于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这使日本感到不安,并日渐将中国看成是军事上的威胁。日本也因此进一步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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